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莫言

从鲁迅到莫言（精选8篇）

从鲁迅到莫言 篇1

从鲁迅到莫言

2012.10.23 南都周刊2012第40期

1927年，鲁迅拒绝了诺奖的提名，但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将近一百年里，中国作家居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直到今年，莫言终于让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长出了“红高粱”。

记者_唐不遇

“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的毕业论文《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还有多远》该怎么写下去啊！”据说这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签名，近几天在网上以段子的方式广泛流传。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离中国作家到底有多远”式的提问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诺奖揭晓的那段日子，对这道题的解答就变得迫切而艰难。

准确地说，中国作家患上“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回忆说：“在整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弥漫着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坛前辈在著名报刊著文探讨，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无缘？大有愤愤不平的感觉。”

1927年，在中国考察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虑提名鲁迅，被婉言拒绝。鲁迅在给“中间人”台静农的信中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无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话仿佛一道紧箍咒，在此后的许多年中牢牢套在饥渴难耐的中国作家头上，直到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荒地上终于长出了“红高粱”。

不过，莫言的获奖，真的会成为治疗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的一剂良药吗？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恩格隆德给莫言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诉媒体记者，当时莫言的反应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这多少凸显了中国作家长期以来对诺奖的扭曲心态：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认，自己对获奖并没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觉诺贝尔文学奖离我非常遥远，全世界有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刚接到这个消息感到很惊讶。”

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鲁迅、胡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巴金、王蒙、北岛……许多中国作家都曾主动或被动地在诺贝尔文学奖前排队。

首先是“拒绝提名”的鲁迅，不少人在潜意识里把他等同于拒绝领奖的萨特。但事实却让我们泄气：被提名诺奖不是多么重要的荣誉，世界各国的高等院校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都有资格作为提名人，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号，要最终获奖还得经过重重筛选。所以说，鲁迅即使被提名，能否获奖，还很难说。

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惟一的汉学家马悦然透露，如果沈从文没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获奖—而他不幸在当年5月去世。马悦然说，这个话他本不应该说，因为按规定，任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虽然马悦然的话无从验证，但自尊心得到些许满足的中国人大都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遗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国作家老舍，也曾被风传因为1966年去世，而遗憾地没有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让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捡了个便宜。由于这个有板有眼的说法是老舍的儿子舒乙说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还好，要验证舒乙的说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几十年来，借诺奖炒作的中国作家数不胜数，甚至还包括桀骜不驯的李敖，2000年，有媒体报道说他凭借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提名。而围绕着马悦然更是谣言纷起，去年的“受贿门”事件更逼他公开抖出“中国作家”的丑闻：每个月，他都会收到来自中国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要我帮助他们，当然与诺奖有关”，其中“一位山东的文化干部在两年之内给我写过十八封信，其中说他本人很阔，奖金我可以留下，名誉归他”。

关键是翻译

不可否认，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作家、诗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长，成为今天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在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中国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认可，渴望跻身世界文坛。而作为世界最重要文学奖项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获诺奖作家的书，在中国出版时一定会标明“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成为普通读者辨识国外作家分量的一个重要标签。不少诺奖得主的书在中国风靡一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莫言获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在对他的介绍中，也指出他的小说让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近20年在欧美漂泊的诗人北岛一度被认为离诺奖最近。进入2000年后，莫言、余华开始替代北岛，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1994年《活着》被翻译到法国开始，余华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到西方国家。去年余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已被翻译到二十个国家，而即使“翻译得不多”的《在细雨中呼喊》，也被翻译到七八个国家。其中，法国出版了他绝大部分作品，韩国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国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国读者，关键还是翻译。

在获诺奖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国家出版，使他成为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几部小说的英语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语译者陈安娜，成为他获奖的重要因素。对莫言获奖唱反调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就将莫言的获奖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

“在中国有许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顾彬说。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了包括莫言、萧红、白先勇、张洁、杨绛、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虹影、阿来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用严谨而讲究的语言，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幅度不断加大。然而，顾彬和葛浩文都批评中国不够重视翻译。“目前中国对文学翻译重视不够，是错误的”。顾彬说。葛浩文则表示，中国在推动和资助文学翻译方面的确是落后了。“美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日本，都在积极资助以各种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促使其作品进入这些语言区的本土市场。中国在这方面理应做得更好。”

