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通用6篇）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篇1

【案情】

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媒人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2012年10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李某给付王某之女1.1万元订婚钱，给付王某家参加订婚仪式的亲戚1000元红包。结婚仪式之前，李某按照风俗到王某家，给付了彩礼2万元，还为王某之女购买了2468元戒指一枚。2013年1月31日李某与王某之女举行了结婚仪式，李某的父母给付王某之女1000元红包。婚礼后二人同居生活，2013年6月，王某之女回娘家居住不返，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李某为追要彩礼诉至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人介绍相识，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订婚、举行婚礼的过程中，李某共计支付彩礼钱3.1万元。考虑到在举行婚礼后，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并非王某之女之初衷，故酌定由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2万元。李某及其家人给付被告王某之女及其亲戚的红包、戒指属于赠与，不予返还。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彩礼2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分歧】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且裁判不一的现象亦相当常见，本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主体、对于未登记结婚但同居的彩礼如何返还存在不同观点。

关于诉讼主体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故适格被告应当是王某之女，而不是王某；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为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基于王某之女和王某系家庭共同成员，王某作为家庭的“户主”，是该家的“代表人”，所以，王某作为被告并无不当；第三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是当然的被告。但是，考虑到王某之女可能另嫁他人，考虑到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应当将王某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对因彩礼发生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婚姻法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审判实践中对此类纠纷处理不一。在本案中表现为不同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彩礼应当全部返还；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李某和王某之女已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故彩礼不予返还；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李某和王某之女生活时间及彩礼数额，酌情返还。

【评析】

未办理结婚登记亦应区别同居与未同居情形决定彩礼的返还

1、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当作宽泛解释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定婚。婚约成立后，订婚的当事人双方互称为未婚夫或未婚妻。现代民法认为婚约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国婚姻法亦不例外，因此，婚约在性质上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只是民事事实行为。在结婚前，男女双方为保证婚姻的缔结，可以事先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双方承诺接受将来的婚姻。婚约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将来必须结婚。由于婚约具有身份上的意义，故它与民法中的财产契约不同，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

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时候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就给付方而言，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其亲属所为的给付，如其父母兄姐等。同样，就收受彩礼方而言，既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现实生活中，彩礼往往是给付女方的娘家了，真正用于结婚置办嫁妆的不多。许多时候彩礼都是男方全家用共同财产给付，甚至是全家共同举债所为，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况，如果将给付人的主体和收受人的主体都作限制性解释的话，则不利于这类纠纷的妥善解决。

就本案而言，给付彩礼时，女方是被告的家庭成员，接受彩礼是被告的家庭行为。被告是家庭的“户主”，是“代表人”，起诉女方的父亲应无不当。一般而言，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告是男方本人，当无疑问。就被告而言，列女方本人或女方的“家长”均可。尤其是女方已经另嫁他人的时候，尽量不要将女方列为被告，不要让女方的生活被打乱，仅仅将女方“家长”列为被告即可。因此，所争议的被告的诉讼主体的三种观点，均无不妥，只不过在个案中尊重原告的意愿即可。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当返还的正确理解

《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

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区别两种情形：

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共同生活，这种情形下彩礼应当全部返还。此属司法解释制定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指出，本项指的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情形。

另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对此，《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明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

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值得注意的是，该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属于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必须参照执行。因此说，就本案而言，已经形成共识，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适用酌定返还原则。

3、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1）结婚前给付彩礼的，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人民法院才能考虑支持给付人的返还请求。如果给付彩礼之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付人反悔，提出要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给付彩礼后，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护。双方登记结婚后，在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的夫妻关系。不过，如果一直没有共同生活的话，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并没有开始，故只要在离婚情况下可以请求返还彩礼。

（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没有特殊规定的话，已经结婚的，彩礼将不用返还。而司法解释中因给付导致给付人一家生活困难的，就属于特殊情形，虽然已经结婚，也应当返还。对于这一点的掌握应该尽量从严。在审判实践中把握生活“绝对困难”的标准，并非是当事人举出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的一纸证明，而是要深入到当事人生活之中，体察民情，用公正之心确信该证明的效力。当事人常年吃低保或救济，可以直接认定属于生活“绝对困难”。

