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故事

老舍的故事（精选8篇）

老舍的故事 篇1

关于老舍的故事,老舍小时候的故事

篇一：老舍的小故事

老舍的小故事

19岁当小学校长

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最伟大的字——饭”

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写着玩”写出的大师

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老舍如何写《四世同堂》

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老舍还有过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老舍三岁那年，就没了父亲，母亲靠给穷人洗臭袜子养活他。到九岁，他还不识字，后半生就将是一个提篮沿街卖樱桃的小贩吧。一位好心的刘大叔资助了他，老舍上学了，中国多了一位作家。

刘大叔是有钱人，也是大善人。他办贫儿学校、粥厂、慈善事业，把钱多多施出去。后来出家为僧，人称宗月大师。坐化后，烧出许多舍利子。刘大叔以肉身实践了“死而富有是可耻的”这一句几十年后才被人说起的话。

宗月有个女儿，小时候，老舍常去刘家玩，爱上了她。海棠花开的时候，两个小儿女说过一句两句没有意思而甜美的话、富小姐和胡同串子，身份差太远，婚嫁谈不上。但知道她没有定亲，令他安心。

后来老舍出了国，刘小姐随父出家为尼。过了好些年，老舍回国了，刘小姐成了暗娼。其间，发生了什么？无从推测。可能那尼庵本来就不干净，刘小姐错入了虎口；也或她是“一向吃好的穿好的惯了。为满足肉体，还得利用肉体，身体是现成的本钱”。。。总之，一个黄花大闺女，想青灯古佛过一辈子——哪儿那么容易。全世界都是嘿嘿冷笑的恶势力。他千辛万苦找到她。她剪了发，脸上有很多粉和油，洗净了大概像一个病中的产妇。她始终不正眼看他，虽然脸上并没有羞愧的样子——她应当有吗？

他还爱她，但这爱成了苦酒，折磨他。他们原本本不当户不对，现在更加如此，只是高低掉了个儿。朋友看出他的悲苦来，没直说，假装闹着玩地暗刺他，意思是，她不配他。她不配？她本来不是大小姐吗？她沦为赤贫，不也因为她父亲的慷慨施舍吗？而老舍，其实也是受益人之一呀。不过，给是自愿的，得到的人，不欠她们家。反之，如果邀恩图报，那她就是无赖小人，受者更加心安理得。这叫什么道理？但这确实是道理。

老舍没娶刘小姐——是他想娶而刘小姐不肯，还是他根本没打算娶？再爱她，大概也不能把一个暗门子用大花轿接回家去。我们很难知道真相了，他的记忆被打散了，放在他的小说里、散文里。一幅最美的画，碎纸机里走一遭，也就全是纸屑，什么也拼不出来。老舍34岁，才在朋友劝告下结了婚。

他一直记得她。她是为弟弟们给虎妞下跪的小福子，祥子爱过她，这爱情不因为一个是车夫一个是暗娼，而稍减其美或者震撼。她也是月牙儿，清清醒醒明明白白走这另一条路，因为“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是女人得卖肉”。她是他的记忆，一点点微神，一个没有故事的主题。老舍老在提海棠花，“她家里的那株海棠花正开成一个大粉白的雪球”，“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像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他死后但愿葬在海棠树下，或着。。。他什么也做不了!

最后老舍还是与胡絜青结婚了~

老舍与周恩来

篇二：舒乙追忆父亲老舍

舒乙追忆父亲老舍：最是恋家人 | 凤凰网读书会如果一座城市曾经的辉煌、繁华甚至苦难与萧条可以在作家的笔下重现，那么毫无疑问，老舍之于北京，相当于张爱玲之于上海、昆德拉之于布拉格，或者狄更斯之于伦敦。茶馆、祥子，月牙儿，先生笔下各色虚构的人物构成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北京，一个饱经风霜仍优雅、闲适、沉稳的北京。一湖之间，大师远去，他年老羸弱，却有着文人的硬骨头，这骨头，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和文脉，亦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注脚。城墙还在，但已被扒开了许多豁口；花儿照开，少了疏影横斜的暗香浮动。本次凤凰网读书会请到老舍先生之子、著名作家舒乙先生和人民大学文学院长孙郁教授，就让我们跟最了解老舍先生的人一起，聊聊这位最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大师。

■要点

舒乙：《月牙儿》里“妈妈”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亲

舒乙：老舍替绝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中国民众发声

■文字实录

舒乙：《月牙儿》里“妈妈”的原型正是老舍的母亲 生下来老舍先生的时候，妈妈年岁已经大了，大概过了四十。老舍先生是她的幺儿子，排行第九。那个时候妇女都生得很多。生产的时候大出血，昏死过去。腊月二十三北京冷的要命，生下来就把这个新生儿扔在地下了，大家都在忙着救产妇。他的大姐知道妈妈又生小弟弟了，匆匆忙忙地由婆家赶回来，进门一看小弟赤身露体的给扔在地下，她一把就把他抱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头。后来老舍先生写文章说“大姐的眼泪是我生命的洗礼。”她把他给救了。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家里还不是特别穷，他的父亲是一个护军，是一个旗兵，这个“旗”不是骑马的“骑”，是旗人的“旗”。清朝政府有二十四个野战军，其中满族、蒙古和汉族各八旗。二十四个旗实行同一种生活制度和管理制度。老舍先生的父亲是一个旗兵，是皇帝的御林军，负责看守紫禁城。住在家里，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去上班。八旗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的人派兵守卫紫禁城，就是现在的故宫。下五旗负责守皇城，皇城是什么呢？紫禁城外还有一道城墙，紫禁城和皇城之间全部都是皇帝的附属机构。老舍先生的父亲负责守这里，他的武器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大刀片，但是这个大刀片特别薄，哗啦哗啦的拿来练武差不多，实际上不能砍人。腰里头别一块腰牌，木头板儿上头写着四个字--面黄无须，面黄没有胡子，没有照片，只能靠文字说明外貌特征。

老舍先生的爸爸是一个烈士，后来我在故宫找到了一个庚子年间的抚恤名单，这个名单公布了十六个战死在天安门广场巷战中的人。其中第九名是永寿，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烈士的家人是有抚恤金的，但抚恤金少得可怜。清朝末年钱粮不能按期发了，发下来的也成色不足，于是老舍先生一家不到半年就沦为穷人。