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就在两年前的首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美国翻译家白睿文提供了一个让中国作家触目惊心的数据：“2009年，全美国只出版了8本中国小说，仅占美国外国文学出版总数的4%。”英国翻译家蓝诗玲则以一个形象的说法，表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推介情况同样糟糕：“在英国剑桥大学城最好的学术书店，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其长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获奖，多少缓解了中国文坛的焦虑和不自信的情绪，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会有一定提升。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围绕着莫言获奖，不少“狗血”言论在网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莫言诺奖与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诺奖梦背后，闪烁着文化复兴梦和大国崛起梦。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面对莫言获奖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以外交部发言人的口吻说。

他的话在新浪微博上被转发2万多次，引起上万网友吐槽。“莫言获奖不代表中国文学的崛起，中国文学依然乏善可陈。” 学者张鸣则表达了不同看法。

莫言获奖次日，新华读书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截止到记者发稿时，52%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会激发大批作家创作热情，涌现更多优秀作品；64.8%的网友认为莫言获奖能提升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

作家韩东表示，莫言获奖首先对其个人意义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朱大可、马悦然等众多作家、评论家、汉学家均持类似看法。

“对年轻作家而言，这种大奖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激励，它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严重衰退的中国文学，为青年写手们提供了无限美妙的荣誉前景。”朱大可说。

从鲁迅到莫言 篇2

(一)勤劳朴实而麻木愚昧的劳动妇女

鲁迅自幼生长在农村,人生之初接受的价值观就来源于这些朴实的劳动妇女,因此,他的作品里有大量真实的妇女形象。然而,走出国门后回到国内的鲁迅却悲哀地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五千年道德积习烙印在她们灵魂上的创痕,“女性这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 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1]陪着做了一世牺牲的有《明天》里迷信可怜的单四嫂子,《祝福》里可悲可叹的祥林嫂、《药》里的封建愚昧华大妈。她们不是懒惰,而是愚昧,不是邪恶,只是无知, 鲁迅对她们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认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 ;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2]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祥林嫂的妻性则确乎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体。

鲁迅曾在自己的文中提起“另一种女人”——“林黛玉说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这就是女界的‘内战 ' 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何况‘东风 ' 和‘西风 ' 之间, 还有另一种女人,她们专门在挑拨、教唆、搬弄是非。”[3]《故乡》 里的杨二嫂和《离婚》里的爱姑就是鲁迅言下的“另一种女人”。

(二)无奈出走而终致殒落的知识女性

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的知识女性,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同男性一样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存在,鲁迅小说 《伤逝》中的子君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

子君是一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敢于对以父亲为代表的旧势力旧思想勇敢反抗,“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曾经有过高级趣味,高尚的人生目标,和涓生在一起,他们“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而子君“总是微笑点头, 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4]

首先,来自众人的否认、冷眼、嘲笑与排挤逼得他们不得不承受除了经济压力外的沉重的精神压力。“她(子君) 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鲁迅一生都在反抗,“他的思想,其本质是人道主义, 其方法是战斗的现实主义。”(《鲁迅的人格和思想》)[5]而“他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 因为它们富于抗争、反抗、怒吼的精神。”(《杂谈翻译》)[6]不仅译文多反抗之作,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也富有斗争精神。

其次,琐碎的生活日渐消磨了两人的爱情,他们在经历过最初的热血后逐渐变得冷漠、淡薄。“鲁迅对于汉魏文章, 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就因为鲁迅的性质, 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加,皓皓焉坚贞如白玉, 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最后,两人软弱的性格成了他们爱情破裂的导火索,导致了他们最后的风流云散。再甜蜜的爱情也有苦涩的一刻, 经历了失业、饥饿、寒冷等一系列变故后的涓生心灰意懒, 没有经济收入的子君慢慢变成他身边的累赘,他想给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世俗又拿了严苛的态度对他,甚而至于连工作都丢了。“我(涓生)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

