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精选8篇）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1

《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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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王阳明最神奇的心学，了解了他本人智慧，通过合理的办法，让自己的心灵境界得到提升，开发了人本来具有的智慧潜能。只有做到这点，才能由普通人到超人的超越。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向外追求物质利益，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使得人的精神越来越和自己的心灵分离，使人趋向于“物质化”，在人的心灵深处越孤独、苦闷、烦躁、矛盾。

在建筑企业林立的今天，不乏有许多优秀企业，08年听一位朋友说，在郑州市建委有备案的光是二级建筑公司就有一千多家。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控制核心文化，而员工也必须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一、磨砺

王阳明认为良知这种学说，是从百死千难的磨炼中得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一遇到困难，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怨天尤人，埋怨老天怎么这样对自己，埋怨命运不公平。其实，磨难是一种财富，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对待它和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工程施工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问题，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不管是现场组织还是技术难点，我们面对困难，只有不再想到逃避，一点一滴的培养自己耐心和意志，才能使整个身心有质的改变。

二、处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有一些人很有人缘，不论遇

1到谁，都能打成一片，赢得别人的好感，似乎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工程管理是一个非常需要做到处世圆滑这一点的，面对业主、监理、各种配合单位，往往会有各种问题暴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做到保证自己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各方情绪，如若不然，事情就会由小事变成大事，甚至不可挽回。

三、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工作态度决定成绩，一个人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他的行为，决定了他对待工作是尽心尽力还是敷衍了事，是安于现状还是积极进取。

从校园学生到工作岗位，有很多人转变的慢，也有一部分人转变的比较快，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工作后，我们不再是学生，我们要从一个几近无知的学生开始，学习现场的施工管理，技术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提升自己。不能好高骛远，不能眼高手低，每个人只有摆正了自己的心态，才会有更大做为。

四、学习

从学生到独挡一面主要负责人，除了有过硬的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管是公司制定的岗位职责、安全条例、技术操作规范，还是施工现场如何组织人、材、机进行合理的生产，或者是现场安全的施工行为、各种安全隐患等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才能掌握，才能完全撑控。

其实王阳明的学问还有很多，他说的好多话都是一针见血，我们也只有多看多学多运用，才能不断进步。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2

王阳明《大学问》讲:“大人者,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 中国犹一人也。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 小人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 其心之仁本若是, 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 虽小人之心, 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 阳明先生所谓的“心”, 与天地万物同体, 不分大人小人皆具之。如此看来, 天地宇宙万物皆不出于此心, “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深入了解王阳明之“心”的内涵, 还需进一步了解阳明先生为学得圣的历程。王阳明《年谱》载:宪宗成化八年 (1472年) ,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龙泉山上之瑞云楼。弘治二年 (1489年) , 十八岁, 偕夫人回余姚, “过广信谒娄一斋谅, 语格物之学, 先生甚喜, 以为圣人必可学而至也。因见竹取而格之, 沈思不得, 遂被疾。”二十七岁 (1498年) , “乃悔前日用功虽勤, 而无所得者, 欲速故也。因循序而求之, 然物理吾心, 终判为二。沈郁既久, 旧疾复作。”正德三年 (1508年) , 三十七岁, 赴谪至贵州龙场驿。“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不觉呼跃而起, 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四十三岁时, “始专以致良知训学者”。

以上《年谱》片段, 记述了阳明先生为学求圣的简单历程。其中涉计两种不同的求学为圣之道。也即:朱熹主张的“格物致知”之学和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之法。王阳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格致”之学的不可行性, 转而“以致良知训学者”。细查先生得旨之状, “忽大悟”三字甚为重要。并有相似案例可以与之比较。据《六祖坛经》记载, 唐朝和尚六祖慧能得道之状颇与此同。《六祖坛经·自序品·第一卷》载:慧能即会祖意, 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 不令人见, 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慧能言下大悟, 一切万法, 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 本自清净;何期自性, 本不生灭;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何期自性, 本无动摇;何期自性, 能生万法。”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 王阳明“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和慧能和尚“何期自性, 本自具足”的顿悟之法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理解其“心”之哲学最高命题与佛教哲学“心”之命题渊源颇深, 尽管阳明先生对佛道二氏不乏批评。

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所探讨的最高命题无非两个方面:宇宙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无论是中国的儒释道, 还是西方的唯物唯心主义, 根本上讲都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心”是王阳明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最高范畴。“心”也是佛教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命题。作为人类我们更希望能对这一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能进行更为准确、贴切的表述。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这儿, 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或许就是错误的。因为心学、佛学所揭示的宇宙生命的本来, 是无法用我们的思维、语言去接触的,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思想。

《金刚经·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分》载:“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 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谤佛, 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 无法可说, 是名说法……”。经中又多次提到“是经不可思议”等。“不可说”, 不能用语言表达;“不可思”, 不能用思维去测度。古人早就明确告诉了后学, 是我们错会了古人之意。

