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秋的来源介绍

关于中秋的来源介绍（精选7篇）

关于中秋的来源介绍 篇1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有些地方又叫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月夕、秋节等。在唐朝时期，“中秋节”也叫“端正月”。

“团圆节”：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

“仲秋节”、“中秋节”：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所以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秋”。

“八月节”、“八月会”：因中秋节这天在农历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

“月节”“月夕”：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

关于中秋的来源介绍 篇2

关键词：维吾尔墓碑文化,文化层次,独特性

一、墓碑

生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每一个生命的离去如同它的诞生一样充满尊严。“要理解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 就看他们怎样纪念死者。”[1]立碑纪念是人们对死者善后的一种态度和表达方式。笔者在坟墓调查过程中发现各种各样的墓碑。很多人认为, 墓碑的来源是石人。维吾尔人的祖辈古代时候, 墓地立石人, 这个意思是标志, 一是作为墓地的标识指明葬地, 为墓祭提供方便;二是显示身份地位, 颂扬墓主的功德励绩, 光宗耀祖, 永垂后世;三是表达立碑者的哀悼悲伤之情。

《中国民俗词典》中的“墓碑”条:“墓前所竖的条石, 上刻死者姓名、言行、生平等, 有子孙、弟子、友人等为之撰文, 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者。”[2]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粹典》解释的更为详细:“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丧葬习俗。指立在墓前或墓后的石碑, 上刻碑文, 记载死者的姓名、年龄、生平事迹等。民间立碑一般都为长方形青石, 除刻有死者姓名及生卒年月, 还刻有立碑的子女及孙辈姓名。立碑时还举行一定仪式。旧时也有死者生前撰文自立的。”[3]

长久以来, 宗教文化是一直强烈地影响着信仰宗教人的行为和心理, 最终形成了和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建筑形式及其构成原则。墓碑的来源是关于维吾尔人的自然崇拜、英雄崇拜等有关, 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生存为目的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使始祖有了丰富的集体经验。这些经验扩展了原始群体的思维空间, 把智力提高到了觉醒, 结果, 原始群体开始逐渐了解本身潜在的智力。于是始祖开始了征服自然的第一步。弓和其他锋利武器的发明是他的主要特征。

随着生产和防御工具的发明, 原始人类的力量开始逐渐增强, 他们的原始信仰结构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图腾崇拜系统的图腾 (祖先) 对象开始从动物、树木和自然现象转向人化。费罗依德 (Fraud) 认为, “图腾崇拜的下一步便是受崇拜物的人形化”。[4]这种改变是从人类灵魂寻找祖先的开始。这是原始人类新的一种认知方式, 可以看作为原始思维再次的扩展。因为, 在这个阶段人类创造了承认自己和了解自己所需要的足够的物质基础和思维空间。

最早人形化的人类祖先就是女祖先。随着母系社会的衰弱和男性在社会里政治统治地位的提高, 出现了父祖崇拜现象, 祖先崇拜被赋予了母祖崇拜和父祖崇拜的两种祖先崇拜的内容。人类思维在这段时期也经历了一次扩展, 这次的扩展揭开了人类思维潜在的力量。这种智慧最初表现在始祖群体的人生哲学, 后代人把自己生存活动的结果与创造这种智慧的祖先灵魂联系起来, 表示了自己对它的精神依托感。本质上说, 祖先崇拜还是原始人类思维中表示人对永恒生命向往和信仰。关于这种信仰的形成马凌诺夫斯基认为:“人类永生的信仰乃是祖先崇拜、家内祭祀、丧葬仪式及灵物二元论的基础。我们又看到, 这种信仰是产生于人类社会构成的本身, 特别是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即家族和亲属关系”。[5]

感情上将氏族成员相互连在一起的, 不可否定的血缘关系把氏族群体共同的, 人性化的祖先灵魂为中心, 形成了一系列举行仪式的传统。这种仪式一方面表示氏族成员与祖先灵魂间的内部联系, 另一方面表示氏族成员对祖先灵魂的尊敬、对它的依托和畏惧感。实际上, 氏族内部的亲戚关系也是以氏族成员的祖先崇拜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概念。

