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语录

莫言《蛙》语录（通用8篇）

莫言《蛙》语录 篇1

在我的印象中，姑姑胆大包天，这世界上似乎没有她怕的人，更没有她怕的事。但我和小狮子却亲眼看到她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的情景。

——莫言《蛙》

送姑姑英纳格手表的人，是一个空军飞行员。那个年代的空军飞行员啊!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

——莫言《蛙》

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场大病。我的病就要好了。

——莫言《蛙》

钱不花就是一张纸，花了才是钱。

——莫言《蛙》

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他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莫言《蛙》

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

——莫言《蛙》

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

——莫言《蛙》

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

——莫言《蛙》

我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

——莫言《蛙》

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

——莫言《蛙》

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您熟知的鲁迅小说《祝福》中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清醒的人，不要点破她的虚妄，给她一点希望，让她能够解脱，让她夜里不做噩梦，让她能够像个无罪感的人一样活下去。我顺从着她们，甚至也努力地去相信她们所相信的，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吧。尽管我知道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会嘲笑我，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会批评我，甚至会有个别有觉悟的人会向有关方面控告我，但我也不想改变，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姑姑和小狮子这两个从事过特殊工作的女人，我宁愿就这样愚昧下去。

——莫言《蛙》

好哥哥们，你们打死我，我要感谢你们。但你们不要吃青蛙......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是不能吃的......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

——莫言《蛙》

我端详着这只巨蛙，心生敬畏。只见它脊背又黑，嘴巴碧绿，眼圈金黄，身上布满藻菜般的花纹和凸起的瘤点。那两只突出的大眼睛，视线阴沉，似乎在向我传达着远古的信息。

——莫言《蛙》

你姑姑不是人，是妖魔!岳母跳出来说，这些年来，她糟蹋了多少性命啊?他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他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

——莫言《蛙》

《蛙》

只要出了“祸门”，就是一条生命，他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力，如果有麻烦，那是归我们这些让他出世的人来承担的，我们给与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

——莫言《蛙》

这么多年来，我总结了一条经验，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上乘方法是：静观其变，顺水推舟。李手说。

——莫言《蛙》

其实，她说，蛙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莫言《蛙》

莫言《蛙》语录 篇2

一、姑姑——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在中国计划生育60年的发展史中, 姑姑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虽然她也在影响别人的命运, 但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莫言热衷于政治历史文化这一小说母题。当宁静和谐的乡土氛围和秩序已被喧嚣狰狞的庞大现代经济机器所吞噬时, 政治文化格局与历史命运被严重颠覆的现状自然而然地被折射于他的笔下。小说《蛙》正是一部关于人类生殖繁衍和现代经济发展冲突矛盾而又相辅相成的小说。小说为什么取名为《蛙》, 对此莫言解释说:“在北方有一种蛙崇拜, 青蛙崇拜的遗迹至今在很多民间艺术里面都有表现。比如说民间泥塑的小孩抱着一个青蛙, 青蛙是繁衍不息的象征, ‘蛙’‘娃’以及女娲的‘娲’都是同音字, 跟生育、信仰、儿童都有一个象征意义。”1。

(一) 青年姑姑——被尊称为“送子娘娘”的妇科医生。

姑姑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一个年轻有为, 热情大方, 深受人们喜爱的女孩。正确的接生技术, 超高数目的接生成绩, 令人羡慕的爱情……马寅初在1957年7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当时中国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 但由于政府严格限制流产等规定, 被专家认为, 实际上是在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年轻的妇科医生姑姑这时候是山东东北高密乡的红人。作为一名掌握了现代接生技术的妇科医生, 在职业理想与职业操守的支持下, 在对生育妇女的同情与爱护中, 姑姑不辞辛劳, 奔走在各个乡村, 为农村妇女接生, 经她之手出生的婴儿上千人。“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里, 每条街道, 每条胡同里都留下了她的自行车辙, 大多数人家的院子里, 都留下了她的脚印。”2农村人口急剧上升, 到60年代, 中国进入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9年中国人口甚至突破了8个亿。于是, 从60年代开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鉴于这种情况, 中国政府曾号召计划生育, 提倡使用避孕药具。但是由于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仍不够深刻, 政府没有制定明确的人口政策, 因此计划生育没有能够在全国有效地推行。此时的姑姑, 既要做好接生工作, 又要宣传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可谓是当地有名的人物。她既是家族的荣耀, 又成为年轻男子暗恋或追求的对象, 秦河就是其中一位, 他甚至因为爱上姑姑而终身未婚。

(二) 中年姑姑——人们厌恶的间接的“杀人凶手”

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和斗争, 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过的种种苦难, 使她的性格与人生发生了改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姑姑从一个被尊称为“送子娘娘”的妇科医生变为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成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推行者, 成为人们厌恶的间接的“杀人凶手”。70年代末,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 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 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邓小平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主要的贡献是, 把人口问题放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 明确提出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重大政策。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 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 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此情况下, 计划生育政策一度抽紧。地方政府最终把“提倡”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基本只准生一个孩子。这形成了国家生育政策与家庭个人生育需求之间的重大反差。1982年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就象全国各地所有的基层干部那样, 当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是那样的充满正义感, 那样的责无旁贷, 那样的与群众斗智斗勇, 因为她是把计划生育政策当做自己的信仰来对待的。姑姑为了使计划生育政策落实下去, 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对违反计划生育国策的孕妇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迂回包抄, 围追堵截、威逼利诱等方式, 与她们斗智斗勇, 最终是要违规怀孕的孕妇们到医院施行引产手术, 终止妊娠。在她的坚持下, 四处躲藏想要违规再生一个男孩的王仁美被迫走上手术台, 最后在做引产手术时因失血太多, 死在手术台上。患侏儒症的王胆冒生命危险违规怀了第二胎, 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东躲西藏, 最后冲破姑姑的围追堵截生下一个女婴, 但是自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同时丈夫还要被罚款5千多元。经姑姑之手引产的婴儿也有上千人。姑姑成了名副其实的间接的“杀人凶手”, 当地的老百姓痛骂她, 甚至与她对抗, 曾以她为荣的亲戚们也不待见她。