王阳明的治学方式也很类似, 四十三岁时专以致良知训学者, 初学弟子皆以《大学问》意授, 门人请录成书, 曰:“此须诸君口口相传, 若笔之于书, 使人作一文字看过, 无益矣。”直到嘉靖丁亥年, 先生去世前一年才辑录成书。《大学问》中也说:“如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非意之也”。口口相传, 不立文字, 与佛教禅宗相类。“非意之也”则又说明至圣之道, 无关乎意识思维。如果我们广为考察, 不难发现平常我们称之为的许多思想, 如老子之“道”, 庄子之“逍遥”, 柏拉图之“理念世界”等, 同属此类。

基于以上所述, 笔者得出这样一个假设性的结论:宇宙生命真谛的揭示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思维的, 意识的。古代的学术研究, 今天的科学研究, 均属于此种类型。这是我们今天普遍熟悉的路子。另一种是非意识、非思维的途径。内心自省基础上的顿悟便属于此种类型 (可能还有神的启示) 。这是很多古人走过的路子, 又是一般我们持否定态度的路子。这两种途径方向完全相反, 就像两个人同时从赤道的某一点出发, 一个向东, 另一个向西, 但在某一点又会相遇一样。常人所见花树于心无关, 对常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王阳明认为花树在汝心中, 未必是在犯着幼稚的错误。唯物史观认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内心自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我们亲自实践了, 才有发言权。

摘要：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所探讨的最高命题无非两个方面:宇宙、生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心”是王阳明哲学回答这一问题的最高命题。笔者认为, 宇宙生命真谛的揭示至少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思维的、意识的、古代的学术研究, 今天的科学研究, 均属于此种类型。另一种是非意识、非思维的途径, 内心自省基础上的顿悟便属于此种类型。

王阳明心学教育目的 篇3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教育目的；致良知

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4-02

当前教育可以用“为学日益”来概括，信息大爆炸让人们学习永无止境的科教文化知识以应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积淀深厚，精神家园却渐渐荒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过于追求知识经验而都忽视了教育的另一目的——“为道日损”，而阳明心学的教育正是这样一门学问，无论是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于学校教育和自我修身都有重要的意义，它时刻提醒我们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能够找回教育的另一目的并达成之。

一、王阳明心学的界定及其主要内容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曾修学会稽山阳明洞，因此自称阳明子。他历经明代宪宗、孝宗、武宗和世宗四朝，是明后期颇具影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王守仁是综合了包括宋明理学和心学在内的儒家思想，以它为核心思想建构了心学思想体系。”[1]王阳明心学思想在承袭孔孟思想精华和完善陆象山心学思想的基础上，用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阐述儒家思想的精华。“心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内在修养的学问，所以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把握不能以现在科学逻辑思维来理解研究，而应用直觉性和圆融性思维来体悟。

通常将王阳明思想定位为与唯物主义相对的唯心主义，事实上对这一概念存在误解。王阳明心学中的“心”与“物”并不是唯物论中“心”与“物”，“唯物论所说的‘心是指客尘在心性中落射的影子，也叫作‘反映。唯物论所说的‘物是指客观的物质现象，是与‘反映相对应着的‘客尘。”[2]也就是说唯物论所持的“心”是心理学所说的心理现象，而物则是指这些与心理现象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而在王阳明心学中的“心”是人人天生皆有，是无形无相的真吾，物是指包括心理学所谓的心理现象和外界的客观事物在内的一切。所以王阳明心学思想属于唯“心”，但是这里的“心”与通常理解的唯心主义的心存在区别。

心学中“心”的内涵，王阳明有相关解释：“心者人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体当自家心体。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3]也就是说心不是生理学中的血肉心脏，而是无形无相、无时不在的人之主宰，是任何东西不能表达呈现的，只有靠亲身顿悟体征才能得到的。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心”可以成为精神的家园，回到了这个家，收获一个明白祥和的人生。

阳明心学本质并不是玄之又玄的哲学思辨，而是百姓日用的学问，其精神内核是圣人之学，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王阳明的心学的主要思想内容是心即理、万物一体、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几大部分，同时这几部分也代表王阳明思想一步步的深化过程，其中致良知是其最终旨归处，正如他所说：“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此是孔门正法眼藏”，“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由此可见王阳明一生的思想精华是“致良知”。

二、王阳明心学教育目的

对教育目的的追问是教育的第一等事，它决定了教育的方向和方法，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何定位教育目的决定着“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作为教育者的王阳明也对其教育目的做了阐述，“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其讲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能致其良知，最终随才成就。

致良知是王阳明将《大学》中的“致知”和《孟子》中的“良知”字面组合，但其内涵不仅是两者的拼合，更是对其的延伸和升华。“良知”与“致良知”究竟如何定位，王阳明有如下论说。

“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传习录》下，《全书》三，第78页）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答聂文蔚二》，《全书》二，第69页）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也，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亲民堂记》）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全集》，第117页）

