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储运安全技术的文献综述

2024-06-24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的文献综述（共6篇）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的文献综述篇1

危险辨识方法及其在实际中应用的概述

摘要：主要介绍了危险辨识的定义、分类以及几种常用的危险辨识方法在实际中的具体应用。虽然危险辨识的方法很多，但仍有不少的危险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忽视的，在文章后面又简介了几种易被人们忽视的几种危险源。关键词：危险、危险源、危险辨识方法、实际应用、事故树。

引言：

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为预防事故的发生实现系统安全目标,必须从计划、设计、建设到生产等各个阶段,对系统存在的各种危险进行充分的研究,只有认识了危险,才能进一步评价、控制和消除危险。[1]因此，掌握并研究、和开发系统、简便、有效的危险辨识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正文：

1、危险辨识的定义及分类1、1危险辨识的定义

危险(hazard)是导致人员伤亡或疾病,或导致系统、设备社会财富损失、损坏或环境破坏的任何真实或潜在的条件[3]。危险源辨识是发现、识别系统中危险源的工作。危险辨识是风险管理的基础,也是其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1、2危险辨识的分类

危险辨识的方法通常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对照经验法,另一类是系统安全分析法。

（1)对照经验法。对照有关标准、法规、检查表或依靠分析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借助于经验和判断能力直观地辨识危险的方法。经验法是辨识中常用的方法,其优点是简便、易行,其缺点是受辨识人员知识、经验和占有资料的限制,可能出现遗漏。目前国内针对危险辨识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供电企业可参照的标准也还属空白,行业中进行危险辨识的经验并未系统地进行整理,因此,依据对照经验法所完成的危险辨识在实践中缺乏科学性,危险辨识的充分程度和深入程度难以保证。[3]

（2)系统安全分析法。应用系统安全的分析方法识别系统中的危险所在。系统安全分析法是针对系统中某个特性或生命周期中某阶段具体特点而形成针对性较强的辨识方法。因此,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程甚至同一工程[4]的不同阶段所应用的方法各不相同。[4]

2、几种常见的危险辨识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危险辨识方法已有很多种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如预先危险性分析(PHA)、安全检查表、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FMEA)、可操作性研究、事故树(FTA)、事件树(ETA)、同类企业类比分析等等。可依据评价对象具体情况选用各种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危险辨识,可提高危险辨识准确性。[5] 下面介绍几种危险辨识方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2、1 事故树方法在油港储运和化学装置中的应用

曹鑫[6]对将事故树技术应用在油港储运中的危险辨识进行了分析。这种思想是基于油港储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选择使用事故树分析技术。基于事故树分析的油港储运危险源辨识模型具体划分为了11个危险子系统，具体是油船、油码头、输油管线、油库灌区、电气设备、收发油作业、油泵房、消防设备、人员操作、管理因素和环境因素。

孟亦飞蒋军成[7]在化工装置火灾、爆炸、毒物扩散危险快速辨识方法中指出：化工装置火灾、爆炸、毒物扩散的危险辨识是进一步进行定量化风险评估等安全分析的基础,并提出考虑该3种破坏效应显著的11种事故模式,以化工装置的介质性质、操作条件等参数作为基本事件对各种事故模式进行事故树分析。2、2安全系统的方法在石油钻井工程中的应用

伍颖等[8] 指出采用安全系统的方法,利用能量意外释放理论与两类危险源理论清晰辨识了石油钻井工程(作业系统)的危险点源,主要包括重大危险源、最长危险线、最危险作业、关键危险点。与传统的事故系统相比具有很强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为石油钻井工程的风险管理和HSE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

2、3安全检查表法在供电企业中的应用

樊运晓等指出在对供电企业生产特点分析的基础上,以作业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事故逆推法、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等多种方法确定供电企业危险检查表,共计 19类 118项;并建立了适用于一线员工使用的危险检查表与工作危害分析(J HA)危险场景描述相结合的危险辨识方法;该方法在太原供电分公司 6大专业 146个作业项目及 1 084个工作场景进行应用, 实用结果表明: 通过员工层控制可达到危险消除或控制的效果。[9]

由于危险检查表针对性强,一线员工在危险识别时对照检查表便于快速、准确确定类型和危险细类;同时在危险识别过程中需要工人具体对作业场景的环境、触发事件、威胁目标、后果等进行描述,便于一线工人从自身确定控制措施,易于危险控制的落实, 后续针对危险控制的研究表明 80 %以上的控制措施都是一线工人具体提出,有利于主动控制,易于从根本上减少供电行业“三违现象”。[9]

2、4 HAZOP分析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徐庆松[10]指出了化工事故中偏差连锁关系以及控制化工事故的作用连锁关系，并将进化论的思想应用到 HAZOP 分析中, 提出了一种基于序列偏差的 HAZOP 分析程序, 用于化工过程危险辨识。在常规HAZOP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序列偏差图, 以此确定各个偏差的重要度,选择偏差控制策略。以某聚氯乙烯聚合工艺过程中的偏差引发剂贮槽搅拌无为例介绍了该方法,应用该方法认清了偏差如何发展为事故,如何选择控制策略,以预防事故发生,达到系统安全的目的。[10] 2、5矩阵分析法结构化分析思想在危险辨识中的应用

高进东[11]提出一种新的危险辨识方法，该方法是一种非常灵活的工具 ,即借鉴相互作用矩阵分析法的结构化分析思想 ,列举评价单元内操作有关安全的所有组件(系统的组成部分),采用分类的方法简化分析过程 ,考虑各组件间的相互作用来辨识危险 ,形成的一种新的危险辨识方法。它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目标)进行修改 ,应用基本概念的结构来修改该技术的细节 ,以解决相应的问题。该方法并非一套严守的程序 ,它是一种组织思路的方法 ,以达到系统辨识危险以及其控制。该技术简单、灵活 ,而且非常有效。[11]

2、6危险辨识方法在定量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危险辨识是进行定量风险评价(QRA)的关键步骤 ,同时也是基础性和前置性步骤 ,其技术或方法直接关系着 QRA 结论的准确性 ,同时也关系着QRA过程的效率和成本等问题。例如,如果所有的设备或太多的设备被选定,则QRA过程不免存在不必要的耗费耗时 ,相反 ,若所选的设备不具有代表性和完整性 ,则 QRA分析结果又很可能被低估 ,评价结论不准确。[12]

罗艾民[12]等简要介绍并比较了欧盟ARAM IS和挪威Purp le book中推介的2种危险辨识方法,有助于国内QRA分析人员参照比较及提升QRA分析的一致性。

3、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几种危险源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认证,危险源的正确辨识和控制成为这些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企业都能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活动进行危险源辨识,但企业的服务性活动、相关方的活动以及一些与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其它活动的危险源往往没有辨识或者辨识不全。[13]日常生活中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几种危险源有以下几种：

