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共5篇)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篇1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编者按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省委书记刘奇葆题为《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署名文章。本报今日全文转载,敬请关注。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这些重要论断,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四川省正面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等艰巨任务。落实好这些任务,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从真情为民着眼,从求真务实着手,在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倡导特别讲大局、特别讲付出、特别讲实干、特别讲纪律的作风,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进而凝聚起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
把感情贴在民心民意上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回顾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紧密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然而,当前一些党员干部身上却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对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对群众的感情和立场出了偏差,大大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首先要求党员干部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把感情贴在民心民意上。有了感情,再大的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去克服,再复杂的问题都会耐心细致去解决。应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群众立场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立场,面向群众转变作风,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自觉当好人民公仆;广泛开展“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动,不断健全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带着感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充分考虑群 众感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督促领导干部坚持定期下访,定期接待上访群众、阅处群众来信;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积极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
爱岗敬业,是对每个劳动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更应有强烈的事业心,立足岗位,恪尽职守,无私奉献,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只有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只有把心思用在事业上,才能形成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广大党员干部应树立强烈的责任心,不能把工作简单地当成“就业”,更不能把岗位当成“副业”;干事创业应出于公心,不能把个人追求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割裂开来。去年以来,面对特大地震灾害的巨大冲击和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四川省广大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用心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止滑提速、重建加快推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四川省正处于推进科学发展、科学重建的关键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肩上的担子更加艰巨。
应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用在抓发展上,把功夫下在促和谐上,真正做到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把工作落在求真务实上
坚持求真务实,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要求。在党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坚持求真务实,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求真务实,我们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中央多次强调,要把求真务实贯穿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当前,思想不求实、作风不务实、工作不落实的现象,无论在基层还是在领导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我们应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做到言必责实、行必责实、功必责实。言必责实,就是提倡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决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行必责实,就是坚持办实事,引导党员干部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搞劳民 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功必责实,就是做到明奖惩,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和评价激励机制,对因作风飘浮、敷衍塞责引发重大事件或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追究责任;坚持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人品正、干实事、真爬坡、敢破难的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深入开展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健全和落实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整治文风会风,清理检查评比达标活动,改善政务环境,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
把成绩记在集体努力上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需要大家共同奋斗。去年以来,四川省之所以能够战胜特大地震灾害,有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各项工作取得重大突破,靠的是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靠的是各级领导班子、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努力。特别是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四个离不开”:地方离不开中央,没有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深切关怀,没有举全国之力的全面动员,抗震救灾斗争不可能取得重大胜利;四川离不开全国,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倾情倾力支持,没有18个对口援建省市的全力支援,灾后恢复重建不可能顺利实施、加快推进;干部离不开群众,没有灾区群众在特大地震灾害面前的众志成城、顽强奋战,社会秩序不可能迅速稳定,安置工作也不可能顺利进行,更不可能实现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班长离不开班子,在危难之际,各级党委充分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各级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分工协作,各级领导干部冲锋在前、超常付出,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总之,工作要依靠集体、依靠群众,成绩要归功集体、归功群众。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都应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成绩、正确对待荣誉,做到不贪功、不诿过、不卸责。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班长与班子的关系,善于团结共事,坚持依靠集体力量,不搞独断专行,反对个人主义,注重发挥班子整体功能,努力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工作局面。
把重心放在增强党性上
党性是作风的内在依据,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应把重心放在增强干部党性修养上,为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提供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学习、加强锻炼,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增强党员意识、党性观念;切实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和实效性,引导领导干部敢于坚持原则、敢于直面问题,坚决反对和克服好人主义,坚决反对党内生活庸俗化,把党性分析作为民主生活会的主要内容,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敞开思想、揭露缺点、纠正错误,不求一贯正确,但求知错能改;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完善谈心谈话制度,对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尤其是对关键岗位的干部实行重点管理,改变一些地方和部门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深入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广大党员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优良的作风必然能够孕育和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把加强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锤炼过硬作风,打造过硬队伍,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保证。
