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精选8篇）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篇1

调研信息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人民路司法所 李海霞

近年来，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渐显露，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呈现出增多、加剧的趋势。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权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各项改革措施，妥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既是我们必须全力破解的新的历史课题，也是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重要任务。为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我们结合工作实际，对此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基本经验

我司法所始终把排查化解突出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提高了解决突出问题的能力。

1、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排查稳控责任。按照 “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稳控局面”的总体要求，我们始终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核心任务来抓，明确了“工作重心由查办向稳控转变，工作方式由封闭向公开转变，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的工作思路。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为组长的解决突出问题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召开举报问题排查化解稳控工作专题会议和相关责任单位参加的工作协调会，明确排查化解责任。为了严密突出问题化解稳控工作规程，建立了“排查、梳理、分解、交办、督办、反馈、问效、追究”衔接紧密、规范有序的工作流程，加强对矛盾纠纷问题的收集和筛选工作，特别是对存在越级访、重复访苗头的信访举报问题进行细致全面深入地排查，建立了《信访突出问题台帐》，由专人负责管理。对属受理范围内的问题，及时落实包案领导和承办单位，明确办理责任和时限；对不属受理范围内的重点问题，及时进行分流办理；对其他一些非重点问题进行备案管理，并由信访信息站点负责动态监控。

2、强化督办力度，提高解决问题实效。一是强化重点督办。对重大信访举报问题坚持一把手亲自抓督办。二是强化坐堂督办。经常深入基层承办单位，对交办下转的信访事项进行现场督办，督促问题解决在基层。三是强化会议督办。通过召开专题督办会，由区纪委、信访举报问题承办责任单位、相关专业部门、信访办、法律专家、信访举报人等共同 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明确督办意见，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四是强化电函督办。通过督办电话、下发督办函，收集督办问题落实反馈书、分流办理情况反馈书等形式，对基层承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五是强化专题督办。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和屡次督办仍落实不利的信访问题，由区纪委领导带队，组织联合工作组进行个案专题剖析，督促问题解决。

3、强化制度创新，建立稳控长效机制。为了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长效机制，提高信访举报工作规范化、效能化、法制化水平，我们从制度创新入手，积极探索有效破解信访举报难题的新途径和新办法。一是着眼于提高举报问题预控能力创新制度。建立了《信访问题排查管理制度》，对重大节日、旅游旺季、高考升学、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易发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进行集中排查，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真正做到信访问题发现在早，化解在小，防控在先。同时，建立了《信访信息站点管理制度》，加强信访信息的收集、筛选、梳理、分析，提高对信访形势的掌控能力，便于从全局上有针对性地落实措施，解决问题。二是着眼于提高解决突出问题能力创新制度。建立了《信访举报办事公开制度》，公开信访举报工作流程、政策法规、领导接待日、举报电话和网络邮箱，公开核查案件，公开信访听证，增强办访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保障举报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还建立了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 《快速反应制度》、《联动保稳制度》、《组织保障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善，工作合力进一步增强。三是着眼于提高依纪依法办访能力创新制度。从规范信访举报秩序，营造良好的信访举报环境入手，建立了《三级终结制度》和《非纪检监察受理范围信访举报问题分流办理制度》。对纪检监察机关受理范围内的问题由纪检监察机关受理承办；非受理范围的问题，转交有关单位按“三级终结”程序处理解决，有效遏制缠访问题。对已走法律程序尚未办结的事项、应由有关行业部门解决的事项和应由大信访部门办理的事项，纪委不予受理，给予转办分流，有效遏制无序上访问题，提高信访举报部门工作效率。

二、当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妥善处理了一大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使信访形势得到一定好转。但是，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主体多元化、规模群体化、纠纷复杂化、调处疑难化的一些新特点，我们在信访工作和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方面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快速反应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互相交流沟通不够，齐抓共管、上下一心的排查调处工作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组织协调不顺，跨部门、跨地区 的矛盾纠纷协调不得力，一些基层单位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主动性还不够，推诿扯皮、拖而不办、调处不当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作合力还不强。

2、基层部门办信办访能力还有待提高。少数基层干部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作风不实，群众意识不够，对信访信息掌握不灵，不能提前介入，没能把苗头性问题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有的基层干部工作业务不熟，对问题研究不透，不能按照政策法规办事，方式方法过于简单粗暴，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排查调处活动不够经常化，对群众来信来访敷衍塞责，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基层部门的稳控化解能力、做思想工作能力、查办突破能力还有待提高，工作作风也有待进一步转变。

3、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措施创新不足。目前，大部分乡镇、部门沿用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措施还依赖于传统模式，缺乏创新意识，方法大多陈旧单一，不注重分析矛盾纠纷产生的成因，没有针对性地制定可行性化解方案。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制度机制还不够完善，预防和化解纠纷的机制不健全，处置力度薄弱，处置问题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比较高，致使一些矛盾纠纷问题长期积累，给党政机关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和隐患。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督办考评追究力度还不够，纪委对下督办不够及时，对基层办信办访工作考评体系还不健全，对违规办访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还失之于 软，工作责任制落的还不靠。

矛盾纠纷问题频繁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有历史积累的问题，有政策调整产生的问题，有一些人借机生事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某些问题决策时，考虑得还不全面，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问题时，宣传得还不够，政策掌握得还不全面细致，执行得还不公平，出现矛盾和纠纷时，主动化解的意识还不强，办法还不多，对一些老问题不愿意触及，更不想主动解决。总之，目前我们对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认识还不够高，工作还有差距，方法还需创新。

三、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的思路对策

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为增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能力，尽快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维护社会稳定，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应重点推进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创新。

