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承担责任（共9篇）

公司承担责任 篇1

公司法人要承担什么责任_公司法人应承担的责任

今天乔布简历的小编就带大家具体看看公司法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公司法人应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公司法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公司法人应承担的责任

若是有限责任公司，法人对于公司的债务一般是不用承担责任的，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以公司的资产来对外承担责任。但若你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话，公司则应守法经营；注册资金也应按照章程的规定足额到位。

根据公司法第第十三条规定所述： 公司法定代表人需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担任，并且依法登记。由此也可看出，法定代表人既可以是股东，也可以不是股东。由谁来担任法定代表人需由股东或者股东会来决定。

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的最高行政负责人，要根据公司章程所赋予的权限来行使职责。法定代表人对股东或者股东会来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因此，非股东法定代表人应该同股东或者股东会来签订聘用的合同，明确双方享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若没有签订聘用合同，会存在很大风险。譬如公司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或欠债在外，执法部门或者债主一定会到公司找法定代表人来处理。另一方面，若公司内部出了问题，股东或者股东会也会追究法定代表人的责任。

若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安排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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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担责任 篇2

王水保夫妇是安徽省某山区的农民。2008年12月底, 他们不满15岁的儿子小光行经该村村南一个平房后的草地时, 踩踏到一根深藏于草丛中的电线, 触电死亡。

经查明, 造成小光死亡的电力线路是从该村村委会所有的变压器接到坐落在该村村南的王留全所有的加工房内, 属于私人所有, 是低压电力线路。

王水保夫妇认为, 电线早已年久失修, 外部绝缘层已破损。当小光行经草地时, 踩踏到由空中坠入草地且外部绝缘层已破损的电线, 当场触电死亡。小光的死亡对整个家庭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所以他家将供电公司、王留全和村委会一并告上法庭, 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尸体冷冻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20万余元。

在庭审中, 几个被告都不认可自己对事故承担责任。村委会表示, 造成小光触电死亡的线路不属于该村村委会管理。供电公司表示事故线路的产权不是供电公司的, 他们也不是事故线路的管理者, 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王留全表示, 事故发生地不在他家, 且电线也不是他接入的。原来变压器在厂区内, 两年前村委会为了便于管理, 将变压器移至院外才形成现在这条线路;再说小光走的地方是草地, 不是道路, 所以, 他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案例分析

此案的主审法官表示, 本案事故线路是低压电力线路, 低压电力触电事故, 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 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该村村委会作为事故线路的管理者和安装者, 没有尽到管理和维护义务, 对本应架空的电线落入草地没有及时发现和维护, 才造成小光触电死亡的后果, 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

法院认定王留全是加工房的实际房主, 作为事故线路的所有人和使用者, 本着“谁所有谁负责, 谁使用谁负责, 谁受益谁负责”的民法原则, 王留全有义务及时发现并承担对事故线路进行维护管理的责任, 对造成小光触电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另外, 由于小光是未成年人, 王水保夫妇作为小光的法定监护人, 没有尽到法定监护的职责, 对造成小光进入草地、踩踏落入草地的电线触电死亡的后果, 也存在过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 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受害人、致害人对损害后果都有过错的, 则根据各自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当事人对损害后果没有过错的,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双方当事人对损害后果均无过错的, 则可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在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 首先必须查明事故线路 (其他电力设施) 产权归属, 这是确定该类案件责任主体的前提条件。《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 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第四十七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 按产权归属确定。公用低压线路供电的, 以供电接户线用户端最后支持物为分界点, 支持物属供电企业。在本案中, 法院认定事故线路的产权不属于供电公司, 故供电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承担责任 篇3

黑龙江 超越

超越：

你好！

你母亲在旅途中遭遇不测，我们对此也深表遗憾。老人出门在外，行动不如年轻人灵便，自我保护能力不强，作为子女，你以后应加强对老人的保护意识。

关于客运公司对旅客的责任，并不以司机有无过错而判定。当旅客購买了车票以后，旅客和客运公司之间就形成了运输合同。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零二条分别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所以，客运公司就有责任把所有的旅客安全送达目的地，在途中发生的一切伤害行为，客运公司都应当对此负违约责任。

因此，无论司机有无过错，客运公司都要承担责任。

公司承担责任 篇4

大部分建筑工程都是由建筑公司将附助性工程分包给了包工头或没有资质的施工队，其双方之间有承包合同，而包工头揽下工程后又招用农民工为其干活，在工程结算 时，由公司将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再由包工头发给农民工，而且农民工平常也直接听从包工头的管理和支配，据此，多数人认为农民工在干活时受到伤害后，建筑公司与农民工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对其不承担工伤责任，而只是一般的人身损害侵权关系。但本律师认为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之间是一种劳动关系，可依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法申请工伤，理由如下：

首先，包工头属于自然人，其没有营业执照和相应建筑资质，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在此情况下，公司与包工头之间的承包合同因违反《建筑法》等法律规定是无效的，但是合同已实际履行，工人已进行了实际工作，进行了劳动，而包工头又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而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只有建筑公司，虽然建筑公司不直接支配管理农民工，但其是通过包工头进行的间接管理和支配，从后果上农民工还是受公司劳动管理制度的约束，农民工提供的劳动也是建筑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故此让建筑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是必较合理的，而其与农民工之间也符合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所以，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之间应当是劳动关系。应该适用《劳动法》。

其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主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上述规定中，“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就包括承担工伤赔偿的责任，所以，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伤害，完全可依《劳动法》及上述《通知》及《工伤认定办法》等相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要求建筑公司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一般情况下，工伤赔偿额较人身损害民事赔偿为多。

