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通用7篇）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1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序 言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审理本院受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和部分专利、商标授权

确权行政纠纷案件。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共新收包括侵犯专利权纠纷、侵犯著作权纠纷、侵犯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和各类知识产权合同纠纷以及专利、商标授权确权纠纷等知识产权案件277件，加上2007年旧存的各类案件52件，全年共审理各类案件329件，比2007年增长103.9%。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履行知识产权审判职责，解决各类知识产权纷争，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不断明确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维护了知识产权司法标准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这些知识产权案件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阐释，对于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为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促进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在2008年度审结的184件案件中，选取了23件典型案件的判理摘要，形成本年度报告，现公开发布。

目 录

序言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案件

（二）著作权案件

（三）商标案件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

（五）技术合同案件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专利案件

1、在施特里克斯有限公司与宁波圣利达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华普超市有限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监字第51－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认为，公知技术抗辩的适用仅以被控侵权产品中被指控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全部技术特征与已经公开的其他现有技术方案的相应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或者等同为必要，不能因为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权人的专利相同而排除公知技术抗辩原则的适用。

2、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朝阳兴诺公司按照建设部颁发的行业标准《复合载体夯扩桩设计规程》设计、施工而实施标准中专利的行为是否构成侵犯专利权问题请示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他字第4号答复函认为，鉴于目前我国标准制定机关尚未建立有关标准中专利信息的公开披露及使用制度的实际情况，专利权人参与了标准的制定或者经其同意，将专利纳入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视为专利权人许可他人在实施标准的同时实施该专利，他人的有关实施行为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可以要求实施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但支付的数额应明显低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专利权人承诺放弃专利使用费的，依其承诺处理。

3、在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山东新发药业有限公司、上海爱兮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及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81号民事裁定明确了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的管辖确定原则。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虽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侵犯专利权纠纷，但在本质上也是一类与专利有关的侵权纠纷，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有关侵权诉讼的管辖确定原则来确定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的管辖。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在案件性质上与侵犯专利权纠纷最为类似，因此，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这类案件的管辖作出特别规定之前，可以参照侵犯专利权纠纷的管辖规定确定管辖。对于被控侵权的实施行为跨越发明专利授权公告日前后的，其行为具有前后的连续性、一致性，从方便当事人诉讼出发，应当允许权利人一并就临时保护期使用费和侵犯专利权行为同时提出权利主张。

4、在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星火有机硅厂与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东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设计院有限公司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终字第7号民事裁定认为，受理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是审理案件的前提，当确定诉讼主体与确定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受理法院应当首先就管辖权问题作出裁定。

5、在蔡朗春与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江门市新力塑料厂有限公司、朱根良侵犯专利权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19号民事裁定认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审理过再审申请人就涉案专利权提起的多个侵权诉讼，且本案不属于在浙江省内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因此，为便于案件的审理，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将本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著作权案件

6、在广东大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洪如丁、韩伟、广州音像出版社、重庆三峡光盘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盛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

（2008）民提字第51号民事判决澄清了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与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法律适用范围问题。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设定了限制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定许可制度，即“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该规定虽然只是规定使用他人已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便于和促进音乐作品的传播，对使用此类音乐作品制作的录音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同样应适用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法定许可的规定。即经著作权人许可制作的音乐作品的录音制品一经公开，其他人再使用该音乐作品另行制作录音制品并复制、发行，不适用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规定。

7、在新传在线（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自贡分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926号民事裁定认为，对于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公证证据，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根据网络环境和网络证据的具体情况，审查公证证明的网络信息是否来自于互联网而不是本地电脑，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因在技术上确实存在可以预先在本地电脑中设置目标网页，通过该电脑访问互联网时，该虚拟的目标网页与其他真实的互联网页同时并存的可能性，当公证行为是在公证处以外的场所进行，公证所用的电脑及移动硬盘在公证之前不为公证员控制，且公证书没有记载是否对该电脑及移动硬盘的清洁性进行检查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此类公证书虽能证明在公证员面前发生了公证书记载的行为，但还不足以证明该行为发生于互联网环境之中。本案不仅对人民法院如何审查涉及网络的公证证据具有指导意义，也有利于规范涉及网络的公证行为。

8、在日本国株式会社双叶社与上海恩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诚益眼镜有限公司、响水县世福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监字第14-1号民事裁定认为，双叶社的起诉请求不仅主张被申请人诚益公司、世福公司在注册或者持有的商标中非法使用了其享有著作权的“蜡笔小新”美术作品，还主张恩嘉公司未经许可在产品销售、宣传时非法使用其美术作品；双叶社对上述产品销售、宣传等实际使用行为提起诉讼，属于民事权益争议，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9、在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天津天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天宝光碟有限公司与广东唱金影音有限公司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为，其一，对于整台戏剧的演出，由于其筹备、组织、排练等均由剧院或剧团等演出单位主持，演出所需投入亦由演出单位承担，演出体现的是演出单位的意志，故演出单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表演者；其二，录像制作者享有的“录像制作者权”与其从表演者及相关著作权人处获得授权的“独家出版发行相关剧目录像制品的权利”不同，前者是对其自行录制的录像制品享有的复制、发行、出租、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后者则类似于专有出版权，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出版、发行同一表演者表演的该剧目的录像制品，不限于某一演出场次、某一录制版本。

10、在孙楠与北京金视光盘有限公司、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江西音像出版社侵犯表演者权纠纷提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2008）民申字第80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后，虽因当事人申请撤诉而以（2008）民提字第55号民事裁定准予撤诉结案，但通过本案的审理，统一了对于本案涉及的当事人举证责任以及相关证据认定标准的认识。关于表演者身份的确

定，本案涉案光盘彩封及盘芯均标有“孙楠 对视”、“sun nan:最新专辑”字样，印有孙楠的多幅照片，且孙楠对其中相关曲目为其表演的事实予以认可，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该事实的情况下，可以据此认定孙楠为相关曲目的表演者。关于侵权人身份的确定，首先，金视公司否认涉案光盘由其复制、发行，但该光盘蚀刻有其生产源识别码（SID）；其次，其承认由其向法院提交的相关复制委托书是伪造的，但未说明由谁伪造，且未就为何涉案光盘显示的出版号码、出版发行日期及相关文字与另一份合法签订的复制委托书一致等作出合理解释；再次，江西音像出版社也辩称金视公司曾擅自盗用该社版号。综合上述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涉案光盘由金视公司复制、发行。

11、在王志荣与湖南大学出版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823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第十六条应否在本案中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于该条的法律依据——修订前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已于2002年9月15日修订时被删除，虽然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对《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第十六条尚未做出调整，但该条因不符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精神并已经滞后而不应在本案中适用。

12、在张培莲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监字第126号民事裁定明确了对于已为生效裁判确定为侵权并已给予权利人充分赔偿的图书，如在该判决生效后继续发行，属于对原判决执行的问题，不构成新的侵权行为。

（三）商标案件

13、在深圳市远航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请示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三他字第12号答复函认为，对于在一定地域内的相关公众中约定俗成的扑克游戏名称，如果当事人不是将其作为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商标使用，只是将其用作反映该类游戏内容、特点等的游戏名称，可以认定为正当使用。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作出认定。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

14、在广东伟雄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区正野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广东正野电器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正野电器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光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三监字第15-1号民事裁定认为，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企业名称，特别是字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身权，是区别不同市场主体的商业标识，可以承继。该裁定还明确，登记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生产经营相类似的产品，倘若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即使他人的商标未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或者著名商标，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15、在艾利丹尼森公司、艾利(广州)有限公司、艾利(昆山)有限公司、艾利(中国)有限公司与四维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四维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南海市里水意利印刷厂、佛山市环市镇东升汾江印刷厂经营部侵犯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认为，销售侵犯商业秘密所制造的侵权产品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通常是重合的，亦

即，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一般是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不宜将该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视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发生地。