（1）对有职工食堂的企业,“食物中毒”也应作为企业的一个危险源进行识别和控制；

（2）工人“上、下班途中”也应作为一个危险源进行识别,因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人身有受到意外伤害的这种可能,如:交通事故、恶劣天气下的摔倒跌伤等情况；

（3）许多企业有机动车辆,一些企业把驾驶员的“无证驾驶” 列为危险源,却忽略了“酒后驾驶”这个非常重要的危险源；

（4）相关方(包括合同方)人员活动的危险源没有考虑。一个企业的相关方活动的内容涉及面很广, 针对不同的相关方, 要根据他们具体活动的内容进行危险源辨识。譬如:外来人员登高作业时, 看梯子是否进行了包角;外来人员的作业资格(如:电工、电焊工、机动车驾驶员等特殊工种上岗资质证明);外来人员遵守厂纪厂规情况(如:车辆进入厂区内的限速要求、禁止吸烟的要求、动火管理的有关要求等)。对相关方活动的危险源进行准确及时的识别,既是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也是企业规范管理的要求。[13]

结束语：

危险源辨识就是发现、识别系统中危险源的工作。对系统存在的各种危险进行充分的研究,只有认识了危险,才能进一步评价、控制和消除危险。因此，掌握并研究、和开发系统、简便、有效的危险辨识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危险辨识的方法有很多，例如预先危险性分析(PHA)、安全检查表、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FMEA)、可操作性研究、事故树(FTA)、事件树(ETA)、同类企业类比分析等等，但仍不能辨识出所有的危险源。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应加强对危险源的认识，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几种危险源。

参考文献：

[1] 侯棋棕张德华危险的辨识及其集合论表示工业安全与防尘 1997年第六期

[2] 高进东冯长根吴宗之危险辨识方法的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1年8月第11卷第四期

[3] 樊运晓余红梅王晓红等供电企业面向作业危险辨识方法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9年12月第19卷12期

[4] 樊运晓,罗云.系统安全工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3月

[5] 牛更奇王小妹李献功安全评价中危险辨识的地位、存在问题和对策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3年6月第13卷第6期

[6] 曹鑫故障树分析技术在油港储运危险源辨识中的应用商品储运与养护 2008年第30卷第9期

[7] 孟亦飞蒋军成化工装置火灾、爆炸、毒物扩散危险快速辨识方法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年6月第17卷第6期

[8]伍颖王颖李俊等基于安全系统的石油钻井工程危险辨识工业安全与环保2010年第36卷第3期

[9] 樊运晓余红梅王晓红等供电企业面向作业危险辨识方法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09年12月第12卷第9期

[10]徐庆松,王凯全,袁雄军基于序列偏差的化工过程危险辨识全与环境学报 2008年8月第8卷第4期

[11] 高进东冯长根吴宗之危险辨识方法的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1年8月第11卷第4期

[12]罗艾民陈平多应全等定量风险评价(QRA)中的危险辨识方法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0年2月第6第1期

[13]宋杰书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危险源酿酒2006年7月第33卷第6期

油气储运安全技术的文献综述篇2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观；粮食供求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0-0006-06

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一直以来就是我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立足于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也始终被看作是国策性的基本战略。从2004至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增产，总量连续5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然而，“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陈锡文，2010a），因此在8连增的大好形势下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进行一些冷静的思考，将更具警醒的意味。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对近几年我国粮食安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作了简要评述，尝试将他们置于一个多维的分析体系之中，以便在宏观把握的同时，也能够关注到一些重要但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问题。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一）粮食安全观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丰富、充实和深化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从宏观层面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粮食安全观，即较多地从宏观供需的角度来考察粮食安全。如1992年我国政府就将粮食安全定义为“能够有效地提供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随后学界对粮食安全的认识逐步深化及延伸，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从单纯重视粮食生产，转为综合性、全局性地考察粮食安全。

1. 能力安全观

学界普遍认为应从能力的角度來考察粮食安全的实现基础，即不仅要考虑未来的粮食生产能力能否满足粮食需求，更要考虑如何以多种渠道来保障粮食的生产能力。相应的，粮食安全战略也要从藏粮于民和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的战略（周小萍等，2008），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外汇储备、藏粮于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姜长云，2005）相结合的战略。

2. 非传统安全观

将粮食安全置于国际经济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当前国际粮价的波动原因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已从之前的供给、需求和库存转变为金融和能源（高帆，2011）。或者说，我国粮食生产已开始呈现出粮食石油化和粮食金融化的倾向，本文将这两种倾向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界定为粮食的非传统安全。由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化肥、农业机械等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价格与国际石油价格的相关程度较高，因此通过生产要素的价格传导机制国内粮价将会与国际油价直接关联，这便会增加国内粮价及生产的波动性。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成为“石油农业”（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此外，粮食的消费品属性逐渐弱化，而其作为投资品的属性显著增强。石油化和金融化因素交织在一起对我国粮食价格及生产的复合影响逐步凸显。

（二）粮食安全形势

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学界主流观点是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即在短期内我国粮食能够维持供求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将会处于紧平衡状态。从众多学者对我国未来粮食供需的预测来看，尽管预测方法有所差别，结果也不近相同，但普遍认为未来我国将会出现粮食“产不抵消”的局面。柯炳生（2007）认为2020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为3，650万吨～5，840万吨，而到2030年产需缺口将为3，100万吨～6，600万吨；马晓河、蓝海涛（2008）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在1，600万吨；李国祥（2010）推算2020年产需缺口会达到约1亿吨；陆文聪（2011）预测2020年产需缺口为5，100万吨。

学界作出“我国粮食供求长期将处于紧平衡状态”这一判断的依据则是，未来我国粮食生产将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第一，自然资源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凸显，表现为水资源短缺、耕地资源数量减少、质量下降，而且这种制约在中长期不仅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甚至会进一步强化；第二，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表现为粮食产能越来越向水资源更为短缺的北方地区倾斜，区域供求矛盾逐渐加大；第三，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下降的约束不断强化，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反向变动，这将直接损害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四，科技支撑粮食增长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研发、推广转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环节尚有诸多问题。（姜长云，2005；梁子谦，2007；马晓河、蓝海涛，2008；国务院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

也有学者对我国粮食长期供求持相对乐观的态度。黄季焜（2004）认为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坚实的农业生产力基础，完全可以在未来的几十年保持高水平的食物安全。卢峰、谢亚（2008）则认为我国粮食长期供求会朝相对宽松的方向]变，从经济而不是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认为未来粮食供求长期紧平衡的观点可能缺乏依据。