公司承担责任 篇5

【案情】

原告：徐州凤凰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公司”）。

被告：郑郁青，女，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被告：陶修明，男，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股东。

郑郁青、陶修明为夫妻关系，均系原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水公司”）股东。1995年12月13日，三水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从凤凰公司借款40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为月息10．08‰，还款日期为1996年3月13日，以三水公司房产设定抵押。协议签订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借款到期后，三水公司付利息至1998年4月，其余本息未付。

三水公司是1994年11月15日经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60万元，股东为郑郁青、陶修明，法定代表人为郑郁青。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为徐州淮海玻璃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资产135万元以偿还银行贷款。执行后，三水公司遂以公司资产被执行完毕，无法经营为由，于1999年6月10日向工商部门提出公司注销登记申请，并于申请表中注明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如有债务，由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此后，三水公司于同年10月6日、10月23日、11月6日在《彭城晚报》上登报声明：“徐州市三水水产有限公司已宣布注销，请予以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同年11月10日，工商部门核准注销了三水公司。但自公司决定解散至工商部门核准注销期间，三水公司并未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清算，工商部门亦未审查。1999年10月27日，凤凰公司诉至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三水公司还本40万元，付息95 040元。

诉讼中因三水公司注销，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将被告变更为郑郁青、陶修明。二被告对借款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三水公司已注销，其作为公司股东不应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另原告起诉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

在一、二审诉讼期间，二被告以账册丢失为由，拒不提供公司财务账簿及资产状况。

【审判】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凤凰公司与三水公司之间的借款行为违反了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属非法借贷，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鉴于凤凰公司系用自有资金帮助三水公司解决资金困难，且双方约定利率未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对凤凰公司要求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三水公司付息至1998年4月，其后并未付款，但诉讼时效依法中断。故对被告关于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予采纳。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后，其股东应对公司进行清算。本案中三水公司虽已登记注销，但因该公司未经清算，故其股东仍负有用清算后的公司资产偿还所欠凤凰公司债务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12月2日判决如下：

一、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本金40万元。

二、郑郁青、陶修明自判决生效三十日内以三水公司的资产清偿凤凰公司借款利息68 544元。

判决后，凤凰公司不服，上诉称：股东的清算责任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在公司依法注销后，再由股东承担清理责任没有基础和依据。公司决定解散后应当进行清算，清算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由于二股东未申请破产，应推

定公司财产能够清偿公司债务或者还有剩余。公司注销后，该公司财产已转归其股东占有，故应判决股东还债。此外，二股东在工商部门的承诺，实质上是对有限责任的放弃，系其自主选择的结果，应当认定有效。因此，原审判决郑郁青、陶修明承担清理责任不当，应改判二被告承担清偿责任。

郑郁青、陶修明答辩称：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公司法的原则，除非证明股东有虚假出资、抽逃资金或侵占责任财产，始终由股东承担侵权责任或赔偿责任。本案中我二人并无过错，造成债权人损失的原因在于，三水公司注销前确无可供分配之资产，故其股东不应承担责任。其在工商部门的承诺系应登记机关的要求被迫作出，违背自愿原则，应确认无效。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三水公司决定解散后应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其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应由股东在接收原三水公司资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鉴于其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形态和具体数额。但从举证责任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应就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确认合同效力正确，但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导致行为性质与责任承担不相适应，属法律适用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2000年7月5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泉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

二、郑郁青、陶修明于本判决书送达后十日内赔偿凤凰公司40万元及其利息（自1998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之履行期限届满时止，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在公司注销后，其股东对原公司债务承担清理责任还是清偿责任。审判实践中，由于这类纠纷占有相当的比例，因而责任问题也就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最常见的做法是，在无证据证明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资金的情况下，判决股东在一定期限内承担清理责任。由于我国的公司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对强制清算程序均缺乏相关规定，因而无法对股东采取切实有效的强制执行措施，对债权人不公平，也有损法院判决的尊严。正因如此，也有法院判决逾期不承担清理责任时，由股东承担清偿责任。本案的终审判决，从侵权行为的角度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一）关于股东行为性质的界定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有限责任即不适用。从目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对股东有限责任的排除有以下几种情况：（1）投资不到位，且未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可否定法人人格，由股东承担无限责任。（2）投资不到位，但达到法定最低资本额的，则由股东在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3）抽逃资产的，由股东在抽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前两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设立阶段，第三种情况发生于公司运行阶段。惟独公司解散时，股东不尽清算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缺乏明确的规定。我们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公司法的立法精神、民法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去界定该行为的性质，并据此确定应承担的责任。

公司法的初衷在于通过拟制人格的方式创设主体，鼓励交易。为防止股东利用公司的人格或者说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利益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又通过规范公司和股东的行为，维护交易安全，从而平衡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当公司或股东的行为打破这种平衡时，法律便提供一定的救济措施，去恢复受损一方之利益。前述三种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况即属此类。

清算也是如此。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既是公司法的规定，也是商业上诚实信用的要求。对债权人而言，清算是债权人通过非诉方式实现债权的最后一道保障。在公司未经清算即予注销的情况下，本应作为清偿债务的原公司责任财产便转由股东占有，其性质与投资不实、抽逃资金等一样，同属侵害债权人利益，危害交易安全的行为，在处理原则及方式上应当具有一致性，即由股东在占有原公司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返还责任或赔偿责任。

