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

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精选4篇）

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 篇1

“互助型部落”：对班级管理困境的实践性回应

“互助型部落”：对班级管理困境的实践性回应

张 强

摘要：“互助型部落”班级管理模式的创建，能有效增强学生的自我归属感，满足他们安全、社交与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对现实班级管理困境所作出的一种实践性回应。它借助“学习互助”、“活动互助”、“成长互助”等操作平台，将班级管理发展成一种教育力量，让学生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全员、全程、全域式参与和治理的模式中，收获主动发现与理解的成长体验，提升自我教育、自主管理与主动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关键词：互助型部落组织构建内涵解读操作路径

随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再一次被提到一个非常凸显的位置，传统“保姆式”的班级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在班集体生活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已不再是教师，而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伴。班级管理中基于平行教育的自我教育理应受到我们的关注。

现实的班级管理中，松散的班级内部层级结构是班级管理层次难以突破的重要原因。不少班主任习惯于依靠少数班委来对绝大多数学生实施管理，没能将管理发展成为一种依靠合力来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力量，只能继续扮演事必躬亲的“苦行僧”角色。班级内的学生个体“各自为政”，缺乏参与事务的合作体验，班级内部团体间及个体白身势必存在不同程度的“内耗”现象，小团体间的对立与个体自身的不良心理倾向便会导致班级内部的不信任与不合作，最终导致班级整体的不和谐――一些班级表面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班级作为一个师生共同体，其建设和发展应通过成员间的“互助”来推进。我们探索并实践基于“互助型部落”的班级管理模式，就是对现实班级管理困境所作出的一种实践性回应。

所谓“互助型部落”，是指班级全体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与实施日常同伴互助的基本单位，是学生“成才”、“成事”与“成人”的一个“互助场”。它借助“学习互助”、“活动互助”、“成长互助”等操作平台，将班级管理发展成一种教育力量，让学生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全员、全程、全域式班级共同参与和治理模式中，收获主动发现与理解而非被动管理的成长体验，提升自我教育、自主管理与主动发展的意识与能力。

一、“互动型部落”的组织构建

(一)班级文化――“部落”机构的确定

“互助型部落”的创建需要与班级文化的形成同步交叉进行。接手新班级后，班主任的首要工作重点是着手班集体与班级文化的建设。组建初期，可通过“始业教育”将治班理念与管理思想传达给学生，同时公示班级拟设岗位及相关要求，让学生对新班级、新班主任有初步的认识与理解。随后，学生填写《个人信息表》与《班级建设与发展的建议(含岗位白荐)》。教师辅以档案查阅、谈心等形式，在总体上了解全班学生的大体情况。班级文化的形成需要经历酝酿、讨论、初定、修改等过程。为此，需要专门组织全班学生一起就班级名称(口号)、班训、班徽等进行集中与分散讨论，最后形成《班级文化内涵阐述暨备选方案》供全班投票选定，开通班级博客与QQ群，并利用班会课隆重举行班训与班徽的悬挂仪式。最后，基于对班级文化内涵的共同发掘与充分解读，共同确立班级奋斗目标。

(二)座位编排――“部落”网络的架构

班集体建立初期，“部落”的分组工作主要由班主任完成――将班级学生分成若干个“部落”，结合学生的个人意愿确定各“部落长”。待学生之间彼此熟知后，可以打破原来由班主任组建的“部落”，遵循“部落”成员双方的自愿性、层次的同一性与背景的多样性原则，分阶段动态组建新的“部落”。为避免部落成员分散，利于部落成员相互督促与提高，可打破传统每行两人成组的排列方式，实行“多列少行、部落成列”，在扩大教室活动空间的同时也赋予“部落”管理的新内涵。座位的编排采用纵横式，每一列就是一个“部落”单位，各“部落长”将按照一定的规律分散到每列的不同行中。

(三)个性文化――“部落”内核的确定

“分组”完成后，各“部落长”要在第一时间与其“部落”成员进行沟通，共同着手“部落”内部个性化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活动文化)建设。首先是在班级文化的基础上构想各自的“部落”名称，然后由各“部落长”完成各白“部落”的书面简介、相关规范和发展规划。这些属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则是“部落”文化的核心内容，体现被全体“部落”成员认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它是部落个性与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具体体现在学风与生际关系等方面。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有载体来进行呈现与深化，为此可通过让各“部落”轮流承担主题班会的方式，引导、构建活动文化。

二、“互助型部落”的内涵解读

(一)学习互助：“成才”

