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煌 读后感

走向辉煌 读后感（通用8篇）

走向辉煌 读后感 篇1

走向辉煌 读后感

《走向辉煌》这部书，我真的是怀着无以言悦的激动心情读完的。

总之，它给人的感触很多。不过最令人震撼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巨变。一个国家，能在三十年的历程中，以崭新的历史再度屹立在世界大国的民族之林，实属罕见的奇迹!三十年的沧桑，三十年的光辉，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奇迹，洗刷了中国百余年的耻辱，终于使中国笑傲天下。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是中国经济腾迅勃发的三十年。许许多多的高楼与营利性的企事业单位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后的这几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有目共睹的钦羡，也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三十年。自“文-革”结束后，中华民族的意志犹若钢铁长城一般，坚不可摧。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兴起的历史，是中国教育事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华民族科技事业复苏的新时期，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信息时期，也是体育事业的辉煌时代。

三十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打通了中国沟通外国的国门，走向了世界。这一切一切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中华民族的儿女和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才谱写了中华民族辉煌而壮丽的史诗。

读完以后，细细品味，觉得国家如此。个人应该亦如此。

回顾曾经的自己，真的为因经历了常人所没有经历过的辛酸与苦辣，变得对生活心灰意冷，萎靡不振而感到羞耻。

而今，慢慢地长大了，人也变得稳重而成熟了，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不是那么的单一和排斥了。

毕竟，生活残酷的现实已经在我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我已不再忧愁与烦闷了。同时即便生活有再多的悲欢与困苦，亦不能改变我对生活与梦想的追求。

或许，生活真的已经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誓：我长大了，成熟了，稳重了，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懵懂的对生活充满怨恨与绝望的人啦!

现实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面对生活的残酷与现实，一个人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立足，首先必须要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变得更为强大。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会在这个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真正地走向辉煌!

书中在描述一些战役时常会出现一些假设，比如说假如怎样历史就会更改。但是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尽的假设，但历史的冷峻在于它总把假设远置于假设。时间不会重来，机遇只有一次。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的原则。理论出真知，这恐怕也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渊源。

人间的苦难很多，但不一定所有的苦难都会创造辉煌。但走向辉煌，一定是经历过磨难的。诚如作者在后记中叙述：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

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

唯愿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今后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走向辉煌 读后感 篇2

一、锡剧的起源

据史书记载, 锡剧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嘉庆至道光年间, 乡民就已经开始传唱, 主要流行于无锡、常州一带, 其表演形式一般都选用当地的民歌小曲, 用说唱的形式演绎, 其目的主要是达到自我娱乐, 当时这种表演形式并不叫锡剧, 而是被称为“东乡调”。到了太平天国时期, 原本的“东乡调”在表演形式方面经过演变革新而后为了曲艺形式, 被大家成为“滩簧”。而后又根据语音、唱腔方面的差异, 被大家又分“无锡滩簧”与“常州滩簧”。当时的“滩簧”在舞蹈动作方面主要吸收了江南的民间舞蹈“采茶灯”舞, 在表演方式方面主要选用的是当时花鼓戏的演出方式, 因此在当时还有过“花鼓滩簧”之称的说法。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 滩簧已经开始出现滩簧班子与京剧演员的合作的局面, 在演出阵地方面, 滩簧戏已经开始从农村走进城市, 进入了文化与经济相当繁荣的大上海, 而且在演出规模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是从原本几十人同场演出的“大同场戏”, 转变成了大规模戏。因此, 当时的滩簧又改称“常锡文戏”。而后在20世纪30年代, 滩簧经历禁演风波后, 无锡滩簧”进入了“文戏时期”, 也为锡剧开创了新局面。当时的常锡文戏在唱腔与曲风方面又发生了巨大变革, 其中他吸收了杭州武林班的大陆板, 苏州文书调的“玲玲调”, 苏州滩簧和申曲的“迷魂调”与“三角板”, 京剧的“高拔子”及《春调》《九连环》《绣荷包》等江南民间小调, 使得曲风更为饱满, 唱腔更加丰富。随后, 文戏渐渐衰落, 当时的锡剧又被归纳为“锡帮”“常帮”而有“常锡剧”之名称。20世纪50年代后“常锡剧”经历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后, “常锡剧”才真正被统称为“锡剧”。

二、在锡剧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一) 语言方面带来的困难

锡剧属于江苏地方剧种, 为突出它的地方特色, 在语言方面一般选用的是无锡方言, 因此, 在语言方面也给锡剧发展带来了局限。常州、无锡一带虽然都使用吴方言, 但无锡方言相对来说较难懂, 在表演过程中, 在唱词部分可以借助字幕听懂, 而在念白部分就大多靠猜了, 锡剧在音调与唱腔方面都非常的打动观众, 唯独在语言方面阻碍了锡剧的发展范围, 被局限在苏锡常一带, 而很难走向全国。

(二) “彬彬腔”给锡剧发展带来的困扰

当年由王彬彬先生创造的“彬彬腔”几乎成了锡剧的代名词, 并形成了锡剧最独特魅力。继王先生之后, 无论从风格上还是在流派上都没有发生改变, 只能是完整地继承与模仿, 没有达到突破与创新, 因此, 当前的锡剧在唱腔方面仍局限在王彬彬先生巨大的“阴影”里, 就像一座高山, 后人很难逾越。

(三) 锡剧在剧目与观众方面面临的困扰

目前我们推出的影响较深, 观众喜闻乐见的新剧目较少, 剧团演出形式过于陈旧、老套、单调, 以及演出技艺水准不高的情况下, 在遇到城市观众, 特别是年轻观众在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方面发生改变的矛盾下, 只能导致锡剧逐渐从主流社会的视线中淡出, 表演的阵地也会随之从城市滑向农村, 保留下来的观众也只能是一些老年人。