老舍先生的妈妈是位很要强的妇女，她给别人洗衣服，洗臭得要命的、硬得不得了的店员的布袜子，脏衣服，常常被这些东西熏得吃不下饭。她的手非常粗糙，老舍先生写文章说，“要是用她的手背来给我挠挠背上的痒倒是挺好的，但他说不敢这样要求。”因为没有奶水，所以他常常讲“我是靠我妈妈用糕干把我养大的”。什么叫糕干呢？北京到天津之间有一个杨村，杨村有杨村糕干，实际上就是用面做的一种类似压缩饼干的东西，用点热水，和一和就成糨子，就喂他那个。老舍先生很幽默，他说因为自己是吃那个长大的，所以长大了以后一脑子的糨子。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身体非常弱，弱到什么情况呢？他们的邻居后来反映说，这个小孩到了三岁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一天到晚一个人偎在炕上，给他一个小棉花球或者一个小面团，一个人能玩半天。后来好不容易到四五岁才勉强能走路能说话，但是没有玩具。他说他仅有的玩具是在南房一个破屋子里头找的几个泥饽饽的小模子和两副涂了红颜色的羊拐。还有就是门外头大槐树上的吊死鬼，那是不要钱的玩具。他的妈妈除了洗衣服以外，还当佣人当女工，到学校帮着女老师打饭洗衣服做活计，这样把还孩子养大。后来当然哥哥也走了，姐姐也出嫁了就剩他一个人跟着寡母，两个人相依为命。他一辈子都非常尊重他的妈妈。他说自己的性格跟妈妈特别像，妈妈是一个特别利索的人，性格直率，为人热情，需要帮助别人的时刻总是跑在最前面。他还说自己有过几十位老师，但启蒙老师是一个不识字的妈妈，她给了他的生命的教育。爸爸的小盒子埋在现在的海淀区明光村，妈妈经常背着小儿子，出西街门，走很远的路去给爸爸上坟。冬天的时候会在路上买几个热栗子给他抱在手里头取暖。到了之后把他放在一边，妈妈就开始抱着坟头哭。天上有几个乌鸦，非常悲惨地叫，天慢慢黑了，这时候妈妈有点害怕，背起他来就往回走，要走很长的时间。月牙儿出来了，他就看着月牙儿跟着他们走。所以他后来对这个月牙儿的印象很深，写过一篇非常棒的中篇小说，叫《月牙儿》。小说里的象征意象，就来自他小时候的印象。《月牙儿》里头的那个“妈妈”的原型是他自己的妈妈。

他经常讲自己小时候又穷又孤单，所以他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大家都知道他那些有名的小说、戏剧，绝大部分是悲剧。这跟他的出身有关系。我从事文学研究以后，第一个作品就是研究老舍的童年。想了解一个作家，必须知道他的童年，童年可能给他一辈子的印记，这对了解这个作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贫苦旗人家庭的孩子，到他该上学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准备给他一个小筐子，让他到街上去卖花生米，稍微再长大一点就送他到店铺里去当学徒。哪知道到了七岁的时候，突然胡同里来了一个大人物，这个人叫刘寿绵，外号“刘善人”，大概这是一位大官大贵族。两家的祖辈有过密切的接触。舒家的妈妈比这个刘善人岁数要大，所以他管她叫大姐。“大姐，我知道你有个小儿子，跟我的女儿同岁，我女儿7岁应该上学了，我有一个私塾，可以领他去上学。学费、衣服的布料、课本你都不用管，我来出，明天就带着他上私塾。”这个私塾离护国寺旁边的小羊圈胡同只有半里路。正觉寺当时是个老道的庙。一进门有一个大殿，那就是刘善人的私塾，他把老舍先生拉着进了私塾，并由他来负责一切。如果不是这个偶然的原因，老舍先生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他从这以后，就慢慢的转到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最后成了一位作家。他对这个刘善人感恩不尽。

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到了重庆。而这位“刘善人”最后当了和尚，成了北京的一位高僧。他的法号叫宗月，宗教的“宗”，月亮的“月”，1942年圆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重庆，老舍先生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宗月大师》，最后他提到，“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今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但是非常奇怪，他由私塾转到正规的公立小学以后，该上中学了，他上的是北京三中，但是刚上了半年，妈妈就拿不出钱来了。正好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学校第一届招生。慈禧被“打疼”了以后，有着非常厉害的改良措施，比光绪皇帝原来提的要进步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政策，就是在全国各地设新的师范学校，公立的，免费培养小学师资。一切课本一切课程设置学日本，学明治维新。这样的学校开始在北京招生，叫北京师范学校。招收50名，择优录取。老舍先生没有告诉他妈妈，偷偷去报名，一千人取五十个，他完全凭自己考试进去了。进去以后才发现，同班同学绝大部分是河北人，乡下的，口音很重，但是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原来北京人不怎么念书。

这个学校是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所以老舍先生没有大学的学历。但是这个学校特棒，先从待遇上说，一进去就发衣服，两身呢子制服、皮靴、帽子，住校，管吃管住免学费。所有的设施都是洋式的，手风琴、洋鼓、洋号，真枪实弹的军训，不要一分钱。所以当时口头上有这样的传法“师范、师范，白吃饭”。他是第一届毕业生，他进去以后特别用功，而且他口才很好。毕业的时候是1919年，平均总分第五，前三名派到日本留学，第四第五第六直接当小学校长，所以他这个第五名就被派到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那年他19岁。进门就跟妈妈说：“您可以歇下了，以后我来养你。”妈妈的回答是一串的眼泪，这样他算是走上了正规的人生道路。

老舍先生当校长的时候治校有方，两年以后就获得晋升，当了一个收入丰厚的教育官，这个教育官叫劝学员。全北京市一共有四个劝学员。北郊一个，东郊一个，南郊一个，西郊一个，他是北郊的。城中间还有一个劝学长，一个五个人。这个是类教育职业，教育职业管中学小学，劝学员管私塾。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外所有的私塾归他一个人管。薪水也高，一个月一百四十块大洋，一个中学教员工资只有四十，最低一级的公务员是街上的巡警，一个月六块，要养家糊口还有富余，他一个人一百四。在当时绝对是个大富翁。