“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与陆元静书》，《全书》二，第61页）

以上是王阳明关于“良知”的阐述，良知即是非之心，良知即心之虚灵明觉，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良知即明德之本体，良知知善知恶，良知是未发之中。对于良知的界定没有一个明确解释，良知的本然之态是未发之中的，是未现于外的，没有任何一个精确的词汇定义它，甚至“良知”本身这个词汇都应该是多余的，只是碍于传达出来不得已用“良知”一词，实际上所谓的“良知”是须要深刻的体悟和实证的；而良知一发用就已不是本然之态了，就变成了已发，所以未发是本体良知，而已发是良知的发用（这种发用是不被任何物所遮蔽的发用），前后两者是有区别的。陈来在《有无之境》中总结道：“所以良知即本体即现成，即未发即已发。”在陈来看来，良知既是未发又是已发，其实未发和已发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是将其分作两件事，两者仍是合一的，王阳明在阐述良知的时候没有严格区分此二者导致良知的界定模糊，对待良知所指内容应根据具体情境来做区分。

致良知之“致”在学界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至极，“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就是说将良知扩充到极致；二是指实行，“良知也，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即有良知的同时也有外在的行。

阳明心学是以“心体”为本位的思想，是从个体的本体——“良知”出发来看待一切的，其中蕴含了无尽生命的学问，这种学问移位于教育中，可以把“被教育者”变“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真真正正地找到自己。

三、王阳明教育目的启示

尼采曾感叹：“真的，我的朋友，我漫步在人中间，如同漫步在人的碎片和断肢中间……我的目光从今天望到过去，发现比比皆是：碎片、断肢和可怕的偶然，可是没有人。”尼采是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出自己的生命感受，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把这句话放在现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似乎也不为过，媒体不断曝光各类匪人所思的新闻，无不是让人惊恐，人与人之间互相不信任、互相怀疑，甚至是亲朋好友，这不正是这句话的验证。

王阳明心学“致良知”这一教育目的犹如一剂药，对科学知识来说它不是一剂对症良药，而对人精神修养来说它当之无愧是一剂对症良药。《十力语要》总结道：“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道出了当前教育痛处的病灶，实用主义教育、科学主义教育等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教育是对人的教育，人是复杂的，不仅仅有理性的一面，人还有感性的一面，只讲科学和实用是远远不够，心性的修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重于科学和实用，一方面没有厚重的心性修养，做科学与实用之事往往是事倍功半，另一方面做得非常优秀，得到了一时的欢喜，做得失败，得到的只有一时的悲伤。

世人无不追求安身立命之所，这个安身立命之所不是遮风挡雨的房屋，也不是高薪金的工作。事实证明科学无力给无常莫测的人生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唯有自己才能给自己找个安身立命之所。而“致良知”这一教育目的正是要提高人的心性修养，最终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真吾，只要达成这一目的，人生就可以摆脱乐与苦的轮回，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种平静坦然的气息，做起事来融洽自然，成功与失败后都在心中留不下一点痕迹，就是所谓的雁过长空。

四、王阳明致良知教育的现代转换

现代社会明显偏重于科学知识，而轻视人的精神修养，这可能不是开始于教育，但可以结束于教育。科学知识给人类带来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把人带进了荒芜的精神家园，如果教育发挥了其真正的作用，理应是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

当前的教育是“为学日益”，而王阳明“致良知”教育是“为道日损”的教育，可以说是加的教育和减的教育。“致良知”这一教育目的落到以科学为旗帜的现在教育中，不免陷入尴尬的局面，心学与现在的学校教育似乎不合拍，中小学教育处于一种机械化地运转状态，上课老师讲学生听，回家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而大学生似乎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被压抑多年的心已疲惫不堪，大学之初放任自己，刚刚找到自由的感觉又疲奔于工作。在这样的教育现实面前，将阳明先生“致良知”类的人文教育置于何地才算是恰当呢？教育者们对人文教育的呼声是越来越响，但是现实的发展却不尽人意，当前的教育系统是环环相扣、格调一致，“致良知类的人文教育将要如何转化到现在教育中？”这一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最终落到了良知和致良知上，再落到现在的教育现实中，应该属人文教育类。人文教育的实施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是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大工程，关系到教师、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效果检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人文教育可以冠以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来实施，因为人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人文教育的多样性，本文只把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作为中心来讨论学校人文教育展开。

“致良知”类人文教育的实施，第一要求学校具备接纳和宣传的态度，学校如果不能接受和宣传这样一种唯“心”哲学，学生自然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它。第二涉及教师，什么样的教师能够胜此重任，必须是那些对心学有所体悟的教师才可能做到，如果只是读了相关的书就像传授知识一样把心学思想生硬地讲给学生，那么就等于“没有”。第三关系教育对象，什么样的学生能够真心地愿意接受这样一种人文教育，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对文化的选择倾向也是不同，所以人文教育也不能完全固着在“致良知”这一人文教育中，愿意亲近这种文化的学生会与老师之间产生无言的亲近感，没有心理距离，不能接纳这种文化的熏陶，学校可以引导其走进其他文化。第四是关系教育内容，“致良知”类人文教育不是知识的教育，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心学的精神内涵，可以不拘泥于课本文字与教室课堂，更多是需要师生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和学生亲身体悟。最后涉及效果检验，这种教育验收也不必像知识学习一样借助于考试来完成，主要靠老师平时的观察学生的表现就可以完成效果检验，相由心生，心性修养是会渗透到人的一言一行当中。

参考文献：

[1]吴乃恭.宋明理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370.

