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精选5篇）

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篇1

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原文：苏州霍志杰律师谈公务员辞职做律师现象

霍志杰律师认为，公务员辞职选择做律师职业反映出公务员队伍和职业的悲哀，公务员下海做律师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层次缘由：

一是公务员队伍中隐藏着大量的有才干的人员，这些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怀才不遇”，因此，“下海”想大干一番，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是做公务员和做律师的收入相差甚远。除非沿海发达地区或者做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公务员，一年下来工资就两三万元，工作十年八年后也就每年五六万元，而作为律师，刚起步阶段一年也有五六万元，做几年做到合伙人后年薪有可能上百万，甚至更多，这是公务员岗位所不能相比的；

三是官场不好混，而做律师只要自己努力了，效果明显。眼下，混官场没有关系没有经济支撑简直就是原地踏步，升迁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官场会经常勾心斗角，上下级很明显，领导和下属简直是两个阶层。而做律师就不一样，做律师只要你肯努力，即使你没有关系，只要勤奋，多吃苦，做几年后一年拿到几十万元的收入是很正常的，而且律师很自由，不需要受任何人约束，更没有上下级关系，不会担心上级给你“穿小鞋”；

四、为孩子考虑。尤其针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做公务员收入低，而且没有“实力”难以升迁。同时，由于经济条件较差，跟随的教育、医疗卫生、工作环境、人文地理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会受影响，尤其是对于孩子，有些人不甘心自己的孩子一直在偏僻落后的地区生活，总希望给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给孩子良好的生活居住环境。因此，这些人就会考虑辞去公务员职务，转做律师或者其他行业，这类人往往会选择前往长三角、珠三角或者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做律师或其他行业，这样就会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生活居住等各方面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好处，也算是为了子女后代造福，这就是所谓的“创一代”的心理，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综上分析，霍志杰律师认为，随着我国司法改制的深入，以及国家反腐倡廉步伐的加快，那些想通过公务员升职发财的人员会越少，公务员一定会转变思路，寻找新的发展道路。同时，这些人随着眼光的拓宽，或者是为了子女后代考虑，会积极的外出寻求发展，势必造成公务员辞职现象的普遍存在，最近公务员报名人数减少的报道也体现出了这一发展趋势，这也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服务性政府的改革是个利好。

如何做一名好律师【随笔】 篇2

如何做一名好律师【随笔】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考公务员的挺多，立志做一名律师的不多。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点：

一、对自己掌握的基础知识能否应付严禁繁复的诉讼显得信心不足。法律基础知识是做律师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否掌握的够多，够牢，是能否成为一名好律师的关键。

二、对代理案件的流程比较陌生，缺乏作为一名律师所需具备的实践经验。

三、对我国的司法环境不甚熟悉，对律师职业的特点，执业技巧缺乏了解。这些原因，都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望而生畏，转而投身洪潮般的考公务员大军中。

在华中大法学院的学习过程中，我通过阅读相关书籍，细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对如何做一名好律师有了一些看法，具体如下：

作为一名律师，首先，要敢于辩护。

所谓敢于辩护，指的就是不论多大的案子，不论案子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也不论案件的背景有多深，不论涉及的机构是哪一级，也不论办案的人员是谁，都要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要有拍案而起的勇气，有仗义执言的豪气，有不畏权势的决心。站得正，行的直，换言之，就是要胆大。

其次，更要善于辩护。

所谓善于辩护，是指在胆大的基础上，更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准绳，以法条和法律为武器，以法理和法治精神，原则，立场为辩护的指针。有理有据，以理服人，依法服人，攻守兼备。换言之，就是心细。

第三，必要时要学会妥协

在深入了解律师行业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除了收费的时候，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不应该有自己的利益，更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以追求自己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只要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只要对自己的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有好处，我们就要学会妥协，就应该明白分寸，就必须适时调整进攻，防守与和解的策略。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辩护律师。