（五）技术合同案件

16、在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考泰斯（上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46号民事裁定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明确了合同履行地法院对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有管辖权，但对于何谓履行地并无进一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亦未对技术合同的履行地作出解释，而合同法第四章规定了合同履行地点的确定原则。因此，可以根据合同法关于合同履行地点的规定确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履行地。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1、在济宁无压锅炉厂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舒学章发明专利无效纠纷提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提字第4号行政判决明确了对专利法上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的理解和相关行政操作的合法性，同时也澄清了专利法上“同样的发明创造”的概念的内涵。本案的焦点在于原中国专利局于1995年9月28日发布的《审查指南公报》第6号所确立的允许同一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相关行政操作是否符合专利法上的禁止重复授权原则，这也涉及到我国专利局过去依此授予的数千件专利的有效性问题。最高人法院认为，专利法所称的同样的发明创造是指保护范围相同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在判断方法上应当仅就各自请求保护的内容进行比较即可，本案涉案两个专利不属于同样的发明创造；专利法上的禁止重复授权是指同样的发明创造不能有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的处于有效状态的专利权同时存在，而不是指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被授予一次专利权，有关的行政操作并不违背当时以及现行的有关禁止重复授权的立法精神。

2、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科万商标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信达染整机械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无效纠纷申请再审系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8）行提字第4、5、6、7、8号行政判决阐明了如下意见：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第一款系关于禁止重复授权的规定，就外观设计而言，为防止外观设计专利权之间的相互冲突，无论是相同的外观设计，还是相近似的外观设计，也不论是否为同一申请人，均应按照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授予一项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专利自始即不存在，不应当再将其作为判断是否重复授权的对比文件；每个单元的外观设计均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单元数量的简单增加或者减少，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3、在如皋市爱吉科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王玉山实用新型专利无效纠纷提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提字第3号行政裁定明确了企业标准备案是否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和法院能否对专利确权行政案件行使司法变更权这两个重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企业标准的备案并不意味着标准的具体内容要向社会公开发布，备案也不意味着公众可以自由查阅和获得，企业标准并不因备案行为本身而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公开；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框架下，法院在判决主文中直接对涉案专利权的效

力作出宣告判决，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在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拜耳消费者护理股份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监字第111-1号驳回再审通知认为，通用名称包括法定的通用名称和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列入地方药品标准的名称原则上应认定为通用名称，但如该国家药品标准修改后则不宜仍将其认定为法定的通用名称；判定其是否是通用名称的标准应当是其是否是已为同行业经营者约定俗成、普遍使用的表示某类商品的名词；关于通用名称的判断时间点，应当以评审时的事实状态予以判断。

5、在常州诚联电源制造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常州市创联电源有限公司商标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监字第118－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明确了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中“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并列，涉及的是撤销商标注册的绝对事由，在涉及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争议中，不应将该条款中的“其他不正当手段”适用于涉及私权利的撤销商标争议案件，而应当适用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同时，该通知书进一步明确，要解决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注在先商标或者其他损害他人其他在先权利的问题，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正确理解和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就能够解决；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对未注册商标保护设定了三个条件，即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以不正当手段抢注，其中“有一定影响”和“不正当手段”本身是有弹性的；对商标有一定影响的要求标准不宜过高，并可以结合注册人的明知或恶意进行考虑。

6、在日本国株式会社双叶社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上海恩嘉经贸发展公司商标行政纠纷申请再审系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三监字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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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号驳回再审通知认为，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等规定，以争议商标的注册侵犯在先著作权等为由提起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应当自该注册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提出；关于商标法规定的五年期限应自2001年12月1日商标法生效之日起计算的认定没有法律依据。

7、在云南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汕头市康王精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7）行监字第184－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明确了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的“使用”，应该是在商业活动中对商标进行公开、真实、合法的使用，并指出判断商标使用行为合法与否的法律依据，不限于商标法及其配套法规。经营者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经营活动中使用商标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商标法规定的使用行为；商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的处理办法，不适用于第（四）项规定的连续3年停止使用行为，他人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后，如果注册人没有使用的证据材料或者证据材料无效，并且没有不使用的正当理由的，应该撤销其注册商标。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2

2006年2013年5月, 慈溪市院公诉部门共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205件247人, 其中2006年办理8件8人, 2007年办理9件11人, 2008年办理3件3人, 2009年办理5件5人, 2010年办理3件3人, 2011年办理15件20人, 2012年办理162件197人, 2013年至今尚未受理该类案件。

上述案件中,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罪名:1、假冒注册商标罪;2、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3、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4、侵犯著作权罪。

对上述案件按罪名进行统计, 其中假冒注册商标罪31件,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19件,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15件, 侵犯著作权罪140件。其中, 2006年至2011年五年中, 办理案件只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两个罪名, 而2012年案件涉及全部4个罪名, 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仅有1件, 假冒注册商标罪仅6件, 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侵犯著作权罪两罪均属首次涉及, 数量分别达15件、140件。

审查起诉后, 上述案件有三种处理情况, 即提起公诉、作相对不起诉、公安机关撤回起诉, 下面对上述情况所涉及案件书记统计如下:

案件提起公诉后, 法院判决情况统计如下:

二、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难点及对策

(一) 专业性较强, 办案人员的相关知识储备不足

知识产权法属于民商法学的范畴, 对于知识产权法当中的一些概念, 以刑法专业或刑诉法专业为主的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相对较为陌生, 未经过专业的学习, 很难透彻理解知识产权法中的晦涩概念, 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过程中, 这是办案人员首先必须客服的困难。为此, 司法解释也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一些核心概念作出了解释, 比如, “同一种商品”、“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等, 但也改变不了办案人员对知识产权的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不到位的问题, 比如, “商标”、“注册商标”、“商标权”、“专利”、“新颖性”、“专利权”、“作品”、“独创性”、“著作权”、“商业秘密”等。

(二) 涉及司法解释较多, 对办案人员提出更高要求

根据慈溪市院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办理情况, 2006年—2010年五年内, 共办理该类案件28件, 平均每年办案量不足5件, 加之办案人员不固定, 公诉科人员变动等原因, 总有办案人员是第一次办理该类案件。新手办理此类案件, 不但要学习、理解知识产权法的相关概念和具体规定, 还要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全面学习、研究, 稍有不慎就会因为掌握的资料不新或不全, 导致审查案件过程中出现瑕疵甚至错误。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主要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8年12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4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2007年4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 (2008年6月) 、《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1年1月) 、《全省法院刑事审判疑难问题研讨会纪要》 (2012年2月) 等。上述司法解释中, 一般都是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之前的司法解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和补充, 其中也不乏修改之前司法解释规定的地方。下面举例说明: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单位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 按照相应个人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三倍执行, 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六条, 又把单位犯侵犯知识产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与相应个人犯罪统一起来;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存废”问题, 新旧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 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 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实施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行为, 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属于“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应当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结合该解释对单位犯罪按个人犯罪三倍标准定罪量刑的规定, 实质上将此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五十万才构成犯罪 (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的规定降低为三十万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标准统一, 其实质又将此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三十万元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降低为十万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第二十七条, 除重申了违反所得数额十万元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还增加了未销售侵权复制品货值金额达到三十万元也构成该罪。“突破”最大的当属《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对“发行”的界定, 将零售、出租、展销等活动也纳入“发行”的行为方式, 实质上废除了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规定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把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行为直接作为侵犯著作权罪处理。

(三) 对策建议

对于上述问题, 可以通过做以下工作予以应对:首先, 在公诉办案人员中优先选择具有民商法学知识背景的人办理该类案件, 或者选择相对固定的人选办理该类案件;其次, 定期对办案人员进行培训, 深入理解新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和精神, 更新知识储备, 强化办案技能;最后, 办案人员应当总结办案经验, 并通过“传帮带”将办案经验传授给新的办案人员, 防止相对固定的办案人员因职位变动调离公诉部门而可能产生的“青黄不接”问题。

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追诉界限与政策把握

追诉界限的问题与对刑法规定、司法解释的深入理解密不可分。从慈溪市院办理案件数量来看, 2006年—2011年五年间, 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量3-15件, 涉及罪名都是商标类案件, 只涉及假冒注册商标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两个罪名。但2012年, 在商标类侵权案件数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增加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及侵犯著作权罪这两类新案件, 而且侵犯著作权案件数量多达140件。虽然多数侵犯著作权案件最终以公安机关撤回或检察机关作相对不起诉处理了解, 但这一现象非常明确的体现了公安机关对于该类犯罪的追诉界限理解出现了偏差。据统计, 这140件侵犯著作权案件中, 除极少部分案件涉案人员属于规模较大的书店、音像店店主及职员外, 其余95%以上的案件涉案人均是夜市摆地摊的小摊贩、在出租房内兼卖小百货的外来人口等生活在底层的人员。公安机关在短期内集中整治这些卖盗版光碟、盗版书籍的人员, 虽然使该类违法行为在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 但因为部分涉案人员文化程度很低, 对于公安机关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不理解,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为例, 可以看出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我国立法、司法机关的“尺度”可以说是越来越紧, 定罪标准越来越低, 入罪越来越容易, 其初衷无疑是为了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 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水平, 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但也有观点认为, 司法解释越俎代庖, 将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入侵犯著作权罪的作法, 有“越位”之嫌, 且其简单扩大刑事打击面的作法, 与当代人权保障的理念相悖。

