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张爱玲（精选6篇）
胡兰成与张爱玲 篇1
张爱玲一直孤单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可在这乱世中，她遇上了一个人，他就是胡兰成。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封锁》，为其干练细腻的笔调所震惊，旋即又合作者不可思议的世事洞明深深共鸣，张爱玲这个名字深刻的烙刻在他的心里。1944年2月，胡兰成结束在南京的赋闲生活，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去找苏青要了张爱玲的地址。她去拜访，却碰了壁。只得留下地址电话，悻悻而归。
但可能张爱玲早就听说过这位才子吧，第二日张爱玲便给胡兰成打了电话，告诉他要上门拜访。23岁的张爱玲走进了胡兰成的客厅，一坐就是5个小时。可能这第一次相遇，就注定了两人的命运。张爱玲心中幻想的男子，胡兰成是符合的，这个38岁的`中年男子，潇洒健谈，口若悬河，风度优雅。胡兰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张爱玲却归于沉默，只是静静的坐着，听着。
第二天，胡兰成又去回访张爱玲。两人相谈甚欢，但还是一个谈得多，一个听得多。胡兰成当晚回家后激情难耐，写了一首新诗和一封信给张爱玲，两人悻悻相惜，故颇道中张爱玲的心事。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即使若张爱玲这样不寻常的女子，谈起恋爱，也与常人无异。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但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审美观、乃至为人处世方式，张爱玲与胡兰成都截然不同，这样的碰撞反倒是令双方格外新鲜。
胡兰成提起他第一次看到张爱玲的相片。她特意取出，给他在背后题了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她的爱的告白，她接纳了胡兰成的爱，这花是张爱玲全盘托付的心。但胡兰成毕竟不是一个专情的人，这样的感情能有多久，他自己也无把握，只是现在还为她沉迷，那就仔细享受这样一份温柔。两人执手相望，不说话也有万千情愫流动，她喜滋滋地看着他，掩饰不住由衷的爱悦与羡慕，说：“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
1944年8月间，两人结了婚，是年他38岁，她23岁，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他们虽然结了婚，然而只是一纸承诺而已，这种现实的约束对他们往往无大效力，他们各自沿着旧日的轨道延伸，互相注意着不致因自己而使对方有不情愿的改变。从此两人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生死契阔难料，唯有这一刻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可以依持的。
1944年11月，胡兰成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他还是那样名士风流习性，很快又迷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也曾想过对不起爱玲，但人性的贪欲很难满足。1945年3月，胡兰成回上海，把这件事告诉张爱玲，爱玲内心伤心嫉妒，但表面仍是平静的。
胡兰成身边总少不了女人，在逃亡杭州一带时，他化名张嘉仪，与一大户人家的姨太太与夫妻名义逃到温州同居，躲过了别人的注意。张爱玲在上海，却一直挂念着生死未卜的胡兰成，从胡的一个密友哪里知道他的去向后，只身一人从上海到温州去找他。张爱玲在温州和胡兰成还有他的情人一起待了20天，临行前，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怀着一颗失落孤独的心，张爱玲回到上海。
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受到了张爱玲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内心知道这是为什么。爱玲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看的了。”
除了曾是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还是一个汉奸，曾为汪伪政权掌控下的《中华日报》总主笔，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1974年到台湾定居。
不过虽说如此，胡兰成确实是一个才子，文笔了得，有时间的话看看他的《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也有一番收获啊。
胡兰成与张爱玲 篇2
关键词：胡兰成,《论张爱玲》,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令人叫绝的文字是带着天才气质的。透过几乎算是张爱玲唯一恋人的胡兰成先生的评论, 读者可以对她及其作品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论张爱玲》发表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三期 (1945年) , 其中对张爱玲的文笔及文心的做了深度的解析和高度肯定。对于张爱玲的解析, 此著作比起1959年胡兰成在日本发表的《今生今世》更有论证力。在《论张爱玲》这篇文评中, 胡兰成没有落入大多文学评论都免不了的窠臼俗套, 诸如学院式的枯燥解构和大段引用原文的偷懒式评议。相反, 这篇评论在一种诗意的氛围里, 用清咧激情的笔触将张爱玲其人其文肢解成一片绿叶一朵鲜花和一条小溪, 尔后再还原成带有张氏烙印的那片森林那个花坛和那些江河湖海。胡兰成一手高擎理性的宝鉴, 照出了张爱玲文字和个性的知性美与思想渊源;另一手则捧着由“懂得”和“慈悲”的水滴汇成的心湖, 映出了张爱玲这个“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之卓绝文笔在文学和美学意义上的魅力。
1“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 而给予人世弱者以康健与喜悦。
人世的恐怖和柔和, 罪恶和善良, 残酷与委屈, 被作者提高到顶点, 就结合为一。”——胡兰成 (《论张爱玲》)
“因为她的爱由于, 她的生命力有余, 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力的挣扎。” (《论张爱玲》) 张爱玲这种虔诚的人生态度, 被胡兰成一眼就看透, 他很‘懂得’, 所以才说:“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 而给予人世弱者以康健与喜悦。”胡兰成对其虔诚人生态度的肯定, 无疑鼓励了一个热恋中的女子, 使她更加愿意去用这样的态度写作, 并在之后的作品中, 将这点发扬得更为动人。
张爱玲作品中的男女, 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物, 他们作为时代的失落者, 无法摆脱所依附的那个阶级的衰败的命运, 既拽不住烟消云散行将失去的繁华, 又不愿坠入红尘脱胎成为新人, 像无头苍蝇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撞得粉碎, 都成为现实命运的牺牲品。张爱玲看到了这些人物跌倒的姿态, 并以一种‘慈悲’的目光将其付诸笔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自愿’堕落的葛薇龙, 《茉莉香片》中心理扭曲聂长庆, 《心经》中忍辱负重的许太太。作者对于这些并非彻底的人物皆是以一种哀其不幸态度并给予悲凉关怀的笔调, 赋予怜悯的。
