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通用5篇）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篇1

医患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 我国的医疗领域正处在医患矛盾频发的时期, 各种医疗纠纷不断, 在医患纠纷解决的过程中, 医患双方缺乏信任, 保持强烈的对抗, 甚至出现暴力事件, 医患关系持续恶化, 严重影响医患和谐关系的建立, 阻碍医患和谐的进程。因此, 在医患纠纷解决中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有必要的[1]。

1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与特征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表现出其特殊的价值,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各国被重视的程度日益提高, 世界各国都纷纷确立了不同模式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当前,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包括[2]: (1) 高度自主。高度自主是指当事人享有自主权, 这也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高度自主权归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当事人所有, 具体表现在民事纠纷解决的整个过程中, 比如当事人可以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任何一种解决程序自由选择,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双方都具有较大的利益平衡空间。 (2) 准法律化。在民事纠纷的处理过程中, 当事人不必非常严格地适应实体法的相关规定,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有比较大的应用空间。站在民事纠纷解决者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看,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内部构造呈水平式。准法律化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特征。 (3) 简易、灵活、快捷。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已经具有许多模式, 但是这些模式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特征, 即简易、灵活、快捷。与诉讼方式相比较,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上效率更高, 这也成为当事人认可非诉讼解决机制, 以及其得到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4) 非对抗性。非对抗式的解决方式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的基本方法。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纠纷的解决都是在一定的自治基础上进行的, 结果的履行性更强。通常情况下, 通过当事人的协商, 能够到达双赢。 (5) 多样性。多样性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属于一种相对放开发展的体系。当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了集协商、协调, 以及仲裁、中立专家等为一体的联合磋商模式, 与小型审理、陪审团等多种模式并存的机制。而且在社会文明不断的发展中,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势必会得到更长远的发展和完善, 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有力的保障。

2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的必要性

2.1 医患双方的纠纷解决方式增多

当前, 我国的医疗纠纷非常多, 偶尔还会出现暴力事件, 造成这样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医患纠纷的解决途径相对狭窄。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中, 涉及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就只有协商、诉讼, 以及调解, 其中协商和诉讼是目前使用最多的解决方式[3]。医患纠纷解决方式的单一性已经成为医患矛盾解决的瓶颈。通过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运用, 来建立包括协商、调解、仲裁等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 能够有效疏通纠纷解决机制, 使医患纠纷得到顺利解决。此外, 民事纠纷是具有司法性质的纠纷,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更能够体现出对民事主体的尊重。

2.2 医患纠纷解决效率提高, 司法资源得到合理优化

在使用诉讼方式解决医患纠纷时, 由于医患纠纷涉及的取证、举证、庭审等环节非常多, 加之医学知识相对深奥, 技术难度大, 须有较长的诉讼时间, 纠纷解决的效率较低, 司法资源相对浪费。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程序上存在着一定的简易性和灵活性, 与诉讼解决方式相比,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效率更高, 更能够做到司法资源的合理优化。

2.3 缓和医患关系, 构建医患和谐

使医患关系得到改善, 实现医患和谐, 是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医患纠纷解决的最终价值。和谐医院的构建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是医院得以发展的重要道路, 是医院核心竞争力得到提高的关键。在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医患纠纷的解决时, 医患双方的当事人是凭借自己的意志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建立了纠纷解决的主观基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的是准法律化, 当事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利益进行处分, 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纠纷的和谐解决提供了可能性。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的纠纷解决结果, 更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总之,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医患纠纷解决中体现的特征, 是时代理念的创新, 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4]。

3 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 我国的医患纠纷越来越多, 各种医患矛盾不断, 医患之间发生了各种冲突, 医患纠纷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加。要想使得这样的医患矛盾得到解决, 就必须要及时更新观念,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非诉讼解决机制。

3.1 加强对协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协商是解决医患双方矛盾的基本形式, 更是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意思自治的直接表现,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众多解决形式的基础。在医患纠纷的解决中, 协商通常能够使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都得到维护, 而且非常使当事人满意, 同时自愿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 在进行医患纠纷的解决时, 首先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在宽松的法律环境中协商解决医患纠纷, 要加强对协商条件、内容等的规范。同时, 还可以采取公正, 或者担保的方式来赋予协商解决的法律效力[5]。

3.2 加强对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从广义上讲, 我国的医患纠纷的调解分为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法院调解两种。当前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患者一方通常会在公正性上有一定的缺失, 因此, 调解机制在进行医院纠纷的解决时, 日益呈现出萎缩的状态。我国现在的法院调解模式虽然看似公正, 但事实上法官在同一个诉讼结构中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这样的调解模式是无法真正体现出中立性的。因此, 我们就大胆地对调解机制进行改革与创新, 但是一定要遵循调解中立性的原则。当然, 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调解机制的成功经验, 建立健全调解机制, 比如专门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等, 在立法上对调解程序、内容等进一步规定。