据统计, 2006年至今, 慈溪市院办理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 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共有87人, 其中最终宣告适用缓刑的有7人, 执行实刑的仅10人, 从缓刑适用率较高的情况分析可知, 法官也是对符合缓刑条件的被告人尽量适用缓刑。从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三条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般不适用缓刑的情形:包括 (1) 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 再次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2) 不具有悔罪表现的; (3) 拒不交出违法所得的; (4) 其他不宜适用缓刑的情形。可以看出, 只有 (1) 是硬性标准, 其余三种情况实践当中都是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心证的。该条司法解释中也使用了“一般不适用缓刑”而非“一律不适用缓刑”这样的表述, 可见司法解释的制定者对仅因犯侵犯知识产权罪就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尺度也把握较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五条规定,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这条规定, 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解读。从追诉界限和政策把握的角度来解读, 可以作如下理解, 即由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的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限。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认为, 将在街头巷尾摆摊设点零售、出租他人复制的侵权光碟、书刊为谋生手段的文化程度非常低的外来人口, 作为侵犯著作权罪的打击对象, 是不当地扩大了该罪追诉界限的范围。而慈溪市院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该类绝大部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或作相对不起诉处理的作法, 无疑又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地充分体现。

虽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在我国还很严重, 网络犯罪突出, 作案手段多样, 组织化、专业化趋势明显, 隐蔽性强, 查处难度大, 但不能因为那些掌握大量资金、技术设备、为谋取暴力而大量复制、发行侵权复制品的“上游”侵权者反侦查能力强不易查处, 就对“下游”以出售侵权复制品为生的人一律入罪处理。对于没有复制因为, 仅有出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人, 应当视情节追究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确有必要的, 再以刑罚手段追究其刑事责任, 以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目的。

摘要：基层检察院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相对较少。由于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专业性强, 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证据把握、追诉界限、政策把握等都必须严谨、客观。笔者通过分析、梳理近年来慈溪市院办理的该类案件, 提出该类案件办理的难点及对策, 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3

关键词：强奸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据；调研报告

1.问题的提出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间共接办涉嫌强奸罪案件16起，本文以此类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检察机关对上述案件的案件审查报告等相关材料，总结该地区这一年度内强奸罪案件呈现的基本特征、行为特点与证据特点，力求在此基础之上探究强奸罪案件多发的深层原因和预防方式。

2.案件基本特点

A.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基本情况

a.年龄层次

6起案件22名犯罪嫌疑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案件有3起)平均年龄为24.8岁。其中，未成年人5名（15~17岁），占总数的22.7%，18~40岁的14人，占总数的63.6%，40岁以上3人（42~46岁），占总数的13.6%。由此可见，中青年阶层，尤其是24岁左右的青年，仍是此类犯罪的主要年龄阶段。这一阶段正是心理和生理的发育和不断成熟期，欲望的增长又没有合理途径宣泄和排解，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令其迷失，理性渐渐湮没在急需发泄的欲望之中。

16起案件共涉及被害人18人，平均年龄21.8岁。其中，未成年人7人，占总数的38.9%，包括未满14周岁幼女2人；18~30岁9人，占总数的50%；30~40岁2人，占总数的11.1%。由于年轻女性处于生理的黄金阶段，更有魅力，并且年轻女性生活交际广泛，夜生活等相应更加丰富，因此这一年龄段的被害者更多。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所占比例不小，被害人平均年龄偏低，因其阅历浅，思想单纯，更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目标。

b.教育背景和职业分布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特定资格和人身状况，不仅包括临时取得的资格，也包括长期或终身取得的资格，当今社会，人的职业角色是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最显著标志。[2]从身份认定分析可以看出某个群体在此类案件中的分布比例，乃至发现一定的犯罪成因。

22名犯罪嫌疑人中，小学文化6人，初中文化9人，中专文化2人，高中文化3人，大专文化2人。其中，仅受过义务制教育的15人，占总数的68.2%，大学文化程度占比例不足10%，样本中未见本科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犯罪嫌疑人。随着义务制教育的推行，文盲半文盲已经较为少见了，但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总体依然偏低。从职业划分学生2人，无业9人，农民7人（多来自郊区、外县或外省），司机、服务人员等职业4人，由此可见，无较固定居所和工作的人数为16人，占总数的72.7%。

反观被害人一方，18名被害人受教育程度多数集中在初中文化，职业类型分散较广，多见于学生、服务行业工作人员（茶秀、足浴等商业场所），此类人群外形多青春靓丽，性格活泼易于结交，未见其他明显特征。

c.心理特点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大致有误解[3]、试探、临时起意、侥幸、私下解决、预谋等几种情况，在样本案件中，试探、侥幸心理尤为凸现，犯罪嫌疑人通常哄骗或借助酒精的作用，向被害人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或者反抗不明显的时候，会利用适当的身体优势逼迫被害人就范。

16起案件中，25%的被害人在受到伤害后没有选择立即报警，甚至有2名被害人在之后又因犯罪嫌疑人哄骗再次遭到伤害。在这些案件中，被害人多数处于一种无知、轻信的状态，因与对方相识而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往往会因为被害人一时疏忽就“引狼入室”了。[4]

B.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熟人作案的比例比较高

16起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曾经存在男女朋友或通奸关系的有4起，双方存在同学、同事、老乡关系的4起，因工作、朋友介绍、娱乐活动等原因案发前以相识的4起，上述三种情况占案件总数的75%。陌生人临时起意的仅有2起。[5]此外，还有因纠纷等偶发因素实施报复行为的1起，经预谋抢劫过程中实施强奸犯罪行为的1起。

由此可见，陌生人作案并不多见，反而熟人作案的比例比较高。深究原因，新城区是西安市的老城区之一，人口密度大，临时起意的强奸缺乏适合的作案环境。而选择熟识的人作为目标，首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以便造成一定的机会，再者对被害人心理会造成微妙影响，被害人往往因害怕有损名声而可能倾向于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C.作案手段：从手段上看，对被害人多以哄骗以及身体压制、言语威胁等轻微暴力手段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为主，严重暴力手段并不常见

由于级别管辖的限制，由基层检察院经手的强奸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没有采用严重暴力手段，不存在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经统计，持凶器胁迫或殴打被害人的强奸案件有4起，占案件总数的25%，利用身体优势压制被害人并以言语哄骗或威胁的有11起，占起诉案件总数的68.8%。[6]这些案件由于暴力手段较轻，除挣扎或拉扯过程中造成的瘀伤外，被害人身体未检出其他明显伤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件中利用醉酒作为实施强奸辅助手段的有5起，占案件总数的31.3%。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本身是同事关系或经朋友介绍认识，在舞厅、KTV、餐馆等地方被劝酒、灌酒，有的被害人甚至自己主动饮酒，而导致头脑不清醒，被犯罪嫌疑人带至酒店或隐蔽地点实施强奸。

3.对证据情况的统计分析

A.犯罪嫌疑人的否认与辩解

經过统计，16起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从始至终自愿认罪，前后供述基本一致的6件，占全部案件的37.5%，主动承认犯罪行为的比例较低。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犯罪行为的2人[7]，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不一致，主要表现为供述初期不承认，或者最后又翻供。这里并不排除犯罪嫌疑人因突然、激动或者酒精刺激记忆不清。

笔者在归纳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辩解理由时发现：“恋爱关系”、“半推半就”、“你情我愿”是这几个辩解理由最为常见。两人过往有恋爱关系、被害人不激烈反抗、酒精催化作用等问题都会使犯罪嫌疑人认识错误，觉得自己并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强奸行为。

另外，除早有预谋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在事后往往心理上充满恐惧感，害怕被公安机关发现，此时会选择逃跑或者在供述中讲问题引入其他轨迹。