(2009年11月4日)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篇2
12月10日晚, 央行宣布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人们已普遍猜测11月的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数据将再创新高。然而, 12月11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11月CPI同比上涨5.1%, 创出28个月以来的新高, 这个结果仍然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2]
2010年开始, 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历史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经济运行平稳时, 应尽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减少或避免计划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在经济趋向萧条或过热时则必须及时实施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1978年到2010年, 我国经历了6个经济周期, 每个周期平均仅5年多。经济的频繁波动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 弱化了微观经济基础的活力, 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全国各地争上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的一般加工工业, 造成产业结构趋同化, 一般加工工业品严重过剩;而一些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投资风险高的基础设施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发展缓慢, 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另外, 这一时期我国还出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1985、1988和1989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了8.8%、18.5%和17.8%, 1994年更是高达21.7%, 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 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
从周期波动看,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有显著的相关性。投资波动决定着经济波动, 并大于经济波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而形成, 同时又受供求机制约束。在扩张期投资的急剧扩张带动着工业生产的急剧扩张, 引起需求的急剧膨胀, 带动社会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 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急剧扩张。经济扩张最终会受到供求约束, 从而依照扩张时的传导链条, 相应导致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萎缩, 国民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投资波动的主要方面, 一直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门的投资直接服从于政治目标, 往往会作出扩张经济和投资规模的决策。因此, 政府投资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随着政府调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决策的科学化, 波动周期明显变长, 波动幅度相应减小, 这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二) 农业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
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 农业对经济波动虽不构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 但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根本性的影响。工业波动是最易觉察也最易被认可的波动, 但它仅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既然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联系的, 经济发展由农业而至工业是其一般规律, 那么, 农业就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循环之外, 它离工业波动愈远, 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愈深刻, 从而也就愈难以纠正。我国农业生产, 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 往往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波动。它的波动幅度虽然没有社会总产值波动大, 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动的先导, 有着明显的“超前性”和“扩张性”, 比后者先行1-3年。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 投资波动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波动对投资及工业的影响是通过蔬菜、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这些渠道进行传递的:粮食可储存性较强, 对投资的当期影响较小, 滞后期一般为1-2年;原材料对投资的影响, 虽不象粮食那样直接, 但对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部门构成威胁;当农业景气时, 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部门, 从而促进经济繁荣, 反之, 作用则相反;农业波动将直接影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 从而影响到消费品市场, 特别是工业品市场的购买力。
(三) 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
第一、二、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 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一定时期内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 决定着该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一般来说, 第一产业波动幅度较小, 但易受自然条件影响, 很不稳定;第二产业波动幅度较大, 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 又不易受自然条件影响, 较为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 后劲不足;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 生产能力大量闲置, 而基础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薄弱;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约束的作用, 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不能持久, 很快就因“瓶颈”部门制约而进入收缩阶段。
(四) 外贸依存度的变化。
外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相互发生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不是受需求约束, 而是受供给约束, 因此, 当投资需求大大提高, 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社会总供给不足时, 短期内最有效缓解“瓶颈”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 从而相应延长了经济波动的扩张期。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 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 使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 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可以预见, 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上升,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将更直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变动,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波动。
(五) 人为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受政府方面影响更大, 因而, 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周期, 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周期。改革前, 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 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 势必人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 加强了“逆周期”调节, 从而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3]