但是老舍毕竟是老舍，两年以后主动辞职了。他不愿意面对勾心斗角，想要每天陪着孩子，于是去了南开中学教书，薪水降为每月四十但是甘心。

舒乙：老舍替绝大多数没有话语权的中国民众发声 后来，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走了55天，徒步经过整个河南到了重庆，和爸爸会合，这个时候已经1943年了。1946年他又走了，到美国讲学去，一住四年，解放了才回国。重庆解放了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也回来了。1950年在北京一家人团聚了，他就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小院子，不愿意离开家。开人大会、政协会，他从来不去住，连吃午饭都要回来，非常恋家。他在家里养花，挂画，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布置摆设，这样子一直到他去世。去世的故事太悲伤了，我不愿意说，他是这么成长过来的，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波折，走了很多自己选择的道路，最后终于成了这么一个人。刚才孙老师提到的那些他的价值，我觉得都非常准确。我来补充一件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没有得诺奖之前写过法译本《四世同堂》的序，他在序里说他最喜欢中国作家是老舍。《四世同堂》让他想起了沦陷的巴黎，念起来特别亲切。勒克莱齐奥在诺贝尔奖授予仪式的发言里说他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老舍，是一位中国人。他说老舍的价值在于为没有话语权的绝大部分中国穷人说了话。

确实是这样，旧中国97%的人是文盲，而且特别穷，于是就要闹革命。勒克莱齐奥说中国穷人的代言人是老舍，他让人们了解了中国人民，了解了中国的悲惨，了解了中国为什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都喜欢讲“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几个集大成者。当然鲁迅是没得说，孙先生是研究鲁迅的，鲁迅的评价严格地说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升也没有降，更加符合他原来本身的面貌，还是有很多人研究他。郭、茅、巴、老、曹地位变化很大，有的人下降得很厉害。上升最猛烈的是老舍，现在老舍的读者大概跟鲁迅的一样多。当时中国和苏联关系不好，大家知道当时的政治局以文人为主，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是文人，他们说苏联在搞《猫城记》肯定是反华、反毛、反共、反文革，咱们得研究一下怎么来回击它。除了这几个文人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一堆武人，黄永胜那一批人，还有谢富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他们让每个人去看一遍《猫城记》。解放后《猫城记》是禁书，一时找不到，他们就把解放前晨光出版社的找来。后来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翻译这本书、捧这本书是反毛、反华、反共、反文革，直到最后周恩来总理说了两个字：“未必”，引起了很大的**。后来老舍之死跟这个也有点关系，红卫兵说他是“反共老舍”，拼命打他，最后很悲惨，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接回家以后第二天就出走投水。投水是他的人生观。我后来研究他，特别是研究他的身世，我就比较注意这个事情。抗战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长，他发起了一个节日叫“诗人节”，把每年阴历的五月五号端阳节定为中国的诗人节。他每年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1941年就写了一篇《诗人》，他说诗人可奇怪了，别人高兴的时候他老说丧气话，跟人家倒着来，而且平常奇装异服，头发长长的，怪得要命。别人悲哀的时候他大声地笑，可反常了。但是国家民族有祸患的时候，就会挺身而出，老舍先生用六个字来概括--“殉难、投水、身谏”，这个实际上是讲他自己的人生观。1944年，日本人突然由贵州独山方向包抄重庆，重庆大乱。大家开始向西跑。由南京跑到武汉，由武汉到重庆，由重庆到西康跑，再往现在阿坝那一带跑。重庆有一个文人叫王冶秋，这个人是冯玉祥身旁的一个地下党。他跟老舍先生关系非常好，写了一封信由重庆寄到北碚，问老舍：“听说重庆大乱准备往西跑，你怎么办？”老舍先生给他回了一封信，这封信王冶秋居然一直保存着。文革以后老舍先生平反了，他把它拿出来发表，老舍先生信里是这么写的：“我看不出来向西跑有什么用，何况我又不知道我朝哪儿跑，好在嘉陵江近。”这个信说明了他的人生观：国家有祸患的时候他愿意去投水。所以当文革给了他这么大的侮辱，他决定投水。他在西街口外的太平湖那儿坐了一天，深夜自己走到水里呛水而亡。第二天清晨有锻炼身体的发现水里站着一个人，距离岸边不过四五步，那个就是老舍先生。他把自己的衣服挂在树上，人家翻他的兜，翻出了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就印了两个字“老舍”。据说当天（1966年8月24日）有上千人去看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时候他67岁，如果他能像巴金、冰心、臧克家那样活到99，活到100，他肯定还有非常棒的著作问世。他晚年曾说过还有三部长篇小说要写，都酝酿好了。第一部自传，就是现在的《正红旗下》，《正红旗下》一共才写了八万字，11章，刚写到一岁就终止了。第二部写天桥，第三部写八大胡同。如果这三部真能让他完成，那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当时我们千方百计地把《正红旗下》他没写完的八万字给转移了，那时候冒了很大的风险，东躲西藏，文革后得以发表出来。老舍先生的一生非常悲哀，他那么爱国，那么热爱生命，对人民那么好，最后却是那样一个下场。

篇三：论童年经验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目录

摘

要 ·····································································································································

关

键词 ··································································································································· 1 % 《关于老舍的故事,老舍小时候的故事》出自：百味书屋

老舍的故事 篇2

来自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曲艺代表

谈到老舍和赵树理, 老舍的儿子舒乙立即来了精神, “老舍和赵树理是在解放后认识的。1949年4月, 赵树理是跟着部队由解放区来北京的, 老舍先生是1949年底由美国回来的。”

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的人叫凤子, 凤子当时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凤子当时在家里宴请宾客, 他们二位都参加了, 于是就结识了。“那时候我不在北京, 我估计这个时间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时候。”舒乙说。

1950年5月30号, 北京市文联召开了成立大会, 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大会上, 老舍先生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 李伯钊、赵树理、梅兰芳等为副主席。

“这个时候老舍和赵树理就是同事了, 而且是最核心的同事。”舒乙说, “当时赵树理的住处就在他们办公室楼上。”

当时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说说唱唱》, 这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杂志。杂志刚刚成立时, 主编是赵树理, “老舍先生来了以后, 老舍成了主编, 赵树理变成了副主编, 但实际上还是赵树理在负责, 老舍就等于在里面挂了一个名。因为他是文联主席, 平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舒乙回忆说。

老舍的一生大部分都生活在国统区的城市, 而赵树理则在条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过着农村的生活, 但两人为什么会成为莫逆之交?