2“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 而已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
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 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胡兰成 (《论张爱玲》)
张爱玲的作品中, 处处闪现着意象的光辉。她以其丰富的想象力, 对意象精准而深刻的捕捉, 一直为读者津津称奇。在张爱玲早期的作品中, 也有十分动人的意象描绘, 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 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 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但由于意象的繁复、情节的烘托过于浓墨重彩, 相较于其鼎盛时期的作品来说, 就显得有些吵, 显露太多痕迹。在其鼎盛时期的作品中, 其惯用的比喻手法也有细微的改变, 它们不再那么单薄了, 作者赋予了比喻更多繁复的内容, 甚至常用通感, 让意象有了动态的画面感。如《金锁记》中:“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 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 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 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对古典式意象的运用, 让她更自由的创造了美丽的幻想, 虽这样的美丽掺杂了些许哀伤, 亦是十分触动人心的。
在张爱玲惯用的意象中, 有着独特的张氏魅力。可能受绘画影响, 她擅长于构造古典的图案, 而那些古气盎然的艺术图景里却蕴藏着现代的精神内涵。她一方面沉浸在古典的传奇性的氛围中筑造她的形象世界, 一方面又潜心于对人性做非常现代的感情与破译, 用古典的故事外壳表现关于现代人的主题, 表现生命在强大的环境力量的摧残下扭曲变形, 表现人在两种文化夹缝中苟且偷安的精神状态。建筑在传统经典文学美学鉴赏基础上的底子, 兼容了印象派观照实景和抽象绘画象征现实和主体的奇巧, 她于读者面前推出了一幢幢清越中不无柔媚绚烂的张式文学建筑群:那不是机械的中西合璧和新旧碰撞, 而是从古典的温泉里流泻出来的新世纪甜蜜适口的琼浆玉液。
3“因为她的才华有余, 所以行文美丽到要溶解, 然而是朴素的。”——胡兰成 (《论张爱玲》)
胡兰成在其文章中指出“行文美丽要溶解, 然而是朴素的。”他赞扬这种朴素。如《金锁记》中戛然而止的收尾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 三年前的人也死了, 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又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 “振保把手卷着她儿子的海装背后垂下的方形翻领, 低声道:‘你很快乐。’娇蕊笑了一声道:‘我不过是往前闯, 碰到什么就是什么。’振保冷笑道:‘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娇蕊并不生气, 侧过头去想了一想……”
张爱玲初期的小说充斥着繁复的意象, 浓烈的色彩, 多人物长情节的喧闹感, 她抱着“出名要乘早”的念头, 让自己不算太多学识却有太多灵气和才气在那一瞬间被激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然而这种自我放逐和模糊的状态, 让人读下来难免产生一种晕眩之感。但是在其纷繁的意象铺陈中, 却是有朴素如隽语般的箴言语句。在张爱玲后期的作品中, 她的表述趋向于平淡化, 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十八春》和《多少恨》, 男女主人公没有以前小说中的斤斤计较和奸佞算计, 而是一些始终逃不过命运摆布的俗世可怜人, 在其写作手法上, 行文至朴素, 然这种朴素, 亦是十分凄美的。
4“她是个人主义的, 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 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 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 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 明净。”——胡兰成 (《论张爱玲》)
胡兰成在文章中将张爱玲比作是继鲁迅之后在文学作品里寻求“自由”和“新生”的杰出作家。胡文精辟地论道:“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 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 到了她手上, 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 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 她寻求的是自由, 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确, 如果避开小说的政治诉求和直接的社会效应不说, 鲁迅的著名小说如“狂人日记”和“祥林嫂”等的思想性实在与张爱玲不少作品里人物命运所揭示的人性意义是殊途同归的。胡兰成评到, 鲁迅和张爱玲在小说里展示的个人主义在前者是“凄厉的”, 而在后者“则是柔和, 明净”的。这也不奇怪, 鲁迅是斗士式的文人, 而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淑女作家, 他们的文学表达手法自然是有异的了。
不再特别关注道德、伦理、法律、国家等普遍秩序的作用, 而把思考的重心放在日常世俗生活、个人、内在以及所谓‘地方主义的利益’上去。张爱玲写上海, 写香港, 写沦陷区的文化, 写战乱下的平凡人。四十年代初, 沦陷区的文化专制统治下, 张爱玲回避着忧生忧世的人文精神, 亦没有悲壮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她不懂亦厌烦政治, 以一个特殊文人的姿势, 写尽洪流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男女, 这不仅显现了都市市民冷漠的政治观念, 也凸显了她强烈的个人主义。
张爱玲是个人主义的, 但这里的个人主义并非胡兰成所说的‘柔和的个人主义’。她也说, “在小处她是自私的, 在大处她不是自私的。”张爱玲柔和的个人主义, 正是大处的不自私, 她将这样的柔和放入文字中, 以慈悲的目光观摹人世, 正如胡兰成所说:“她以眼泪, 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这种柔和的个人主义始终贯穿与张爱玲的写作中, 她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以不同姿态, 不同程度的悲悯态度, 描述着凡庸灵魂在遭受摧残过程中的一切经历。
结语