“互助型部落”倡导以“学”、“让学”与“助学”为核心的学习文化，助推学生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去面对自己各学科的学习，在自我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并完善自我。一方面，各“部落长”密切关注本“部落”成员的学习状况并适时地进行动态调控。例如，“部落”各学科“带头人”对所在“部落”各成员该学科的总体学习状况(如平时作业完成、收交、订正等)负责，在这个过程中若出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可随时向任课教师寻求帮助与支持――这样做，并不完全是为任课教师减负，更重要的是创设“部落”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机会。实质上，敦促与帮助他人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白我提升的学习过程，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互助学习、共同提升的过程。另一方面，各“部落”之间通过形式多样的“学习成果阶段评比”、“知识点命题比赛”、“合作承包专题复习”等平台，分享互助的快乐与成功的体验。

(二)活动互助：“成事”

参与班级事务的过程，就是学生亲身体验与收获成长的过程。“部落”内的每位成员都担负着固定的常规承包任务。比如，有的是专项班委，有的是学科课代表，有的是小组长，还有的则是专项承包(如搬水桶、排座位、检查个人卫生包干区等)。另外，每个“部落”有5位成员在其“部落”轮到值周的那一周内依次以值日班长的身份参与班级的日常管理与服务T作。除了主动参与的班级管理机制，传统的`班会课也逐步向学生提供开放空间。我们将常规班会分成“班主任专题班会”与“部落主题班会”两大类，希望通过各“部落”承办主题班会的形式，让“部落”成员之间开展广泛的活动互助，以发现成员个体特长、培养成员个体办事能力为基础，全面培养“部落”成员组织、主持与参与活动的能力。每个学期初制定班级工作计划时，将拟承办的主题班会分派给各个“部落”，由各“部落长”统筹安排，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掘与整合“部落”内各个方面的优势资源。

(三)成长互助：“成人”

以“关注自我成长”为核心的成长互助，旨在帮助学生形成主动成长的意识与能力。每位学生基于自己的发展现状，选择当前需要着重克服或改进的方面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将白己成长过程中的欣喜、困惑与反思记录下来，实实在在地体验到白己的成长心路。这些个性化的成长课题是“部落长”与其“部落”成员之间开展日常沟通与成长互助的一个重要载体，“部落长”不仅要对成员的课题研究给予帮助与指导，更应与其商量，对外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如可以定期征求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的建议)。同时，根据“部落”成员的白我研究进展情况，阶段性地组织“敞亮交流提升”式的班会与汇报会，帮助“部落”成员总结得失，明确下一步发展方向。此外，积极开展“同伴心理咨询与互助”，来拓展与丰富成长互助的内涵。

三、“互助型部落”的操作路径

(一)“培训”――明确规范

为及时帮助“部落长”明晰T作职责与岗位责任，推行“部落长”例会制度――一方面可以让班主任了解各“部落”在班级管理的前、中、后各个环节的参与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另一方面也对“部落长”进行助推式培训。在此基础上，指导、帮助各“部落”建立内部白我管理的互助、提醒与督促机制(如制定《班级常规管理与运作思路》、《班级责任承包落实方案》，撰写班级日志等)，并形成书面约定，以确保“部落”内成员行为的日常规范与承包任务的落实。

(二)“上岗”――参与全班日常管理

首先，由班主任“手把手”地向各“部落长”示范，展现班级日常管理的关键环节，解读班级日常管理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其次，指导各“部落长”上岗操作。最后，逐渐放手，交由各“部落长”独立负责。在全面接手班级日常管理之际，“部落长”必须代表本“部落”向全班演说其施政纲领以及对全班同学的承诺。演说中需要本“部落”内成员个人分工与责任归属，同时对本周内即将采取的管理举措作必要的解说。上岗的值周“部落”需严格按照班级评价规范(《学生个人综合素质测评暨“财富值”累积周报制度》)，对每位同学的日常表现按周进行评定――赋予一定的“财富值”。

(三)“汇报”――形成一周书面反馈

周末，各“部落长”及测评组相关成员应及时整合“部落”成员一周以来的班级日志，完成全班同学个人“财富值”的测评，由班主任负责向全班公布(测评过程接受“学委会”即监督组与全班的监督)。这种透明化的评价制度让学生意识到白己获得的评价结果都是由白己实实在在做出来的，而不是由别人的主观判断决定的――这又进一步增进了学生的自主意识。为不断地提升各“部落”参与班级管理的质量，要求值周“部落长”每个任期结束后要代表其所在“部落”对班级一周情况作一客观全面的回顾总结，并接受同学们的现场提问，同时还要对下一个值周“部落”提出中肯的管理建议。