(三)颠覆传统而回归人性的神话仙人

在小说《故事新编》中,鲁迅还塑造了另一类颠覆传统而回归人性的神话仙人。她们被剥去了神话传说中说神秘、 美丽、极具魅惑力的外衣,被鲁迅还原成了极具生活气息的 “食人间烟火”的平凡女子,她们被消解、被重造,回归了人的本性。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 ;置重在将来,却反在过去。”[7]鲁迅特意由“置重”的“过去”入手,反思现在。鲁迅曾说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8]在《故事新编》 里,鲁迅特意选取了上古时期的神话和历史故事为题材,颠覆宗教,宣扬科学,阐释了另一种涵义的神话故事。

从肯德基到莫言 篇3

先说肯德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出来后，“爱国者”们先是把矛头对准菲律宾，大有一举血洗之势。后来又听说是美国人在背后所为，想一举灭掉美利坚，有人就不敢说了。不过，只要是“爱国”，招数肯定是有的。于是乎，肯德基大校的麻烦来了，爱國大妈、爱国大爷、爱国青年们，纷纷到肯德基前堵门，对食客劝离，辱骂员工，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以致一个叫郭元庆的商人到肯德基就餐时都不得不带一把利斧置于桌前，警示日：“爱国流氓，胆敢骚扰，来一个砍一个。”他那顿饭吃得安心吗？不知道，但足以说明肯德基在中国扎扎实实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仇视。

再说莫言，莫言同样因为南海仲裁案而被推上舆论风口，“爱国者”们此前早就想把汉奸的帽子戴到他头上了，可惜一直时候未到。随着南海仲裁案尘埃落定，“爱国者”们终于寻得时机，说莫言是“靠渲染中国人的贫困、落后、丑陋，来迎合西方人的政治标准”，什么所领取的不过是“西方反动文人、反革命学者收买走狗和奴才的经费”等，污水尽泼。更有一名延安的大学生，完全一副“文革”小将派头，声称，从其“作品中足以看出，你（指莫言）在政治倾向上，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在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表述上，所竭力宣扬的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谈呀！”“如果说现在还会出现犯罪的汉奸文学的话，那就是非你莫言之作品莫属了！”说得莫言足以进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好一阵子，“爱国者”们的情绪大有“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极度亢奋，极度狂伧，燃点极低，给一点点火星，就足以使他们那将无数无辜者“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的激情点燃。

而此时，我不禁回想起当年肯德基进入中国时的情景。进驻中国的首家肯德基于1987年11月12日在北京前门大街开张，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这天，天气很冷，飘着雪花，肯德基店内气氛却火热到极点，外面排的队伍和长龙一样，由于等待的人太多，不得不求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原味鸡，可依然兴致盎然。

那场景是不难想象的，次年我被调至北京工作时也见过，但相对于现场的热烈情况，我对媒体“兴致盎然”四个字的描述更感兴趣，因为它不只是表达了那时中国人对获得美味的一种期待，更表达了对洋人、洋资、洋货等外来事物的欣喜。何以如此？闭关锁国太久了，日子太苦了，生活太单调了，也自知被这个世界抛离得太远了，人们太希望外来的事物将中国市场激活。不只是洋食品，洋家电也受宠，洋企业更是人人青睐。这期间，中美之间亦并非没有摩擦和冲突，但似乎都没有像这次一样使肯德基如此激烈地被围堵，也甚少有美国货被抵制。

再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人是多么渴望能得到这样一个奖。当正宗的中国人莫言，以他那带着“先锋”色彩的故事得奖后，其轰动效应不亚于首枚氢弹成功爆炸，多少人兴奋与狂欢——世界终于承认中国文学的地位了。

但一些人就是这个样子，正如鲁迅所揭示的，浅薄、偏狭，容易自我膨胀。怎么说浅薄、偏狭呢？他们的眼界永远都是义和团的眼界，不只不识西方现代之文明，还以为天下之强非我莫属；不只不识工业文明催生的利器，还总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与世界共生共赢的理念永远也进不了他们的脑袋。就说那只“啃得鸡”吧，这些人只看到表象，即只看到美资的存在，却看不到美资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和利税等效益。至于自我膨胀，就更是秃头上的虱子了，在“爱国者”们看来，今日之中国已不是过去之中国了，“腰杆子”粗了，GDP世界老二了，外贸出口世界第一了，城市比你大了，火车比你快了，载人航天有了，航空母舰有了，还有什么“煞手锏”武器也有了……老子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

