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新探

2024-09-16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新探(精选3篇)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新探 篇1

摘 要:现阶段,我国大量的民间矛盾依然无法通过诉讼调解就实现案结事了。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

关键词:诉讼调解 人民调解 纠纷探索

调解植根于中国的司法实践,并因为它有诸多优势被国际调解界称为“东方经验”。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比例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调解让诉讼更加人性化,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体要求。然而,在我国现阶段,单凭诉讼调解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民间矛盾依然无法通过诉讼调解就实现案结事了,诉讼调解有其不足之处,需要与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相结合,才能实现良性互动。

一、“诉调对接”的含义

所谓“诉调对接”是指: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优势互补互动,最大化的化解矛盾的对接,本质是“以灵活的方式,积极参与社会大调解,促进矛盾纠纷的彻底解决,发挥调解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研究“诉调对接”,不可不将其置于调解的大背景下,调解、诉讼调解、诉讼和解及adr(指解决争议替代方式)都应该称为裁判外纠纷解决方式。它们是一种以解决纠纷为目的,以合意为基础的具有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运作方式民间化等特征的大调解的组成部分。调解是一个综合概念,内涵外延较广,强调广泛性。诉讼调解则侧重于主持调解主体职业性和结果的强制性。诉讼和解侧重于意思的双方高度自治性。而adr则侧重于纠纷解决方式的替代性。

二、从个案角度看“诉调对接”的优点

这是一个实践中真实的婚姻案例,以此展示“诉调对接”应用实践,挖掘其优势。

陈某梅(女)与王某亮(男)离婚案。原告陈某梅以王某亮赌博不负家庭责任而与其发生纠纷,带婚生一子一女回老家居住一月有余并起诉离婚,要求分割房屋,婚生一子一女要求由被告抚养。

这一普通案件在法院是这样运作的:

1.立案(因陈某梅系农村妇女,现带一子一女,无经济来源,靠朋友接济)经申请法院减免诉讼费用,并采取简易程序审理。

3.答辩前调解由独任法官主持。调解中,被告不同意离婚并提出房屋系婚前父母对个人赠予,原告则主张房屋系婚后共同投资购买,因基本权利义务无法确定,调解不成。被告继续答辩。

4.开庭庭审。法庭调查后,对双方房屋问题系被告父母赠予事实基本查清,原告也无异议。法院就是否离婚调解进一步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双方当事人并未反对,法院进行庭上调解。

5.庭审中,由于被告坚持不同意离婚,提出感情尚未破裂,而原告坚决要求离婚,法官在宣讲法律后中止调解。法庭休庭。

6.休庭后,法庭邀请双方所在地居委会就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居委会调解人员积极介入。由于双方未持异议,在调解中了解到原被告离婚的主要原因系家庭生活困难。原告无经济来源,被告也因所在企业改制下岗,加之患有癫痫症,无生活来源,赌博以发泄。

7.继续开庭审理。邀请居委会调解人员到场协助调解。当事人双方提出不公开审理,法庭同意。在不公开调解中,双方均认识到婚姻无法挽回,同意离婚,但对子女抚养无法达成协议。原告还表示,应由被告抚养,如果法院不判,就将孩子扔在法院,被告也表示法院如判决不公,人就不走了。

8.利用调解网络和社会资源。法官认识到如果从法律关系角度讲,双方均同意离婚,法院仅对抚养问题判决很容易审结,但所涉及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于是协调居委会、民政、镇政府,依法为双方的一子一女申请办理了低保补助。

9.双方自愿调解离婚,对子女抚养达成协议,并为法庭送上锦旗。

针对以上案件,笔者着重从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探析其特点。可以看出:

(1)调解着眼于纠纷解决的结果,重视双方当事人的感受而追求实质正义,审判着眼于通过程序进程而追求法律正义,重视证据证明的事实。

本案中,如果不运用社会阅历和调解经验,就无法发现当事人双方离婚的真正原因,或仅依据感情破裂的事实简单分割财产和子女,势必激化矛盾。

(2)调解可以通过积极介入和引导,了解纠纷潜在因素而呈现积极解决的主动性,而审判受不告不理原则的束缚呈现出被动性。

本案中法庭基于双方法律意识较差的情况,主动协调了居委会调解人员、民政部门、镇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审判的每个阶段贯彻了调解。

(3)调解可以遵循常理、风俗、道德等多种社会现范和习惯,更呈现亲和性,而审判受严格依法限制,以法律为最终上司,呈现严肃性。

(4)调解有双方当事人保密利益选择的灵活性,而审判奉行的是直接言词、公开、透明的法律原则,具有公开性。

本案在继续开庭审理中,双方提出不公开调解,法院考虑到虽不涉及隐私,但双方均要求不公开调解,支持了双方请求。

三、“诉调对接”的现状分析

(一)实践中“诉调对接”的主要运行模式

目前,我国南京、深圳、长沙及西安等地的法院已开展了“诉调对接”工作新机制的实践探索,结合各地区具体实际情况,体现了“诉调对接”的效果。考察当前情况,“诉调对接”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运行模式:一是合一调解模式,即将调审分离,法院的诉讼调解与审判程序分开运行,同时建立法院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合一的大调解模式;二是辅助调解模式,即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法院及社会调解结合互动,典型的做法是在法院设置巡回审判庭,深入到纠纷频发地区进行巡回调解,并在调解过程中积极邀请当地社会人员进行辅助调解;三是引入调解,即在法院内部开辟固定的办公场所设置调解室,通过委托、邀请等方式将社会调解力量纳入法院解决纠纷的过程,并最终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确认纠纷的解决;四是指导调解,即法院指定专门的法官对基层调解组织进行业务指导,以及时化解基层纠纷。

(二)“诉调对接”机制的运行成效

“诉调对接”机制作为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最直接的探索与尝试,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一定的司法与社会效果。

第一,“诉调对接”机制紧密地将诉讼程序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程序衔接在一起,充分融合和发挥了诉讼与非诉程序的整合优势,有效化解大量矛盾纠纷,缓解法院的案件压力。在“诉调对接”机制中,调解等非诉程序延伸至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在案件立案后,法院可依据实际情况告知当事人可采用的民间调解渠道,或是直接进行立案调解;在开庭答辩前,法院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在进行证据交换时进行调解;在庭审中,在证据事实基本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诉讼程序与调解深度紧密结合,强化了纠纷解决的力度,有利于诉讼压力的缓解。

第二,“诉调对接”机制重视调解制度内在和谐价值的发挥,同时强调法院的指导培训,并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增强了民间调解机构调解结果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调解制度重视营造双方之间的和谐气氛,调解方法灵活多样,比如因时因地制宜探索了巡回法庭、调解网络等方法,针对离婚案件的冷处理法,对家庭案件的情景交融法,对侵权案件的利弊对比分析法等。

(三)诉调对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但其暴露出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第一,立法缺失,法律依据不足。我国现阶段的“诉调对接”机制正处于由探索向成熟迈进的阶段,实践中各地相继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但显而易见,这些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仅在本地区内发挥指导作用,法律位阶低,效力范围十分有限。

第二,制度保障不健全,缺乏长效机制。“诉调对接”机制的运行离不开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的配合,由于缺乏规范依据,对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的调动大多依靠联席会议、联动机制等,而此类联动机制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使得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的配合缺乏稳定性,法院亦不存在防止职能部门任意退出的保障机制。

四、“诉调对接”的改革路径探索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适应社会多元需求的调解制度,必须符合时代精神并不断改革完善。因此,对于“诉调对接”的改革路径,笔者总的观点是:作为与审判相互补偿,相互协调发挥作用的“诉调对接”机制发展必须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与西方adr的关系,并立足于我国现实基础构建。

(一)把握实现“诉调对接”的目的

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优势,减少和分流矛盾纠纷的诉讼量,增加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量和职能,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衔接互动、相互配合,丰富纠纷解决方法,优化当事人利益,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法院判决非黑即白模式下社会正义不能完全实现的僵局。