[2]苏树华.大话佛家智慧[M].济南：齐鲁书社，2005：9.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4

一、心即理。

二、致良知。

三、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心即理”是他所有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为了 这个理论的完整和系统，王阳明将抽象的心和显见的理柔和在一起。什么是心？ 王阳明依据陆九渊“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的观点，指出：“人者，天地 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也就是说：人、是天地万物的中心，心、不是一块血肉”，即非人体内的心脏，是“人之 主宰”、“人之知觉”，是支配、控制、统率人的感官及运动器官的中枢，是人的各种知觉的 综合。“心”，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本体。所以、人的心就是天，只要人的心明白了，天地万 物就都可以解释了。什么是理？ 王阳明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 又何物耶？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心即理也。天下又 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后知殊途 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也就是说：世间万物的道理都在心中，心本来就是性情、性情就是道理，有忠孝之心就 有忠孝之理，无忠孝之心就没有忠孝之理。天下的事情无论多少，天下的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无非是一个道理，是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人心只要归于自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是世界产生与存在的根源，又是其发展变化的归宿。天 地间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乃至花草树木，万事万物无不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神圣本然的“天理”流行。“心”，在王阳明思想体系中无疑据于核心地位。但他强调物、事、理、义皆归宗于吾 心，并非要否定或割裂“心”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对于王阳明来说，其目的乃是要确立“心” 即人之主观精神的本体地位，并无限扩大“心”、“物”的同一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外部

世界与人之与世界的差别。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说，他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 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

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 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这样，凭藉着“人心一点灵明”或“人的良知”的沟通，天地万物便与人融为一体，同出一 源，殊无区别。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 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 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哲学家们批判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他们认为：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 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 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 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些批判，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人类不能客观地解释和反映物质世界的时代，追求主观的完美，自然是改造主 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别无他求的唯一出路。王阳明的伟大，就在于他开辟并指引着这条道路！王阳明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政治、军 事、教育服务的。毫无例外，作为《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的学说，自然，有他鲜明 的政治目的。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学说，政治目的何在呢？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 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 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 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就因为“万物一体”、所以、做万物中有“一点灵明”的人，要亲近自然；做天子的君，分 担君的人物的臣子，要亲民。

于是、就有了“天下一家”的理想政治模式。正是将“心即理”的理论认识实践于社会，形成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5

一、工作的方法；

正确和正直的思维模式，能使工作效率事半功倍，提前实现既定的目标方向，错误的思维模式能使前进的方向偏离目标渐行渐远。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工作结果，只有思维模式的改变才是我们公司的效率之本，还要讲究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创新做。所以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打开固有的思维模式，让自己OPEN的、多角度的、多层面的、系统的去思考问题，找到问题的根源、规律和最佳捷径，才能行之有效的去解决问题。

二、工作的效率；

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两个效率，那就是时间效率和收益效率，时间效率就是向时间要效率，合理的利用时间、安排时间、压缩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效益最大化，收益效率就是我们投资回报的效益的最大化，努力的想方设法的把我们的工作效益做到明细化、最大化，保证我们效益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三、工作的心态；

每天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工作，在工作中我们还要做到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明天做，紧急的事情马上做、快速做，难办的事情坚持做，好办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翻新做，同时还要戒骄戒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对待工作还要做到外松内紧，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受点苦、受点累、吃点亏都无所谓，因为吃亏是福，感恩才会幸福。一个态度与价值观错误的人，会让他的能力与努力成为公司的负担、社会的负担。要确立和践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真诚的人生理念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

四、工作的责任心与职业规划；

新形势下的新的机遇，也给了我们新的挑战，我们对工作的责任心也必须随之变得更强、更坚定，我们每个岗位上的工作标准是否都做到了？我们的质量、我们的进度、我们的成本、我们的信誉是否做的足够彻底？是否做的足够的精准？我们差在那里？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差在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认真程度，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把握住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重点、难点，高标准严要求的去执行，用什么样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我们自身的价值，有了价值才有高度，我们的价值做好了我们的价格、收益也自然就来了。

大环境下市场在改变，公司在改变，我们自己也要改变，只有改变唯有改变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用思想的改变来带动我们自己行为的改变，同时也促使着结果的改变，我们不能光说不练，光心动不行动，只有用心动来点燃行动的导火索，高层统一思想，中层统一方法、统一执行，基层统一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有结果。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中一定要制定自己的工作目标，有了工作目标才能指引我们正确的工作方向，同时我们还有把自己的职业规划和公司的战略规划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共同成长。

五、道法自然、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回归本真；

人，生下来本是纯真的、善良的、无邪的，就像一块儿没有经过雕琢的洁白美玉，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逐渐融入社会才慢慢感知到人世间的真、善、美、恶、丑，同时也触动了本真的心灵，内心随之也衍生了善念与恶念，但是能辨别是非，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真正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去恶扬善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总结为自己的理性知识，从而灵活的运用和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才是我们所追求和遵循的本真。同时还要把人的“欲望、愤怒、愚痴”三毒从我们内心深处根除摒弃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不以得失去判断，而以善恶来区分，彻底的来改变自己的作为、提升自己的心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内心强大、利他利己、上善若水、敬天爱人。