(四) 锡剧艺术团体所面临的处境

首先是剧团体制改革的困惑, 过去剧团的体制为“事业单位”, 每月的工资、费用都是由政府财政支出, 这就如同机关, 具有保障性。而体制改革后, 剧团一下子从“事业单位”转变成“企业单位”, 这样的变化对于演职人员说无论从发展空间上还是工资待遇方面, 都失去了原本的保障, 也导致很多优秀演员的离团, 造成艺术队伍脱离原本正常更替的轨道。其次是剧团市场定位方面的困扰, 虽然集团与剧团都名为企业, 但实质上确大不为同, 剧团每年以完成演出场次指标为任务, 从集团取得经费补贴。而集团的主要经费来源不可能来自剧团, 这样集团自然容易做大, 而剧团却很困难壮大。最后就是剧团缺少人才问题, 就是锡剧后继人才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三、锡剧未来的发展之路

锡剧艺术虽然在很长时间内受常锡地区民众的喜爱, 这在其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是顺应时代的要求, 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并且也能够满足当时人们文化欣赏与娱乐的需要。如今社会在变,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在发生改变, 同时,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审美品味也在改变, 因此锡剧这一江南地方剧种, 要适应现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欣赏需求, 就必须进行改变与创新。

(一)

尝试用普通话演唱锡剧, 或者保留部分无锡方言特色,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黄梅戏和越剧有成功的例子, 如黄梅戏的《天仙配》《女附马》, 它们是在普通话里夹杂了部分安庆方言。越剧在进军上海时, 也是增加了许多普通话成份。这需要我们锡剧演职人员大胆尝试, 予以创新。

(二) 增强锡剧团体活力, 着手剧团体制与机制的改革。

剧团外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剧团内部机理再加以疏通调节, 争取达到外抓机遇, 内增动力, 逐渐增强剧团的活力。

(三) 加强锡剧全能人才的培养。

在演员培养方面必须加大力度花。尤其再遇到锡剧编剧、导演、演员、演奏、舞美等人才青黄不接、门类不全、行当失衡等诸多方面所面临课题。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锡剧的振兴人才最为关键, 多管齐下, 因此, 我们必须着手锡剧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四) 从培养锡剧观众到培育锡剧市场, 锡剧艺术的普及程度决定着锡剧市场的一切。

如今锡剧既是艺术品, 同样也是商品, 所以我们必须进入市场才能充分体现锡剧的价值所在。锡剧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 同时也要去适应年轻的观众,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与事业的振兴。

总之, 拥有150多年发展历史的锡剧艺术, 它是来源于民间又流传向民间的“草根艺术”, 它不仅具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乡土气息, 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 我们应该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认识到, 锡剧的传承与发展的重点所在。只要我们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锡剧的未来一定会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参考文献

[1]徐秀芳锡剧艺术路在何方[J]剧影月报2012.04.

从创立走向辉煌 篇3

一、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初步创立和巩固

1949年春夏之交,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大决策,建构起了中国新型外交的原则框架,为新中国外交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的具有宪法和法律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作了全面规定,把三大决策和有关对外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一)关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条约和协定问题。对于那些平等的、友好的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而对于那些“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陷入内乱、丧权辱国、殖民地化和崩溃危机中”的条约,新中国理所当然予以废除。(二)关于与外国政府建交的原则。《共同纲领》规定了建交原则、建交条件和建交方式,明确规定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须经谈判,重新建立。(三)关于对外贸易关系。《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此外,《共同纲领》还对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外国侨民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的居留权等做出明确规定。上述规定,成为新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法律依据,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1949年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开启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积极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型平等的外交关系。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定环境,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也有相当大的开展。在同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同周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或民间交往。随着与各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派遣大使并建立使馆也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建立了领事关系,设立了领事机构。此外,随着民间外交的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机构也开始建立。以上机构的建立,为新中国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和条件上的便利。与此同时,顶住了美国压力,通过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条战线同美国的反复较量,大显国威。粉碎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和威胁,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此期间,中国政府还遵循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率先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参加了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为恢复印支和平、增进亚非团结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认。到1959年10月,新中国已同33个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代办级关系,同未建交的近百个国家开展了民间交往。新生的共和国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并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而又不畏强暴的崭新风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曲折发展

历史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苏两国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但在它们的盟国中,独立自主倾向开始有所发展;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走上和平中立的道路,这一切表明战后初期形成的两个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开始改变。在此背景下,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和改变。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外交总路线,确定了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大国主义逐渐暴露出来,试图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的轨道,不惜要求中国牺牲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公开走向破裂,直至兵戎相见。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变本加厉,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驻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多个师增加到50多个师100多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挑动东欧一些国家反对中国,使中国所依靠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周边通过各种军事条约,构筑反华军事包围圈,并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战争的阴影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的上空。中国由此处于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尖锐对立的状态。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进入最困难、最曲折发展的时期。面对来自美苏两面的夹击,为摆脱外交上的被动局面,中国对外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放弃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战略,转向实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修“两条线”的战略。把外交立足点转向“两个中间地带”国家,依靠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争取欧洲、日本等第二中间地带,把亚非拉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它们的团结合作。这一时期,中国大力支持亚非拉各国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同周边国家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或双重国籍问题;同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层互访日益频繁。尤其是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出访亚非13国,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寻找突破口,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标志着西方世界开始分化。中日民间外交有声有色,为20世纪70年代初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在国际环境极为险恶的情形下继续有所发展。从1960年到1964年,又有17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国家,从而拓宽了外交空间,缓解了美苏对我实施孤立与围堵政策的压力,增强了与美苏威胁和压力相抗衡的力量。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中国外交受到冲击,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对外关系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几乎陷于中断。据统计,在“文革”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同中国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一个。领事关系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领事机构急剧减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外国在中国设立的领馆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30个锐减到6个,而中国在国外的领馆也由14个减少到5个。