3.3 建立健全仲裁制度

仲裁程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而且相对比较方便, 同时仲裁的效果还具有法律的效力, 比较方便申请强制执行等优点, 因此, 仲裁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医患纠纷解决方式。而在我国, 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医患纠纷的解决时, 往往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因此, 医患纠纷应该被尽快纳入到仲裁受案的范围之内, 使仲裁机制在医患纠纷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6]。与此同时, 我们还可以建立专门的医患纠纷委员会, 或者在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庭, 要对医患纠纷的仲裁条件、内容, 以及效率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进而使我国的仲裁制度也得到相应的完善, 实现医患关系的和谐。

3.4 加快立法步伐

由于医患纠纷和其他的民事纠纷都有一定的独特价值, 所以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加快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步伐。首先, 进一步赋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合法的地位, 这样有利于当事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法运用;其次, 要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我国的民事纠纷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 取得良好的效果。医患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 因此, 可以讲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纳入到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之中, 促进民事纠纷的有效解决。

4 总结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是民事纠纷, 尤其是医患纠纷得以解决的需要, 更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要想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就必须要对其特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了解其建立健全的必要性, 采取有效的建立健全措施。只有这样, 才能够科学处理医患纠纷问题, 构建医患的和谐关系。

摘要：近些年来, 我国出现的医患纠纷事件越来越多, 其不仅给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且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医患纠纷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 解决医患纠纷的必要性日益突出, 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本文针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 分析在医患纠纷解决中其建立健全的必要性, 提出了具体的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医患纠纷,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邢文锋.浅谈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构建问题[J].活力, 2011, 7 (1) :70.

[2]郭永松, 李秀央.医患纠纷的处理意愿调查与分析[J].中国医院管理, 2010, 30 (5) :10-12.

[3]王安富, 陶然, 方安安, 等.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医患和谐[J].中国医院管理, 2009, 29 (8) :25-26.

[4]张洪彬, 袭燕, 康永军, 等.抓和谐促发展——谈院长如何构建和谐医院[J].中国医院管理, 2007, 27 (3) :15-17.

[5]刘余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ADR) 在医疗纠纷中的应用[J].中国医院, 2002, 6 (8) :20-22.

[6]张海滨.论医疗纠纷的代替性解决机制[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3, 10 (1) :21-23.

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构建研究 篇2

【关键詞】 医患纠纷 仲裁 构建

【中图分类号】R722.1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3-0568-02

近几年来医患纠纷频发，医患冲突已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发展、妨碍和谐社会的实现。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必须尽快找到适应医患纠纷特点的纠纷解决路径。

一现有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及其弊端

目前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主要有：双方协商、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三种。但是这三种解决方法各有弊端。协商的缺点在于医患双方矛盾一旦生成，对于患方来说多是健康乃至生命权的侵害，后果难以承受，很难心平气和的和医方坐到一起协商解决，就是能够协商，双方也由于医疗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不利于追究侵权主体责任。

调解分为行政调解和第三方调解，行政调解的缺点在于中立性不足，启动程序有限制——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只要医疗机构不报告，患方也没有反应，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不予过问和理睬，更别提主动出击予以处置了，即使是医疗机构主动报告了的或者患方反应了的医疗事故争议事件，卫生行政机关也难以作为 。

对于第三方调解，相比行政调解出现得较晚。2010年1月卫生部等三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设立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免费为市民调解医患纠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本辖区内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医患纠纷。受理范围包括患者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就检查、诊疗、护理等过程中发生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及原因、责任、赔偿等问题，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起的纠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医患纠纷不收费。 该通知出台后，各地纷纷探讨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办法。比如，上海市成立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政府出资，调解员由律师、医师和退休的司法人员组成， 其启动程序需要双方一致同意， 受理后在 1 周之内开始调解，1 个月内结案，可以多次调解，如果不能接受调解结果，可以随时终止。但是很快暴露出缺陷。如调解员本身的专业素质难以面对医患纠纷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位、办公场所和经费缺乏制度保障。山西省的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目前面临严重的经费不足问题。 西安市于2013年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与调解相比，当事人更信任诉讼。

而医疗诉讼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需鉴定，法官医学专业知识缺乏，法律法规不完善适用难度大等特点，无法也不可能满足纠纷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

二仲裁制度的优势

仲裁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有着自己明显的优点：

（一）快捷性：审理期限短，案件一般仅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实行一裁终局，不像诉讼两审终审，省时省力，有利于当事人医患纠纷的迅速解决。

（二）经济性：由于仲裁一裁终局，且程序灵活简便，节约了上诉费等其他相应开支，能有效避免累讼、缠讼，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少，费用支出也少。

（三）保密性：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因此当事人的秘密或声誉不会泄露或受到影响。

（四）独立性：仲裁独立进行，和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受任何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仲裁制度以其优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注意，近年来建议用仲裁解决医患纠纷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医患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还面临很多挑战。

三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构建

（一）可行性论证

1、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现行《仲裁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㈠ 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探求《仲裁法》的真意，医患纠纷中有关人身权益的纠纷不适用仲裁制度，但是因为人身权受侵害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则不应被禁止在外。

