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

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共10篇）

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篇1

看斯诺如何“说话”

——读《西行漫记》有感

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

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但是斯诺去做了。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

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但是斯诺写进去了。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

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许多包容都带着歧视，许多矛盾又蕴含着平衡，记者在说与不说、怎么说之间一直徘徊着，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我自认年纪方小，任何批判都显得过于无力。所以我想说的是，记者学“说话”前，先学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记者，然后就会很自然地优秀地“说话”。

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篇2

关键词：海伦·福斯特·斯诺,延安,中国革命

海伦·福斯特·斯诺是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 1907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富裕家庭。1931年8月, 23岁的海伦从西雅图到上海, 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 再加上日军的大举进攻, 让海伦心中萌发了帮助中国的使命感, 投身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中。

一、第一次西行——采访张学良并报道西安事变的起因

1936年, 第一批红军队伍完成了长征, 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年6月斯诺接受建议被秘密护送到了延安。10月份, 海伦也到达西安, 当时由于内战日趋升级, 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 而且考虑到斯诺的安全, 朋友劝她离开西安。但是海伦并不甘心, 后来她通过朋友联系张学良, 终于获得了采访的机会, 在回忆录中她提到, 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背道而驰, 他那引起轰动的正式声明是这样的:“如果共产党能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同我们精诚合作, 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 这个问题也许可能和最近的西南事变一样实行和平解决。”

然而西安的报纸拒绝她的电报, 她只得返回北京。1936年10月8日, 伦敦的《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 不要日本人, 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的报道, 之后合众社把这个消息传遍了美国和中国, 海伦立即成了多家著名刊物的正式记者, 包括伦敦《先驱日报》和纽约《太阳报》等。

二、《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以前, 世界对红色政权的认知很多都来源于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 该书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但是这本书的诞生却离不开他的妻子海伦, 而且真正到达并记录延安的是海伦, 斯诺到达的只是保安。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本书应该算是斯诺和海伦两人合作, 两次西行所共同完成的, 她收集了斯诺一书中急需的大量材料, 而且还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有关朱德和西安事变的整个篇章素材都是海伦提供的。

1936年10月27日, 斯诺从延安回到北平。海伦帮忙整理资料, 去照相馆冲洗照片, 还给他提供最舒适的环境让他安心写作。在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争论, 海伦也提出过很多富有见地的意见, 尤其是当斯诺让海伦删节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 她坚决反对, 认为这是经典, 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她建议原封不动的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 斯诺采取了妻子的建议, 正是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为经典的一章,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斯诺之后, 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的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

在帮助斯诺写书的过程中, 海伦很受鼓舞, 她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1937年4月21日, 海伦再次登上了西行的列车。

三、第二次西行——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

海伦的西行充满了冒险, 甚至比斯诺当时的处境更危险。斯诺进入红区是由东北军护送的, 而海伦在1937年4月23日到达西安时,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当时的情形十分严峻, 这可能也和一年前海伦采访报道张学良的事件有关, 更重要的她是斯诺的妻子。而且在海伦到达之前曾有两名记者秘密到过红军前线, 使得国民党更加警惕。

到达西安之后, 国民党派人看守她, 防止她逃跑到延安。她想办法找人帮她逃脱, 但是没有人敢冒这个险, 连红军也没有办法, 最终在肯普顿·菲奇 (Kempton Fitch) 的帮助下制定了一条逃跑的方案, 他们又找到了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埃菲·希尔, 一名瑞典的机械工, 海伦把几乎所有的钱都给了他, 让他负责找一个司机和一辆将军的车以便在黎明出城门时不受阻拦。而海伦则需要甩掉那些士兵, 然后由肯普顿·菲奇护送她找到那辆车和司机。然而这个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却又遇到了困难, 在预定逃跑的当晚, 西安颁布了戒严令。尽管没有收到约定的信号, 她还是从窗户勇敢地一跳, 然后径直走到城门, 勇敢地对着门警说“我要回家”。

1937年4月30日, 海伦终于达到了延安,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召开, 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各路红军将领都聚集到了一起, 她约见采访了很多人, 提出了成千上万的问题, 全部采访结束时, 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海伦多次接受毛泽东长时间的接见, 毛泽东做出的好榜样, 让海伦收集了34个简短的自传, 这也是她在延安取得最大的成就之一, 包括朱德、周恩来等诸多将领, 也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作为一名女记者, 她对延安革命军队中的女性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采访了30位妇女领袖, 其中有李伯钊、蔡畅、刘群先, 还有康克清以及后来加入红军革命队伍的丁玲。她到延安其中的一个动机就是以妇女的眼光探访记录共产党妇女的实际经历。