（4）要区别彩礼给付与赠与行为。彩礼可以返还，但若属于一般赠与行为，要求返还赠与物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5）彩礼返还适用诉讼时效问题。彩礼的返还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即两年。此类纠纷时效的起算，有以下几种情形：如果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人应当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对方拒不返还的，诉讼时效开始起算。如果双方已登记结婚，自其解除婚姻关系之日起，给付人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当然，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条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的诉讼时效，也可以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情形。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篇2

1 婚约财产纠纷性质认定

1.1 婚约的概念及法律性质

婚约是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达成的协议, 又称订婚或定婚。但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没有具体规定, 订婚不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 法律既不提倡, 也不保护。目前关于婚约的法律性质, 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 违反婚约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 但不是必经阶段, 不是独立的契约, 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 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起结婚之诉, 也不能约定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但认为, 婚约也是一种契约。根据《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我国《合同法》明确承认了人身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合同。婚约是关于人身关系方面的协议, 所以婚约理应是一种契约, 但人身关系方面的契约不同于一般的契约, 应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 不具有履行人身关系的违约义务。

1.2 婚约财产的法律性质

从我国的习俗看, 婚约中的彩礼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完婚之前, 由男方付给女方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财物, 女方接受彩礼后, 婚事初定。但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性质, 法学界尚无统一的认识。一般有以下几种观点:1.2.1附条件说。婚约期间的财产赠与是以对方将来与自己结婚作为赠与所附的条件。当双方未能成为夫妻时, 应视为所附的条件没有成就, 受赠人应当返还全部财产。1.2.2所有权说。婚约期间的财产流转是一种民事赠与关系, 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与对方, 所有权就发生转移, 即使婚约解除, 受赠人也无需返还受赠财物。1.2.3从契约说。彩礼给付是一种赠与契约, 这种赠与契约是婚姻的从契约。若婚约解除, 则从契约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受赠人应当依不当得利或显失公平规则返还。1.2.4定金说。男方向女方给付的财物, 主要是以正明婚约成立为目的, 因而类似财产契约上的定金, 如果婚约解除一方应予返还。比较倾向于第4种观点, 即定金说。按照传统的习俗婚约中彩礼的给付, 是用以男女双方成为准夫妻关系的证明, 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与异性确定婚约关系, 同时民间的习俗对婚约的解除涉及的彩礼纠纷历来有不成文的规定, 即男方提出解除婚约, 不退还彩礼款;女方提出解除婚约, 双倍返还彩礼款的做法, 民间的做法是把彩礼的给代看做与定金对等。即然婚约是传统习俗由来已久而成, 当我们对婚约的彩礼给付行为的性质产生疑义时, 我们不妨按照习惯解释方法对婚约的彩礼给付行为予以解释。婚约是一种特殊的契约, 民间的这种习俗做法, 可以看成是对婚约这种契约关系的默示条款, 即定金条款。

2 婚约财产纠纷的处理

2.1 婚约财产纠纷诉讼主体的处理

实际生活中, 彩礼款的给付、接受, 不仅是婚约中的男、女双方当事人从事的行为, 而是在双方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一旦解除婚约发生纠纷后, 诉至人民法院时, 诉讼主体有的列男女;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双方父母;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亲, 做法不一。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为将来结婚而举行定婚仪式, 而这种仪式, 一般情况下, 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行为, 而是在男女双方亲友和其他参与人的参与下进行的, 且彩礼款的具体数额, 一般也是在男女双方的直系亲属作出明确同意的表示后达成的, 这种彩礼款的给付是男、女双方两家的行为, 绝对不是其个人的行为, 一旦发生婚约财产纠纷, 应将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列为诉讼主体较切合实际, 又符合法律规定。

2.2 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返还原则、标准

婚约财产纠纷中彩礼返还, 应按照婚约解除时的双方违约程度、财产的实际情况以及民间对这种风俗的看法态度加以确定。

2.2.1 接受彩礼款一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的, 看作是其本身的违约, 应按彩礼款的100%予以返还。