(三) 晚年姑姑——愧疚、自责、忏悔

晚年的姑姑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 经常做噩梦, 睡不着觉……最后, 姑姑嫁给了会捏泥娃娃的民间艺人郝大手。1990年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一些人首先富起来了, 这些富起来的人堂而皇之地超生, 因为他们交了罚款就可以了。有钱人, 或者当官的人为了多生育孩子而道德腐败:包二奶, 找人代孕……国家的生育计划政策被破坏, 被利用。姑姑反思自己在执行国家政策时的无情, 对因为自己强行做引产手术而未能出生的婴儿充满内疚, 于是借助郝大手所捏的你娃娃作为一一对应的未出生的婴儿, 表达对他们的愧疚, 表达自己深深的懊悔之情……在这里, 莫言可谓是“忠实于生活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 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3正是基于莫言的精彩描绘, 姑姑的矛盾形象成为国家生育政策与作为人的基本生育权的剧烈矛盾冲突的体现。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或许可以说是“被现代化”的强制性国家行为, 因为国家领导人与广大的老百姓达成共识, 认为:落后就要挨打,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 现代性的发展之断续是一方面, 现代化对个人权利的遮蔽是另一方面。出于对个人权利的恒久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的惯性渴望, 对政治历史的观望成为莫言写作永恒的母题, 哪怕文化的现代性和审美的现代性表面上已经超越了“启蒙的现代性”。

姑姑是莫言言说历史的一个符号, 表现了浩大的历史意志与渺小的个人命运的矛盾冲突。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往往以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小人物的人生际遇为载体, 对他们寄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寄托他们对小人物命运的思考。莫言也是如此。90年代的小说在家族史, 土匪史和宗教史的演绎过程中, 小说家们津津乐道的是用自我的想象和虚构来改写历史, 作家为此滑入了一种背离现实世界的怪圈, 从而亦从根本上消解了作家主体对历史客体的介入。政治历史只被作家作为一个书写欲望的容器, 作家未能对乡土生活作出深刻的文化心理批判和透视, 作家应经由合理的想象和再造, 在历史记忆的复活中表达文化母题。历史话语这样明显具有“真实”与“虚拟”两面色彩的话语, 一方面指向神话般的永恒, 一方面必要向当前的语意重合, 也许后者才能揭示“无意义生活”的痛苦, 向人们揭示出“生活的意义”。而莫言却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 他有能力对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形象。“我们知道, 历史分为本体和认识两个方面。历史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 它一旦被创造出来, 就无可改变, 而历史的认识则是丰富多样的、不断变化的。从本体的角度言, 历史是客观的, 它是一种独立的和外在的东西, 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 对历史,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不能改变增损它的分毫。但从认识的角度言, 历史又是主观的, 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 历史怎样, 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4“姑姑”是具有历史性和现代意义结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一人物, 莫言在对乡情乡事的叙事和心理状况的探询中显示出一定的文化批判。

二、小狮子、陈眉、陈鼻、蝌蚪、王肝等——历史长河中随波逐流的流沙

小说中的另外一些人物如小狮子、陈眉、陈鼻、蝌蚪、王肝等人也和姑姑一样, 成为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史中的流沙, 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 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作为“姑姑”同事的“小狮子”, 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 但嫁给剧作家蝌蚪之后, 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她接受了牛蛙公司的“代孕服务”, 并成功得子。在历史形势的巨变下, “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 其间经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蝌蚪和前妻王仁美以及王胆和陈鼻夫妇, 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 也可称之为是“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牺牲品。年轻的陈眉为生活所迫, 不得已代人受孕……王肝为了讨好自己的心上人而出卖王仁美、王胆……最后成为一名贩卖泥娃娃的商贩, 其内心无疑有着说不出地赎罪的心理。乡村生活在90年代这样一个政治经济的巨变期, 乡村秩序与情感遭受急剧震荡, 人与人, 人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心灵上的冲击和命运上的起落聚成新的躁动, 分化和聚合中, 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对于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以及异性具有强烈占有的欲望。复杂的环境和更为复杂的人物为作家开启了用强大理性注视乡村和人的灵魂的多层背景。其中, 小人物的生存之痛是最让人无言以对和无可奈何的, 他们往往因为无力把握现状和改变命运而显得孤独无助, 渺小可怜。而历史的长河从来不会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 小人物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 通过个体的命运遭际, 写出了莫言对历史中人的存在的有力表达, 把个体对生命的思索上升到形而上的意味。

注释

11 .杨扬主编.莫言作品解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221.

22 .莫言.蛙[M].作家出版社, 2012:23.

33 .[俄国]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M].《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143.

莫言小说《蛙》的书信体叙事 篇3

关键词: 《蛙》;书信体;叙事;跨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85—04

一

莫言是一个文体意识相当清醒和自觉的作家。他曾说:“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1] 这种追求不仅是莫言面向未来的梦想,也是他过往创作实践的真实写照。自20世纪80年代的《红高粱》以来,莫言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文体或曰语言上的突破。2009年底,莫言推出长篇新作《蛙》,大胆采用书信体这种似乎早已没落的叙事方式,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其文体意识的独特性。当然,文体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某种叙事文体的选择,既可能是时代风气使然,也可能是某种特定的个人书写策略所致。在一个书信体小说早已风光不再的年代,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再次采用,自然很难说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而只能理解为某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

要理解《蛙》采用书信体叙事的策略性,得从其特定的叙事目的说起。《蛙》涉及中国六十余年的生育政治史,这无疑有着相当的敏感性。面对有关如何处理这种“敏感性”的追问,莫言的回答是,“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蛙》的叙事目的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2]。

以计划生育事件为背景表现人性,表现人的灵魂,固然是小说的叙事目的,但如何在表现人性和人的灵魂的同时,又不掉入制度臧否的陷阱之中,在实际的叙事操作中却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当代中国,人们对计生问题的态度,始终在政治理性上的拥护和自然情感上的抗拒之间徘徊。作为小说,太过强调自然情感的一面,必然会否定计生政策本身。而太过强调政治理性,则会丧失小说应有的人性温度。这种进退维谷的写作困境,考验着莫言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叙事智慧。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向以“快手”著称的莫言,在《蛙》的写作上却拖了七年之久。而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结构没有想好”。莫言说,《蛙》原来的结构是“我”作为一位剧作家在剧场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在观看的过程当中,“我”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长途电话对“我”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觉得“太复杂了”,“给閱读带来障碍”,直到最终改用“书信体”这种“朴素的”叙述方式,小说才得以很快完成 [3] 。这说明对《蛙》的叙事目的来说,书信体几乎就是一种命定的形式。