三、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新中国外交大踏步前进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冲击和破坏没有持续太久。中國外交毕竟是由毛泽东领导、周恩来亲自主管和把关,因而能够及时纠正外交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外交失控的现象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从1969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起,中国陆续重新向外派驻因参加“文革”而奉召回国的驻外大使,主动修复因极“左”思潮而遭到破坏的对外关系,中国外交很快便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苏联方向发展,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随着苏联军事力量的增强,它追求的目标已不再是与美国合作共同主宰世界,而是力求取代美国,独霸整个世界。这严重威胁着美国的既得利益和霸主地位。其次,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逐渐形成了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中心,使美国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逐渐由原来的“盟主”关系变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关系。而东欧各民主主义国家也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对苏联的离心倾向,苏联对它们的控制能力在下降。第三,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它们不仅成为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作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兴起,要求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斗争的战略态势,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实现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大调整。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指导思想是依靠第三世界,争取同第二世界的联合,反对美苏霸权主义。对于美苏两霸,也不是平均对待,而是根据美苏争霸中的战略态势,以及苏联对中国构成的主要威胁,重点反对在争霸中处于攻势的苏联霸权主义。从而形成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战略,即从中国、日本、欧洲,一直到美国结成一条线,加上周围一大片国家,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这一战略意味着最终抛弃以两大阵营划分世界和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立场和观点,把推动世界反霸斗争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在这一正确的外交思想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有了大踏步前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主要表现在:(一)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胜利,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对国际事务的作用和影响,为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交往创造了条件。(二)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经过艰苦谈判,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了走向正常化的进程。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三)中国进入全方位外交时代,迎来了建交新高潮。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推动了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截止到1975年,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蘭等都与中国建交。整个20世纪70年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50个猛增到120个。

随着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新中国外交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和加强。外交机构进一步健全,对外交官的遴选和培训也趋于系统化、正规化。随着建交国家的日益增多,使馆迅速增加,领事关系也有所发展。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逐步向所有属于联合国系统的政府间组织派出代表,以取代国民党台湾当局派出的所谓“代表”。中国进入了政府间多边外交的许多领域。中国设在国外的多边外交常设机构逐年增多,联合国系统的组织设在中国的办事处也从无到有,不断增加。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外交也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变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我国外部环境,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作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力量对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当今时代特征做出清醒的、符合实际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概括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思想基础。随着国内工作重点转移,外交战略也进行了调整。果断改变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变长期奉行的“以政治划线”的外交思维,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目的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除一如既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外,核心任务就是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外交战略的调整,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体现和反映。它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外交思想,充实、完善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光辉指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瓦解,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科学把握世界变化趋势和特点,因势利导,引导中国外交取得新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处于深刻演变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冷静分析、科学判断,不断完善外交战略,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中国外交开创了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一)与主要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为打破中苏长期对峙局面,邓小平提出消除三大障碍,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经过艰难的磋商谈判,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高级会晤,于1989年5月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俄罗斯及新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两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1989年政治风波一度给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困难。1993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结束了1989年6月以来中美没有元首会晤的不正常局面。此后,中美关系逐步恢复和改善,保持稳定发展。1997年,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中美双方构建了一系列战略合作体制,共同推动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新的成果。此外,与日本、欧盟各国关系有了长足发展。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时隔10年的首次国家元首访问,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二)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四邻安,国乃兴”。集中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地缘关系决定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密切的还是周边地区,在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周边环境最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曾与苏联、印度和越南发生过激烈的武装冲突。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努力改善周边环境,妥善处理同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中朝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巩固和加强;1992年中韩建交,实现了同韩国关系的正常化;同蒙古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继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和文莱建交、与越南和老挝关系正常化后,1997年中国与东盟确定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合作成果显著,在同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南亚国家的友谊得到加强的同时,同印度的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在中亚继与中亚五国建交后,又与俄罗斯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并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上合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

(三)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继续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探讨和拓展同发展中国家进行互利合作的新途径。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不断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与交流。中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了中国愿与非洲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成功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对巩固和发展我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加强了同巴西、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协调与合作,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相互协商、互利共赢的新途径,形成了一种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战略合作关系。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多边外交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和地区热点问题,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迄今已向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全面参与多边外交各领域的活动,在联合国、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G8+5)、20国峰会等多边舞台上,中国领导人开展高层外交,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倡议。

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形势下整个外交工作的空前活跃以及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中国驻外使领馆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使领馆工作也更加规范化、更富有成效。新時期中国外交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设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不断加强领事保护的机制建设,中外领事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综观新中国外交60年从创立走向辉煌的历程,尽管经历了许多风雨,但它毕竟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并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表明新中国外交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在60年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将更加成熟与自信,中国外交的前景将更加灿烂辉煌。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亚太处副处长、博士。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外交制度研究”(05BGJ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拾阶而上 走向辉煌 篇4

师1：从你们踏进中小的那一刻起，我们有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

师2：你们成了我的学生，而我，则要负责为你们的人生导航。

师3：从你们踏进中小的那一刻起，我们有了同一片蓝天，同一双翅膀。

师4：你们成了我的学生，而我，则要负责带领你们在理想的天空翱翔，帮助你们实现远大的理想。

合：从你们踏进中小的那一刻起，师1：我们成了你们的老师，师2：成了你们的朋友，师3：成了你们的亲人，师4：成了你们的知音，师合：成了——成了——成了你们需要用一生来怀念的至亲的父母和兄长。

生甲：当我们踏进中小的那一刻起，您成了我的老师。

生乙：当我们开始学习1＋1时，您微笑着把学习的道理讲给我们。

生甲：当我们获得荣誉时，是谁最高兴？ 生乙：——是你，我亲爱的老师。

生甲：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是谁最难过？ 生乙：——也是你，我亲爱的老师！生甲：当我们在人生的跑道勇猛冲刺的时候，生乙：我们看到了，看到了……您泪光闪闪的双眼

生甲：我们听到了，听到了……您心灵声声的呼唤。

甲乙：您给予我们的是那么多，可您从不索取什么。

师1：万赖俱寂，我们在家中修注着你们的作文，我们无怨无悔，师2：因为你们笔下的文字，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人世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师3：露重更深，我们在灯下批改着你们的试题，我们无怨无悔。