（三）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来看，目前我国农业近一半的增产来自于科技的作用。据赵芝俊，张社海（2006）测算，近20年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由1986年的20.52%提高到2003年的46.55%。翟虎渠、刘旭（2008）测定，我国八五、九五、十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为32.14%、40.53%和45.88%。尽管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步显著，但与欧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近3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单产提高来实现的。1978年～2007年，单产增加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为119.3%，而播种面积减少的作用为-19.3%（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由于当前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下降趋势不可逆转，因此未来稳定和提高粮食总产只能依靠提高单产（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2009）。我国粮食单产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农业科技进步，包括作物品种改良、土壤改良、施肥技术等。然而不可忽略的是，目前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比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2001年～2004年持续增长，但粮食单产水平并无明显的提高（翟虎渠、刘旭，2008）。除此之外，物质要素投入（特别是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边际效用也呈递减之势（马晓河、蓝海涛，2008）。

一些学者对我国粮食单产的提升潜力进行了预测。曾希柏等（2002）认为我国粮食单产增产潜力在300千克/公顷～600千克/公顷。卢布等（2005）认为我国粮食单产潜在的年提升能力在150千克/公顷以上。国研中心课题组（2009）认为如果能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能力建设，从2007年～2020年间我国粮食单产还能增加17%。

（四）城市化进程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在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薄弱的特殊国情下，城市化进程势必会引起各项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进而促使粮食生产与需求发生联动变化。

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生的是我国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①，并且在短期内耕地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据马晓河、蓝海涛（2008）测算，1983年～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会使耕地面积减少0.529%，相当于减少了213.05万公顷。而耕地资源的大幅减少不仅意味着其本身已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更成为每每谈及我国粮食生产时无法回避的隐痛。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的耕地资源将趋于稳定。如吴群（2006）认为2018年左右我国将进入“经济低增长、耕地资源低减少”的阶段，届时耕地资源将相对稳定。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耕地资源纳入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范围，提出了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之间存在类似库兹涅茨曲线的假说（曲福田、吴丽梅，2004；李永乐、吴群，2008）。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产生变化，表现为肉、禽、蛋、奶等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食品的消费比重上升，而口粮消费比例下降，进而会引起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动和需求总量的扩张。黄季焜（1999）研究显示，一个居民从农村转移到中小城市，其口粮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转到特大城市将减少64.2公斤，而转移到中小城市其畜产品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转移到特大城市增加7.2公斤。据马晓河、蓝海涛（2008）测算，1985年～2005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增加1%，城镇和农村人均口粮消费量分别减少3.81%和0.89%。由于城镇人均口粮的数量要显著低于农村，因此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由城市化的进程持续推进带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必然会带来口粮消费的减少。如果将人口增长因素考虑在内，全国口粮消费总量是否会减少，就要看全国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总量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口粮增长两者之间相互抵消的结果。据肖海峰、王娇（2007）预测，2020年城乡口粮需求总量将会从2010年的2.12亿吨下降到1.77亿吨。

从长期来看，居民对加工食品、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会继续增长，进而会扩大对于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的消费需求，这就将成为未来我国粮食总需求刚性增长的主要来源。据胡小平、胡晓慧（2010）预测，2020年饲料用粮将成为我国粮食的首要用途，占粮食总需求量的49%。

（五）糧食进口

从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农产品成本构成来看，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应为出口园艺、畜牧、水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而进口粮食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鉴于我国中长期的粮食产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从国外进口粮食应成为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柯炳生，2007；朱彬，2007；李国祥，2010），甚至是必然的趋势（程国强，2005）。

学界通常会采用粮食自给率来衡量一国粮食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官方观点是，只要我国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我国粮食供给就是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1996）。蓝海涛、王为农等（2008）认为我国可以逐步增加粮食进口，口粮自给率保持在95%及以上，到2030年饲料自给率可以降为70%或更低。柯炳生（2007）认为，如果将我国粮食自给率设定在85%～90%，我国未来的粮食进口需求是可以获得实际市场保障的。陆文聪等（2011）的实证研究表明，到2020年，我国粮食的自给率为91.5%，其中谷物的自给率为98.83%，豆类自给率仅为28.1%，薯类和杂粮的自给率都超过100%。

一些学者则表示了这样的担忧：如果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依据国际贸易中“大国效应”理论，将不可避免地会拉动世界粮价上涨。杨燕等（2006）证实，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变动确实是影响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变动的主要原因。此外还存在着人为因素的干扰，“每次中国去国际市场购农产品，卖方听说中国人要来，马上就涨价了。等到你用高价把订单签完后，那价格就跌下来了”（陈锡文，2010b）。姜长云（2005）则认为看待我国粮食进口的“大国效应”应区分短期和长期。从短期来看，我国粮食进口规模的快速扩大无疑会导致世界粮价迅速上涨，但从长期来看，却可以对粮食出口国形成增加生产、扩大出口的稳定预期，最终会弱化对世界粮价的影响。李晓钟等（2004）认为目前我国粮食的外贸依存度较低，即使考虑到“大国效应”，我国粮食进口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国粮食进口额在世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也不至于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明显波动。

从国外进口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以虚拟耕地的形式进口耕地资源。成丽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虚拟耕地净输入国家，1978年～2006年，中国年均净进口虚拟耕地近400万公顷，特别是2004年～2006年，年均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维持在1，400万公顷左右。李国祥（2010）认为2010年我国的粮食及食用油进口量相当于国内近7亿亩的播种面积。由于虚拟耕地进口对于缓解我国耕地资源紧张、确保粮食安全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均有积极作用，因此完全可将其作为保障我国耕地资源和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

（六）粮食补贴政策

2004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等一系列的粮食补贴政策，而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则成为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1. 政策效果

一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能够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激励农民加大粮食生产投入，具有明显的粮食增产效果。陈飞等（2010）的研究表明，各项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支出政策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我国粮食产量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吴连翠（2011）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目前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刺激粮食生产的效果甚微。马彦丽、杨云（2005）的研究认为，粮食直补对种粮面积扩大、农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均较小。王娇、肖海峰（2007）的研究认为，在现有标准下，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不超过2%。李鹏和谭向勇（2006）的研究显示，直补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的作用也比较有限。

综合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短期之内粮食补贴政策对于农民种粮行为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刺激，而非经济利益上的刺激作用。当这种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减弱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种粮，则完全要取决于种粮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经济利益。一种可能出現的结果则是，粮食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和农民放弃种粮的现象同时并存，南方出现的“良田种树风”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刘乃全，2009）。

2. 农资价格

粮食补贴政策在对粮食生产有所激励的同时，也在刺激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由于我国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因此一旦农资价格随粮价上涨而上浮，就将会压缩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而如果粮食补贴收入不足以弥补因农资价格上涨而增加的成本支出，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的激励效应就将大大弱化。吴连翠、陆文聪（2011）研究显示，随着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粮食产量随之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即使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其对粮食产量的激励效应也难以弥补生产要素成本提高造成的负面影响。

3. 政策成本

粮食补贴政策连续多年实施的背后则是我国粮食生产相关的财政支出逐年加大。多项研究显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支出会处于高位并呈增长态势，这将会对我国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带来较大的风险。根据李勇、蓝海涛（2007）测算，1995年～2005年，中国每生产1万吨粮食所开销的财政支出呈递增趋势，到2020年，每1万吨粮食将需要财政支出500万元，粮食安全的总财政成本将达到3，000亿元。因此，在保证粮食适度安全的前提下，来探讨降低粮食的财政成本是很有必要的。