那么,究竟是书信体的哪些特点使它最适合完成《蛙》的叙事目的呢?首先是因为它的“朴素性”。与技巧繁杂甚至让人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产生和流行于现代小说初兴期的书信体小说,要显得简单和朴素得多。它既便于掌握,也易于接受。只要会写信,就可以写小说,只要能读信,就可以读小说。莫言早年的小说以及《蛙》最初的结构设想,走的显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繁复华丽路线。但这种对莫言以往小说非常适合的“复杂”的叙述方式,却可能给《蛙》造成 “阅读障碍”。因为过于繁复华丽的技巧,除了可能引致不必要的阅读困难之外,还极有可能模糊甚至扭曲作者的叙事意图,从而引起让人百口莫辩的价值偏差。而在现有的书信体框架中,作者的叙事意图尤其是对于生育政治的价值态度不仅非常清楚,而且不存在任何被“误读”的可能空间。

私密性也是《蛙》采用书信体叙事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受书信私密性的影响,传统的书信体小说大多以非常私密的性爱作为叙事对象。比如,18世纪欧洲三部最流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新爱洛伊丝》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就“都以性爱这一最为敏感的隐私问题作为探索的主题,建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性道德和婚姻原则。”[4] 正是这种私密性,为《蛙》对生育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种私人而非公众讨论的氛围:讨论的虽然是属于公共领域的生育问题,却不是对它的公开检讨,而仅仅是亲密朋友之间的个人交流。这种公共话题的私密化表达,无形中为小说可能出现的价值偏差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即便有什么尖锐意见,也仅仅是对公共问题的私人性意见,不必过度解读。

《蛙》必须采用书信体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书信体叙事方式本身的自由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为写信人可以随意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且体现为叙述者可以自然地进行叙述干预。所谓叙述者干预,是指叙述者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小说写作本身所进行的直接议论和评价。这种干预在以“显示”为目标的现代小说中并不明显,但在以“讲述”为特点的古典小说中却表现得特别普遍和突出 [5] 。作为一种古典小说体式,书信体的叙述者随时打断故事进程,直接发表他对所叙述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和评价,丝毫不会破坏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在书信中跟写信对象进行意见和看法的交流本来就是非常自然之事。正是借助书信体的这种特点,《蛙》的叙述者对“我”、“我姑姑”以及小狮子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和完整清晰的揭示,既让人感受到了生育制度的人性缺失,同时又没有否定其历史合理性。

二

如果说,莫言《蛙》对传统书信体叙事的大胆采用,是为了完成其特定叙事目的而采取的一种叙事策略,那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叙事目的,他还对传统书信体叙事进行了更为大胆的策略性改造。这种改造首先是文体形式上的。传统书信小说的体式,可按数量分为“单体式”(单封信组成)、“多体式”(多封信组成),也可按往复情况分出“独白式”(有去无回)、“对话式”(有去有回)、“多声式”(多人互写互回)。另还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外嵌套式”——除了正文的书信内容之外,还在正文之前和之后由叙述者对书信的来历以及相关事情进行交代和补充说明。这相当于在书信叙述的内层情节之外包裹了一层外壳式情节,从而形成一种“内外嵌套”的双重叙事结构 [6]。

《蛙》的体式与上面所列的每一种都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它由五封信组成,表面看应该是“多体式”,但这五封信讲述的却是一个完全可以用一封信就可讲完的故事。因此,这与其说是五封信,不如说是将一封信的内容分成了分成了五次来写。在此意义上,它又是“单体式”的。《蛙》中只有“我”写给日本友人的信,而无日本友人的回信,因此应该是“独白式”的。但又与传统“独白式”中仅仅响彻着写信者一个人的声音不同,《蛙》中除了写信人的声音之外,其他各色人物都经常能借着自由间接引语方式发声,形成一种“对话”甚至是“多声”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蛙》也显然具有“内外嵌套式”的形式,但又与传统的“内外嵌套式”有着明显差别:第一,传统中的“外层叙事”,作为对内层叙事的补充性说明、议论,仅出现在整个小说的开头和结尾,而《蛙》中的外层叙事则在每一封信的开头都有出现;第二,《蛙》的所有外层叙事本身均以书信形式出现,而在传统中它主要表现为编辑体。因此,整个小说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内外嵌套型的双书信结构”。这与当今互联网时代“正文加附件”形式的电子邮件非常类似:内层叙事也即有关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故事,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内容;外层叙事也即“我”如何收集写作姑姑故事的故事,则相当于电子邮件的正文。

莫言对书信小说体式的这种改造,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得到了更为自由地进行叙述干预的空间。尽管在书信体小说中,叙述者打断故事进程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由干预而不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感,但过多的议论、解释和说明还是会让现代读者觉得啰嗦唠叨。作为一个深具时代感的作家,莫言不可能完全无视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但正如前所述,莫言借用书信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利用这种可以自由叙述干预的权力,以便更深刻地挖掘人性并有效地規避政治风险。这也就是说,莫言一方面想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叙述干预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想最大限度地减少故事进程中叙述者的干预。这看似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通过对书信小说体式的改造,这一悖论却被轻易化解了。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书信和外层书信其实分别构成了两个序列的故事。内层故事篇幅较大,构成整个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信息,外层故事篇幅不长,主要是对内层故事内容和写作过程的一些一些说明、解释和介绍,具有元叙事的特点。这样,叙述者的干预就可以在内层故事中尽量隐退,而在外层故事中大量出场。由于外层叙事本来就具有元叙事的特点,因此相比在故事中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更为合法和自由自在。

《蛙》对书信叙事的另一大改造,是写信人与主人公的分离。传统的书信体叙事中,写信人与主人公基本上是同一的,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如《帕梅拉》,如《新爱洛伊丝》等。由于主人公就是写信人自己,因此写信人所要极力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所要极力袒露的也就是他个人的内心,周围其他的人事就很难发展成独立的故事线索,而仅仅以碎片的方式构成主人公故事的点缀和其内心情绪的外化,这使得小说带有浓厚主观抒情气质的同时也会显得相对单调和枯燥。与传统的书信体小说不同,《蛙》中的书信从一开始就是对别人的故事的讲述,是剧作家蝌蚪“我”用书信的方式向日本友人讲述“我姑姑”这一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传奇故事。由于是“我”来讲述“我姑姑”的故事,而“我”又是姑姑故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在姑姑故事的展开中就必然要提及和讲述“我”的故事。这就使得小说在主人公故事之外又获得了另一条故事线索,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性。