师4：因为你们解题的思路，在我们眼里，就是人世间最严密的逻辑思维。

生甲：老师——您如春天中的细雨，滋润着花儿，灌溉着大地，生乙：而我们在吮吸着细雨中茁壮成长。生甲：老师——您如秋天里的一丝风，吹黄了大地，唤金了稻谷，生乙： 而我们得到了丰收的硕果。

生甲：老师——是您给了我一双强有力的翅膀，让我在知识的世界里遨游！生合：老师，您好！

师1：我们付出，我们耕耘。

师2： 我们泼洒热血与青春，我们无怨无悔。

师3：我们众志成城，我们前赴后继。师4：我们用我们的血肉之躯为你们搭建——

师合：搭建助你走向辉煌的人梯。

师1：孩子们，踏着这人梯，奋力向上攀登吧。

师2：去寻找你们的方向，去实现你们的理想。

师3：去找到你们的天空，师4：去托起心中的太阳。

生甲：我们踏着这人梯，奋力向上去攀登。生乙：去寻找我们的方向，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生甲：去找到我们的天空，生乙：去托起我们心中的太阳。

师1：孩子们，知识的人梯已经搭起，踏着这人梯，奋力向上攀登吧

师2：我们深信：从小立得凌云志 冲上云霄与天齐。

师3：踏着这人梯，奋力攀登。

师4：我们深信：今日你们以中小为荣，他日中小将以你们为荣。

生甲：今日我们以中小为荣，他日中小将以我们为荣。

生乙：今日我们以中小为荣，他日中小将以我们为荣。

走向辉煌 读后感 篇5

这两天我观看《辉煌60周年》的视频，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纲领、宗旨以及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奋斗目标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2008年8月8日晚8时，带着13亿中国人的梦想，奥运来到了北京。璀璨的焰火绽放夜空，激昂的旋律响彻全场，彩旗挥动，欢呼声经久不息。在圣火的照耀下，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灿烂中华文化，以近乎完美的形式共同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个夜晚，中国感动世界。这个夜晚，属于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

在人们的心目中，2008年是一个异常美好的年份。中国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举办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将在这一年得到充分展现。然而，2008年注定是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留下深刻印记的一年。重重喜悦之外，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还将跨越一道又一道险关，在大悲大喜的洗礼中愈加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努力奋斗。进入2008，首先考验中国的，是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就在人们满怀期待地迎接农历新年的时候，一场50年来未曾遇见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不期而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南到北，袭击大半个中国。暴雪、冻雨、低温，断电、停水、交通堵塞，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灾难，党中央、国务院在第一时间果断决策，紧急号令。震后不到1小时，胡锦涛总书记发出救援指示。震后不到两小时，温家宝总理飞赴灾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召开，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了规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灾难面前，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中华民族空前凝聚。

2008年9月25日21时10分，神舟七号飞船载着三名中国宇航员成功升空。舱门打开，深奥莫测的太空第一次真切地展现在中国人的眼前。宇航员翟志刚漫步太空，舞动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了中华民族的足迹。„„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60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当我们把眼光投向沧海桑田，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历史感悟。

161年前，《共产党宣言》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88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60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31年前，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始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60年的光辉历史，是13亿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创业史、奋斗史，更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历史。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对于他们为新中国60年巨变作出的杰出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过去的六十周年，沧海变桑田，共和国迈着矫健的步伐，取得令世人惊羡的成就：两弹一星，步入大国行列；生物胰岛素，走进医学殿堂的前沿；大型计算机，挺进科学王国最高峰；水稻技术，解决人类粮食问题；青藏铁路，清新夺目的天路彩虹；南极中山站，守望地球，拯救家园的科学考察；加入世贸，从此世界经济听到了最强音；举办奥运，历史悠久的中国正向世界走来；神舟上天，从此宇宙听到了来自新中国自豪的问候！

古老的文明，依然镌刻在残矛断戟上，勇敢与忠贞，依然浸沉在历史的每一页，历史的印痕，血的验证，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向着理想的彼岸航行。告别过去，作为祖国新生的一代，我们必定要发愤图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努力，为祖国的逐渐强大而奋斗展望未来，谁的探索不在艰难中跋涉？谁的意志不在痛苦中磨练？谁的遐想不在欢愉中沉思？谁的血液不在激情的动脉流淌？

走向辉煌 读后感 篇6

走向辉煌

60年过去了，硝烟已经散尽了。如果人们没有对整数年代的惯性敏感，我很怀疑能有多少人能够经常记起60年前那场曾经改变了我们民族命运的战争。历史终究只是历史，但我们不能没有回忆。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李德哈特说：“历史的最大价值就是提供警告。”

60年前，我们从日本人那里知道了什么是野蛮，什么是弱肉强食。当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肆意践踏、广大同胞置身于水深火热中时，一个曾经四分五裂、饱经苦难的民族第一次有了绝唱的危险。尽管国民政府依旧的疲软乏力，尽管高层不乏悲观投降的杂音，可这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她义无反顾地接过历史的交接棒，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华夏大地上奏响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美最华丽的乐章。终于，文明战胜了野蛮，正义战胜了邪恶，和平战胜了残暴。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一个刚喘过气来的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笑得那么灿烂。

临风怀远，抚今追昔。透视岁月沧桑的时空变幻，我们在体验熟知的历史情境的过程中，重新感知历史，是为现在乃至将来积聚奋发向上的力量。纪录片《太行山上》朱德最后一语道出了抗战胜利的法宝：一是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 想；二是八路军官兵的浴血奋战；三是太行山地区百姓们的鼎立配合。时至今日，我们不难发现，抗战的经验精髓依然在我们身边得以体现。

我们的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牢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正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步步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殿堂。我们的解放军部队在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前提下，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五句话”总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建设，为保证国家安全统一提供强大的军事保障。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各行各业上集思广益，不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高潮。

60年是一个轮回，也是一道坎。60年间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封锁，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制；60年间我们经历了文革的巨大冲击，也从中得到了邓小平这样的无价财富；60年间我们在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中徘徊不前，也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拥抱世界。60年间，我们从废墟走向辉煌。