本案中由于公司解散后未进行清算，可以推定原公司财产已由股东接收。虽然股东不提供公司账册，无法判断其占有资产的具体形态和数额，但从证据规则分析，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的，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郑郁青、陶修明接收的资产大于或等于债权，赔偿责任的份额可以确定为4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损失。

原审法院的判决未能正确界定股东行为的性质，在处理结果上会带来鼓励股东利用公司注销恶意逃债的负面影响，且在公司已注销、股东不提供账册的情况下，作出股东承担清理责任的判决，根本就不具备可执行性。

（二）关于股东承诺效力的评价

本案中还涉及一个问题，即股东经过决议决定解散公司，但又不愿进行清算程序，工商部门在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时采用变通办法，要求股东承诺对公司遗留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然后办理注销登记。债权人以此为由起诉股东，应如何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后应当进行清算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不允许股东通过向工商部门保证的方式予以变更；工商部门仅凭股东的承诺即核准公司注销，属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如果认定这种承诺有效，一方面会弱化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方面会放纵工商部门的行为。此外，从形式上看，这种承诺不是向债权人作出的承诺，缺乏权利义务的相对人；从目的上看，这种承诺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来获得公司注销登记。这种承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应认定无效。

另一种意见认为：从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对股东的清算义务使用的是“应当”一词，即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也就是谎，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并不排斥股东自愿放弃有限责任保护的选择，有限责任对于股东来说不是义务而是权利，既然是权利，就应当允许其处分，包括放弃权利。该承诺并非没有相对人，其相对人应为公司的所有债权人，因此认定其有效。债权人按照股东的承诺向股东行使追偿权，既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债权人利益。当然，严格地讲，这种承诺更类似于一种保证。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从公司法的规定，还是从工商部门的习惯做法，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司清算应当发生于公司注销之前，公司的股东在决定解散公司时，对于公司的债权债务其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行清算、要么进行清偿。前者系公司法的规定，是在没有其他行为可供替代时，股东理应尽到的义务；后者是股东作为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衡量了公司的债权债务后不难作出的抉择。总之，选择的结果对股东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此，结论应当是，股东在公司注销前应当进行清算而不进行清算，就没有必要判决他在公司注销后再承担清理责任。

（三）关于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两人公司的股东之间为夫妻关系时，尽管这种公司形式上具备了公司法所要求的股东人数，但由于我国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所获得和持有的财产都被视为共同共有的财产。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该规定是行政规章，可以参照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未进行分割，那么所设立的公司的财产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使公司财产丧失了公司法所要求的独立性，这时公司在实

质上已经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债权债务的承担应比照合伙企业处理。

以上述观点判断夫妻公司的法人人格，固然能使问题的处理变得客观、简洁、方便，但在以下几个方面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最初的公司大多是由合伙、家庭作坊过渡而来的，对这类问题公司法立法时不可能不预见到，而且公司法对夫妻作为股东设立公司并无限制。作为公司登记机关的工商部门面临的也应当是如何严格执行公司法的问题，在否定法人人格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工商部门不可能具有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的权力，因此该规定的合法性值得推敲，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夫妻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2）从公司法对股东投资的规定上看，有两个基本要求，即一是自有、二是足额。财产共有状态与上述两个要求在逻辑上是交叉关系，而非排斥关系，重合的部分即满足公司法关于设立公司的资金要求，不能以共有财产未作分割就否定其设立的公司人格。（3）以财产是否分割作为标准实无必要。即使进行分割，从工商部门的规定来看，形式上也仅是一纸协议而已，进行法律规避相当容易。即使不进行分割，由于公司法规定的投资不得抽回原则，此时原夫妻共同财产已转化为公司财产，因此不存在两者财产的等同问题。公司法对此问题关注的是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区分，即所有权是否确已由股东转为公司，而不是股东之间对投资是共有还是专有；在共有的情况下，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区分一个比例而已。（4）该行政规章于1998年1月7日颁布，2月1日起实施，由于该规章并未规定有溯及力，因此在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所设立公司的人格就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在法律适用上导致执法尺度不一。

公司承担责任 篇6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8年12月27日公开审理了我国首例股民状告券商侵权一案。在该案中，原告朱某于1996年9月9日在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开立账户，并于9月12日以每股18.12元的价格填单，欲购入1600股四川长虹股票，但在交易中被告知，上海证券交易所拒绝接受报单，理由是朱胜利的资金账户已被四通财务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四通营业部”）指定交易。四通营业部的主体资格已于1998年7月被撤销，其原有的全部人、财、物以及所有的客户与业务全部归入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航天桥营业部。

朱胜利起诉到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航天桥营业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71688元和精神损失费2000元。朱胜利提出7万余元经济损失赔偿的依据是：四川长虹股票自1996年9月12日至今，其最高价格曾经达到每股66.18元。而朱胜利在购买这支股票的当天，四川长虹每股最低价位仅为17.14元。朱胜利认为，并非是自己报单不当、出价太高导致交易失败，而完全是原四通财务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现联合证券有限公司航天桥营业部）擅自为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指定交易这一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不但如此，券商的这一行为还侵犯了本人的姓名权和自由选择券商交易的权利，故朱胜利要求根据《民法通则》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其挽回应有的损失。