2、医患纠纷仲裁制度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已成功推行

在日本， 全国都、府、县的医师会下分设医疗事故调查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医事仲裁组织以处理医患纠纷。1997年，美国仲裁协会、美国律师协会以及美国医学会作为发起机构，联合成立了国家医患纠纷解决委员会，通过实施“正当程序协定书”来推进仲裁在解决医患纠纷中的作用。200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限制医疗过失损害赔偿金的法案中承认仲裁解决医疗纠纷的效力，从而使仲裁成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国台湾地区将调解和仲裁作为医患纠纷处理的重要机制，将“调解强制，仲裁任意”确定为医患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

3、医患纠纷仲裁制度在我国部分城市的尝试

真正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尝试者是深圳。2010年1月22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发布了《深圳市医患纠纷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市政府应当依法完善仲裁委员会的医患纠纷仲裁机制。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10年10月13日正式设立“深圳医患纠纷仲裁院”该院为仲裁委员会处理发生在深圳市内的医患纠纷的常设机构，拥有一支社会责任心强、专业素质高、公道正派的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的仲裁院队伍。

4、从群众对仲裁的接受和熟识程度来看医疗仲裁有成长的空间

仲裁法实施二十年，人民群众的仲裁意识日益提高，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仲裁机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225家仲裁委员会共受理104257件，年受案量突破10万件。

综上所述，医患纠纷仲裁有设立的现实需求，有可借鉴的经验，我国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完善医患纠纷仲裁的构建。

（二）关于构建医患纠纷仲裁机制的设想

1、医患纠纷仲裁前置制度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过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再起诉到法院，法院则不予受理。但是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纠纷复杂，需要经过多种途径进行解决，并非靠仲裁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并且仲裁作为一种新的法律解决方式，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建议如劳动争议仲裁前置一样，可将仲裁设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2、医患纠纷仲裁范围

如前所述，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很多，对于纠纷的救济方式除了经济赔偿以外，还有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笔者认为，为保证与法律规定一致，只有以经济赔偿为目的，或者因为医患纠纷产生的财产权益纷争，才可以纳入医患纠纷仲裁范围。

3、医患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

关于医患纠纷仲裁机构的设立，目前主要有以下观点：

（1）直接赋予现有的仲裁委员会对医患纠纷进行仲裁的职能，在其中增设医学专业的仲裁员，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员名册，规定每一个案件都由相应专业的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仲裁庭裁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的个人条件应符合《仲裁法》第十三条对仲裁员资格的规定。

（2）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根据我國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仲裁的特点，可先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立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统一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要由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担任，以提高仲裁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增加医患双方对仲裁的信任度。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的职责是处理本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医患纠纷争议案件；聘任具有高级职称的临床医学专家和对卫生法有较深研究的法律专家担任专职或兼职仲裁员，并对仲裁员进行管理；领导和监督仲裁庭开展工作；总结并组织交流办案经验，向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司法机构提供有关医患纠纷的处理建议。

（3）赋予医疗调解委员会仲裁的资格。该观点建议直接在现有的医疗调解委员会上组建仲裁制度。

笔者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可取。设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成本较高，程序复杂，并且要考虑新机构的业务量问题；赋予医调委仲裁的资格，由司法厅、保监委、卫生厅的专家来免费解决纠纷，仍然存在经费问题，且由保险机构根据每家医院购买的责任险来理赔，相应的保险制度未必跟得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三甲医院院长透露，近年来保险公司少有针对医疗责任事故的新险种推出，越来越少的保险公司愿意做这方面的保险业务。 而赋予医疗调解委员会仲裁的资格，有导致两种纠纷解决方式混淆不清的可能，具体实施中容易造成医患双方当事人的迷惑甚至不信任。

综合比较，让现有的仲裁委员会仲裁医患纠纷，不存在机构新设的问题，人员和经费各方面也都能保障，权威性和专业性自不必说。所以，直接由仲裁委员会来仲裁医患纠纷案件，最为妥当。当然，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独立、专门的医患纠纷仲裁委员会，可作为长久之计考虑。

4、医患纠纷仲裁人员的组成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篇3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 多年来它在解决民间纠纷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运用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在国内尚处于探索阶段[2]。2006年8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全市首批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委”) , 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我们对“医调委”已签署的56例协议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可行性与效益性。

1 资料与方法

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级标准》及其配套文件为参照标准, 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签署的56例纠纷案例定性分类, 同时对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同期结案的25例医疗纠纷诉讼案例进行分组, 比较两者在赔偿金额与结案时间的差异。

人民调解案例的定性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及医院管理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完成。56例调解案例根据纠纷的性质分为非事故组、事故组。25例法院诉讼案例根据纠纷的鉴定结论分为非事故组、事故组。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数据以均值±标准差undefined表示, 进行t检验; 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 果

(1) 所有56例人民调解案例通过回访证实均已完成赔付结案, 无一例反悔。

(2) 30例定性非事故的人民调解案例, 赔偿金额在0.30～3.95万, 均值为1.28±0.93万;14例法院诉讼定性非事故的案例, 赔偿金额在0.25～2.50万, 均值为1.54±0.82万;两组数据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3) 26例定性事故的人民调解案例, 赔偿金额在1.20～28.00万, 均值为12.12±6.66万;11例法院诉讼定性事故的案例, 赔偿金额在1.40～18.00万, 均值为8.37±5.41万;两组数据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4) 非事故组及事故组的组间比较, 人民调解途径的结案时间低于法院判决途径 (P<0.05) 。