1937年底, 斯诺夫妇决定回到相对安全的上海国际租界, 在阵阵枪炮声中, 海伦不顾重病, 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书稿, 《红色中国内幕》, 她认为这本书内容轰动, 但语言平淡。如果能把它写得更有文学性, 这应该是一本非常成功的书。但当时海伦身患五种痢疾, 战火纷飞, 在那种情况下写成这本书几乎是不可能的。海伦还是没能取得像她丈夫那样的成就, 也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

《红色中国内幕》中, 海伦收集了很多人的资料, 讲述了他们的革命故事, 尤其增加了很多斯诺《西行漫记》中没有涉及的人物, 还有专门介绍妇女革命的章节。

从1931年到达中国, 直至1940年离开中国, 海伦·福斯特·斯诺亲历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 通过具有挑战与危险的两次西行之旅, 她不仅帮助丈夫完成了一部经典之作, 也用自己的笔记录了中国革命的一段珍贵历史, 《红色中国内幕》在当时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纷纷投奔于中国革命, 也使得世界能更好地了解红色政权, 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汪溪、方云、阎邵生 (译) :《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新华出版社, 1986年

[2]、休.伯金:《目击中国革命》, 《百年潮》, 2001年第8期

[3]、海伦.福斯特.斯诺 (著) :《旅华岁月——海伦.斯诺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年

斯诺西行采访陕北的缘由篇3

2012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去世40周年的日子。70多年前，斯诺的西行何以成形呢？其中的细节吸引着中外感兴趣的各类学者们关注。

斯诺西行采访陕北的原因

斯诺西行的原因有哪些呢？

冒险精神。美国学者勃纳德·托玛斯认为斯诺年轻时曾在纽约炒过股，飘洋过海时曾经混过船票，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经济困窘时曾经赌马赢过1000美元等，这些体现了斯诺的冒险性格，并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

新闻记者探奇的本能。1928年，斯诺来到中国，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兰登出版社也向他约稿。同时，20世纪30年代后，斯诺为了采写新闻稿，访遍中国的主要城市，如东三省、内蒙古、台湾和日本、朝鲜、缅甸、印度等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1934年他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两年，这期间，他闻听“红色中国”的许多说法，是否真实？中共是否像国民党南京政府所说的“流寇”？既如此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红军呢？抱着“寻找东方魅力”的想法，他认定在自己记者生涯和当时的世界上，作为外国人，恐怕没有比对“红色中国”存在更大的疑问了，因而萌生出到这块未知地实地采访的设想，以便把那里的真实情况揭示出来。

经济因素。1929—1933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危机。美国学者汉密尔顿指出：美国经济萧条直接影响了斯诺在新闻联社的财政收入，使其原有的自在生活受到影响。其时，斯诺的生活情况怎样？据他的日记记载：“在北平，一个新闻记者可以过得像一个银行董事长那样阔绰，即使他收入不高。”那时斯诺夫妇住在北平的四合院，主人房屋有6间之多，此外还有仆人、厨师、花匠和人力车夫等，每年花费大约在1000多美元。由于危机，到1933年斯诺在新闻联社的薪水开始减少，到年底他被辞退了。同时他向《纽约先驱论坛报》、《芝加哥日报》和其它美国报纸写信，多次询问受聘记者的可能性都未成功。托玛斯写道：“从更世俗的意义上看来，斯诺是个必须以工作谋生的记者，他确实一直在忙于财务上的安排。按照合同，他仍需要完成一本书，而《红星照耀中国》除了其它属性外还应是一本旅游书，一本不落俗套的旅游书，是他一直想写的那种书。”有人统计仅1930—1940年的10年，斯诺从《星期六晚邮报》得到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可以说稿费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1935年4月，斯诺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这一年过得很快乐，但经济上很紧张，尤其是当美元贬值时。”这是他访问“红色中国”的一个原因。