英雄崇拜也是原始社会信仰系统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祖先崇拜。托马斯·卡莱尔认为:“我把英雄崇拜当作古代思想体系中主要的修饰因素。我可以说我之所谓异教的错综复杂现象, 有许多根源, 对生辰和自然物体的每一敬仰与崇拜, 是一种根源, 或是根源中的一部分。但是英雄崇拜却是一切根源中最深刻的根源, 是主根, 其余一切, 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吸取营养分而发展起来的”。[6]12英雄崇拜是祖先崇拜发展的形式, 也是原始人类政治意识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古代英雄的出现本质上是当代祖先政治意识的反应。各时代、部族的英雄身上反映的是该时代、部族人民的政治、社会、精神义务, 同时, 英雄将氏族的精神汇聚一身。摆在祖先面前对立中的客观现实, 即, 扩大自己的群体抵御外来力量、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的必要性造就了像英勇的可汗、军事家和民族英雄。这些英雄的精神同样在后代的原始思维里提升到了祖先灵魂的地步。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活动, 后来的祖先依托这种英勇的精神, 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各种活动仪式崇拜它, 逐渐地英雄崇拜成为了原始信仰系统中祖先崇拜的重要内容。这可能是重要的主观因素。关于这种情况托马斯·卡莱尔说“我认为对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类生命的要素, 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的灵魂”。[6]33最古时代这种英雄不仅是他所属于氏族的英雄, 而且也成了由氏族融合形成的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古代政治现实造就的英雄和英雄精神是英雄崇拜的主要内容。氏族成员的英雄还包括英勇的诗人、作家、传教士。很明显这是以后的时代影响, 这些人也是在当时对人们生活产生过很深影响, 在人们心里有很高地位, 于是人们将他们的灵魂也提升至英雄地位来崇拜。

在历史记载中, 关于突厥人的一些习俗。在《周书》中, “葬讫, 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 依乎生平所杀人数, 常杀一人, 则立一石, 有至千百者。”石人, 主要指墓地石人, 是典型的山地草原民族文化现象之一, 广布于亚欧草原。立杀人石似有追念其平生功之意, 反映了突厥以战为荣, 骁勇尚武的民风。到后来在北方草原表现这种传统的祖先体内中的强大力量, 勇敢的心, 对自由的渴望开始慢慢遗忘。对于维吾尔族王朝在4世纪立的喀喇巴拉啥滚碑的周围没能找到石人是因我们的注意。这个可以在维吾尔族接受摩尼教及受到新的宗教的影响这两方面说明, [7]再者佛教的被接受对由这种传统发展而来的精神支柱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虽然立石人的传统被摩尼教和佛教经言抛弃, 但是他们无意识的, 表面上的部分延续到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以后更新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将原始思维挤出在外。虽然祖先经历了一系列的生存环境、生活、思维方式和文化形式的变更或被变更, 维吾尔族文化中原始文化的原形还未彻底消失。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维吾尔族人的思维里原始文化层面还仍具备刺激功能。看现今的土耳其墓葬, 从它们能看得到永远之石和石人的身影。

伊斯兰教没有规定堆坟头、修墓碑。在伊斯兰教里面不把土葬看得太重要, 只认为这只是到另一个世界必须经历的过程及禁忌崇拜死者等等因素是引出墓葬形式的最普通的特点的原因。伊斯兰教认为人出于土而归于土。所以墓葬的位置因暴风雨而消失, 墓葬的外部有灰尘的话这是一种好挑头, 墓葬处于离地面一掌的高处上面放着石头或者木棍就行了。《古兰经》中:“我从大地创造你们, 我使你们复返于大地, 我再一次使你们从大地上复活。” (2055) 正是这种“返本还原、复命归真”的人生观, 构成了伊斯兰教“葬惟从俭”的基本原则。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仅用沙土埋上薄薄的一层, 任其自然风化而消失, 这也是当地的气候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从来都把死看得太重要的为维吾尔族人, 他们的内心世界里认为伊斯兰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精神。他们还是通过墓葬来体现死者的姓名地位和荣耀。这些墓碑是从石人时代留下来的民族心理因素的遗产物。到后来伊斯兰教完全传入到维吾尔族里面的时候, 这种传统还没有完全被消失。相反成为一种传统继承到现在。这也说明石人这一文化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可以肯定的是, 现代维吾尔族的立碑习俗是维吾尔族在原始社会的崇拜守护祖神、崇拜祖先和这种原始信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英雄崇拜的延续。