组间比较, P<0.05

3 讨 论

3.1 《条例》解决纠纷方式的不足

2002年国务院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患纠纷处理设计了3种模式: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从实际看, 这三种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虽然目前纠纷绝大多数由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但存在较多问题。对医疗机构而言, 医疗服务的缺陷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赔偿, 还可能耗费时间成本, 损害医院或医务人员形象。同时医患双方签署的协议由于法律效力不强, 毁约现象时有发生。《条例》实施已有6年多, 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了许多医疗纠纷, 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仍面临许多问题, 主要集中表现在: (1) 没有法律上主动介入的理由。 (2) 范围仅仅限于医疗事故。 (3) 医疗机构对让卫生行政部门参与处理医疗纠纷存在“心理障碍”, 尤其“医疗机构不良积分条例”实施以来, 为了逃避行政处罚, 许多医疗机构纷纷主动避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诉讼途径, 通过私了解决纠纷。司法途径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最终救济渠道, 由于诉讼解决医患纠纷的成本高、周期长和刚性化, 诉讼中原被告的激烈对抗使得医患关系遭受严重破坏, 影响社会和谐[4]。以上种种弊端都是《条例》三种纠纷解决方式自身难于解决和避免的, 因而为医患纠纷寻求其他解决的方式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3.2 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ADR) 目前在西方医药、法学界已发展成熟并被普遍应用,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ADR[5]。2006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全市首批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 “医调委”下设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 与业已存在的街镇人民调解工作室联动, 负责受理浦东新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的医患纠纷。浦东新区人民调解协会对其进行工作指导和相关业务培训。“医调委”常设人员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组成, 此外还聘请了内、外、妇、儿、病理、医院管理的资深专家组成专家组, 承担医疗纠纷鉴定分析及宣教培训任务。

“医调委”调处结论的定位准确与否, 是该机构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医调委”是从事医疗争议的调查、调解及防范指导等工作的群众组织, 是独立于患方、医方、政府之外的第三方, 同时依法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它既不同于解决医患纠纷的行政途径、法院途径, 也不同于医患双方的自行协商解决, “医调委”因其自身的客观性、专业性、保密性、经济性、亲和性决定了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 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2006年8月成立, 已成功调解近60起在医院层面无法解决的医患纠纷, 赔偿额度从数千到几十万不等, 至今无一例毁约, 已初步显示出其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3.3 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效益性

效益性或称经济性, 是指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获得较大的成果。就医疗纠纷而言, 效益性意味着公正及时地化解医疗纠纷[6]。医疗纠纷发生后, 医患双方若选择正面协商容易矛盾激化, 选择诉讼常常就意味着步入一条漫长的累讼之道 , 不愉快的经历要求被无数次重复, 这一切对利害关系人来说是“劳心费财”之举[7]。

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赔偿标准一直是判断其他途径解决纠纷合理性的重要参考依据。我们发现性质较为接近的医疗纠纷其处理方式虽然不同, 但赔偿金额相差不大, 但人民调解解决纠纷其耗费时间明显低于法院判决。人民调解的合理定位是“医患纠纷快捷处理的协调机构”, 该机构依赖其与医责险理赔中心、医院、患者三方保持的特殊关系以及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 提出纠纷的快速而准确的解决方案, 分析医疗纠纷的症结所在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所在, 提出可供讨论的解决方案, 并为他们之间开展谈判进行协调和疏通, 说服双方当事人做出在接受现实的情况下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因此, 它的结论不仅具有法律效力, 还可以为医患双方带来“经济效益”和“时间效益”, 避免双方投入漫长的诉讼和无休止的争议协商之中, 因而往往能被纠纷双方所接受。

3.4 有待解决的问题

人民调解是一个便捷、高效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 在具体操作中以下问题有待解决: (1) 在医患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中, 人民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 如何从体制及机制上确保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保证; (2) 由于“医调委”调处的医患纠纷未经过医学会等专门机构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卫生行政部门无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机构和事故责任人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 如何避免监管盲区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 人民调解缺乏理赔资金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化解效果和后期发展, 如何实现与保险资金的联动是目前有待迫切解决的课题。

摘要：文章通过对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与效益性分析, 探讨解决医患纠纷的新途径, 以便更好地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人民调解,医患纠纷,可行性,效益性

参考文献

[1]郑力, 金可, 颜雪琴等.111例医疗纠纷的调查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6;22:250~252.

[2]陈美雅.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比较[J].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6;3:181~190.

[3]吴宇彤.医患关系与社会和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06;22:823~825.

[4]王淑军.3年来“医闹”愈演愈烈[N].人民日报, 2007-01-10 (11) .

[5]Harold TK.Minimizing medical litigation, part 2, J Med Pract Manage.2006 Mar-Apr;21 (5) :257~61.