60年前的那场战争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浩劫，也是财富。它涤荡了我们民族的败类，清洗了我们民族浑浊的血液；它让一个四分五裂、缺乏向心力的民族重新意识到团结的重 要性；它也让世界认识到走向衰落只是我们民族的假象，更可怕的是，从那天起，我们将触底反弹。有些时候一个民族也和人一样，需要猛醒和大彻大悟后积聚的力量。凭着弹力和力量，我们的事业正在扶摇直上。

走向辉煌 读后感 篇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国上下对新中国建设充满了憧憬,每个人都为献身于这场伟大事业备感自豪与光荣。于是党和政府倡导的“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也自然成为了那个岁月热血青年的崇高理想。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的鼓舞下,加上当时严格的人事管理制度做保障,全国美术院校的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来到新疆,总数达到了一百多名,使这块现代美术的荒原之地,在短时间内集合起了大量美术专业人才,以青年美术家的数量与实力而言,当时基本接近了内地发达省份水平。其中在绘画方面,后来成就比较突出的有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列阳、马维、张威、龚建新、艾尼、刘凯基、刘凯业、阿曼、聂文华、高桂林、蒋振华、龙清廉,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张一弓、李山、李锡武、刘南生、吴奇峰、苏杰夫、谢家道,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谷守山,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的阿不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买买提·阿尤夫、阿不都西库尔·亚森,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的饶书贵、白汝强、王惠仪,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叶毓中、李灼、武漫宜,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的牧歌、张怀、潘丁丁、谢凯,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的薛立柱,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熊其雄,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的吕旋、王健武、王垠生、杨鸣山、关维晓、于然(1962年因反右派运动下放来疆)、周殿鳌、李安宁、舒春光,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石泓、吴玉英,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的林峰,毕业于郑州艺术学院的董振堂,毕业于贵州大学的邹光霖、徐亮,毕业于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的邹强、刘曦林、马绍先、李其煜等。

以上毕业生除了个别人是“文革”期间毕业分配来疆外,其他人都是“文革”前十七年进疆。正是凭借这批美术人才的到来,新疆现代美术事业的框架被迅速搭建起来,再加上由这批美术家进疆后在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人才,如哈孜·艾买提、买买提·艾依提、王国玲、崔谷平等,同时还有从其他途径进疆的部分美术家,如袁湘帆、黄戈捷、毛德慧、徐庶之、熊新野、葛德夫、关夫生、王钰元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组建起了新疆美术的强大阵容,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一时间无论是国画、油画、版画,还是水彩粉画,各个画种都可以说得上是人才济济、蔚为壮观,尤其是他们创作的高水准的艺术作品在全国频频亮相,如哈孜·艾买提的油画《罪恶的审判》、杨鸣山的油画头像、徐庶之的天山山水画、龚建新的水墨人物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全国美术家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美术的坚实基础。这支队伍也一举成为了连全国美术界都不容小觑的有生力量,使刚刚开创不久的新疆现代美术事业快速上升为了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可惜,正值这批美术家开始步入创作盛期的时候,他们就与全国人民一样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十年浩劫,其中不幸的画家被迫搁下了画笔,甚至从此再也没能捡起来,而相对幸运一些的画家当时唯一能画的内容就是领袖像和政治宣传画,也一样冲击到了正常的艺术创作,给他们的艺术生命以及新疆现代美术事业的进步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文革”结束后,新疆美术的发展与新疆美术家的命运都有了重大改变。一方面画家们从事美术创作的权利与自由得以恢复,在催生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美术家。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变革和市场的繁荣,又给各画种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不平衡性。再有就是“文革”后人事制度放宽和出于个人发展的需要,部分画家先后离开新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专业人才的流失。

受到十年浩劫压抑的艺术创造力在“文革”后得以释放,特别是欣逢盛世又正值盛年的新疆现代美术的第一代创业者们,在其艺术生命得以焕发出灿烂光辉的同时,新疆现代美术也收获到了丰硕的成果。

这批老一代美术家中,中国画专业实力雄厚、名家辈出、佳作纷呈,“文革”后显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仍活跃在画坛上。这支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及其作品有:徐庶之《春风穿暖塞外花》(1982年)、《夜宿帕米尔》(1984年)、《迁徙图》、《帕米尔集市图》(1989年)、《山中无甲子牧牛不计年》(1997年)、《古丝路赞歌》(2000年),吴奇峰《卖花帽的老汉》(1996年)、《大漠女儿》(2001年),龚建新《葡萄熟了》(1985年)、《林则徐在新疆》(1994年)和他的水墨舞蹈人物,谢家道《天山雪满巅》(1983年)、《穿越天山》(1984年)、《天山颂》》(1994年),舒春光《野驼图》(1984年)、《龟兹访胜》(1986年)、《丝路风尘》(1990年),叶毓中《帕米尔人》(1983年)、《帕米尔》(1991年),牧歌《古道明珠》(1984年)、《山雨欲来》(1995年)、《芳草天涯春常在》(2005年),龙清廉《金秋夜话》(1984年)、《人间一曲醉人心》(1997年),董振堂《沧桑情》(1985年)、《古道沧桑》(1989年)、《老兵歌》(1998年),李灼《仲秋社鼓》(1984年)、《边陲十月》(1989年)、《大山女》(1995年),武漫宜《尼勒克姑娘》(1983年)、《帕米尔之春》(1984年),申西岚《乐园》(1983年),林峰《珠果累累》(1984年),崔谷平《烂漫稼华別有天》(1979年)、《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1984年),雷中峋《考古天山路》(1983年)、《四喜图》(1994年)、《赶巴扎》(2001年),王钧兵《西域古道驼铃声》(2004年)《寒冬银花满树开》(2005年)、《天山幽深处》(2003年),李尧天《尼雅引水人》(1998年),马泉艺《所向无空间》(1994年)和《东归图》(1999年)。