出版商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后，英美的通讯社和出版社都将中国看成热点地区，对神秘的中国工农红军非常感兴趣。1932年斯诺写完《远东前线》，开始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问题，1933年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斯诺说：“中国题材在这里（指美国，笔者注）似乎只有小说才有销路，但我相信，一旦有作者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非小说（为何不是你），那奇怪的禁区就会被打破。”史密斯和哈斯公司一并预付给斯诺750美金，约他在1934年底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它主题的书，斯诺很高兴的接受下来，并保证年底完成初稿。中国研究者武际良写到：“1934年，美国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曾经提议同斯诺签订一项合同，并预付稿费750美元，要他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1935年英国《每日先驱报》也提议资助他作一次旅行，以获得关于“红色中国”的真相。以上只是时间上有差距，但对斯诺西行来说，报社和出版商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斯诺去红区前给出版商的一封绝密信中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那将是世界大事。”1937年秋冬，斯诺交稿时，书名为《我到了红色中国》，而出版商将其改为《红星照耀中国》，以上可见报社和出版商在斯诺西行前后确实担负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中共对外宣传的需要。2005年英国学者研究指出是毛泽东邀请斯诺去红区的，为何选择他？就当时来说，西方在中国的记者有20多人，其中不乏许多人想去延安采访，然而斯诺为什么成为成功者？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西行漫记》之所以成为一部斯诺名著，是因为它的成书恰逢其时。当时，埃德加·斯诺正年届而立且在中国度过了7年的记者生涯。1936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胜利地完成了他们从中国的南方到西北的大撤退，并着手于他们的统一战线战略。正当他们欲把其战斗历程公诸于世的时候，恰逢斯诺这位外国记者来华，而他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今天，这本书的读者应注意到斯诺能够去陕北是上述因素的综合。

这里费正清指出斯诺西行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斯诺本身具备的条件；其二是中共到达大西北后，也有需要把其红军长征历程和我党形成的统一战线战略公之于众。斯诺本身具备哪些条件？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困家庭，曾经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才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为当地堪萨斯城的《星报》和纽约的《太阳报》供稿，显示其学识。不久，他到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一名海员，历游中美洲，后来到了夏威夷，不时地为美国的一些报纸供稿。1928年来到了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兼任其他报社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后，到过中国和中国周边许多地方，1931—1933年，他目睹日本对华的入侵，同情中国。1934年担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也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还接触到鲁迅、宋庆龄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其经历可以看出斯诺有冒险精神、新闻记者的职业特点、同情中国并且与中外不同人士有着较好的人脉关系，这是他能西行的自身条件。

那么是否中共领导人发出邀请呢？1992年中国研究者武际良指出：“他（斯诺）立即提出去红区采访的要求。而在前不久，毛和周从陕北来信要她（指宋庆龄，笔者注）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国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考察，以便争取国际上了解中国的抗日主张。”

作为当时陪同斯诺西行的当事人黄华在1994年的《陪同斯诺访问宁夏》（《宁夏党史》1994年第二期）一文中说：“1936年5月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西征，解放了甘肃、宁夏的大片土地，战略全中国。6月的燕园，分外秀丽。有一天，埃德加斯诺约我在未名湖畔，谈起了中国革命与瑞金长征的问题。他望着未名湖清澈的湖水，赞扬地说中国红军从瑞金到陕北，横跨11省，纵奔二万五千里，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说：听说二、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了。突然，斯诺说黄先生，我感到‘红色中国’太神奇了。我想到陕北去见毛泽东、周恩来，但我不懂汉语，请你给我当翻译好吗？我用惊奇的眼光望着他，点了点头：你敢到陕北去，我就去给你当翻译……6月中旬，我从北平乘火车奔向西安。”前者肯定中共领导人有与外界接触、传播红军到陕北后中共战略目标的需求，如把这种中共的需求说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斯诺西行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毛肯定知道斯诺自身的情况：一名美国人；为英美有名的报纸撰稿；富有同情心等。后者说明，斯诺有把握成行，并能见到中共高层，了解到自己所要采访的东西。