[6]高新强, 张鹭鹭, 王亚军.医疗纠纷研究回顾[J], 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2006;13 (2) :146.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 篇4

关键词:纠纷解决;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效能

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历史时期,既是经济的起飞期、发展的黄金期,同也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凸显期[1] (P.7)。2003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达1090美元,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完善我国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政府纠纷解决效能,对于化解纠纷,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提高政府纠纷解决效能的现实需要和重大意义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换一个角度可以看成是一部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化史。在国家、法律等还未出现的原始社会,也存在着其他社会资源调整成员之间的关系。那时“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有当事人的全体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2](P.92-93)国家和法律产生后,从极具东方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到方兴未艾的西方式的ADR,再到现代社会出现的行政复议等制度,各种各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无一不是人们基于社会发展、解决纠纷的需要,通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才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生产力高度发达、经济高度繁荣、法治高度昌盛,成员关系和睦。然而,这一切必须有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保障。人类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忽视社会矛盾、纠纷,轻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是社会向前发展的“绊脚石”;正视纠纷,重视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反而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举足轻重。

(二)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应当满足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纠纷解决需求

不同的纠纷对应的纠纷解决需求也不尽相同。有些纠纷数额较大、涉及的人数众多、范围较广,甚至还涉及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社会影响重大,例如重大环境类纠纷;也有些纠纷或是争议的标的很小,或是要求解决的时间要短,或是由于纠纷时发生在亲友、邻里间,要求解决过程的对抗性不能太强。

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理所当然应当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救济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满足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纠纷解决需求。在面对不同的纠纷时,我們决不能“抓大放小”,只注重大案,而忽视甚至失无视“小”纠纷。如果机械地运用一种解决方式,不及时、妥善地化解,引发这些纠纷的矛盾则很有可能不断地积累和扩大,进而转化成更恶劣的纠纷。

二、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现实困境

纠纷的解决,通常可以分为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诉讼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最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严格、终局性强的特点,但是同时也存在着成本较高、时间较长的弱点,并且受到司法资源投入的限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费用低廉、程序简单、社会供给丰富,能够最快最便捷地处理纠纷,防止纠纷的扩大与恶化,但终局性和拘束力较诉讼要弱。从实践来看,诉讼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面临一定的现实困难。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宪法司法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不断拓展。在传统的法律关系领域出现了新型的诉讼。例如在人身关系领域,出现了有关女性贞操权与男性生育权的纠纷;在传统法律关系领域之外,许多“新型”的诉讼也开始涌入法院。例如以“齐玉苓案”为代表的,关于受教育权等由宪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诉讼[3]、体育类诉讼,以及有关电子邮件、网络游戏装备、QQ号码及资源等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类的诉讼。目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享有的司法资源比较有限。此外,我国社会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迷信诉讼万能的错误思潮。许多案件的出现,都表明部分社会成员的诉讼观念已由“厌讼”向“崇拜诉讼”发生了转变[4 ](P.29)。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致使诉讼的纠纷解决压力大大增加,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诉讼爆炸”的现象,导致法院不堪重负,甚至要借法官审案。

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社会资源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纠纷解决的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发挥,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些甚至还有所弱化。以仲裁和人民调解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已经施行已经十余年了。但作为世界民商事纠纷最通用的解决机制,在我国其受案数量远远落后于法院的民商事诉讼数量,其制度优势和纠纷解决的能力还没有完全转展现;人民调解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前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逐渐弱化,不但与法院收案数量的相对比率越来越小,收案的数量的绝对值也大为减少。

总体来说,在我国纠纷解决的大格局中,法院压力过重,仲裁、人民调解等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由于受到社会法律文化以及自身特点的限制,潜力尚待挖掘。在这种情势下,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扮演重要角色。

三、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专家优势”。由于长年的行政管理经验,行政机关对于其主管行业、领域内产生的纠纷所争议事实的认定、损害结果的评估,具有法院以及民间纠纷解决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于环境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法院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往往需要向行政机关需求帮助,因此建立专门性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愈发显得重要。例如,由于环境污染引起的诉讼,往往由于举证困难而旷日持久。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结果,法院由于自身专业素养的制约,需要借助民间或者行政机关来确定。但是如果交由行政管理机关来裁决,反而更有效率。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可以预见,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环境类纠纷、环境类诉讼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同时,我国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一些行业的改革尚未完成、管理体系还需继续完善等现实情况,都决定了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还将大量涌现。这些矛盾通常涉及的范围比较大、造成的影响比较深,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就更为重大。

第二,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比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要高,资源要比诉讼更为丰富,覆盖面更广。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比起民间机构,显然更新任行政机关。一方面与我国民间的纠纷解决机构总体还不够完善,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国独特的法律文化的影响。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厌讼”的社会,社会成员一旦出现了纠纷,往往习惯于求助于有威信的个人或者单位进行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经验传入我国,我国建立起了一系列与国外接轨的法律制度,包括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譬如仲裁制度。但是其发展的缓慢恰恰表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推进以仲裁委代表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使之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四、发展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注意的问题

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具有许多特点和独特的优势,但同时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的来说,它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要强,法治化治理的水平要高。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应当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行政单位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否牢固,决定了行政单位在具体作为行政行为,特别是行事行政权力解决民间纠纷的时候,能否严格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来处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一项制度是否能够执行有力,并不完全决定于对违规行为的追究有多么严厉,内心理念的影响反而更为重大。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其实也是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如果其适用的过程不能严格的遵守法律的规定,肆意地的行为,那么将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其权威性将大打折扣,甚至还会伤及政府的公信力,反而得不偿失。因此,在强调对责任追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培养行政机关牢固树立的法治理念。