1、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做好矛盾排查调研，为化解矛盾纠纷打造基础。改革、发展、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能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实施科学决策，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重要方面。事实证明，许多矛盾纠纷的发生是由于决策不准甚至失误造成的。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要着重于抓基础，认真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调研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是 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要始终坚持“早排查、早发现、早介入、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加强调查研究，建立调研制度，制定调研计划，广泛深入基层开展排查调研论证，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综合考虑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保持政策的严肃性、连续性、稳定性，从政策和决策的源头预防各类矛盾纠纷，把工作做在前头，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减少矛盾纠纷问题的发生，防止问题扩大化。在排查调研过程中，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负责人，形成区、镇、村三级信访排查调处网络，重点调研和排查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和基层信访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体现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制定公共政策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慎重决策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充分听取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并重视信访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扩大民主参与程度，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政策不完善、决策失误产生的矛盾纠纷，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2、完善基层调处机制，堵住矛盾产生源头，为化解矛盾纠纷筑牢防线。做好基层工作，特别是村、镇和部门的工 作，是有效防止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途径。从实践看，大量矛盾纠纷的积累，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基层调解机制不健全，职责不明确，任务不落实造成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基层调解委员会建设，配齐配强调解人员，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交通设备，确保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有人可做，有人愿做，有人能做。要着力构建以民间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民间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者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基层调解体系，力争形成职责明确、责任到位、互相配合、调处有力、共建和谐的长效调解机制。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由党组织牵头、各级班子齐抓，其他组织配合、信访渠道为主的行政调解网络，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中的主阵地作用。要在乡村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建立调解委员会和行业性、专门性调解小组，构建乡村调解委员会与行业性、专门性调解组织为主，其他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以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平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调解的基础作用。要加强基层法庭、司法所、派出所标准化建设，强化司法所的调解职能，力争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范围内，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防范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及越级访问题的发生。要充分发挥基层信访信息站点和信访监督员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积极性，做好政策宣传和群众的思想疏导工作，防止矛盾纠纷的产生、蔓延和激化，提高 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3、完善信访预警机制，畅通矛盾诉求渠道，为化解矛盾纠纷营造环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主渠道，也是掌握社情民意、解决矛盾纠纷的“窗口”。因此，我们要坚持以强化“信访工作经常化、信访机制规范化、信访渠道畅通化、信访调解和谐化”建设为目标，加快推进信访预警机制建设。要健全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实行责任倒查、严肃处理的初信初访首办责任制度；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信访部门组织实施、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信访督查机制；建立信访事项复核和信访听证制度，完善征求意见程序，促进信访工作办事公开；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汇集分析信访情况，对信访事项进行经常性的组织、协调和督办；建立信访工作目标管理和责任追究制度，使群众的困难和问题能够便捷畅通地反映，群体性事件和群访信息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和处置。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加强信访网络队伍建设，致力于信访网络全覆盖，形成查办信访案件的整体合力，建立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听证等办法相结合的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集中处理解决复杂、疑难、交叉信访案件。

4、完善督办落实机制，保证矛盾处理到位，为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保障。案件的督查督办工作，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工作的薄弱环节。因此，要把矛盾调处工作做好，必须有相应的机制对此进行监督，这就要求我们要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矛盾调处工作的督办检查制度，建立健全对复杂矛盾纠纷化解的联合督导和挂牌督办制度，开展经常性的执法督查指导活动，务求矛盾纠纷处理落实到位。一是突出督查重点。要重点督查群众普遍关心和反映的重点问题；督查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异常访等难点问题；督查信访量大、矛盾多的重点地区、重点部门的热点问题；督查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的焦点问题。二是加强督促检查。要对重大矛盾、群体性矛盾强化督办措施，定人、限时督促化解，并加强对矛盾调处工作过程的跟踪、督查，及时反馈情况，减少矛盾的反复，促进矛盾的妥善解决。要定期对督查情况进行通报，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要求限期解决。三是实行挂牌督办。各级部门要建立重大矛盾纠纷挂牌督办制度，把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并加强对矛盾调处工作的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督查和督查通报工作，彻底改变督而不办、办而无果的情况，防止矛盾反弹。

5、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矛盾追究力度，为化解矛盾纠纷规范导向。要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必须进一步强化责任，加强考核，真正使化解矛盾的各项部署和措施落到实处。一是从明确责任入手，突破矛盾纠纷解决瓶颈。各级党委政 府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党政主要领导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信访工作亲自抓、负总责。要不断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机制，对于各类重点矛盾纠纷，要着眼于切实解决问题、切实化解矛盾，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制度，逐一明确牵头和配合部门责任，明确解决时限，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由领导亲自组织协调，亲自督促检查，逐案排查，逐案分析，找准症结，因案施策，真正把案包实。二是从责任追究入手，促进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当前许多集体访问题早有苗头，由于没有及时妥善处理，结果形成长期积案，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落实，关键就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因此，必须从责任追究入手，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人人有责任、人人有压力，自觉履行职责。对于各地区、各部门产生的重复信访、越级信访、非正常访、群体访等情况，要认真统计分析，每月定期进行通报。对突出信访问题多发的地区和单位，要专门派工作组督察督办。对由于工作失查、失控，工作责任、工作措施不落实，玩忽职守，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多发或激化升级，引发重大群体性事件或重大恶劣影响事件的责任人，纪检监察部门要追究其责任，视情节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对于群众信访问题中涉及的干部作风及贪污腐败等问题，纪检监察部门要 及时介入，根据群众的举报和提供的线索，进行认真的查处，做到不弄清问题不放过，不纠正错误不放过，不查究责任不放过。三是从考核评价入手，形成矛盾纠纷调处氛围。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纳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建立健全监督高效的矛盾调处工作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并把考核结果同晋升、评优、晋级、表彰、奖励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对那些主动化解矛盾纠纷、调处措施有力、维护社会和谐取得突出成效的，要进行通报表彰，并予以提拔重用；对调处工作力度不大、进展缓慢、搞形式走过场的，要进行严肃批评；对因领导责任心不强、不重视、工作不力、措施不到位、疏于调处而使矛盾激化为集体访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并视情节给予党政纪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持做到先进典型有表扬，工作不力有批评，渎职失职有处罚，努力形成良好的氛围和导向，确保把矛盾调处工作落到实处。