被告辩称：原告曾于1994年9月5日在委托四通营业部购买股票时造成透支。于是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更大损失，四通营业部于1994年9月9日单方为朱胜利办理了指定交易。并于1998年10月15日撤销该指定交易。虽然被告承认了“指定交易的办理及撤销均未告知朱胜利本人”这一事实，但否认这一行为给朱胜利本人带来了经济损失。理由是，指定交易行为与原告未购入四川长虹股票无直接关系因??嬖谝阎?恢付交易的情况下?丛俟郝蛩拇ǔず绻善保?士梢匀隙ㄔ?嬉盐薰郝蛘庵Ч善钡脑竿???圆淮嬖谒鹗?侍狻？/P>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的四通营业部作为股票市场的经纪人，在未经委托人朱胜利申请或同意的情况下，单方为其办理了指定交易，侵犯了朱胜利自由选择券商进行股票交易的权利，航天桥营业部应对四通营业部的侵权行为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朱胜利的损失应以其下单后至提走购买四川长虹股票的资金期间最高差价计算。朱胜利的姓名权在本案中已不能构成独立的讼诉请求，其要求航天桥营业部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还应明确，买卖股票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不是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庭最后判决，被告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航天桥证券交易营业部赔偿朱胜利经济损失2064元，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二、评析

该判例是我国法院近年来首次判决证券商对股民赔偿间接损失的判例。在此之前，社会各界和法律界对于股民遭受的间接损失应否赔偿，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该判例的问世无疑为进一步保护股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证券商的侵害带来了启迪。

（一）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和内容

根据《证券法》第137条之规定，在证券交易中，代理客户买卖证券，从事中介业务的证券公司，为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经纪人。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从合同法角度而言，证券公司接受客户从事证券买卖的委托（要约）的意思表示，乃为一种承诺，也就标志着双方行纪合同法律关系的建立。证券公司根据客户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为客户之计算而进行证券之买卖。证券公司立于行纪人之地位，而客户则立于委托人之地位。

《合同法》在第414条将行纪合同界定为，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并专门在第22章规定了行纪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将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解释为行纪关系，既与《合同法》的规定相吻合，也合乎大陆法系传统的行纪合同理论。因为，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关系有别于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关系，也有别于居间人为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契约而提供信息、从中撮合的居间关系。既然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是一种行纪合同关系，证券公司就应秉于诚实信用原则和《证券法》、《合同法》的规定，认真、圆满地履行其作为行纪人所应尽的一切法律义务。此种义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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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担责任 篇7

(一) 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公司社会责任, 起初是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或经营概念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道德责任并不是法律理论的对象, 只有当责任成为法律规范的内容时, 道德责任才会成为法律责任, 在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当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司承担的伦理道理上的责任。虽然道德责任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威慑力, 然而道德责任毕竟不等同于法律责任, 只有以法律责任作为制裁违反公司责任的后盾, 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公司社会责任。

(二) 权利和义务

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关系,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 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 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 也是法学的基石, 法律关系主体所拥有的全部权利, 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 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而公司作为社会的一部分, 已经从社会中获益良多, 公司只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就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利益, 所以说公司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仅不会是负担, 从长远战略角度看反而是有效的投资和宣传。

(三) 社会利益观,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19世纪末期以后, 法哲学对社会利益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并逐渐形成较完整的理论。目的法学学派的创始人耶林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不仅包括社会及其成员的物质存在和自我保存, 而且还包括所有那些被国民判断能够给予生活真正价值的一切善美和愉快的东西”。当代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庞德认为, 在一定时期可能优先考虑一些利益, 而在另一时期应该优先考虑别的利益。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 追求私利的个人行为, 在既定的合适法律和制度架构下, 会无意识中造成有利于“社会利益的结果”。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

(一) 国外有关公司社会责任定义的介绍

公司社会责任一语起源于美国。1924年, 谢尔顿 (Olivesheldon) 就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他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 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他主张, 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区利益, 社区利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 远远高于公司的底利。伯利曾将公司的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行动的义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认为公司只有一项社会责任, 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利润, 并认为公司不应有“社会良知” (Social conscience) 。

(二) 我国学者对社会责任的定义

台湾较早从事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的李政义先生曾引述马克盖雅的观点, 对公司社会责任作出概念上的界定:“据马克盖雅 (J·W·McGuire) 的见解, 乃是意谓今日之企业己不可能只在追求利润。台湾刘连煜博士说:“所谓公司社会责任者, 乃指营利性的公司, 于其决策机关确认某一事项为社会上多数人所希望者后, 该营利性公司便应放弃营利之意图, 符合多数人对该公司之期望。刘连煜认为, 上述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是较为客观的, 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也不过高, 是能够被接受的。刘俊海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 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朱慈蕴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指公司对股东这一利益群体以外的, 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利益群体和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负有的一定责任, 主要是指对公司债权人、雇员、供应商、用户、消费者、当地居民以及政府代表的税收利益等。

在学习和充分了解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后。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比较和分析。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对其他企业相关利益者的责任。这些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的生存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企业的负担。

三、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 经济学角度

在传统经济学中, 企业社会责任不被重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对企业“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以及对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描述, 认为企业仅仅为股东所有, 企业管理者只是股东的信托人, 只对股东负责, 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也即股东至上主义。这种自由经济思想长期占据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主导地位。到了二十世纪, 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依然是坚持自由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他认为:“在自由社会中, 企业负有一项社会责任, 那就是在游戏规则许可的限度内, 倾其所有, 利用其所控制的资源, 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这就将利润最大化等同于企业社会责任, 无异于说根本不承认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片面的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外部不经济性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运动、工会罢工等社会组织运动不断高涨, 这既是对传统的股东至上治理模式的挑战, 又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的推动, 促进了企业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 经济法基础