（七）农户种粮行为与意愿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因此农户的种粮行为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构成了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农户种粮行为不仅取决于农户是否愿意种粮，更取决于农户对市场结构、价格、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

在粮食政策市场化进程中，农户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陆文聪、叶建，2004），农户是否种粮取决于农户种粮的土地边际收益与非种粮就业劳动力边际收益的比较。随着种粮相对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不断下滑，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要对家庭内部资源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大量耕地被撂荒。

较大规模的农户具有种粮的内在动力，而日常食用则是小规模农户种粮的主要动机。张建杰（2008）的研究显示，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获取现金收入会成为种粮的首要目的。因此较小规模种粮户倾向于缩减粮食播种面积，而较大规模种粮户则倾向于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于是，从小规模种粮户向大规模种粮户的耕地流转就成为农户的行为取向。陈瑜琦（2010）的研究表明，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非农收入较高，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较弱，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耕地的转出。

（八）粮价波动

粮食价格是影响食品价格、进而影响整体物价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粮价波动很容易通过贸易、资本、预期等因素影响国内粮价。多项研究表明，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食价格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卢锋，2008；罗锋，2009；顾国达，2010）。黄季焜等（2008）通过度量政策干预，发现国内外粮食市场整合程度有所提高，这就意味着国内外价格波动的传递更为顺畅。丁守海（2009）研究表明，不论国际粮价是长期波动还是短期波动，四类粮食品种（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的国内粮价都会同步波动。

由“蛛网模型”理论揭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总要大于其他产品，而波动幅度会受到库存因素、政府税收与价格政策因素以及金融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党国英，2008）。由于上述外在因素的存在，就会使较小的产量变动引起较大的价格变动，并最终使粮价波动的幅度远大于粮食产量的波动幅度。而粮价波动则会造成以下两方面的影响：第一，粮价波动会影响到农民的种粮收益和种粮积极性，也不利于农民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进而会引起产量的波动（何蒲明，2009）；第二，粮价波动会显著影响到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的福利水平。由于在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中，食品消费所占比重过重，因而粮价波动对于这一群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将更为显著（郭劲光，2009）。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黄季焜（2004）认为我国的食物安全政策要着力保证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安全。

二、简要评述

从总体来看，针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现有研究涉及概念、生产、需求、流通、贸易等方面，这种大范围、多角度的研究是值得肯定的。有些文献集中讨论某些问题，能在特定角度下更深入地探析粮食安全问题。然而，现有的研究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

一是基本上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研究的理论背景有所欠缺。现有文献大多是对策研究，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不对称”，这可能是因为理论“供给不足”，也可能是由于不考虑理论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所以对理论需求的“激励”不够。研究中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分析工具，如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性。例如，对中国粮食市场波动，基本上是现象描述，没有探究波动的特征及其形成根源；对于粮食政策制定、实施和绩效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行为缺乏细致的案例分析等。由于对这些没有给出满意的解答，尤其是对粮食政策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及生产组织变迁的经验分析还十分不足，因此公共政策往往存在某些缺陷，其实施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讨论较为分散，针对研究对象的系统特征关注不够。这种“分散性”体现在：①现有文献通常没有结合中国转轨和发展的背景，前提假设、分析结论与现实存在着较大距离。②粮食生产、消费、流通、贸易等之间存在关联性，但当前的研究没能在它们中间找到逻辑主线，是分散的“不同片断”，不能很好地描述粮食安全不同方面的“完整的图景”。考察粮食问题，应当结合环境变化，将其看成一个体系。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实现粮食安全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加上人口大国，这些方面相互交织，构成了讨论粮食问题的初始条件。从内部因素来看，国家粮食安全不意味着家庭粮食安全可自动实现，家庭粮食安全也不能简单加总为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涉及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和就业等问题。可见，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涉及的多种因素及其相关性是研究中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现有文献绝大多数抽象掉了这种关联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很容易就同一问题形成迥然不同的观点，从而影响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例如，对于粮食安全的实现，人们陷入了坚持国内生产和坚持对外贸易的争论；对于粮食危机的成因，陷入了强调供给下降和突出获得性的分歧。

[注释]

① 从1952年到1979年我国耕地减少了1.26亿亩，平均每年减少468万亩；从1979年到1995年共减少6，791万亩，平均每年减少424万亩；在第一次农业普查对耕地统计数据进行调整后，1996年到2008年共减少1.25亿亩，平均每年减少1，040万亩。很明显，1996年以后我们耕地逐年减少的规模是要远大于1952年～1979年和1979年～1995年两个区间的。即使考虑到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以及耕地数据修正前后的基础差距，耕地减少的规模仍然很大。

[參考文献]

[1] 成丽，等.中国粮食贸易中虚拟耕地贸易的估算[J].中国农村经济，2008（6）.

[2] 陈锡文.产需结构渐失衡，粮食安全有远忧[N].粮油市场报 2010-12-11（A01）.

[3] 陈锡文.我看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J].学习月刊，2010（10）上.

[4] 陈飞，等.农业政策、粮食产量与粮食生产调整能力[J].经济研究，2010（11）.

[5] 陈瑜琦，等.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及农户耕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河南省睢县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0（9）.

[6] 曾希柏.中国粮食生产潜力和化肥增产效率的区域分异[J].地理学报，2002（9）.

[7] 程国强.粮食进口如何趋利避害[J].瞭望新闻周刊，2005（16）.

[8] 党国英.粮食问题的出路不在强力打压[EB/OL].南方都市报，2008-4-27，http：//news.sina.com.cn/pl/2008-04-27/100515437861.shtml

[9] 丁守海.国际粮价波动对我国粮价的影响分析[J].经济科学， 2009（2）.

[10] 高帆，龚芳.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趋势及内在机理：1961-2010年[J].经济科学，2011（5）.

[11] 顾国达，方晨靓.中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分析——基于国际市场因素影响下的局面转移模型[J].中国农村经济，2010（6）.

[12] 郭劲光.粮食价格波动对人口福利变动的影响评估[J].中国人口科学，2009（2）.

[1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的整体性战略框架[J].改革，2000（6）.

[14] 黄季焜.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15] 黄季焜.社会发展、城市化和食物消费[J].中国社会科学，1999（4）.

[16] 黄季焜，等.从农业政策干预程度看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全球市场的整合[J].世界经济，2008（4）.

[17] 胡小平，胡晓慧.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结构分析及预测——基于营养标准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0（6）.

[18] 何蒲明，黎东升.基于粮食安全的粮食产量和价格波动实证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09（2）.

[19] 姜长云.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2）.

[20] 柯炳生.我国粮食自给率与粮食贸易问题[J].农业展望，2007（4）.