(二)完善“诉调对接”的措施建议

第一,加快立法步伐,实现“诉调对接”规范化。就如何实现“诉调对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一问题,出台专门的立法有利于统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整合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诉调对接”机制的规范化构建主要集中在程序设置上,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1.法院履行诉讼告知义务。在立案阶段,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存在调解可能的家庭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立案庭可以通过发出告知书的方式,告知当事人可以到有管辖权的基层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法院暂不立案;同时,对于那些存在信访苗头、在辖区内具有一定影响的案件,通知各调解组织人员配合法院做好人员疏导教育工作,避免激化矛盾发生群体性事件。2.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功能发挥。在案件审判阶段,法院可以要求案件所在辖区内的基层调解组织对案件进行独立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法院记录在案并对该协议进行司法确认或是由当事人申请撤诉;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法院可以要求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与庭外协调工作。

第二,建立长效“诉调对接”保障制度。成立地方“诉调对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的“诉调对接”工作,加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健全“诉调对接”工作的考核评价及激励机制,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诉调对接”工作中的表现纳入绩效考核范畴,对工作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不配合甚至严重影响调解工作开展的人员,追究相应的纪律责任。同时,还应将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所需的经费纳入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专款专项对“诉调对接”工作予以财力上的支持,给基层调解人员提供财政补助,提高基层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新探 篇2

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在现代化金融环境下逐步建立,与此同时,为了增强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也随之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对于解决金融消费类纠纷显现出显著成效。

(一)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

面对日益更新的金融环境,无论是各金融机构还是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收到的关于金融消费方面的投诉都在逐年上升,各类型的纠纷案件不断涌现,越来越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最为发达的城市,加之随着近些年来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不断发展建设,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金融机构数量均急速增长,金融消费增多伴随而来的便是纠纷的日益增长。

基于金融消费纠纷解决的迫切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2014年12月成立了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并依法进行监管,调解中心承担起了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的运行维护工作并针对金融消费类纠纷依法进行调解。据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12363投诉电话共接听各类消费者来电21278个,不仅包括投诉类来电也包括咨询类来电。2015年5月起,调解中心正式开展调解业务,截至2015年12月,共调解金融消费类纠纷31件,成功调解27件,调解成功率达87%。据最新的数据调查,截至2016年4月,调解中心共成功调解130余件金融消费类纠纷,接受法院委托调解案件10余件,同时还办理了多起司法确认(1),帮助解决了大批疑难争议。

(二)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

在实践中,由于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因此也造成了调解协议实施上的困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于2015年6月18日下午,举办了《关于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签约仪式(2)。该签约仪式代表了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为行业树立了典范,此举对于增强调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促进调解协议的实施,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该会议纪要,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的工作方式有以下三种:一是司法确认。调解中心对金融消费纠纷作出的调解协议可在30日内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该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委托调解。经当事人同意,法院可以将金融消费纠纷争议案件在受理案件前或受理案件后委托给调解中心调解。三是协助调解。法院在受理涉及金融消费纠纷的案件后,可邀请调解中心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参与调解或提出专家意见。与此同时,法院还设立各种平台为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同时使其参与到法院诉调对接工作当中。会议纪要同时表明将建立各单位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鼓励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推动金融机构的诚信经营。

在上海高院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签订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之后,金融消费纠纷工作的解决开展顺利,成效显著,为各机构各部门创造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浦东新区法院之后也陆续与调解中心签订了《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落实与上海高院签署的合作纪要。同时浦东新区法院在调解中心还设立了诉调对接中心金融纠纷解决分中心,派法官现场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减轻了当事人程序上的负担。2016年3月10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与调解中心正式开展金融消费纠纷案件的委托调解工作。各法院通过与调解中心建立金融消费纠纷案件诉调机制,不仅仅是增强了调解协议的约束力,也对于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带来了积极影响。