2.2.2 接受彩礼款一方被动提出解除婚约, 是

给付彩礼款的行为过错而提出的解除婚约, 应按彩礼款30%予以返还。

2.2.3 给付彩礼款的一方主动提出解除婚约

的, 应视为其本身的违约行为引起的, 应按彩礼款数额的30%予以返还。

2.2.4 给付彩礼款的一方被动提出解除婚约

的, 看作是接受彩礼款一方的行为过错引起的, 应按彩礼款的100%予以返还。

2.2.5 若定婚时间较长, 一般在二年以上, 双

方符合结婚条件, 而男方拒不提出结婚的, 女方提出解除婚约的视为女方被动提出解除婚约。

2.2.6 若男、女任何一方故意隐瞒实情, 使对

方产生误解, 而订立婚约后, 提出解除婚约的, 视为被动提出解除婚约。

2.2.7 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三年以上含三年

的, 双方符合法律结婚实质要件, 双方均未提出解除婚约的, 但双方无结婚的可难, 若婚约关系继续存在, 势在必行必造成一方年岁过大, 从而失去许多选择良偶的机会, 此种情形下, 任何一方提出来解除婚约, 不视为违反婚约的行为, 由此产生的彩礼款纠纷, 应按公平原则进行处理, 按彩礼款的50%予以返还。

2.2.8 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后, 男、女任何一方

因意外原因 (主要意外事故造成肢体残疾等) 失去了订立婚约时的身体情况造成解除婚约情形出现的, 按照公平原则处理, 彩礼款按照50%予以返还。

3 婚约财产纠纷法律上的完善

3.1 婚约财产纠纷案由的确定问题

我国现行审理婚约财产案件都是以婚约财产纠纷确立案由的, 认为, 这样的案由有失准确和全面。在此类纠纷案件中, 是男、女双方乃至双方的家庭在男女双方订立婚约前后至结婚这一段时间内, 双方及双方家庭之间的彩礼款及其他财产的往来, 比较稳妥的定性应将这类案由定为婚约财产流转纠纷为宜。

3.2 解除婚约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不属于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调整范围, 但因涉及解除婚约后, 一方给对方造成的财产损失及精神损失问题。据《台湾民法典》的规定:无过失的一方当事人得向有过失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其因此而受的损失。其损害赔偿的范围, 一是财产上的宴席费、订婚广告费及为准备结婚而准备的其它费用等;二是非财产上的损失, 包括精神痛苦、名誉损失等。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也作出了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损害赔偿不在返还彩礼款系列之内, 与彩礼款返还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法理依据。若当事人能够证明对方有过错, 确有损失的情况下, 可依侵权行为法, 提出赔偿之诉。

3.3 增补“婚约”的相关规定问题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篇3

[关键词]婚约；财产；诉讼主体

婚约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古老制度，最早渊源于古代社会的包办、买卖婚姻，但随着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源于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的婚约制度逐渐被各国所废止。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婚约问题也未给予具体的规定，只是在《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虽未禁止婚约行为，但却是不提倡。然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也无论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婚约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每年，我国因婚约财产而产生的纠纷更是大量存在，但由于法律的缺失，法院在处理婚约财产案件中就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为困难，也争议最大就是诉讼主体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该问题更是没有统一的认识。目前，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案件的法律依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

为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中的诉讼主体情况，笔者从中国法院网上的“裁判文书”栏输入“婚约财产”一词进行检索发现，全国法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该网上传的裁判文书共有2410件。

一、婚約财产纠纷的性质

就目前而言，产生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主体认识不统一，主要是缺乏法律的规定，导致无法可依。其次，是国内专家学者对该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笔者通过上网检索发现，没有找到一篇著名专家学者发表过此类问题的文章，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发表的简短的论述或案例分析，但都非常简单，论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为此，笔者认为，要搞清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就必须先厘清婚约财产案件的性质。

婚约财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为结婚所作的事先约定，俗称订婚，涉及身份关系；二是财产，就是钱和物，涉及财产关系，那么，婚约财产纠纷的性质是身份纠纷还是财产纠纷？笔者认为，婚约财产纠纷应是财产纠纷。首先，婚约关系不为法律所保护，如婚约男女一方单独就解除婚约关系向法院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婚约关系男女双方可自行解除；其次，当事人的诉请是返还财产，而不是解除或确认婚约；最后，法院也主要是对财产进行裁判，而不对婚约关系进行裁判。因此，婚约财产纠纷就是婚约中的财产纠纷，与买卖中的财产纠纷、合伙中的财产纠纷等无本质的差别，本质上，都是财产怎么处理的问题。既然确定了婚约财产纠纷是财产纠纷而不是身份纠纷，那我们如何来确定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呢？