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写信人同时也是叙述者的身份就值得特别注意了。小说中,与故事人物“我”的身份有一个从乡村儿童到体制内知识分子再到体制外的归乡游子的变迁不同,作为叙述者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剧作家蝌蚪——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这一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使得写信人或者说叙述者的声音有可能同时具备两大特点:一是理性地看待历史的能力,二是人性地进行行为反思的能力。正是由于具有从人性角度进行反思的能力,“我”对自己灵魂深处卑微的一面有着坦率的交代,对姑姑和小狮子内心深处的忏悔和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又因为“我”具有理性看待历史的能力,因此可以超然地看待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也可以超然地审视其他人物的命运,因此在姑姑表示忏悔时,总是跳出来通过“我”的介入性评论张扬历史逻辑本身,强调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叙述着或者说写信人声音的这种双重性和矛盾性,既肯定了姑姑等人身上忏悔的人性内涵,又巧妙地将其停留在具体个人范畴而不滑向制度否定的精神轨道,从而完美地实现既揭示生育政治背后的深层人性纠葛,又不否定生育制度本身的叙事目的。

三

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除了有利于规避政治风险,有效传达作者思想意图之外,还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戏剧化与跨文体叙事。《蛙》的跨文体叙事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小说的最后,出现了一部名为《蛙》的“话剧”。表面看来,这显得特别突兀,其实不然。因为在《蛙》这种电子邮件式的嵌套型双书信结构中,内层叙事仅仅相当于电子邮件的附件。而作为附件,其形式自然可以多样化,只要是与姑姑有关的材料,哪怕是诗歌、散文、小说、日记、便条、笔记等都未尝不可。因此在最后一封信中嵌入一部话剧丝毫不会影响整个信的真实性,也不会产生不协调之感。这也就是说,莫言对书信叙事结构体式的改造,早已为小说最后一部分的跨文体叙事提供了可能和空间。

即便就文体风格而言,最后一部分的“戏剧”也并不显得突如其来。因为主人公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得前面几封信的主导内容的心理性质和主观性质大为降低,变得日益客观和“戏剧化”。由于“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此有关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和内心世界,只能通过让他们自己说话、“我”来转述的方式予以表达。这使得文本中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通篇都充满对话性。试看母亲下葬后“我”与父亲的一段话:

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

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我说,她也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有怨她,父亲说,这是命。

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我说,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父亲说,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类似这种以“某某说”为标志的自由直接引语,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主要以人物语言动作来表现人物推进故事的方法,无疑与戏剧尤其是话剧的表现方式具有本质上的相通性。这种场面,可以很容易就将之转换为“戏剧”而丝毫不影响意思的完整性:

父亲(叹息着说):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

蝌蚪:其实谁也不能怨姑姑,她也没做错什么。

父亲:我也没有怨她,这是命。

蝌蚪:没有像姑姑这样一批忠心耿耿的人,国家的各项政策还真落实不了。

父亲: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剪刀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也就是说,若把前面部分中大量出现的“我说”、“父亲说”、“姑姑说”等自由直接引语符号词删掉,并改为戏剧化的“我:……”、“父亲:……”,就变成了小说最后一部分那样的“话剧”。反之,如果将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中的“我:……”、“父亲:……”变成自由直接引语,那它与前面四个部分的风格也并无什么不同。因此,尽管最后一部分的“话剧”与前面四个部分在表面上有很大区别,在内在风貌上却是融洽一致的。

当然,莫言对书信体叙事的利用和改造,也并非完全没有弊端。书信体叙事从其诞生开始,就一直面临着各种非议。安娜·巴包德在其《理查逊生平》中对书信体叙事的缺陷有过很好地总结,“这种方法因缺少叙述者,带来了戏剧创作中人们熟知的很大不便;作者无计可施,只好找个很无趣的心腹来听叙述。它迫使一个人讲述他或许绝不会讲的事情;有时不得不重复谦逊美德本该掩饰的赞扬;为了复述长篇对话,只好假定某种超长的记忆力。”[7] 安娜·巴包德针对的是理查逊那种写信人就是主人公的小说,文中主人公除了自己之外,对其他人物只能从言语动作上予以外察,因此说它缺少叙述者并带有戏剧创作中的那种不便。莫言的《蛙》将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叙述者自然已经不缺少了,但戏剧创作的那种不便依然存在,而且使得依靠言语和对话来表现人物推动故事的戏剧性更为明显了。叙述者不仅需要某种超长的记忆力来复述长篇对话,而且必须在一个虚拟的听众面前滔滔不绝的讲述另外一个人长达一生的故事,简直就像“话痨”。

主人公和写信人的分离所带来的“戏剧性”的增强,还使得小说的感染力和小说人物应有的心理深度被大为削弱。比如说姑姑,尽管莫言主观上很想将其塑造成他笔下以前那些充满强悍生命力并光彩照人的女性,却始终是所谓扁平而非圆形人物,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她一生的性格,不仅长期固定不变,而且基质非常单一;退休之后有过一点变化,却缺少必要的铺垫,显得异常突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写信人和主人公分离之后,姑姑作为主人公丧失了全面直接展示内心世界的机会,她只能依靠戏剧性的“对话和行动”来表现自己。而“当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被戏剧性的动作化处理所湮没”之后,“那种迂回曲折的精神挣扎、似断实连的心理逻辑、入木三分的性格刻画、峰回路转的情感历程,欲说还休的生命况味消失了。人们从中无法获得思想,只能‘看’到喋喋不休的‘台词’、走马灯式的动作、支离破碎的人物、浮光掠影的造型和又臭又长的篇幅。”黄发有的这段话说的虽不是《蛙》,却俨然是《蛙》的生动写照[8]。

参考文献:

[1]莫言.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问[G]//扬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74.

[2]吳义勤.莫言长篇小说《蛙》原罪与救赎[EB/OL].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0-01-12/41026.html.

[3]石剑峰.莫言新长篇《蛙》关注中国计划生育60年历史[N].东方早报,2009-11-23.

[4]张德明.近代西方书信体小说与主体性话语的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5][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10.

[6]韩蕊,韩鲁华.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的叙事特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76.

[7]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7-58.

[8]黄发有.影像化叙事与莫言的小说创作[G]//杨扬.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448.