“文革”结束后,新疆老一代油画家流失较多,仅我所知就有杨鸣山、列阳、刘开基、刘开业、李锡武、刘南生等,但大多数还是留了下来,他们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结出了累累果实。其中代表性的作者与作品有:哈孜·艾买提《木卡姆》(1984年),阿曼·穆罕诺夫《刁羊》(1979年)、《北疆秋色》(1994年)、《重归故里之二》(2004年),阿不都克里木·纳斯尔丁《麦西来甫》(1981年)、《摇篮曲》(1982年)、《哈密麦西来甫》(1984年)、《演员夏提古丽》(1985年),买买提·艾依提《初春》(1984年)、《故土·亲人》(1999年)、《热土》(2001年)、《杏子》(2008年),剡鸿魁《王与后》(1999年),马绍先《吐鲁番印象·古屋待客》(2003年),王洪彬《响土》(2002年),黄大来《为了下一代》(1983年)等。

与全国的情况相同,尽管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结束,版画始终都是新疆美术界最为活跃与繁荣的画种,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仍然在新时期之初将新疆版画再一次推进到了一个全盛时期。美中不足的是,当其他画种在新时期里拥抱春天的时候,版画进入新时期后迎来的却是秋天,虽然收获颇丰,却难以为继,之后不是发展动力不足,就是人才队伍后继乏人,逐步陷入了衰退期。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与作品有:熊新野《穿越天山》(1985年),黄戈捷《天山夕照》(1989年),周殿鳌《边镇秋色》(1982年),关维晓《晚风》(1983年)、《峡谷晨风》(1984年)、《戈壁之路》(1984年)、《火焰山下吐峪沟》(1993年)、《落日昏蒙》(1996年),蒋振华《刁羊》(1978年)、《果园里的笑声》(1987年)、《春潮》(1999年),于文雅《天山初春时》(1983年)、《多浪河边》(1986年)、《秋到阿尔泰》(1998年),王惠仪和方向合作的《织》(1977年)、《心爱的冬不拉》(1982年)、《老农垦》(1983年),薛立柱《巴扎天》(1988年),高桂林《火洲吐峪沟》(1991年),陈文进《流动的房屋》(1990年)、《暖风》(1999年)等。

由于水彩粉画专业材质与语言的特殊性限制,因而长期以来水彩粉画主要是作为院校美术专业的写生课程存在的,其导致的结果就是画家的习作多、创作少,小画多、大画少,小品多、力作少,严重制约了该画种表现力的提高。该现象自90年代以来在内地画坛取得显著改观,新疆的部分年轻画家也在尝试着做出改变,但成效不如内地显著。这一时期新疆水彩粉画方面的老一代著名画家有:潘丁丁、饶书贵、于然、邹强、王建武、王垠生、万世勤、石泓、吴义英、吴烈勇等,其中除了潘丁丁的《和田集市》、《移动的城堡》、《遥远的丝路》、《龟兹乐舞》、《西域葡萄》和吴烈勇的《泉》、《帕米尔的阳光》等少部分画家的作品具备显著创作特征外,其他画家的作品基本上都属于写生性质,难以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情况其他画种也有,以油画家李锡武、杨鸣山和国画家龚建新三位老前辈为例,他们笔下的新疆人物头像的艺术水平之高,在全国美术界都堪称楷模,只可惜其优势没能完全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上,尤其在强调主题先行的年代里,这一类画家与作品难免显得很无奈。其实,将一生的艺术才华都投入到写生性的习作上,数十年如一日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在教学岗位上做出奉献与牺牲,虽然多少造成了个人艺术事业的缺憾,却成就了一种为人师表的高尚美德,作为教师或是曾经作为教师的他们,这种品格显得弥足珍贵。

新疆美术作为新中国美术的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与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边疆建设的需要、民族团结政策以及政治宣传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折不扣地发挥着一个为党、为国和为工农兵群众提供美术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作用。这从1950年代关夫生创作的《劈雪前进》、徐庶之创作的《保畜》、张怀创作的《天山深处亲人来》、列阳创作的《行军途中》、刘南生创作的《荒地上的午餐》、袁湘帆创作的《骆驼兵》、熊新野创作的《进疆第一年》,1960年代苏杰夫创作的《欢跃的牧场》、李山创作的《我跟爸爸进天山》、哈孜·艾买提创作的《罪恶的审判》、吴奇峰和哈孜·艾买提合作的《向毛主席汇报》、刘淇创作的《横穿塔里木》、葛德夫创作的《午》、孙宗礼创作的《金皇后》、牧歌创作的《我们都是神枪手》,1970年代哈孜·艾买提创作的《清算》、魏谦创作的《军民同练》、刘曦林创作的《塔吉克族女医生》、舒春光创作的《又是一个丰收年》、吴奇峰与谢家道合作的《任重道远》、列阳创作的《哑巴说出了心里话》、龙清廉创作的《女支书》、武漫宜与叶毓中创作的《天山南北红灯闪耀》、龚建新创作的《重重高山处处情》、刘开业创作的《前哨》、李全淼创作的《军垦第一犁》、黄戈捷与王惠仪创作的《阿姨好》这些反映新疆解放、边疆新貌、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军民团结、民族和睦、军民联防、屯垦戍边生活的作品中就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从全国政治形势的大局来看,“文革”前十七年新疆美术创作的状况与全国完全一致,充当的是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宣传员和新疆新貌的美容师。“文革”期间新疆画家受到的影响也与内地画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也有少量比较好的作品, 却无可否认的是,都一样陷入到了倒退与停滞的境地。也就是说“文革”前与 “文革”中的新疆美术,一直与内地美术保持着同步发展的态势,在艺术观念、 创作思想、风格样式和形式技巧上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全国美术格局中的一员,执行与贯彻的都是一样的方针政策。那时候,新疆画家与内地画家的心理距离,远不像地理上的距离相隔那么遥远。