第二,完善纠纷的行政处理的程序制度。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保证行政处理公正、客观、公平、合理、合法的前提,也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需要,更是维护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权威性与生命力的必然要求。在法制健全的发达过家,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行政程序法来对行政程序进行规范。我国目前尚未统一明确的行政程序法,不同的行政机关基于其行政管理工作不同的特点,或依一般的行政程序进行活动,或自行创立一套自用的处理程序,或借鉴司法程序,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直接影响了纠纷的处理效果。因此,探索建立较为完备的行政性纠纷解决程序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完善与诉讼的衔接制度。完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完善与诉讼的衔接。从仲裁和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到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难点。问题的关键在于纠纷解决的结果容易由于处理结果对某一方当事人不利,该方当事人以处理结果违反法律、显失公平为由,再次到法院提起诉讼,导致行政处理的成果付之东流。这还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创新制度来予以弥补。

纠纷解决,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完善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开拓纠纷解决的新资源,提高政府纠纷解决行政效能,有效发挥行政机关的基础作用是构筑现代意义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对于維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李培林.高度重视人均GDP1000～3000美元关键阶段的稳定发展[J].学习与探索,2005, (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张哲,张亦嵘.权利未受侵害不能进行违宪审查[N].光明日报,2006-1-18(8).

[4]例如四川省广汉市陶姓女子因交通肇事导致上唇裂伤,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讨要“接吻权”;北京市宣武区一起案件中,弟弟起诉哥哥,因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参见孙展.本土资源的重建[J].中国新闻周刊,2007,(14).

船舶合同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研究 篇5

关键词：船舶建造合同；仲裁规则；伦敦仲裁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175—03

引言

2008年1月1日，富阳市天旺煤炭有限公司与宁波宇顺船舶有限公司签订《20 000吨散货船建造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各一份，约定由宇顺公司为天旺公司建造一艘20 000吨级散货船，总造价1.3亿元，双方就工程施工和建造依据、船舶主要技术规范、建造周期、付款方式、双方责任、鉴定与验收、监造、质量保证、合同变更及修改等进行了详细约定 [1]。后天旺公司发现宇顺公司根本没有建造该船舶的资格和能力，而是将船舶建造工作交予其他单位，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天旺公司于2008年6月19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宇顺公司于同年7月4日提起反诉，法院合并审理，于2008年11月21日作出判决，天旺公司、宇顺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于2009年1月7日受理，2月24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78 300元，财产保全费5 000元，合计183 300元，由天旺公司负担84 905元，宇顺公司负担98 395元；反诉案件受理费49 900元，由天旺公司负担11 515元，宇顺公司负担38 3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8 200元，由天旺公司和宇顺公司各负担114 100元。

这是一起典型的用诉讼方式解决船舶合同纠纷的案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即时审理本案的法官都是精通船舶法律的专业法官，本案从一审受理到二审审结经历了8个多月的时间，并且在两次诉讼中当事人双方都花费了巨额的诉讼费用，而且船舶建造合同技术性非常强，法官多数不具备这种技术性知识，这就显示了诉讼的三大缺陷：解决争议时间长，诉讼费用高，法官技术知识水平低。

比之诉讼，仲裁自愿协议的原则，或裁或审与一裁终局的制度，专家办案的特色，为仲裁提高效率，满足企业解脱被困的资本、资源的意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大多数船舶建造企业及船东在发生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时都倾向于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船舶建造合同是一类专业合同，具有专门性、技术性的特点，而法院的法官大多不精通专业知识，相反，仲裁员来源于各行各业的精英，所以仲裁裁决更具有说服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船舶建造合同的仲裁解决机制进行研究。

一、关于船舶建造合同

船舶建造合同，是指船舶建造人按照约定的条件建造船舶，订造人按照约定的价格支付价款的协议。其中建造人又称为承揽人，通常指的是船舶建造厂家；订造人又叫购买人，是指船公司或船东。

船舶建造合同纠纷通常由违约引起，主要的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有：（1）船东拖欠造船款纠纷；（2）船东弃船或要求解除合同纠纷；（3）造船质量纠纷；（4）缔约地位不平等导致的纠纷。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纠纷的产生是由于船舶建造合同本身存在许多漏洞，这使得船厂与船东之间遇到分歧和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从而引致纠纷的发生。

由于环境、经济、文化上的差异，目前国际上没有统一的船舶建造合同范本，但在实践中，随着造船业的发展，形成了几种典型的船舶建造合同文本：（1）西欧船东协会船舶建造合同（AWES FORM），Association of West European Shipbuilders Form）；（2）美国商业部海事署海事基金会船舶建造合同（MARAD FORM），The Maritime Subsidy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aritime Administration Form）；（3）日本造船协会船舶建造合同（SAJ FORM），Shipbuilders Association of Japan Form) ；（4）波罗的海国际海事公会(BIMCO) 标准新造船合同，Bal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uncil。中国造船业起步较晚，没有制定正式的船舶建造合同范本，目前，中国普遍使用的造船合同是由日本船东协会制订的SAJ标准造船合同。