6、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形成矛盾调处合力，为化解矛盾纠纷凝聚力量。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落脚点，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着眼于从苗头上发现问题、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和工作力量，切实加强县、乡（镇）、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组织和队伍建设，健全信息网络，努力形成各方 共同参与、分工协作、配套联动的工作体系，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矛盾纠纷问题，务求工作扎实有效地开展。要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做到乡镇与乡镇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村与村之间、县与乡镇、乡镇与村之间，形成上下贯通、纵横交织的矛盾纠纷排查调解联动网络。对化解矛盾纠纷所需要的救助资金，各级政府要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为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提供保障。

2010年8月24日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篇2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篇3

【关键词】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基层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时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导致民间矛盾纠纷数量迅速增加，给社会稳定以及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难度。笔者结合基层工作实践，认为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要始终坚持“提前介入、预防为主”的指导原则，从源头抓起，从小事抓起，从矛盾纠纷的起始状态抓起，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有效筑牢了基层稳定“第一道防线”，营造出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为单位生产经营工作的有序运行提供了和谐安定的环境。

一、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减少矛盾聚积

抓早，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方针。我们知道，矛盾的发生总是要经历从诱因到积累、膨大的一个过程，如果留意诱发矛盾的起因，从起因着手加以消除，所付出的成本最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最小。在一次工资套改过程中，由于考虑到岗位类型多、岗位工资差别大等实际问题，在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后，基层领导干部分别深入车间岗位召开座谈会，倾听不同岗位职工的意见，用上级的政策解疑释惑，统一了思想认识，保证了工资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由此看来，抓早对于排除和化解矛盾是多么地重要。

抓小，体现了对稳定工作无小事的认识。抓小，需要从群众关心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开始，所谓“防微杜渐”就是这个道理。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必成大患”，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所发生的社会稳定事件，留给我们多么深刻的教训，时刻在警示着我们，抓稳定工作，必须从抓小出发，只有抓住了“小”，才能防止住“大”，只有消除了无数个“小”，才不至于酿成“大”。

要有效阻止社会矛盾由“小”向“大”的发展，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来抓小。党员干部心里要时刻装着群众，经常倾听群众呼声，真正掌握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忧什么。在真心帮助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贴心的过程中，坚持用正确的思想教育引导群众，以进取的精神感召群众，以务实的作风服务群众，以科学的方法引导群众，激励和组织群众共创美好未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事情”和“小问题”，避免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大事件，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了政府形象，冲击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抓苗头，体现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任何事情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对于矛盾来说也不例外，总是在发生之前有一定的苗头，抓苗头就是要扼制苗头使其不能形成“气候”。矛盾一旦漏出了苗头，说明已经有了它发展成长的土壤，如果不能及时将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它将很快进入膨胀期和矛盾激化期，从而错失有效化解的良机。2005年发生在安徽池州的“6·26”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6.26”事件的起因是一起很普通的治安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越闹越大，直至演变成打砸抢烧事件，主要是起初处置不当，延误时机，致使少数不法分子乘机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所造成后果之严重、影响危害之大，是池州建市以来从未有过的，给池州的形象、池州的稳定都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之后发生的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以及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都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结果。

二、坚持全程全面全力抓化解，杜绝矛盾再生

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从根源上深挖矛盾纠纷的诱因，排查任何不稳定的苗头，并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置，这就需要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和相关工作人员和职工群众，构筑一道全员参与、全时空监控、全方位覆盖立体监控网络，哪个部位出现异常，不仅讯息反馈迅速通畅，而且人员到位及时，处置方法得体，在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参与的立体攻坚战中游刃有余。

一是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宣传教育相结合。每次大的政策调整都会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矛盾。产生矛盾不可怕，只要搞好沟通，把上级的政策解释清楚，群众都会理解的。二是将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切实关心群众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要彻底化解矛盾纠纷，就要从关心矛盾纠纷发生的主体出发，身不离基层，心不离群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基层支部在年初制定党员目标管理考核指标时，就把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推行领导班子成员承包到班组、岗位，普通党员承包到人的责任区考核制度，以加强党群干群联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在日常工作中，党员干部主动出击，变坐等职工群众“上门”为“下访”，用“望、闻、问、切”四字工作法发现问题，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坚持党管政管齐抓共管，营造长效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政齐抓共管，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一要抓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党政一把手作为维护本地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人，要紧紧围绕“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执政理念，切实做到“一手抓经济促发展，一手抓稳定促和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始终把抓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当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来抓，摆上重要位置。一方面，要建立分级负责、层层把关的长效管理机制，健全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网络，认真落实定期报告制度、情况通报制度、重点交办制度、督查督办制度、考核评价制度，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各部门各系统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确保矛盾纠纷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岗位，做到责任不推脱，问题不上交；另一方面，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突出问题，逐人逐件建立台帐，进一步明确包保对象，确保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矛盾双方定纷止争，息事宁人。

二要抓责任，落实矛盾化解措施。没有责任就没有落实。

三要抓奖惩，激励维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为充分调动维稳工作人员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化解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准备大队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全年工作重点，纳入年度考核指标。对于矛盾纠纷排查深入、化解及时、成效显著的基层队和主要人员，在年终考核时给予一定奖励；凡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措施不当或情况报告不及时、不准确，造成越级上访等严重后果的，对所在基层队实行建中考核评先一票否决，并对有关责任人实行经济处罚。

参考文献

[1]梁开银.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06期。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篇4

工作调研报告

居力很镇地处科右前旗政府南,东、西与乌兰浩特市、吉林省洮南市接壤，这里交通便利，通讯快捷。总面积220.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8.24万亩，全镇辖15个行政村，31个自然屯，总人口2.1万，是一个蒙、汉、回、满等多民族聚集镇。我镇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镇15个行政村都成立了调委会有专兼职调解员83人，特别是2009年各村又成立了综治维稳工作站进一步规范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在此基础上，居力很镇综治办形成了这个调研报告。