[21] 李晓钟，张小蒂.粮食进口贸易中“大国效应”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22] 李永乐，吴群.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Kuznets曲线验证——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资源科学，2008（5）.

[23] 李鹏，谭向勇.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6（1）.

[24] 李勇，蓝海涛.中长期中国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及风险[J].中国农村经济，2007（5）.

[25] 蓝海涛，王为农.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重大问题[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

[26] 卢峰，谢亚.我国粮食供求与价格走势（1980-2007）——粮价波动、宏观稳定及粮食安全问题探讨[J].管理世界，2008（3）.

[27] 梁子谦.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安全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28] 陆文聪，叶建.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订购[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

[29] 陆文聪，祁慧博，李元龙.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粮食供求变化趋势[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30] 刘乃全，刘学华.劳动力流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基于“良田种树风”的一个分析[J].南方经济，2009（6）.

[31] 卢布等.我国中长期粮食单产潜力的分析预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5（4）.

[32] 罗锋，牛宝俊.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

[33] 马晓河，蓝海涛，等.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34] 马彦丽，杨云.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一个基于河北案例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5（2）.

[35] 曲福田，吴丽梅.经济增长与耕地非农化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验证[J].资源科学，2004（9）.

[36] 屈宝香，等.中国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9（8）.

[37] 汪小平.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特点与路径介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4）.

[38] 吴群等.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资源科学，2006（7）.

[39] 吴连翠，陆文聪.基于农户模型的粮食补贴政策绩效模拟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16（5）.

[40] 吴连翠.基于农户生产行为视角的粮食补贴政策绩效研究——以安徽省为例[D].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1] 肖海峰，王娇，等.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及保护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42] 杨燕，刘渝琳.中国粮食进口贸易中“大国效应”的扭曲及实证分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4）.

[43] 张建杰.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及其政策效应——基于河南省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08（6）.

[44] 翟虎渠，刘旭.中国粮食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科技支撑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5] 赵芝俊，张社海.近20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的变动趋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6（3）.

[46] 朱彬. 我国粮食进口的中长期对策思路[J].宏观经济管理，2007（12）.

[47] 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编.中国粮食安全发展战略与对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1996年10月·北京[EB/OL].引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2/10/20000908/224927.html.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f China 's Food Security：A Literature Review

Zhang Peng，Zhong Yu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roughly grasping the dynamic research frontiers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tries to give a multidimensional thinking of our food security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cept of food security，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rbanization， food imports， food subsidy policy，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to grow grain and fluctuations in food prices so as to provide some convenience and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food security； concept of food security； food supply and demand

高尔夫技术动作文献综述专题篇3

一、引言

1984年8月24日，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出资创建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内地第一座高尔夫球场。荣高棠在开业仪式上挥出了中国高尔夫的第一杆。距建成中国首个现代化高尔夫球场已过去了32个年头，据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统计，国内目前已有约500家高尔夫球会和数千座高尔夫练习场。尽管这项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却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高尔夫球场数正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现代高尔夫运动自传入中国以来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大众化程度不高、竞技水平低、赛事的运作难与世界接轨是现阶段中国高尔夫运动发展的主要特点。中国高尔夫运动迎来主流发展的上升通道,举国体制下竞技高尔夫运动的跨越式发展,以及高尔夫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完美对接是“入奥”后中国高尔夫发展的新趋势。

[1]高尔夫被列入2016年奥运会比赛项目，且作为健身运动之一的高尔夫运动逐渐为国人接受。目前国内高尔夫越础性科研工作比较薄弱,球手技术与体能等方面研究亦比较匮乏。2016年高尔夫正式回归奥运会的怀抱，高尔夫运动的在我国的发展将迎来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高尔夫职业球员在我国大量出现，对这项运动的各项技术动作要求也逐渐越来越高，本研究主要侧重于短铁杆攻果岭技术分析。

二、研究现状分析(一)国内研究现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打好高尔夫球，首先必须对你手中的工具——球杆进行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一般说来，一套完整的球杆应该包括木杆、铁杆和推杆。木杆主要用于开球。它可以把球击到较远距离；铁杆所追求的是准确性，是攻击果岭的最有效武器；球上了果岭之后，用推杆将球推进洞如何选择一套尺寸、规格合适的球杆，是打好高尔夫球的先决条件[8]。

高尔夫球是以杆击球入洞的一项球类运动，学习高尔夫就需要掌握高尔夫的各类技术动作[2]。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怨天尤人的说：“不得力的工具使高尔夫球这项本身就愚蠢的运动变得更加糟糕。”[3]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抱怨球或者球杆，而实际上是在说打高尔夫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解影响高尔夫球技术的相关因素，有利于增强教学、训练的针对性，也有利于运动员赛前备战和赛后总结。高尔夫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正是在不断克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实现的。同时，还应当懂得，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的全面性觉得战术的多样性。在高尔夫的教学与训练中，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更多的高水平球员。在孙胜的《高尔夫挥杆技术常见错误分析》一文中，孙胜用运动学研究方法对高尔夫球推杆头部技术动作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揭示推杆技术动作的运动学特征。对韩国釜山地区15名职业男子高尔夫运动员的推杆技术动作进行了研究,每名运动员在人工果岭上进行5次10.94m距离的推杆动作。运用三维技术动作分析系统(60Hz)对5次推杆动作的推杆头部进行了运动学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推杆头部在各个区间的所需时间和移动距离都存在差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整个动作没有像钟摆一样摆动[4]。

短杆是指一百米以内的所有击球[5]。事实上，对于顶尖高尔夫球员来说，这一距离可以延长至130米。按照定义，短杆技术是指高尔夫击球中距离较短的击球。人们通常认为，短杆的基本技术应该有别于长杆。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对的，当你比较长杆和短杆的击球准备时，能够观察到在初始位置时两者有所不同，改变击球准备的目的是为了直接改变短杆的挥杆动作。尽管看上去不同，但是形成短杆技术的概念和基本技术都是源于长杆技术的核心要领。要学好短杆击球技术必须对击球的概念和应该挥杆有深刻的理解[6]，理解并运用五种球的飞行原理，对掌握短杆技术中的控球技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对短杆而言，在球飞行上的目的与长杆不同，长杆的主要目的是将能量最有效的转移到球上，为的是以最小的力量击出最远的距离。短杆的目的则是控制球杆在击球时的速度，在许多情况下，只有10%—15%的全挥杆速度。初级教练员培训中讲到，打比赛的高尔夫球员深知短杆技术的重要性，在这项技术上的提高可以降低他们的杆数，但是实际上，短杆技术实在业余高尔夫球员中教的最少的一项技术。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一是，高尔夫新手对学习击球更有兴趣；二是，短杆不像开球杆那样具有吸引力；三是，对正确的短杆技术知之甚少，结果造成表现不佳，对短杆失去兴趣；四是，不知道怎么练习短杆；五是，自己的教练没有注重过长杆技术；六是，没有练习短杆的场地；七是，不了解短杆技术的重要性。高尔夫运动是一项由球落地后的运动决定球最终离球洞远近的竞赛项目[7]。许多变数可使球陷入困境，有时甚至击出好球也会让球员陷入困境[8]。救球的能力尤为重要，短杆技术可以弥补在长杆中犯下的错误。你可能开出一记质量不高的球，但是仍在这个洞获得了好成绩，但是，打出一记坏的短杆时，你的杆数就会马上增加。当你认识到比赛中至少60%的击球是短杆时，高尔夫球教练员首先应该关注的这些让球员降低杆