张爱玲就像一颗流星, 划过抗战时期枯竭的沦陷区文坛。在与胡兰成相依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 她几乎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虽然这以后她一直没有停止写作, 但是就一个作家的原创力而言, 最光灿的时刻, 显然就在这两年。胡兰成引用郭沫若女神里的一段则是对张爱玲性格和作品魅力所作的画龙点睛式的总结:“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遍之后, 战场上变得静寂了, 这时来了一群女神, 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 她就是这样, 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参考文献
[1]、胡兰成.论张爱玲[J].杂志月刊.1945
[2]、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9
[3]、胡兰成.今生今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评胡兰成《论张爱玲》 篇3
关键词：胡兰成；论张爱玲；女性主义
知张爱玲者，莫若胡兰成。在他眼中，张爱玲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她是美与崇高的，她的慈悲执着且与生俱来，她的贵族血液使她高傲地扬起头颅，却俯首低眉饶恕人间，她谦逊不拘谨，放恣更不骄傲。她是他的女神，在她的爱淋洒世间时，他也虔诚地扬起脸感受着清凉亲切的雨露，感受她基督的女性的柔美和希腊的男性的热烈。
胡兰成虽然也是以男性批评家的角度去看待《金锁记》，但他明显地与傅雷、夏志清的眼光有所不同。首先，相比较于傅雷认为的“张先生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各种养料酝酿的一种结果”，胡兰成更倾信于张爱玲是一个跌落人间的天使。他看她或是像俯首看待自己女儿一般的温柔关切，有时候又是目光炯炯的仰视女神一般的诚服叹然。
“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也是欢喜的，因为你的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委屈的。饶恕，是因为恐怖，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上帝的天使将为她而流泪，把她的故事编成一支歌，使世人知道爱……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他们无论是强者，是弱者，一齐来到了末日审判，而耶和华说“我的孩子，你是给欺侮了”，于是强者弱者同声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为善良、欢喜的了。”
爱屋及乌，他把对她的爱意关切到文章里，批评也难免笼罩着一层暧昧的薄纱。从对张爱玲的慈悲之心出发把其作品人物简单概括为弱者和强者是有失偏颇的。女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张爱玲笔下的亦是如此。
胡兰成说过张爱玲是悦己的。她悦己，也悦着所有女性。对于女人这种动物，她带有自觉的怜爱与欣赏，对女性的生之悲哀，生之喜悦以玩味。她为女性创作，享受着女人的生之现状，不挣扎不违背。身为女人，她是懂得女人的爱的表达的——委屈中成就庄严的倔强，女人一旦倔强起来，她们便是爱了的。
胡兰成在《民国女子》文中谈起张爱玲与他初相识的时候说，“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当日仍有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她是喜欢着他的，但因为初相识，她一边懊恼着胡兰成的端然，一边也执着于自己的倔强，并讨厌着她的倔强。于是便在反手一推的快感中实现自己的骄傲。但当这个男人出现时，这个女子却喜欢着他的故意糊涂，陷之愈深。正如她在送给他的照片背后的几行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的孤独，她的与爱人相知相伴相离，使得她的情感如火山般在她的文字中喷涌。
《金锁记》中前部分的高潮，婆婆和丈夫去世，分家后七巧带着两个孩子搬到租屋，季泽来访，七巧“疑惑他是来借钱的，加意防备着”，故意支开话题。不料季泽却向其倾诉衷肠，十年前拒绝了自己的男人，十年后却向她求爱，忽至而来的幸福让她迷惑如临梦境，她幸福得陡然相信了天命——她嫁到姜家，是为了要遇见他，为了命中注定的与他相爱。可是苦恋中的女人是理性的，是不愿意把真心对着不真心的，她倒是宁愿不爱也不愿意将心中的美好折于现实的残酷中。于是她被迫了猜疑，她首先想到这十年的变化，即现在的自己掌握着财权，那么他的“爱”是真心还是利剑？是骗钱的武器？是伤她的匕首？“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发现不好么？”激烈的心起伏于山顶和低谷，她的爱让她无限痛苦，这爱已浸入了她的生命。她恨得他全身的筋骨和压根酸楚了，转念的悲哀与委屈却又哀求着真相的晚点印证。当弄明白季泽果真是为钱而来，她已然怒不可遏，虽然护住了维系生存的金钱，她也那么一瞬间，意识到了自己已然失去了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如此悲哀！傅雷解读七巧是为了黄金拒绝了所爱的男人，果真是如此吗？怕是不见得。胡兰成解读七巧是软弱的强者吗？也是不见得的。这个精明的女人，十年间在家族权力及妇德观念的逼压下艰难地在心底深爱着这个男人，然而当这家族权力与妇德的压力消失无形时，当这个男人怀揣着“好意”来撩拨她时，她是有一刻以为她是成为了幸福的女人的。是装糊涂还是揭穿他？女人的倔强与尊严让她捍卫了自己的真爱，毫不犹豫地打破了镜花水月。
胡兰成对于张爱玲的自私是了如指掌的，他在《民国女子》中亦谈起她的自私：“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在《民国女子》中，胡兰成谈到张爱玲的婚恋观，“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亦能如此。但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女子都欢喜我。”世界没有哪个女子愿意在自己的幸福上做手脚，她爱胡兰成，但我绝不相信自私如她可以宽容至此。《倾城之恋》中，张爱玲所写：“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因为她对这份感情没有十足的安全感，才让她卑微中成就倔强，自私到不谈占有。
因为胡兰成懂她的人，所以亦懂得她的文。他能解读出流苏的自私是因为狭隘，与范柳原的因软弱的自私而不同。当她负气回上海时，范柳原打电报请她再回到香港去时候，她是万分委屈的，失败到不能不听他的摆布而哭了。她独自住在他为她租下的房子里，就是梦也比这样真实，她不甘心地在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上一个鲜明的绿手印以此来宣泄她的不甘心，她的霸占与委屈。
胡兰成是一个悟性很高的观众，在他面前，张爱玲是喜不自胜的。只有他才懂得她在屈抑怨艾中的欢喜，顺从之中有放恣，懂得她“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尊严”。但是他对她过于宠溺了些，以至于把对她的喜好渗透于她的文字中，说张爱玲像仁慈的主一样，平等对待且饶恕着她笔下世界万生万物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强者与弱者。然而被宠溺的她并非建构起女性的尊严，并未给予任何的救赎与希望给她的世界，她单是在承认男权社会的基础上，诉说着一切世俗女性该有的特质：物质享受、爱慕虚荣、男性崇拜、个人主义……但胡兰成毕竟是以平视或仰视的姿态去评说张爱玲，而非傅雷、夏志清一般以强势的男权话语去苛求她。他独特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张爱玲，也唯有他才这么看张爱玲。
参考文献：
[1]陈子善.张爱玲的风气：1949年前的张爱玲评说[M].济南：画报出版社，2004.