从经济法理论来讲, 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范围、价值取向会随着当政者的政策不同而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混合干预, 将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领域限制在以下几个方面: (l) 对市场主体的组织和活动进行干预; (2) 对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 (3) 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进行干预; (4) 对社会分配进行干预。国家对市场主体的组织和行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在于, 首先, 市场主体行为的社会目的性与它的经济目的性之间的矛盾需要由国家干预调整, 市场主体之一—公司有时并不能自发承担社会责任, 需要国家以立法形式强制或引导其承担社会责任;其次, 国家对社会秩序的干预表明, 不能仅着眼于满足个体的自身需要, 还要着眼于满足全局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要依靠公权力来形成正常有序的市场环境。经济法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 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

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

(一) 对债权人责任

公司债权人也是与公司密切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由于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的确立, 股东并不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而只是以自己的投资来承担有限责任, 这样本应由股东承担的风险就转嫁给了债权人, 这对债权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 为了避免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受到公司非正常经营风险的损害, 同时也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 公司及其经营者应当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这对维护交易安全、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 对职工的责任

劳动者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 也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而科技要靠千千万万的职工掌握和应用, 况且现代公司的竞争最终都归结为人力资源的竞争, 拥有知识和技能的职工是公司竞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公司能够建立职工参与经营管理制度, 那么不仅能直接保护职工的利益, 而且能够激发职工的积极性, 更好地推动公司经济效益提高, 间接促进职工利益的完善。

(三) 对环境保护的责任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率, 而忽略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利益。以林业为例, 多年的滥砍、滥伐, 造成当地严重的水土流失, 原来郁郁葱葱的林区却变成了如今的沙漠地、盐碱地。在生产模式中, 公司企业占据着大部分的资源、能源的使用权, 粗放型经济下, 由于科技的老化和技术的落后, 公司的壮大和发展就以牺牲资源和能源为代价, 即为了一定的个体利益, 忽视了国家利益;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 忽视了长期的社会效益。在今天看来, 这些个体、暂时的经济利益都给我国的经济带了远远大于这些利益的负面经济损失。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 我们终于得出经济的发展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础的结论。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法理学, 社会学, 经济法学的交叉热点问题之一。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谢尔顿在上世纪20年代末所提出的, 其主要观点为:虽然公司是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而设立的经济组织, 但是公司不能仅仅为了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而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公司承担责任 篇8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公司法；相关利益人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

公司的社会责任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比较困难，主要是分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但是为了提出可操作的法律规则，对当前的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还需有一个指向性概括性的表述。目前為各国公司法研究采纳较多的社会责任国际（SAI）所作的表述：“公司社会责任区别与商业责任，它是指公司除了对股东负责，及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二、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写入我国公司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是所有的道德层面的东西都可以外化为法律制度，法律也不应该如此，然而，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却有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和尝试，并且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笔者参考了我国类似的相关法律制度，比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这些都是将道德层面上的倡导写进了法律，诚实信用原则甚至成为“帝王条款”，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项基本道德准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规则，也是一种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其本身不直接涉及民事主体具体的权利义务，其性质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自然也就会产生模糊性。类似原则的内涵和外延也都不具有确定性，其不仅能够填补法律的空白，也是来自于立法者的倡导，通过成文法基本原则的形式，在相关法律调整的领域形成了明确的价值导向，其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作为道德义务时发挥的作用。而对于公司法当中对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规定，在目前来看，立法者的原意可能与以上原则的目的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具体到社会现实生活实践中，公司侵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的方式和形态层出不穷，而法律不可能对其穷尽所有，这时就会出现公司的行为法律上没有规定的所谓法律空白现象，弥补法律的漏洞。在公司法中原则性地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主体从事商行为的价值追求的倡导，这部分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并不直接涉及商主体具体的权利义务，而且不仅对整个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体系起着统帅的作用，而且在法官没有具体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的情况下，可以将此条作为判决时的参考依据。

无论在我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公司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投资者积极性，并促成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却都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公司又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的商主体，其一味逐利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并且现实当中其绝对盈利性造成频发的责任缺失问题使得雇佣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消费者权益频频受到假冒伪劣商品损害，甚至衣食住行的产品安全都被疯狂的逐利不断轻视，最终导致某些商业领域爆发信任危机，对同行业和整个市场都造成旷日持久的负面影响。为达到维护期既得利益和谋求更大利益的目的，不断的冲击法律设立的义务底线，更顾不上更高要求的道德义务。无不体现出我国很多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淡薄、不规范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这也是我国整个社会经济转型期中在所难免的社会问题。随着“利益相关人理论”的逐步发展和社会本位立法的凸显，这就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要求。即不再是股东利益至上而是兼顾社会利益，这就要求公司的存在不能仅仅以其自身盈利为目的，而是应当把社会利益与公司自身的利益进行平衡考量，取得公司、社会双赢的效果。为达到这种效果，就应当让公司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目标联系密切，要确立起营利与社会责任并重的双重目标，公司法的诸多制度设计必然随之发生变化。而我国公司法在总则当中列出了这一条款，就是一个开始。

基于实践当中公司绝对营利性而导致的诸多问题和我国重视道德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有必要赋予一定的道德内涵以法的价值，随着相关制度不断发展也能有更多的空间，并会深入人心。这样的立法手段，更加能够发挥这类条款明示倡导和鼓励公司更多关注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