“老舍和赵树理有绝对共同的爱好, 就是民间文学, 即使在创作研究侧重方面也完全一样, 所以后来他们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舒乙肯定的说, “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共同创作过作品, 即使赵树理在创作上更侧重于描写农民的生活, 而老舍先生更侧重于市民生活描写, 但他们在民间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描写的人民大众, 他们的眼睛看的不是知识分子, 不是官员, 不是富人, 而是普通的老百姓, 而普通老百姓的构成就是大量农民和城市无产者, 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 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

老舍和赵树理都特别爱好曲艺。舒乙认为, 曲艺也可以看作是他俩的共同语言。《说说唱唱》上刊发的大都是曲艺类作品。

舒乙说:“在当时的曲艺方面, 中国的作家是根本不行的。当时中国的作家大都是洋作家, 是留学归国的学生, 对曲艺是一门不通。”

根植于民间艺术的曲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大多数时间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 作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学生和留洋回来的, 实际一点曲艺都没有接触过, 既不会, 同时又很讨厌这个东西。像打鼓、相声、单弦、快板、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这些艺术, 不仅不会, 而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一层的人, 没有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 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听, 他们都高高在上。在民间戏曲创作上, 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老作家, 除了老舍和赵树理, 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多作家中就只有两个人, 又懂曲艺, 又写曲艺, 又喜欢曲艺, 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两大人物就是当时曲艺的代表。”

曲艺先驱的莫逆之交

虽然老舍和赵树理没有在一起演出过, 但老舍先生却经常会在家里组织聚会, 聚会的时候他们二人会自告奋勇地演很多东西。“赵树理是一个又说又闹的人, 上党梆子经常随口就出来了, 高声在屋里吼。”舒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脸上时不时出现会心的笑容。

回到北京以后, 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 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 菊花盛开, 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饭后, 桌子一撤, 余兴开始, 老舍打头, 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 仰天高歌, 唱的是上党梆子。

“老舍先生会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特别幽默, 活泼、热情的人, 这种场合的话, 少不了他们两个当主角, 其他的人都不会, 也只有看的份。上党梆子那种东西是需要吼的, 而赵树理就是那种会吼的人, 特别高亢。”

“我在家看他表演是经常的事, 他就喜欢这种东西。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 对梆子那是热爱的不得了, 赵树理是张嘴就来, 而且他唱的梆子特别的滑稽, 能把人乐过气去, 比如‘早上出得门来, 屁股朝前, 肚子朝后。’都是特别滑稽的一些东西, 能把人肚皮笑疼了。”舒乙说。

老舍对赵树理的作品也是喜欢的, 老舍很少写评论, 但有一篇评论是写给赵树理的。他在看到赵树理新作短篇《套不住的手》后, “满心欢喜”, 专门写了一篇评论。他在评论中说:“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 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 我总得到一些启发, 学到一些窍门儿。”他赞扬赵树理“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呵!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 事实上却是字斟句酌, 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又说:“从字里行间, 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 那个最亲切的微笑。”可见他对赵树理的感情之真挚, 性格之熟悉。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志同道合, 亲密无间。

赵树理对老舍的作品也很关注。老舍的剧本《方珍珠》上演前就让赵看过。赵树理在《方珍珠》剧本读后感中说:“这剧本刚刚脱稿之后, 我已得到先睹之快。”他在文中对这个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了精辟的分析。

老舍和赵树理都是写戏的。老舍先生写了一个戏叫《柳树井》, 赵树理写了一个戏叫《罗汉钱》, 都是解放初的戏, 而且都是宣传《婚姻法》的。《婚姻法》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大法, 当时要解放妇女, 要反对包办婚姻。他们二人一个人写了一部小戏, 后来都演出。

“有一次看《罗汉钱》演出, 我们坐在一起, 我就非常注意看赵树理的表情。当时的椅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平盘, 前面人坐着, 后面的人可以喝茶。赵树理的手就放在前面的小平盘上, 随着戏开演, 赵树理很快就入戏了, 把小平盘当作鼓敲了起来, 而且表情是得意万分。所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很自然的喜欢戏曲。”舒乙回忆说。

“他当时打鼓的状态和形象, 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民间曲艺的这一套东西赵树理特别棒。”舒乙说, “民间的曲艺, 民间的戏曲, 民间的乐器, 他都是拿得起来的,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在动作与语言的运用方面, 在赵树理那里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的, 反正是他张口就来。但我估计这不是他自己编的, 而是真正的民间的才有的那种滑稽的东西。”

“老舍也特别喜欢这些, 所以他们两个谈得来,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文学成就, 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定论的。但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他们是现代曲艺改革的先锋。现代曲艺要改革、要改良, 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他们是现代曲艺改良的先驱, 全国就这么两个人。既是杰出的贡献, 又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这是别的任何作家都没有的。”舒乙总结说。

不熟悉城市生活的农村作家

进城以后的赵树理, 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和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格格不入, 但赵树理一直保持着农民的那一套生活方式。

“解放后解放区的作家是主人公, 而赵树理是解放区最有名的一个作家, 所以别人也不可能排斥他。”舒乙说。“但城市生活对赵树理来说, 完全是陌生的, 所以也闹了很多笑话。”

至今赵树理喝酒的一段往事仍清晰的记在舒乙的脑海中。赵树理从老舍家回文联的住所, 要穿过整个王府井, 比如说当时王府井有三家小酒铺, 赵树理每一家都得进去喝一杯。

“喝一杯是怎么个喝法呢, 进去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然后由酒坛子拿‘提溜’倒一杯, 仰脖而尽, 不是慢慢的喝, 碰到第二家再来一下, 第三家也是如此, 把所有酒铺喝个遍, 赵树理这才会回去。”舒乙说, “旧社会的时候, 一般乡下赶马车的都这么喝酒。进去把钱拍到柜台上, 就去喝一杯, 而这时马车还在继续走, 车夫要追着马车走, 所以赵树理这是赶马车人的习惯。但是赵树理每一家都要进去, 只要有八家他会喝八杯, 五家五杯, 三家三杯, 而且不要下酒菜。”

“在北京, 赵树理一直是这个习惯, 所以大家看着特别可乐。在朋友家里, 赵树理一喝酒就闹, 开始唱, 开始跳, 开始耍。老舍也挺能喝酒的, 而且他和赵树理在喝酒的时候肯定是要划拳的。”