B.强奸罪的证据类型

强奸案件的证据类型比较固定，主要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生物物证鉴定(DNA)。其中只有相关书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所有案件都能够取得的证据。

有8起即50%的案件出具了生物物证鉴定书，证明被害人阴道、内裤处提取的精斑或胎儿与犯罪嫌疑人的基因一致。4起即25%的案件有伤情鉴定结论书，证实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受伤情况。所有案件都提供有“医院诊断病历”，证实被害人处女膜破损情况以及初步的伤情检验。

在强奸犯罪中，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相对较长，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数、形体、面貌、口音、年龄、衣着、身体上的标记，甚至身体上的特殊气味都会有所认识。因此，被害人陈述是强奸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被害人陈述往往较为具体、详细、全面。但如果被害人遭受暴力殴打或侮辱等行为的强烈刺激，可能会导致记忆的偏差。

案发现场往往留有双方的对抗痕迹、精斑、毛发、指纹、脚印等犯罪证据，及时、认真、细致的现场勘查能为证实犯罪、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可靠的依据。但由于某些被害人报案不及时或其他原因，经营者有时在侦查人员赶到之前就已经将现场打扫干净，破坏了证据的主要来源，对破案造成一定的困难。

C.缺失的证人

几乎所有的强奸案件都有证人证言，但多为事后听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及的事件概况、酒店或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于当事双方来去时的情形描述，而真正有目击证人证实其目睹强奸行为经过的案件为0起。案件审查起诉中可以依托的证据主要还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过、现场勘查记录、物证痕迹检验以及生物鉴定结论等。

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性行为本身的私密性，强奸案件一般有其特殊的时空范围，犯罪嫌疑人多会选取容易掩盖犯罪行为的夜晚、隐蔽性较好的家中、酒店或者招待所等地点实施犯罪行为，以至于案发过程往往是“一对一的战争”，没有其他人能够对案发当时的情况作出客观说明，致使事发经过和当事者双方的主观心态难以认定。

D.犯罪嫌疑人供述VS被害人陈述

通过对16起案件审查报告的研读，笔者发现相当数量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之前存在矛盾和疑点，包括带至案发现场的方式、暴力强制的方式、反抗程度等方面。被害人有时会存在夸张性的描述记不清，也有一些人对细节问题的描述前后矛盾，最后归结于“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楚了。”[8]因此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事件的起因和犯罪过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会产生质的不同，往往各执一词，难以认定事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强奸犯罪多发生在夜间，加之案发现场封闭偏僻的特殊性，制约了被害人的感知能力，会影响被害人的感知、识别能力，致使被害人陈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被害人也可能因为案发时精神紧张、惊恐甚至昏厥，产生记忆混乱、中断或错觉；也有的被害人出于强烈憎恶，会在陈述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夸大其词。[9]而犯罪嫌疑人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有时会将问题推向被害人，或者隐瞒篡改一些细节。这些都为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一定的障碍。

4.强奸案件多发原因

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反映出，文化教育仍旧比较缺乏，法律意识淡薄，漠视女性的权益。犯罪者多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不顾及行为后果。其对法律一知半解，有的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危害，将会受到什么处罚一无所知。犯罪者在自身欲望累积时，不能寻求更适合的方式发泄，而是不顾后果的急于宣泄情绪，理性的缺失使其堕入罪恶的牢笼。

经济建设的光环下，要看到精神文化生活的缺乏。在温饱已基本解决的今天，生存压力已经不是威胁人们的首要问题。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健康的精神文化消遣的需要日渐凸显。犯罪嫌疑人多为社会闲散人员，不再上学也不工作，经常纠结在一起打架惹事，终日流连于黑网吧、迪厅之类的不良场所，还有个别被害人也是因为与犯罪嫌疑人在娱乐场所吃饭喝酒，只顾一时兴起通宵疯闹，随之放松警惕，才被对方带到酒店导致一辈子的伤痛。[10]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情况，反映出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目前，我国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领域，大家往往羞于谈论性问题，“谈性色变”的状态使很多人无法面对正常生理需求。尤其是未成年人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往往会导致性犯罪或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家庭保护和沟通不足。父母可能工作较忙，无暇照顾家庭，一些孩子被寄养在亲戚邻居家，有的孩子甚至独守门户。由于缺少与亲人的沟通和交流，成长环境缺乏亲情和关爱，行为矫正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从而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反应，最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某些青少年则缺乏对世事的认识，缺失自我保护能力，客观上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熟人强奸案件”多发缘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性别文化影响。在案件的审查期间，反映出一些男性的性行为逻辑——只要不明显反抗，那就是愿意，我就可以继续。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消极影响，有些女性在被侵害后因为怕惹事、怕没脸见人等原因，不敢报案，甚至受制于犯罪嫌疑人，又反过来强化了男性惯有的强势思维。

5.警钟长鸣

A.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预防性犯罪必须：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减少暴力犯罪的发生。加强良好的理想、道德教育，培养健全型人格，提高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指导人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较为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各项精神文明设施建设，比如增设图书馆、培训中心，不断丰富群众精神娱乐方式，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倡导文明规范行为，有效降低犯罪率。

B.大力加强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

政府应该联合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社区、妇女儿童保护民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化的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群众自我保护的能力。指导女性掌握基本自救技能，学习应对措施、自救渠道，鼓励女性勇于揭露犯罪。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付出努力。

C.加强监管，防微杜浙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网络、音像制品、娱乐场所、旅社等的监管，对传播淫秽物品，色情视频，黄色信息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对卖淫嫖娼的现象要坚决打击取缔。净化大众传播媒体，杜绝色情渲染。娱乐场所、酒店旅社也应遵守相应法律法规，严格实行登记制度，杜绝未成年人进入。

D.注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

加大对未成年人教育的投入，组织专家学者走进校园，在学校开设关于性知识、性教育的课程，消除性知识教育在未成年人中的“真空”，同时开设一些关于安全意识的课程，教育孩子必要的保护意识和社会常识。家庭教育也应与学校教育联合起来，关爱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和心理变化，为孩子构筑坚固的堡垒。

E.各司法、执法机关要加大对强奸犯罪的打击力度

只有将侦查、逮捕、提起公诉、审判各环节工作有机起来，对此类严重刑事犯罪行为提高重视，着力突破证据种类单一、取证艰难等棘手问题，不断融合借鉴新的学术理论支持，大力惩治强奸犯罪，才能形成刑法震慑力和指引性作用，确保社会安宁，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泽.性与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莫洪宪主编.刑事被害救濟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西新检刑诉审[2011]278号

[4]西新检刑诉审[2011]385号

[5]西新检刑诉审[2011]176号

[6]案件来源：西新检刑诉审[2011]66号

[7]西新检刑诉审[2011]385号

[8]西新检刑诉审[2011]279号

[9]陈为钢,张少林著.刑事证明方法与技巧.人民检察出版社.2008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4

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报告公布。报告从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审结的知识产权和竞争案件中精选了30件典型案件，归纳出39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适用问题，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和竞争领域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标准、裁判方法和司法导向。

一、专利案件审判

（一）专利民事案件审判

1.主题名称对专利权保护范围是否具有限定作用

在再审申请人星河公司与被申请人润德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790号】（以下简称“排水管道”发明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确定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应当考虑权利要求记载的主题名称；该主题名称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实际限定作用取决于其对权利要求所要保护的主题本身产生何种影响。2.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引用在前独立权利要求时保护范围的确定 在前述“排水管道”发明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在确定引用在前独立权利要求的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时，虽然被引用的在前独立权利要求的特征应当予以考虑，但其对该并列独立权利要求并不必然具有限定作用，其实际的限定作用应当根据其对该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或保护主题是否有实质性影响来确定。3.封闭式权利要求的侵权判定 在再审申请人鑫宇公司与被申请人猴王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2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对于封闭式权利要求，如果被诉侵权产品或者方法除具备权利要求明确记载的技术特征之外，还具备其他特征的，应当认定其未落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4.采用与权利要求限定的技术手段相反的技术方案是否构成等同侵权

在再审申请人捷瑞特中心与被申请人金自天和公司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14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手段与权利要求明确限定的技术手段相反，技术效果亦相反，且不能实现发明目的的，不构成等同侵权。5.改变方法专利的步骤顺序是否构成等同侵权