“互助型部落”的创建，有效增强了学生的白我归属感，满足了他们的安全、社交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在一个互助的氛围里学知识、学做事、学做人，主动发展的意识与能力不断提升;同时，班主任也得以从传统的“保姆式”管理思维中走出来，从更宽阔的视角来审视班主任工作――“互助型部落”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师生相长。

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 篇2

一、正确理解《反垄断法》关于审查银行并购的基本法地位

1. 反垄断法所采取的行为主义标准, 为国内银行业的并购创造了宽松的竞争空间。

根据一项并购行为是否实质性地排除、限制有效竞争来决定是否违背反垄断法, 是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行为主义原则以后的总体趋势, 我国反垄断法亦不例外。然而对于何为“排除限制有效竞争”, 具体如何操作, 立法机构并未进一步明示。对此, 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影响我国反垄断法立法的两大法域美国和欧盟关于衡量企业合并实质标准。

(1) 美国的“实质减少竞争标准”。美国企业合并控制采取的“实质减少竞争标准”, 主要规定《克莱顿法》第7条, 以及司法部之后颁布的《横向合并指南》。按照《指南》规定, 美国企业合并审查标准首先将合并各方的有关市场份额及市场集中度的数据作为分析合并效果一个起点, 接下来就是要分析合并后的市场结构是否使厂商的行为更加容易走向协调并以此减少竞争。另一个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是合并是否使得合并后的企业具有所谓的单边效应因而实质性地减少竞争。同样, 市场准入分析在美国合并指南中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一个发生在具有较高市场准入壁垒的合并方案则通常会引起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警惕。相反一项合并即使产生较高市场集中度, 但因为不存在较高市场壁垒, 则将可能吸引潜在竞争者进入从而仍然不会阻碍有效竞争的形成。当然除了上述考虑因素外, 合并指南还要求美国的反托拉斯机关对合并所产生的效率因素和涉及垂危企业的合并予以特别关注。在出现这两种抵消因素情形下, 一项合并则往往可能获得批准或者豁免。比如此次金融危机下第二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与美国第四大银行美联银行的并购。可以说, 美国合并规制通过将市场集中度、厂商协调行为、单边效应、市场准入、效率因素和垂危企业合并等多个因素共同纳入到了企业合并的反竞争效果的分析, 从而为反垄断政策的执行预留了一个弹性空间, 或者说为产业政策、国家经济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考虑因素在反垄断审查提供了接入通道。

美国银行合并的反垄断法审查, 与其它产业一样同样执行《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 适用行为主义标准。当一项银行合并“在全国任一地区所产生的效果, 可能是实质性减损竞争”, 那么银行的监管机关首先就不得批准合并。银行监管机关对于银行并购审查同样应当遵守反托拉斯法合并指南规则。为此银行监管机构于1997年制定了一个“十二项分析细则”。分析细则的第1个因素“对结构性效果进行审查”仅是一项初始审查机制。也就是说只有在兼并的结构性效果表明, 兼并可能会对竞争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时, 才会考虑其他11个因素。而分析结构性效果的主要工具就是HHI指数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所谓HHI指数, 即合并当事方所在市场中每家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总和。通常情形下, 如果合并后HHI超过1800时, 且增加额超过50的, 则司法部有可能认为兼并具有反竞争性。但对于银行兼并, 司法部认为仅在银行兼并后会使HHI指数值超过1800点, 而增幅又超过200点时, 它才会反对。不仅如此, 美联储对银行集中保持了越来越高的容忍度。现在除非兼并后HHI指数值超过2200点, 而且兼并使市场的HHI值增加了超过250点, 否则美联储通常是不会反对一项兼并案。

除了采取较为宽松的HHI指数外, 监管机构在银行合并的反竞争效果审查中对各个抵消因素的考虑也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比如银行兼并如能“为所服务的社区带来便利和满足社区需求”, 监管机关可以批准造成排除竞争的合并。类似豁免条件还有潜在竞争抗辩、经济效率抗辩、破产银行抗辩等。