三、结语

随着公司社会地位不断加强，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法律不得不面对公司被利用来单纯牟利而损害社会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扩大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种种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公司社会责任的对象呗纳入到各个法律规范中。作为一种动态和开放性的责任系统，通过立法来强调其中那部分道德性质，弥补被广大法律关系主体所轻视的价值，这部分具有道德内涵的法律规范虽并不直接涉及商主体具体的权利义务，但是却体现了立法的价值倡导，和社会角色期待在立法中最直接的反映。在未来，还有相应的发展空间和配套措施会体现在这部法律中，使得这一条款越来越深入人心并有更多的实践成果。

参考文献：

[1]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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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担责任 篇9

1、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1）《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第十条明文规定：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其法人资格或经营资格终止。其中，公司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由股东组织清算组清算。（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清算工作组织实施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司登记机关（即工商行政机关）不负责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的清算工作。（4）最高人民法院（2000）24号批复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该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因此，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至被注销登记前，该企业法人仍应视为存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上述法律及有关规定对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人格是否终止及清算工作由谁负责，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另外公司法第192条规定是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清算组而目前很多私营公司并没有主管机关，有学者认为公司登记机关即工商局应为这类公司的主管机关，但工商局又明确其并不负责清算工作；而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仅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承担行政及刑事责任，未规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现实经济生活中假吊销，真逃债现象很严重，债权人利益很难得到保护。

2、因相关法律法规相互矛盾导致在审判实务中，涉及该类诉讼的诉讼主体分别有股东、公司、公司和股东、公司清算组等。例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在民事诉讼中企业法人终止后诉讼主体和责任承担的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终止，在民事诉讼中也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应当变更该企业的清算组织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如未依法成立清算组织的，应当变更企业的清算责任人为诉讼当事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6条规定：歇业一年以上的企业应变更企业的主管机关作为被告承担清理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于2001年11月13日在《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中阐明：“对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况下的处理，鉴于确定诉讼主体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民事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者，故而在法律原则范围内应当尽量避免司法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不必要的冲突。……由于将企业因歇业、被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情形中的清算主体确定为诉讼主体，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如何确定其清算主体就成为诉讼程序的关键。……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主体是全体股东”。上述审判实务中做法的不一致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目前亟须在司法实践中统一认识，维～律统一性，保护债权人利益。(三)几种观点目前关于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主体资格是否存续有以下几种观点：

1、人格消灭说,即企业法人经解散即丧失其人格,此时企业法人的财产应转变为股东的共有财产,企业法人的清算事务应以股东的名义为之。

2、清算法人说,即企业法人因解散而消灭其主体资格,但是由此会导致财产成为无主财产,因此法律专为企业法人的清算目的而设立了一个新的法人,即清算法人,这种法人的能力是特殊的,不再享有原企业法人的能力,原企业法人本身的能力因解散而消灭,而清算法人享有的是对原企业法人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3、拟制存续说,即企业法人因解散而丧失权利能力,企业法人不得从事其经营范围所决定的活动,但是,由于法律的拟制使企业法人在清算的目的范围内享有权利能力,从企业法人解散至清算完结,在此阶段视为法人仍然存续。

4、同一人格说,即清算法人与解散前的企业法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过是权利能力缩小而已.清算法人不再享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但是在清算的目的范围内,与解散前的企业法人一样享有权利能力,解散前企业法人的一切权利能力都要转移给清算法人。

5、同一人格兼拟制说,即企业法人在解散后,其人格仍然存在,但是,因为企业法人解散后,由于内部成员的缺乏致使企业法人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因此清算法人只是由法律拟制的法人,不是实在的法人。对以上几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同一人格兼拟制说。首先来分析营业执照的性质：公司的营业执照是工商部门签发的公司注册登记的法定证书，公司自成立时起取得法人资格，而公司的成立则以取得营业执照为其标志。营业执照就其字义而言，本来应指企业获得营业许可、具有营业资格的证书。吊销，是指收回并取消发出去的证件，它不同于注销，注销是指取消登记过的事项。吊销营业执照就是主管机关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主体进行的没收其经营凭证从而令其停止营业活动的一种行政处罚。既然营业执照是指企业登记主管机关发给企业的准许其营业的凭证，公司人格是主管机关的核准行为的法律结果，而与营业执照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公司因违法而被吊销营业执照只能意味着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丧失了进行经营活动的资格，而不意味着公司人格立即消亡。将吊销与注销、将吊销营业执照与注销公司人格混为一谈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并未消灭。其次来分析一下解散和清算的关系：对于解散和清算的关系，各国立法规定不同，主要有两种制度：一种为“先清算后解散”，另一种为“先解散后清算”。前者只有在清算后才能解散，英国公司法的规定即是如此；后者为先宣布解散，然后再进入清算程序，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大多如此。­对于先清算再解散的国家，其解散意味着法人资格消灭；而对于先解散后清算的国家，解散并不意味着法人资格消灭，它仅仅是法人资格消灭的原因，法人资格的消灭以清算完毕、注销登记为标志。®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的解散和终止亦作了明确的界定，如在190、191、192、197条中分别规定了公司解散的事由，以及公司解散应当进行清算，并在清算结束后，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等。明确了公司解散至终止期间其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依然存续的法律属性。因此，在我国解散是企业进入清算程序的原因，属于先解散后清算。企业法人解散至终止前，在性质上应属清算法人（此时企业法人或已进入清算阶段，或应当清算而未清算）。清算法人与原企业法人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由于企业法人因解散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故以清算法人这一特定的形态代替原企业法人行使权利，除了能力有所缩小外，其他与原企业法人无二，故二者系同一人格。同时，由于企业法人因解散，大多数企业无人管理，更多的时候人去楼空，虽然在法律上企业法人依然存续，但在现实中，其已失去了存在的客观基础，故此时的清算法人只不过是法律上为了某种需要而拟制的法人而已。国外许多国家的立法例对此均有类似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49条规定：“在清算终止以前，以清算为目的所必要为限，社团视为继续存在。”日本民法总则第七款第二项规定：“法人一经解散，就结束原来的业务，进入处理善后事务（清算）阶段。法人仍保持其同一性（在清算目的范围内，至其清算完结，法人仍被视为存续）。”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91条规定：“无论何种原因，公司一旦解散，就进入清算阶段……为清算需要，公司法人资格继续保留直到清算结束。”¯综上，笔者认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其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在清算目的范围内，在清算结束前，公司仍应视为存续。