这种与全国美术同呼吸共进退的历史伴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终止,继之而来的是新疆美术在全国美术格局中的前沿地位被迅速改变,在上世纪的最后20年里,新疆美术无可奈何地沦为了中国国家美术的边缘部落。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大规模涌入沿海发达地区,作为远离东部的新疆自然就处于了极其不利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表现手法多样化与创作观念多元化时期的来临,新疆画家赖以在全国画坛取胜的资源优势——少数民族题材的含金量锐减,不仅难以继续获得政策性与猎奇心的惠顾,甚至在一些学术性较强的展览活动中,还由于这类题材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制约了作品的外延度,降低了作品的竞争力。

面对这样一种前锋变后队式的巨大变化,新疆画家当时心理上的困惑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心态调整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直到新世纪之初才逐渐恢复了自信,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品尝到了改革开放果实的甜蜜味道。

在画家眼里,新疆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魅力独具的民族文化、神奇莫测的原始态,是艺术家搜集素材、吸取营养、激发灵感的资源宝库,是富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艺术家施展才华与梦想的理想天地。以人物形象的英俊程度而言,全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数新疆的维吾尔、塔吉克等少数民族最漂亮,是中国人物画家最好的创作原型。故此,新疆对全国人物画家的吸引力也最大,其魅力与热度历经七十余年而不衰。

正是由于新疆美术创作资源质优量大,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绝大多数新疆画家的画笔始终没有离开过新疆题材,从不为其他地区的绘画题材和时尚潮流所动摇,坚定不移地充当着新疆美的歌颂者与代言人,这份情感与执著一直是新疆现代美术创作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从党和国家创建新疆现代美术事业的初衷来说,就是为了通过对新疆现实题材的描绘,宣传党和国家的治国方针与民族政策,歌颂边疆建设的新成就、新气象,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增强人们对新疆美与新疆好的自豪感。从数十年来绝大多数新疆画家走过的艺术道路来看,大家都拥护和执行了这一政策方针,自觉把这一指导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抱负与理想。同时,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新疆画家自然也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在历届官方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活动中,此类既是来自于边疆的作者又是反映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都受到了活动组织者的特殊关照。这也是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新疆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在拓荒者们开始收获劳动果实的同时,在他们培育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疆新一代画坛骄子也走向成熟,并逐渐从他们手里接过了发展新疆美术的旗帜与重担,且不负众望地把前辈开创的事业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新疆画坛上的中坚力量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他们步入画坛时适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可谓时代的幸运儿和政策的受益者,目前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最佳状态,担负着新疆现代美术事业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另一部分是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画坛新秀,他们的成长环境与学习条件更加优越,所以这一群体的特点是学历高、功底硬、眼界宽、观念新,构成了新疆美术最具活力与

这些中青年画家中的代表性作者及其作品有:黄建新《葡萄架下》(油画,1989年)、《库车农家》(油画,1999年),于云涛《童年》(国画,1991年)和《草原盛宴》(国画,2004年),吐尔地·伊明《古城友情》(国画,1979年)、《织艾德莱丝绸》(国画,1989年)和《塔吉克人的婚礼》(国画,1999年),徐英武《土陶》(水彩,1999年),姜伟玲《祥云》(国画,2005年),王光新《太阳·月亮》(油画,1 999年)和《被白雪覆盖的绿原》(油画,2004年),邓维东《翠谷》(国画,2002年)、《火焰山下是故乡》(国画,2004年)、《岁月.胡杨》(国画,2008年),孙黎明《在原野上》(油画,1984年)、《原野》(油画,2004年)、《幸福的天山》(油画,2005年),陈浩《涌动的节奏·飘》(版画,2001年)、《故乡的河》(版画,2002年),康书增《集》(国画,1989年)、《红柳滩》(国画,1999年)、《高原刁羊图》(国画,2011年),芙列娜《奶香》(国画,1984年),吕剑利《深秋的喀纳斯》(版画,2004年),亚力坤·哈孜《村落》(油画,1998年)、《百花》(油画,2002年),卓然木·亚森《于田人系列二》(油画,2005年)和《玉田人系列六》(油画,2009年),刘建新《甜蜜的季节》(油画,1996年)、《刀郎舞》(油画,1996年),白钢《花毡》(油画,1991年)、《吐峪沟》(油画,2000年)、《古老的歌》(油画,2004年),柴新春《生息的热土》(油画,1999年)、《和平的阳光》(油画,2000年),刘麦收《红谷幽居》(国画,2002年),付剑锋《祥云》(油画,2008年)、《中国石油系列组画之二》(油画,2011年),张文平《河》(油画,2005年),波力亚《投票之后》(油画,2009年),莫合德尔·亚森《故城》(油画,2003年)、《英阿瓦提的人们》(油画,2004年),叶华《煦日》(国画,1999年),郐振明《1876年左宗棠在新疆》(国画,1999年)、《风过塔里木》(国画,2004年)、《刁羊》(国画,2009年),程林新《1994年的一次陈述》(油画,1994年)、《生命启示》(油画,1999年)、《大河厚土》(2009年),陈建华《杏熟时节》(国画,2004年),李冬《新晨》(国画,1999年),褚晓莉《沙棘》(国画,1997年)、《古道霓裳》(国画,2004年)、《云过高原》(国画,2009年),彭卡宁《乐手·等待新娘的姑娘》(水彩,2004年),赵培智《希望——山村小学》(油画,1999年)、《无花果之一》(油画,2007年)、《来自高原的祈福——5·19国家记忆》 (油画,2009年),胡西丹·阿不都克里木《鸽子家园》 (油画,2010年),欧阳松柏《喀尔曲尕》 (水彩, 2009年),张大力《土城》 (版画, 1990年代末),努尔买买提·俄力马洪《情系故土》 (油画,2004年)、 《故乡净土》 (油画,2009年),高江 《盛装的舞步》 (油画,2008年), 于海燕《阿娜尔古丽》 (版画,2010年),张浩森《玩偶记——辛卯推背图》 (版画,2011年),徐迪刚《舞语》(版画,2009年)等。