最后，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古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公安侦查部门，检查反贪机关，审判机构，出于各自工作重点和职业习惯，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同律师有分歧，是非常正常的。古人说：闻过则喜。作为律师，在遇到不同意见甚至是诘责的时候，也应该达到这种境界。因此，即使是碰到冤案，也必须一步一步地进行解释，澄清，急当事人之所急，想办案人员之所想，两者不能偏废。

我认为，做到以上总结的四点，就可以说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了。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律师的做法，与上述各点形似而神异，值得大家注意，不可效仿。一是有勇无谋，把所有的公诉人都当做对手甚至敌人，这样的律师外行人听起他的辩护来会感觉很热闹，很有激情，很过瘾，但是对当事人往往没有什么好处，甚至效果适得其反；另一种是有谋无勇，办案时不能坚持原则底线，辩护时没有基本信念。具体表现在刚做完无罪辩护的发言，接着又强调自己的当事人构成自

首。或者认为自己的当事人无罪，但又请求法庭以从犯的身份给予轻判。

这里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如果有的案件可以做无罪辩护，但当事人确实是主动到司法机关接受调查的；或者出现当事人在涉及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地位特殊，无足轻重的情况。我认为，这样的案件应当做无罪辩护，但是在辩护时不能直接强调自首，而可以将其陈述为主动到司法机关接受调查。这样，当法庭最终没有认定他无罪时，也会考虑当事人的自首情节。

再或者，如果我们的辩护方案确定为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的话，那么关于自首与否的问题完全可以放在二审时候解决，这时要先给当事人及其家属讲解清楚。这样，若是法庭判决无罪，当然一了百了；如果法庭判处有罪，二审时也有了要求改判的理由。但切不可做所谓的“骑墙式”辩护，不但违反逻辑，缺乏信念，还会贻笑大方，丧失了辩护的价值和意义。

我的理想作文做一名律师作文 篇3

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努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只要有目标，不管路途有多么陡多么峭，都会变成一条平坦的路．理想就是一盏灯，照亮了前方，我们便轻而易举地大步走向前．一旦没有理想，我们的路将凹凸不平．

世上有几十亿人，世上也有很多不公平的时候．男人如果打女人，告上法院的话．男人肯定会赢了这场官司，为什么？因为男人有钱有工作，女人没钱，男人有钱即可以请律师，还可以找假证人，[来源于]所以女人会输，男人会赢．如果将来我当了一名律师，不会让我看到不公平的事发生。

律师的工资高，但是我并不是一个贪钱的人．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人，但是人不为己天诸地灭，所以我会收１００元钱帮一些在社会上没能力的人．我既有高工资还有附加１００元，更重要的是，他欠了我一个人情，如果将来我有什么事，他们肯定奋不顾身地为我．因为人就是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大优点．

还有律师做得很出名，有可能被外国或国内看中了．这样我们严家就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让爸爸妈妈享受一下清福．可以帮补家用．但是，要时时冒着生命危险．因为如果帮好人打赢了官司，那么坏人必定很恨我，想玩死我，所以我们打官司时，的确要让坏人心服口服，如果轻轻有一点错，那就很可能小命不保．所以当律师也有一定的难度．

律师谈“公务员”下海做“律师” 篇4

人民网

这种“二次立法”的过程，在减少了立法震荡的同时，也让法律更加持久稳定，更加契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从法律条文上的权利，到现实中的权利，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可能还隔着一次地方立法。

7月27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下文简称《实施办法》)，经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成为全国首部实施律师法的地方性法规。

尽管2013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亮点颇多，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职能以及会见权、阅卷权等，均作出了规定，但客观而言，过于抽象的法律条文，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律师权利的充分保障。

以律师会见权为例。《律师法》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实中，羁押场所采取各种理由拖延、刁难、阻挠的，并不少见。在会见次数和时间上加以限制，更让辩护律师深感掣肘、步履艰难。