郝战勇

《王阳明》读后感 篇6

王阳明是谁?首先他是明代有名的大臣，其次，他是一个文坛大家，是一位用兵如神的将领，是被称为中国上下五千年两个半“完人”中的一位，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心中的偶像。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王阳明曾反复实践了朱熹所提出的“格物致知”，他勇敢地反驳了这个观点，也随即提出了“知行合一”。 什么是“知行合一”?便是知识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有它的意义，还要到生活中实践，才能够体现出它的真实价值。朱熹在儒家学术地位极高，王阳明提出了这个超过朱熹的观点，在当时令所有儒家学子难以接受，他是冒着死提出并坚持的，他的勇气和对真理的执着令人赞叹。

我也要学习王阳明先生善于思考的品质，在学习中思考在生活中实践，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

另外，作为一个学生，我还应该学习的是王阳明不放弃、不气馁、昂首苦读书的精神。王阳明曾经两次考进士落榜，他却说“世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他在挫折面前不畏怯，凭借自己的努力战胜失败，向下一个困难发起挑战，最终获得金榜题名。

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篇7

阳明心学对日本影响很大,对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涌现的倒幕勤王志士,他们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心学的仰慕者。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认为,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三岛由纪夫认为,不能无视阳明学而谈明治维新。蒋介石在《中国的立国精神》中认为,日本民族之有今天,完全是从王阳明哲学片段中所得的教训。他们得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做他们(日本)的立国精神。他们就拿这个动的哲学来侵略别人的国家。这是一种乱动、盲动,陷入了一个动的大毛病,而忽略了伦理、政治和哲学思想这些静的方面。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基础是整个的,不仅要讲诸静的方面,也要讲动的方面,这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日本的阳明学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很大,主要是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推动了日本迅速走向现代化。

1阳明心学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

1.1阳明心学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精英集团

阳明心学培育了一个团结、富有远见、务实的精英集团,这些精英直接推动了日本现代化的进程。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有着严格的身份差别,这种身份差别不仅表现在统治阶级的公家和武家,还存在于被统治阶级农、工和商阶级之间,而且在同一阶层内部严格按照世袭和血统原则加以区分。日本没有一个像中国科举那样的制度使得社会各阶层存在流动的可能,加之朱子学把封建的身份秩序加以合理化和制度化,使得平安时期之后的日本,即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德川幕府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但是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极大地震撼了日本的思想界,它对朱子学的批判把人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使得下级武士阶级的崛起和后来对西洋学的学习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众多的维新志士都是阳明学者或者阳明心学仰慕者的原因。阳明心学唤醒了日本下层武士阶层,使得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明治维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这个精英集团包含了一个中央官僚阶层,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构成了一个富有远见的官僚集团,不需要像洋务运动中需要借助皇室的力量才可以推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这个精英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吉田松阴、福泽渝吉、涩泽荣一等优秀的日本知识分子在明治维新前后,用自己的笔唤醒了日本民众,许多思想家(甚至包括永田铁山、石原莞尔、北一辉)开始思考怎么样改造和建设日本。这个精英集团还包括一批工业巨头,最早明治维新是以官营工厂或者半官半民性质为主,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期雄藩政权所决定的。各藩有实力的大名成为了明治维新政权的核心,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支撑这个新国家工业的核心,众多的下级武士的薪水就由这些新生的工厂所提供的。明治十四年,大隈重信改革失败让位于伊藤博文,这也标志着自由主义官僚政府让位于萨长藩阀政府。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全部拍卖出售给民间,殖产兴业政策遂转换为以民营工厂为中心。(1)后来的这些财阀和政府一同将日本改造成为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国家。

1.2提供明治维新的思想渊源

阳明心学的君臣观念、德治观念和平等观念,为实现统一的、现代化的日本提供了思想渊源。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尊王论”实质上就是一个争取国家统一的思想,希望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很多学者认为日本学习的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拿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其实日本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只是借助了西方的官僚体制(西方的官僚体制也是源于中国)构建了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更适合日本的政治秩序。那就是打破身份制的限制,以天皇为核心构建全新的国家机器。这样的君臣观念、德治观念和平等观念就是王阳明政治伦理的核心支柱。阳明认为,“夫君之于民,犹心之于身也……谓夫民以君为心也,君以民为体也,体而必从夫心,则民亦必从夫君矣”。(2)“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恒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恒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3)“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4)“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5)这样的心学思想经过石田梅岩、中江藤树和吉田松阴等人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对人,对人心的,对理性的相信打破了身份制度下血统原则和世袭原则的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机会考验大和民族对于天皇以及天皇制度的态度,但是这两次天皇和天皇制度都得以保留。之所以如此,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神道、武士道一样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封建制度并不比中国好多少,各种传统的思想甚至比中国贯彻的更为严重。但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萨长志士看到了世界和日本的差距,决心推翻幕府进行改革。既然能够称为改革必然是全面的触及制度性和传统的东西,但是改革要获得成功必然是所触及的东西要能够得到人民的接受和当下现实的认同。当年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志士在制定宪法和国家制度过程中处于极度机密的状态,他获得了日本天皇的全力支持。如果没有这一切,日本的内阁制和法律、日本的电报、铁路系统和货币制度、日本人的服饰、礼仪和生活习惯怎么可能能够仅凭几个维新志士的呼吁就能够在日本迅速地西化。可以说日本能有天皇和天皇制度这样的传统是幸运的,这是改革成功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钥匙。所以说,近代天皇制成功地聚集了国民的才能与活力,并发展成为具有东亚最初的资本主义产业与近代化军备的国家。(6)然而对于日本而言,还能拥有伊藤博文这样的杰出政治家更是一种幸运,他懂得抓住日本民众的心,这里既包括天皇、保守派和改革人士,合理的变通成就了后来迅速现代化的日本。整个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国家上层建筑的构建,无一不受阳明心学的影响,那种对日本民众各阶层人心的观察、洞悉和把握正是阳明心学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1.3阳明心学重塑武士道