赵树理还有一个习惯, 睡不惯席梦思。“比如说出国, 作为领导的赵树理肯定会被上级派去出国, 他就会等到很晚很晚, 人都散了的时候, 服务员也休息去了, 赵树理就偷偷的在地板上睡, 因为他睡不惯席梦思, 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起来, 把被窝放到床上去, 把房间搞好, 怕别人看见笑话他。”

赵树理就是这种习惯, 他绝对睡不惯软床, 一直保持着在抗日根据地时, 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的习惯和作风。

“他有很多很多笑话, 就是那种农民似的笑话。太行山区哪有席梦思, 就连木板床都没有, 都是很硬的土炕。”进北京后, 赵树理就住在北京市文联, 而且睡的一直是木板床。

上世纪90年代, 舒乙在筹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时, 做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时候, 要做一尊赵树理全身的雕像放在院子里。雕像一共十几个人, 作为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就是赵树理。负责的雕刻家是中央美院的雕刻学的教授孙家钵。他就问我怎么雕, 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赵树理在前面走, 后面牵一头驴, 驴上坐一个乡间的小姑娘, 小姑娘的原型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孙家钵一听就来劲了, 说这个东西肯定特棒。”

雕刻过程中, 孙家钵问舒乙, “赵树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舒乙说:“第一, 他是一个驴脸, 极其丑陋, 水蛇腰, 有点驼背;穿一套窝窝囊囊的中山装, 口袋里别一支钢笔, 兜里面鼓鼓囊囊的放半块窝头, 背着手走路, 穿布鞋。”

后来雕刻真的按照舒乙的描述一样, 铜质雕像, 驴上面坐着一个梳大辫子的乡下小姑娘, 放在文学馆的院子里, 舒乙和孙家钵都很得意, 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艺术品, 但是舒乙就怕赵树理的家属不同意。

“哪知道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从报道上看到雕像的信息后, 给我打电话, 说我可不可以翻一个你这个雕像, 我问干什么, 他说放在他们家乡的街心公园的中心位置。当时我就知道这完全得到了赵树理家属的认可, 赵二湖完全认为这是一个神似的东西。”舒乙说。

“但赵二湖的想法后来并没有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搞成, 现在搞了一个标准像, 比文学馆的那个要坏一万倍, 特别不像赵树理, 特别丑陋。当然这个丑陋是从雕刻的角度。”舒乙遗憾的说。

用友谊写下的文人的高贵品质

到北京以后, 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太多, 并且经常受到批评。他很苦恼。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山西, 生活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北京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所以进城以后, 他在创作资源上有点枯竭, 所以他频频表达了回山西的意愿。

对赵树理的创作, 社会是承认的, 他的作品雅俗共赏, “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但实际上在文坛上赵树理始终不被承认。那些知识阶层认为他的作品是下里巴人, 不屑一顾。甚至现在人们排定“大师”座次, 他也名落孙山。

其实在建国之初, 就有这种情况。赵树理从山沟沟住进了北京的胡同, 表面上成了精神贵族阶层的一员, 实际上却格格不入。当时的文艺界被人们称为“酱缸”, 置身其中是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

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赵树理, 在北京以至全国, 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 “但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赵树理在作协没有官职, 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 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解放后的文学理论是非常左的, 赵树理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 别看他生活的样子像个老农民, 但他中西的理论都非常好, 各种名著他都看过, 他自己有一套文学标准。他经常是离经叛道, 离开极左的地方, 这一做法在当时是要受到批判的。”舒乙说。

“比如说赵树理描写一个正面人物, 这正面人物有很多缺点、毛病, 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以的。正面人物就是要高、大、全, 没有任何缺点, 不会谈恋爱, 什么都没有, 是一种空中楼阁似的高大形象。但赵树理绝不会这样去描写, 他肯定会描写一个有声有色的活灵灵的人, 这个人有自己的爱好, 有自己的缺点, 有自己的毛病, 是一个活人, 这种做法绝对会受到批判。”

“赵树理是一个艺术家, 是一个作家, 对于政治环境他是不会回避的。”

当赵树理遇到批评时也会找包括老舍在内的朋友进行交流, 但他也要写检讨, 以寻求过关, 这对于赵树理来说是相当苦闷的。

“赵树理解放以后就不快活, 一些自己的想法、真心话也只能在私底下和朋友们交流。”舒乙说, “赵树理是一个有见解的人, 包括对时局的见解, 像他这种智商很高的人, 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这样, 在时局和他的作品之间肯定会有矛盾的。其他人不会因为他地位高, 特别有名, 就放过他。”

“1956年, 赵树理在山西待了半年以后, 如实的反映了当地农村的状况。这在当时大跃进风潮下, 正赶上反右倾扩大化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以的。1956年是赵树理建国后思想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开始以文学的或非文学的方式向执政者们‘进言’。”舒乙说, “赵树理日子不好过, 对于儿女的生活他不太管, 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 不让他们有特权, 他始终过着一种特别低调的生活。”

1965年, 赵树理真的就回山西了, 但一回去就倒霉了, 文革的时候, 赵树理的遭遇很惨。

在文革中, 老舍宁可自沉于太平湖以死抗争, 也不愿向丑类低下高贵的头;而赵树理在被关押到山西省高级法院里后, 仍对看望他的女儿说:“近年来我几乎没写什么, 因为真话不能说, 假话我不说。”

赵树理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 但不要说赵树理, 当时任何人到那去都会是这个下场, 当时完全是一个疯狂的状态。

艺术回顾　老舍的收藏故事 篇3

在我看央视播映的电视连续剧《玉碎》时，剧中的那些玉器件件都是那样晶莹剔透、煞是招人喜爱，就连我这个原本对玉器不怎么感兴趣的人也直动心：“我要是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玉那该多好啊!”可惜没有，就连一个米粒大小的“玉渣”也没有。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对收藏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可惜他的前半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直到50岁以后才得以实现了他的这一宿愿。通过收藏不仅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陶冶情操，而且对其文学创作也大有益处。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特别喜欢收藏一些瓷器、字画和京剧名伶的折扇，而对那些金银玉器等，不管有多大的投资价值和升值空间，都不感兴趣，一来是嫌太贵买不起，即使买得起他也不买，因为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好几件瓷器，那多划算呀!何乐而不为呢?二来这也可能和父亲的贫苦出身有关，他总觉得金银玉器那是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