(2) 欧盟的“显著损害竞争”标准。从整个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看, 欧盟关于企业合并规制的实质审查标准正在接近于美国的“实质减少竞争”标准。具体讲, 欧盟会首先考察企业合并的反竞争效果。在这个分析过程中, “市场份额只是并购反竞争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接下来, 则是考察该项合并能带来哪些制约因素, 以及是否存在能抵消这些不利后果的因素。在抵消力量分析时, 欧盟委员会往往会考虑诸如合并企业的购买方的市场力量、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条件、合并所产生的效率、破产企业等因素。不过, 即使这样, 欧盟并未完全放弃其支配地位标准。因为, 产生或加强支配地地位仍是判断是否显著损害有效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

这样, 从欧美企业合并控制分析过程看, 两大法域所采标准总体已经趋于一致。如二者都以市场集中度作为分析起点, 且分析工具都采用HHI指数。分析内容都包含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进入障碍、抵消合并后企业市场势力的潜在竞争者、效率、破产要素。另外, 都引用了单边效果分析的方法。面对这种整体趋势, 我国同样采用了“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标准———以是否形成反竞争效果, 而不以经营者规模的大小作为分析合并控制的实质标准———是非常明智的, 也是适应我国国情的。首先, 这种国际反垄断法上通行的行为主义方法, 既不会将我国历史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状态纳入法律评价范围, 也不会阻碍正在兴起的股份制商业的并购战略。其次, 这种标准能够为各种豁免因素的考虑提供灵活而富有弹性的接入空间, 诸如外资银行的进入、国有银行的规模不经济、经济效率的提升, 甚至社会公共利益等, 因而为我国现有银行并购涉嫌的垄断问题提供充足而有效的抗辩, 最终为我国银行业的并购创造出宽松而灵活的反垄断政策空间。

2. 放眼国际, 相关市场的界定从封闭走向开放。

可以说, 相关市场界定得越窄, 产品的供应者就越可能成为垄断者。因此, 各国反垄断的司法实践, 都非常重视相关市场的界定, 它直接影响到对一个行业垄断程度的判断, 从而决定了对企业合并合法性的判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美国反垄断法把地域市场仅限于本国的领土范围甚至是国内某区域。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 地域市场呈现超越国界的趋势。以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案为例, 尽管合并后的波音公司的市场份额占到美国国内市场的100%, 但政府仍然以波音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受到了来自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威胁而批准了此项合并。

此案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时, 不仅要对拟合并经营者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进行判断, 还要考虑国外的潜在竞争者, 从而判断是否能够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形成垄断。对全球性行业, 需要对全球市场的条件、竞争现状、发展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而不局限于本国范围。

二、正确处理外资并购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

1. 有关外资银行并购是否危及我国金融安全, 首先由产业政策法予以评价。

这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方法。从长期看, 日本对外资并购企业经历了一个从“原则禁止, 例外自由”到“原则自由, 例外禁止”的一个演变过程。然而这种国内市场的开放政策, 并不是盲目的。这首先表现在日本《外资控制法》根据其国内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 将本国产业划分为第一类自由化产业、第二类自由化产业和非自由化产业三类, 并在此基础上对外商规定不同的出资比例。所谓第一类自由化产业是指不仅在技术、资金、设备、材料及其他个别方面, 而且在综合竞争能力方面, 与外国企业相比差距很小的产业, 如钢铁、造船、摩托车制造、电子计算机等, 外国投资者在这类企业中可拥有100%的股份。第二类自由化产业是指尽管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力, 但从资本、技术、设备、资源等个别方面及综合竞争能力方面, 与外国企业相比有一定差距的产业, 如汽车制造、电话设备、合成纤维、医药品生产等, 外国投资者在这类企业中只能占有50%以下的股份。除第一、二类自由化产业以外, 其余属于非自由化产业, 该产业原来包括的具体门类较多, 但经过多次推行资本自由化措施后, 目前仅限于农林水产业、皮革及其制品、石油业、矿业等几个。外商在这类产业中投资和并购日本企业会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其出资比例不得超过一定的上限, 而且上限的水平大大低于自由化产业。日本的这种依据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所做的产业自由化程度划分, 实质上以“先保护育成, 再开放竞争”的策略, 有意推迟其资本自由化的进程, 以尽可能避免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的支配, 从而保护和扶持那些国际竞争力薄弱的本国产业。

不仅日本。美国虽然经济发达, 很多行业的企业都具有较为优势的竞争力, 却仍对部分行业的外资并购进行限制。其中就包括银行和保险业领域。

美日的产业安全政策法对我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日本的先保护后开放, 即先扶持本国企业, 等到企业的经济实力增强了, 企业竞争能力提高了, 再审时度势适度开放国内市场的, 特别适合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学习。