自 2007 年10 月波罗的海国际海事公会(BIMCO)推出标准新造船合同后，无论是具有丰富合同谈判经验、雄厚建造实力的骨干船企，还是中小船企都感到忧心忡忡。他们表示，由于中国通用造船合同中没有环保、涂层新标准等方面的相应条款，即使BIMCO 标准新造船合同的条款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他们与船东理论时也将缺乏依据，难免处于劣势。

2009年11 月初，中国海商法协会（CMLA）标准造船合同起草小组在上海举行了推介会，非正式向业界推出了《中国标准造船合同》（推荐版）。新的标准合同不仅充分采纳并继承了中国通用造船合同和大部分国际标准造船合同的优点，也充分考虑了国际船舶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和国际海事界陆续推出的新规范、新政策的现状，并以开放的心态在内容中增加了合同价格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简易版本等条款或附件，充分保护船厂和船东的正当权利及合法利益，公正且易于被当事双方接受。

想要很好地利用仲裁的方式解决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就需要我们进行必要的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标准造船合同的争议条款可谓维护当事双方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保障，船东对造船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十分重视，并且选择仲裁方式解决造船纠纷已经成为造船业的国际惯例，伦敦仲裁更成为了外国船东的首选。其中，BIMCO 标准新造船合同甚至将伦敦默认为其条款下纠纷的解决地。不过，伦敦仲裁费用高昂，且存在语言障碍及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中国船企往往无法在涉外仲裁活动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即使在完全拥有谈判实力的情况下，船企也容易放弃将仲裁留在国内的权利，甚至与船东达成无效的仲裁地约定。有鉴于此，在标准造船合同中明确订立于国内进行仲裁的条款就显然十分必要。2006 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份司法解释，提出仅有“上海仲裁”约定为无效的仲裁条款。因此，如果船企要选择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就必须在造船合同中明确“本合同项下产生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字样[2]。有鉴于此，《中国标准造船合同》（推荐版）明确地将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默认为其条款下纠纷的解决地，当事双方另有约定除外。

二、船舶建造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选择

海事诉讼与仲裁均是通过第三方解决纠纷的方式，都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由第三方居间独立作出，否则处理结果都不会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诉讼和仲裁都是解决争议和纠纷的方法, 由于其活动方式不同, 虽然裁决和判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但又是有很大区别的。比之诉讼，仲裁具有一裁终局、当事人选在仲裁员，秘密审理，审理时间短的优势[3]。

无论是船东还是船厂，在面对船舶纠纷时都愿意选择仲裁的方式来解决纠纷，主要是由于仲裁的公正和效率。仲裁的公正价值在于，促使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到纠纷前时状态。仲裁首先给竞争企业提供一个有序的环境，以保证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回复到有序状态。企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评价主要还是从结果上来进行。仲裁公正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法律赋予企业的理应所得，一方面体现了仲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一般情况下，企业所选择的纠纷解决程序应当是经济的、高效率的，即选择最为简便和快捷的程序。因此企业要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费用，降低损耗。仲裁自愿协议的原则，或裁或审与一裁终局的制度，专家办案的特色，为仲裁提高效率，满足企业解脱被困的资本、资源的意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企业既可以自愿协议也可以选择简易仲裁程序，迅速及时地解决某些纠纷；专家办案也从专业方面尽快地理顺关系，依法合理快速解决纷争；或审或裁、一裁终局缩短了纠纷解决周期，克服一再诉讼、久拖不决的困境，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及社会资源的耗费。

三、伦敦国际仲裁院及其规则

大多数船东选择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并且选择倾向于保护船东利益的伦敦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伦敦仲裁协会成立于1892年，1902年4月2日改名为伦敦仲裁院，1981年改名为伦敦国际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院（简称LCIA）是历史最悠久以及最著名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在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从形式上来看，LCIA规则比其他国际仲裁机构的规则更详尽，也最具综合性，旨在使仲裁庭按步骤完成仲裁的各个程序阶段，从开始的仲裁申请到最终的裁决，因此为当事人和仲裁庭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指引。从实質内容来看，LCIA规则具有以下特征：（1）程序上的灵活性和快捷性；（2）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权；（3）仲裁庭拥有广泛的权力；（4）仲裁费用计算不考虑争议金额的数量，而是采用了更为准确的“用时法”[4]。具体到船舶合同来说，多数船东以及船厂选择伦敦国际仲裁院来解决纠纷主要是看中他的前三个特点，其中尤以第一个特点更为重要。

1.灵活性。一是表现在程序的进行。LCIA规则支持当事人针对仲裁程序的进行达成一致，只要其不违反仲裁庭的一般义务，这也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充分尊重。二是表现在证据及证人的规则。仲裁庭有权决定有关材料是否可接受、是否具有关联性或重要性，是否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等；任何人都可以在庭审中作为证人参加，而不管其是否为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存在某种关系，即使是当事人本人也可作为证人。