“一堆破烂”

我记得父亲因为腿疾行动不太方便，不能常去逛古玩商店。店家是了解父亲的爱好的，他们定期把他们认为“好”的瓷器用布包好胳膊夹着就送到家里来让父亲选，只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父亲一定会把它们留下来。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也就收藏了不少小碗、小碟，小壶等瓷器。这些瓷器在我的眼里充其量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儿，可它们总比那些破瓷片强多了。如果真的收藏了一堆破瓷片那非把人气得翻白眼不可。我记得有一个爸爸喜爱的康熙年的蓝花碗，整体底釉质地细腻光滑，蓝花色泽纯正，那条蓝色大龙更是栩栩如生，只可惜碗口有个小豁。还有一个爸爸喜爱的小水罐，通体为孔雀蓝的撒蓝釉十分鲜艳，可惜小水罐系绳的小“耳朵”是破的。有一次郑振铎先生来家里做客，看了父亲的藏品后说；“一堆破烂，归拢一起也值不了几个钱。”可父亲并不以为然，照旧乐此不疲。

“谁都不敢碰它们一下，生怕一不留神非‘粘包儿’不可”

这些“小且破”不值钱的瓷器，也许被许多人视为“破烂”，可在老爸眼里件件都是爱不释手的“宝贝”。为了能好好地保管和陈列这些“宝贝”，父亲特地把客厅里的两个书柜腾空，柜子的下半部可以存放这些“宝贝”，柜子中间的抽屉里存放那些折扇，柜子的上部为陈列瓷器的玩物阁。在客厅靠西墙再安放一个长条案，上面可以摆放较大的瓷器。这些摆放出来供人参观的瓷器都是老爸亲自精心挑选而且还要定期更换。家里人知道这些“宝贝”都是老爸的“命根儿”，而且又都是那么地不结实，个别的已经有残，因此谁都不敢碰它们一下，都躲得远远的，生怕一不留神非“粘包儿”不可。那时，每当爸爸写作累了，就会来到这些“宝贝”面前，一边小心地把它们一一擦拭一遍，让它们个个锃光瓦亮、一尘不染，然后专心地鉴赏它们，显得那么地满足。

在父亲的瓷器藏品中，除了些小碟小碗外，还真有一个大件——大桃瓶，这个大瓶子有40多厘米高，瓶肚有30多厘米粗，瓶子上的彩釉光滑均匀鲜亮，瓶上画有9个大桃更是鲜艳真切生动，真的好招人喜欢。整个瓶子毫无瑕疵品相极好，我们几个小孩特高兴，总算有了个能拿得出手的古董了，可后来知道这个瓶子其实只不过是个仿制逼真的赝品。咳!真让人扫兴。可父亲格外喜欢这个大桃瓶，因为它是父亲的好朋友赵树理叔叔送的礼物。凡是朋友赠送的礼物，不管它多么不起眼，父亲都是极其珍视的。自从这个大瓶子来到家里后，就享有特殊的待遇：它一直占据着大条案的突出位置，不管其它的瓷器怎样定期轮换，唯独这个大桃瓶的位置始终不变。现在它依然静静地陈列在“老舍故居纪念馆”原来的位置上。

现在“收藏”日益火爆，开价几十万、上百万的藏品屡见不鲜，可我最珍视的还是父亲留下的这些小壶、小碗、小碟等小物件儿，尽管它们是那么地不起眼。每当我随意拿起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件，总会想起它们原来的主人，似乎又看到了老爸坐在沙发上驼着背专注地端详着手中的“宝贝”，微笑着，是那么地满足……

写家爱“画儿”

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这里说的画，用北京话说是“画儿”，千万不要误解为动词。因为，老舍不会画画：虽然早年他也动手画过，譬如在北京师范学校上过正规的美术课。不过，对自己的美术“作品”，看着实在伤心，从此，不再问津。老舍收藏的第一张国画是白石老人的《雏鸡图》。那是1933年。许地山先生当时住在北京西城，离齐老的跨车胡同住宅很近，而且和老人颇有交往。老舍便请许地山向齐老求画，按当时的润笔付酬。这张《雏鸡图》是一幅精品，老舍如获至宝，喜爱得不得了，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齐老画此画时，70刚过，用笔不像晚年那么粗犷，小鸡画得很传神，茸茸的，活泼可爱，十几只，没有一只体态重样。这张画，与老人的其他《雏鸡图》相比，大家一致认为是齐白石的代表作。《雏鸡图》连同母亲40年代初获得的赠品《虾蟹图》，于1943年底被老舍的夫人一起不远万里带到了重庆，在北碚的老舍“多鼠斋”的客厅兼卧室兼书房挂出，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文艺界老朋友争先一睹为快，使小屋子大放光彩。不过，传来传去，出了谣言，说老舍的夫人由北平带来了一箱子齐白石画轴，老舍发了大财。老舍倒也并不着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篇小文，题目叫《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不仅把造谣者狠狠地挖苦了一番，顺手还把大后方文人的窘迫描写得淋漓尽致，给统治者和发国难财的恶人一个难堪。

痛失“爱虎”

老舍的成功小故事 篇4

老舍的成功小故事

七十多年前，老舍先生在北京西直门内南草厂胡同的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待人诚恳，同学们都爱接近他。有个名叫高煜年的满族同学，更是和他形影不离。

这一年初春，东风劲吹，气候干燥，古城的上空，几乎每天都飘满了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风筝。一天，国文老师孙焕文触景生情，出了一个《说纸鸢》（纸鸢即风筝）的作文题，让同学们当日写完。

老舍文思敏捷，词汇丰富，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可小高却仍在那儿紧锁眉头，苦思冥想。老舍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到小高面前，悄悄地说：“让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小高一听，眉眼顿开，连声说：“你真好！够朋友！”

第二天国文课上，孙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眉飞色舞地对学生们说：“这次作文，不少同学大有进步，尤其是高煜年同学的文章，破题得体，先获吾心。”接着，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索之，飘荡空中......”