数的技术。通过练习短杆来降低球手的杆数，要比通过长杆练习容易的多。实际上，短杆击球的难度更大并且要求的技能水平也更高。因为挥杆动作越小，挥杆动作从顶点到击球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因此，没有的足够的时间或足够的要素来修正动作弥补失误，而长杆击球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动作。大学生高尔夫专项动作评价指标聚为6个:1号木打远、长距离码切杆、短距离切杆、长距离推杆、短距离推杆、7号铁打准[9]。赵震波在《高尔夫全挥杆动作技术特征的研究》中谈到杆头最大角速度是影响各组间击球速度指数的主要指标[10]。总之之，如果时间短，挥杆的技术动作必须更加正确，才能合理的击球。李淑媛[11]在其博士论文《高尔夫球手全挥杆技术特征及其相关身体素质特征的研究》的研究中谈到：

1.全挥杆动作运动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下杆阶段用时短、速度快的特点：其亦是高、低水平球手的差异所在，即男子低水平组和女子组均表现为下杆用时相对更长、速度更低。故下杆用时长短是影响最大杆头线速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2.全挥杆动作动力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上杆阶段前足施力减小、后足施力增大；而下杆阶段则相反，高低水平组相比前者下杆阶段前足施力更大。

3.该研究中肌肉的活动主要体现在臀大肌、股直肌为全挥杆动作爆发力的来源；腹外斜肌、腹直肌及竖脊肌共同作用完成爆发力由下肢向躯干上部的传递；背阔肌、肱三头肌收缩以实现挥杆动作和对球杆的控制。

4.男子高低水平球手之间身体素质差异显著，高水平球手身体素质整体水平较高，且更为全面均衡。女子球手力量素质比较薄弱，可能是制约其技术水平的影响因素，提示女子球手更应该加强躯干和下肢肌肉的力量训练。

5.力量素质是影响全挥杆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躯干、下肢爆发力对缩短下杆动作时间和营造最大杆头线速度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

Laidlaw[12]曾在1986年的研究中提出，在全挥杆过程中就躯干动作表现提出了挥杆技术三要素：即身体卷曲及伸展的效应，其可解释为形成螺旋和解螺旋的过程；身体施力发生转移；挥杆一致的节奏与速度。Fradkin[13]等对45名高尔夫球手（差点为2—27杆）采用5iron进行全挥杆分析，结果发现：低差点球手（即技术水平高）与高差点球手（技术水平较低）相比较，低差点球手具有更高的杆头速度。Farrally等人（2003）[14]认为已有相关研究仍没有对高尔夫全挥杆动作提供完全可信服的解释，该作者对1990—2003年世界高尔夫代表大会科学论文研究发现，三百余篇论文中仅有29篇围绕高尔夫球全挥杆的生物力学研究，由此可见

高尔夫全挥杆技术动作研究尚需要得到进一步重视，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研究体系。

三、研究展望

近年来国内高尔夫运动不断发展,但关于高尔夫专业教学方面的研究整体仍相对薄弱,关于高尔夫球专业学生教学、训练的研究比较少,有关高尔夫球专业学生专项技能方面的研究尚属于空白[15]。关于高尔夫运动技术动作的研究，由于高尔夫在中国大陆发展较晚，现有的科研分析并不多，所在在针对高尔夫短杆技术动作的科学性、深入性研究上还有较多的研究空间，在之后关于这一研究对象开展学术研究分析时，可以多向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侧重与分析。

四、结论与总结

经过对诸多学术期刊和文献的分析，关于高尔夫运动技术动作的研究，形成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且大多处于初步调查类论文成果，没有对技术动作进行太多的深入性研究，短杆技术动作研究几乎空白，而一些其他方面的深入性分析，又大多侧重于高尔夫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探讨，高尔夫技术动作既可以作为研究途径和研究手段，也可以作为相应的研究对象，由此，本文在涉及高尔夫技术动作研究的同时，将高尔夫短杆技术动作作为研究对象，将相应的科研方法和调查研究作为研究手段，予以开展。

参考文献

[1]刘云朝,黄诚.中国高尔夫发展的特点与趋势[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3（07）.[2]张勤.论高尔夫挥杆技术的专项力量训练[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04）.[3]李淑媛,罗冬梅,周兴龙.高尔夫球员全挥一号木杆技术动作运动学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06）.[4] 孙胜.职业高尔夫球运动员推杆技术动作的运动学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12(01).[5]李睿.高尔夫挥杆技术常见错误分析[J].长治学院学报.2008(02)[6] 毛建勋.高校高尔夫球教练挥杆动作技术分析[J].运动.2013(13)[7] 吴水田,李佳莎,黄健乐.高尔夫专业挥杆技术分析实验研究[J].实验科学与技术.2011(02)

文献综述的写作篇4

文献综述是在确定了选题后，在对选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包括主要学术观点、前人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争论焦点、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原因等）、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和评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思路而写成的一种不同于毕业论文的文体。文献的搜集、整理、分析为文献综述的撰写奠定基础。

文献综述格式一般包括：引言：

包括撰写文献综述的原因、意义、文献的范围、正文的标题及基本内容提要； 2主要内容，包括某一课题研究的历史(寻求研究问题的发展历程)、现状、基本内容(寻求认识的进步)，研究方法的分析(寻求研究方法的借鉴)，已解决的问题和尚存的问题，重点、详尽地阐述对当前的影响及发展趋势，这样不但可以使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而且便于他人了解该课题研究的起点和切入点，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文献综述的结论：

文献研究的结论，概括指出自己对该课题的研究意见，存在的不同意见和有待解决的问题等；参考文献

循环经济的文献综述篇5

摘要: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和有效措施。为把握中外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动态,本文对其发展概况、理论发展、基本概念、在国内外发展的状况,以及实践进展等问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从循环经济理念、具体实践形式这两个角度对我国循环经济理论发展现状进行描述

[关键词]循环经济，资源利用，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的发展概况及其概念

1、历史由来与理论发展概况

早在1904年,俄罗斯思想家B.H.维尔纳茨基就明确提出,将来人类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不仅要为社会的命运负责,而且也要为整个生物圈的命运负责,因为在那时生物圈的发展将要由人类的活动决定。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向全球的普及,全球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蜕变的形势日趋严峻,作为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界,尊重和探索客观规律的产物,循环经济思想萌芽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思潮和运动崛起的时代产生。