On the Epistolary Narration of Mo Yan’s Novel Frog

LIU YU-qi

(College of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Epistolary narration i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Mo Yan’s novel Frog The simplicity,privacy and freedom of epistolary is conducive to implement the novel’s narrative purposes that express the 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 soul through family planning events but not evaluate simply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tself.To better accomplish this purpose,the novel also modified the traditional epistolary narration.It created a narrative mode that double letters nested each other inside and outside as same as e-mail and that the hero was separated from the writer.The dramatic effect caused by this transformation prepared the way to the cross-style narration,but also weakened greatly the novel's infectant power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depth.

莫言《蛙》论文 篇4

目录„„„„„„„„„„„„„„„„„„„„„„„„„„„„„„„„„„„„„„„1 摘要 „„„„„„„„„„„„„„„„„„„„„„„„„„„„„ 2 英文摘要„„„„„„„„„„„„„„„„„„„„„„„„„„„„3 前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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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蛙》主要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将近60年的计划生育史，这是一段触及国人灵魂伤痛的历史，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相互纠缠，造成了一个个难言的伤痛。本文主要分析作品中姑姑的悲剧形象。本论文分别从落后的社会生育观念，混乱的社会环境，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姑姑个人盲从的性格等四个方面层层剖析姑姑悲剧命运的成因。

关键词：《蛙》

计划生育

悲剧

Abstract

“frog” is Mo Yan in 2009 completed a full-length nonfiction.This work won the eighth Mao Dun literature Chinese home on 2012, won the Mo Yan Nobel writer, also made an important and direct contribution.Mo Yan once said: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to write the soul of man, write the confession, write the most painful soul place.As he said, “the frog” mainly to write a planned parenthood history nearly 6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ese, this is a touch of pain the soul of the nation history, age and individual fate entangled with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a tone of unutterable pain.Keywords: “frog” family planning aunt tragedy

前言

莫言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1}。在浩瀚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我眼中的《蛙》就像是一只孤傲的鲸鱼，满怀深情，孤独地游着，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它有责任，有担当，默默地游着。小说《蛙》从头到尾就是一部悲剧小说，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受害者。从头到尾看似轻松寻常的笔调却带给人们微笑之下压抑着泪水的难言之殇。作为作品中最重点描写也是十分成功的形象-----姑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送子娘娘”到扼杀胎儿的“杀手”再到晚年神志不清的一番番“忏悔”。在书中近60年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史中，姑姑也跌宕起伏地近乎走完了她的一生，由“天使”走向“恶魔”姑姑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下面，具体分析下小说中姑姑的悲剧形象。

传统道德

一、传统民间生育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作为拥有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人口和土地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目中{2}。“人口就是生产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儿孙满堂”这些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这种观念便尤为突出。

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乡村的典型代表，传统的生育观也深深扎根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在鼓励生育的年代，整个村庄是一片和谐温馨的景象，人们尽情享受着“延续香火”的快感。作为医生的姑姑也顺应“民心”，尽情地迎每一个新生命。此时的姑姑是“救世主”、“活菩萨”，是全村人心目中的偶像。

二、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人们的温饱问题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就要面临危机。而在计划生育的高压下，作为“全乡仅有的两位妇科医生之一，东北乡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一名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姑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一切违背国家政策进行“偷生”“逃生”的行为作“斗争”，就连自己的侄媳妇也不放过，最终导致了以张拳之妻耿秀莲、蝌蚪之妻王仁美、陈鼻之妻王胆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死亡悲剧。此时的姑姑失去了原有的美好光环，被视为“杀人狂”、“刽子手”，成了全村同仇敌忾的恶魔。

姑姑扮演着先天使后魔鬼的角色。最终姑姑不仅背负了所有高密东北乡人的骂名，也承受了扼杀新生命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心理压力。

姑姑是基层计划生育的一员当时的人们生育意识就是停留在了那个阶段，想让人们一下子改变根本就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更别说是在当时思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了。所以强制执行的手段虽然人们都不愿意看到，但也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是传统生育观念和严重社会现实激烈碰撞到了一起，而姑姑不仅深刻担忧社会现实状况，又怀有普通人都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在夹缝之中左右为难，难免会演变成为悲剧。

混乱社会环境

一、物质文明的飞速增长

随着时间的步伐，故事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积累飞速增长，从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出：小区的楼房建设速度很快，几乎是每天换一个模样；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出门，也有可能在这日渐“陌生”的城市里迷路。我成了剧作家，袁腮和表弟开办了牛蛙养殖中心，王肝在庙前推销起了“泥娃娃”，姑姑和郝大手、秦河等成了泥娃娃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份子，成为了飞速增长的物质文明下的贡献者。

故事进行到了晚年，姑姑每天每夜都在进行着忏悔，嫁给了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没日没夜生产泥娃娃，几乎也走向了迷信的手段，来为自己扼杀的生命赎罪。正如对幸福的寻求是自我欺骗一样，一味追求一颗善的良心只

二、精神文明的缺失

然而这些迅速增长起来的物质文明却与精神文明不相协调。一些“暴发户”成为了这个社会时期独特的一群人。金钱至上的观点，使人们漠视了传统的社会道德。有了金钱便可以“包二奶”可以无视计划生育，通过交罚款来超生，可以

会使我们失去发现它的机会，因为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变成了伪善的人。{1} 终于小狮子的“代孕”给了姑姑挽回当年亲手扼杀亲侄子的机会。可是此时 姑的救赎是建立在对陈眉肉体和精神摧残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不合情法的“代孕服务”的默许上的，失去了正义性。姑姑为了“赎罪”而不经意间陷入了道德伦理的质疑，成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以袁腮为代表的“代孕机构”服务的帮凶。当陈眉声嘶力竭地想要回自己代孕的孩子时，周围的所有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和怜悯，姑姑当然也不例外，和小狮子并肩作战，共同对付陈眉，使她跌入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姑姑就像是一个急于赎掉自身罪过的罪人一样，可是不经意间自己又成了违法犯罪的制造人，仿佛这是命运给她的闹剧，永远无法赎清罪过，永远都陷入伦理道德的审判漩涡之中。

从这个方面来看，社会环境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蛙》中也毫不避讳地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混乱的景象，“暴发户”“包二奶”“非法代孕”等等现象也显示了法制的不健全和物质飞速的积累带来人们精神文明的缺失。这是属于改革开放下中国社会当时的特点。姑姑作为当时社会混乱的受害人，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重男轻女的