熨平经济波动的对策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 更加离不开国家的宏观管理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 国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因此, 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也更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中,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 可以使市场经济达到有序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并由此充分地发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正效应, 避免或减轻周期性波动的负效应。为此, 必须做到:
(一) 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货币供应稳定和物价基本稳定的关系。与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表述所不同, 2010年会议提出明年我国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 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货币双政策由过去两年来的“积极与适度宽松”搭配变为“积极稳健”相配, 这一改变意味深长。在当前流动性过剩, 通胀预期居高不下的背景下, 货币政策转向稳健, 意在让经济运行的货币环境回归常态, 有利于稳定价格总水平, 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与过去两年相比, 明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将更为复杂, 一方面要维持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还要应对不断走高的物价压力。
二是处理好生产稳定和保障供应的关系。确保市场供应, 促进价格稳定。进一步落实扶持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把握好储备粮油糖投放力度, 落实好小包装成品粮油储备制度。抓好冬季蔬菜生产, 增加越冬蔬菜供应。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加大新疆棉外运力度。继续实行化肥生产用电、用气和铁路运输价格优惠政策, 保障化肥生产供应。组织好煤炭生产供应, 优先保证发电用煤运输, 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企业正常生产电力供应。增加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产量, 确保敞开供应。
三是处理好增加居民收入和带动消费增长的关系。还要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收入增长的同时, 努力扩大居民消费, 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为此, 我们要充分重视消费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在保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速度和优化投资结构的同时, 要继续培育和扩大新的消费增长点, 激发居民消费热情, 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
四是处理好保障进出口增长和内需增长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正确处理扩内需与稳外需的关系, 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千方百计稳定外贸, 尽力减少损失, 为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和空间。在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 要花大力气促进内外需均衡发展。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不能忽视或压缩外需, 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保持招商引资的力度,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加快形成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格局。
五是处理好投资稳定和消费增长的关系。一要稳定投资需求, 保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进一步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六是处理好大力缩减落后产能和支持新产品科技研发的关系;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大力培育新型产业。由于污染治理投资大, 有的地方和企业仍在默认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发展观念, 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 严重制约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十二五”要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坚决关停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生产装置。这些落后产能的退出, 将大大有助于行业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有利于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七是处理好打击囤积和畅通流通的关系。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是商贸工作的基本职能, 要丰富商品品种, 抓好成品油等重要商品的储备, 保障市场供应, 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打击一切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确保商品流通安全。
(二) 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2011年的政府投资面临着几大特点, 其中一个是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进入尾声, 大型项目后续投资和相关收尾工作已经减少了。另一个特点是,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未来五年面临着保障性住房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多项任务。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被展望为又一个拉动投资的增长点。此外, 部分省份主要领导在近期密集履新, 业内人士指出, 按照以往的经验, 地方政府官员新任期的开始对地方投资可能产生一定拉动作用。
其一, 这是给各级领导干部打上的一剂“预防针”。“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5年。但在一些地方, 少数干部工作作风漂浮, 对中央决策部署理解不深不透, “作决策拍脑袋, 干工作拍桌子, 出问题拍屁股”,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不惜举债上马一些“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不仅没有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反而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让群众戳脊梁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借‘十二五’时期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的要求, 就是在给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打了一剂“预防针”。充分表明了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坚决态度, 也是给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郑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牢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 科学谋划和推进本地本单位经济社会发展, 确保“十二五”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
其二, 这是给各级领导干部送来的一个“方向盘”。头脑清, 方向对, 办法多, 才能把事情办好。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在作决策、办事情、抓发展、促和谐的过程中, 一定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从当地实际出发, 从群众需要出发, 一张蓝图管长远, 一任接着一任干, 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事情, 千万不能急功近利、寅吃卯粮, 干一些殃及当代、祸及子孙的烂事、臭事。否则, 就如同车辆方向盘失灵一样, 不仅会跑偏, 而且早晚会翻车出事, 追悔莫及。[4]