2. 利用反垄断法的豁免条款, 实行宽严相济的双重竞争政策标准。

经济全球化对竞争法的影响是:通过竞争法来保护本国、本集团利益的竞争优势的价值倾向越来越浓厚。如美国越来越注重调查和制裁国际卡特尔, 并采取内外有别的反垄断政策, 其目的就是要维护美国的竞争优势。欧盟委员会同样认为, 竞争政策在国际市场中具有双重作用, 对内要保护欧盟内部大市场的公平竞争, 对外则要保护欧盟企业进入外国市场。事实上, 从各国竞争法的价值定位看已不完全是维护和促进公平竞争, 而是促进国家竞争力这一价值标准, 其直接结果就是, 竞争法保护民族竞争力的功能日益加强。

就此而论, 竞争法的价值转化与我国发展经济、应对国际竞争的目标并不相悖。这也就为竞争法部分兼容竞争政策之外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可能。而事实上, 反垄断法的出口卡特尔豁免制度、中小企业卡特尔豁免制度、合理化卡特尔豁免、适用除外制度、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等都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而预留空间的典范做法。

3.

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 篇3

后现代女性主义差异观对女性主义立场论的审视与批判

对女性主义立场论主体身份认同观的责难。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立场论的主体身份认同观具有僵化、封闭、独断的本质主义倾向：

一是对性别经验和认知方式的普遍性预设。其一，统一男性群体与统一女性群体二元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立场论将男女分别视为拥有共同经验与统一立场的同质化群体并主张女性更具认知优势的假设，实则囿于普遍主义和二元论之中，这不仅不利于性别平等的实现，反而强化了二元等级制性别结构。其二，女性身份的差异性被遮蔽。后现代女性主义指责立场论对统一女性群体的强调忽略了不同族裔、阶级、能力、性取向、女性身份的差异性及其立场与经验的多样化，对不同身份女性的独特认知方式也缺乏包容性。若据此建构女性认知优越论，维护的只能是占据优势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认知特权，这种女性沙文主义并不利于女性间的平等与共同解放，因而要对统一女性身份进行解构。

二是忽视了真实的历史性分析。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立场论者通过先在自我和既定需求假设个体具有一种固定人性的主张，忽视了对性别身份物质基础的历史性诠释维度，显然是要通过普遍宏伟叙事与绝对主体来建构一种超越历史、普遍有效的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认识论。

对女性主义立场论“逻辑悖论”的指认。女性主义立场论最初建立在两个假设上：一是情境知识观，即“所有知识都是具体视域的并受情境制约”①;二是女性认知优势论，即“一种视域即女性立场的视域，是享有特权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揭示社会现实真相的有利基点”②。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这两个假设及其关系隐含诸多“有偏见的认识论悖论”，立场论内在逻辑缺乏合法性。这些悖论及其对立场论造成的困境有：

首先，若从性别差异视角考察，情境知识观就会解构女性认知优势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情境知识观实则主张任何知识/视角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和偏见的，因而也都是平等的。男女性别经验及认知方式虽存在差异，但谁都不可能拥有认知优势。但女性认知优势论却给予女性比男性更多认知可信度。这显然存在着逻辑悖谬。

其次，若从有差异的女性个人主体出发，立场论就会摧毁女性主体性，陷入相对主义。“弃同求异”理念决定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审视立场论的出发点是有差异的女性个体而不是女性群体。立场论者驳斥道，过分强调不同身份女性立场与经验的差异性，就可能使女性立场不断增生扩散，最终将形成无数独一无二的个体立场。这种个体立场不可能形成任何普遍性主张或社会、政治理论。如果只关注女性个体多元性，立场论就必然沦为相对主义，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统一基础将遭破坏，女性群体主体将被瓦解，女性共同解放将无法实现。

