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矛盾纠纷

化解矛盾纠纷（共12篇）

化解矛盾纠纷 篇1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现状

㈠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

一是传统型矛盾纠纷仍占主导地位。农村婚姻家庭、土地房屋宅基地、邻里纠纷矛盾占60%。这些纠纷具有普遍性、多发性等特点,其成因复杂多样。二是新型矛盾纠纷增长比较迅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原来部分属于偶发性的矛盾纠纷数量有所上升成为多发矛盾纠纷。如随着城市扩建、高速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土地征用、拆迁、占地等方面的矛盾纠纷有所增长。三是矛盾纠纷区域性和时间性突出。矛盾纠纷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人口密集的乡镇,区域性明显。

随着全面改革不断深入发展,矛盾纠纷表现形式不再固定化,出现了新的特点,传统的矛盾纠纷划分方式不能涵盖所有的纠纷,所以在统计过程中一些无法分类的非普遍性、偶发性的矛盾纠纷统一归于其他类别当中。

㈡农村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

一是纠纷主体逐渐转变。以往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主体一般是农民、邻里之间,民间纠纷普遍存在于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宅基院落等方面,而如今主要表现为群企之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纠纷。如劳动争议、征地拆迁、土地租金、环境污染等纠纷。纠纷的主体出现了以村民、企业、农村干部为主体等新特点。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大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带来了留守妇女、儿童及老人等社会问题。二是纠纷类型呈现多样化。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受利益的驱动,经济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等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三是纠纷调处难度加大。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生产经营、村民自治,农村基层组织对村民的制约和监督力相对降低,再加上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传统的政府干预已难以奏效,加之少数群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甚至过于片面化,给基层调解人员调处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㈠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现行政策鼓励下,农村私人承包土地范围扩大,但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发生争水、争地等矛盾纠纷后,没有通过司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依靠家庭势力来解决,容易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

㈡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政议政的人越来越多,而管理方式与这种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有些地方在村务管理中,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状况、村民福利待遇的发放等,透明、公开、执行不到位。

㈢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够高

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特别是随着群众要求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增强,要求民主、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有的干部服务意识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些隐患。

㈣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够严谨

农村矛盾纠纷日趋复杂化,而面对已经出现的矛盾纠纷由于少数部门的基层干部在群众反映问题时工作态度不够端正,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不足,处理不到位,致使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妥善解决,最终演变成了大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

三、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矛盾纠纷都经过酝酿、发展到激化的过程,只有及消除隐患,化解矛盾纠纷,才能有效控制违规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

㈠强化“三个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纠纷

一是“群众利益无小事”,注重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因拆迁建房、村庄整治、土地流转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所引发的共性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化解此类矛盾纠纷,首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着重维护困难群体的利益。其次,政策要透明,法理要清晰,操作要规范。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既要避免事件的发生,又要将群众利益维护好,这就要求我们在纠纷调解工作中必须依法、依理、依情,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不搞暗箱操作。如在土地流转工作上,要严格规范土地流转行为,本着自愿协商的原则,规范和完善土地流转手续,保护农民合法利益,不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占用承包土地。在涉及农民生存工作上,要优先帮助困难群体解决生产、生活、就业问题。在涉及到相关政策上,应及时向群众公开,保证政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公正性,确保相关优惠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是注重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而领导干部学法的目的在于促进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在基层普法宣传教育中,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这个重点,不断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制定乡镇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对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学习内容、方法、目标以及考试考核办法等进行规定;每年组织基层干部参加学法和法律考试,将考试成绩作为干部晋职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意识和自觉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通过抓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仅可以提高乡镇机关党员和干部的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还能有效预防和杜绝领导干部和执法单位因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问题而引发的群访事件、越级访等现象的发生。

三是注重做好群众的普法宣传和教育。普法最根本的目的是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群众的文明素质,努力实现法治社会。农村容易发生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法律意识相对淡薄,不懂得依法维权。在工作中应注意运用各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普法教育,不断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近年来,定西市通过开展“六五”普法宣传和“送法进农村、进农户、进家庭”等活动,广泛发放普法宣传册、致群众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向群众宣传与他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利用镇村宣传栏、橱窗等宣传阵地增强普法效果,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咨询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㈡建立“三种机制”,从层面上疏导矛盾

一要建立民意表达机制。定西市于2012年设立“12345”电子民生平台,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便利渠道。2014年,共受理各类民生事项10.2万件次,比2013年增加2.9万件次,增长138%,日均受理280件次、转办140件次。截至2015年1月20日,全市的按时办结率为82.3%,办结率为99.9%,双满意率为43.3%,满意率为61.7%。与2013年相比,日均受理量和转办量分别增加了100件次和65件次,按时办结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双满意率下降了2.5个百分点,满意率提升了0.9个百分点。各乡镇以调处中心为平台,实行每日接待制度。平时由各乡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信访办等部门抽调一名工作人员到中心值班,负责接待登记,倾听来访者诉求,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将矛盾解决在初始阶段。同时,根据来访者反映问题的不同性质,多渠道分流交办,如对接访中涉及劳资纠纷的由接访人员分流指派劳保所处理,涉及村民建房问题、分流指派相关工作区处理等。

二要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机制。任何一起矛盾纠纷的产生都有一个酝酿、发展到发生的过程,而基层调解组织是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首先,要建立健全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民调小组、调解信息员队伍,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基层调解网络,全面推进基层人民调解机制规范化建设。其次,要制定调解工作规范,建立信息、排查、调处、回访等工作机制,针对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社区(村)民调人员在村里调处,调处结果上报。无法解决的矛盾上交镇调委会调处。重大矛盾纠纷、重大疑难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和领导包干负责制,由相关党政领导挂帅,专门成立工作班子,协调有关部门包案负责、一抓到底,直至问题解决。再次,要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每个调委会每月进行一次矛盾纠纷排查,重点排查可能诱发矛盾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性因素,定期将排查出的情况上报到镇综治办、司法所,经汇总以后,以书面形式上报镇分管领导和市级相关职能部门,便于主要领导准确掌握镇稳定动态,尤其对可能影响本区域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

三要建立矛盾发生时的合力化解机制。群众反映的许多问题有些成因比较复杂,涉及面广,矛盾一旦发生,仅靠个别部门力量化解往往难以奏效,必须建立由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合力化解机制。在应对群体性上访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前,司法、综治、信访、公安、主管单位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时赶到现场,相互配合,做好接待、劝返和答复工作,预防和阻止矛盾进一步激化。