其三, 提高“政绩工程”的成本。目前许多政府主导的大型工程项目, 如房地产开发、各种园区、旧城改造等等, 是政府投资的最大热点所在。这些工程中有一些是必要的, 但也有一些项目仅仅是为了体现政绩。它们往往不是量力而行, 而是打肿脸充胖子, 寅吃卯粮, 却名之曰发展。因此, 全面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 严格控制各种园区建设, 严格规范征地行为, 不仅是保护土地资源的需要, 更是保护群众正当权益, 保持经济稳步发展的需要。对于确属国家必须进行的公共工程建设, 也应按市场价格给予合理的补偿。唯有这样, 才能有效遏制屡屡出现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三) 保持明年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2010年, “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等等高价格现象, 已将物价问题推到了一个令人焦灼的程度。为此, 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些“非正常”的暴涨连连发招, 密集出台相关政策, 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予以调控。近段时间, 菜价“保卫战”已初见成效, 无论是大蒜、生姜等前期的涨价“明星”, 还是叶菜、猪肉等日常民生农产品, 相比前期的价格高点, 都已经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止涨回跌。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 影响物价的因素, 明年仍将继续存在, 未来物价的走势, 虽然“不会出现恶性通胀”, 但亦不能盲目乐观。从过往的经验来看, 随着涨价因素从农产品向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的扩散, GPI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并非没有可能。基于这样一种情势, 稳定物价具有稳定经济全局和保障民生的双重意义。要知道, 如果物价畸高不下, 不但损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还可能严重影响居民福利, 甚至会妨碍“十二五”起步的良好经济环境。
物价问题, 涉及民生, 影响稳定, 关系全局, 须臾不可放松。此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定物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求各级各部门“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综合施策、重点治理, 保障民生、稳定预期”, 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 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全面加强价格调控监管工作, 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这既是对经济规律的尊重, 更是对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负责, 可说是找准了“七寸”, 抓住了要害。
稳定物价, 我们有条件, 也有能力。据最新报道, 2010年我国粮食生产连续第七年增产, 连续四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 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与此同时, 生猪、蔬菜、水果、鸡蛋、水产品等以及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完全可以保证国内市场供应。此外, 我国的工业消费品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国内需求。在今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推进发展现代农业,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再度成为新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彰显着中央高层的信心和能力。[5]
稳定物价, 我们也不缺制度, 缺的是抓好各项措施落实的决心和行动。行动之急, 必须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质, 进一步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蓝子”市长负责制, 改进和完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方式, 适当增加国内紧缺重要消费口进口, 健全大宗农产品、初级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的监测预警制度, 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 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非正常”暴涨违法行为。多管齐下, “稳定物价”才会实至名归, 真正成为中央经济工作的“要务”, 真正惠及百姓、造福天下。
(四) 推进发展现代农业, 千方百计争取农业好收成
围绕保障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的中心任务, 切实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抓粮的积极性。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确保群众吃上放心食品。把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健全水利建设长效机制, 切实扭转水利建设滞后局面。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尽快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粮食增产与地方财政增收并不同步, 大部分产粮大县财政收入水平不高, 经济增长乏力, 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应充分调动三个积极性, 即中央、地方政府和农民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重大, 应该由国家、粮食销区和粮食主产区共同承担。粮食主产区主要负责提供粮源, 国家和粮食销区应对粮食主产区在利益上给予补偿。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抓粮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尽快建立国家商品粮食补偿基金。用基金对粮食主产区按粮食调出量给予补偿, 重点用于改造和完善制约粮食生产的基础条件, 从而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一项长期任务, 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当前看, 主要是增强“六个能力”:
一是增强耕地资源产出能力。处理好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关系, 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搞好建设规划, 减少耕地占用, 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 用途不改变。同时, 处理好用地与养地的关系, 搞好“沃土工程”建设, 努力培肥地力, 提高耕地质量, 不断提高耕地的产出水平。
二是增强农田水利保障能力。加快实施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专项资金”, 对农民兴修小型水利和购买使用节水灌溉设施给予适当补助, 鼓励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工投劳, 改善农田水利条件, 实现旱涝保收。
三是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 提高国家科技投入用于农业的比重, 形成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和“科技入户工程”。用激励机制推动农业科技创新, 用市场机制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用体制改革整合农技推广的资源和力量, 用政策扶持引导农户应用农业科技, 努力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四是增强农产品加工业转化能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龙头企业以多种利益联结方式, 带动基地和农户发展, 建立产加销一体化的高效产业体系。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五是增强农业抗御灾害能力。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治体系建设, 完善农业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应急反应机制。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 帮助农民规避自然风险, 减轻灾害给农民带来的损失。
六是增强农业发展综合配套服务能力。制定建设规划, 加强政策引导, 明确职责分工, 多渠道增加投入, 加快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七大体系”建设, 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支撑条件。
(五) 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强化政府责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会议还强调, 要强化政府职能, 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
此前, 住建部向各地发出《关于报送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的通知》备受媒体关注, 该通知明确提及2011年计划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1000万套, 与2010年580万套的规划相比, 同比增长了72.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 明确指出要“强化”政府责任——这是与往年不同的, 某种程度上表示了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力度与决心。而另一方面, “逐步形成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商品房体系”这一提法也表明政府对于保障房和商品房的认识也在提高——“保障轨”和“市场轨”, 两条轨道市场的建设将成为政策重点。
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目标是“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 目前最薄弱的就是“中端有支持”。而在当前的住房需求结构中, 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家庭, 恰恰是住房需求最庞大的一个群体, 也是目前受高房价影响最大、对高房价抱怨最多的群体。
大力建设公共租赁房, 恰好补全了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一环, 即缓解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阶段性的住房困难。通过租赁这种租金不高、又可以长期稳定租住的公租房, 这一庞大的需求可以推迟进入房地产市场买房的时间, 有些甚至可以不用买房, 这样对缓解现阶段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稳定房价有重要意义。