老舍和小高望着老师那副被陶醉的神态，止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发现后，奇怪地问道：“你们两个笑什么？难道我读错了吗？”“孙老师，您没读错，不过......”“不过什么？”孙老师追问下去。

这时，老舍和小高四目勾留，深感自己不该弄虚作假，欺骗老师，便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从此，老舍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直到临终之前，一直保持着笃诚坦率的品德。

扩展阅读：

老舍小故事之一：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1899-1966

年)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

催稿信：

元帅发来紧急令： 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

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

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

休息！得令！正是： 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老舍小故事之二：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全文如下：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估，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严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老舍小故事之三：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

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

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

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

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

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旬。寥寥20宇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洗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在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老舍小故事之四：

作家楼适夷(1905年生)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

名人故事老舍大全 篇5

A：亲爱的同学们，B：敬爱的老师们 合：大家中午好

A：我是播音员——B：我是播音员—— A：古往今来，国内国外，有着无数有成就的人 B：他们或许是学者，或许是科学家 A：或许是总统，或许是企业家

B：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与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却一直引领这普通的人走向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倾听名人的故事，你或许也会发现属于你的那一条幸福的道路。

合：欢迎收听《名人故事》。——老舍

A:靠一位富有而善良的人的资助，老舍9岁进了小学。老舍的小学同窗、后来的大学者罗常培形容他“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后，更是样样出色，成了校长最得意的弟子。所以他一毕业，才19岁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

B:老舍的生活一直不富裕，他曾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字——‘饭’——给我时间与饭我能够写出较好的。”在抗战时的重庆尤甚，那时老舍特别关心好友吴组缃先生家养的一口小花猪。小猪病了，老舍建议吃药、发汗，又专程探病，不过养猪不是为了当做宠物，而是希望到了冬天大家都能分上几斤腊肉。老舍说那年月“猪比人还贵呀!不过每逢有朋友来，老舍就不惜典当衣服买点酒菜。有一次卖了一套旧西装买了饭，碰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就顺便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一时传为笑谈。

A:老舍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时写的。闲着就写点，老舍说只是“写着玩”。完稿后念给同在伦敦的许地山听，许地山笑得一塌糊涂，建议老舍寄到国内去。两三个月后郑振铎编的《小说月报》连载刊出。后来老舍又写了《赵子曰》，念给宁恩承听，他也笑得把盐当糖放到了茶里。

B:老舍在重庆北碚安家后，许多朋友前去看望，向胡絜青询问北平沦陷后的情景。胡一次又一次讲述了北平沦陷后人民的苦难，这些真实的细节为老舍酝酿新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材料。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

济南的冬天 老舍 篇6

对济南的总感受：“温暖安适”的“理想境界”

阳光朗照下的山慈善

薄雪覆盖下的山秀气}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城外远处的山如诗似画

冬天的水色——水藻之绿，衬托水之清澈、透明

八、课后反思

老舍小说的创新精神 篇7

关键词：老舍,小说,创新精神

老舍是以小说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20年代中后期以多部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 30年代又以大量的长中短篇作品创造了小说的艺术高峰, 40年代更以史诗式的巨著丰富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宝库。他在不断地创造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 同时又在不断地总结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 将经验升华为理论, 又用理论去丰富、深化他的艺术创作。他是小说本体艺术的积极探索者, 又是小说“现代化”艺术方法的全新创造者。老舍小说创新精神的张扬, 对我们当代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极为深广。

一

老舍小说的创新首先表现为其在新的小说观念的指引下对“人”的关注。“人”的发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主题, 先觉者们在致力于人的解放时也推动了文的解放, “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概念。

正是本着对“人”的关注, 老舍以一个地道本色的市民世界为视点创造了一部部写人的杰作, 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的真诚思考。老舍对人的价值的现代性追寻在其小说中并不表现为对自由解放的正面追求, 而总是以病态社会里人的病态遭际来反向表达对人的合理价值实现的向往。因此, 在小说中, 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人的存在的“非人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构成了老舍笔下千疮百孔的市民人生, 正是在现代意识的照耀下, 老舍在对这一人生形态的充满理性的逼视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沦丧的震撼与痛心。于是, 老舍在悲悯着他们“非人”命运的同时, 也苦苦思索着他们的将来。也正是在这种对人的现代化的执着探求中, 老舍发出了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热烈深沉的呐喊。

老舍对人的关注并不局限于仅从外部表现人的肉体及精神境遇, 对人的内部环境的严峻逼视与拷问所带来的某些现代主义非理性基调在老舍的诸多小说中都能够挖掘:《驼驼祥子》在对人物堕落深层原因的追问中对人性弱点的昭示, 《断魂枪》题记中“生命是闹着玩的, 事事显出如此, 从前我不明白, 现在我懂得了”流露的虚无感, 《猫城记》对人性欠缺的惶惑、焦灼与绝望, 《离婚》中种种离婚而不得的现象和个中人老邱的表白。无不显示出浓郁的现代主义的色彩。

而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 更多的还是侧重于就人的现实生存而非哲学存在进行思考。因此, 在对老舍小说意蕴的多重探索中, 我们把握到的还是那种实在有形的东西。老舍小说对人的这种思考虽不超前, 但无疑是符合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语境的。存在决定意识, 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特质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物质泛滥后的精神危机, 而现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条件远未产生对人的存在进行非理性探索的土壤, 且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维习惯也排斥这种非理性思维。因而, 存在主义文学虽先锋前卫却因它的脱离实际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显得有些曲高和寡, 也未能引起文学接受的广泛响应。而老舍对于人的生存及价值充满现代意识却又不谮越历史实际的理性思考, 无疑是符合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符合文学现代化发展逻辑的。