循环经济的提出启发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国际经济研究。1968年4月,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第三章专门写了《人均资源利用》,说明资源循环问题。循环经济也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把循环经济与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撰写的总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专门写了《公共资源管理》,探讨通过管理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再生和循环问题。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研究给循环经济赋予高科技产业化和学习型社会的内容。在循环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对策也相继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理论”、库普斯的“资源高价理论”和“消费限制理论”、柯尔姆的“环境使用税理论”,以及托宾等人的“福利经济指标体系理论”等。

2、概念与内涵

循环经济,从各种文献对它界定的共同性来看,就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CircularEconomy、RecycleEconomy、Circu2lateEconomy、CirclingEconomy这些英文名称的中文翻译都叫做循环经济,可见,学术界对于循环经济本质和内涵的界定还是有差异的。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对“用于循环的资源”和“循环的方式”有不同的认识,可以大致区分为“狭义循环经济”和“广以循环经济”。“狭义循环经济”概念认为,循环经济是通过废弃物或废旧物资的循环再生利用来发展经济,也就是利用社会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旧物资进行循环、利用、再循环、再利用,以至循环不断的经济过程。“广义循环经济”认为,循环经济就是把经济活动组成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所有资源都能不断地在流程中得到合理开发和持久利用,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二、循环经济理论在国外的发展

二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发展在极大满足人类无止境物质欲望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国际有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即是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国外学界开始从不同学科中探寻破解这一矛盾的方法，并大致提出了六种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三种层面上。

1.微观层面即企业小循环。

(1)清洁生产(Cleaner Production)理论。清洁生产最先由联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推出并推动，并于1998年的第五次国际清洁生产研讨会上对其定义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以便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并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三个角度进行了更具体论述。美国环保局对清洁生产的理论有所发展，提出了属于清洁生产领域的污染预防和废物最小化概念。由此可见，清洁生产是一种以工艺和产品为作用对象的持续性、预防性和一体化的战略，是工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标志，是循环经济理念在企业层级上的指导理论，实质是一种“生态化”、“绿色化”的工业生产模式。可以说，清洁生产理论是循环经济体系中发展最完善，实践最广泛的理念之一，荷兰则是清洁生产开展最好的国家。荷兰政府早在80年代就开始推行清洁生产概念，建立了若干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的国家政策，并通过其技术评价组织开展的“用污染预防促进工业成功项目(PRISMA)”，在食品加工、电镀、金属加工、公共运输和化学等5个行业10家企业中进行废物与排放预防的大规模研究活动，并在此基础出版了《废物与排放预防手册》。

(2)生命周期评价(LCA)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是一种对资源消耗和环境危害的评价和对产品环境特征分析及决策支持的工具，在循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其强调单个企业应在每一生产过程即产品、工艺、分发和管理中寻求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因此笔者将其归结为微观层面。

2.中观层面即产业园区内循环。

(1)产业共生(Industrial Symbiosis)理论与产业生态(Industrial Ecology)理论。产业共生与产业生态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但却都是构成生态工业园的理论基础，因此这里将它们并列讲述。

(2)生态工业园(EIP)理论。生态工业园是上述两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在这方面，Emcat Lowe(1996)认为生态工业园区是一个由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组成的群落，并指出生态工业园区最重要的特点是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合作以及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此外Lowe(1998)还建议在生态工业园内成立再生投资公司，对网络中的物资获取、流动和再利用等活动进行协调。

3.宏观层面即社会大循环。

(1)零排放(Zero Emissions)理论。零排放理论是日本联合国大学校长助理Gunier Pauli(1994)提出，并于1995年在零排放世界会议上公布，其主要内涵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零废弃物，而是把废物作为生产的原材料使用。

(2)逆生产(Inverse Manufacturing)理论。逆生产理论是在1996年由日本东京大学提出的一种循环社会理论。其特点是通过产品拆卸、分类、翻新和处理使其达到一定的质量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部件原有特性，以便再装配和重新销售，以此从根本上解决废物的循环利用问题，可惜的是该理论还处在发展中，其基础还有待加强。

三、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发展

循环经济思想传人中国后即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尤其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循环经济作为“天—人”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呈持续升温态势。这一点亦可以从关于循环经济的论文数量上得到确认。”

然而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并没有沿着上述六种理论进行，而是自有其特色。首先，对循环经济基本概念的正确理解是开展循环经济的前提，也是当前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方面之一；其次由于清洁生产、生态工业园属于微、中观层面，能为企业带来切实效益，且条件成熟，便于试点研究，更符合我国国情，亦是当前讨论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近几年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可谓紧跟国际步伐，差距逐步缩小。但原创性理论明显不足，往往是某种理论先在国外产生，而后传入我国，显得较为被动，互动性不强，对国外学术影响力亦不大。如何开展原创性理论研究，提出适合我国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现状的循环经济新理论依然是当前学术界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四、循环经济理论的实践

在企业层面上,最典型的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3R制造法。又如20世纪9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绿色饭店建设热潮,就是在饭店的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上实施3R法,并将之与客人的消费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区域层面上,各种产业生态园区不断兴起,如生态工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生态旅游区、甚至生态居住区等等。在国家层面上,欧盟国家、北美国家、日本等发达国家分别制定了旨在鼓励二手副产品回收、绿色包装等法律,同时规定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复用或再生的具体指标。1996年10月,德国颁布新环境法律———《循环经济法》,核心思想是促使更多的物质资料保持在生产圈内。该法规定,生产中首先避免产生废物,要求工商业者从“摇篮到坟墓”地照管产品,意味着研制新产品时要考虑废物的清除问题,产品必须寿命长、维修便利、可拆除或重新利用。

我国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始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试点,辽宁省确定为发展循环经济试点省,广东省华南环保科技产业园为我国第一个根掘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思想进行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的工业园区,扬州市、贵阳市、上海市、北京市开始以循环经济理念建设生态城市。

参考文献

[1] 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2] 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3](德)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等.四倍跃进———一半的资源消耗创造双倍的财富[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1.[4](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5] 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

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 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M].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1.[7] 莱斯特・R・布朗.2000世界现状[M].北京: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2000.[8]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循环经济的文献综述