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原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原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就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而言，套用该条之规定原告就是指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那么哪些人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呢？首先，关于缔约者本人，是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大家都无异议，因为婚约财产就是以他名义进行给付的，自然与该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关于缔约者的父母，是否为本案的原告，大家争议较大。笔者认为，父母也可以是本案的原告。因为在婚约财产案件中，父母往往是婚约财产的实际所有者，也是婚约财产的实际给付者或履行者。很多时候，父母在婚约财产的洽谈及给付过程中，往往比缔约者本人还要更清楚财产给付的过程及数额。因此，无论是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还是从给付财产义务履行人角度，父母都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故父母可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当然，如果该婚约财产是缔约者本人的财产，父母也不是婚约财产的实际义务履行人，那父母就与该婚约财产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也就无权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

三、婚约财产案件的适格被告

被告一般是指被原告诉称侵犯其民事权的人。至于被告是否合适、正确，只有通过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认定才能确认。就婚约财产案件，法院应如何认定的适格被告呢？笔者认为，应以其是否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为衡量标准。首先，缔约者本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大家都无异议，因为缔约者本人是婚约财产的名义接受者，无论其是否实际得到了该财产，其都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名义上其都有返还婚约财产的义务。其次，看缔约者的父母是否有缔约、接收、占有、控制或处分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如果有，父母就可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且无论父母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缔约者，还是缔约者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其父母，父母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可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如果父母没有上述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该财产完全是由缔约者本人进行缔约、接收、占有、控制、和处分的，那父母就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四、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主体的自主选择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婚约财产案件的原、被告，可以是缔约者双方本人，也可以是缔约者双方的父母，总之，原、被告都可以是数人之诉。但如果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只有缔约者1人起诉或原告只起诉另一方缔约者本人1人，法院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首先，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共同原告与共同被告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次，本案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都系各自的直系近亲属，基本上也都在一起同住或常有联系，任一人起诉或被起诉，其它人都应知道。因此，无论原告方是1人还是几人，对任何一方都无影响，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对于被告的选择，如果缔约者本人及其父母都符合适格的被告，首先，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自主的选择权，其次，如果原告只起诉1名被告的，且该被告可能无履行能力或有转移财产行为，法院可以善意提醒原告是否要追加被告，这样更能保证判决以后的顺利执行。

五、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又可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也同意合并审理的诉讼。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而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2.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一个诉讼请求，而普通共同诉讼有数个诉讼请求；3.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而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可见，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更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因此，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时，应按照必要共同诉讼程序来进行审理。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杨怀青与兰秀丽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2011.

[2]湖南省耒阳县人民法院.原告陶文斌与被告贺海霞、贺小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2013.

[3]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原告董雷雷、董新成诉告黄艳、黄金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2009.

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篇4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婚约及其财产的处理 篇5

束。Å但是否因此而产生损害赔偿责任，则不能一概而定，得视具体情况而为，分别处理。婚约既然可以由当事人双方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自行订立，自然也可以根据双方的共同意志协议予以解除。在这种当事人双方合意解除的情况下，一般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但可请求返还聘礼和其他赠与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79条第一款即有此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然，当事人间的约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得借订婚之名索取或诈骗财物。另外，在片意解除的场合，如有正当事由或自己之所以解约纯粹系由对方过错行为所造成的，解约方一般也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在当事人一方没有正当事由而解约或因自己的过错而解约的情况，当事人才往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根据有关国家的法律，这种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上的损害赔偿，有时甚或还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而所谓非财产损害上的赔偿，一般是指清白的女方在婚约期间与男婚约当事人发生同居或性关系，当男方无重大事由而解约，或女方因男方过错构成解约的事由，女方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此处所谓“相当之金额”，其实即指一定的慰抚金。德国、瑞士、墨西哥、秘鲁等国法律均有此规定。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当然，该条之适用是以受害人不存在过错为前提的。应当认为，上述有关国家与地区有立法对于保护女婚约当事人尤其是对于保护无过错的女婚约当事人的利益有着重要意义。而在我国，女婚约当事人一方一般并不享有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此有学者也认为，这种非道德行为系双方过错行为，女方不得依此享有经济上补偿的权利，而只主张通过道德上的教育手段来解决。Ç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上的这种作法与有关学者的主张，不仅让无过错的女方当事人所受的精神上的损害无法得以抚慰，而且更重要的，是放纵了那些恶意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尤其对那些借订婚之名而玩弄女性的少数当事人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鼓励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应大胆吸收与借鉴德国与瑞士等国成功的立法经验。至于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事人间即使因订婚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亦应自负其责、不得要求赔偿È。笔者不敢苟同。