㈢切实采取“三项举措”,从原则上依法处置矛盾纠纷

针对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参与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相交织,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交织,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相交织的特点,应依法处置处理矛盾。

一要做好疏导化解。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要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处置原则,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动解决,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主动办理,特别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首位,有效疏导,妥善化解,确实将不安定隐患处置在当地。

二要强化思想教育。要始终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在调处矛盾中,注重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的方法,多做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工作,多做暖人心、稳情绪的工作,使绝大多数群众深刻认识到如何正确对待自身利益,摆正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如何按程序、依据政策法律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提高群众执行政策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三要切实发挥基层作用。基层组织是化解和处理群众矛盾的第一关口。要以村居(社区)为工作重点,切实抓好村居(社区)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司法所、派出所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构筑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基层民调组织为骨干的调处工作网络,探索建立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治安调解联动对接的工作体系。以防激化为重点,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尽力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基层,解决在内部,处置在当地。

稳定是社会长远发展的关键,而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矛盾纠纷的成因及特点,随时掌握矛盾纠纷的苗头性、倾向性、隐患性,从源头上、层面上、原则上认清形势、积极探索,不断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完善处置措施,采取有效防范举措,才能将矛盾纠纷排查在当地、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好当前的农村稳定工作,为和谐社会多做贡献。

摘要：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不容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三农”问题在很程度上又以涉农纠纷和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和案件,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对增强司法能力,构建和谐平安农村,对服务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矛盾,对策

化解矛盾纠纷 篇2

有效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与平安是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认为，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尤如医生查病、确诊、用药、复查、确愈的过程，而其中“诊断”是关键。调解工作者练好“诊”字功，就能“对症下药”，最

终取得调解成效。根据实践体会，化解矛盾纠纷的“诊”功包括：

“听诊”：访民情 查隐患

听诊（auscultation）原意是指医生根据身体各部位发出的声音，用听觉来判断是否正常的诊断方法。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听诊”，目的在于发现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最普遍的问题、最特别的问题和最需解决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哪里“易病”、哪里“将病”、哪里“已病”，从而为进一步开展针对性工作奠定基础。为有效为了确保“听诊”听得“真”、听得“实”，可以从三个途径入手：①通过聘用“土生土长”的调解员和矛盾纠纷信息员，掌握“一线”的民情民意，及时收集可能发生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与群众对此的基本意向，通过归纳总结掌握社情民意的基本类型，“清晰”工作的“主攻”方向及基本方式和方法，不打“无准备之仗”。②合理划分管理网格，确定管理“责任田”。“责任田”负责人除了要入户普查外，还要对重点人员、重点群体进行“特别走访”，排查异常情况，做到“有病无病”心中了然，并落实应相应的“预警”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③对已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苗头”，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及时分析，确定可能是诱发“大病”或系“小疾”，是“急症”还是“慢性病”，从源头入手作出科学的处置决策，将可能造成的矛盾纠纷隐患消除在“发芽”之前，不打“不划算之仗”。

“会诊”：大调处 解难题

会诊（consultation）原意是指由2个以上的医生共同诊断疑难杂症，现也常用来比喻几个方面共同研究解决生产、工作上出现的疑难问题。现代社会矛盾纠纷纷繁陈杂，诸如拆迁纠纷、历史遗留纠纷等，涉及人数多，弥留时间久，仅靠某个部门调处显然难有作为。对矛盾纠纷实行“会诊”，实际就是发挥“大调解”的作用，推进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无缝对接，做到资源互补、工作互动。“会诊”的方式很多，主要有：①“个案会诊”，即对相对复杂、事涉个体的纠纷案，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的联合调解。如化解“村民待遇”纠纷，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组织民政、综治、司法、公安和村组织、村民代表共同参加，使化解矛盾内容上合法，程序上无误，结果上合情合理。②“现场会诊”，即在纠纷发生“标的”地实地调解。如“山林权属”纠纷调解，因其具有一定“技术含量”，更不能“纸上谈兵”，必须现场勘查做到“图实相符”，决定了调解此类纠纷必须是“现场调”，才能“一箭中的”。③“专业会诊”，即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就专业性强的纠纷集中力量专办，以期更快、更彻底解决之。如“医疗事故类”纠纷，专业性强“非常人能办”，只有在相关职能部门、专家、法律服务者及医患双方进行充分沟通，才能拿出大家都信服的方案。④“跨界会诊”，即针对跨行业、跨区域矛盾纠纷进行会诊。如针对边界地区发生的各种纠纷，组织“两边”相关部门和专家深入矛盾发生地进行现场指导，商讨制定处置方案，落实工作对接等。

“急诊”：快介入 化危机

急诊（Emergency treatment）原意为紧急情况下的治疗。社会生活中充满“变量”，突发性矛盾纠纷不可避免的存在，需要“紧急治疗”，以防止进一步酿成悲剧。突发性矛盾纠纷是指那些因突发事件或政策性变革等导致的，如调处不及时，很可能快速升级、激化的矛盾纠纷。如近年来多地因交通事故引发群体性堵路事件，原下放垦民因政策变化形成的集体上访事件等都属于此类。“急诊”的要求是“快、稳、准”，但能否实现要求，主要取决于：①未雨绸缪，建立完备的突发性矛盾纠纷的应急调解预案，包括应急调解领导机构，应急调解工作机构，处置、调查突发性事件和善后处理的工作程序等，做到“战必有备”。②快速稳控，建立针对重点关注的矛盾纠纷，如医患纠纷、拆迁纠纷、集体性劳动争议、边界纠纷、涉诉信访案件等有可行的应急调解协调机制，使各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各调委会、专职调解室、法律服务单位等司法行政资源有条不紊、及时介入，做到“战必能上”。③强力调解，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人才库”，包括职能部门的调解“能手”，专业调解的“高手”，民间调解的“土专家”等，凡有“一面之长”的均纳入其中，随时能按调解需要组建一支应急调解小组投入“急诊”之中，做到“战必能胜”。

“复诊”：勤回访 促履行

化解矛盾纠纷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也是一个公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天然存在利益差异和对立。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展开多种形式的利益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农村旧有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各种由利益博弈引起的利益纷争不断，社会矛盾丛生。农村调解被视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实践证明，调解制度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解纷息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有效制度，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符合最广大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

一、农村调解制度的现实状况

我国于2010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并且此法已于201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证明了我国对农村调解制度的完善与执行已经很重视了，但调解制度在运行中饱受诟病。