对回应型经济法的探究论文 篇4

林洁（2009）运用面板数据验证了金融服务贸易总额、出口以及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5］。陈恩、黄桂良（2010）以香港地区为样本，认为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6］。Y．J．Cui和F．Y．Shen（2011）根据中国1997—2010年数据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这些研究为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本文将商业存在模式引入金融服务贸易，根据1997—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服务贸易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对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分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说明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促进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即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内为境外消费提供的金融服务，这些内容主要记录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服务贸易账户中的保险与其他金融服务子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自1997年开始按照IMF颁布的《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的原则编制，其中统计了保险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的国际贸易额。跨境交付形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数据可以由这两者的相关数据整理获得。我国自2001年入世后，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金融项目）贸易取得重大进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总额达227亿美元，保险服务贸易额15亿美元。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额增长迅速，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在资本方面仍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所以增长较为缓慢，并且短期内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进行的金融服务，与上述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不同的是，相关数据无法在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直接获得。由于银行业在我国金融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所以可以通过考察中资银行海外资产和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来反映我国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状况。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1年末，在华外国银行类金融机构营业性机构资产总额增长236％。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家银行在华设立209家代表处；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37家外商独资银行（下设245家分行）、2家合资银行（下设7家分行，1家附属机构）、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26个国家和地区的77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94家分行。外资银行在我国27个省（市、区）50个城市设立机构网点，较2003年初增加30个城市。同时，共有6家外资法人银行分行获准在其所在城市辖内外向型企业密集市县设立支行。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境外收购和设立分行为主，如工行收购印尼Hal玻椋硪行、澳门诚兴银行等的股权。截至2011年，我国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设立6家海外机构，参股2家境外机构；5家大型商业银行设立105家海外机构，收购（或）参股10家境外机构；8家中小商业银行设立14家海外机构，2家中小商业银行收购（或）参股5家境外机构［8］。

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境外消费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是由居民向非居民提供的金融服务，如对非居民消费者提供的金融服务；自然人流动模式的金融服务是一国自然人居民到非居民所在地为其提供金融服务。这两种模式的金融服务相对于其他两种，不仅在中国发生的概率小，在整个世界也相对小一些。根据历年国际贸易统计报告显示，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两种模式在实际中所占份额很小，分别为10％～15％和1％～2％，而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分别占35％和50％。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商业存在及跨境交付两种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进行测度。1997—2011年金融服务贸易额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不均衡，并存在顺差趋势。

模型建立与样本数据

为检验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构建包含商业存在及跨境交付两种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模型为lnGDP＝β1lnNM＋β2lnFI＋μ（1）式中：GDP———经济增长；NM———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FI———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β1，β2———待估计的系数；μ———随机扰动项。变量取对数主要是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的异方差，但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指标的选取上，经济增长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根据上文的分析，NM以保险服务和其他金融服务贸易额之和计算；FI以中资银行海外资产和外资银行在华资产之和表示。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经过计算整理。由于样本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数据的平稳性，为避免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所导致的“伪回归”，采用协整检验来说明其长期均衡关系。最后，进行Granger检验，验证变量之间的前因后果的推动关系。分析过程借助软件Eviews60进行。

模型检验与数据分析

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动态路径不仅有可预测的成分，还含有随机的成分，容易产生单位根，导致伪回归，因此本文采用ADF法检验法（Dickey＆Fuller，1981）进行平稳性检验［9］。该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右边加入因变量的滞后差分项来控制高阶序列相关。为了对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及存在的单位根作检验，可根据参数α，β和γ是否为零的假设进行检验。方程中加入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序列。最优滞后长度p可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确定，选择AIC和SC为最小的滞后阶数。由于ADF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可用Mackonnon临界值进行判断。变量lnGDP，lnNM，lnFI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中看出，虽然时间序列LGDP、LMN和LFI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可以进一步判断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

协整检验。时间序列回归前需检验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从经济上而言，协整关系表明经济变量之间短期受随机扰动项影响可能偏离均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回到均衡状态。本文是多元变量的检验，因此采用极大似然法（Johnansen＆Juseli玻酰螅1990）进行检验［10］。可以看出两种模式的金融服务对于GDP都存在着正效用，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每增长1单位，将带动GDP034单位的增长量，而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每增长1单位，将显著带动GDP188单位的增长量。

Granger检验。由于协整检验仅仅是对变量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检验，而因果关系还需以Granger（1969）的检验方法进行判断［11］。其基本思想是：变量x和y，如果x的变化引起了y的变化，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即如果说“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则在做y对其他变量的回归时，x的滞后值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就认为x是y的Granger原因。根据AIC准则确定各变量滞后阶数为2，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结果看，lnNM是lnGDP单向的Granger原因，lnNM是lnFI单向的Granger原因。

结论

我国金融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在样本区间内是非平稳的，但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各变量通过长期均衡关系相互影响。结合协整方程结果，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效应，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每增加1单位，将引起经济增长034单位的变化，而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每增加1单位，将引起经济增长188单位的变化。跨境交付和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跨境交付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原因，并且促进了商业存在模式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