另外, 当公共租赁房建设达到一定规模时, 供应对象还可以进一步放宽, 更多人可以通过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将来, 如果大多数人通过保障性住房和公租房、限价房等解决了住房问题, 那么商品房价格飞涨的影响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 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 包括英国、美国、瑞典、新加坡等不同类型的国家, 都按照“市场—救济型”或“市场—福利型”的二元政策导向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住房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有利于尽快缓解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的突出问题, 逐步实现“人人有房住”的发展目标。
当前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已经从单纯的民生目的过渡到“既保民生, 又抑通胀”的目的, 并且已从之前的短期政策放大到了宏观经济层面来调控。保障房的大量推出, 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商品房市场产生冲击作用。
历史的经验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经济运行平稳时, 应尽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减少或避免计划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而在经济趋向萧条或过热时则必须及时实施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 以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中, 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 可以使市场经济达到有序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并由此充分地发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正效应, 避免或减轻周期性波动的负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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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剑红等.稳物价措施初见成效, 但11月C P I仍创新高[N].人民日报, 2010-12-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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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春深“十二五”开局年谨防盲目铺摊子上项目[E B/O L].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13 ... 2010-12-13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篇3
交通运输部原部长李盛霖——
我赞同徐绍史主任的报告。
总体看,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运行基本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发展走势分化,下行压力较大,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凸显,稳定运行的基础并不牢固,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各种困难和挑战。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完成好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直接关系到“十三五”能否实现良好开局。
提四条建议:
一是进一步凝聚共识、深化改革,释放市场活力。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主要表现是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从需求看,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8.1%,同比回落3.1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仅增长2.1%。7月份当月投资仅增长3.9%,其中民间投资下降1.2%。前7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3%,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同比下降8.7%,均与上半年的数据相同。与此同时,供给侧也有很多短板,尤其是供给质量和结构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应该看到当前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经济韧性足、回旋余地很大。关键是要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通过深化改革,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释放市场活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特别是各级干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合理引导各方预期,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合力。
二是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全面落地“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去产能的目标任务是煤炭退出2.5亿吨,粗钢压减4500万吨。前7个月,煤炭、粗钢产量分别下降10.1%和0.5%,煤炭、钢铁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38%和47%。去产能去库存虽有进展,但并不理想,特别是随着一些产品市场价格反弹,过剩产能很可能继续维持。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成本同比减少0.21元,前7个月继续下降。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降成本、去杠杆取得积极进展,但空间还很大。当前,要把“三去一降一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特别要抓好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等各项工作,以此为抓手切实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是重视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着力加快新旧发展动力转换。目前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分化态势,其中新旧发展动力转换是个关键。从我们前一阶段去各地调研的情况看,转换得好的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就小,转换不好的地方下行压力就大。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5%和8.5%,均高于整个工业6%的增长,占工业比重分别为12.1%和32.5%,同比提高0.7个和1.2个百分点。趋势很好,但占比仍然较低。建议当前要十分重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发挥创新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巩固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同时要用好用足政策红利,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充分调动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篇4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关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对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能源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保障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强调,“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时期。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能源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把节约能源资源工作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加快形成节约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全社会能源资源利用水平,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进展。
胡锦涛指出,要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和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坚决淘汰严重耗费能源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能力,加大循环经济试点力度,努力提高生产活动的循环化、生态化水平。要提高全民族的节约意识,在全社会倡导节俭、文明、适度、合理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等现代消费方式,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构建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技术的攻关和产业化,培育节能服务体系。要抓紧制定和修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注重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等手段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加快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监测体系,依法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堵塞能源资源浪费漏洞。