以上就斯诺的西行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可忽视哪些人能让他成功西行呢？

影响斯诺西行的关键人物

影响斯诺西行的关键人物有谁呢？

对斯诺西去采访最有影响的是其朋友——著名的史沫特莱女士。当时史沫特莱在上海，那里是共产党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常有红军将领来此，还有宋庆龄、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一批民主人士。据说1931年史沫特莱在上海鲁迅家里，倾听了一位来自江西的红军干部讲述红军怎样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英勇斗争，打破敌人的进攻和进行红色革命根据地建设，她决心把听到的红军的真实情况都写成文章，告知世界人民。1933年，她将从在上海办事及养伤、病的红军指挥员那里了解到的关于红军的更多真实情况写了出来。即英文的《中国红军在前进》出版了，这是在国统区写成的，但把红军真实的情况传向了世界。斯诺看到该书后，也被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所震撼，因而产生了强烈要求采访苏区的愿望，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沫特莱是对斯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也不为过。

此外，斯诺的西行还在于中共北方局地下党员的影响。斯诺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期，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他亲自参加了学生的游行队伍，这使前来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军警感到很难堪。而北平当时处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俞启威（原名黄敬）则是青年学生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分子，有机会接触北平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为斯诺就近了解红军有关情况提供了方便。斯诺谈到：“1936年6月，我听到了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在西安府指挥剿总的张学良元帅，与共产党达成秘密的‘停战协议’。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的帮助下，有可能到陕北和甘肃去旅行一次，当时红军主力正由全国各地向那里集中。”依据汉密尔顿的研究，“一位朋友”就是俞启威。俞在1936年3月曾经答应斯诺帮助他联系去红区采访，但不久他就消失了。

宋庆龄对斯诺西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斯诺尝试了种种努力，但西北之行没有结果，于是想到了宋庆龄。他对夫人说：“如果能有人帮助，那只能是孙中山夫人了。”1936年4月，斯诺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希望得到她的帮助，促成西北之行。宋庆龄胸有成竹地要斯诺回北平等候消息。并通过在上海的冯雪峰向党中央请示，冯在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转告宋庆龄告知斯诺。很快她对斯诺的西北之行做出了妥善安排，并让党内秘密交通员董健吾协助斯诺完成西行任务。原来，1936年1月，董健吾受宋子文、宋庆龄的委托，到过瓦窑堡送信给毛泽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有周继吾（加注为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张子华“1935年底受宋子文、宋庆龄委托前往陕北，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斯诺回到北平后，中共北方局地下党的工作人员徐冰转交他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介绍信，这是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授权起草的一封给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信。5月，宋庆龄告知斯诺陕北边区的对峙形势有所松弛，斯诺闻讯后非常高兴。6月，宋庆龄通知斯诺启程前去西安，并告知在西安同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办法。

1936年5月，由宋庆龄安排美国医生马海德从上海出发，斯诺则由北平启程，两人到西安会合后与董健吾碰头，见面的信物是一张明信片，剪成两个三角形，各自拿一半，中间盖有骑缝章。6月3日深夜，斯诺登上西去的火车。斯诺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写道：“当时的西安，一种极端紧张的空气笼罩在那里，间谍和反间谍到处都是。但是，一个结实而庄严的中国人，面上红润，身上肥胖，穿着一件灰色绸长衫，走进我开着门的房间里来，用极流利的英语跟我打招呼。他的样子像是一个发达的商人，他自我介绍，却说姓王，此前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徒当中颇有些名望，还曾独立办过一个教堂，在共产党里面都叫他‘王牧师’。”这里的“王牧师”即董健吾。接头后，王牧师约见中共派驻东北军内的联络员刘鼎，转告中共中央，外国客人已到，尽快派人来西安接应。第二天，王牧师到张学良的公馆，向其说明来意并转达了宋庆龄的话“此事可向汉卿求助”。张爽快答应：“既是中共方面邀请的外国客人，又有孙夫人的嘱托，自当助一臂之力。”

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篇4

宋柯乐

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倾斜光滑的农田，蜿蜒曲折的地缝——陕西的乡间景象在静谧中透露着生机。

百姓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作，少年先锋队员精神饱满地在军队帮忙，红军战士一丝不苟地在红军大学接受教育——红区的人们各司其职。

工人、农民、学生齐齐涌向河边的大草地，只为去看红军剧社的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中共的领导人就散坐在观众中间——红区的娱乐生活热情高涨。

这是1936年的陕西红区景象，这是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红区。埃德加·斯诺在其四个月的“冒险”之旅中记录下了红区见闻，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红色中国——在当时当地当景，斯诺深入红区无疑是一大勇敢之举。斯诺凭借自己的勇气向世界展现了一颗在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星。这颗硝烟中的赤心感染了无数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轰动连带效应。