一、我镇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做法与成绩

近几年来，我镇党委、政府及各村能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坚持“一手促发展，一手保稳定”，以解决民生问题为根本，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确保了我镇社会总体上的持续稳定。

（一）领导重视，抓建设

统一了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力量之源，也是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思想保障。镇党委、政府始终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摆到突出的位臵，当做关系党的事业兴衰的大事来抓，从抓什么到怎么抓，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从长规工作到长效机制，我们构筑起新型防控体系。2009年初在总结2008年工作中，我们发现全年共调解纠纷100余起，这项工作不仅牵扯了镇党委、政府很大的精力，同时也影响了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大局。基于以上

认识，镇党委、政府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这几年矛盾纠纷涉及到的部门，率先提出了整合治安资源，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心这一工作思路，着力打造安全的治安环境、交通环境、发展环境和人居环境。按照这一工作思路，结合居力很镇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维稳办、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经管站等部门纳入调处中心，让他们直接介入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在这一工作模式探索中，我们随前旗政法委赴外地考查综治维稳工作，通过学习，我们的工作思路逐渐清晰了，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在旗政法委的指导下，我们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大调解格局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形成了以部门力量的整合、资源共享、镇村联动、携手调处为主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新模式。

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建立后，村级化解不了的矛盾在一楼信访接待室就能得到工作人员的接待，根据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归属，由职能部门接待处理，避免了以往来访群众直接上楼找领导的现象。既方便了群众，又使领导从处理接访中腾出时间，集中精力谋发展，一心一意搞建设。

（二）建立机制，抓落实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全局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近几年来，居力很镇党委、政府正在逐步建立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建立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分析研判机制。

镇党委要求镇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做好日常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同时，重点加强对辖区范围内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触角前移，及早发现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将各类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断延伸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的工作触角，“变上访为下访，变关门为开门”，扩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的覆盖面，将各个领域、行业和群体的问题都纳入了排查的范围，采取了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特别防护期排查等方式，坚持“村组每月一排查，镇每季度排查一次”的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的频率和针对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矛盾纠纷的台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强化矛盾纠纷情报信息工作，建立镇村两级情报信息网络，及时掌握不稳定因素，准确分析判断治安形势，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防止群体事件的发生，使80%以上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截止2009年末，村级调解矛盾纠纷37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镇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压力。镇、村两级机构按同一工作程序运转，上下联动，系统管理，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形成了以“大排查”促“大稳定”的工作局面。

2、完善以组织建设为主要手段的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机制。由于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对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主要是采取调解手段。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组织保证。居力很镇村两级组织都成立了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综治办、维稳领导小组等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专门机构，在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发挥了组织、协调、排查、化解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整合各部门力量化解矛盾纠纷为目的的镇综治维稳工作中心的建立，更使我镇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有了更好地抓手。《居力很镇综治维领导稳工作中心实施方案》和《居

力很镇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制度》等相关文件的出台，从工作原则、程序、制度、案件分理、人员守则等方面对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进行规范，将化解矛盾纠纷的责任层层分解，建立起横向和纵向的领导责任制，使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落到实处。

二、我镇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纠纷及其成因

（一）我镇存在的主要社会矛盾纠纷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我镇作为前旗一个人口多、农业和工业基础较薄弱的城郊镇。虽然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采取了各种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我镇一些矛盾纠纷仍然突出，造成了部分地区的不稳定，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征用问题、涉农问题、林地（场）遗留问题、土地纠纷、家庭邻里纠纷、民事纠纷等。这些问题仍然是当前我镇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影响了我镇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二）我镇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分析

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总是基于一定的成因的。只有对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的成因进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村级治保会、调委会管理体制有待完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一是个别村的工作人员在实际调解矛盾中存在人情大于政策、法规等情况，使天平失衡，从而导致矛盾激化。二是对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引发矛盾激化。

2、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矛盾。一是农村土地管理不完善，农民往往因为一垄甚至半条垄而引发矛盾，此类矛盾比较突出，占镇村调解的纠纷65%以上。二是村委会换届中各种利益关系矛盾。由于在选举中或多或少会触动各方利益，引发罢选、贿选造成等，使宗派利益激化。三是村集体中群众与群众利益的矛盾。这类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化解起来比较困难。如我镇永兴村就是因为村集体菜田引发此类矛盾并且和村换届交织在一起。

3、法制不健全、群众法律认知不够，是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不完善。如，对于信访问题，虽然我国于2005年颁布了《信访条例》，但这个条例中对少数人上访人员违反《信访条例》的一些行为缺乏刚性的处罚规定，从而造成了许多无理上访、非法上访甚至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纠纷。二是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有待提高，广大群众不是不懂法，而是对有些法律一知半解，往往导致与法律背道而驰。

4、部分群众道德素质不高，是引发一些家庭矛盾的深层原因。具体表现在赡养老人、离婚、扶养儿女等方面。

三、建立化解我镇社会矛盾纠纷长效机制的途径

（一）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形成合理的组织体系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形成化解矛盾的组织体系，才能真正将化解社会矛盾工作落到实处。今年镇党委、政府重点抓基层治保会、调委会建设，从实行目标管理量化分解到业务培训都做了细致安排，并着手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矛盾纠纷化解队伍。

（二）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 大力发展我镇经济，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纠纷的前提所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我镇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科技兴镇、农业稳镇、乳业富镇、工业强镇”战略，努力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才能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我镇社会稳定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三）进一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信访工作是加强党和群众联系的重要桥梁。要真正发挥“桥梁”作用，了解社情民意，教育疏导群众的作用，强化广大信访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群众观念，做到接待群众真诚热情，了解情况全面准确，答复问题耐心细致。要变群众上访为我要下访。