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的清算主体及清算行为主体的确定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即应进入清算程序，而进入清算程序首先应确定组织清算组的义务主体，笔者认为应由公司的股东负责成立清算组织，并由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织组成应由股东或股东代表、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股东是清算主体，而清算组是清算行为主体。股东不宜定位为直接的清算行为主体，否则不利于股东、公司与其他债权人、债务人关系的平衡。目前多数意见认为股东是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的清算主体，对此笔者并无不同意见，但对有意见认为股东是清算行为主体，可作为诉讼主体代表公司诉讼笔者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如果允许怠于清算的公司的股东享有完全的民事诉讼地位，既可以起诉也可以应诉，虽然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确定诉讼主体，但在理论上似乎混淆了股东、企业法人、清算法人的界限，在实践中也会使法定的企业终止清算义务落空。在无须进入清算程序即可起诉主张权利的条件下，终止的企业法人及其股东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民商事行为主体，在主观上并没有组织清算的需求。怠于清算的企业及其股东很可能只选择从事对其有利的行为，如主张债权等，而对清理财产偿还债务或交纳税款等则消极回避，久拖不理。在终止企业的股东可以作为原告代为起诉主张债权，并实际受偿的同时，该股东作为被告应诉只需承担组织清算的义务，以被清理企业而不是股东的财产还债。这样一来，股东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对等，对股东有利，而对其他债权人和债务人显然不公平。企业解散而不清算，往往使该企业法人及其股东有充裕的时间和空间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最终是原企业下落不明财产去向不明，所欠国家的各种税费无法收缴，债权人无法追偿，生效的判决也无法执行。在本文开始提到的案例中，如股东起诉主张债权被允许则股东可直接就这100多万元受偿，一旦甲公司的债务人诉至法院追讨200余万元时法院一般会判决由股东承担清理责任，而目前清理责任几乎为空。因此，怠于清算的企业以其股东的名义起诉主张债权，实际上是一种规避法律，不履行法定清算义务的行为，其后果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对公司法规定的清算制度的破坏。因此不宜允许怠于清算的股东享有直接提起诉讼的地位。股东在企业进入清算阶段的责任应该是组织成立清算组织并由清算组进行清算而不是股东直接成为清算行为主体。如将股东等同于清算行为主体，则股东可以不必通过成立清算组织，就能直接清理终止的企业财产，包括起诉和应诉。这一论断显然忽略了股东、公司与其他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平衡问题，使股东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有可能仅选择对其有利的行为（如主张债权并直接受偿），而不象清算组一样公告通知债权人。同时亦会将公司的财产和应收帐款混同为股东的财产。这样就会在清算阶段破坏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使其丧失原有的商业信誉，也使第三人缺乏交易安全的最后保障。所以股东不宜定位为直接的清算行为主体。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该公司股东的义务是组织成立清算组织，并由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是企业法人发生终止的事由后，由股东或股东的代表、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负责对该企业法人的财产进行保管、清理、估价、处理、清偿等清理工作的清算组织，非依破产程序进行的清算，其清算组织的地位应是清算法人的代表及执行机关，对内执行清算义务，对外代表企业法人了结债权债务，在清算目的的范围内，与解散前企业法人的机关（董事）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关于董事之规定，于不违反清算目的之限度，应准用于清算人。”°这在国外立法例中亦有类似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48条规定：清算由董事会负责进行。也可以选任其他的人为清算人，清算人具有董事

会的法律地位。德国商法典第149条规定：清算人在其事务范围之内，在诉讼上和诉讼外代表公司。日本民法总则第七款第二项规定：清算人取代董事，成为其执行机关，处理清算事务。除此外，其他机关别无变动。原则上董事即为清算人。清算组织依法清理企业财产，可以对外代表公司起诉主张债权，可以应诉并以清理所得的财产偿还债务。该企业的股东不能直接作为原告起诉主张企业的债权。但股东可以作为应诉被告，承担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并以清理所得的财产偿还债务的责任。