（一）农村调解员队伍自身法律素质不高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纠纷处理的法律效果。目前我国农村的调解员多由本地村干部担任，其法律素养的缺乏使其不能在调解过程中依法公正履行职责，从而对调解的公信力和制度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二）农村调解制度规范建设缺乏

目前农村调解制度缺乏统一的程序规范，从而使调解过程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这势必影响调解制度本身的公信力并对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产生不利影响。规范的调解程序化建设是取得公正调解结果的根本保证，农村调解制度中程序规范的缺失将难以保证取得公正的调解结果，从而制约农村调解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三）农村调解结果缺乏法律执行保障

我国法律规定调解委员会只能在双方自愿原则基础上进行调解，其调解结果只具有民事合同效力。调解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决定了其只能依靠个人精神奉献开展工作，缺乏履行工作职责应有的资源保障。这使得许多农村人员调解委员会工作因缺乏财力和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这将会制约农村调解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农村调解制度尚不完善

农村调解制度存在很多漏洞。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农村调解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不够，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经常受到上级政府机关或者是上级领导的影响，在人们寻求帮助的时候，有人会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上级”、“找领导”来干涉调解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而导致调解委员会不能独立、公正进行调解的原因是法律本身对于调解的规定不够完善。

二、充分发挥调解制度优势

完善的调解制度，其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村矛盾纠纷，而且还利于推进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重视调解制度建设和做好调解工作。

（一）健全农村调解组织

《调解法》规定，农村调解组织的真正主体是村民委员会内的调解委员会。健全农村调解组织就是要健全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也就是要规范调解员的选任。根据《调解法》规定，对调解员应当严格实行选任制度，杜绝关系户兼任的情况，真正实现调解员工作身份的独立。广大农村应建立司法部门指导下的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三级调解网络。司法部门应加强村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健全较为规范和高效的调解程序，促进村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制度化和常规化；要加强村民以及基层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监督；要建立和完善调解员制度，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能力，促进民间调解员制度化、规范化。

（二）提高农村调解员素质

在当今和谐社会下，合格的调解员必须具备与调解工作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业务、体能等从业素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大对调解组织建设的指导力度，结合整顿和调整基层调解组织，坚持高标准选配调解员，确保将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熱心公益事业、品行良好、办事公道的中青年人充实到调解员的队伍中来；调解员要严格遵守调解工作纪律，重视职业道德，坚持依法调解；基层司法行政人员，特别是基层司法所长、司法助理员应经常深入基层，协助调解员调解疑难复杂民间纠纷，进行“传、帮、带”。既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又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调解能力和技巧。

（三）适当增加调解机构的经费

现行的法律法规均规定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因此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或者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政府的支持，解决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对于经费不足的问题，调解应当有独立的运行经费保障措施，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专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并接受审计、监察部门检查和社会监督。对弄虚作假，套取财政专项资金或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行为，将追究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另外调解员的补贴可以通过预算由县财政拨付，财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调解工作经费保障落到实处，促进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四）加大调解制度的宣传力度

化解矛盾纠纷 篇4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简报 篇5

5月27日，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王利、综治二处处长杨楠、综治二处副调研员张建忠来大荔县调研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贾重新、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惠中正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大荔县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关工作情况，并就《关于在脱贫攻坚战中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我县组织33名县级领导、775名科级领导和265名科级后备干部，包联帮扶贫困群众，实行包联帮扶全覆盖。截止目前，全县扶贫对象核实及数据清洗工作正在按照程序扎实开展。在今年矛盾纠纷排查中，全县共排查出涉及扶贫领域的矛盾纠纷31起，现已办结6起，剩余的正在办理中。

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王利要求，各级综治组织要同扶贫、信访、公安等有关部门，针对本地区脱贫攻坚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矛盾纠纷、涉及脱贫对象的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排查，建档立卡。要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认真研判，逐一制定工作方案，做到明确化解时限、化解责任、化解措施。要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和类别落实工作措施，实行“一个问提、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做到化解一起销号一件。

走近学生 化解矛盾 篇6

关键词：教学管理；矛盾化解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4-203-01

教学管理中，学生间产生摩擦与纠纷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处理不好，往往会使矛盾激化，造成不可调解，升级为家长间矛盾，甚至上升为社会矛盾、学校与社会间矛盾。处理这样的学生矛盾，需要班主任的教育机智，针对不同情况，运用不同的方法，及时处理。

“为了全体学生的发展，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已成为当今我们落实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我经过多年的带班实践认为：班主任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有广博的学识、无私的爱心、严谨的工作作风，需要做好学生的良师益友，还需要有较强的化解矛盾的能力。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记得我担任音乐班主任第二学期的一天上午，学生们上完课间操回班里上科任老师的第三节课，我回到办公室批改作业。突然，班长风风火火、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老师，都某某走了。”我问：“为什么？”班长说：“他睡觉，某老师提问他，他不起立，还顶撞了老师，老师就让他‘滚出去，他背上书包就走了。某老师赶紧让我来找您。”我让班长先回教室上课，我跑步直奔校门口。都某某同学正在与校警讲出校的理由，我赶紧拦住他。我先问他：“你为什么现在回家？”他理直气壮地说：“是某老师让的，她让我‘滚出去，我就走了。我再也不上她的课了。”我对他说：“学校安排的课是必修的，没有谁想上哪门就上哪门一说。你应该珍惜自己的学习权利，没有哪一位老师能剥夺你的学习权利。你应该从自己长远的发展前途着想，把每一门课学好，这才不辜负老师、家长的期望。”他听了我的话，感觉我是在偏着他说的，态度有所缓和。我接着让他说说事情的经过，他毫不隐瞒地将班长描述的过程说了一遍。我这才指出：“你来校不认真学习、睡觉，又顶撞老师，这对吗？”他说：“不对。”但又反驳说，“我睡觉、顶她不对，那她也不能让我‘滚出去呀。”我想到：这句话就是那位老师不对了。所以诚心地说：“某老师的这句话是不对的，我替她先向你道歉。实际上某老师也在后悔，是她让班长叫我拦住你的。日常生活中你也有体会，父母生气时也不是拣好听的话说你的。每位老师辛辛苦苦备课、认认真真讲课，谁愿意让自己的课成为‘催眠曲呢？老师管你，说明她是一位负责任的老师。换个位置，你如果是老师，学生错了还顶撞你，你生不生气？”听了我的话，他的气恼已经平息，所以真心承认：“我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问：“你还走吗？”他开玩笑地说：“我不走了。我要珍惜上课的权利。”之后，他规规矩矩喊了“报告”，又回到班里上课了。以后他再没犯类似错误。