当两种文化遭遇之时，语言交流成为首要之务。当时的中国了解英语之人可谓少之又少，红区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最底层的中国百姓，说中文时都尚且带着各地浓郁的地方口音，更别说掌握英语了。面对口音各异的汉语，以英语为母语的斯诺该如何与百姓交流？斯诺没有让语言差异成为第一个拦路虎。带着英语再加一点生涩的汉语，斯诺就这样走进了红色中国。在实际交流中遇到障碍是难免的，正如斯诺第一次见到贫民会主席刘龙火时，刘的一句“hai’ pa”的方言就让他疑惑了许久。可是，斯诺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具体沟通来拉近语言方面的距离。斯诺积极探索异文化的勇气让人钦佩。

语言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显像表现。而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差异，更是横亘在斯诺与苏区之间的巨大沟壑。作为一名一直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教育的美国人，斯诺有着自己的西方价值观念，对于战争和革命都有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解。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从资本主义价值出发，斯诺的心中有着太多类似于这样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有着如此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使到了红区，斯诺又能否理解中共的现状，能否分析清楚中国的革命现状？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而在西方大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失实报道和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媒体报道影响下，绝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斯诺）对于中共和红区更是有了一定的刻板印象——一群叛乱的刁民。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因此愈发得到强化。人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常常把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持有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落后和野蛮。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世界相互交流尚不完全的时代，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可是，斯诺勇于挑战自身的价值观念，在四个月的红区见闻中重构起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像普遍理解中的反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只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主观方面，斯诺进入红区存在如此种种障碍；而从客观上来讲，斯诺的西行更是有着许多险阻。1936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队三方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各地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正所谓炮火无情，斯诺之行有着太多不安全的战争因素。而在这三方的力量争斗中，斯诺作为第四方的加入，无疑会触动各方的利益。首先，斯诺此次想要深入的更是当时非主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作为政治主流的国民党一直施加着白色恐怖，处处打压着中共力量，即使是在外国租界里，南京政府也有出高价雇佣的大量侦探在从事密集的反共活动。斯诺之行肯定无法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潜在的危险显而易见。而中共作为一个民众的集合与代表，又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人不明用意的突然到来？斯诺如若无法恰当处理，那么就会处于夹在“红”“白”之间的尴尬境地，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以上的种种险阻让无数中外记者对于红区止步，也才造成了长达九年的消息封锁。斯诺凭借着新闻人的勇气，泰然地面对了这些困难——“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斯诺就这样怀着冒险的精神，踏上了“探红之路”——从北平到保安，接着长途跋涉至宁夏预旺，重新折回保安，再到西安。斯诺的足迹遍及从根据地后方到战场前线，斯诺的笔下更是孕育了沉甸甸的《红星照耀中国》。

新闻也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气。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有关不为人知却又应为人知的事实的报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尽想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员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正是出于这份对于潜在的巨大新闻价值的追求，斯诺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勇气深入红区。对比之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闻行业的“客里空”问题实在让人汗颜；而当下，一些记者面对灾难性事件时的临阵脱逃更是相形见绌。日本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曾说：“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 正是这份使命感才将新闻人区别于普通民众。记者是眼睛，帮助广大民众去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是喉舌，帮助各个角落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些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自动显现，其潜在性要求新闻人去深入挖掘。而挖掘的勇气也正是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的体现与要求。

当然，埃德加·斯诺也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勇于跨越重重障碍的新闻人。就在他的同时代，和他并称为“3S”的另两位外国进步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深入报道战况的爱泼斯坦，著写《中国的惊雷》的白修德等等，他们通过文字和照片，为宣扬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更是在韩国践行了其新闻人的勇气——与韩国革命家金山进行了长谈，一部《阿里郎》展现

了韩国的抗日运动和独立战争的实况。以西方人之眼看东方世界，更再次呈现给西方世界。他们作为西方人的身份，降低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戒备态度，更顺利地搭建起了东西方的交流桥梁。新闻的媒介作用也正在此。

即使是在“地球村”的今日，新闻媒体在东西方之间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宽阔沟壑。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固然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当代新闻人的一部分“无作为”更是加速造就了这一局面。新闻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书面资料的查找和写作技巧的提升，好的新闻需要自己勇敢地去寻找、深挖。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尚有那么一批新闻人勇敢地冲在前面；而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却又存在这么一批新闻人怠于挖新闻，连报社的门都懒得出，更无论走出国门了。