四、因婚约的解除而引起的赠与和返还责任关于赠与物物的返还问题，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均认为，订婚时当事人双方交换的纪念品或互赠的礼物，在婚约解除时得依不当得利原则，请求他方予以返还，德国、瑞士、法国以及墨西哥等国即有此规定。É实际上，基于婚约所为的赠与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11）它不同于一般的单纯以无偿转移产权为目的的赠与行为。在这种赠与中，其赠与行为是为了实现于将来一定时期成立婚姻关系，而一旦婚姻关系确定地不成立，则赠与契约即失其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应恢复到婚约订立前的状态，即，所受领的赠与物因为丧失合法根据而应返还于赠与人。即使是第三人所为的赠与，一旦当事人间的婚姻关系未成立，也应允许其请求返还赠与物。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瑞士、德国的法律解释还是美国的判例，均无歧异。当然，在赠与物的请求返还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即：当事人一方死亡时的赠与物的返还责任、赠与的时间、以及请求权人是否须为无过错等等，以下笔者将依次加以论述。对于第一个问题，各国法律的规定互为歧异根据德国民法典，对赠与物有疑义时，不得请求返还，无疑义时，方可请求返还。而依瑞士民法典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赠与物一律不得请求返还。日本的作法与上述两国又有不同，即，除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推定有返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当然缺乏明文规定，不过，笔者倾向于以返还为原则。，因为，前文已述，基于婚约而为的赠与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赠与的目的在于将来成立婚姻关系，而一旦当事人一方死亡，条件便无法成就，赠与也便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在此情况下，赠与物自应允许另一方请求返还。关于赠的时间，是仅仅借订婚时的赠与，还是也包括婚约期间的一切赠与，甚或还包括订婚前的赠与。之所以得究明赠与的时间，是因为它关系到赠与物请求返还的法律适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各国的法律解释或判例也殊为不一。在瑞士，订婚时以及订婚前与新婚后为期待订婚或结婚所为的赠与均可请求返还。而依德国的法律解释，订婚时与婚约存续中的赠与可以请求返还，而订婚前的赠与则不得请求返还。美国的判例认为，订婚前和订婚时的赠与可请求返还，而订婚后的赠与一般不能请求返还。对此，笔者认为，不管是订婚前还是订婚时与订婚后，只要是基于订婚或结婚的目的而为的赠与，当事人均可请求返还，但对于难以确认的赠与，则以不返还为原则。最后，当事人享有赠与物返还请求权是否须以其无过错为前提条件呢？根据瑞士民法的规定，不以过错作为衡量赠与物应否返还的标准，即当事人无论有无过错，对于已为的赠与均有权请求返还，除非当事人已抛弃请求权或出现因当事人一方死亡而使婚约消灭的情形。但依照德国的法律解释，当事人一方若有过错，对于已给付赠与物便会丧失返还请求权。笔者认为，对于赠与物的返还责任应当与损害赔偿分开考虑，不论当事人有无过错，也不论婚约的解除系由双方合意解除还是由一方片意解除，只要当事人间的婚姻确定的未成立，一方对于所为的赠与均有权请求另一方返还。当然，在一方要求解约的情形，若解约方因自己的过错而给他方造成财产上甚或非财产上损害的，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相互混淆或相互代替。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处理的探究 篇6

摘要：婚约即婚姻预约，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也叫订婚。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未对婚约作出明确规定，使我国的司法解释留下了诸多困难。而且，婚约解除后引发的彩礼纠纷常有发生，如果不正确、合理的处理，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和司法的正义。所以正确处理彩礼纠纷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婚约、彩礼、彩礼纠纷的处理等

一、文献综述：

（一）现代社会彩礼纠纷问题研究概说；

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现在的男女在订婚时所赠财物的价金越来越高；同时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异性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大，又使得退婚和悔婚的事情常有发生，由此带来了因解除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赠与物返还纠纷的增加，据统计，该类案件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婚姻法》未规定婚约制度，现实生活中的婚约对男女双方并无法律约束力；立法缺失导致现实中的婚约纠纷“无法可依”，实践中法官多依民法基本原则或相关司法政策予以裁决。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婚约解除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出现了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的情况。(此处所谓赠与物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条件实施的赠与，在我国边缘山区和农村称作“彩礼”，既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订婚戒指或其他婚前礼物。)我国司法解释中只是对彩礼纠纷处理作出简要规定，难为渐趋增多的婚约纠纷提供正当立法支持，而且司法解释关于彩礼返还的具体规定与我国民法理论严重不符，存在引发其他事端的隐患。为能及时纠偏指正，对婚约制度开展纵向的流变史分析和横向的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应否规范婚约，如何规范婚约寻求可能的历史支撑和域外法借鉴，在当前形势下变得甚为必要和重要。