而对于莫言呢，他们抱的是同样的态度，没有得诺奖的时候，乖顺地期待着、巴望着，总想有国人能尝到一口，以抚平心中久久的痛。终于，等到了莫言获奖的那天，不只是作者一下子被捧上了天，就连作者位于山东高密的老宅子的砖头都被人抠光了——要把砖头带回家沾沾文气，让子子孙孙多点文才。如今，不仅文学奖得到了，医学或生理学奖也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滋味尝过了。接下来是什么感觉？诺奖也就这么回事，我不稀罕了。于是“爱国者”们开始了所谓的“反思”，看获奖者有没有里通外国，看颁奖者有没有政治偏见，看拥趸是不是怀着汉奸心理，就是这么一点气量，就是这样的自满自足。

或曰，敢于否定是一种自信。我不否认人要有点自信，但不能在得志后目空四海，忘恩负义。那叫自信吗？那叫瓦釜雷鸣。真正自信的人，是记住过往的人，是知道感恩的人，是包容世界的人，是兼容并蓄的人。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你如此无礼，如此偏狭，如此翻云覆雨，连立都立不起来，还谈什么自信？

偏狭，也就是气量小。很多人的胸怀就是王朔小说里写的“过把瘾就死”的气量，浅尝辄止，“曾经有过了”就满足了，就开始诋毁了，就可以砸掉了，就可以与天下为敌了。由此说来，我们虽然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但国人的素养与建造一个文明的国度仍有相当的差距。

从鲁迅到莫言 篇4

通读整篇文章,无处不是妙趣横生。而第二自然段中描写的景物,更是让我对那种生活充满了好奇与羡慕:菜畦、皂荚树、桑葚、蝉、黄蜂、叫田子、油蛉、斑蝥、木莲、覆盆子……数不胜数,光是这一长串名字,就已经把我带进了那个充满生趣的世界。鲁迅先生说起它们来精细生动,如数家珍,可见,“百草园”也真是个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听妈妈说,她小时候就是在乡村长大的,每天可以在田野中奔跑,也可以在小溪里嬉戏;可以去给兔子割草喂食,也可以抓些昆虫玩耍;可以去河里钓大大的鱼,也可以在一片金黄的麦田中帮忙……这样充实而又美好的生活,是我从未见过的,也是我万分憧憬的。有时放了假,我也会去农村玩上几天。那里清新的空气、笔直的田埂、油绿的秧苗、成群的鸡鸭,以及朴实的人们都会令我惊奇。对于在城市的烟尘与楼林中成长起来的我们,那确实是一幅画卷般的美景。

鲁迅先生的“百草园”是美丽的,但就像每个人都必须成长一样,鲁迅先生也跨入了他的“三味书屋”。现在,我们已进入了我们自己的“三味书屋”,并且还会不断地努力前行。而我们的“百草园”,则将和童年的记忆一起,为我们的人生永远地留下多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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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热谈到俄罗斯文学作品 篇5

最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首次由中国人莫言获得而引起了轰动，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随处可见莫言的消息，莫言的代表作品更是被抢购一空，莫言热也引起了很多人对文学的关注。据新闻报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酒国》已经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安芙兰”出版社出版，并在10月12日上架销售。说到文学的前世今生，我们就真的不能不提到俄罗斯的文学史了，你可知道俄罗斯历史上有哪些作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吗?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吧！

1933年，苏联作家蒲宁因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俄罗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人。

1958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克因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其拒绝领奖。

1965年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因小说《静静的顿河》获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 索尔仁尼琴，获奖作品《癌病房》。

1987年 布罗茨基，获奖作品《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是诗人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我们所知俄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属于古罗斯时期。这就是古罗斯文学。这一时期最早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是编年史体，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编年史汇编是《往年纪事》(约1113年)。11-12世纪罗斯创造了卓越的古罗斯文学古籍——《伊戈尔远征记》。