二、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意义

(一)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要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正是严格遵循了该项规定的基本原则,它丰富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要素,不仅仅是停留在传统纠纷化解的诉讼仲裁等渠道上,为当事人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纠纷解决渠道,与此同时,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更是金融消费者选择的非诉纠纷处理渠道的润滑剂,有利于高效便捷地化解金融消费纠纷,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为上海金融法制环境的建设提供了示范性的举措。

(二)有效提升金融消费者满意度

诉讼是一种被大多数当事人所熟知的纠纷解决渠道,但其成本高昂,持续时间久等不足也给当事人带了不少的资源浪费。金融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可以减少诉讼等机制带来的弊端,以相对高效快捷的方式解决纠纷,满足当事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并能最大化的促进商事交易效率,有效提高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效率和效益。通过在诉前、诉中引入调解,并对法院主动委派或委托的调解机构促成的调解协议给予司法确认,可提高诉讼效率。由此可看出,利用调解可以弥补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灵活性不足、处理周期过长的问题,从而提高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效率和效益,有效提升了金融消费者满意度。

(三)有效树立金融机构调解意识

随着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发展,上海各金融机构也逐渐开始主动要求调解中心调解,主动参与调解的意识显著增强。调解优先的意识也将渗透到整个金融行业。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工作机制将逐渐实现从调解中心主动寻找可调解案例向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主动申请调解中心调解的行为模式转变。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建立不仅仅帮助解决了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部门无法处理的投诉,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也帮助规范了双方对调解协议的执行行为,为金融机构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将纠纷提交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将成为更优选择。

(四)分流导诉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能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在化解金融消费纠纷中的监管作用,帮助预防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从而有效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助于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立法机关也在不断改革民事诉讼的程序,以期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程度满足社会对诉讼纠纷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但随着金融消费类案件数量的增加与纠纷种类的日益丰富,诉讼方式也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对于随着金融环境的创新而引发的各类新型消费纠纷,仅靠法院承担已不能满足该类纠纷的需求,对于审判的公开制度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与商业隐私(3)。因此,有效确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将一些案件于受理前或者受理后委托给调解中心调解,可以分流集中于法院的纠纷,缓解目前诉讼制度的压力和局限性。一方面,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压力,缓解滥诉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使得当事人的消费类金融纠纷可以及时得到解决,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

(五)有利于普惠金融的发展

普惠金融是针对广大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人群,尤其是针对那些被忽视的农村地区、贫困人群和微小企业,旨在为这些群体提供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4)。随着普惠金融的逐步发展,群众虽然受益于更多的金融服务,但依旧有很多不发达地区金融消费者仅仅对工商部门、12363的认知度较高,部分消费者发生纠纷后很多都找当地人民银行,但由于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无论是工作制度还是专业人员方面都相对匮乏,随着金融消费的纠纷投诉日易繁复,对于人民银行来说承担了很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大大缓解了人民银行的投诉调查工作压力,有利于普惠金融下受益群众的投诉更快速高效地处理,同时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也是对于维护普惠金融下的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障。

三、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建议

(一)建立良好的投诉渠道

加大投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金融机构投诉管理系统以及人民银行12363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系统的升级与维护。与此同时,对于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调解申请渠道进行优化,并进行传播以便公众熟知。加强法院与调解中心案件的沟通,将可委托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化制度化。对于法院以及各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收到的投诉加以整合利用纳入调解中心调解范围,以便更快更有效地处理投诉事项。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也应加强对金融机构投诉处理工作的督办、考核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在有限的时间内高效率地处理投诉事项(5)。对于考核中金融机构无法处理的投诉案件以及重复多次投诉案件,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应主动告知其调解程序,以期更快捷有效地处理纠纷。