把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刘奇葆 篇5
古河东山明水秀、鸟语花香、自然和谐、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即便是在三十四年前的上世纪中叶,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乡村山间泉水叮咚,河水荡漾,鸟鸣山涧,果压枝头,绿染遍野。然而,当我们xxx在由传统的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和经济强市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付出了沉痛的环境代价,极大地妨碍了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前进步伐。发展经济,对我们这个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来说,完全是正确的,但片面理解小康,而忽略前面“全面”这个特有的限定词无疑是不可取的。这里,仅以刚结束的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的结果来说明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受到来自环境保护方面的严竣挑战。
首先是国土安全问题。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森林草地是我们悦目的风景,现在正承受着水土流失、土壤污染、草地退化等多方面的威胁。据统计,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8456平方公顷,占总面积的59.63%;每年土壤侵蚀总量4110.6万吨,地表土平均每年损失1.6毫米;农药施用量为6860吨,施用农药面积占全部耕地的77.9%,农药污染面积约为23公顷;草地(与森林一起被称为地球之肺)面积呈减少趋势,1999年草地面积为20.7公顷,比1986年减少了2000公顷;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面积1999年为116496公顷,1996年为176666.7公顷,相对减少了60170公顷。由此可知,全市草地、湿地等生态系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退化,其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下降,因土壤质量和生产力下降导致人民居住环境和生产条件恶化,有效生存空间逐年减少,过去的风景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其次是水安全问题。山西省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在全国排倒数第二,而我市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是全省最低的。一方面全市地表水量逐年减少,汾河、涑水河断流现象逐年严重。汾河从1972年开始有了断流记载,一般每年断流4~5次,每次断流时间为4~17天不等。1990年至2000年,每年有4次断流,但间隔却长达2个月。涑水河在1956年以前无断流记录,1957年断流2次,共32天,以后断流天数逐年增加,自1992年以来全年断流。另一方面,全市地下水资源总量为144445.1万m3,可开采量为122485.3万m3,实际可采量为80700万m2,占到67.7%,严重超采(超采率达115%)面积逐年扩大。随着我市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工业和城镇用水呈快速上升趋势,缺水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群众正常生活的主要因素。在缺水的同时水又脏,涑水河水质级别劣于五类,汾河水质级别也劣于五类,而地表水一般超过三类的水质对农业和工业用水都失去了任何使用功能,更谈不上人畜饮用。更为严重的是,全市地下水污染严重。据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数据表明,xxx市城区地下水从1991年至2002年间,硝酸盐10年有7年超标,氟化物12年有11年超标。另据卫生防疫部门调查,全市供给人畜饮用的地下水有84%是不合格的。地下水污染与滥施农药化肥、水土流失和地表水污染都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超采和水污染挤占了生态平衡所必须的生态用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下沉,植被破坏,水生生物灭绝。
第三是环境安全问题。近年来,我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仍处于相当高的排放水平,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要控制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则分别需消减40%和60%。我们更要看到,随着一批规模企业的相续建设和投产,全市排污总量正在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全市的污染总量控制工作就显得更为严竣,环保工作就显得更为艰巨。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我市的环境已经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生态环境一般和较差的县(市、区)已占全市的总县(市、区)数的53%,严重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威胁着人民的健康,阻碍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限制着绿色农业的发展,而且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初步估算,2000年全市仅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经济损失总计为87.73亿元,约占全市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0.89%。由此可知,加强环境保护不再是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紧可松的事情,而是必须高度重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成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我们只有把优美的环境资源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把环境保护放到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相适应的位置,立足于建设,着眼于发展,从基础做起,从具体事情做起,大力强化环境意识,积极发展生态产业。为此,我建议:
一是加强环境警示教育。坚持不懈地开展环境宣传教育,重点抓好环境市情、国策和生态破坏警示教育,广泛宣传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切实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不断增强其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为建设优美的河东大地而奋斗。
二是切实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环境保护工作是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关键之所在。我们需要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切实纳入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实行严格的考核与奖惩制度。同时,建立起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决策机制,组织各类专家对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和重大开发建设项目进行论证和评估,为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三是全面实施分区推进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战略。就需要对黄河小浪底水库、涑水河源头区、中条山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护重点预防区及重点监控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实行严格保护下的适度利用和科学恢复制度,尽快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对重点自然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管辖区,要认真做好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保护工作,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规范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管理。同时,加强全市各类生态示范区、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科学研究投入,健全生态环境保~制机构和科研机构建设,为逐步建立高标准、高质
量的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提供必要的保障。
四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生态保护投入机制。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中的导向作用,对实施退耕还林的地区,实行承包到户,确定林草权属,及时足额兑现补助政策;按照“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环境效益补偿制度,实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同时,市县两级政府要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向环境保护投资。
五是强化农村生态环境和城镇环境管理。农村环境整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农业污染和城镇污染是全市环保工作的难点。我们需要开展认真的城镇和农村污染调查,加强环境管理,通过发展无公害农作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倡导绿色消费,转变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立起节约型和循环型社会,因地制宜地加强城镇和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抓好流域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确保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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