这位学生，待人热情、直率，但脾气暴躁，缺乏守纪自觉性。刚来我校时，他文化基础很差，体育成绩较突出。为帮助他，我课后多次家访、谈心，了解到：他在家是老大，父母下岗后另谋的职业挣钱少、工作忙，他每天还得回去给妹妹做饭。我感到他也是一个明事理、有责任心的孩子，所以对他给予特殊关注，让他当了体育委员。经过一学期的转化，他在纪律、学习上都取得一定进步，并下决心要在新学期加倍努力。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有意要逃课，是确实伤心了才走的。而那位任课老师，平时也很关心学生，我考虑她是被气坏了，才出了错。所以我耐心地做了调解，平息了这场风波。试想，这件事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好，就会影响任课老师的形象、教学，也会耽误学生的学习，师生之间对立情绪严重，小事就会变成大事，还怎么谈得上促进学生发展呢？

化解矛盾纠纷 篇7

(一) 矛盾主体多元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社会阶层的整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目前正由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现在多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阶层的逐渐增多, 各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的各种利益矛盾也不断增多, 导致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逐渐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的特点。

(二) 矛盾形式多样化。

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 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机理不同, 以至于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多层次的, 相应地也表现为多种形式。从反映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看, 领域不断扩大, 层面也不断加深。既有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 也有侵权责任, 经济利益, 社会管理。从反映的内容来看, 涉及社会保障、劳资纠纷、林地权属、合同纠纷、刑事判决等各种法律法规, 均与群众的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三) 矛盾规模群体化。

我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很多都呈现群体性特征。第一, 数量连年攀升。在数据的统计中, 1993年为8, 700宗, 1999年总计为3.2万宗, 2003年总计为6万宗, 2004年为7.4万宗, 2005年为8.7万宗, 2006年为9万宗, 2007年为8万宗, 2009年为10万宗, 2010年为18万宗, 2011年为18.25万宗。第二, 社会矛盾通常以某类利益受损群体为主, 多数群众自身利益遭到损害, 或者自身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或是群众自身的公共安全得不到可靠保障, 或者群众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等。以上这些原因会导致这些人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 慢慢形成生活、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利益共同体”。而这些“利益共同体”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会逐渐形成有规模的组织, 在这些特定组织的领导下会延伸出一些跟自身利益相关的诉求, 他们会打着集体利益的幌子, 试图用少数人的自身利益来绑架集体利益。当这些组织所谓的集体利益得不到有效及时保障时, 他们往往会自发团结成以某种特定诉求为核心的自组织, 随着矛盾的日益增加, 这种自组织呈现出目的明确, 组织程度高, 高度团结的特征, 但在满足自身利益诉求之后会自动逐一解散。

(四) 矛盾性质尖锐化。

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特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凸显了出来, 各种利益冲突或者对社会的不满等现状一旦呈现, 一些平时本来很小的问题也有可能引发大的社会矛盾。从而导致整体失衡的社会心态。这使长期累积的不满情绪一旦遭遇到不公的事情就极易引发尖锐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五) 矛盾解决复杂化。

各种社会矛盾反映的问题呈现错综复杂的特征, 而这些问题往往也会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多个方面, 群众正当合理的要求、不同矛盾的主体与不合法的行为, 历史原因导致的纠纷、现实生活产生的矛盾和不同的社会矛盾动机相互纠结、相互作用, 由此引发的各种大的社会矛盾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处置难度逐步加大, 而且经常反复, 导致矛盾解决越来越复杂棘手。

二、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源思考

(一) 政治体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 导致社会矛盾频发。

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崭新阶段, 并且逐步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而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却举步维艰, 导致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绊脚石。在前阶段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国家单方面重视经济增长, 而忽视了社会建设的同步增长。

(二) 政策和法律建设滞后, 直接诱发社会矛盾。

当前社会发展阶段, 一方面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 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 许多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不能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 不仅无法有效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 还会严重阻碍问题的解决, 有时甚至使社会的矛盾严重化, 这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直接诱因。

(三) 法制公信力缺失, 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在日常的社会管理和监督服务过程中, 一些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 为民服务意识变弱, 没有能够做到依法办事、按规定办事, 损害了法制的公信力。还有一些规章制度尤其是审批程序过于繁琐,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而一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漠视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 没能真正贯彻群众路线, 不能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适当简化工作程序, 这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众形象, 这使社会管理出现很大的漏洞, 引发出各种社会矛盾。

(四) 调解机制不健全, 导致社会矛盾积累。

目前社会矛盾调解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基层调解机制不健全, 这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积累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基层党组织存在严重的官僚作风, 工作制度、管理手段滞后, 一些本来能够在基层就及时得到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一些本来在基层就能够化解的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化解, 反而由于日积月累, 矛盾越积越大、问题越积越多, 这正是缺乏科学合理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体现。

三、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建议

(一) 加大法治教育培训力度。

把宪法法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法治思维课程作为重要内容, 纳入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法制教育培训计划。结合实际, 采取专门培训、法律讲评、岗位练兵等形式, 切实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转变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 使广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执政、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 坚持用法治思维解决改革发展的社会矛盾, 造就一支熟悉法律政策、善于做群众工作、具备较强社会管理能力的干部队伍。

(二) 推进依法执政, 化解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

化解当前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运用法治的武器。信访工作是社会矛盾化解的一部分, 而抓好信访维稳工作可以有效依赖于正确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基层政府在合理引导群众正确表达诉求的过程中, 要准确把握政府行为的底线和法规的界限, 循序渐进地诱导群众运用正确的法律方式维护权益, 对于目前存在的不合理、不合法的缠访、闹访行为, 基层政府要用法律的准绳予以决断并坚决制止, 进而维护正常的信访走访秩序, 确保基层群众的信访活动能够依法、依规、有条不紊地进行。基层政府在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时, 要坚定应有的立场, 明确摆明官方态度。地方政府对于公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应予以支持和满足, 在处理当地政府部门应当解决的群众矛盾时, 政府应及时、实时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反应并积极响应;对于那些需要运用法律途径解决的矛盾, 一方面政府要运用法律思维及时给以引导;另一方面政府要坚决抵制当前存在的一些非法、无理取闹的诉求。作为为群众服务的部门, 基层政府在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和突出案件时, 应采取不等不拖不推的态度, 及时尽快解决当地群众的诉求, 用更加求实务实的作风来参与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 合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政府在处理矛盾时, 要坚决落实各级部门的主体责任, 强化不同部门相关的协作, 在此过程中引导群团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 进而形成化解当前矛盾的工作合力。