二、墓碑的设计-碑文

1. 墓碑的设计

宗教文化对墓碑的设计影响可以折射出一个时代人们的信仰差异、观念差异和审美取向差异。现代墓碑较有余地突出个性, 突出死者生前的特点和精神面貌。维吾尔墓碑在形制、纹饰及碑文内容上与传统墓碑不同, 其不同之处正是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存在, 如拱形形制, 云月纹饰等为典型的伊斯兰教特点。尤其是, 云月纹饰比较突出。有的新月是刻在墓碑, 有的是在墓碑上竖一长杆, 杆上栓一弯月形的铁片或太阳形的圆圈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大城市比较突出。

新月, 系阿拉伯语“希拉勒”的意译, 原指上弦月, 俗称月牙。天文学上称为“朔”, 指月球运行通过太阳和地球之间时的月相。其象征含义是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时光, 指新月象征伊斯兰教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光。

伊斯兰教首先在阿拉伯地区弘传。那里炎热干旱, 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多在夜晚进行。阿拉伯历将太阳降落到太阳初升作为一天。而新月初升则为每月第一天的开始。伊斯兰教的斋月, 就是从见到新月的第一天开始封斋、到再见到新月开斋为止的一个月时间。在《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月亮, 有的篇章就叫“月亮”。在穆罕默德看来, 新月代表一种新生力量, 从新月到月圆, 标志着伊斯兰教摧枯拉朽、战胜黑暗、圆满功行、光明世界。《古兰经》2:189:“新月是人事和朝觐的计时”。

据1994年3月出版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介绍:奥斯受帝国素丹奥尔汗 (1324一1360年在位) 时, 其步兵军旗上已有新月出现。1453年素丹穆罕双德二世 (1451一1481年在位) 占领君士坦丁堡 (今土尔其伊斯坦布尔) 后, 正式采用新月作为奥斯至帝国的旗徽。到一个多世纪后, 塞里木二世 (1566—1574) 才在拱顶上修建了一个直径30米的青铜制新月。此后这一做法在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土尔其境内得到普遍推广, 新月大量出现在清真寺和其它伊斯兰的建筑物上。16世纪初, 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以金属制新月作为旗帜。由此伊斯兰教和新月自然的联系起来, 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

维吾尔的《乌古斯传》中描述了他给六个孩子分别命名为太阳、月亮、星星、天、山、海, 其中三个儿子是跟树中的女子结合生的孩子。维吾尔墓碑因地域的不同, 也存有一定的差异。相对而言, 地区的伊斯兰教墓碑碑文—简洁, 且形制矮小, 不超过1米, 其他地方墓碑尺寸稍大, 在150厘米左右。

2. 碑文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通过某一时期词汇的遗存, 可以窥见该时期的文化。

自古以来, 文字是传统墓碑的主体, 墓主的信息所在, 文化的传承所在。

维吾尔碑文按传统格式刻写。碑文一般是以维文主, 以阿拉伯文副。碑文用维吾尔文刻写亡人的生平、籍贯及其归真的年代。还有, 通过造像为死者追崇冥福的情况比较突出。

宗教对碑文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碑首刻写阿文“清真言”。

语言事实告诉我们, 处在某一共时系统中的语言成分, 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 而是通过漫长时期的筛选、累积、融合而成的。在一个共时系统中保存了以往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相关成分, 我们可以在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中看到来自不同时间层面的丰富的历史遗存。而“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文化是语言的管轨”[8]

这些墓碑在形制和碑文上皆蕴涵着维吾尔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 两种文化如此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说明了维吾尔传统文化的渗透力和包容性。

三、结语

维吾尔墓碑文化是维吾尔族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维吾尔在长期的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在丰富的维吾尔文化中, 蕴含着维吾尔的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简单来说, 伊斯兰化前的祖先所使用的墓葬形式如上述一样, 在宗教信仰, 对战争的看法以及自身地理因素等方面明显地反映出这种墓葬形式的特点。除了这种主要的建造形式之外还有部分对萨满崇拜的成分也在其中。

参考文献

[1]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一生的圣地之旅:全球最静逾、最震撼的500处朝圣地[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1:311.