[2]关鸿.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胡兰成与张爱玲 篇4
问：关于张爱玲的生平主要应掌握什么？ 答：可以重点掌握以下6个方面：
（1）关于她的家庭。她生于上海，原名张英。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是新式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并开始爬在母亲床上跟着母亲背诵唐诗。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与姑姑一起出洋。后因姨太太打父亲，被族人赶走。
（2）关于她的少年时代。她1926年（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为《快乐村》。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后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后来，她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其原因就在于对母亲送她上学的珍贵回忆。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后父母协议离婚，父亲再娶，母亲再次出洋。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11岁）秋，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住校，很少回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上，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4年（14岁）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7年（17岁）夏天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留要求，遭拒绝，后母借此冲张爱玲冲突，父亲发威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病在床上几乎丧命，姑姑来劝也被打伤。后逃到母亲家中，不久弟弟也跟着逃出，被母亲劝回。1938年（18岁）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前往。
（3）关于她的初露头角。1939年（19岁）秋，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散文）。1942年（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未能毕业，与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4）关于她的一鸣惊人。1943年（23岁，与曹禺10年前“一鸣惊人”时同岁），开始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散文。1943-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3年，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
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1944 1 年5月，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当时最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同年8月，张爱玲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集《传奇》，同年11月，她又出版了她一生中最重要性散文集《流言》。这一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举行了婚礼，完成了她的第一次婚姻，由好友炎樱证婚。不幸的是，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5）关于她从文坛上的消逝。1945年2月，张爱玲与苏青这两位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接受记者采访，就“女人、家庭、婚姻”等问题展开的对谈，仿佛成了她的最后辉煌。抗战胜利，她已经很少有作品问世。1947年，开始“触电”，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但已无“沦陷时期”的风头。上海解放后，她仍然还在创作，1951年，以“梁京”的笔名发表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被看作是她创作生涯的“回光反照”。
（6）关于她的离开大陆后的情况。1952年7月，赴香港，供职于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在此期间，先后创作了两部“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出版。1955年秋赴美国定居，兴趣主要从创作转向了研究。先住纽约，曾与炎樱一起拜访过胡适。第二年，移居新罕布什尔州，结识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并于同年8月于纽约结婚。1957年，在台湾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1年，应香港电懋影业公司的邀请，去台湾收集资料后赴香港创作电影剧本《红楼梦》、《南北和》及其续集《南北一家亲》、《小儿女》、《一曲难忘》，回美国后还创作了《南北喜相逢》。1966年，将中篇旧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1967年，赖雅去世后，应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作驻校作家。1969年，将旧作《十八春》略作改动后，易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同年，又应柏克莱加州大学之邀，在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1972年，在香港出版中文译作《老人与海》。1973年移居洛杉矶。1977年出版多年“《红楼梦》研究”的成果《红楼梦魇》。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并传入大陆，出现第二次“张爱玲热”。1981年出版《〈海上花列传〉评注》，1983年又将人物对话为“苏白”的《海上花列传》译为国语出版，后又译为英文。1994年，出版自传《对照记》。从1991年起，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开始以“典藏版”形式，陆续出版《张爱玲全集》（16卷），包括她最后的《对照记》，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套张爱玲作品集。张爱玲在晚年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
问：关于张爱玲的作品重点应阅读哪些？
答：我们常说，张爱玲的电影不如小说，长篇不如中短篇。《金锁记》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写得最好的作品，而《金锁记》和《倾城之恋》则是张爱玲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因此，我们读张爱玲的小说最起码要读三篇：《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
（1）“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炉香》
这是一个关于寡妇的故事，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从此，张爱玲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寡妇情结”，她最好的小说写的大多都是寡妇（如作品中的梁太太和葛薇龙，还有《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寡妇，常常会被看作是女人的悲哀，但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却对做寡妇情有独钟，而且都是目的明确地为了钱而甘愿当寡妇。
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由良而娼”的故事，一个关于“沉沦”的故事。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回到上海的家中，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饶有趣味的是，当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做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后，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2（2）“双城故事”：《倾城之恋》 这是一个关于调情的故事，描写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调情表演。傅雷本来是张爱玲小说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这部作品却评价不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作品的重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情调”，“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傅雷的意见仅仅代表着男性读者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范柳原是合适的，对于白流苏则有些冤屈。站在女性的立场看，白流苏的调情的背后，是生存的焦灼和无奈。范柳原意在求欢，而白流苏意在求生。
这也是一个关于弃妇的故事，是一个弃妇在进行垂死挣扎和自我拯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张爱玲版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故事，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白流苏虽然几经努力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猎物范柳原，成功地逃出了家庭，但是，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自己作品中常有的荒凉感，白流苏逃出了旧的家庭，又进入了另一个家庭，而且，她得到的婚姻只是一座没有爱情的空城，而这座空城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战争的成全，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虽然战争加快和简化了许多人的正式成婚的速度，但这种婚姻靠得住吗？
（3）“上海传奇”：《金锁记》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原欲的故事，一个令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张爱玲的小说虽然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为了生存或为了不至于受穷，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自己惟一的目标，而以青春作代价的婚姻，又是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但这部作品不仅写了人的物欲（或曰财欲），写了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经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嫁给了患骨痨的废人姜二爷，而且，还突出地描写了人的情欲（或直接说是“性欲”），在做上了二奶奶后，畸形的婚姻造成了畸形的性格，使她对男女情事十分敏感，也自然地将情感集中在当时她能接触到的惟一男性三少爷季泽身上，然而，当情欲得不到满足后，物欲便成为了她生命的惟一中心。