(三) 依托社会组织, 防止社会矛盾上行。

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 处于特定组织中的人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利益目标, 因而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在表达诉求、加强沟通、协调矛盾、化解冲突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的社会组织对上承接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功能, 同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又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公众对社会基层服务的需求逐年增加,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 基层政府需要不断强化夯实自己的责任, 同时政府也要适当鼓励当前的一些社会力量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需求。而社会组织来自群众, 了解民众的需求、熟悉当地的民情、持续不断地关注民意, 因而各种组织能够提供的满足公众需求的各种社会服务,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务实性, 弥补了基层政府在服务大众过程中出现的薄弱环节, 在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矛盾的过程中, 社会公众不同的多样化的需求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满足, 从而促进矛盾的化解。

(四) 合理运用大数据,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1. 大数据思维的树立与形成。

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不断普及和运用, 我国社会的数据规模呈现迅速激增的趋势。在参与社会治理和矛盾化解的过程中, 某些数据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运用大数据处理矛盾时, 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约大数据运用的因素,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大数据思维和意识。在当地政府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过程中, 目前首要的就是注重培养公共管理人员的大数据意识, 让这些管理人员学会运用分析大数据从而为社会矛盾化解服务。一是政府工作人员要把工作中各种数据的收集和积累放在首位, 为实施大数据战略做好基础性工作。二是政府要通过培训或集训等方式强化这些人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运用, 不断探寻各种数据间的相关性, 要深入挖掘隐藏在各种数据背后的规律性信息。三是政府要运用数据思维将这些有用数据的处理分析结果转化为当前的政策决策, 从而最终形成科学有效的决断, 为化解矛盾提供重要支撑。

2. 大数据管理机制的构建。

政府在参与化解社会矛盾时不仅要合理得当地利用大数据, 切实提升自己的社会管理治理手段, 最终还要建立起与大数据思维、法治思维相关的一整套数据管理机制。这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信息收集管理机制。从对目前各种矛盾的实际分析可以看出, 冲突事件在发生时或发生前, 各种相关的信息会逐渐凸显。如果政府建立了信息收集机制, 一部分苗头性信息就可以被政府及时捕捉, 这样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的判断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进而有效化解即将和已经发生的矛盾冲突。二是信息分析处理判断机制。多媒体信息传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各种信息呈现巨量化和碎片化的特征。要想深入挖掘这些大数据应有的价值, 就需要政府建立一整套数据综合分析利用体系, 进而对整理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运用于政府管理和矛盾化解。三是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将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真实、准确地公开是大数据机制构建的前提条件。因而当前政府需要逐步放开各种基础数据, 在更广范围内实现数据共享,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公众对于数据的知情权, 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保障。

四、结语

化解社会矛盾, 事关社会稳定, 黎民康福, 任重道远。地方政府应深入挖掘这些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 要勇于冲击突破各种社会矛盾中存在的不想作为、不敢作为、不能作为僵化思维的“藩篱”, 彻底脱离由于矛盾的化解速度与增加速度失衡而陷入“化解—增加—再化解—再增加”的循环怪圈, 充分调动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积极因素, 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中勇于突破社会转型的困境, 冲破目前矛盾化解中的一些难题, 合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危机、为我国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琨.构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民间组织机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化解矛盾纠纷 篇8

关键词：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着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职能和工作, 与社会管理中的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基本任务密切相关。通过多年的司法行政工作经验, 笔者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司法行政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司法行政机关是政法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担着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三大职能, 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体系中具有预防性、治本性和长效性的作用。司法行政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有生力量, 越来越彰显着它特有的地位和作用。

一、人民调解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纠纷及时的优势。民间纠纷很多具有社会性、区域性、突发性, 纠纷双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往往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 只要能够及时调解, 矛盾很容易化解, 但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调处, 就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纠纷升级, 小纠纷演变成严重的刑事案件, 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而且民间纠纷发生没有规律, 有时一句玩笑话就可能产生矛盾, 如果这些纠纷都通过到法院起诉、立案、开庭调解或判决来解决很可能会错过最佳调解时机, 有些矛盾纠纷拖久了, 当事双方的怨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 调解起来难度就更大。各级人民调解遍布基层, 生活在群众之间, 人熟、地熟、情况熟, 对民间纠纷能够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进行调解, 及时达成调解协议, 快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由于调解及时, 很多矛盾在还没有升级转化的情况下就得到了处理和解决, 解决起来先对容易, 所以调解成功率非常高, 深受群众欢迎。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成本低的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一章第四条明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人民调解深受群众欢迎, 老百姓乐意通过人民调解来化解纠纷, 达成互谅互让的协议, 许多民间纠纷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化解在基层, 解决在萌芽状态。相反, 用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往往会给当事人增添不小的经济压力, 即使经济上不存在困难, 时间成本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作为法院一方, 调查、审理案件需要花费时间、人力、物力, 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人民调解却成本低廉, 既为纠纷当事人节约了金钱, 又为法院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审理其他案件。由于它成本低, 调解快, 成功率高, 已经成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式。

人民调解具有调处后不结怨的优势。“打官司”并不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理想途径, 它除了诉讼成本高, 会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外, 纠纷当事人和法官之间还缺乏有效互动, 一些案件很难达到法、理、情的有机结合, 再加上有些老百姓的法律知识、法律水平有限, 对法院依法做出的判决并不是都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 因此往往会影响判决的执行效果。多数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纠纷, 当事人并不是心服口服, 这样就会使当事人双方隔阂加深, 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一年官司十年仇”以及现在法院“执行难”等就是其中的真实写照。人民调解能起到很好的疏导化怨作用。调解员在调解纠纷时, 会先让双方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然后调解员再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社会公德和当地风俗习惯提出解决方案, 并就当事人有疑问的地方进行详细讲解, 将大道理同当事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转化为贴近实际生活的小道理。调解人员在和当事人倾心交谈中, 情真意切, 和风细雨, 富有人情味, 当事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法制教育, 就很容易接受调解员的意见, 矛盾纠纷得到化解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样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以很少有反悔的, 履行率也非常高。