（四）建立和推行大调解格局，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机制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情况汇报 篇5

情 况 汇 报

2011年，我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意见》精神，通过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进一步发现和掌握我镇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发生的深层次的问题，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促进我镇又好又快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责任制

为了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镇党委、政府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领导责任制，根据人事变动，及时调整“**镇维护社会稳定领导小组”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领导小组”，组长由镇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由党委副书记担任，成员由副科级干部组成，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副书记**兼任，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对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或苗头，主要领导亲自调处、亲自督办、亲自疏导化解，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根据我镇工作实际，确定矛盾纠纷排查重点，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积极做好信访人员接待登记工作，每月、每季度进行排查，并将统计报表及时报县维稳办、综治办。

二、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认识

组织镇包村干部和各村治安、民调主任学习领会中央、省、市、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切实提高其对加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切实负担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充分发动包村干部积极参与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三、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一是抓好常规性的定期排查。坚持村组每周一次、镇里每半月一次的矛盾纠纷和不稳定问题大排查制度，并对全镇信访稳定工作情况坚持做到每周一分析、每月一通报、每季一汇总、半年一小结。二是抓好重大政治活动和重要节日期间的集中排查和稳控。对排查出的问题逐案建立台账，实行包片领导包案化解。三是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依托村综治办、镇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有效整合各部门的力量，初步构建起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工作局面。严格落实“五定五包”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一大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问题得到化解。2011年，全镇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55起，其中，综治工作中心接待来访67起（上转信访案件25起，中心接访42起），各村上报88起。已调处153起，化解率达99%。四是定期对辖区不稳定因素进行排查化解。截至目前共排查一般性矛盾纠纷19起，已调处18起，调处率94.7%。辖区未发现重大不稳定因素。2010年，我镇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工作中还有许多问题和不足。明年，我镇将继续加大纠纷排查工作力度，进一步夯实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基础，探索多元化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为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环境。

学校学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 篇6

为及时发现和化解学生中存在的各类矛盾纠纷，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遵循的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重点是防患未然。做到“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理得好”，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实现“小矛盾不出班，重大矛盾不出校”，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

二、排查方式

1.加强广泛宣传教育，鼓励学生自报和举报。

2.采取“职能处室查全校、年级部查本年级、班主任查本班级”三线并进的方式，做到排查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力求全覆盖不遗漏任何一起矛盾纠纷。

3.采取“明查与暗查”相结合。明查采取走访、问卷调查；暗查通过学生安全信息员摸排信息。

4.加大排查密度，每周一小查，每月一大查。

三、工作目标

1.全面掌握学生各类矛盾纠纷的状况和可能引发重大矛盾纠纷的基本因素，找出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潜在的矛盾纠纷；

2.集中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消除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

3.防止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恶性民转刑案件、个人极端事件。

4.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认真进行梳理和分析，分门别类地逐一登记、建档，逐件调查处理，明确专人负责，规定化解时限。

四、工作要求

1.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切实把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做到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2.注意方式方法，尊重学生人格、保护学生隐私，对排查出的“问题学生”实施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帮扶。

3.针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和突出隐患，要及时反馈，不得延误，进一步落实人员、措施、责任、时限、预案，努力化解矛盾纠纷。

4.对排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召开会议，分析原因，制定对策，加大调处力度。

论林权纠纷化解机制 篇7

关键词：林权纠纷,化解机制,调处

一、林权纠纷的现状

林权纠纷,通常又被称为山林权属纠纷,是林区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难题。林权纠纷的焦点是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问题,其性质属于财产权益争议的民事纠纷范畴。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轨期,伴随着林业改革的日益深入,林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林权争议也随着林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利益的再分配而突显出来。林权争议若得不到及时解决,轻则影响林业生产建设,重则破坏森林资源,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威胁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针对林权纠纷问题,我国的《森林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仅有一些原则性规定,如《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实践中,处理林权纠纷的主要依据是林业部1996年出台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该办法共5章28条,从处理依据、处理程序、奖惩等几个方面作出了较粗糙的规定。另外,为了适应调处日益增长的林权纠纷的现实要求,一些地方纷纷出台了地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抓紧处理好山林纠纷的通知》、《阳江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山林纠纷调处工作的意见》、《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等等。总体来看,我国的林权纠纷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着位阶低、数量少、内容粗、缺乏协调等诸多问题。虽然上述法规的出台对缓解林权纠纷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林权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之林权纠纷救济途径不畅,一些矛盾还演变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性冲突,下面举出几个发生在广东的典型案例:

1、2008年清明节期间,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缠岗村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七星村发生林地权属纠纷,双方组织近百名村民聚集并打斗,造成两村19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

2、2008年4月,湛江吴川市覃巴镇米朗村与茂名市茂港区小良镇西宁村“睡狗岭”山林权属纠纷,引发双方村民共200多人持械对打,造成多人受伤;

3、2008年8月,因林权纠纷,清远市连南县小龙林场在开路清理受灾林木时,遭到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码市镇麻石洞村民的阻挠,发生了烧毁挖掘机、绑架1名林场护林员长达44小时之久的恶性事件。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仅发生在广东省的林权纠纷群体冲突事件就达三次之多,由此可见,林权纠纷化解机制的重建已然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

二、林权纠纷的特征

(一)纠纷主体的集中性

林权争议主要发生在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等国有单位之间,村组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林场等集体单位之间,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林农个人之间以及林农个人与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之间。而其中以集体单位之间和国有单位与集体单位之间的纠纷多见,且较严重。发生诉讼时,绝大多数属于集体诉讼案件,有的案件原告人数超过数十人甚至达数百人,而且村委会和行政机关成为被告的较多,村委会是农村的基层管理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流转的实际操作者,易成为被告,也有村民将村委会和承包方列为共同被告;另外,政府行政机关在发放林权证等工作中以及调处纠纷过程中也易成为被复议的对象或诉讼被告。