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清算主体相关民事责任的处理

（一）清算责任一般情况下，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是企业的自由，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这种自由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企业退出市场应建立在对国家、对社会、对债权人有所交代的基础之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并不十分重视企业的清算制度，因为在那个时代，企业的终止大多是行政性的终止，对债权人的债权一般只要作行政上的交代，不会出现太多的遗留问题，而现今时代企业间的竞争较为残酷，被迫或自愿退出竞争的时有发生，如何使这些企业在退出竞争时，不对社会、债权人、投资人等造成太多的不良影响，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清算制度。法律之所以规定企业在解散时，必须进行清算，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除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外，投资人对企业的债务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当企业解散时，企业要以其全部财产清偿其所欠的全部债务，不足以清偿的，不再清偿。这一投资人有限责任制度在某种情况下，会大大伤害企业的债权人，很多企业就是利用有限责任制度，恶意解散，转移企业资产或私分资产，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不到清偿。清算就是要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在企业解散时，将企业所有的全部财产用于公平地清偿给债权人。清算程序能够保障每一个债权人受到公平地清偿；同时，清算程序也能保证在企业财产大于企业所欠债务的情况下，剩余财产在投资人或股东之间能够公平地得到分配。公平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是公平的结果并非顺其自然就能达到，它需要法律制度的保护才能够实现，其中程序正义是必要条件之一。企业解散进行清算，实际上就是通过正义的程序，保证在清算时结果的公平。清算过程中如发现资不抵债，则转为破产清算程序。公司法规定：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法院申请宣告破产。清算责任以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债权人的权益为出发点，清算组在清理企业的债权债务过程，要尽量保全企业的财产，采取合法的措施回收企业外债权，实现企业的财产保值，甚至增值。正当的清算程序可以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并维护清算主体作为企业开办的商业信誉。债权人起诉清算主体要求清算主体承担清算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判令清算主体在限定的期限内依照民法通则、公司法、企业法规定的法律进行清算，责任的来源是法律的直接规定，对不尽清算责任的清算主体，人民法院均可以根据债权人的起诉，援引法律的规定迳行判决。

（二）侵权赔偿责任

1、如股东怠于成立清算组织或成立清算组织流于形式致使清算不能，认定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构成侵权，适用侵权行为理论，由股东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实践中，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对公司来讲是一种被动行为，股东往往不主动组织清算。债权人起诉后，法院一般判令股东在一定时间内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并以清算后的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该判决生效后执行难度很大，几乎无法执行，即使委托有关部门对公司财产进行强制清算，但由于这类公司经营不规范、财务不完整、股东法制观念淡薄、避债意识强，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前，已不能正常生产，留下一些搬不走的抵押财产，也有的公司股东躲债在外，使得强制清算不能，案件无法得到执行。对上述情况，必须引入债权侵权理论，即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在本文指股东故意实施妨害债权实现行为，使债权人因此遭受财产利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首先如果公司资产确实不能清偿债务，股东可申请破产，在破产还债程序中公司不能清偿或不能足额清偿债权人债务是有法律依据的，而公司如果不申请破产，则从理论上讲公司资产是可以抵偿债务的，股东拒不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则应视为其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其次公司的财产又置于股东或董事会控制之下，在实体上，公司被吊销后，其财产当然分配于公司的股东，事实上，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财产也的确被股东所分配或占有。本来通过正常的清算程序，在公司负债大于资产的情况下，股东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剩余财产的，而由于未进行清算，使得股东获取了公司的财产但未承担任何公司的债务；第三正因为是由于股东未履行法定清算义务，才导致了公司财产的流失或被他人侵占，股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过错责任。第四，债权人债权得不到清偿与股东怠于组织清算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如股东怠于组织清算致使清算不能的，认定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构成侵权，适用侵害债权的侵权行为理论，由股东在不超过公司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在清算过程中，如出现清算主体抽逃出资或者恶意处置清算法人财产的，应当在抽逃出资或恶意处置财产的范围内对清算法人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如清算主体对清算法人存在投资不足或者实际没有投资，以致清算法人自始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这种情况下，清算法人的民事责任应由清算主体承担。如清算主体对清算法人的实际投资与注册资金不符，但清算法人已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清算主体在清算法人不能清偿债务时，在其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当然此种情况下，由于解散的企业法人有独立的财产，具体承担责任时可首先由解散的企业法人承担偿还责任，不能偿还的，再由其投资者承担。四：建议

（一）改进公司登记管理制度，理顺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有关规定

笔者认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修改公司登记管理制度，对吊销营业执照作变通的解释，即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取消企业的营业资格，其法人资格依然存在，只有在企业注销之后，其法人资格才丧失。司法机关不应因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否定其诉讼主体的资格，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完全可以作为合格的原告和被告。同时亦应说明这种被吊销执照的公司属于清算中的法人，类同于设立中的公司法人，具有特定范围内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清算期间，可以进行与清算事务相关和必要的民事行为。而清算组则是清算中的公司法定代表机关，具有对内执行清算事务，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利和职责，其地位类似于正常经营中的法定代表人。因此在清算活动中，清算组可以也应该是以公司的名义并以公司为民事活动和诉讼活动的主体。

（二）规范和完善清算制度，适用债权侵权理论，保护债权人利益。企业清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法律制度重要组织部分，清算制度的完善与否关系到企业退出机制的合理与否，关系到市场经济秩序的是否稳定。因此，在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清算制度，将企业退出市场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小程度。非经清算，不得注销。笔者认为应从立法源头上堵塞公司登记机关对未经清算的公司进行注销的漏洞，如同企业非经登记不得以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样，企业非经清算也不得注销其主体资格，这一理念，应始终贯彻于市场经济社会。因为在现代社会，法人和自然人一样是独立的民事主体，法人仅以其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法人的债务，法人的投资人或股东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与法人从事交易的第三人就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在企业法人存续期间，其债务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得到免除。但是在企业法人注销时，没有清偿的债务在法律上不再清偿。这样，清算程序就成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最后屏障。如果清算主体怠于清算，则适用债权侵权理论，由清算主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三）公司法第192条应予以修订。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并无主管机关，该条应修订为由股东或董事会负责成立清算组织进行清算，清算组织应由股东或股东代表、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