在再审申请人乐雪儿公司与被申请人陈顺弟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22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方法专利的步骤顺序是否对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起到限定作用，从而导致发生步骤顺序改变时限制等同原则的适用，关键在于所涉步骤是否必须以特定的顺序实施以及这种顺序改变是否会带来技术功能或者技术效果的实质性差异。

6.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中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维多利公司与被申请人越远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65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中，确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依据是产品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用途，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可以作为认定用途的参考因素。

（二）专利行政案件审判

7.权利要求的解释方法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和民事侵权程序中的异同

在再审申请人精工爱普生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0）知行字第53-1号】（以下简称“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方法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与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中既有根本的一致性，又在特殊场合下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差异突出体现在当事人意见陈述的作用上；在专利授权确权程序中，申请人在审查档案中的意见陈述原则上只能作为理解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含义的参考，而不是决定性依据。

8.物质的医药用途发明的撰写要求

在再审申请人卡比斯特公司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2）知行字第75号】（以下简称“抗生素的给药方法”发明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如果发明的实质及其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在于物质的医药用途，申请专利权保护时，应当将权利要求撰写为制药方法类型权利要求，并以与制药相关的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进行限定。

9.不产生特定毒副作用的特征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医药用途发明是否具有限定作用

在前述“抗生素的给药方法”发明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权利要求中不产生特定毒副作用的特征没有改变药物已知的治疗对象和适应症，也未发现药物的新性能，不足以与已知用途相区别，则其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医药用途发明不具有限定作用。10.给药特征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制药方法发明是否具有限定作用 在前述“抗生素的给药方法”发明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用药过程的特征对药物制备过程的影响需要具体判断和分析；仅体现于用药行为中的特征不是制药用途的技术特征，对权利要求请求保护的制药方法本身不具有限定作用。

11.开放式与封闭式权利要求的区分适用于机械领域专利

在再审申请人世纪联保公司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2）行提字第20号】（以下简称“灭火装置”发明专利无效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含有”、“包括”本身就具有并未排除未指出的内容的含义，因而成为开放式专利权利要求的重要标志；开放式和封闭式权利要求的区分在包括化学、机械领域在内的全部技术领域有普遍适用性。12.开放式权利要求的区别技术特征的认定

在前述“灭火装置”发明专利无效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认定开放式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的区别技术特征时，如果对比文件的某个技术特征在该开放式权利要求中未明确提及，一般不将缺少该技术特征作为开放式权利要求相对于对比文件的区别技术特征。13.技术偏见是否存在应结合现有技术的整体内容进行判断

在申诉人阿瑞斯塔公司与被申诉人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权行政纠纷案【（2013）知行字第3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现有技术中是否存在技术偏见，应当结合现有技术的整体内容进行判断。14.专利申请文件修改超范围的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株式会社岛野与被申请人专利复审委员会等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2013）行提字第21号】（以下简称“后换挡器”发明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法第三十三条中“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当理解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所呈现的发明创造的全部信息；审查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是否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应当考虑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特点和惯常表达、所属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技术方案本身在技术上的内在要求等因素。15.专利申请文件中“非发明点”的修改及其救济

在前述“后换挡器”发明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为避免确有创造性的发明创造因为“非发明点”的修改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而丧失其本应获得的与其对现有技术的贡献相适应的专利权，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寻求相应的解决和救济渠道，在防止专利申请人获得不正当的先申请利益的同时，积极挽救具有技术创新价值的发明创造。

16.申请人可否基于审查员对专利申请文件修改的认可获得信赖利益保护

在前述“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指出，是否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原则上是申请人的一项权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法行使对专利申请进行审查的职权，但并不负有保证专利授权正确无误的责任，申请人对其修改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自负其责。17.判断专利申请文件修改是否合法时当事人意见陈述的作用 在前述“墨盒”专利无效行政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判断专利申请文件修改是否合法时，当事人的意见陈述通常只能作为理解说明书以及权利要求书含义的参考，而不是决定性依据；其参考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该意见陈述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关系。

二、商标案件审判

（一）商标民事案件审判

18.商品通用名称的认定与正当使用

在再审申请人沁州黄公司与被申请人檀山皇发展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6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形成的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商品，其在该相关市场内的通用称谓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注册商标权人不能因其在该商品市场推广中的贡献主张对该商品的通用名称享有商标权，无权禁止他人使用该通用名称来表明商品品种来源。

（二）商标行政案件审判

19.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身份的推定

在再审申请人新东阳企业公司与被申请人新东阳股份公司、原审被告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案【（2013）知行字第97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有串通合谋抢注商标行为的人，可以视为代理人或者代表人；判断是否构成串通合谋抢注行为，可以视情根据该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的特定身份关系进行推定。20.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适用及其例外

在再审申请人抚顺博格公司与商标评审委员会、营口玻纤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3）行提字第1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般情况下，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申请注册即可推定其具有利用他人商标商誉获利的意图，但不排除特殊情况下，在先商标虽然已经具有一定影响，但商标申请人并不具有抢占在先商标商誉的恶意。

21.长期停止使用的商业标识不能作为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或在先权利予以保护

在再审申请人余晓华与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成都同德福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3)知行字第8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称的“有一定影响”，应当是一种基于持续使用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效果，“在先权利”应当是指至争议商标的申请日时仍然存在的现有权利；在长期停止使用的情况下，商业标识已经不具备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未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构成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或者在先权利。

22.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的认定 在再审申请人李隆丰与被申请人商标评审委员会、一审第三人海棠湾管委会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3）知行字第41、4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是指以欺骗手段以外的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取得注册；民事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应该有使用的真实意图，其申请注册商标行为应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

23.同一主体的不同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辐射 在再审申请人博内特里公司与被申请人商标评审委员会、名仕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2012）行提字第2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同一主体的不同注册商标的知名度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辐射；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争议商标的标识因同一主体对相近似商标的长期广泛使用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而引证商标不具有知名度的，引证商标的排斥权范围应受到限制。

三、著作权案件审判

24.实用性与艺术性兼备的客体作为美术作品获得保护的条件 在再审申请人乐高公司与被申请人小白龙动漫公司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262号至1271号、第1275号至1282号、第1327号至1346号、第1348号至136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美术作品的独创性要求体现作者在美学领域的独特创造力和观念；对于既有欣赏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客体而言，其是否可以作为美术作品保护取决于作者在美学方面付出的智力劳动所体现的独特个性和创造力，那些不属于美学领域的智力劳动则与独创性无关。

25.立体造型美术作品的保护范围与侵权判断 在再审申请人法蓝瓷公司与被申请人加兰德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2)民申字第139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设计思路以及相应的工艺方法并非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权利人不能通过著作权垄断相应的设计思路和工艺方法；他人可以采用同样的设计思路和工艺方法，设计并生产类似主题的产品，但不能抄袭他人具有独创性的表达。

四、竞争案件审判

26.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权益能否承继

在再审申请人桂林南药公司与被申请人赛诺维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16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装潢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财产权益，依法可以转让和承继。27.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和装潢的特有性与新颖性的关系

在再审申请人华文出版社与被申请人吉林文史出版社等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371号】（以下简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图书不正当竞争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知名商品的名称、包装和装潢的特有性是指该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能够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不是指该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具有新颖性或者独创性；即使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不具有新颖性或者独创性，也不意味着其必然不具有特有性。28.不具有市场属性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

在再审申请人王者安与被申请人卫生部国际中心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123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范的“竞争”并非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竞争，而是特指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商业秘密应以市场为依托，仅在单位内部为当事人带来工作岗位竞争优势的信息不属于商业秘密。

五、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判

29.尚未获得注册的商标的许可使用合同是否有效

在再审申请人泰盛公司与被申请人业宏达公司等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案【（2012)民申字第1501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法律法规对许可他人使用尚未获得注册的商标未作禁止性规定，商标许可合同当事人对商标应该获得注册亦未有特别约定，一方以许可使用的商标未获得注册构成欺诈为由主张许可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30.技术转让合同中出让方技术资料真实保证义务的延续性

在再审申请人福瑞研究所与被申请人济川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718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药品临床批件申请项下的技术发生转让的，技术出让方在后续的药品申报生产阶段仍负有保证申报资料数据真实可靠的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