人民调解具有以案普法的优势。开展全民普法,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虽然经过了五个五年普法教育, 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了提高, 但是, 基层群众的法律素质同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要求相比, 还有一定的距离。由于基层群众居住较为分散、生活忙碌, 几乎成了普法教育常规方式的盲点, 人民调解却能很好地担负起对基层群众的法制宣传重任。绝大多数人民调解员生活工作在基层, 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 调解员能够充分发挥这种亲情、友情、乡情的优势, 把个案调解与法制宣传紧紧结合起来, 运用具体案例在基层群众中开展生动直观的以案讲法宣传, 从而增强了人们的法制观念, 更好的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学法、知法、用法、守法,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调解一案, 教育一片, 普法一方, 就是人民调解法制宣传作用的直接体现。被西方人誉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 为社会和谐稳定筑起一道坚强的屏障, 在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法律服务的地位与作用

客观公正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得到群众信任, 防止矛盾激化。维护弱势群体的表达权, 使他们的利益能够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渠道正常表达,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 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时, 往往情绪激动, 法律认识模糊, 如果得不到及时、恰当地引导, 很可能会采取一些错误甚至违法的方式处理问题, 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政府机构, 其工作人员超脱利益纷争, 能做到耐心细致客观公正地说理、释法、讲政策, 真诚地为咨询者提出合法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依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年接到电话咨询上万人次, 在第一时间为群众想办法出主意, 及时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赢到了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绝大多数咨询能够运用法律保护自我, 符合条件的咨询者还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 避免违法行为和过激行为的发生, 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面对面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及时发现群体性事件苗头。法律援助直接面对群众、服务群众, 在与群众面对面的咨询解答过程中, 接待人员凭借自己的敏锐性和洞察力, 能够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性问题。实践中, 很多群体性纠纷案件, 起初都是个别人前来法律援助中心咨询。如兴长村的稻田跑水导致相邻的1500亩旱田被淹一案, 开始就是有5名农民代表到县法律援助中心咨询, 接待人员从咨询者的诉说和亢奋的情绪中了解到一个信息, 该案涉及的90多名农民已作好集体到县委上访的准备, 正在等待5名农民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咨询结果。接待人员立即向县司法局领导汇报, 同时耐心做好农民思想工作, 该案得到了依安县司法局长赵广军的高度重视, 县局和该镇司法所组成专案组, 不到6天将“旱田和水田之争”解决在了萌芽状态, 有效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常规性的法律援助咨询解答, 能够为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架设桥梁。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依法设立的无偿为群众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 也是党和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经过十来年的发展, 法律援助中心已经成为老百姓反映问题、倾诉委屈、寻求帮助的窗口,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每天解答来访来电咨询, 能够清楚地看到各类矛盾纠纷的消长变化, 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难点问题, 有助于观察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动态。通过个案报告、信息简报、调研文章等形式上报党委政府, 为其评估社会稳定风险和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发生。

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 矛盾纠纷得以消除, 公平正义得以伸张。维权就是维稳, 维权才能稳定。当贫弱群众遇到矛盾纠纷时, 因经济上的贫因和地位上的弱势, 靠自身能力难以通过诉讼解决, 对方当事人往往抓住这一点, 或不予以理采拒绝协商, 或乘人之危达成不平等协议, 导致部分弱势群众不得已采取伤害自己或伤害对方的极端方法维权, 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 也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法律援助的实施, 无偿为贫弱群众解困、为他们维权、为他们伸张正义。法律援助案件的成功办理, 不仅维护了他们的经济利益,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心理上得到慰藉和满足, 对社会充满信心, 从而减少了矛盾积累, 避免了通过非法途径解决问题。这些年依安县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几百件法律援助案件, 通过诉讼、非诉讼方式, 为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贫弱群体成功维权, 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师生矛盾“巧”化解 篇9

一、“巧”管理

很多班主任在管理班级的时候, 总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独裁者, 任何事情都以命令的口吻要求学生“不能做”、“不要做”、“不许做”, 用种种规章制度去限制学生, 使学生带着怨气去执行, 并把学生推到了老师的对立面。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 我的班上每个孩子都是小干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并且班级的规章制度不是我独自制定, 而是在班队会中讨论通过的, 并附带处罚办法。比如学校要求每个在校学生都要戴红领巾, 因没有戴红领巾, 被小哨岗检查到, 造成班级扣了分怎么办?在班队会上, 学生讨论通过了这项决定:只要因个人行为导致班级扣分的, 当事人就要抄写一段200字的美文, 并在班队会上朗读;再比如针对在课堂上吃零食的现象, 大家讨论通过的决定是请当事人第二天带同样的零食, 班级同学老师每人一份……这样的规章制度还有许多, 在这样的人性化管理中, 学生慢慢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并能够遵守自己所定的规则。

二、“巧”处理

当学生和某位老师发生了矛盾的时候, 我的做法是, 不在大庭广众下处理这位学生, 也不先站在老师的角度大骂学生, 而是先冷处理, 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有的老师觉得应该给冲突方老师一个台阶下, 对学生大声地喝止, 其实这是有风险的, 为下策。有的老师会当场呵斥:你这样不对!你这样是错的!你要把事情搞得更糟是吧?你笨死了!你是不是不想读书了?我们首先要同情学生的处境, 询问他有何心理感受, 帮助他做情绪宣泄。处理矛盾时要保持一颗宽容的心, 处理起来应把握好尺度。宽容不是放松了对学生的要求, 而是让学生对照老师的做法, 自觉地反省, 然后查找自身的不足, 再更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三、“巧”沟通

当然必须私下找学生“谈心”, 即使进行惩戒也要掌握好火候。事发后, 首先要保持冷静。一些班主任在矛盾发生后, 急于解决, 或找学生家长告状, 或到学校教导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事件发生后, 大多数学生的心理会很敏感、很脆弱, 如果再找家长和学校去刺激他, 很容易使事情变得更糟。事件发生后, 我们要静下心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自己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有哪些不足?要多与学生沟通。和学生“谈心”的过程中, 要先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分析处理问题, 然后再请学生站在老师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这样的沟通交流更容易使学生接受。

化解矛盾育人于心 篇10

一、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素质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 农村学校生源减少, 而留下的学生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 并长期由爷爷和奶奶抚养。这些学生往往性格孤僻, 当和同学发生矛盾时, 容易产生偏激的行为。作为班主任要及时觉察, 耐心引导, 教育他们以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去面对, 学会冷静地分析矛盾的起因。如果是自己的错, 尽量改掉, 并主动向对方认错;如果是他人的错, 要告诉他错在哪里, 并以宽容的心态谅解他人。让学生明白“退一步天高地阔, 让三分心平气和”的道理, 树立“同学如同亲兄弟姊妹”的理念, 有了这样的认识, 再引导学生做到关爱他人, 呵护他人, 就可以避免其鲁莽行事, 激化矛盾。