(二)切实强化金融机构主体责任

减少金融消费类纠纷最根本的便是督促金融机构加强机构自身的管理,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减少投诉产生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督促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机制,注重各分支机构投诉处理情况调查与监督,并将其纳入分支机构考核内容。与此同时,应制定相关的行业服务标准并将服务标准公开,督促金融机构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自身的行为并接受社会的监督。结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加大人民银行等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将考核范围与内容进一步细化,及时通报考评结果,对不合格机构加强监管措施,督促金融机构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三)邀请法院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关于建立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会议纪要》指出,法院经当事人同意在受理涉及金融消费纠纷的案件前或受理案件后,可以将争议案件委托给调解中心调解。若已由法院受理,法院也可邀请调解中心推荐的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参与调解,或者提供专家意见。而对于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也建议邀请人民法院参与讨论,听取法官对于案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统一金融消费纠纷类案件的处理尺度。同时,人民法院可指导调解中心明确调解协议基本原则,建立通用的赔偿标准,与人民法院适用标准尽可能统一,积极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结果的司法确认创造条件。

(四)优化司法确认流程

在实践中,司法确认往往需要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现场完成,这个过程耗费了当事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繁杂的程序,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除浦东新区法院在调解中心设立诉调对接中心金融纠纷解决分中心,派法官现场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外,还可以考虑采用线上进行司法确认的机制。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已于近期首创远程视频调解服务,但对于调解成功后的案件,也可以学习该线上处理的方式,法官可运用网络平台完成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这样不仅实现了简单纠纷的快速解决,也提高了诉调对接中司法确认的效率。

(五)明确调解协议的确认标准

调解与诉讼的区别之一就在于诉讼是严格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判决或裁定,而调解则在考虑法理的情况下同时要考虑情理,调解的结果并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去分配相关责任。实际上,法院在对调解协议确认的过程中,不应该完全以调解结果有无法律依据为标准,因为调解协议的正当性来源于不违背法律基础上的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非如判决书一样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6)。既然调解协议效力等同于民事合同,那么法院对调解协议内容的审查应本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主要进行形式审查。除非调解协议存在法定无效的情形或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否则就应当确认其效力。

(六)建立与国际规则对接的诉调对接机制

上海作为我国最开放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应主动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诉调对接工作模式。因此,可以采取在自贸试验区法庭设立上海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工作室,将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加入浦东法院特邀调解组织名册,共同参与自贸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同时选派专业调解员接受浦东新区法院的委派或委托,开展相关非诉调解工作(7)。这样不仅能调解传统的金融消费纠纷,还能够促进自贸区商事纠纷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协同和互补,满足自贸区内金融消费者对救济便利化和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的需求,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更便利的环境。

摘要:文章认为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实证分析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思考。首先从认识论思考,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为诉调对接机制的发展探索了新的实践道路;其次是价值论思考,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建立的诉调对接机制为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意义;最后是方法论思考,主要是针对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完善进行探讨。从实践意义上来看,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诉调对接机制的实施将为金融消费纠纷解决带来标志性的进步。

关键词: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金融消费纠纷诉调对接机制,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

注释

1张淑贤.沪建小额金融消费纠纷快速解决机制[N].浦东时报,2016-5-10。

2舒抒,杨群.上海将争取成立金融法院[N].解放日报,2015-6-19。

3李惠俊.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消费类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决[J].上海金融,2012(10)。

4曾丽琼,段旭峰,杨龙.普惠金融下欠发达地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浅析--以普洱市为例[J].时代金融,2014(12)。

5吕宙,蒋巍,孙昌明,周颖,王志刚,朱园圆.我国保险机构投诉处理规范建设研究[N].中国标准化,2015-10-5。

6顾秀娟.证券纠纷调解中的诉调、仲调、信调对接机制研究报告[N].创新与发展,2014-5-16。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新探 篇3

对于如何发挥各种调解机制,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化解矛盾,提出了几点工作要求:一是要加强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培训,发挥其整合资源的作用,提高调解技能,加强诉调对接。二是要不断拓展调解领域,引导各调解组织参与诉调对接工作。要以司法所为平台,加强调解资源的联动。三是要争取保障,夯实诉调对接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司法所的培训与指导,支持和配合人民法院落实好诉调对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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