六、知识产权侵权责任承担

31.停止侵害民事责任具体承担方式的确定

在前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图书不正当竞争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的确定，应该遵循比例原则，结合被诉行为的特点，考虑具体责任方式的合目的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32.企业字号与注册商标冲突时的民事责任 在再审申请人大宝化妆品公司与被申请人大宝日化厂等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2)民提字第16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企业字号与注册商标冲突时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处理：因突出使用企业名称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可以判令规范使用企业名称；该企业名称因特殊的历史关系已经长期善意使用的，可以不判令变更企业名称。

33.专利权人与侵权人的事先约定可以作为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依据

在再审申请人隆成公司与被申请人童霸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提字第1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侵权人与权利人就再次侵权的赔偿数额作出约定后再次侵权的，人民法院可直接适用该约定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七、关于知识产权诉讼程序与证据

34.侵权结果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 在再审申请人郑州润达公司、陈庭荣与被申请人湖北洁达公司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管辖权异议案【（2013)民提字第1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侵权结果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的发生地，不能简单地以原告受到损害就认定原告住所地是侵权结果发生地。35.与本诉具有牵连关系的对抗性诉讼可以作为反诉受理

在再审申请人江西格力公司与被申请人江西美的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2270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与本诉在具体事实和法律关系方面具有同一性并非反诉的必要条件；基于产生原因上的联系而提起的具有明显针对性、对抗性和关联性的诉讼，因其与本诉具有牵连关系，可以作为反诉处理。

36.因诉争焦点变化而未能及时提交的证据属于“新的证据” 在再审申请人安斯泰来制药株式会社与被申请人力思特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2013）民申字第261号】（以下简称“四氢苯并咪唑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举证期限届满后，因诉争焦点发生变化，当事人为支持其主张而补充提交关键性证据，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应认定该证据属于“新的证据”。

37.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必要证据的正当性

在前述“四氢苯并咪唑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法院为了审查核实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真实性而收集必要的证据，属于行使民事诉讼法赋予的职权，不违反法定程序。38.外国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能否采信

在再审申请人圆谷制作株式会社、上海圆谷公司与被申请人辛波特·桑登猜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2011）民申字第259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鉴定结论只有经过审查判断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鉴定程序合法，当事人没有异议的鉴定结论，一般可以作为法院认定相关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外国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在当事人提出质疑时能否采信，应当按照中国的相关法律进行审查。39.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纠纷中的事实推定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1月5日印发的《关于同意南京市、苏州市、武汉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构并跨区域管辖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批复》（法[2017]2号）精神，调整全省法院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范围。

一、南京中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300万元以上的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发生在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淮安市、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辖区内，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南京中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南京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的上诉案件。

二、苏州中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1、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的专利、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2、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300万元以上的商标、著作权、不正当竞争、技术合同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3、发生在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辖区内，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著作权、商标、专利、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4、应当由苏州中院管辖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5、不服苏州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上诉案件。

三、其他中院及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除上述第一、二条确定由南京中院、苏州中院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之外，其他中院及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原有案件管辖范围不变。

四、其他

1、涉及的知识产权案件管辖调整自2017年1月19日起实施。各中院及具有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原有管辖案件受理截止时间为2017年1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6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问：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请您介绍一下《意见》起草的情况和背景。

答：2001年商标法修改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商标授权确权所作的驳回复审决定、异议复审裁定、争议裁定和撤销复审决定为行政终局裁决。2001年商标法修改，将上述行政裁决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查。这些案件即为《意见》所称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于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住所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此类案件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逐级审理。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商标授权确权行政一审案件2624件。审理此类案件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案件审理，人民法院依法有效地履行司法审查职责，保护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从审判实践看，此类案件不仅数量大，而且大要案多，社会关注程度高。由于商标法的许多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的情况较为复杂，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相关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商 标评审委员会大幅增加审查人员和加快审查速度，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数量也急剧上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第一季度受理此类案件高达551件。案件数量的增长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增多，对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提出了新要求。同时，2009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施行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又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统一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及时研究、明确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从2008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对此类案件进行专项调研，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法院的法官、国家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在研讨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若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征求意见稿，征求了立法机关、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反复讨论修改，经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发布。

问：《意见》如何定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若干司法审查标准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意见》坚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主要回应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针对实践中普遍性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指导性规定。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标准已经明确和统一的问题，不再进行规定；对于一些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问题也暂不规定。最终公布的《意见》共20条，主要以商标法中涉及商标授权确权条件的法律条款为顺序，对总体性司法政策导向、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审查判断、驰名商标的保护、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判断、在先权利的保护、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审查判断等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司法审查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明确了指导意见。特别强调 的是，《意见》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发布，在整体框架和用语上，均不同于司法解释。随着案件的增多和调研的深入，商标授权确权行政审判中也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统一，我们将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适时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和统一，并将其中适合的内容上升为司法解释。

问：我注意到《意见》第1条更像是指导原则，对这一条如何解读？

答：确实如你所说，《意见》第1条根据商标法立法精神和实际情况，明确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法律适用的总体性司法政策导向。商 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解决的是诉争商标是否符合注册法定条件，能否注册，应否撤销。司法实践中，诉争商标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有些尚未投入使用，有些已经大 量使用。对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考虑并作区别对待，因为商标的真正价值源于使用，通过使用建立的市场声誉应当予以保护。对于尚未使用或者未大量投入 使用的商标，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等授权确权条件及处理与在先商业标志冲突上，可依法适当从严掌握授权确权的标准，充分考虑消费者和同业 经营者的利益，可注可不注的不予注册，且注重对于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号等商业标志权益的保护，尽量划清商业标志之间的界限，防止搭车模 仿之类的不正当行为，为品牌经济的发展创设更大的法律空间；对于注册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的相关公众群体的商标，人民法院要尊重相 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慎重撤销。慎重撤销注册使用时间较长的商标的政策导向，也可促使在先权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及早行使异 议、争议等权利，尽早形成稳定的商标秩序，促进品牌培养，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意见》第1条提出的整体性政策导向，对每个案件的审理都具有指导性。

问：据了解，实践中对商标法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如何认定有一些不同看法，《意见》作何回应？

答：关于“其他不良影响”如何理解和适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我们认为，从商标法的条文看，“其他不良影响”是指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类似的，可能对我 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形，属于禁用禁注的绝对理由，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涉及特定民 事权益的保护。如果诉争商标仅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商标法的其他条文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救济方式和程序，在该种情况下，不宜适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为此，《意见》对“其他不良影响”的含义进行澄清，并明确指出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不属于“其他不良影响”的适用范围。当然，如果某标志的注册既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又同时损害特定相对人权益的情形，则另当别论。

问：《意见》用较多内容对商标显著特征的判断作出指导，其中还特别提到比如外文商标等，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可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特征。如果商标不具有显著特征，就无法实现商标的 功能，也就不成其为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判断是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重点和难点之一，因此《意见》用了较多条文对人民法院如何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 否具有显著特征给出指导性意见。其中，既有原则性内容，比如《意见》第5条 明确应当以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为判断主体，以整体判断为原则，还对实践中一些特殊类型商标提出具体意见，比如外文商标，特别强调应当以中国境 内相关公众对外文商标在作为商业标志意义上的通常认识，审查判断是否具有显著特征。有些标志中的外文虽有其固有含义，但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不影响对其显著特征的认定。

问：据了解，通用名称的认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意见》也作了相应规定，如何理解和适用？

答：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这是因为将本 商品的通用名称作为商标注册，一方面不能实现商标标示商品来源的核心功能，另一方面会妨碍同业经营者的使用，损害同业经营者的利益。何为本商品的通用名 称，什么情形可认定构成通用名称，是实践中的难点。《意见》第7条首先明确通用名称包括法定的和约定俗成的两种，并对法定和约 定俗成通用名称的通常认定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其次，实践中对于何种地域范围通用才能认定构成通用名称曾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全国通用才能认定，另一 种观点认为部分地域通用的也不能注册。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通用名称的情形复杂，且特别要考虑当前抢注通用名称的特点和实际，不宜在认定标准上简单行事和 一刀切，要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便于操作。《意见》第7条在充分论证并与有关部门沟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了多种情形，采取了折衷方案，即明确以全国通用为原则，以特定情形下的通用为例外。例外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情形。一是由 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只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即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这主要是一些地方土特产。此种情形名为例外，实仍是以大多数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另一种是指仅在相关市场中的部分区域通用，但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申请注册的商标为部分区域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 称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其视为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不予注册。此规定主要考虑公平原则，防止申请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将部分区域内通用 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从而妨碍其他同业经营者正当使用的情形。实践中，涉及部分地域范围内的通用名称的商标争议，通常都是该地域范围内的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抢注所引起的，例外的情形恰恰足以解决当前不正当抢注部分地域内的通用名称的突出问题，而且这种例外情形恰恰可能是经常适用的情形。