二、培养学生乐观的生活态度

班主任可利用班会或心理健康教育的机会创设不同情境, 教育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 无论遇到什么矛盾, 不气馁, 不悲伤, 始终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 能克制自己的情绪, 力求做到谨言慎行, 不说长论短, 不说无助于化解矛盾的话, 能够正确对待他人的意见, 不轻信不盲从。让学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倘若持消极态度对待矛盾, 那只会使自己疲惫、烦闷, 身体机能下降, 学习效率降低;反之, 抱乐观的生活态度, 既有利于矛盾的化解, 又能提高身体的机能, 不断增强生活的自信和学习效率。

另外, 班主任要教育学生尽快适应集体生活环境, 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努力做到: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培养自己良好的行为习惯;同学之间互相尊重, 平等相处, 不自傲, 也不自卑;不拉帮结派, 不搞小团伙, 讲团结, 互相帮助, 时时为他人着想, 为集体着想;说文明话, 会使用礼貌用语;珍惜和同学相处的美好时光, 不断与同学增进感情, 加深感情。

三、培养学生自主的心理调控能力

与同学交往, 会遇到许多矛盾。班主任要教给学生自主心理调控的方法, 始终让他们保持乐观的心态。适用于学生的调控方法有: (1) 与他人 (家长、老师、同学等) 诉说。他们会帮学生提出好的建议, 让学生豁然开朗。 (2) 克制冲动情绪。如果情绪冲动, 就会产生比眼前更坏的结果。 (3) 怀旧激发宽容心。想过去愉快的交往经历, 想他人曾经对自己的帮助, 激起自己宽容他人之心。 (4) 做乐事, 减痛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转移注意力, 减少心中的痛苦。运用上述方法, 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更有利于矛盾的解决。由于学生生长的环境不同, 导致心理品质和生活素养存在差异性, 面对各种矛盾, 无论采用什么化解方法, 只要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都是可取的。

化解矛盾促和谐 篇11

坚持正面教育疏导，夯实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价值取向。新阶段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正确价值导向，营造团结和谐、健康向上的思想舆论氛围，是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当前因利益关系调整诱发诸多社会矛盾，处于不同利益区位上的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思想政治工作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人们思想认识，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取向，由此凝聚起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共识和精神力量。同时面对人们思想活动呈现出多元、多变、多样的特点，做好引导、疏导工作。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发展不均衡，取得的利益不相同，也由于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层次、接受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和遇到的实际问题不同，人们在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协调、不和谐，从而引发一些思想实际问题。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讲究教育的层次性，注意及时把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和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竞争加剧，社会矛盾增多，人们的精神压力也随之加大，容易产生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特别是当事不遂意时，更容易产生焦躁、郁闷、激愤甚至仇恨等情绪。如果调节不好，于己于人于社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思想政治工作要强化心理疏导，促进心理和谐。要引导社会成员学会心理调节；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要突出心理健康教育，完善心理疏导机制，加强社会成员心态的分析预测，加强社会沟通，畅通交流渠道，防止不良心态积累恶变，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积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当前，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群众各种诉求表达明显增多，维权的方式及手段日趋多样、复杂、激烈，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引导群众依法合理表达各种诉求。当前社会矛盾，几乎没有不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同时还表现出以往不曾有或很少有的新特点。利益群体相互博弈，党和政府首当其冲成了矛盾的焦点，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诉诸冲突，诉求表达往往采取多途径、多样化的形式，而且有些维权目标与手段背离。思想政治工作要引导人们合理表达各种诉求，通过合法的渠道进行诉求表达，相信组织，依靠组织，尊从法律，按照组织程序，逐级反映，合理表达。不能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盲目攀比，提解决不了的要求；不能要求需要不断努力逐步解决的问题，一下子得到圆满解决；不能因为自身的利益诉求是合理的，就违背法律程序，采取极端的手段。引导人们在合理表达诉求的同时，采取正当的诉求手段，不能采取激化、尖锐，甚至恶性冲突的方式，要理性、理智地行使诉求权利，不能做出损害社会和谐稳定和违法的事情。

要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对群众各种诉求表达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区别不同情况，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同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是政策层面的问题，就要坚决按照政策规定办事；是法律层面的问题，就要依照法律，切实维护合法权益；是思想层面的问题，就要通过开展正当教育疏导，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共识；对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就要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多做群众欢迎的事、群众满意的事，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工作，让人民群众真切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善于超前化解矛盾，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政治工作要善于超前化解各种矛盾，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构建预警预测、及时发现机制。社会矛盾能否超前化解，首先取决于尽早发现。思想政治工作要建立预警预测、及时发现机制。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到第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在与群众面对面的接触中，掌握群众思想脉搏和心理状态，及时发现问题。要高度重视舆情信息，通过日常管理、服务调研以及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信息新手段、新途径，广泛搜集社会信息，敏锐观察和分析社会热点焦点难点，及时捕捉和把握群众的呼声需求、心理情绪以及各种负面苗头倾向。获取群众所思所盼、所喜所忧的第一手资料，对社会矛盾的产生及变化做到心中有数，为做好矛盾转化工作奠定基础。

构建事前引导、有效化解机制。未雨绸缪，超前应对是化解矛盾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主动、能动地开展工作。要随时随地了解社会各阶层人们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关心些什么，特别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决策出台前，要科学分析人们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和倾向性问题，从小中见大，及时消除和化解隐患。切不可等到问题闹大了，群众情绪恶化了才去处理。对已经发生的一般性的突发事件要冷静处理，切不可态度粗暴，简单从事。要立足于说服教育、疏导、沟通，以理服人，避免规模扩大，事态升级，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当地。还要努力做到防微知著，防微杜渐，及时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对可能出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及时制订思想政治工作的预警防范措施，加大舆论宣传引导力度，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给任何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提供传播途径。要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尤其是他们遇到困难时，更要主动关心帮助，尽最大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即使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解释清楚，争取获得群众的谅解，千万不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或借口推脱。否则，就会增加以后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化解职工矛盾的对策建议 篇12