因此，这也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禁锢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关于用物欲报复情欲，一个因情欲被长期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按照弗德依德的学说，原欲就像一条河流，如果它受到阻碍，就会溢向别的河道，直接导致性错乱心理和性变态行为。七巧家原是开麻油店的，她年轻时也有中意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喜欢她，可以称得上是“麻油西施”，虽然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但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爱情当然是没有的，连情欲得不到满足，更令人窒息的是，谁都轻视她，连丫环都敢对她冷嘲热讽，再加上封建礼教的压抑，她不得不强压情欲之火，“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于是，她渴望着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季泽谁都敢沾，就是不愿越过叔嫂之防。当她的最后一点情欲之火熄灭后，她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儿子整夜地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后又“妒女”，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生活，连自己的女儿也不别想得到。最后，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的恶毒残忍的魔鬼。
当然，这也一个害人害已的故事。曹七巧与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白流苏等其他人物不同的是，她的婚姻一开始并不是她自愿的，她的婚姻完全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她一开始只是受害者和受虐者，但是，当她无论怎样努力也得不到幸福后，当她开始对她身边的亲人进行报复后，她便成为了害人者和施虐者。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关于人的宿命的故事。曹七巧的婚姻在她的眼里只是一个买卖（张爱玲小说中的婚姻实际上全都是买卖），她只是以青春作为代价，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当然是金钱而不会是家庭与亲情。而当她与季泽的爱情化为泡影后，特别是当她看清楚了季泽重新找上门来的目的是在算计她 3 的财产时，她对所有的男性都绝望了，因而对整个世界都绝望了。她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这是个疯狂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控制，人的命是天定的，是不能自己左右的。这就是张爱玲所要表现的“传奇”故事，所要表现的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
正因为如此，曹七巧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张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也是她塑造得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为现代文学史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问：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和她作品中的文化背景？
答：中西两种文化对张爱玲的影响，首先来自她的父母。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遗少式的人物，风雅能文，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张爱玲在少年习作《天才梦》中曾说：“我三岁时能背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而张爱玲的母亲则是一个果敢的新式女性，敢于出洋留学，敢于离婚，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更为西方化的。她母亲第一次从海外回来时，就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中撒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据张爱玲后来在《私语》一文中说，母亲的回来使她十分兴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了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睛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她一直喜欢老舍的小说《二马》，除了因为她母亲当时喜欢这部小说的原因外，还在于这部小说写的是北京人在伦敦的故事。
其次来自她自己的经历。受父母的影响，张爱玲从小会背唐诗，也从小就学英文，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就曾在校刊发表过英文文章，虽然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争没能前往，但仍然到中西文化杂交的香港接受了大学教育，这段经历对她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最初的几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等都是以她在香港的生活为题材的。而她从小卷不离手有《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的营养，更是深入到了她的骨髓之中，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
张爱玲作品中的文化背景可以归纳为：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
问：如何理解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等作品的主要内容、独特风格和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
答：对于张爱玲《传奇》中的“香港的传奇”和“上海系列” 主要内容的了解，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主，辅以教材中介绍的其他作品。其独特风格的基调是“苍凉”。在教材中，特别分析了《金锁记》如何将人生的荒诞与荒凉诠释到了极致。大家也可以参考前面对这三部作品的介绍加以论述。
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荒原”意识，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我们说，张爱玲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而张爱玲哀歌的主旨，并不是对社会的批判，更谈不上对社会的改造，而只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的背景中，展示人的精神的堕落与不安，展示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首先，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写的女性，与二三十年代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实际上写的是“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这些女性或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或受过新式的大学教育，甚至于还留过洋，但她们都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共同窘况，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远离革命运动，只能把当一个 4 “女结婚员”作为自己的惟一职业和出路，而她们所受到的教育，也只能是她们待“嫁”而沽的筹码。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通常的新文学作家笔下旧式女性也不同，张爱玲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她的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笔下女性形象几乎都是日益没落的淑女或竭力向上爬的小市民，这些女性在人生中受到的苦难，不是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经济上的穷困，而是无家可归、无夫可嫁的精神上的恐慌。
问：为什么说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以及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和本身的缺陷？
答：张爱玲作品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的根底”最为鲜明的表现又在于她作品中的“《红楼梦》风”，教材中以《金锁记》为例，说明作品中随处可见《红楼梦》的影子，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不仅作品的名字《花凋》直接来源于《红楼梦》中的《葬花词》，而且作品的主人公郑川嫦也被她直言不讳地称作“现代林黛玉”。我们还知道，她14岁时，就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就有许多人物和细节都有着明显的《红楼梦》的影响：“她（睨儿）穿着一件雪青紧身袄子，翠蓝窄脚裤，两手抄在白地平金马甲里面，还是《红楼梦》时代的丫环的打扮。惟有那一张扁扁的脸儿，却是粉黛为施，单抹了一层清油，紫铜皮色，自有妩媚处。一见了薇龙，便抢步上前，接过皮箱，说道：‘少奶成日惦念着呢，说您怎么还不来。今儿不巧有一大群客，’又附耳道„„”张爱玲小说中的“市井小说的色彩”，则主要指她作品中的“通俗倾向”。在对张爱玲有影响的现代作家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张恨水，又有新文学作家中的实力派代表老舍，而这些作家的创作都是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市俗化或通俗化既是张爱玲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特点，也是作者自己的创作理想，在她的散文中，这种倾向和理想也许表现得更为鲜明。因此，也有人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在一起读，方才有味。”反之亦然，她的小说也要和她的散文对照着读，才能有更多的趣味。张爱玲作品中的通俗化特点，也与她生活的环境和她自己生活习惯有较大的关系。对她一生影响最多的两个城市一是上海二是香港，而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商业化最市民化的城市，当时的香港则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上海的翻版。在生活中，张爱玲始终没有成为她母亲所希望的淑女，但却按照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大都市里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不仅像所有的上海小女人一样爱逛街爱吃零食，而且还酷爱看社会上流行的小报。