18世纪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口语进行了独特的“融汇”，借助它可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事物。

俄国文学最光辉的时代可以说是19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学语言之父亚历山大·普希金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大尉的女儿》等等)。19世纪不仅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古典文学大师的创作时代。该时代的作家主要有：

亚历山大·格里鲍耶多夫(《聪明误》)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童僧》、《当代英雄》等)

尼古拉·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死魂灵》等)

剧作家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狼和羊》等)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白痴》等)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

伊万·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等)

伊万·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悬崖》等)

尼古拉·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过好日子》、《俄罗斯妇女》等)

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谢得林(《外省札记》、《一个城市的历史》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安东·契诃夫的创作时期(《樱桃园》、《三姐妹》、《海鸥》等)。随着“革命的海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高尔基出现在文坛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母亲》)，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俄国古典文学传统在伊万·布宁、亚历山大·库普林等人的创作中得到继续。

20世纪初被认为是俄国诗歌的“白银时代”，新流派不断涌现。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正处在创作极盛期，高唱对永恒之美的渴求(《陌生女郎》、《美女诗抄》)和对新的历史时代的欢迎(《十二个》)。勃洛克的同时代人中有著名的阿克梅派尼古拉·古米廖夫、安娜·阿赫玛托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以及此时的未来主义者、稍后成为旗帜鲜明的革命拥护者的弗拉基米尔·马雅科夫斯基（《好！》、《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奇·列宁》)。

20世纪初文坛上还活跃着这样一些天才作家和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地槽》)、罗斯农村的吟唱者、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安娜·斯涅金娜》、《二十六人的歌谣》、《黑影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白卫军》、《大师与马格丽特》)。

接下来的一代也在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他们是：小说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新开垦的处女地》)、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鱼王》)、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等着我吧》)、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瓦西里·焦尔金》、《路边的房子》)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古拉格群岛》、《癌症楼》)。

近年来，俄国文学中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阿列克桑德拉·马里尼娜、达丽娅·敦佐娃、鲍里斯·阿库宁(所有名字都是笔名)等作者的小说和侦探题材空前流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纯正文学名副其实的继承者——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地下活动，或时代英雄》)、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克斯》)。

此外，给大家汇总一下俄罗斯历史上重量级的文学家的代表作品。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代表作成长篇小说《母亲》、剧本《敌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尼·阿列克谢椰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代表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列夫.托尔斯泰

主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 1883)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

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21～1881

代表作《罪与罚》《赌徒》《穷人》。

果戈理(1809～1852)

代表作《死魂灵》

本文来源：

从鲁迅到莫言 篇6

《蛙》有这样一段描写：

1953年，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背后造谣。她们说新法接生出来的孩子会得风症。“老娘婆”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提起这些“老娘婆”，姑姑就恨得咬牙切齿。姑姑说不知道有多少婴儿、产妇死在这些老妖婆的手里。姑姑的描绘给我们留下恐怖的印象。那些“老娘婆”似乎都留着长长的指甲，眼睛里闪烁着鬼火般的绿光，嘴巴里喷着臭气。姑姑说她们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仿佛孩子会从嘴巴里钻出来一样。姑姑说她们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姑姑说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xx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让我选择一批最可恨的人拉出去枪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老娘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姑姑的偏激。那种野蛮的、愚昧的“老娘婆”肯定是存在的，但有经验的、靠自身经验体悟到了女性身体秘密的“老娘婆”也是肯定存在的。其实我奶奶就是一个“老娘婆”。我奶奶是一个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娘婆”，她认为瓜熟自落，她认为一个好的`“老娘婆”就是多给产妇鼓励，等孩子生下来，用剪刀剪断脐带，敷上生石灰，包扎起来即可。但我奶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老娘婆”，人们都说她懒。人们似乎更喜欢那种手忙脚乱、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