读《读大学,究竟读什么》有感篇5

这本书是我在暑假看过感触最深的一本书，让我队大学的一些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本书的作者以一名成功的创业者，同时也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过来人身份，结合自己在求学、求职和创业过程中的经历，跟大学生深入、全面地谈论了大学生在学习、生活、考研、留学、求职、创业等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观点新颖、全面、深刻、实用......其实现在太多的大学生被一些看似传统却并非传统的观念牢牢地束缚着，走了一段又一段的弯路，绕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而这本书将我明白怎么主宰自己的大学生活。

这本书共分为自序：其实，我是一个大学生

第一部分【大学不是绩技校

第二部分人生规划；三岔路口的抉择

第三部分；专业无冷热。学校无高低

第四部分‘

四、不可一业不专，不可只专一业

第五部分；不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第六部分；勤工俭学的辩证法

第七部分。做事不如做人，人脉决定成败

第八部分；互联网：倚天剑与达摩克利斯之剑

第九部分；花开堪折直须折

第十部分；痛苦的安乐死

作者通过从每个方面举一定的事实例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度。

自序-----作者以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的一个片段来引入主题，说明了当代大学生在社会上面临的现状。让大家通过书中的建议在以后能有底气的说，其实，我是一个大学生。

第一部分，大学不是技校，其实这个部分是给我感触最深的部分，确实，若不是从事那种专业的研究又会有多少人的专业和以后的工作会对口，又会有多少人会在工作十几年后还记得当初在大学里学的课本知识。。书中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几个学政治生物的大学生在房地产公司做着有关容积率的工作。但是因为通过大学期间系统的思维训练，已经学会了深入分析问题的方法，当这种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应用在上面这项工作上时自然游刃有余。第二部分；人生规划，三岔路口的抉择。本部分主要讲了仕途—风光无限，如履薄冰。学术---孤独并快乐着。商场—一切皆有可能。作者从三方面给读者分析了利弊。

第三部分，专业无冷热，学校无高低。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讲的很好请记住：你只是你自己！没有哪个用人单位会认为你代表了你的学校或者你的专业。这里面讲了关于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只要你努力就会学到东西。

第四部分—不可一业不专，不可只专一业。在这个部分一个问题贯穿其中那就是社会究竟需要的是专才还是通才。哪个将更受欢迎。作者的主要观点还是术业有专攻，但在这同时掌握其他的技术也是需要的，例如，在一个外企公司面试的时候公司面试的时候，两个实力相当的人，但其中有一个人英语过了8级而另一个只是四级而已，那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应该让专业之外的一门专长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部分则是指出了，与其在一些无用的课程上玩手机睡觉还不如去听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或者是讲座，同时他还提出了逃课的方法，嘿嘿。。

第六部分指出了现在部分大学生并不是兼职员工而完全沦为了兼职学生，完全分不清学习和兼职孰轻孰重。

第七部分则是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做人的问题。现在大学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其中就不乏那种人脉特别好，能在偌大地一个校园随处可见认识的人，但还有一种极端就是读了四年书连一个班的人都认不全的人。这样的人可以说很大的可能会失败。人际交往的能力是我们

在以后的社会上必不可少的的一项技能，在这方面还有需要注意的就是自身素质的提高，因为人际交往不只是一味的提高交际技巧。

第八九部分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互联网-一把双刃剑，需要好好使用。而恋爱，则是大学普遍的现象，但有许多人都只是一时热血和寂寞才谈的，这样太不成熟。。

第十部分，痛苦的安乐死，这个标题就有点矛盾，但对于考研确实如此。在当今的大学校园，“考研”可能算得上是最流行的一个词语了。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和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考研的行列，有些人可能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便在考虑考研的事情了。各种考研辅导班的广告贴满了大学的每一个角落，一些自称考研猜题大师的所谓著名教授像明星一样四处走穴，并受到了比明星更热烈的追捧。书中指出考研并不是赶集，并不是看他考我也去考。书中指出了是花时间在考研上还是寻求工作经验的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的讨论，在作者看来还是不建议读研的。当然在我看来这种事还是取决个人的，若一两次就考上了，那还好，若死考都考不上就是在没有必要了。