阳明心学重塑了日本的民族精神支柱武士道。武士道精神在融入阳明心学之前,主要是混杂着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文化的一些东西。然而阳明心学将知识被看成要与生活中的实践躬行相一致,无疑给武士道增加了行的意义和价值的指向性。武士应该忠于谁?武士的刀向谁挥?武士的良知是什么?这些基本问题在明治维新期间激励着一批维新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来。在那个时期,最大的理就是推翻幕府,重建一个全新的日本,这个“理”存在于像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武士的“心”中,这也是他们作为武士存在的意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将武士的修行贯彻到行动中来,那就是“知行合一”,武士的刀指向幕府,推翻旧幕府在日本的统治。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期间最大的良知就是:我们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7)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不同于旧式幕府的政权,一大批受阳明心学的下层武士站出来登上了自己的人生巅峰,也将日本推向了历史的巅峰。“一直是按村落管理,按家庭传承职业的日本人,改变成向对外战争和工业革命热烈贡献的被‘主体化’的近代人,……这里发挥巨大作用的是由中国传来的政治思想兼个人处世指南的儒教,特别是表现在其中‘阳明学’的思考方法上”。(8)“大盐平八郎的行动只是个案,但他的起义却生动地表现出蕴涵在阳明学思想中过激的潜能。王阳明对于公开行动的强调给儒家经典增添了革命色彩”。(9)如果单纯的从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批判,把人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来看,阳明学确实认为对于善恶的认识只有通过行动的表现才有意义。但是这样的行动要基于善的意义才称得上是良知,所谓为善去恶是良知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后来的日本人把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也归纳到阳明学的影响是错误的。正如对武士道精神的误解一样,也误读了阳明心学,最为关键的一点,战斗的本能之下,更为神圣的本能———“爱”被人为地忽略了。

总之,日本在19世纪末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设计了“体用”的合成物,它的“体”或基本原则,是改造过的儒学;它的“用”或实践,是改造过的西方因素。(10)将儒学和西方因素这种“体”、“用”完美结合的润滑剂是阳明心学。

2日本成功的经验及中日近代化比较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彻底地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而日本先后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成为了东亚头号强国。这样的反差不仅仅是中国人意想不到的,连日本人自己也觉得大为惊讶。山县有朋在《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自今十年之后,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之日,清帝国的中心地区也将不能幸免于列强只瓜分;由于清帝国的兵制自1886年起开始衰落,军队士气的低落已无法掩饰,因此将对瓜分无力抵抗。东洋祸机之爆发,不出今后十年。日本应作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主动采取行动,收取利益。(11)历史上曾经的老师中国,被一直以来做学生的日本看作任人瓜分的肥肉。这样的评价也许是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对中国最为轻蔑的时期,为什么短暂的半个世纪,两个差不多的国家发生了如此大的反差呢?这个问题的理解和答案有助于我们回过头来看直到今天依然在路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日两国今天同为东亚的工业制造大国和军事强国,但是两国发展的历程和结果却很不相同。探讨这两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殊途同归,有利于我们真正认识自己,寻找有助于我们走向更大成功的经验。

2.1土地问题

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起步之初同为农业国家,日本明治维新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才得以较好的解决。