比如，《律师法》还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问题是，辩护律师在会见时，感到“不放心”的办案机关派员在场来“旁听”，怎么办?虽然没有采取监听的手段，但通过派员在场的“曲线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律师会见权“稀释”。

再看律师调查取证权。《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问题是，相关单位不配合怎么办?在现实中，调查取证实现不了，这个赋予律师的“红利”又有什么用呢?再有，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未能明确，究竟什么证据能够收集，什么不能调取，如果“雾里看花”，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很容易“碰钉子”，或者“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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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问题，固然可以归咎于立法者，为何不在立法之初“细化”，但平心而论，这种局限性，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立法技术上说，法律需要一定的抽象性，以保持规范的普遍性。从立法规律来看，没有任何法律是完美无缺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决定了立法的步伐始终处于滞后状态。如果对法律“朝令夕改”，反而戕害了法治权威性。

是以，当法律出炉后，本身存在的瑕疵不足暴露后，在不违背原有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低一层级的立法，如地方性立法等，将原本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这种“二次立法”的过程，在减少了立法震荡的同时，也让法律更加持久稳定，更加契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回看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将“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其核心内容，特别突出执业权利的保障，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知情权和救济权等，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既是《律师法》的“地方版”，也是“细化版”和“升级版”。

比如，根据《实施办法》，辩护律师凭相关执业证明材料，可以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会见时，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从“应当及时安排”，到“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再到“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恰是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立法“小补丁”，让律师会见权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实施办法》不仅细化了律师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明确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调取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不动产、车辆等财产信息，自然人个人户籍、婚姻登记资料等身份信息，自然人出入境信息，商事登记信息，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资料，更规定碰到相关单位不予以配合的情况，还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签发协助调查函，等于为律师调查取证工作送上了一块好使的司法后盾„„

当然，新招频现的《实施办法》有些姗姗来迟。旨在规范律师执业权利与义务的《律师法》，从1996年5月15日公布后，共经过了三次修正。《实施办法》即便是距离2013年1月1日“三修”施行，也过去了4年10个月之久。

另外，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只是首部助力《律师法》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其影响力毕竟有限，期待更多地方能出台相关法规，以切实保证律师群体的执业权利不打折扣。

也谈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篇5

律师业的发展已有数百年，但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仍是一门不断创新的课题。在国内，这门课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引起真正重视，所以，我们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和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近几年律师业走向市场化，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也就开始一起广泛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比司法行政管理部门更为关注。为此，今天来讨论这门课题，并希望通过讨论和研究，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事务所管理新机制开创条件，形成逐渐完善的一门系统的理论。也希望有志为这一课题作出努力，作出贡献者，甚至愿意放弃其他机会的热心者，共同合作。

一、概说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的类型，不同规模，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我们在讨论其共性时，千万不要忽视其不同特点对千千万万个律师事务所实践来得更为重要。换言之，对分类管理专业化管理的研究和认识，比拿出一套原则性的管理制度更为重要，更能适合当今市场的快速发展需要，更能适应中国特色。基于这一思想，我们的研究和讨论，不求于统一和原则化，不拘于各种过去已经形成的规定和外国模式，只要有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事务所发展机制，有利于结合实践，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竞争，有利于体制“四自”和发展，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简而言之可分为人、材、业务三大部分，而不同的事务所对这三方面的管理也不尽一致。在我们探讨其共性的一面时，结合各自事务所的特点，寻找发展各自的特点，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对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除了有其完整的内部机构设置和各种制度，再聘请专业管理人员进行专门管理是可行的。但对一家规模比较小的事务所来讲，未必合适，有些管理采用无为而治可行，有些管理无而则乱。有些事务所管理十分具体，有些事务所比较原则和宽松，这都因时、因人因具体条件而言。但有一点就是不能说一名好的大律师就是一名好主任，好管理者，二者是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材，可以兼得，但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