张爱玲作品中既传统又现代的特点，与她作品中“既大雅又大俗”的特点，既有重叠又不完全等同。她的传统的特点当然与“古典小说的根底”有关，与她从《红楼梦》等旧小说中那里得到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品味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包括那些受过洋教育的“新女性”）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都是些“旧女性”，而最为典型的还在于她的“女人观”和她小说中创造的意象，都有许多传统的因素。她笔下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走出了婚姻的城堡，而她创造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意象，则全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她的现代的特点，则主要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因素。在教材中谈到了她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是从英文起步的情况，也谈到了她最初的写作生涯开始于为上海的西文报纸撰写剧评影评，后来自己也曾编写电影剧本等情况，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她在现代都市与都市人的问题上与当时其他作家的不同看法。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化为背景的，当时的作家也大多是以传统的审美思想为艺术追求的，因此，现代都市的出现不但没有引起他们的欢呼，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抵御和批判，无论是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城市的京派作家，还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城市的海派作家，以及以“革命者”的角色看城市的左翼作家，现代都市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头“怪兽”，然而，在张爱玲眼里却截然不同。前面我们曾说到，张爱玲是没有农业文化的背景的，她生城市长在城市，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市人，而且 5 又把当一个城市人作为自己的理想，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写的是城市和城市人，而且到处都流露着她对城市文明的喜爱和赞美。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但这并不是城市的过错，相反，正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罪恶。
张爱玲小说极为鲜明的艺术独创性，主要表现为“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的统一”。在教材中我们说，张爱玲小说中的许多主题、意象和象征都是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所无法“拘限”的，因为她的创作中增加了外来的小说技巧或现代派的手法，在中国现代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这对似乎“相克”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调子。但是，也可以说，张爱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而她自身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她的“创新”与“袭旧”。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创新成果”的堆积，造成“文胜质”，在袭旧方面，则主要表现为被《红楼梦》等传统小说的光环和阴影所笼罩，使作品的真实性和结构平衡受到了影响。除此之外，限制张爱玲艺术上更大发展主要因素还有“题材的狭窄”等。
问：关于两次“张爱玲热”应重点掌握什么内容？
答：主要掌握这两次热潮出现的不同情况。包括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80年代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形成热点的过程和原因；90年代成为研究热点的过程、社会消费心理，及其身世被传媒热炒和商业包装，并在社会上流行的现象等。
第一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这次的特点是张爱玲一出现就成为了“市民文化的明星”，虽然被归入了鸳鸯蝴蝶派的行列，与其他鸳鸯蝴蝶派作家不同的是，由于大家看到了她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因此，她受到了不同政治倾向和文学趣味的文学界各方面的欢迎。其中，傅雷（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与上次不同的是张爱玲被重新“挖掘”出来时有一个“预热”的过程，而且先是受到“专业阅读”的重视，然后再进入商业炒作范畴。1981年张葆辛的《张爱玲传奇》的出现，应该说只是“文革”结束后在社会上普遍出现的“文坛忆旧”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对第二次“张爱玲热”出现起重要作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中对张爱玲的推崇所引起的大陆文学界的重视。1984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成为了张爱玲研究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也可以说，从此以后，第二次“张爱玲热”才正式形成。80年代的研究反过来又成为了八九十年代商业化炒作的基础，而1995年张爱玲的去世更推动了一热潮的高涨。这次的“张爱玲热”之所以能够迅速地从学术界进入消费领域，一方面与出版界在体制改革后空前重视出版效益有关，不仅图书的包装和推广受到重视，而且盗版也加入了争夺读者的行列；另一方面也与读者文化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变化有关，以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小市民读者常常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作者和读者都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而现在主流文学已成为了高雅的“阳春白雪”（纯文学），小市民读者已成为读者的主体，主流作家与边缘作家的地位也已经互换，甚至于越是边缘的越是受大家喜爱的。而张爱玲这种既有传奇身世又有表现个人生活作品的作家，无疑正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对象，很适于作为大众消费文化所推崇的精品。此外，在这次热潮的形成过程中，影视等现代媒体的介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除了直接将张爱玲作品搬上银屏的直接作用外，通过各种方式在大众中煸动起来的“世纪末”怀旧情绪，也有很重要的间接作用。
问：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有哪些特点？
答：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除曹七巧外，大多是生活在新旧时代夹缝里的没落淑女。她们往往都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大家庭里，有着旧式的文雅修养，旧式的妻道训练，应该说，这一特点与张爱玲自己的家庭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张爱玲对她们的生活和理想可以说了如指掌，6 如果她不是因为在英文报刊上自己闯出了一片天地，她也只能与她们一样，以做一个“结婚员”来当自己的职业。虽然，这些没落的淑女，大多都有美丽的外表，文化层次也很高，但是，她们没有作者那么幸运，没有自立于现代社会的求生的本领，只能把嫁人当作自己一生的救命稻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很好地体现出作者的人生观，那就是女性生存的艰难。在她的小说《封锁》中有这样一句重复了多遍民谣：“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这一点，应该说我们现在的人都明白，在现代社会里没有钱是什么滋味。虽然这些女性（包括七巧和所有的淑女们）并没有真正落到没钱过日子的地步，但作为一种存在的恐慌却一直在威胁着她们，因此，她们大多处于两种生存状态之中：一是急于想成为人家的太太或姨太太甚至情妇，总之是想找一个生活的依靠；二是在成为太太之后，仍然在为自己的地位而努力奋斗着，或变本加厉地抓钱，或无可奈何地在平淡的生活中苦熬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的“新”主要指她们受过新式的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但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她们并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因此，她们的“旧”主要就是指她们的思想意识和人生道路。
我们说，张爱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对那种新旧时代交叠下的女性命运极为关注，她笔下的系列女性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她对人生的特殊感悟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主要就在于她既关注女性，又不满女性的生存状况。也是张爱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却都以悲剧收场的原因。表面上看，好象她对她们充满怨恨，不肯给她们一点幸福，不肯给她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实际上她并没有看见哪里有这样一条路，她自己虽然做了职业妇女，但她并不认为这就是一条比结婚更好的出路，因为社会上人心险恶，家庭与社会相比更适于女性。
问：应该怎样分析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创新和袭旧，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 答：可以从意象营造和语言风格两个方面来分析张爱玲小说艺术的创新和袭旧，以及在现代文学史上特异的地位。