(二)纠纷起因的复杂性

引发林权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山林的自身特性决定了确定山林界址比较困难,不同经营主体的山林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也难以同农田一样,用田埂区分开来。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的林权宏观政策伴随着土改前、土改时期、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四固定”时期、“三定”时期等不同阶段发生了多次变迁,政府过度使用了行政手段,而忽视了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因而导致产权混乱。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历史遗留林权纠纷都源于政府对村集体林权的安排干预,可以说,政府对村集体林权安排的过度干预是产生林权纠纷的重要原因。第三,政府工作不规范。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给生产队、农户核发了《山林权证》、《社员自留山证》、《社员责任山证》及《林业生产责任书》,将集体的山林承包或划分自留山给农户个体经营。这一时期,由于确权发证工作比较简单、粗放,山林权证不统一、不规范,核发的山林权证由县人民政府自己印制发放到乡镇甚至生产队,由大队或生产队组织填写,证上只标有四至地名,无附图,无边界邻近双方签名认定,出现重证、一山多证或一证多山、四至与面积不一致等人、地、证不符的现象。第四,经济利益的驱动。改革开放前,对村民而言,即使国有林场没有占有集体林地,地方林业部门没有划走山林,自留山主拥有完整山林权,农民个体之间在山林资源占有上没有差异,这些权利在高税费、高管制的约束下带来不了更多利益,反之,权利被剥夺或限制也不会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失,于是,冲突便处于隐性阶段,表现为农民的不满情绪,尚未升级为林权纠纷;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林业市场化程度提高带来的社会对林产品和森林环境需求的持续增长,森林资源稀缺度随之提升,市场拉动和政府“让利”双重作用下的林地林木价格上涨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山林经营收益凸现的事实激发了农民对山林资源强烈的产权需求,国有林场低价占有集体林地、地方林业部门无偿划拨山林以及农民个体间不平等的山林占有现状严重阻碍了农民产权需求的实现,纠纷因此而生。

(三)纠纷冲突的群体性、组织性逐步增强

从表面来看,大量的林权纠纷群体性事件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群体预先安排好的,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行为。事实上,该类群体性突发事件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对近年来增多的林权冲突事件而言,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则更多的是农村新产生的地方权威人物。他们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农民领袖”。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组织者,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及相关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法律界人士),也出于社会责任或经济利益等原因帮助农民正确地处理林权冲突事件,他们的加入,进一步促进了林权纠纷群体性、组织性的提高。

(四)纠纷冲突方式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化趋向

林权纠纷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就不能对争议山林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影响林业生产建设;争议发生过程中,易发生乱砍滥伐、哄抢林木事件,破坏森林资源;矛盾一旦激化,还会发生群体斗殴事件,损坏财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影响安定团结和民族团结,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目前农村,林权纠纷事件由原来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这些形式,发展为阻挠工地施工,有时伴有冲击基层党政机关的暴力行为,甚至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许多参与者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这样,事件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向暴力化方向发展。

(五)纠纷处理难,时间跨度大

有些已解决的林权纠纷,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反悔,或认为原先协商的方案不合理,或认为政府裁决不公,拒绝履行协议或裁决处理决定,或司法裁决后因监督执行不力,重新引发林权纠纷,有些林权纠纷甚至反复多次,尤其对于跨行政区划的林权纠纷,由于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加之地方利益的驱动,处理起来更是难上加难。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在林权纠纷调处过程中,有效证据往往不充分,容易出现“有理者寸土不让,无理者得寸进尺”的现象,农民为了自身利益又尽己所能全力争取。这样就造成林权纠纷常常久托未决,历时数年。例如广州从化市吕田镇鱼洞村林权纠纷一案,从出现争议到最终解决,前后经过了两级政府处理决定、一审和二审,共历时20年。实践中,类似的长期存在并且没有解决的林权纠纷案件并非少数。

三、林权纠纷化解机制的构建思路

(一)目前林权纠纷解决途径的作用评析

目前解决林权纠纷的途径主要有自行协商、民间调解、行政调处(包括行政调解和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诉讼、信访等。在实践中各种纠纷解决途径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自行协商和民间调解作用有限。

这主要由林权纠纷的特性所决定。村民往往不相信村委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能不占到政府的立场上,而更多地代表自己利益,所以他们不愿意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纠纷,该类解决纠纷方式所发挥的作用便十分有限。

2、行政调处未发挥应有作用。

其一,解决争议的程序规定不具体、不明确、不合理。例如行政调处的时限、争议提起的时限以及作出处理决定的时限没有科学的规定,导致调处机构工作中无规可循,效率低下。其二,缺乏专门的调处机构和调处人员。绝大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独立的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其三,行政机关处理林权争议的制度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不妥,带来一定负效应。

3、诉讼方式未真正应用于林权纠纷的解决。

在农民的法律意识中,法律的确是公正、公平和正义的代表。但由于诉讼成本高,周期长,程序复杂,在遇到实际纠纷时,往往把非法律解决方式作为了首选。

4、信访成为解决林权纠纷的重要方式,但效果也未尽人意。

农民往往把信访看成是优于其它行政救济甚至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但由于信访部门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实际权力,可信访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把信访部门当成了解决问题的责任主体,这样就可知道其最终的解决效果了。

(二)构建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思路

解决林权纠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必须以预防为主,加强林权登记造册、核发证书、档案管理、流转管理等基础性工作,以利于明晰产权,从而预防林权纠纷;其次,应结合林权纠纷的特点,建立“以行政调处为重点,以诉讼方式为核心,以其他救济手段为补充”的多元化林权纠纷解决机制。

1、行政调处制度是解决林权纠纷的关键。

行政调处制度具有它固有的优势。行政调处是由行政机关的特设机构对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作出决定。加强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作用,强化行政处理是世界潮流,如英国的行政裁制所,美国的行政法官,都是典型例证。世界不少国家强化行政处理的原因有:一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纠纷案件越来越多,而行政机关拥有专业优势;二是由行政机关解决这类纠纷效率高,成本低,并具有一定的便宜性和灵活性,容易达到个案的实质性公正。