1 职工矛盾纠纷的原因分析

1.1 因分配不均导致矛盾

由于原煤炭企业养老保险缴交基数低, 造成退休职工工资与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相比低得很多, 与其他行业的企业职工相比也低不少。当前煤炭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基本养老金大多在1200~1400元/人范围, 有些不足千元, 形成一批“弱势群体”。许多退休职工家庭多为一人领取养老金, 需维持2个人甚至更多人口的生活。以往煤炭企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收入都比较低, 干一辈子到退休也没有多少积蓄, 靠微薄养老金难以应对当前物价上涨的现状, 因此退休后生活普遍比较困难, 心存怨气, 矛盾突出。

1.2 因病无力支付医疗费导致矛盾

因长期在煤矿艰苦行业工作, 职工身子较弱, 患病率高, 且患职业病、工伤人员尤其多, 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许多人产生了并发症, 医疗费支出要比一般人多得多。有的职工到了老年, 生活都无法自理, 长年要人护理, 使其家人无法外出谋职, 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如果家中有一人得了癌症等大病, 高昂的医疗费马上会拖垮一个家庭, 有不少困难家庭选择放弃治疗, 以免欠了一大笔债, 人还是没了。如:退休职工钟xx, 退休收入仅800多元, 丈夫早年去世, 女儿20岁患有抑郁症, 自己患乳腺癌, 因无钱而放弃治疗。又如煤电公司离休干部遗霜方××患乳腺癌把上海的房子卖掉治病。更有甚者老人因病不愿拖累子女, 选择自杀。

1.3 因“教育不均”导致矛盾

由于煤矿企业普遍地处山区, 教育资源偏少。“教育不均”造成矿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 往往文化程度较低, 没有一技之长, 就业相当困难。虽然有不少职工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外出谋职, 但也有很大一部份倒回矿区要求安排就业, 企业又没有那么多的岗位提供就业。目前矿区还存在个别零就业家庭, 子女不但没有实现“反哺”父母, 反而长期依赖父母, 做“啃老族”, 导致上辈穷, 下辈也穷的“遗传”现象。按目前我国教育体制, 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费几万元甚至近十万元, 这对于退休职工尤其是困难家庭来说, 确实难以承担。

1.4 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产生矛盾

由于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家庭成员关系、邻里关系没处理好, 引起争议纠纷, 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等, 产生矛盾的现象比较普遍。

1.5 因劳资等等纠纷产生矛盾

由于劳动合同、工资待遇、劳动保护、伤残赔付、工伤保险、社保医保、社会福利等等引发的矛盾纠纷, 特别是伤残赔付纠纷在煤矿企业尤其突出。还有与当地村、镇老百姓的瓜葛千丝万缕, 难免因土地、资源、环境保护等等问题发生矛盾纠纷。

2 化解职工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

企业原本应当是消除民怨的地方, 若处理不好, 就会变成积累民众怨气的地方。因此, 煤炭企业应当注重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职工诉求机制和矛盾处理机制。

2.1 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 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统筹兼顾, 合理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呼吁政府部门出台政策, 尽快缩小企业职工养老金与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的差距, 解决养老金“分配不均”的问题, 不断提高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

2.2 强化全民素质教育机制, 切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要教育引导广大职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培养“爱心”,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传统美德, 加强“孝”道教育, 做好困难离退休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进行帮扶救急的同时更应教育大家树立自救的信心, 尤其动员困难家庭的子女自强自立, 积极就业, 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 尽早帮助家庭摆脱困境。家庭和谐了, 企业就和谐, 企业和谐了, 社会才和谐。

2.3 建立困难帮扶机制, 加强社会保障功能建设

帮扶工作应是一项社会工程, 不是企业一家的事, 作为企业要加强与地方工会、民政、劳动、医保等部门的联系与沟通, 发动多方力量帮助解决。对符合办理低保户的, 应及时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向社保部门建议适当降低困难退休职工配偶申请纳入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年龄限制及提高额度, 取得社会保险更多分额的贴补等等。加强社会保障功能建设, 要关心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 积极争取社会帮助。进一步完善扶贫解困制度及大病应急救助制度, 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 创造条件, 拓宽渠道, 持之以恒地开展行之有效的困难帮扶、金秋助学、解决困难职工子女就业等问题, 让困难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2.4 建立通畅的职工诉求机制, 理顺情绪、释疑解惑

要努力提高处理职工群众反映问题的能力, 把职工来信来访当作一个重要工作来办。目前随着煤矿企业各项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 使许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 诸如岗位精简、岗位竞争、外出创业、改革改制以及职工生活等方面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工会组织对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要积极进行认真疏导、释疑解惑。特别是要加强信访工作, 畅通信访渠道, 变被动接受来信来访、消极应付来信来访为自觉主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凝聚人心, 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促进和谐。

2.5 建立矛盾处理的协调机制, 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

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种职工矛盾形成规律的研究, 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建立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 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各种违法行为, 要区别性质和情节, 进行控制和打击, 努力维护企业稳定的大局, 积极营造矿区和谐的氛围。

2.6 建立预防和排查社会矛盾纠纷机制, 做到“三早四个不放过”

通过职工思想信息预警机制, 设立兼职矛盾纠纷信息员 (思想信息员) , 深入基层, 及时发现和了解矛盾纠纷底数, 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置, 把矛盾纠纷隐患处理在萌芽状态。建立和健全排查制度。对各种职工矛盾经常排查, 热点难点问题专题排查, 重大矛盾纠纷随时排查, 做到“三早四个不放过”, 即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置, 隐患不查清不放过, 问题不解决不放过, 上访有反复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2.7 完善人民调解处理机制, 化解矛盾, 防止激化

一是推行调解引导。对于当事人起诉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下转第21页) (上接第130页) 小额债务纠纷等案件, 在受理案件时, 在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选择权的前提下, 建议当事人先到队、矿调解委员会先行调解。二是推行事前调解。对于涉及面广、突发性强、矛盾易激化的群体纠纷, 矿调解委员会进行事前调解, 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激化之前。

2.8 建立调处劳动争议纠纷机制,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独特作用, 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好劳动争议案件,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建立劳动争议特邀调解员制度。聘请一定数量具有相关法律知识的工会干部作为特邀调解员, 参加劳动争议的协调、调解等工作, 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培训研讨协作机制。对工会干部作法律法规业务讲座, 选择劳动争议典型案件现场调解, 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正确处理劳资矛盾的方法与措施, 不断提高调解工作效率, 以确保调解工作得到高效运作。

2.9 建立调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机制, 维护矿区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