读《经典天天读》有感篇6

固镇县杨庙乡大学生村官崔淮魁

近日，有幸读得《经典天天读》之诚实守信篇，其中关于诚实守信的经典哲理使人如沐春风，感触良多。

“以信接人，天下信之”。自古以来人们就以“信”来衡量人的品质，并以此作为标准来选择交往的对象，信者，众人聚之。守信的人总是会赢得别人的信赖，也总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他交往，使他在群体中取得地位，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与人交往不诚信的人，他的妻子儿女都不信任他。一个人，如果连他最亲近的人都不信任他，又怎么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又怎么会有人愿意跟他交往，又怎么会有立身之地呢？更不用说发展的机遇了。可见，诚实守信对一人是多么的重要！

“诚者，政事之本”。理政者若要管理好国事，必须守信于民，方能得政于民、四邦平安、国力昌盛。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千古的，我国古代关于得信于民进而是国力强盛的经典事例，这个故事明确的告诉我们诚信是理政者必备的品质，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对人民群众诚实守信，说到做到，不打折扣地兑现承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才能带领人民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否则，我们将失去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一个民族要想矗立于民族之林必以信为先，无信则无立。一个国家要想魏立于世界必以信为先，非信则不固。当今的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之间要不断的加强合作与交流，同时加强政治互信。诚信的对待他国，必然赢得他国的信任，相互的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合作是相互发展的要求，发展是各国的目的，而发展了才能使国家稳定有序、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尽享发展带来的成果。

读.doc读《匆匆》有感篇7

《匆匆》这篇文章是讲要人们珍惜时光，发奋向上，有所作为。字字句句都引人深思，耐人寻味。

“一寸光阴一寸金。”古往今来，人人都知道时间是宝贵的。有了时间就可以学习、工作、劳动，可以增长知识，创造财富。工人需要时间，农民需要时间，作家需要时间。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发展都需要时间。时间就是财富，时间就是成就。你看，文章写得多么形象！时间从水盆、饭碗、双眼、身上、脚边过去了。像轻烟，如薄雾那样飞走了，就像俗话说的“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谁能留住它呢？

我刚过完十二岁生日，屈指一算，有四千多个日日夜夜从我身边流过,还有三十多天就要小学毕业了。如果再过四千多个日日夜夜我就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了，来建设祖国了。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小学生呢？如何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建设者呢？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时间如果你利用得好，什么都有可能；如果利用得不好，那它就会从你身边溜走。

朋友，时间对人是公平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发奋向上。朱自清的《匆匆》——这五百字左右的文章给我启迪，给我力量

读《匆匆》有感

近期，我从语文书里面学习了一篇新的文章，名字叫作《匆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朱自清，从这篇文章里面，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文章里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语，都深深得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文章讲述了作者描述时光流逝的痕迹，时间无时无刻在我们身边，但很快就会逝去，抒发了作者对时光的留恋和惋惜。

从这篇文章里面，我明白了时间是宝贵的，是用金钱买不会来的，一旦你失去了它，就无法挽回。所以，我们必须要珍惜时间，把我们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的充实起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千万不要虚度光阴。

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珍惜时间？我们有没有把握好我们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在已经生活的日子里是不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没有。这几点，我们都没有做到。

看电视的时候，时间从我们的眼前过去；玩电脑的时候，时间从我们的鼠标前划过；做游戏的时候，时间从我们的欢笑声中飞去。时间过得多么快呀！我们的生命多么短暂呀！只有利用好时间，才能不会头涔涔而泪潸潸，才能对得起生命，对得起我们自己。

让我们觉悟起来吧！从现在开始，从下一秒开始，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要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体现自己无限的价值，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读《匆匆》有感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读了《匆匆》，我感受到了时光流逝的匆忙和时间的宝贵。这时，我想起了自己。

我也算个不珍惜时间的孩子，做事情有时磨磨蹭蹭，总爱说“等一会，等一会儿”，上课和写作业时也会莫名其妙地发呆，让时光老人悄悄地溜走。为了体会时间的宝贵，我做了个“一分钟小实验。”在一分钟里，我可以抄２０个字，做４道计算题，读一篇小短文„„ 啊！一分钟能做这么多事呀！想起过去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真是太惭愧了。