[2]郑传寅, 张健主.中国民俗词典[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 1987:149.

[3]张茂华, 元宏昌.中华传统文化粹典[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333.

[4]费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M].北京:三联书店, 1989.

[5][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84.

[6]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 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7][苏]W.BARTHOLD.突厥和蒙古人中的丧葬习俗:土耳其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529.

关于“支那”名称的来源 篇3

因此明辨这一名称的来源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这一问题主要是根据零星片断的史料，没有古代语言史上的相关资料的证明，没有能从西方与中国交往的历史过程来考虑，特别是脱离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所以研究中往往吉光片羽，不成系统。

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没有考虑到虽然同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与丝绸贸易的关系不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时代不同，所以对中国有不同的称名。也就是说，在中西称名的历史演变中，要同时考虑历史接触与语言系统等不同因素产生的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欧洲重要语系中，斯拉夫语系与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名是完全不同的。俄国人称中国为Китай，意为“契丹”(Khitan)。这是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契丹民族混在一起。中国人与契丹人同属于黄色人种。契丹人较早与罗斯人发生交往，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契丹是10世纪之初兴起于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先居鞑靼地方，然后占据了中国北方土地，公元1125年，被女真人所灭。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罗斯人建立自己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的记载，这一时期是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而中国与黑海地区和斯拉夫人的交往从古代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阻碍，以后斯拉夫人东迁，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与亚欧草原上，与中国直接交往相对更少。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成是契丹民族。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名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而没有采取“支那”的读音。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原因，斯拉夫民族在中国与西方民族的丝绸贸易中距离较远，所以没有以丝绸之国来称呼中国。

称中国为China的古代民族则是印度人与欧洲人，所以“支那”(China)包括“印度支那”一类称呼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个语系在19世纪之后被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无论是古代印度还是希腊，都处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上，因此考察中国称名这一问题宜从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这一总体思维来研究。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大国的历史称名，不是某个个别国家民族所能决定的，它只能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这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出发点。

目前关于中国“支那”读音的称名中，有以下主要的看法。

其一，中国秦朝说。认为中国称名China来自“秦”的发音，这是一种流行广、拥护者多的说法。法国学者鲍狄埃(M.Pauthier)等人提出此种见解。他认为支那的称名起于梵语，而梵语中的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秦朝而得名，所以称中国为“秦”(sin,chin),而China后的a是葡萄牙人加上的。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支持，伯希和认为: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用Sinoe来指中国，用“塞里斯”来（此处可能少了一个“指”字──笔者注）丝（serm这是用以指“丝”的一个中文词的古代形式），用Tobgatch（桃花石）拓跋氏；另一方面是中国用“拂林”来指罗马，用“犁干”来指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用“安都”来指安条克(Antioche)，用“汜复”来指比凯〔Bambykê，不是幼发拉底河上的赫埃罗波利斯（Hiéropolis）〕，用“罐潜”来指花剌子模(Klwarism)。

（[法]伯希和等著、耿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伯希和的《支那名称之起源》发表于《通报》1912年）

按伯希和的看法，西方的中国称名中，中国与“塞里斯”是分开的。中国从“秦”的音译，而“塞里斯”指丝绸。由于伯希和是西方声名显赫的汉学家，所以在他之后，“支那”之名起于秦，已经成为相当有影响的一种学说。中国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张星良先生也支持这种看法，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赞同者，如德国学者赫曼·雅各比(Herman Jacobi)的反驳就十分有力，他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丹陀罗笈多王朝时的历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曾经写过一本《政治论》，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词，记载了支那的丝绸贩运到印度的历史。而秦朝始建于公元前2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印度已经使用了“支那”来称呼中国（考铁利亚，即考塔里亚，亦称考提利亚、者那迦，丹陀罗笈多·毛里亚的宰相。曾著《政治论》一书，此书现在被考证为公元前2～3世纪所著。雅各比的论点发表于其论文《从考铁利亚论著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学资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集刊》第44期，1911年）。