二

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个历史范畴。新时期是西方文化迅速被介绍给中国或者说中国作家急迫地寻觅西域之声的时期。西方的感性文化、现代意识充分被中国作家所接受, 于是我们在文学中看到了如是现象:作家们及时地了解了当代哲学, 且形成自己的当代哲学意识, 这对他们的创作极有益, 但往往当他们的生活根底不够扎实, 艺术功力不够圆熟的时候, 就急于进入创作阶段, 也就势必出现了不能将当代哲学意识引发出的哲理人生体验酿成审美情感, 以哲理人生体验代表审美情感体验, 使作品缺乏独特意识和审美特征的现象。今天, 重读老舍, 我们就会真切地被老舍艺术家的气质、情感上的真诚和感受上的敏锐所打动。老舍对文化人格的重建, 对西方文化的吸取等都要通过审美这个过滤网, 都要经过审美情感的认同。老舍不让自己的主体力量消失在横向流通所产生的落差中, 他受外国作家的影响, 又能够从广结良缘升华到“我写我的”, 自成一格。其实这就是他用主体力量对文化进行选择, 且艺术地处理他的体悟的结果。当代中国小说家怎样始终保持自己的中国情感及灵魂,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建构自己的主体力量, 用审美情感去同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 艺术地进入文学世界, 显然是他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探索自己民族的文学, 如何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文学流派, 并用主体力量同化西方的诸种文学流派, 可从两个层面上去考虑:其一, 是仅从纯形式方面, 将西方文学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拿过来, 或者说主要是在技巧方面借鉴其手法;其二, 是深究这种表现手法产生的文化背景, 然后衍化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某种独到的感受。老舍对西方文学流派的接受程度就达到了这样高的层次。在英国时期, 老舍面对写实派文学海洋, 尤其倾倒于狄更斯、梅瑞狄斯和萨克雷, 这些作家的艺术世界中的幽默深受老舍的喜爱。老舍对幽默的吸取借鉴, 与其说是对英国写实派的幽默技巧和手法的借鉴, 毋宁说是对人生态度、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的选择和确认。因此在他的艺术活动中, 他什么时候获取了幽默, 也就获得了自我, 获得了自由;什么时候失去了幽默, 就意味着他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自由。可见, 老舍具有对西方文学流派同化的强大主体力量。他的小说创作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

中国是具有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国度。老舍作为文学大师, 他的现实主义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二马》突破了对市民性格和命运的挖掘和表现, 达到了对民族民众生活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到了《离婚》, 他让张大哥统领着小说中的一群人物———都是闹婚姻纠葛的人, 演出了一幕幕平庸卑琐的悲剧, 并通过那些百无聊赖的纠葛, 批判市民中部分灰色人物平庸生活的“市民哲学”。到了《骆驼祥子》, 写了祥子买车丢车“三起三落”后“心死”的悲剧, 勾画了特定的时代城市下层个体劳动者由心灵扭曲、自我幻灭导致的个人失败的必然下场———“将就着活下去”, 这就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所达到的心理深度。由此我们看到, 老舍小说世界的艺术魅力, 不仅来自他充分的艺术描写, 而主要来自他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

老舍现实主义的成功, 向当代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询问:当前文学就表面形态而言, 艺术手法娴熟, 对现实的描写充分而投入, 但读者还是不能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悟。当代文学缺少的不完全是艺术, 更是思想, 缺少思想的深度则大大削弱了文学批判的力度。许多关注现实生活困境的小说, 确实写出了人物的性格, 但因没有深邃的思想把握, 人物本应具有的丰富历史人性内容便没有被开掘出来, 这就势必弱化了文化的批判功能。

与文学缺少思想深度而削弱了文学的批判功能相联系的是悲剧意识的淡化。社会生活充分地世俗化, 中国传统文化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 这一切对文学最直接的消极影响是, 在平民意识的倡导中, 对艰难的现实生活的接受, 对诸种不如意作阿Q精神的化解, 作家审视生活和做价值判断时, 是没有抗争、没有悲剧意识的平庸和心态的平和, 现实主义文学已衍化为仅仅是描写现实化。

老舍小说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极为宽广的空间, 他对人的悲悯、宿命般的人道情怀、感伤和批判, 融会在他对社会和个体生命描写的方方面面。祥子孤寂的心灵正是老舍对人大爱的证明。也正因此他创造出虎妞这样的不是丑角戏的喜剧人物, 徐徐散发出一位真正参悟了人生的作家笔下才有的既辛辣又苦涩的情调。我以为, 从老舍对祥子和虎妞等个体人生关爱的非凡艺术魅力的成功来说, 我们当下文学表现的生命感受, 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感受, 应该是社会性的, 如此才会有厚重的社会文化意义。

老舍的伟大不独是贡献了他丰繁的小说世界, 更表现在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之路对我们当代文学建设的启示。相对于说不完的老舍和当今的文学, 上述的思考仅是凤毛麟角而已, 但却启迪我们能够看到更宏观的问题, 诸如文化人格的建设与文学发展的和谐与调适, 这是对作家的要求, 也是对文学前景的设计, 是实践问题, 也是理论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走过来的当代中国文学, 依然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任务。明确了这个任务, 才能够确定当前文学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认真总结老舍小说所显示的创新经验, 不断加深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的理解, 才有可能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引入更加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老舍的苦戏 篇8

据北京人艺当年会议记录稿，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青年突击队》建组会上，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六月三十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坦率地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面前。

剧院开始在北京一些相关单位征求对剧本的意见，反映不像预料的那么热烈。在北京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一位工程师认为，剧本所写的事情太多，解决问题又太容易，演员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

人艺的演员们对剧本的新鲜感很快就失去了，演了几场就略显疲沓。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

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1999年9月9日采访）

这部戏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而且有几场是专为建筑单位公演的，由单位组织观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休养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

《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夏淳曾介绍说，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一锅煮出来的，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实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看他们是如何说出这段台词。

老演员叶子在北京社会福利院接受笔者采访时，对当时紧张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我们，其它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

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市迟迟不见动静，致使排练和演出都找不到充足的根据，没有外围热闹的气氛去烘托。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市要成立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红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这是发明创造，应该推广。”

紧接着老舍又写出带有喜剧色彩的《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初刚一上演，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的二十六条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已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

老舍依据二十六条意见，对本子大致修补了一番，以便对各方有所交待。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了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妇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

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

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一面。

到了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创作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是烦恼依然相随着他，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创作会议上老舍发过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得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

到了一九六五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曾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一次会上见到老舍，老舍告诉他：“我正写一个找乐的事，写计划生育，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背着一个……”老舍当场比划了一下，轻松的表情里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烦恼。梁秉堃感到老舍先生的难处，觉得先生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

就是在这一年，北京人艺另外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生活，两人住的村子相距很近。他发现老舍虽然身体不好，但仍拄着手杖在擅云旗人村走家串户，甚至爬到山腰看新建的扬水站。蓝荫海还注意到，老人很关心时事，还时常到县城听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

蓝荫海告诉笔者：“他改我写的本子，告诉我，‘不要用人家写滥的词，要注意新鲜的语言。’可是受当时气氛影响，听说他写了《旗人村》，初稿引了很多语录。我觉得他本人内心是不愿这么干的。”（1998年10月30日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