2.快捷性。一是表现在委任独任仲裁员的偏向。在当事人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主张由一名仲裁员独任仲裁，同时没有完全排斥三名仲裁员组庭的可能，如果考虑到案件复杂程度、涉案金额等情况认为三名仲裁员较为适合的，也可能决定采用。独任仲裁庭的仲裁程序更为快捷，因为独任仲裁员不需要在争议事项达成一致或多数决定上，花时间与其他仲裁员磋商。二是LCIA规则规定了特有的加速组庭程序，其他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很少有这样的规定[5]。委任仲裁庭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被申请人或者申请人认为能从拖延中获得好处时，他们可能故意拖延。考虑到这些因素，LCIA规则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缩短委任仲裁员的时限，这时，仲裁院有权自行决定时限。但是，对决定哪些情形属特别紧急时所考虑的因素，或者可将所适用的时限缩减多少天，仲裁院没有提供指引，仲裁员需要自由考量。三是LCIA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抵消当事人拖延程序的诡计的手段，使得程序能够快捷和顺利地进行。

四、中国仲裁的相关问题

1.中国船厂涉外仲裁中的误区。（1）过于注重适用法律，忽视合同本身。很多当事人认为实体法律关系到裁决的胜负，因此非常关注实体法律是什么样的，合同属于民事法律，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无论按照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合同条款就是双方的法律，合同没有约定时，仲裁员可以依照法律确定的原则推断双方订立合同的意思，以及法律赋予合同在没有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含有的默示意思或条款。（2）注重仲裁程序，忽视仲裁条款。有些当事人过于关注仲裁程序是什么样的，其实仲裁程序可以按照双方的意思写入合同的，并且具有法律效力，LCIA规则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与其对仲裁程序过分焦虑，不如将双方达成协议的程序写入仲裁条款。目前的国际仲裁法已经非常自由，英国和香港都根据联合国的示范法修改了自己的仲裁法。（3）过于信赖出庭律师，忽视仲裁员。在三人仲裁中，一名仲裁员是自己指定的，选用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又具有业界声望的仲裁员作为自己的仲裁员比选择出庭律师更为重要。另外，如果在英国或者香港仲裁，外国律师也可以出庭，并非只有英国出庭律师才可以担当。另外，仲裁主要不是争论法律问题，而是证据的确认问题，对于仲裁裁决的法律焦点在英国是可以上诉的，那时再聘用英国出庭律师也不晚。（4）过分重视英国法的特殊性。有些当事人由于对英国法不熟悉或者单方面认为英国法必定偏袒本国当事人，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英国法并没有超出一般的商业惯例或交易习惯，它和任何国家的法律一样，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一样的，过分焦虑英国法的特殊性源自对法律的不信任，对自己的不信任。

2.掌握海事仲裁主动权。中国已是世界公认的造船大国和船舶出口大国，但是涉外造船合同执行中一旦发生纠纷，中国企业在涉外海事仲裁中的败诉率竟始终没有低于95%。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缺乏国家级标准造船合同，中国造船企业在与国外船东签订造船合同时，往往采用不利于自己的国外标准合同，并在拟定海事仲裁条款时，听任国外船东选择在对方国家或伦敦等地仲裁。因此合同本身就不公平，不利于中国船舶企业，一旦发生纠纷，中方企业屡屡败诉也就不奇怪了。《中国标准造船合同（推荐版）》的推行改善了这种状况，确保了双方的公平地位，并且默认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作为纠纷的仲裁地。其次，中国的仲裁机构发展很不完善，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就成立于1959年，并于2003年1月将其工作重心移至上海并成立上海分会 [6]。中国早已加入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因此世界上加入《公约》的145个国家承认并执行中国海仲的裁决。不过，加入《公约》不等于掌握了海事仲裁的主动权，中国的海事仲裁起步较晚，在国际上还不具有威信，在涉外船舶建造合同中，很难将争议交由上海海事仲裁院解决。

因此，要掌握海事主动权就必须建设中国的海事仲裁机构，为此，主管航运的国家机关、行业协会、航运公司及律师应当对海事仲裁给予高度关注。同时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老牌仲裁机构的经验，及时修改中国的仲裁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们应当制定出专门的船舶合同纠纷仲裁规则。目前中国的海事仲裁机构只在北京和上海，这显然与中国作为造船业大国的地位很不符，所以我们下一步还要在船舶企业比较密集的地区设立仲裁机构。

总结

由仲裁方式解决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中国在涉外仲裁方面还存在许多误区，这就要求我们对相关的仲裁协会和仲裁规则进行必要的了解，尤其是要关注作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伦敦仲裁。同时，亟需建立中国船舶合同纠纷仲裁解决机制，及时修改与仲裁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有必要，还可以引进“临时仲裁”制度。另外，关于船舶建造合同的标准方面，随着新形势的发展，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因而要求我们在船舶建造合同标准方面也要做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http://china.findlaw.cn/hetongfa/hetongjiufen/11400_3.html.

[2]胡毓.标准合同三大特性助中国造船业远航[J].中国船舶报,2009,(8).

[3]马文良.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J].航天工业管理.1996,(7):8.

[4]曹慧星.浅析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的特点[J].民主与法制.2008,(9):45.

[5]邓杰.伦敦海事仲裁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