第二种看法是“支那”为越南“日南”音译。日南（Jih-nan）是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多数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泊。德国学者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并且得到了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的赞同。法国学者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少漏洞。其一，汉时的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其二，汉代日南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在广东读音中是yat-nam，这就与日南的读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古老说法，由古代希腊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来源于“赛里丝”国，而“赛里丝”国则与丝绸有关。但这种说法语焉不详，本身缺乏明晰的论证，在伯希和之后逐渐被人抛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我们不一一详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词，却另有一种语言传播的原因。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经过梵语、叙利亚语、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的转译，形成了中国称名的不同读音。这一名称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的意义就是“丝国”。比较文明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发现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兹简单说明如下：

1.从时代来说，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到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产地中国称名，这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必然过程。这在秦建国之前，而且与越南日南无关。日南只是罗马人来华所经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国，才有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而且，日南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成为中国丝绸这样举世闻名产品的产地代表，这可以说是历史常识了。简单说，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会因日南而知中国，更不会把日南附会为中国。

2.最直接的证据是印度经典与文学中的中国梵文称名Cina，梵文经典《摩呵婆罗多》(Mahabharata)中已经提到了Cina(Mahabharata, Sabhaparvan,9,26,ed.by P.Edgerton .Poona, 1943～1944)。《摩呵婆罗多》的成书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上文所提到的考铁利亚《政治论》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都远在秦国或秦朝之前，而且，这一称名不会是从西方传入印度的，因为《摩呵婆罗多》中同时提到，与中国人相关的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这一民族应当是最早与印度产生交往的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民族。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判断，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过东方路线来接触中国的。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与基拉塔斯人一样的东方人。”(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 - 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 ,p.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78)估计这个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国西藏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最早与印度发生交往。

3.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为“中国人”。据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享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记载，这种称名就是起于“丝（ser）”(参见前文所引的米勒(Mü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书店版本，转引自[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文献辑录》，耿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也有可能如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希腊志》中所说，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êr）”。我们可以肯定，希腊文中是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与此相异的是，关于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Thinai,《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又写道：

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泰尼(Thinai)。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

(《厄特里亚海航行记》，本书作者佚名，据说是埃及之希腊人，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记述红海、波斯湾与印度半岛的航行。参见法布里西尤斯版本，1883年莱比锡出版)

这本书中出现了“支那国”（Thinai），这是较早出现的与希腊人的“赛里斯”Seres稍有差异的中国称名。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名称是与丝绸运往印度的记录有关的。其余希腊罗马人的中国称名中，基本以Seres为本，并且衍生出各种称名，如见于多种著作中的中国丝绸serikon,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阿克伦(Acron)的《颂歌》中所说的“赛里斯人织物”(Sericum),见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Ptolémée)《地理志》中Sinai。

4.我们比较一下几种古代文字中的关于中国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

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东方古代文字当推梵文。梵文中“支那”为Cina（考铁利亚《政治论》即“Arthasastra”，并且说明中国丝绸贩运到印度）,“支那”在梵语中也是Chinas(参见《玛奴法典》Laws of Manu)。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梵语中的Cina与Chinas，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都是起于丝绸的中国称名。汉语中的“支那”其实是对于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卷五所说“摩呵至那”，《宋史》卷四九○《天竺国传》中所载“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系来自梵文，Mahachinasthana是从古梵文中所变化出来的。

东方文字中，闪族语系是另一个最重要的古代语系，腓尼基语就是闪族语系，它以后影响到古代希腊的语言。在希伯来文中，《圣经旧约》的《以赛亚篇》中也提到了中国：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来自赛那姆(Sininm)。

这里的Sininm就是中国，明显即“支那”，其读音与希腊文中的“赛里斯”的第一个音节是相同的，而与梵文中的第二个音节是相同的。我们可以说，闪语是介于梵语与希腊拉丁文之间的一种中国称名，其第一个音节“赛”同于希腊，而第二个音节“那”则同于梵文，这说明它可能是从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

其他中东与中亚的古代语言恰与希伯来文、印度文相呼应，如中国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叙利亚文写下了中国的名称：支那斯坦Zhinastan。这一称名基本同于希腊文拉丁文中的读音。