跳远蹬摆技术的训练方法文献综述篇6

关键词：跳远；蹬摆；训练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7-014-02

一、从运动学和动力学的角度分析跳远起跳蹬伸技术

在我研读的很多篇文献中，大部分都是针对跳远的起跳技术或跳远过程中的摆动腿的运动学研究，例如，很具有代表性的是刘生杰的“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过程中摆动腿技术的运动学研究”。作者对当前的跳远起跳环节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的非常到位非常准确，综合整理了当前的研究现状和结果，也提出了要研究的内容，着重强调了跳远项目中的重点是起跳这一阶段，并且提出来在起跳过程中注意“蹬摆”的配合及其重要性，在技术训练时也要以此为纲，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释，同时也强调了起跳时，重要肌群的力量训练。作者建议应重视起跳过程中起跳腿技术以及摆动腿的力量训练和研究，注意起跳过程中蹬与摆的结合，重视起跳中摆动腿动作的作用，以便改善缓冲效果，提高在起跳时身体重心的高度已及速度，来提高起跳效果。重视起跳过程中蹬伸阶段摆动腿摆动制动肌群的力量，伸髋肌群的力量训练。在跳远技术教学与训练中，要以摆动技术为纲，注意以“摆”带“蹬”，“蹬”“摆”结合，提高摆动技术和摆动能力，以提高起跳效果。而对于高水平的跳远运动员最好采用“走步式”跳远技术，它能很好地协调完成助跑与起跳相结合技术，为提高跳远成绩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建议对以往的研究做了总结和升华，可是作者阐述最多的仍然是跳远的各个技术环节的重要性，对于具体的训练手段的涉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例如，以李兆进的“我国部分优秀女子跳远运动员助跑最后两步及起跳技术的三维运动学分析”为代表的文献，对运动员的着地角、蹬地角、起跳扇面角进行了运动学分析，对运动员起跳瞬间起跳腿关节角的运动学分析，对运动员起跳阶段速度的分析，运动员起跳时身体重心轨迹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到了数据和研究结果对其理论做支撑，并提出了加强髋部肌肉的训练，在教学训练中探讨并采用专门训练方法与手段，掌握蹬伸时机，切实做好蹬摆配合技术。这些实验和研究分析结果为今后的研究和训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大部分分析也依旧是只针对摆动腿或起跳腿的研究，对蹬摆这一连贯的环节强调和分析的较少，对起跳蹬摆的有效结合的研究不够深入和详细，也没有提出新的方法和具体的改进措施。

二、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分析跳远起跳蹬伸技术

通过实验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但想让实验结果有说服性，还是要用实验得出的数据来证明，例如，张苗的“男子跳远起跳技术环节生物力学研究”，一文中从生物力学的角度分析了跳远的技术环节，通过先进的仪器，如高速摄像机和无线表面肌电测试系统进行精确的测量和分析，对起跳时的肌肉激活顺序和肌肉间的协同关系做了详细的阐述，对相关的重要的肌肉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成为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同时对髋关节的肌肉的重要性也做了很好的解释，更加表明了在跳远这个项目中起跳这个环节的重要性，并且有足够的理论和数据来证明此观点，为跳远力量训练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参考价值。作者认为只有肌肉在缓冲过程中做强有力的离心收缩，并且这种离心收缩力越强，缓冲速度越快，才越能加快转为蹬伸阶段，但针对此问题应当如何练习，训练原则是什么也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再如，作者提出“髋关节角度在着地瞬间和蹬离地面瞬间都小于理想值，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不足，蹬伸动作也未作充分。”对这一问题也有待新的训练方法的提出。

三、跳远蹬摆技术的重要性

例如，田忠新的“摆动技术在跳远起跳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一文着手从摆动技术及摆动的能力在跳远起跳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将摆动的技术和支撑技术并列起来，有利于更加客观实际的理解跳远运动的技术。探究摆动动作对整个起跳系统机制的影响，从而完善跳远项目技术，使教学训练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为实现跳远技术最佳化提供理论参考。通过文献资料法、影像拍摄法、图像解析法、数据统计法等对跳远起跳时的摆动动作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阐述，包括双臂，摆动腿和髋关节从起跳脚着板到蹬伸腾空这一过程中的角度位置的分析，和各个肌群力量训练的重要性，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但作者的重中之重仍然是摆动这个动作，对蹬摆这一连贯动作的配合强调分析的不多，但以后蹬摆配合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给出了理论依据，但是，对跳远项目中蹬摆配合的这一环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再如，刘述芝的“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环节肌肉用力特征及其训练监测系统开发的研究”一文中，运用了更多的仪器和更加科学的手段。笔者选取了以快速力量作为代表的跳远起跳技术环节作为了研究动作，利用先进的运动生物力学设备进行三机同步实验，从运动学，动力学，肌电学，生物力学，生物力学等多个角度对跳远起跳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实验和研究与分析，使最后得出的结论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理论依据，并且提出了跳远专项训练的一些基本原则，为今后的训练打下了好的基础，同时，作者利用软件工程法开发了训练检测系统，也很新颖很有意义。但是作者认为，不管采用何种负荷（自重或负重等）形式进行跳远专项力量训练时应确保专项力量训练和跳远起跳时所受的地面冲击力负荷相一致，而这个负重和力量的选择较难把握，所以训练方法也难以计划，并且，跳远不单单是只有起跳这一个环节，而是多个阶段最佳的配合，所以，尤其是下肢的力量训练是必要的。作者开发的训练检测系统，看上去很科学很新颖，但是实施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一些不可控因素等也会对测量结果及分析造成一定的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大量文献已通过文献资料法、测量法、问卷法、访谈法、运动生物力学测量法、数理统计法、影片拍摄法、图像解析法、对比分析法、软件工程法等从生物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的角度对跳远项目整体技术和蹬摆技术的重要性和起跳蹬摆瞬间的各个技术环节、肌肉特征、各个部位的角度等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和详细的分析，并得出了可靠的结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对跳远蹬摆技术这一连贯的环节本身研究的就不多，更缺乏对跳远起跳过程中蹬摆训练规律、方法、体系的研究。所以，对于提高跳远蹬摆技术的训练手段和方法仍然没有实质性的建议，这些类似的问题还是留给了教练员。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以往跳远蹬摆技术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研究，并找到跳远技术行之有效的训练的突破点，找出专门化的训练器械，采用专门化的训练方法与手段，并在训练前后和过程中用仪器做好记录，为提高跳远蹬摆配合技术提供有效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冯树勇.中国高水平跳远运动员训练内容体系的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2001.

[2] 张佳.跳远助跑最后一步和起跳的足底压力及运动学分析[D].河北师范大学，2010.

[3] 康红哲.现阶段我国部分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D].河北师范大学，2009.

[4] 张苗.男子跳远起跳技术环节生物力学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0.

[5] 白跃玲.我国优秀女子跳远运动员摆动腿在助跑最后一步和起跳过程中的运动学研究[D].山西大学，2008.

[6] 刘亚.我国优秀女子跳远运动员最后一步及起跳技术有关运动学参数的分析研究[D].山西大学，2005.

[7] 刘生杰.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过程中摆动腿技术的运动学研究[D].山西大学，2005.

[8] 李兆进.我国部分优秀女子跳远运动员助跑最后两步及起跳技术的三维运动学分析[D].苏州大学，2006.

[9] 马莉芳.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起跳技术的运动学分析[D].山西大学，2007.

[10] 庞庆军.中美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助跑最后二步与起跳阶段运动学分析[D].武汉体育学院，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