读了匆匆，我体会到只有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才能成为时间的主人。我决定改掉坏毛病，上课集中精力，写作业速度加快；做事情就争分夺秒，一气呵成，不再明日复明日。

西行漫记读书笔记篇8

很长时间没有静下来读书，这本书的感受比较多。一是对作者的评价。作者在第一篇中提出要了解的未获解答的问题，体现出作者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思考问题全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见解，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了解，还提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同情。读完整个作品，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描述，包括领导人的性格的详细描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客观、全面和细致，并且有自己鲜明的见解。也是第一次通过外国人的公正客观的描述，了解到与以往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历史的认识。

二、主要内容

1、介绍了人物，有着鲜明的描述。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介绍了周恩来、贺龙、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朱德是别人介绍和韦尔斯女士的话。还有一些学者、专家，比如徐特立（教育专家），林祖涵（经济专家）。

2、书中对苏区教育（比如红军大学）、人民抗日剧社、经济、红军的日常生活、游击队取得胜利的分析及战术、长征、西安事变等都进行了叙述。

3、第一次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在第五次围剿中，对老百姓实施了灭绝政策。因为南京政府终于充分懂得，农民才是红军的基地，这种基地必须毁灭。

三、思考

1、学习是共产党人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道路的重要途径。

毛泽东有着艰辛的求学和寻找中国发展道路经历，求学之路是不断的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校和学校方式，曾经有半年制定自修计划，半年时间在图书馆度过。求学的同时，努力寻找正确的道路，从钦佩梁启超、康有为，到胡适、陈独秀，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并坚定地信仰，再没有动摇。由于生活的贫困，也是经常半工半读，不仅读著作，而且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所以能对中国现实情况有着清楚的了解和认识。

在找到方向之后，毛泽东就开始实践的过程，成立新民学会、组织罢工、起义等，并且及时认识到农民的力量，从而最终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2、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在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描述中，几乎都是有着强壮有力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毛泽东就曾经在湖南徒步旅行。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军官的领导，会戒除一些陋习，比如吸食鸦片。

3、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一是初识字时，学习通过简单的口号来学习，既学会字，也对共产党的理念和做法有了认识，同时也是宣传和灌输。二是随时随地进行宣传。长征被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器巡回宣传。在战斗的间隙，每占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喜剧演出，宣传“自由平等民主”，同时没收“卖国贼”的财产，分给穷苦的农民。三是宣传的内容切合老百姓的需求，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

4、红军战士能取得胜利的因素：一是扫盲，提高辨别是非能力；二是加强对红军官员的培训，每个指挥员都要定期进行学习培训。根据地重要的工作就是办教育。有各个层级的学习班。三是红军战士有组织的生活。不作战时，每天进行训练、上政治课、运动、识字课，还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竞赛，有鼓励等机制。比如办墙报、表扬、批评在黑栏里，对训练好、识字好的红军战士进行鼓励，办墙报，如实反映实际情况等。有组织的生活，让红军战士有着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又充实又为作战做好知识、技能和思想的准备。

通过看这本书，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学习的重要性。从马克思的博览群书，才能最终有《资本论》的巨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读书精神，才有了革命的道路和最终的胜利。

读《苹果树上的外婆》有感读篇9

景行小学潭中校区09（2）班

最近，我和妈妈一起读了一本好书《苹果树上的外婆》，作者是奥地利的米拉.洛贝。这是一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经典之作，已经被翻译成26种语言，并获得国际大奖。

《苹果树上的外婆》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童心，和他那有趣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婆和奶奶，只有安迪没有，这让他很伤心。在一次偶然的玩耍中，花园的苹果树上，外婆突然出现了。就在安迪惊讶之时，外婆带他去玩,和他一起做他盼望的事：去游乐场、去草原套野马、去航海、去印度猎虎……安迪快乐地沉浸在这个奇妙经历中。就在这时，邻居家搬来了一位孤独的老奶奶，她很穷，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甚至没有时间做饭，她需要安迪的帮助，安迪觉得她像自己的亲奶奶，他也成为和别人一样的孩子了。安迪很乐意帮助这个老奶奶,两人的关系很融洽。这样，安迪就有了外婆和奶奶，他还可以给一位讲另一位的有趣故事。安迪在外婆和奶奶的关心和爱护下，懂得了许多道理，也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安迪也因此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