从这些作者及其作品的画种分布情况来看,油画家的数量、实力与成果明显领先于其他画种,这与第一代创业者的中国画力量略占上风相比,正呈现出一种你追我赶、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而对于曾经辉煌了近半个世纪的新疆版画来说,新一代版画家的实力与老一辈版画家的成就形成了强烈反差,其现状与前途已引起业内人士的思考与担忧;水彩粉画专业的中青年作者虽然不多,但发展势头可喜,并且有近年来内地同行成功范例的激励与引领,我们尽可以对该画种的未来抱以乐观态度。

无论是老一辈的创业者,还是新一代的接班人,新疆画家的形式语言总体上都是写实性的,作品的情趣格调基本上都是优美型的,社会贡献主要反映在对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赞美上,艺术价值大多体现于对装饰性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这是新疆现代美术的主流样式与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侧重于形式探索与观念创新之类的当代艺术在新疆中青年画家中也不乏尝试者,虽然参与的人数和形成的影响在新疆美术界极其有限,但在全国取得的成就却不容小觑,其中成绩最为突出者当数杨克勤与孙葛,杨克勤的管子系列与孙葛的黑色抽象都曾经在京城名噪一时,为新疆美术增添了光彩的一笔。其他还有剡鸿魁、李峻、严立、牛军、刘贵、秦天星、刘剑琨等艺术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探索,他们的努力不可或缺地活跃与丰富了新疆画坛。

新疆美术的光荣出现在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的油画展区,展览与作品集的序言里都分别写道:“重视艺术表现的真实,尽力回避过分理想化的模式。在形式语言等艺术手段方面,重视写意性和表现性。从获得金、银、铜奖提名的作品中,我们可明显看到当代油画这一新趋势。本届展览作品,有描写少数民族群众为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袍祈祷的场面,场面肃穆,人物质朴,其间融入了作者的真挚感情,让观者为之动容。”“这次参展的作品,不仅艺术水准比上届有明显提高,地域分布也较均匀,西部省份和各自治区均有作品入选。使人高兴的是,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作品的入选和获奖率很高,20件获奖提名作品中便有4件来自于新疆地区。”前一段称赞的是在这一届展览中获金奖的赵培智的作品《来自高原的祈福5·19国家记忆》。后一段叹服的是新疆画家竟然占据了本次展览获奖提名作品总数的四分之一。在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级别的重大美展前言里,如此大篇幅且毫不避讳地对一个省区大加赞扬,这是此类活动中极其罕见和令人震惊的举动。如果不是新疆画家的作品真正打动了评委,如果仅仅是为了对来自遥远边疆的画家给予照顾,如果仅仅是哪一个画家或哪一件作品很突出,组织者是绝不会这般毫不吝啬且敢于把如此高的评价写进历史文献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新疆美术历经6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取得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数字化设计走向辉煌 篇8

日前，在2013欧特克AU中国“大师汇”上，欧特克公司全球销售与服务高级副总裁史蒂夫·布卢姆表示：“欧特克希望搭建一个数字化设计的交流平台，让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可以恣意挥洒自己的创意灵感，用智慧描绘变化万千、无限美好的未来，借助更加智慧的设计软件让自己的创意想象精彩绽放！”

关注三大行业成长

“深耕中国市场、服务中国用户、与中国用户携手推动中国设计技术的创新发展、成就行业辉煌，是欧特克一直以来的目标。”欧特克公司AutoCAD产品线副总裁Amy Bunszel表示，未来在中国市场，工程建筑、制造业和传媒娱乐业将是欧特克业务拓展的重点领域。

作为来自工程建筑行业的嘉宾，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介绍了SOHO中国BIM应用的情况。在他看来，未来开发商才是推动BIM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通过BIM，开发商能在工程预算、项目进度、能源管理等方面获得真正的收益。“为丰富设计、实现建筑产品设计的多元化，SOHO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筑及管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自2010年以来，银河SOHO项目的设计实现了在建筑信息化方面的突破，并帮助SOHO中国将这一实践进一步运用于工程预算、项目进度及能源管理领域。”

欧特克公司中国区工程建设行业总监李邵建表示，“从全球发展视角来看，BIM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而BIM在中国的推广与发展速度更是极其迅猛。未来，欧特克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携手行业协会和广大合作伙伴，推动BIM在中国工程建设行业的深化应用，并竭尽所能地为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软件产品、技术和本地化服务，为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懈努力。”

而依托数字设计创新屡创惊喜的娱乐产业，对于现代数字化娱乐生产流水线的需求更为迫切，因为数字娱乐内容创作的技术革新将有效提高作品的生产效率、降低制作成本，并实现全球范围内艺术家的协同创作。

近年来，全球的观众从包括3D电影、纪录片和精彩纷呈的电视节目中获得了极大的视觉震撼和心理满足，这就要归功于数字娱乐创作的技术革新。现在，世界各地的数字艺术家正利用欧特克数字娱乐创作软件制作出广受赞誉的电影、游戏包装设计和电视节目等。

浙江博采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创意总监李炼介绍说，在国产3D动画巨制《昆塔传奇》的制作过程中，大量使用了欧特克的技术与产品。“为了拍摄《昆塔传奇》，我们不但自己开发了能与后台欧特克MAYA设计软件相连的专用拍摄设备，还使用了阿里云6000台服务器进行渲染工作。”李炼说，“欧特克软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没有固化的使用方法，限制很少，变化无穷，不仅能让使用者的智慧变成可表现的作品，更能让作品更好地表现出创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效果。”

未来在云端

作为AutoCAD产品的负责人，Amy Bunszel有着丰富的CAD管理经验。在她看来，在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影响下，设计已经进入了3.0时代。团队化的设计、多样化的设计和无处不在的设计已经成为可能。

“近年来，欧特克围绕云计算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从整体架构来讲，Autodesk 360就是欧特克云计算策略的核心。欧特克所有的服务都可以融入到这样一个开放平台上来，且其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比如，就AutoCAD而言，依托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联合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商，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从而帮助用户创造价值，而且Autodesk 360还可以与用户使用的云环境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