粟特文(Sogdia)是中东的一种重要文字，英国斯坦因所整理的粟特文书中，据法国葛底奥特（M. Robert Gauthiot）的研究，中国记为Cynstn(参见《通报》，1913年，第428页)，这也可以证明，中国丝绸在西运中，曾经通过印度与西域，众所周知，古代西域是众多宗教汇聚地区，来自印度的佛教、伊朗的拜火教等都曾在西域流行，并且传入中国。这就是汉代以后的丝绸之路三条要道。所以粟特文的记录也是一个明证。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中国丝绸古代通向希腊最早是通过西域、印度和中东，最后才到达雅典与罗马，因此，中国的称名也随同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而传播。所以最早的中文称名可能来自梵文与希伯来文，这两种文字中都以“丝”的发音来称呼中国，即梵文中的Cina与希伯来文的Sininm,这两种重要语言的称名翻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了“赛里斯”Seres之名。这种称名的形成除了语言的音译外，相当重要的是丝绸贸易本身所形成的影响，名与实相得益彰，这就是“支那”一词指中国的来源。这一过程的音转关系与对音关系如下：

古希腊文 Seres

梵文 Cina

希伯来文 Sininm

叙利亚文 Zhinastan

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是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而叙利亚自古以来由于地处中国、波斯和欧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响。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国的名。

这样，支那一词的来源就基本清楚了。顺便说到，《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从年代来看，也都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甚至早于秦国的存在。这也是西方中国古代称名支那不可能为“秦”的音译的重要证据，前人多忽略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其尤其重要，有必要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支那”本义为丝，说明中国丝绸之路是有世界意义的。近年来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丝绸可能已经远行希腊与印度，因此，这条以后日益发达的丝绸运输道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弥深。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索解中国称名的历史。

另外要说明的是，这个词从本义来说，是没有贬义的。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认为含有贬低与歧视的色彩，要恢复本义，必须要经过这种正名。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人的义务，无须赘言了。

关于中秋节的来历简单介绍 篇4

中秋节的风俗文化

中秋节将至，祭月，赏月，拜月，缺一不可。据礼记记载，拜祭月神之时，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还要设立香案。而月饼和西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并且要将月亮神摆在太阳的方向，全家人按照顺序祭拜月亮。并且团圆月饼一定要大小均匀。早在宋代之时，中秋赏月的风气已经盛行开来。直至今天中秋之时，一家人欢聚一堂，欣赏圆月，是必不可少的风俗文化。在湖广地区，还存在着中秋之时，用竹条扎各式各样的灯笼。绑于露台之上，高高悬挂。与灯笼相关的习俗还有猜灯谜这一项活动在中秋月圆之夜也颇为盛行。

中秋节作文

这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月饼浓浓的香气伴着家家喜气洋洋的气氛，使人感到惬意极了。而也就在这天晚上，我也将同爸爸、妈妈一齐，品尝美味的月饼，观赏这天的中秋之月。

在丝丝小雨的洗礼之后，人们期盼已久的、美丽的夜晚最后到来了。家家都灯火通明，喜气洋洋。我也同爸爸妈妈一齐，其乐融融的聚在了阳台边上。再看桌子上，也摆满了水果、零食、糖果以及中秋必不可少的月饼。我们一家子也一边吃着月饼、美食，一边观看中秋晚会，时不时也注视一下天空，看看月亮出来了没。

突然，妈妈大叫一声：“快看快看，月亮出来了!”我急忙朝着天空望去。只见黑黑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圆的月亮，它显得如此清晰，如此明亮，就像是从天空中长出来一样，是天空中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被丝丝浮云包围着，散发出一种神秘感，又似一位羞涩的姑娘。我又注视着月亮，只见它徐徐穿过了一缕一缕轻纱般的云层，缓缓向上爬，越爬越高，最之后到了楼顶。我欣赏着这明亮高挂的月亮，忽然想起了一首古诗“小时不识月，呼做白玉盘。”这圆圆的明月，难道不像诗人所描绘的，一个巨大无比的白玉盘吗?