日本明治维新之初,农民并未广泛的参与到之中来。下级武士是以实行者的身分参加革命的,其次,在他们背后,町人是以经济支援者的身分加以协助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却置身于革命之外。(12)1872年,明治政府允许土地买卖,这固然是建立现代地税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的流通使更多的农民彻底土地分离,这些人为后来日本政府军事扩张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明治政府的土地改革,让大量无地农民成为了工人或者军人。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没有所谓的民族国家观念,日本被分割成为许多藩。号称德川幕府三百藩,就是有这么多的军阀割据。日本的武士忠于的是自己的藩主,一方面,它们是所在藩的主要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所在藩的行政管理人员。明治维新之后,在新政府之下,纳税的负担从生产者转移到了土地所有人身上;农民这才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失去了以让“他们不死也不活”为怀的领主们的那种“家长式”的体谅。在新社会里,他们有了选择命运的自由;任便去死或活,任便留在田间工作或是把田卖掉进入城市。(13)土地的自由买卖,改变了日本农民的命运;臣民的自由迁徙,改变了日本人的对自己工作的选择。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将日本上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武士忠于藩国的观念改变成为武士绝对的忠于天皇,忠于朝廷。1873年1月10日《征兵法》的颁布和1873年的地税改革两件事情的出现,使得明治初年农民真正享受到了维新带来的改变。废藩置县、地税改革、土地和人员的流通和征兵制之后,农民终于和武士一样被国家同等对待,武士的俸禄被削减,佩剑的特权被取消。出自各个阶层的所有民众忠于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权利。由于这个创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被置于同一基础之上,人民权利平等,通向兵农一体之路的障碍终被扫除。(14)从这个意义上看,废藩置县也好,土地改革也好,征兵制也好,这些本身只是手段,服务于建立一个政治统一的、强大的新生日本这样唯一的目的。也就是由此开始,日本的双重权威领导制度天皇和幕府被彻底的终结,武士忠诚于唯一的权威天皇;日本社会原来的服务于藩国的“封建制度”被服务于天皇的“现代官僚”制度替代。日本的现代官僚制度里,大多数是为藩主服务的武士学者,然而正是在天皇的朝廷中,存在一种可归之为中国式中央集权结构的遗留物,那就是“生于农家之人”亦能“升至国之宰相”这样的景仰。(15)

2.2人才组织

人才组织的成功是日本现代化成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土地问题的改革引起了日本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这是日本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人的流动为职业的自由选择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日本的迅速现代化得益于日本社会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最重要的是日本人自由流动导致的分工。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分工是两个,第一,近代工业化;第二,军队化。这两个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这两者产生了组织化,前者是组织了制造业,标准化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后者是组织了军事,现代化的部队代替了传统的日本武士。这些新的组织方式能够与先进的技术相结合,能够与新的社会模式相适应。严格地说,人类的组织方式并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或者“现代”来区分,世界各国在不同的阶段组织方式自然不尽相同。组织方式的标准不可能是一种价值判断,“好”或者“不好”,“传统”或者“现代”,而主要是看组织方式是否代表着组织更好地发展。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的军队化和工业化培训了一批训练有素的国民,这就是人才的组织,明治维新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学者与那霸润认为,家庭和水稻的良性循环,才是德川日本从战国时代破灭的边缘奇迹般复活的最大理由。(17)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人才和组织的良性结合,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向现代化的最大理由。

明治维新的基本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带来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导致社会的分工,分工产生不同的职业进而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带来不同的社会思想,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上人们的行为,这种行为决定着人和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日本的崛起就是得益于人才组织带来的思想的进步,上到伊藤博文这样的一流政治家,下到涩泽荣一这样的实业家。那个时候的日本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处处人才辈出,各行各业都涌现了极为出色的人物。所以他们为这个国家设计的政治制度和株式会社(日本现代企业制度)使日本这个国家成为一部高度精密的机器,每一个人都融入在这个组织里,每一个人都是这部机器的螺丝钉。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那个为了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年代,日本帝国政府带领日本民众走上军国主义之后,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了那样的极度狂热和人格分裂。所以说近代日本人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一方面批判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人种歧视主义,但在面对周边地区时,又利用文明这一西方价值观企图实现其统治的正当化。(18)然而,这样的奇迹一直持续到现在,对组织的奉献和对集体的认同支撑着这个国家迅速从战后复兴,这也是我们看到无论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日本这个国家始终岿然不动,持续向前。

摘要：阳明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自创立以来就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日本,阳明心学极大地影响了明治维新,成为了明治维新的重要学派,并为日本维新变法做出了重大贡献。明治维新期间出现的一大批维新志士,不是阳明学者就是阳明心学的拥趸,以他们为主导进行的改革,推翻了日本历史上的幕府统治,建立了现代日本国家。

关键词：阳明心学,明治维新,武士道

参考文献

[1]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

[2]井上清著,闫伯纬译.日本历史[M].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王阳明心学》读后感 篇8

有人说： 稻盛和夫是当代的王阳明，不过是东渡日本罢了。稻盛哲学是现代商业社会的阳明心学。这话有道理，但既然是哲学，就超越了商业。稻盛和夫出身是科学家，出名是企业家，但本质上是哲学家，而且是彻底追求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的哲学家。

稻盛24岁时，在精密陶瓷领域，就有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他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又一个新石器时代”。更重要的是，稻盛在成为全世界行业首屈一指的科学家的同时，已经开始建立他的哲学，成为哲学家，因为他思考并解决了有史以来所有科学家，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在内，都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哲学问题。

稻盛27岁创业，到了30岁，他已经相当完整地、非常清晰地建立了他的哲学。稻盛的所谓哲学，核心只有一句话：把“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换句话说，判断和行动的基准不是利害得失，而是是非善恶。这句话也叫敬天爱人。敬天爱人是稻盛京瓷公司的社训。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致良知”。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良知发挥到极致；所谓“把良知发挥到极致”，就是事事对照良知，对照“作为人何谓正确”，做出判断、采取行动。