（二）法学界的相关意见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女双方在婚约期间相互给予的财物，小到为增进相互的感情而赠送的一束鲜花、一件衣物，大到家电、房子，都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极有可能成为引发纠纷的导火索。虽然恋爱关系不是法律调整的范围，“但是，对于因解除婚约（退婚）引发的财物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因是，解除婚约所引起的财物纠纷，其争执的标的是财产关系，属于受理范围。同时，这类纠纷若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往往可能引起逼婚、抢婚、自杀、凶杀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所以，正确、及时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便显得非常的重要。

正如上面所述，男女双方在婚约订立时或订立后，互换信物、支付聘礼都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然而，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往往借婚约索取财物，并把获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的条件。这种行为通常是女方或女方的父母向男方索要财物，男方向女方索要财物的较少。这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而且使纯洁的爱情大打折扣，变得非常庸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让经济因素主宰家庭的命运，而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人因无法只法支付高额的“聘礼”，不惜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只有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的财物纠纷，进而对人们起到一种教育启发的作用，才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婚姻法在规定婚姻自由的同时，立法者为了更明确婚姻自由的操作，也为了保障婚姻自由的实现，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宣言性的禁止性条款，却没有相应的责任性条款。实务中各地的对此认定各不相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完善相应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处理制度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空白的填补，使得婚姻自由原则真正在实践中得到实现，保障每个人的婚姻自由权利。

综上所述，法学界的相关意见可归纳成三点：①协调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化解矛盾，建立和谐的社会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③填补相应的法律空白，完

善社会主义婚姻立法

二、怎么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对彩礼的性质做一个定向分析，因为不同性质的彩礼，婚约解除后，其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作出以下定义：

(一)不当得利的认定。

根据传统的民法理论，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得到利益叫不当得利。民法设立不当得利之债的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建立公平、和谐的社会关系。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大致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方获得财产利益，他方受到财产损失；一方受损与他方受益之间有因果联系；一方获得利益没有合法的依据。就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而言，这是基于给付而发生的不当得利。索取方得到一定的财物，而被索取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而给付财物，因此而遭受相应的财产损失，这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并且索取方获得财物不管是在订立婚约时还是在婚约解除后，都没有合法的根据。所以，婚约解除后，索取方依然占有被索取方的财物应当认定为不当得利。笔者认为，对这种不当得利取得的财物应该全部返还。

（二）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借婚姻索取财物，“指当事人一方以索取一定的财物作为结婚条件的行为”。之所以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是因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实质上是男女双方人财交换的婚配方式，往往将男女双方的婚姻建立在金钱基础上，并非以感情为基础。即使双方以后结婚，也为婚后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一些家庭分裂的隐患在一方索取大量财物时就开始萌动了。它不但违背了给付财物一方的真实意愿，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违反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所禁止的一种违法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在双方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当婚约解除后，借婚姻索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并且应当全部返还。

(三)法律对彩礼纠纷的简要规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1、未办理结婚登记。决定彩礼是否返还，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应返还彩礼；

2、办理结婚登记。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后，其中一方所收受的彩礼，原则上不予返还。因为婚姻一经登记，就视为事实婚姻关系。但作为例外，即（1）男女双方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确实一直未共同生活；（2）当初因给付彩礼造成生活困难的，一旦离婚，彩礼应当予以返还。同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七条对“生活困难”的解释精神，笔者认为，生活困难可认为一方或双方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当要求返还彩礼的一方生活困难的，可要求全部返还彩礼。在双方都生活困难时,就可按实际情况，不返还或适当返还一点。

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令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适当予以返还。

三、结论

纵观上述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认识以及处理方法，笔者对此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我国现在社会的相关法律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既不禁止，也不提倡这种现象，最后导致我国司法困难，影响社会发展、和谐；

（二）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的正确处理是填补相应法律空白，完善社会主义婚姻法，树立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防止道德危害的发生的必要性；

（三）应该对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中的财物作出定向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正确的处理办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