这使我想起教育学上的产婆术，苏格拉底曾说:..我母亲是一个助产士,我也努力追随她的足迹。我是一个精神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产婆术是苏格拉底创造的一种教学方法。第一步称为讽刺,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第二步称定义,在谈话过程中凭借反复诘难和归纳过程,引伸出明确的定义和概念;第三步叫产婆术,引导学生进行思索,得出自己的结论。也有学者分为四步:讥讽、助产术、归纳和下定义。

助产术是帮助对方回忆知识,就像助产婆帮助产妇产出婴儿一样。教师助产，体现在他讲学和辩论中并不直接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通过对话或提问揭示学生在认识上存在的矛盾,就像助产士帮助产妇助产一样引导学生发现存在于他们头脑中固有的知识。许多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是西方最早提出启发性教学或发现法的教育家。在教学中教师要、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注意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引导他们独立思考,积极探索,生动活泼地学习,自觉地掌握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运用此法，要注意准确设问，适时追问，渐次推进。

这里的教师应教会学生思考，教会学生发现问题和自主解决问题。教是为了不教，教师看起来就轻松了，相文中老奶奶那样的“懒老婆娘”。

可怕的是像《蛙》文中的“里外乱窜、大喊大叫”与产妇一样汗流浃背的“老娘婆”，“用擀面杖挤压产妇的肚子。她们还用破布堵住产妇的嘴巴”。一点解剖学知识都没有，根本不了解妇女的生理结构。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xx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

这种教师“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乃至野蛮地扼杀孩子的天性，还自以为劳苦功高。

现代教育科学视野中的教学，是师生共同参与，以课程内容为中介，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的活动。师生以生命发展为基础，通过对生命世界的关注，使学生情感得到体验，个性得以张扬，同时使教师的职业生命得以焕发，师生生命在交往互动、共同经历中不断生成的过程。

从鲁迅到莫言 篇7

巴金在谈到鲁迅的《孔乙己》时说:“他那篇《孔乙己》写的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这篇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白话小说用咸亨酒店小伙计“我”的视角写出了底层知识分子“近乎无事的悲剧”,展示了社会边缘人无力的抗争。鲁迅先生曾说:“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察觉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1]而时至将近百年后的新世纪,莫言的短篇小说《冰雪美人》也是一首“无事的悲歌”,这篇小说在人物刻画、环境设置等方面都与《孔乙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也是采取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通过“我”这个“管氏大医院”的小学徒的视角,描写了一个名叫孟喜喜的女学生的悲剧命运。虽然孔乙己和孟喜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传统以它的惯性导演了两个人相同的悲剧命运。

一、边缘人的叙事视角

其实在《孔乙己》和《冰雪美人》中“边缘人”并不仅仅指的是主人公,叙事者“我”其实也是一个不被社会认可的边缘人,他们既无社会地位又无力反抗。这两部作品都采用第一人称的“边缘人”叙事视角,用近乎冷漠的语气道出同样作为边缘人的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这样就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主人公那不被人理解的艰辛人生。

小说《孔乙己》是将孔乙己置于成年叙述者“我”的回忆中加以呈现的,“我”也是一个边缘人,因样子太傻、缺乏溜须逢迎本领而被迫从事“专管温酒”的职务,在酒店里没有一点地位可言。通过“我”的视角讲述更卑微更弱小的人的不幸人生,同时也表现了“我”对孔乙己的关注和同情。“小伙计‘我’在咸亨酒店被边缘化的处境,从另一角度看,折射出的是未被病态社会完全同化的心灵。”[2]孔乙己出场后小伙计一段评论中的几个修饰性和转折性词语如“幸而”、“可惜”、“便免不了”、“定然”等看出“我”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孔乙己的同情。而莫言的《冰雪美人》也是以“管氏大医院”的小学徒“我”的视角来展开论述,通过“我”的回忆把我们带到故事中去。这里的“我”也是一个被人忽视的“边缘人”,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生炉子、烧水、看门,“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主人公孟喜喜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而没有一点办法。“我”眼中的孟喜喜是洒脱自然的,“穿高跟鞋、烫发”的她敢跟校方对着干,满不在乎地洋溢着微笑昂首挺胸走在校园里。“我”对孟喜喜的感情是复杂的,在“我”心里孟喜喜像“冰雪一样洁白”,而“我”又隐约地相信她干上了“那一行”,通过“我”这一特殊的叙事者的叙述我们更能感受到孟喜喜作为“异类”遭人误解的悲剧命运。