问：《意见》对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理解和适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人民法院在具体处理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意见》针对适用中的难点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这是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体现。商标法的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后段，分别对特殊情形的在先权利保护作出特别规定。商标法在此基础上，第三十一条前段又 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因此该条款是保护在先权利的概括条款，商标法虽无特别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属于应予保 护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予以保护。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现有”需要一个判断相对时间点。由于目前商标注册审查时间较长，审查过程中在先权利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意见》提出判断是否损害在先权利，原则上应当以商标申请日为准。同时考虑到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目的是避免权 利冲突，如果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在先权利已不存在，则权利冲突的障碍已经消除，故不因之前存在在先权利而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后段规定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何种情形构成本条规定的“不正当手段”，实践 中存在一些困惑，主要是因为很难从诉争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本身判断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有什么不正当性。我们认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范的是恶意 抢注的行为，即诉争商标注册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强调的是诉争商标注册人的主观恶意。因此，《意见》明确只要能证明申请人明知或 者应知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即可认定其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对于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禁止他人注册范围，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主张在在先商标具有较高显著性和抢注人明显恶意时，可以扩大到不类似商品。对此，《意见》明确指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只能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抢先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而不能扩大到不相类似 商品，否则将违背我国商标法规定的注册原则，导致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获得强于注册商标及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的不合逻辑现象。

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理解和适用也是实践中困惑较多的问题之一，《意见》作何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 篇7

游戏作为一个复合元素组成的作品，是由游戏名称、商标标识、场景地图、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字介绍、对话旁白、背景音乐等元素组成的。因此，在游戏案件的审理中，首先应当明确游戏中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要素，即游戏作品是否可在整体上受到著作权法保护，其中哪些元素可单独构成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司法实践中，该问题体现为思想与表达的区分，即法官必须对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形式”进行范围上的界定。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判断原则

1、思想与表达二分法

首先应当明确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原创性的劳动所形成的表达，而不保护表达所反映的思想或事实。作品中体现的思想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体现。思想是作者对概念的理解、审美思想和个人观点的融合，必须通过“表达”才能为人所知，但新思想的传播会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从利益平衡角度考虑，思想不应得到保护。一直以来，著作权法贯彻“思想表达二分法”，对于抽象、难以固定的思想并不提供保护。故当游戏公司以侵犯著作权为由主张其游戏灵感或游戏规则被抄袭、侵权时，一般难以得到法院在著作权法上的支持。

实践中，思想与表达通常很难完全分离，而是相互融合而难以截然分开，如游戏主题、游戏情节、关卡设置、技能算法、人物关系等，哪些属于思想、哪些属于表达，并没有统一标准，界线难以划定。确定游戏作品中保护的表达是不断抽象和过滤的结果，故思想与表达的区分，对于判断游戏与其他作品之间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法院确定游戏整体及其组成元素是否侵权的第一步。在韩国NEXON诉腾讯QQ堂案件侵犯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主张QQ堂游戏的形式抄袭了泡泡堂游戏。但法院认为，游戏形式如“以笑表示获胜、哭表示失败”属于思想范畴，只要双方表达方式不同，即不视为著作权方面的侵权。在思想与表达难以区分时，法官主要利用“整体到具体法”进行区别，即如某内容在整体上仅限于一般性、概括的叙事，则不足以成为表达，如该内容具体到足以让人感知作品的来源，并能够对其与作者之间的构思产生特定联想，则足以成为表达。

2、游戏规则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游戏规则、玩法、题材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保护对象，一直存在争议。游戏规则的设置、玩法的开发、题材的选取是体现游戏开发者创意的重要部分，也最容易同质化，为后来者所借鉴模仿。一般认为，创意属于思想范畴，无法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即模仿者没有直接复制规则说明书，而是以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进行游戏规则、玩法的描述，则无法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侵权。也即，两部游戏如果仅是规则、玩法、题材大致相同，并不一定构成侵权，法官还需要对游戏的内容及表达进行全面的分析比对。从科技进步、产业发展角度看，同一题材或玩法的游戏开发者并不能当然阻止其他开发者就相同题材或玩法开发其他游戏，否则将会出现某一题材、规则或玩法仅有一款游戏的情况，不仅使玩家审美疲劳，也不利于游戏的开发更新、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由于规则属于思想的范畴，而表达方式有时又是有限的，因此法院会非常谨慎地分析相同表达是否是因为思想的相同、表达方式的有限而产生的。如在暴风公司诉上海游易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以下简称炉石传说案）中，法院认定游戏中卡牌与套牌的组合系思想。拒绝给予著作权法上的保护。

但也有观点认为，不能仅仅因为单独的游戏规则不受版权保护，就认为任何与游戏规则或游戏功能相关的表达都不受保护，法院还必须进一步区分规则和与规则有关的表述，来决定是否给予著作权法保护。这种观点源于美国Tetris俄罗斯方块版权侵权案，美国法院在细分了游戏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不同方法后，判定被告对特定拼图造型的选择已经超出了思想的界限，成为了受到版权保护的表达。在bang！与三国杀的版权之争中，美国法院认为游戏的规则都是以不同游戏人物的不同技能进行对抗，不能简单地将被告抄袭的元素作为思想，而是认定游戏的玩法中也存在受保护的表达。有观点认为，游戏是一种创新取胜的综合性表现形式，其思想和游戏规则体现在游戏元素中的方方面面。法院在判断是否给予著作权保护时，应该进行更加详细具体的分析，将规则和与规则有关的表达进行区分。

我们认为，游戏的规则和玩法一般情况下表达方式有限，属于思想范畴。同时，在思想、表达混杂的情况下，结合相应的元素对游戏规则和与规则有关的表述进行区分后，可以使得相应元素落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既防止对思想的保护造成对游戏玩法的垄断，妨碍游戏规则的开发创新，也要适当考虑对游戏规则独创性表达进行保护所能发挥的激励创新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游戏规则的说明书如具有独创性，应当作为文字作品予以著作权法上的保护。

著作权法保护策略分析

1、游戏作为计算机软件

通常，一款游戏即体现为一个计算机软件，其表现形式是计算机代码和数据文件。游戏作品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游戏引擎和游戏资源库。在游戏运行过程中，游戏引擎系统自动或应用户的要求，随时调用资源库的素材并呈现在用户面前。游戏引擎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所指“计算机软件”，是由指令序列组成的单纯的计算机程序，由《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条例》进行保护。多年前，多家游戏企业发生工程师离职带走源代码，简单修改后换个游戏名称的案件，如畅游公司诉麒麟公司《成吉思汗》游戏软件侵权一案，原告起诉被告开发的游戏侵权软件著作权，法院组织鉴定中发现被告游戏源代码中埋有原告工程师名字，后双方和解，原告撤诉。这种侵权方式因比较低级、容易被发现而逐渐减少。现在由于反编译手段应用广泛，只要变换编程语言或更改程序细节就可轻松避开侵权认定，因此很多公司通过重写源代码，以新代码形式使用资源库中素材的手段来达到利用他人劳动成果、节省成本的目的，侵权手段更高级而难以认定。游戏资源库是指计算机游戏软件中各种素材及片段组成的资源数据库，表现为各种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美术作品等的集合。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这些元素可分别落入著作权法文字、美术、音乐、摄影、电影作品等范畴中，分门别类地获得保护。

nlc202309081415

有疑问的是。游戏公司能否主张游戏资源库整体作为一个作品，取得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特别保护？美国在司法实践中，曾把游戏中的图像和声音区分开来进行保护，后来将其按照“视听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美国的电脑游戏开发者也有意识地将游戏的视觉与声音部分按照视听作品进行登记，而不是作为计算机程序加以保护。日本在判例中，对于满足电影作品三个要件的电子游戏，作为电影作品予以保护。德国也有过在先判例，直接将游戏作为电影作品来保护。我国对此采取何种保护模式，值得探讨。