姑姑虽然是作为新时代一个优秀的女性形象问世的，可是终究逃不过“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宿命。虽然姑姑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她不可能是理论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是她自发的女性主义立场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中，姑姑多次对重男轻女，把妇女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的传统观念表示抗议。有一次她为“我”家的一头难产的母牛接生，母牛生出来一头小母牛，“我父亲”十分兴奋，敏感的姑姑却借此机会表达了她对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的不满，她气哄哄地说: “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脸;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嘴乐!”可见姑姑对于女性之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有多么不满。姑姑应该算得上是高密东北乡中女性意识觉醒得最早的女性了，可是，先觉者觉醒以后却不一定有路可走，这也正是姑姑的悲剧。女性要在社会地位上与男性取得平等，首先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到社会的事务中来。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对姑姑在工作时那股狂热的激情便不难理解了，工作是姑姑参与社会的唯一平台，只有工作干得出色了，她的社会地位才能得以确认，否则，她就只能退回家庭之中，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社会肯定如数交还了。在追捕王胆去做人流那会儿，姑姑感染了破伤风病毒，差点送了命，但她只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因为“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姑姑的责任心之所以强到了这种程度，除了对党的忠诚，争取那从来不眷顾女性的社会地位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姑姑具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好身世。她父亲是八路军的医生，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再加上姑姑有着在幼年时期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自己又子承父业，做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后又成了党员，因此姑姑可谓根正苗红，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进而产生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她失去了作为人的正常、普通心理，即使在 本应该浪漫美好的恋爱当中也过于革命、正派，像一个“红色木头”。后来，为了向党表示忠诚和感谢，姑姑在落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她雷厉风行，手腕强硬，和逃避计划生育的村民斗智斗勇，心硬如铁，不徇私情，体现出一种“非人”的冷酷无情。正如王仁美的母亲所言，姑姑已经不复为人，而成为现代庞大冷酷的机器中一个冷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对党和国家强烈的使命感和忠诚度使姑姑在性格上盲从于自己的事业，忽视了公民私人财产，漠视了人的生命，违背了最基本、最起码的人性。我们从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的“‘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完全政治化、符号化的政策执行的工具化的人物。由于所作所为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姑姑似乎已经打破了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没有社会地位的困境，成为了价值的创造者，成为了自身命运的主人。殊不知，社会的风向是会变的，所谓的“成为价值创造者”其实只是顺应潮流时一种假象，而潮流的主宰者从来就不是女人，姑姑再怎么努力也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传播者而非主体。传播者传播的理念如果遭到颠覆，她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也会随之出现，姑姑争取女性主体地位之路从一开始就满布荆棘与陷阱。当市场经济大潮冲淡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计划生育政策成了一纸空文。姑姑作为一个曾经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殚精竭虑的人，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坚信不疑的真理到头来毫无严肃性可言。当然，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仍在实行，其功过得失难以妄下定论，姑姑只能将过错归咎于自身。姑姑的自我认同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她对自己在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时 的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她追求主体价值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她眼前只剩下一条路可选: 回归家庭。姑姑性格上的盲从既酿成了张拳老婆、王仁美和王胆三位产妇死亡的惨剧，也导致了自己年轻时盲目追随，晚年潜心忏悔的个人悲剧。

后记

姑姑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她的双手不仅有芬芳也沾满了鲜血。命运的浮浮沉沉总会让人唏嘘不已，现实的真实残酷也会让人感慨万千。姑姑的悲剧不仅有自身的命运悲剧更与时代悲剧社会环境离不开关系。莫言已经做到了，他写到了人们心中最痛的地方。这不仅是那个时代人的痛，更是当今任何一个国人心中的痛。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停止反思，这正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在写作之初，曾对这篇文章抱有疑惑，就像是有千言万语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样。胡亭亭老师帮我理清了思路，让我能够顺利地把故事讲完。感谢导师的意见和指导！

注释：

1莫言“当代作家的担当”《中国青年报》2013

年5月1日

2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

参考文献

杨奎松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1日

夏曾佑,《中国现代史》 东方出版社 2012年3月

莫言蛙读后感 篇5

些日子，爸爸从六合带回一本小说，小说名叫《蛙》，我心想，蛙有什么值得看的?我们农村里青蛙多得是，可当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发现完全不是 那么一回是。

《 蛙.》描述的是姑姑—万心由一名助产士最后成为一名 计划生育工作者，她专门与那些想超生的妇女们之间的斗争。结果使得如她的侄媳王仁美和张拳的老婆家破人亡。最后，晚年的姑姑充满了不安与自责，每当夜晚，她听到蛙的叫声仿佛是成千上万个婴儿的哭啼声和控诉。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惭愧。

记得四年前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也有同样的遭遇，妈妈因超生而东躲西-藏。我从小就一直待在妈妈身边，从未离开过她的怀抱，我整天以泪洗面，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爸爸回来帮我挂了十天水。后来听大人们说弟弟没保住，而且房子又被拆了。妈妈回来以后我一点没怪她，相反，我觉得妈妈是伟大的勇敢的!

妈妈是幸运的，书中的王仁美因大出血而死亡，然而上天眷顾她的生命没有轻易离去。妈妈回来时明显瘦了许多，她看见别人的孩子总要 抱一抱，我知道妈妈是在想念夭折的弟弟，每当这时我就心如刀割。2009年一个新生命降临在我家，这个家又充满了朝气!

一口气读完了莫言酝酿十年而铸就的新作《蛙》。此时已泪流满面了。故事中所描述的不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事吗?

多年前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那戏虐,调侃是对超生夫妻们的讽刺与规劝。我甚至听到了自己当年那年幼无知的笑声。《蛙》描述的是高密东北乡的“超生游击队”从东躲西-藏的男人和女人们的疼痛与哀号。许多母亲们要从腹中未曾出世的孩子付出鲜血乃至生命，相信我读完《蛙》，你也会为自己当年那年幼无知的笑声感到羞愧的《蛙》的主人公是一名叫万心的共-产-党员，她曾是高密东北乡的送子观音，但却成为当地计划生育政策的 基层。2006年是我们生命中最黯淡的一年，作为女人我不幸” 怀孕了，计划外的，也就是腹中的这个“孽种”开始了我们的恶梦。后来政府

知道了，后来多次带人上门，恐吓，吓的我们夫妻俩带着腹中的这个

“孽种”一路逃亡，辗转苏北，后来由于中央型前置胎盘又亡命与南京，由于整日东躲西-藏，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最后在市幼剖腹产下奄奄一息的男婴，三天之后不幸

夭折了。此时镇政府已惨无人的拆除了我家的楼房。这是何等的绝望让人撕心裂肺。而后只要看到人家怀中的小孩便不由自主道要是我家的孩子在也这大了。丈夫劝我说你不要这样了你可不要成为祥林嫂呀。的确这是祥林嫂念念不忘阿毛那句只能与丈夫抱头痛哭。

蛙里发生着1也的确是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与争夺，那些有着顽强的身体曾经遭遇了怎样的磨难，被追赶的孕妇张拳的老婆多么渴望跳到河里逃脱已生下她那快足月的孩子，------被救上时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她双腿间流下的鲜血及她和孩子都行将死亡，而对无情

1姑姑，这个女人留下了最真切的诅咒;“万心，你不得好死!”