2、司法是法治的核心,是解决林权纠纷最终的一环。

法治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应是司法。一方面,司法方式具有优势地位,其他方式不能与之冲突、抵触。另一方面,司法解决方式具有排他性。当事人一旦选择司法方式并据此产生处理结果,即不得选择其他方式,甚至在处理过程中也不能轻易单方面作出放弃并选择其他处理方式之有效决定。同时,法院解决纠纷具有终极性。司法是保障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解决法律争端与诉案的终局性裁判,是保证受到侵犯的权利得以复原和救济的最后屏障。

3、化解林权纠纷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在当今世界,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已成为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

四、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律体系的完善

从法律位阶上讲,作为全国调处林权纠纷主要依据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属于政府规章,法律效力偏低,加之已实施十多年时间,其规范内容已远远不能满足调处工作的现实需要。因此,应将该《办法》上升为行政法规并丰富其内容,以增强其法律适用力。同时,由于行政法规适用范围过宽,其作为基本立法所必需的原则性、框架性,难免存在一些立法调整不到位的地方,为建立操作性强、缜密合理的林权纠纷调处法律体系,必须出台一系列配套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从而最终建立起“以行政法规为主,以配套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规章为辅”的行政调处法律体系。

(二)林权纠纷行政调处法规需要重点规范的内容

1、强化行政调解功能。

行政调解是政府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纠纷进行调解,是行政调处(调解处理)的首要一环。行政调解对于将林权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林权纠纷一旦调解不成,政府必然要作出裁决决定,这极易促使矛盾激化,进而通过行政复议和诉讼来解决争议,因此常常使纠纷久拖未决。而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中对行政调解重视不够,仅在第十八条、第十九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而且规章名称也没有体现出行政调解的意思。所以,应当强化行政调解功能,细化林权纠纷行政调解的具体程序规范,如调解的申请、受理、原则、主体、方式、标准、效力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实践中要大胆探索新的调解方式方法,如一些调处工作人员已总结出的冷处理方法、换人调节方法、经济补偿方法、案件对比方法等方法,应当将这些方式方法体现在规章文件中,以便更好地指导调解工作。

2、建立调处回避制度。

调处回避制度是指调处工作人员应当避免与双方当事人发生个人利益冲突。“调处工作人员不能调处与本人有关的案件”,“自己不能作为自己的法官”,这是程序公正的最基本内容。该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行政工作人员因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从而维护行政主体在双方当事人心目中的公正形象,以减少其行政调处公正性的疑虑。所以,当处理具体案件的调处工作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时,双方当事人有权要求该工作人员回避,该工作人员有义务主动回避,工作人员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其作出的行政裁决决定无效。

3、建立调处不单方接触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调处工作人员调处林权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在行政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中都禁止单方面接触。美国的《行政程序法》第557条第4项款第2项规定:“机关的领导成员,行政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或有可能参与该裁决过程的雇员,都不得就本案的是非问题同该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进行或故意促成单方联络。”不单方接触制度是通过分隔行政主体与当事人的不合理联系而对其权力行使进行制约。实践中,一些调处工作人员采用一种“背靠背”的调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使调处人员更好地理解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从而较好地促进了纠纷解决,但同时该方法也存在着巨大弊端:其一,容易出现调处人员与一方面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而导致行政腐败;其二,调处人员易受一方当事人不真实或情绪化陈述或虚假、片面性证据影响而形成偏见,导致对其他当事人的不利,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对长期不能解决的争议林地的处理。

《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在林权争议解决以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伐有争议的林木,不得在有争议的林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该条款对于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林权争议问题不大,而实践中常常可以遇到一些由于案件情况复杂,双方无法提供合法证据,又不愿意协商解决的长期存在的林权争议,对该类争议林地长期不进行开发利用无疑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对此,许多学者存在着不同认识。一些人认为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由于争议林地产权未定,所以不能对其进行开发利用。也有人认为对于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争议山林,应当采取收归国有,或由林业主管部门代管,从而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首先,在立法中要体现出对长期争议林地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这种理念实际上与我国在对外资源利用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如我国在处理南海资源开发问题时一贯主张:与东南亚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次,由于争议林地的产权尚未确定,所以不宜将该林地收归国有;第三,要建立起合理的争议土地利用规则,要明确利用争议土地的条件,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林地可以规定不同的最低可以开发利用的期限(如争议超过5年以上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还要规定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意对争议土地进行开发利用并签订书面协议等其他条件。

5、调处林权纠纷中有关费用的承担。

调处林权纠纷时常会涉及到一些费用承担的问题,例如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争议土地进行实地勘验鉴定时,需要支出勘验鉴定费。对此,《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并未进行规范,而一些地方规章作出了规定,如《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调处林权争议工作中所需的测量、鉴定、制图、立界桩等工程费用,由当事人各方共同承担”。但是,该条款仍然过于原则,‘共同承担”是双方各付一半,还是提出勘验鉴定的一方或最终获得产权一方多承担一些呢?所以,必须细化有关费用承担的条款,明晰承担费用的条件、种类和标准等问题。

6、建立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协调处理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加之地方利益的驱动,跨行政区划的林权纠纷的处理难度非常大,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所以,应当逐步建立起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协调处理机制。《广东省市际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操作规程》正处在讨论论证阶段,该规程拟建立“轮流牵头,联合调处,共同作出调处决定”的调处规则。这些规定的出台必将很好地促进跨行政区划林权纠纷的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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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篇8

[关键词]基层检察院；诉讼监督；社会矛盾纠纷

一、当前基层检察院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一）诉讼案件数量多，案件审查处理难度大