稻盛的“敬天爱人”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完全是一回事。稻盛2013年答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我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学到的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致良知，就是达至良知，按良知办事。“良知”在日本叫“良心”，用我的话叫“真我”，真正的我就是良知。遵循良知判断事物，这是绝对性的东西。达到良知的境界，将良知付诸实行，就是我事业成功的最大的原因。

稻盛和阳明是一脉相承。

稻盛认为，只有心灵纯粹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只有心灵纯粹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能看到自己过去没看见的东西，包括科学真理、技术诀窍、商业模式、经营哲学等等。

在强烈的愿望和纯粹的心灵的状态下，灵感就会源源不断。

那么，所谓纯粹的心灵具体是什么呢？稻盛先生这么说：在人的心灵里，同居着利己之心和利他之心。一般情况下，利己之心占着上风，无意识的判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面子等等，这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抑制利己心，发扬利他心，接近纯粹心灵，就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就能对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

阳明先生这么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心静如水，良知清澈，自能临事不乱，应变无穷”。

稻盛、阳明隔着时空对话，两人心心相印。

哲学原点——致良知

稻盛创业时28人中，除自己是一名地方大学的毕业生外，20名是初中生，有几名高中生，都是极为普通的人。为了鼓励大家，为了说明能力平凡的人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功，稻盛想出了一个人生方程式，又称成功方程式：

人生·工作结果=价值观（-100～+100）×努力（0～100）×能力（0～100）

能力许多是先天的，比如智商、健康、运动神经、音乐细胞等。从白痴到天才可从0到100打分；能力由意志决定，从懒汉到劳动模范也可从0到100打分；价值观（又称思维方式、人格）从负100到正100打分。

这个方程式的特点是成功三要素是相乘而非相加；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又称思维方式、人格）有正负。

这是一个对于成功、对于人生的、美妙绝伦的诠释。

稻盛先生说：这个方程式是我的哲学的核心，我一辈子就是按这个方程式做事的，也只有这个方程式才能解释我的事业为什么持续成功。

稻盛先生有时会把方程式中的价值观置换为“判断基准”，这个判断基准从利己到利他也可以从负100到正100。

稻盛27岁创业成了经营者，需要判断决断的事情陡然增加。怎样才能对接踵而来的问题不断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没有人可以请教，自己没有经营的经验，也没有经营方面的知识。稻盛大学的专业是有机化学，他没学过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哲学等等。

在烦恼困顿中，稻盛纯粹的心灵中又冒出了灵感：既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基准，我就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来做判断的基准吧，如果这可做基准的话，我能够掌握，因为父母老师从小教导过我。

用一句话说，判断事物的基准就是“作为人何谓正确”。

具体来说，作为人：应该正直而不应该虚伪；应该勤奋而不应该懒惰；应该谦虚而不应该傲慢；应该勇敢而不应该卑怯；应该知足而不应该贪婪；应该乐观而不应该悲观；应该自利也利他而不应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等。

更具体来说，就是“经营十二条”、“会计七条”、“京瓷哲学78条”等等。这都是各种场合下的“作为人，何谓正确”。

换句话说，以是非善恶、不以利害得失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基准。这可以做到吗？可以！ 因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知善知恶是良知”。

阳明先生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

稻盛先生所说“把作为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就是阳明所讲的所谓“格物”，“为善去恶是格物”，也就是“致良知”三字。

用“致良知”转变经营理念

稻盛先生创办企业的初始目的是“技术问世”，就是将自己的技术发扬光大。但是，经历11名高中生辞职事件后，对照良知，用何谓正确的判断基准衡量，稻盛认识到：“技术问世”听起来不错，其实只是显耀个人的本事，这种狭隘的个人愿望，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私欲。京瓷公司不是显耀稻盛和夫个人技术的场所，更不是经营者一个人发财致富的地方。而是要对员工及其家属现在和将来的生活负责，京瓷公司应该成为全体员工共同追求幸福的场所。当然，作为社会公器，企业还必须对社会做贡献。

于是，他把企业的经营理念确定为：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贡献。

我认为，这是一切集团理念中最高贵的理念。

稻盛说，这一理念的转变，为公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良知即天理，致良知必得天助

稻盛先生40年间赤手空拳创建了京瓷和KDDI二家世界500强企业；78岁出马拯救了破产的日航，日航也曾是世界500强之一；培养日本首富、世界500强“软银”，孙正义当过五年盛和塾的塾生。现在全世界盛和塾的企业家塾生已超一万人，这也是史无前例。

稻盛著作畅销一千万册，还在迅速增加。

阳明先生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为天理”。就是说，心中的良知即为天理，遵循天理，必得天佑。

稻盛先生说：至诚通天。看到我为社会、为世人全力以赴、全神贯注、一心不乱、奋不顾身的样子，上天、神灵、自然、或者说某种伟大之物（Something Great）因感动而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日航不可思议的成功，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这不过是天助而已，仅仅是我无私的心灵和纯粹的行为感动了上天而已。

“致良知”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最伟大的智慧。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突出“致良知”这个简单明了的核心，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

（本刊记者根据曹岫云先生在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演讲整理，有删节，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