二、凉薄的看客心理

这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群“敬业”的看客形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迫害社会底层边缘人的行列中去,处处显示着人与人之间的自私与冷漠。

《孔乙己》中充斥着一系列的看客形象,酒店掌柜、小伙计、短衣帮们都是忠实的看客,他们嘲笑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作为科举考试屡遭失败的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他已经成为这些看客茶余饭后的笑料。笑着向遍体鳞伤的孔乙己要酒钱的酒店掌柜、在孔乙己来喝酒时才敢笑几声的小伙计、无情嘲笑孔乙己的短衣帮们都是看客的典型代表。透过这些不同人的种种笑声,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事态人心的凉薄以及孔乙己所处环境的冷漠无情。孙伏园先生也曾说过:“《孔乙己》在于描写一般社会于苦人的凉薄。”[3]而在叙事过程中“我”也在不经意间参与了对孔乙己的折磨与迫害。“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4]当孔乙己打算教“我”写“茴”字的时候,“我”却心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并对这些知识毫不热心,孔乙己只好“极惋惜”地作罢。所以“我”在内心深处也潜存着对孔乙己的不屑和鄙夷,而这凉薄的心态也是孔乙己走向毁灭的导火索。

《冰雪美人》中也存在着一批“热情而忠实”的看客,他们以“看热闹的”心态观望着孟喜喜,并希望她一步步地走向堕落。其实在《冰雪美人》中,“看客心理”已经上升为一种“刽子手心理”,这些“刽子手”们用无情的语言和行动“残害”着这个单纯美好的“美丽姑娘”。“年级主任在神圣的课堂上,用与她的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下流语言,污蔑孟喜喜,说她干上了‘那一行’、“我那些狐朋狗友与孟喜喜动手动脚而孟喜喜并不恼怒”,[5]“叔叔哼了一声,根本不看她,婶婶的眼睛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好像一个刻薄的婆婆要从儿媳身上挑出点毛病来。”[6]等情节就能明显地看出这些“刽子手”残忍的人性。而我在因爱而生恨的过程中也参与了对孟喜喜心灵的迫害,“我对她脚前的土地啐了一口”这一典型的情节也显示出了“我”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而事实上“我”的态度在孟喜喜的成长中是至关重要的,“我”的凉薄使孟喜喜丧失了最后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三、真实而正常的人性

虽然孔乙己和孟喜喜在小说中都是被社会“异化”的典型,但是他们却拥有着真实而完满的人性。他们敢于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敢于与封建势力作斗争,虽然抗争无力,但是他们也为自己争取了正常人应该得到的权利。

《孔乙己》中孔乙己给孩子们分茴香豆那一段就写出了孔乙己的真实与可爱。“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7]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可以看出孔乙己的善良,“罩住”这个词生动又形象地写出了他“护食”的可爱与动情。而“雅贼”孔乙己所说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8]又体现出了作为读书人的真性情。《冰雪美人》中红颜薄命的孟喜喜也是一个充满了真性情的人,被众人认为“实在是太过分”的她是一个热情洋溢、乐观开朗、张扬个性的美丽女孩。她用她的自然天性对抗着世俗传统,用她的生命捍卫着人性的尊严。她敢于追求个性,展示女性美,她“头发浅黄,波浪着,披在肩上”,她的“双唇鲜艳欲滴,仿佛熟透了的樱桃”。她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面对非议只是昂首挺胸微微一笑,为了自家生意可以在店门口“穿着开衩到大腿的旗袍、画着浓妆”。她敢于表现自己、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坚守自我,她给世界带来了美,又被这个世界把美毁灭掉,本该享受青春年华的她却被扭曲的社会所压抑,这完整的人性丝毫得不到接受与认可而最终走向毁灭。

四、无力抗争的悲剧结局

孔乙己和孟喜喜的悲剧就在于反抗的无力,最后反抗的绝望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现实给予他们的深度毁灭。