姑姑晚年充满了负罪感，在一个夜晚她听到了蛙鸣。仿佛成千上万个婴儿在哭泣和控诉------

莫言《蛙》赏析 读后感 篇6

主要内容是：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

小说结构新颖而缜密，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当中也加入了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额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因此，这是一部将书信、元小说叙事和话剧巧妙地融合杂揉为一体、拓宽了小说艺术表现空间的作品；是莫言创作中的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艺术尝试。

小说中一个最典型的人物。这个人是全书的主人公——姑姑，名字叫做万心。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万心卫校毕业，一辈子跟妇女打交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是接生员，无论多么困难的分娩，只要经她接手，就会转危为安，就连母牛难产，大家都请万心出马，那时候，她是四里八村妇女的大救星，活菩萨。到了八十年代，她一下子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张拳的老婆因她溺死水中，她侄子万足的老婆王仁美被她大义灭亲引产失败大出血死了，袖珍美人王胆在被她追赶的途中所幸生下女孩陈眉，但王胆的命也没保住„„后来她途经芦苇地，被无数的蛙围攻，撕碎衣服，咬破耳朵，喷射黏液甚至是精液，再后来，她夜夜失眠，猫头鹰的叫声被她幻化成蛙的惨叫，她觉得这是那些无辜的生灵来讨债了。“蛙”，就是“娃”啊，万心的这双手，接生了上万个娃，又残害了多少个娃啊！如果她不仅仅是一个妇女工作者，如果她能在当嫁的年纪嫁掉，在该生的年纪生产，她的心就不会这么硬，这么冷。可惜，她年轻的时候与那个英俊的飞行员擦肩而过，后来在她徐娘半老的年纪里，戏剧性地嫁给了郝大手，一辈子接生了上万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属于她，这也许就是对她作恶的报应吧？/

2《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在这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不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观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莫言《蛙》语录 篇7

只有对于生命本身进行思考后, 我才有了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思维, 理想。所以莫言《蛙》的问世, 给沉寂在理想现实之类的泛谈空想给予重重一击, 把我们拉回人类最本质的问题上, 即是对生命的问寻。

纵观莫言的其它小说, 《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是:“生命”与“人性”。在这一系的作品中, 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一脉相承的。在《蛙》小说中, 首先是它的书名就给人一种陌生化, 以动物来命名在中国文学中不在少数, 而以“蛙”或者相关的还鲜为少见。这就给人以激发探究背后所在的积极性。读罢, 书中大有文章。

在以姑姑万心为中心的叙述中, 给我支起的是一个普通的妇科医生在当时处境下, 所经历的“活菩萨”和“活阎王”两个身份的转变历程, 足以了解姑姑承受着来自内心和外在的痛楚。从姑姑的一出生就冥冥中背负着命运的安排, 父亲是医生的这一背景就促使了姑姑将来可能会子承父业。而在杉谷义人那里, 姑姑就是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 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形象, 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 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这样呈现出来的姑姑似乎有些滑稽可笑, 可是回到故事中又是那么生动贴切。

在姑姑的一生当中, 都是波澜壮阔, 跌宕起伏的。文中有两个特别的时期, 显示着自相矛盾的人生。60年代初, 三年自然灾害后, 人口的急剧下降使得出现了生育高峰。1965年后, 当上公社卫生院妇科医主任的姑姑,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而到了7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的到来时, 姑姑的计划生育工作更是做得惊心动魄, 走火入魔了。书中在写到张拳的妻子耿秀莲在接连生了三个女孩, 怀着五个月的四胎时, 姑姑知晓后, 冒着大雨驾船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的那一幕, 使读者看了触目惊心。而“我”作为侄子, “我”的妻子也不被姑姑放过。在以拔掉“我”岳父王家四邻的大树、门楼、瓦房的威胁下, “我”的妻子束手就擒, 答应做人流, 结果“我”的妻子因特殊体质大出血, 即使姑姑为她输血600cc, 也没能醒过来。“我”岳母悲痛欲绝, 一剪刀插在姑姑的大腿上以示愤怒!

我们华夏民族推崇图腾, 尤其在少数民族当中常见。龙图腾、狼图腾、凤凰等, 象征着对生命及生存的意义。蛙在作品中是多子的象征, 生命的象征。作者在书中也多次解说道“蛙”的含义。在一次“我”和姑姑的对话中, 问“我”写作的题目是什么时。“‘我’”说暂定青蛙的‘蛙’, 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女娲造人, 蛙式多子的象征, 蛙是咱们告密东北乡的图腾, 我们的泥塑、年画里, 都有蛙崇拜的实例”[1]围绕着蛙作者给我们把故事娓娓道来, 以姑姑万心和蝌蚪为主要人物展开。莎士比亚赞颂人是“宇宙之精华, 万物之灵长”, 然而在作品中, 人是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也是有种族繁衍, 枝繁叶茂的信念的。尤其有香火旺盛, 门丁兴旺一说, 因此, 我们对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作品中, 由姑姑万心这样一个被世人敬仰的“送子娘娘”“活菩萨”到残害生命, 蔑视道德的刽子手。而姑姑担负着历史的罪责, 被万人唾弃。这在背后有个更为强大的推手, 使人心变得罪恶。这也与传统的观念相违背。姑姑万心的这一矛盾心理体现的是对生命的矛盾, 一方面对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的推崇备至, 一方面是对生命的惨无人道及漠视。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耕民族, 在宗法社会制度下, 家族人口的重要性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所以生育就已经不只是生理上的意义, 更是一种文化烙印了。正如费孝通所讲的“社会完整是个人健全生活的条件, 而社会的完整必须要人口的稳定, 稳定人口有赖于新陈代谢, 因之引起了种族绵延的结果”。[2]但是60年代初, 三年自然灾害后, 人口的急剧增长使正在需要大力发展的社会受到影响, 才使得计划生育的出台, 以致酿成恶果。