所谓“意象”，也就是在一个个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中，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蕴。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善于运用意象化的手法，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东西，如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感觉等，像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具有具体的形态，从而给小说带来浓郁的诗意。在教材中，我们讲到了《金锁记》在三万多字的篇幅中，营造出了六种含义不同的月亮。月亮，是一个在传统文学中曾被用滥了的意象，但作者却有推陈出新的能力。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具有现代意识的创新意象，如《倾城之恋》中的“时间”和“墙”，《封锁》中的“乌壳虫”等。
在《倾城之恋》中，一开始就说：“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 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说上海节省天光，说的是实行的“夏时制”。但作者在这里主要是想说明“公共时间”与“个人时间”的差异和对立。张爱玲的故事，大多都是发生在“公馆”的老时间里的，与外面的人家的时间不搭界。白流苏希望能通过她与范柳原的婚姻关系走出白公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走出白公馆的老时间，走进大家的公共时间，但是，她的一切努力，如果不是“战争”的介入也是无法实现的。张爱玲常常说，“时代是仓促的”，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时间也是稍纵即逝。在香港的战事打响之前，范柳原原本是要在一个礼拜后回英国的，白流苏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想的是：“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么？”在《倾城之恋》中更包含着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乱世危城等特殊感受。
在这个“时间”意象的营造过程中，作者又妙笔生花，衍生出了“墙”的意象。在浅水 7 湾饭店旁的一堵墙边，范柳原对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一意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人认为，这是理解题目所谓“倾城”的关键。傅雷本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并不高，但对于这一意象也感受到了一种震撼，惊叹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墙，在这里既是时间的见证，也是历史的见证，还是爱情的见证。是张爱玲对于时间与历史的思考，是她的爱情观与人生观的体现。也许，在张爱玲看来，真正的爱情，肯付出真心的爱情，是值得“倾城倾国”的。
如果说，在这个由“老钟”和“墙”等形象营造的时间意象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传统的因素的话，那么，在《封锁》中的“乌壳虫”的意象则完全是现代的。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男主人公吕宗桢下了电车回到家里，刚才车上遇到的女子吴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了，他踱到卧室里，扭开电灯，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育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有在爬。”有人说，只可惜张爱玲就此打住了，要继续写下去，吕宗桢第二天清晨起来，就会变成卡夫卡笔下的推销员格里高尔也说不定。
在教材中，我们还曾提到“镜子”的意象，这在《倾城之恋》中也有一个很具现代意义的描写。这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第一次接吻：“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镜子里的世界反映的应该是真实的世界，但他们火热的接吻却跌进了冰冷的镜子里，究竟哪个更真实？作者事先已经这样告诉了大家：“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因此，在这里，冰冷的镜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由此可见，张爱玲营造的意象，既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又有不厌其烦的袭旧，在新旧雅俗之间游刃有余，而且，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月亮”、“镜子”，还是“墙”和“乌壳虫”，都是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
而张爱玲小说的语言风格，也介乎新旧雅俗之间，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在《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金锁记》等作品中，古典小说的根底表现更为明显一些，更多一些《红楼梦》的影响，而在《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中，市井小说的色彩表现更为突出一点，无论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调情，还是佟振保与王娇蕊、孟烟鹂的三角关系，都更多一点带有调侃意味的幽默和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特点。
胡兰成与张爱玲 篇5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中国整体国民劣根性的暴露。张爱玲:“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的小说观与对软弱的凡人卑微生命与苍凉情感的展示 张定磺说过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但鲁迅绝不是停留于鉴赏，而是要挖掘他看到的整体中国人、中华民族病态的根源，找到根治的良方。他用那只廉价的“金不换”做工具，成了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他在显微镜下看清血淋淋的病变组织，并将它切除。而张爱玲也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她却是站在都市的公寓阳台上，去窥破都市家庭内部挣扎着的女性们的人生。从她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现代社会女人们生存的艰难与灵魂深处的怅惘、悲凉与无奈。于是她要做女性们的心理医生，用她慈悲却含而不露的方式，坐在屋里面对病人，亲切又冷静的娓娓而谈，揭露她们自身软弱、自甘堕落造成的病态，但又安慰她们活着就必然麻烦，她用启示的办法引导女人们理解、宽容、慈悲，从烦恼中危机中寻求人生永恒的意味。她用这种方式呼唤着、渴望着女性挣脱心灵沉重的负荷，拥有自尊优美的生活。
应该说，他们都是高明的大夫，都有一样的良苦用心，但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观察角度与治疗方法，挖掘着中国男男女女的病根，他们的相似点何在，取得的效果如何呢? 鲁迅有过痛苦的家庭生活经历，少年时小康家庭没落让他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淡薄。中年时兄弟反目让他体会了亲情带来的残酷打击。这些经历，让他看透了所谓礼仪之国人心的势利与险恶，个体之间灵魂的隔膜与自身内心深处的矛盾困惑，再加上对历史、对现实、对世界的透彻研究，他决心要用自己所能使用的最有效方式揭示中国人的种种病态，促其自省，从而真正排除瘤疾，使中华民族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是鲁迅创作小说的出发点，他强调‘“人”，“国民”，才是社会与国家的主体，要改造社会必须着眼于“人”的改造，要改造“人”必须从精神与个性上“立人”，而改造国民精神，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推文艺，所以他就拿起了文艺这一精神工具去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所以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纵观鲁迅全部的小说创作，他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题材，而纵笔所至又几乎囊括了中国“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最终以他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熟悉的一张张典型的中国面孔与灵魂，如阿Q、闰土、祥林嫂等等，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疾患和由它带来的灾难。[!--empirenews.page--] 张爱玲也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没落的封建家庭，缺少无私的亲情关怀。从成长经历里，她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变形，人性的自私、空虚，生存的艰难。她愿以文学作品探询这人生的麻烦，并从中找到“永恒的意味”。她说“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女人是最普遍，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跃天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作为一个女人，她尤其同情于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软弱的女性们。生存本身是艰难的，理想的爱人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是渺茫不可及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表面或和谐或圆满或华丽的背后，是“那种不明不白，狠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生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苍白、渺小，女人们更是难以摆脱内心的恐怖与荒凉。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女性的未来如何自己掌握?她用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女人做代表，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让我们听到了她深沉的叹息，体会了她深情的渴望，引导我们思考女性如何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栓桔，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的生存。[1][2][3]下一页 不能否认二人的理想与追求存在博大与狭小的区别。鲁迅将最终的目的定在中华民族的觉醒与自立上，张爱玲则要给周围普通的中国人一个生活的启示。但是，警醒“睡在铁屋子中的人”也好，怅惘周旋于无爱的家中的女人也好，二人都是伟大的寻求者，都以自己的作品成为中国人不再麻痹的一剂良药，提醒着中国的男男女女正视眼前恐怖的生活状态，寻求一条新生之路。