近几年来，涌入诉讼过程的案件不仅数量多，类型新、法律关系复杂，而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尚不完善，导致审查处理难度也进一步增大。在案件审查处理过程中如何准确适用法律，统一司法尺度，确实也存在不小的困难。

另外，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监督活动的关注度明显增强，对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在检察工作中，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往往成为检察院机关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公众寻找司法保护的期望值更高

当前，邻里纠纷引发的伤害、对未成年人的强奸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盗窃、抢劫、敲诈勒索、诈骗等侵犯财产罪的案件居多，不同季节不同刑事犯罪高发，各种社会利益受到冲击。如邻里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处理与日后两个家庭之间的相处不无关系，若处理不当可能再次激发矛盾。案件受害人及其家属与犯罪嫌疑人的家庭之间既产生了经济纠纷又造成心理上难以愈合的矛盾。作为基层检察院就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突出化解双方矛盾，谋求好的社会效果。

另外，不同层面的民事行政纠纷不断产生，特别是房产纠纷、医患纠纷、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等问题。加之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力度有限，第一道防线较为薄弱，很容易导致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案件当事人甚至越过调解，迫切要求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对案件进行处理，无疑加重了检察机关矛盾调处的包袱。

（三）涉检涉法上访工作面临挑战

涉法涉诉信访活动的组织化倾向明显，违法上访的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当事人为了达到某种诉讼目的，采取闹访等极端的形式上访，突发信访、行为激烈的异常信访案件增多，出现“司法要挟”现象。大量的矛盾纠纷把基层检察院推到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线，处于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中。由于种种原因，基层检察机关调节这些矛盾纠纷的资源和手段又是有限的，这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

二、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的做法举例

（一）对于轻微刑事案件，释法说理，力求以和解方式解决问题

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在调处村民曹某因宅基地纠纷致邻居王某轻伤一案，公安环节调解多次未果，后移送该院审查批捕。侦监科科长靳朝经过审查，认为该案仍可进行刑事和解，否则王某的医疗费难以解决，曹某被批准逮捕，双方矛盾也难以化解。几番调解下来，曹某以王某过错在先不肯赔偿，王某认为和解不成曹某就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漫天要价。靳科长判断，当事人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是和解失败的症结所在。待双方当事人情绪有所缓和，他结合案情运用法律，制作了一份《风险提示书》提示王某，曹某家庭困难，一旦追究刑事责任，可能民事赔偿无法执行到位；同时也提示曹某和解不成将追究刑事责任。如此一来，明明白白一本账，曹某和王某双方亲友在阅读《风险提示书》后表示愿意达成和解协议。后双方在检察官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将李某故意伤害案作撤案处理。

（二）民行部门加强案件监督，积极引导，促成和解

新《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2款的规定首次将再审检察建议与提请抗诉并列为基层民事检察工作的主要监督方式，两者相辅相成，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给再审检察建议工作提供了良好机遇。由于再审检察建议可以由同级检察机关直接向法院发出，不受级别的限制，所以基层法院生效的案件可以由基层检察机关直接发出检察建议，无需再经过上级检察机关审查，这使大量案件直接经过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处理，能够及时有效地把大量民事申诉案件消化在基层。

对申请抗诉的案件，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与法院配合形成合力促成当事人听证和解。

三、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机制的建议

（一）立足检察职能，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执法办案中

1.严把逮捕关，提高逮捕案件质量。在审查逮捕时，注重全面准确理解法律规定，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克服“构罪即捕”的简单做法，对于恶性小、再犯可能性小的犯罪嫌疑人认为无逮捕必要的免于羁押，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公诉部门诉。通过“少捕慎捕”，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扩大相对不起诉的范围。公诉部门应发挥相对不起诉的预防、改造、震慑功能，除了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大胆适用相对不起诉外，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对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过失犯罪、初犯、偶犯案件不起訴裁量权的案件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罚，让轻微犯罪的人悔过自新，减少主观恶性，实现刑法之目的。

3.积极运用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环节，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有赔偿、补偿的意愿，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谅解，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具备良好帮教条件的未成年人犯罪、邻里纠纷、家庭内部矛盾以及民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轻微的交通肇事案件等积极运用刑事和解制度，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4.从“背对背”到“面到面”的转变调处民事案件纠纷。借鉴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面对面”调处民事案件纠纷的工作实例，改变以往“背对背”的调处方式。通过“面对面”的调处方式，检察官避免以“一家之言、一己之力”，在听证会上引导双方当事人就主要争议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意见，让当事人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了解双方的分歧所在，把握调解方向。在民事申请监督案件听证会时，除了双方当事人，还邀请“评理人”，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专家学者等都可参加听证会，对案件进行释法说理，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把法律宣讲到位，把道理解释清楚，从而实现案结事了。

（二）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实现矛盾纠纷的合力分流

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建立依托“大调解”工作体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对民事申诉等案件，坚持抗诉与息诉并重，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调解工作，努力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轻微刑事案件，把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和刑事和解有机结合起来，减少当事人对立情绪，化解社会矛盾。

探索建立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的“三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公、检、法职能与化解矛盾纠纷对接互动，搭建专业化调处运作平台，调动社会各方面整体联动的大调解机制，有效化解新形势下以利益诉求为主题的社会矛盾纠纷。

（三）加强外部力量配合，建立处理诉求协作机制

非管辖类司法诉求的大量涌入，是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的现实难题。解决群众的司法诉求，化解矛盾纠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仅靠某一个职能部门去解决，必须加强检察机关与政府、公安、法院等外部机关的协作、配合。所以，要建立司法诉求情况通报机制，以便协作单位了解有关情况，有准备地应对群众诉求，尽早化解矛盾纠纷。

建立信访申诉案件转办、分流处理机制和息诉息访联动机制，召开多方联席会议，联合听证、共同答复，增强纠错能力，努力克服因信访申诉人盲目投诉、反复投诉，多方投诉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国家机关公信力降低，引导群众理性信访、合理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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