对于这个计划生育的实施者姑姑万心的心理走向是由当时的历史语境把她逼近悬崖, 走向崩溃。这种负罪——救赎的心理模式使作品的内涵显得深刻有灵魂。这也显示出人类对生命的尊重与终极关怀, 生命是世界永恒的话题, 生命本是没有名字, 是你是我。西方世界里有着很强的生命尊重意识,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是如此。可是这幕后推手使得人的意志扭曲。从对生命自身的敬畏到权力意志对人性的无情扼杀呈现出价值取向的偏差与伦理的悖论。作品临末, 姑姑纠结缠绕的苦痛得到释放, 她通过与民间艺人郝大手的结合重塑泥人的方式给逝去生命一个抚慰。这显得即愚昧又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救赎自我灵魂的努力。

观察全书, 人物多是以人的器官来命名。姑姑万心, 陈额, 陈鼻, “我”万足, 肖上唇, 肖下唇, 王肝, 王胆, 郝大手等等之类的器官命名。这些人名充斥在书中, 描绘出一幅近似完整的人的肖像图。使你在读的过程中, 随时随地都感觉到生命的律动。且不说是作者的有意为之, 它却是与文中之意一脉相承的存在着。似乎有意时刻在提醒读者,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思考的故事。

在整个作品中, 其它优秀地方不论, 仅是关怀生命这以永恒主题就足以撑起文学这一大厦。哲学说, 存在即合理。我相信, 在实施政策与人伦之间会有一个好的平衡点。在社会的推进与演化中, 变与不变的发展中, 永恒的人类主题将会继续着。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莫言《蛙》语录 篇8

关键词：莫言；《蛙》；寓言；拜物教

一、《蛙》中的物神寓言分析

莫言在小说《蛙》中成功运用社会寓言的方式，将拜物教改造当地社会心理氛围的过程悄然表现了出来。在《蛙》中体现最多的是关于物神的寓言，其典型代表是牛蛙养殖中心门口的蛙塑像。文中是这样描写这尊塑像的：“我端详着这只蛙，心生敬畏。只见它脊背黝黑，嘴巴碧绿，眼圈金黄，身上布满藻菜般的花纹和凸起的瘤点。那两只凸出的大眼睛，视线阴沉，似乎在像我传达着远古的信息。”作者花费不少笔墨用来描写的这个带有悖论意味的偶像值得我们思考。蛙在原始社会是部落用于生育崇拜的图腾，在现代却被人为地异化为财神的象征。当我们光顾路边的实体商店时，经常会看到蛙的铜像和它周围散落的钱币。蛙在这里成功完成了从宗教符号到物神的转变。

德里达在其著作《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首先幽灵需要一个身体，然后抹去这个身体。”商品拜物教幽灵的行动模式同样如此，它在一直为自己寻找躯体，而它的猎物即是人类的一切欲望。作者在描写这尊铜像时的感情是好奇和畏惧，这从某种程度上传达出现代人对商品拜物教的基本心理状态，既期待又害怕受到伤害。莫言对于这一现象感到陌生和不解，于是使用荒诞的语言如实的记录下了伴随着资本主义浪潮的涌来，为商品拜物教幽灵所笼罩的人们对于金钱和利润的无节制追求。生命原初的意义为人们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商品的顶礼膜拜，人由万物之灵堕落和异化为拜物教的廉价工具。而人们对于这一切的无意识是这一现象真正可怖的方面。小说《蛙》敏锐地捕捉和揭示了这种危险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指出了现代人内心迷惘与困惑的深层原因，这在文本之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蛙》中的另类形象分析

天真未琢和单纯美好是一般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儿童形象的普遍审美期待。小说《蛙》却逆其道而行，有意描写了一个霸气的孩子。“那小贼嚎叫着，像发疯的猪一样，向我冲来。他的目光真是可怕极了，先生，我心中感到极为恐怖，连连倒退着，躲闪着，喊叫着。”他抢夺小跑施舍给残疾人陈鼻的钞票，随后购买食物，诬陷和追打小跑。儿童的面目在这里被描写的异常可僧。作者罕见地描写了一个儿童的“极恶”。丰盛的资本即是为人们带来利益的工具，也是刺伤人性的尖刀。这个小贼正是商品拜物教的小鬼，而被它所攻击的是还没有被它同化的人性。小贼“黑鲅鱼般油光光的身体”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那个《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所不同的是，这个小贼已经完全丧失了属于黑孩的那份简单与美好的感情，那敏感和细腻的心，那一抹身为人的骄傲的光辉。他熟悉消费之道，懂得巧取豪夺，享受欲望的满足，甚至将他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快乐的源泉，可以说他已经是一个完全的邪恶的魔鬼。通过这一描写，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于已经逝去的那一抹人性光辉的感怀和期许，以及对于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反思和泣诉。拜物教对于人性的蚕食让作者感到躁动与不安。

三、《蛙》中的潜在文本分析

伊格尔顿指出：“一切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一个或几个这样的潜文本，而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作品本身的`无意识。所有写作的情况都表明作品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以及它如何不说这些东西，与它所清晰表达的东西可能是同等重要的。”小说《蛙》同样如此。从作品的内部叙事结构来看，小说可以被认为是简单的历时性叙述，即按照姑姑的生命轨迹为依据组织全篇，但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之间在叙事时间上的留白值得关注。作品的时间轴出现30年的空缺，其所对应的现实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即改革开放的30年。虽然作者在文中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不能为人完全信服。莫言对于这一时间段的刻意抹去，其背后的原因值得玩味。笔者认为一次叙事的断层所隐藏的正是商品拜物教的幽灵是在原本朴实的高密东北乡逐步建立起自己王国的过程。莫言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失语表达出他内心的无奈、焦灼和他对于作家职责的重新认知。他放弃无所不能的全知视角和启蒙领袖的评判姿态，选择以谦虚谨慎的文字忠实地描述这种风云变化。他限于自身生命经验和思考的局限性无从叙述种种变化的细节，可以做到的只是忠实地反映既成的事实，以供读者思考。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