二、鲁迅:表层冷静地在普通平凡的人事里寻找永久的悲哀，深层却对表现对象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张爱玲: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却流露着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受 张家瑛说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有的只是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在这个习见的世界里，在这些熟识的人们里，要找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是很难的„„然而鲁迅先生告诉我们，偏是这些极其普通，极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先生并没有把这个明明白白地写出来告诉我们，他不是那种人。但这个悲哀毕竟在那里，我们都感觉到它。”“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即使是《故事新编》这样的历史小说，他也让每一个历史人物以普通人的身份面貌与表现站立在我们面前，成为千千万万小老百姓其中的一员。鲁迅在1927年冬天的一次讲演中谈到现在的文艺创作时说“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里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鲁迅的创作方式，他采取了很多象征的隐晦的方式，将自己似乎深深藏了起来，但每一篇作品都可以看到背后立着的一个优患又痛苦的鲁迅的灵魂。他从不将自己置身事外，而是参与着每一场对灵魂的审问与对病体的剖析。《孤独者》、《在酒楼上》可以看到鲁迅灵魂深处的矛盾体在对话;《伤逝》中涓生的软弱、自私、绝望何尝不是来自鲁迅内心的叹息;《铸剑》中冷峻的黑色人宴之敖者身上闪烁的正是鲁迅那颗高贵的反抗一切的心灵光辉。正因为如此，鲁迅的小说如同一面具有魔力的镜子，那么有说服力地照见了历史的虚空，照见了社会的污浊，照见了国人的病变。[!--empirenews.page--]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历史、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艺术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发展。上一页[1][2][3]下一页
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学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现代创作方法。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 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故乡》中闰土的肖像，《祝福》中祥林嫂“间或一轮”的眼神，都很逼真传神。但是，他在分析人物灵魂与揭示社会病态时，又常常采取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各种手一法，将表层平静生活，表面伦理道德背后的恶浊不堪细腻深刻地展示给人们。《狂人日记》《长明灯》《在酒楼上》等是象征主义成功运用的典范，《肥皂》《兄弟》《补天》等可看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被鲁迅合理地接纳和吸收。鲁迅自己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张爱玲的小说读起来总是令我们回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方式、塑造人物上的美。她擅长营造一个个讲故事的环境，讲述普通男女的感情纠葛，生存的无奈。她也喜欢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红楼梦》的手法描写人。但是，她又可以游刃有余地将现代心理分析法、电影手法等融汇进小说创作中，达到了中西古今的完善转化与结合。《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生母早逝，潜意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无法转移或升华，因而对曾倾慕生母的老师言子夜产生了病态的爱恋，并对其女儿产生嫉恨进而实行报复。《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作者也不厌其烦地刻画主人公伶振保性本能冲动中“本我”与“自我”的对峙和交战，“超我”对“本我”的防范和压抑，及“本我”对“超我”的反扑和颠覆的全过程。最能代表她运用心理分析学说塑造人物、刻画两性心理所达到的登峰造极程度的还得推《金锁记》，小说对畸形人生和变态人性的表现和批判令人触目惊。[!--empirenews.page--] 鲁迅的成功，正在于他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起来，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也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而张爱玲也以中西结合、俗与雅并存获得了声誉，影响了之后大批的创作者。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承者，又使自己的作品与世界文学融为一炉，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进步。
四、鲁迅:历史使命感使他没有仅仅普眼于个人的成功与作品的畅销，而是用尽一生孤独的叛逆、绝望的抗争。张爱玲:急于成功并渴望被世人接受，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踏实与一刹那让人心明眼亮的“永恒的意味” 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区别，于是一个成为经典的伟人作品，一个成为经典的阅读作品。其实经典可以分为很多种。有的是以思想的深刻，气势的宏伟，视野的广博成为评论家交口赞誉的对象，并深刻影响着后人。有的则靠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吸引读者在阅读中获得乐趣。张爱玲的作品显然属于后者。也许张爱玲的份量终难与鲁迅相提并论，但不能否认的是，二者都是优秀的小说家，以不同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价值与其文学的永恒魅力。
如果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二人还有很多相似的思路与创作体现。例如他们都特别重视文学的真实性，人物来自生活原型，又采用了不同的生活原型进人小说后的改造法。他们都强调了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题材。鲁迅说过，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势，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张爱玲说“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通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没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也能够写出滥调来。”再比如写人物，鲁迅特别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物心理的方法，认为他“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间者”张爱玲的优秀作品都着力于分析人物灵魂深处的挣扎、矛盾、软弱、失落。伶振保、七巧都是典型例子。
刘胡兰精神 篇6
她，刘胡兰，一个贫苦农村家庭的孩子，用她短暂而光彩付出的一生，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坚贞不屈、正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形象。作为打击地主恶霸势力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她的事迹深深感染着我们，令我们肃然起敬，她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她人生虽短，但却有着坚定的目标，有着敢为之付出一切的为党、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她就义时年龄虽小，却有着顽强的意志和敢于和敌人抗战到底的气魄！“怕死不当共产党”就是她临死前喊出的一句令敌人心寒、令人民鼓舞的话语。
有了理想与目标，才会有充足的动力与活力去努力奋斗！
有了顽强的意志和不怕困难的气魄，才能有力、有效的迎接困难的挑战！
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刘胡兰做到了这些，并且做得很好。虽然为此她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但她的这种精神却极大地激励了当时全国无数爱国之士，使他们勇往无前的去和恶势力斗争，直到革命的胜利。也为后代人树立了一个伟大光辉的榜样，使我们更顽强的去迎接各种挑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还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刘胡兰精神都鼓舞着中国人民创造着一个个奇迹，铸就着一幕幕辉煌。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理应充分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刘胡兰精神，这必将对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如今我们生活在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随时将迎接着各种挑战，面临着各种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具备顽强的意志和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不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不能在挑战在即的时候临阵退缩，而是要顽强的迎难而上，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奋力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并坚持到底！而这正如刘胡兰精神，明知会有牺牲，也要为了正义而战，明知会有困难，也要迎难而上！
当今社会充满着挑战和机遇，而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有意志顽强的人才能经得起各种挑战。所以，我们要想有所成就、有所作为就必须拥有抓住机遇、经得起挑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大学生通过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大学校园，不是供我们享乐的地方，而是供我们学习知识、完善自我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要认定的目标就是我们来到大学到底想要什么，该如何去努力、如何去完善自己并学以致用，然后就要奋力去学习、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我认为我们学就要学的透彻，就要把学到的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去。比如学习，就要定好目标，寻找动力，并要有顽强的毅力坚持下去；再者就是做事，要能明辨是非，能透过现象看清事情的本质，不要干什么事都糊里糊涂的，否则你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