中秋之夜，这月光好似也格外的皎洁。月亮撒下了银白的月光，它就犹如轻纱一般，铺盖了整个大地，为大地换上了一件新衣。月光透过树叶，星星点点的洒在大地上，显得宁静而美丽。

中秋节的历史来源作文 篇5

相传在遥远的古代，那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强烈的太阳光把土地包括植物都给照枯了。有位叫后羿的男子把九个太阳给射了下来。留下了一个造福人类。事后他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叫嫦娥。因为这件事，王母娘娘赐给他一颗神药。后来他的徒弟知道他有一颗神药，趁后羿不在去抢 。嫦娥为了保护仙丹就吞了下去。嫦娥的身体突然变得轻盈盈的，慢慢飞上了天，飞上了月球上。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嫦娥和后羿，就把这一天定为中秋节。 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八月节等。 古往今来，人们常用“圆月”、“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异居他乡的游子，更是以皎洁的月亮来寄托游子对家乡深深的思乡情意。正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句诗一样思乡。

中秋节吃月饼的来源以及发展 篇6

明代起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这时的月饼已是圆形，而 且只在中秋节吃，是明代起民间盛行的中秋节祭月时的主要供品。《帝京景物略》曰：“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而拜，则 焚月光纸，撤所供，散之家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的十分严 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划，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 五日晚上起义响应。

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起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 “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来越精细，品种更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一些 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

关于中秋的来源介绍 篇7

一、“刻板印象理论”阶段(1965—1970s)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籍日裔学家Nagashima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他把来源国效应产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为消费者对于来源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一观点在日后逐渐演变成为“国家固有形象理论”。在这一阶段,西方学术界把来源国刻板印象片面的等同于来源国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来源国效应产生的原因,但是总体来说缺乏科学性。

二、“来源国效应作用机制理论”阶段(1980—1990s)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发现一国的刻板印象是因人而异的,由于民族中心主义、个人文化偏好的原因,通过问卷调查消费者对一国刻板印象的做法仍然无法剔除调查对象的主观因素。在这一阶段,很多心理学家都提出了基于心理因素的品牌来源国形象多维效应模型,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了来源国效应的作用机制模型,并通过实证证明了其普遍适用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Han.C.M(1989)提出的“晕轮效应模型”(亦称“光环效应模型”)和“总括效应模型”。Han.C.M(1989)的光环模型认为来源国效应作用机制的核心在于消费者的信念,即根据品牌来源国形象形成对该国产品的总体评价,然后基于该信念来评价该国某一具体产品。一般认为,该模型适用于消费者对某国产品不熟悉的情况。(见图1)总括模型的情况则与光环模型相反,它假设消费者根据已有经验形成了对某产品各个属性的信念,而来源国形象正是所有这些信念的总括特征,它反映了消费者所掌握的不同国家产品的知识,进而直接影响其产品态度。一般认为,该模型适用于消费者对某国产品比较熟悉的情况。(见图2)

三、“特产效应理论”阶段(2000s)

不论是“刻板印象理论”还是“来源国效应作用机制理论”,在考虑品牌来源国形象对消费者行为决策影响的时候,都忽视了产品本身与来源国或产地之间的联系。Michael.J(2006)发现某些特殊产品比如咖啡、葡萄酒,消费者在购买这些产品时会产生“特产效应”,即主观意识上认为产于巴西咖啡很好,智利的葡萄酒很有名,即使这些国家的固有印象并不突出。同时他通过调查发现,“特产效应”并不是仅在这些特殊产品上得以体现,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产品都会体现出“特产效应”,只是在有的产品类别上体现的不够明显。其著有多篇论文论证了“特产效应”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程度,逐渐催生了“特定产品来源国公认形象”的概念。

结合“特产效应理论”,本文认为品牌来源国形象取决于该来源国作为单一国家的固有印象和作为产品原产国的公认国家形象,把这一观点同“来源国效应作用机制理论”的三大模型结合起来,便形成了“特产效应理论模型”。本研究在“特产效应理论”基础上,对“光环模型”和“总括模型”进行改进就产生出了“基于光环效应的特产效应理论模型”(见图3)和“基于总括效应的特产效应理论模型”(见图4)。

综上所述,品牌来源国形象作为影响消费者购买动机的一个重要营销概念,它自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本文通过把“来源国效应“和“特产效应”结合起来,既改善了H a n.C.M等人在品牌来源国形象概念维度划分上的缺陷,也弥补了Michael.J缺乏用理论模型实证“特产效应”的不足。

参考文献

[1]、Schooler　R　D.Product　Bias　in　the　Cen-tral　American　Common　Market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65,(2):394-397.

[2]、Nagashima,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U.S.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　Prod-ucts　[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70,34:68-74.

[3]、HAN　C　M.Country　Image:Halo　or Summary　Construct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9,26(2):22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