2、我国对游戏作品的保护模式

关于我国游戏作品的保护模式，有如下三种不同观点：（1）将游戏作为电影作品进行保护。这种观点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传播的作品。很多网络游戏有完整的剧本、生动的人物、完整的情节、流动的画面，除并非通过拍摄完成以外，完全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对电影作品的定义。该观点认为，将游戏作品作为电影作品进行保护，还因为游戏与电影在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二者都是社会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不可预测的科技产物；都对技术有依赖性。游戏与电影作品存在区别的，只是游戏的情节发展可能一般并非单一的，而是可由不同玩家操作、出现不同的结果，但这些情节和结果仍是游戏开发商按照规则预设好的。电影作品由文字、音乐、连续画面等一系列元素组合而成，游戏也是由文字、音乐、画面等组合而成的产物，若对这些元素进行拆分，每个元素又都享有自己单独的著作权。（2）将游戏作品作为独立的作品类型进行保护。这种观点主张，直接在著作权法上确认游戏作品的特殊客体地位，加以特别保护。其理由是：①游戏本身是一个整体，游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偏好和能动性操作作出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视觉形象、场景设置和游戏结局，这是游戏作品与传统电影或视听作品的明显区别，也使得游戏作品可独立于视听作品而成为独立的作品类型。②如此认定有利于解决目前的游戏山寨侵权困境。（3）适用《著作权法》第3条的兜底性条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对游戏作品进行保护。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2条的概括性条款，不论游戏作品的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只要其符合作品的构成条件，就可得到司法保护。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未将游戏单独设定为一类作品。一般认为，权利人在整体上主张游戏作品著作权，系主张该游戏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重在对源代码软件操作流程和表达的保护。对其整体的保护，难以独立的作品类型进行认定，而对其中的文字、美术、音乐、动态游戏画面等可分割成独立作品的组成元素，进行单独认定、分类保护。

我们认为，在保护方式上应勇于承认著作权法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即使著作权法不能保护的一些法益，也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得到保护，不必对此过于纠结。一般而言，游戏中的插曲、背景音乐可作为单独的音乐作品，人物造型、武器装备、动物造型及一些场景可作为单独的美术作品，有独创性的作品名称、人物关系、故事情节、背景介绍等也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其中，人物设置及相互间的人物关系、由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先后顺序等构成的情节，只有具体到一定程度，即游戏情节的选择、关卡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等设计直接反映出作者独特的选择、表达和取舍时，才能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在目前著作权法可实现分门别类地进行游戏整体及组成元素保护功能的情况下，并无必要单独将游戏作为一种作品类型加以特别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元素

1、可作为美术作品保护的元素

美工是游戏开发中投入资金和人力非常多的重要部分，因此游戏中的美术作品必须获得法律的保护。网络游戏中包含大量的美术作品，包括游戏界面、游戏场景、道具装备、角色造型、地图设计等。判断某一游戏元素能否构成美术作品，除确认其为表达而非思想外，还应强调作者在作品美术造型、动画效果设计上所付出的劳动须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对游戏中美术作品的保护，需要把握以下方面：（1）美术造型具有独创性；（2）因表达有限，导致游戏中某些美术造型、场景相同或类似，如被告抗辩原告游戏中的美术造型、场景来源于公有领域的惯常表达。须进行相应举证；（3）功能性设置的布局不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4）利用传统文化元素创作的作品，在判定独创性时应对表现方法有所考量。下面，我们对游戏中主要几种美术作品能否获得著作权保护、获得怎样的保护进行探讨。

2、可作为音乐作品保护的元素

游戏中的背景音乐穿插于游戏进程中，能够增强游戏的可玩性和情感的表达。游戏中的插曲则是穿插在游戏中的有独立性的乐曲。背景音乐和插曲都独立地构成游戏的元素。涉网络游戏侵犯著作权案件中，主张音乐作品侵权的案例较为少见，具体处理方法完全可参照电影作品中的音乐作品保护方法，进行单独保护。

3、可作为文字作品保护的元素

游戏的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构成计算机软件而落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而游戏中篇幅较长的背景介绍、角色简介、任务介绍则可能构成文字作品。对单个词语构成的角色或者道具的名称，因其文字过短、独创性较难体现，不宜认定为作品。美国版权办公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发布特定材料不具备可版权性的规则，其中就有“单词和诸如名字、标题与口号的短语；常见组合或图案……”如泡泡堂一案中，法院认为尽管两款游戏的一些道具名称具有相似性，但原告对“太阳帽”、“天使之环”、“天使之翼”等名称并不享有著作权。再如“我叫MT”案中，法院认为对“我叫MT”这一动漫名称而言，“我叫……”的表述方式是现有表述方式，而“MT”亦属于常见字母组合，故“我叫MT”整体属于现有常用表达，并非涉案动漫作者独创，不具有独创性。至于“哀木涕”、“傻馒”、“劣人”、“呆贼”、“神棍德”五个人物名称，公众在不知晓原告游戏，而仅看到上述名称的情况下，无法对其所表达的含义有所认知，因此上述名称并未表达较完整的思想，未实现文字作品的基本功能。虽然公众在结合动漫《我叫MT》的情况下，足以知晓上述名称的含义，但这一认知系来源于动漫中的具体内容，不足以说明上述名称本身符合文字作品的创作性要求。可见，在独创性判断上，法院应当考虑相关短语或词语是否具有如下特征：（1）该词组或短语是否存在作者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对于作者不具有选择空间的词组或短语，因属于“思想与表达的混合”，表达方式极其有限，故不被认定有独创性。民间普通或常用的词组或短语，亦不具有独创性。（2）该词组或短语能否相对完整地表达或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传达一定的信息。如果不能给予读者一个确切的意思，无法实现文字作品的基本功能，则不应认定其有创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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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对游戏规则的说明书，由于其内容系对游戏内容的高度概括、对游戏情节和角色的集中表现，不应简单认为属于游戏规则，而应认为属于与游戏规则有关的表达，如其独创性足以达到作品的高度，应认定为文字作品。与游戏的规则属思想范畴不同，游戏规则的说明书作为表达，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4、可作为电影或视听作品保护的元素

（1）游戏场景及游戏画面

根据《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判断类电作品（以类似电影方式摄制的作品的简称）的关键在于表现形式而非创作方法。游戏画面具有和电影、类电作品相似的表现形式，游戏中事先拍摄或制作好的影视或动漫场景，及根据用户的操作发生变化的连续画面，可以构成电影或类电作品。对于游戏整体画面的著作权归属，虽然不同的玩家进行不同的操作会产生不同的游戏画面，但这些画面都是游戏开发商预设的内容，先于玩家的操作而存在。玩家的作用只是在预设的规则、情节和结局可能性之间提供动因、连接，其参与过程中虽有自身创造性的发挥，但并不对相关画面产生著作权，游戏画面、场景的著作权仍应归属于游戏开发商。

（2）游戏直播

游戏直播是指将游戏玩家操作电子游戏的过程，通过电视或互联网向公众进行同步传播，使公众实时了解该玩家运行游戏的过程、使用的游戏策略和游戏的进展。随着游戏直播行业的蓬勃发展，游戏直播画面能否受到著作权法保护、以何种权利形式进行保护的问题引发争论。目前的网络游戏直播节目中，既有游戏主播自行录制的网络游戏直播节目，也有大型电子竞技比赛直播节目。

实践中，许多游戏直播并未经过游戏著作权人的授权，也未支付许可使用费，由此引发侵权诉讼。游戏直播权究竟是何种权利？虽然有人主张其属于一种民事权益，但目前的司法实践普遍认为，应将其作为著作权法第九条十七项中兜底的“其他权利”进行保护。一般认为，游戏直播涉及对作品的公开传播，未经许可进行游戏直播，除非属于合理使用，否则构成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虽然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穷尽式地列举了无需经过许可也无需付酬的合理使用的情形，其中并不涉及游戏直播的情况，但我国法院早已开始借鉴美国法院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用于判断合理使用的“转换性使用”因素，即对游戏中画面的传播具有转换性，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再现画面本身的美感或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而是展示特定用户的游戏技巧和战果。如超越“转换性使用”的范畴，仍然构成对原游戏作品的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