《孔乙己》中孔乙己去偷丁举人东西而被打折了腿这一情节出人意料,因为士官出身的丁举人正是孔乙己几十年寒窗苦读想要变成的那一类人。试想一下如果孔乙己真的成了丁举人,他也一样会欺压下层人物,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在这里孔乙己用偷丁举人东西这一举动来显示对社会的抗争,他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但事实上他的反抗却是被镇压的。所以说孔乙己的悲惨遭遇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冰雪美人》把孟喜喜的悲剧结局置于医院这个神圣的地方而更显得具有戏剧性。医院是集结了所有矛盾的爆发地,叔叔婶婶对孟喜喜的反应可以代表整个社会对孟喜喜的态度,叔叔的磨磨蹭蹭以及婶婶的阴阳怪气使得孟喜喜无力抗争而最终走向死亡。孟喜喜两次动了动嘴唇却没有说出话来也是一种反抗的无力,她本可以为自己争取生的权利,但是冷酷的环境使她无力发声。叔叔是小说中首先被照亮的人,本应具有“医者仁心”的他在孟喜喜生前冷漠残酷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孟喜喜的死亡。也许是孟喜喜的死亡触动了叔叔,他“以少见的迅捷蹿出来”首先发出了“你他妈的闭嘴”的呐喊,也向人们昭示了他的反思态度,但是这“迟到”的抗争却又是多么无力。

结语:

鲁迅称自己小说题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在揭示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9]而莫言是“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揭开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世界,去寻觅我们民族“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鲁迅和莫言把笔墨集中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身上,通过这些边缘人的抗争向人们展示生活的无力与痛楚。他们在“近乎无事的悲剧”中默默承受社会给予他们的不公的待遇,可以说《孔乙己》和《冰雪美人》为我们揭示出了不同社会背景下那不易察觉却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为我们正确对待社会提供新的可能性。

注释

1[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54.

2[2]李向东.边缘者的境遇——再读《孔乙己》[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6):44-45.

3[3]孙伏园,许钦文.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9.

4[4]鲁迅.呐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2003.11.

5[5]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冰雪美人——《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7.

6[6]中国作协《小说选刊》.冰雪美人——《小说选刊》: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的叙事[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1.

7[7]鲁迅.呐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2003.13.

8[8]鲁迅.呐喊[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2003.12.

从鲁迅到莫言 篇8

中医与旧传统： 民国知识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中医面临了空前严峻的体系考验，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传至如今，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经常被人提起。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也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

傅斯年是知识界反中医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40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民国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幸存的国医馆

中医的抗辩似乎主要的活动就是请愿。从1913年上海的中医团体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要求把中医纳入教育体系，到1947年的一次绝食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医却是每战每退，提出的请求竟退缩为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

1931年有一个国医馆幸而成立，这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理事长是陈立夫。

1943年后，国医馆最终为中医争取到了合法办学地位，也促成了医师法。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为政府和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最终王斌被撤职。但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

“文革”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 “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了新时期中医存废争论双方的焦点。支持中医的认为，“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是“伪科学”。在民间，双方的争论一直存在。

2007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又一次掀开了中医存废之争。此后各类中医相关的养生大师们相继被揭穿骗局，中医又一次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毛泽东、钱学森的中医观

1949年以来政府即提倡中西医的团结和互相学习，很多中医也逐渐学会了注射等西医诊疗技术，并且参加各地防疫活动，但中医整体被贬抑的评价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泽东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毛泽东并不掩饰对中医的兴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毛泽东的兴趣与其说是医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这种兴趣既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农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构想不可分割。

毛泽东同时也提到，乡村“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相继提出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三大科学思想体系，他首先肯定了中医理论，并发现了传统中医的特殊价值。他说：“21世纪医学的发展方向是中医。”

钱学森在谈到中医理论说：“我认为中医治病比纯粹的直观又进了一步，它是把经验的东西加上古代的哲学，即古代人是怎么看周围世界的，所谓阴阳、五行、八卦等。这就形成中医医师看病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这种理论古代有文字记载，老师可依此教学生，学生也能学会。”中医的优势，“即总体的辩证地看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医就避免了机械唯物论。我认为，这是中医最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