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共8篇）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篇1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摘 要】本课教学内容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职业学校德育教材《哲学与人生》第十三课第一、二标题，教师将相关内容整合为一个问题“个人与社会”。通过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与难点等方面来介绍的。

【关键词】人的属性 个人与社会

一、教材

本课教学内容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职业学校德育教材《哲学与人生》第十三课第一、二标题，教师将相关内容整合为一个问题“个人与社会”。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1）一个观点，即社会性是人的社会属性；（2）一个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2.能力目标：（1）通过海因茨两难问题的分析，提高学生的道德分析和判断能力。（2）通过学生自主参与讨论，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3.觉悟目标：引导学生在生活中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觉通过自己的行为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三、教学重点与难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四、主要教学方法

讲授法 讨论法 列举法

五、教学时间

2学时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出古希腊的斯芬克斯谜题，由学生揭示谜底，从而引出本课的标题：（板书）：个人与社会。

（二）讲授新课

（板书）1.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人与动物有哪些共同的地方？这表明了人的自然属性。

教师设问海因茨道德两难问题，学生分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海因茨的道德困境，他是否应该去偷药？法官应不应该给被捕后的海因茨判刑？

教师总结：从海因茨的道德困境可以看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不去偷药，其妻子就会死亡，违背了人的生命价值；如果去偷药，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约。其实，这个问题反映了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相应的受到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制约。

请同学们举出自己在社会中所居的角色，教师说明：人的产生不仅是社会群居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和我们的生活仍然具有社会性。

教师引导：那么，海因茨是否应该去偷药呢？根据学生的答案，引导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海因茨偷药固然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是不能因为求生欲望而破坏了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准则。因为：（板书）2.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因为，人的社会性揭示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并制约着人的自然属性。既然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人，因此，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成了每个人的人生都要解答的基本问题。（板书）3.个人与社会密不可分。

学生列举：著名人物的事迹（正反面人物各举一例）。

教师总结：这些著名人物都以他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和历史，同样，我们微不足道的每个人也会因我们的行为而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举动：

教师展示道具（假币），进而设问：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可能遇到假币，那么，人们通常的做法有哪些呢？这些做法分别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学生分组讨论，可以将本组的讨论结果记录在一张卡片上，随后由每组代表依据卡片发言）

教师归纳：同学们的发言各抒己见，总的说来，我们的行为都对社会造成了特定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板书）（1）个人活动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板书）（2）个人活动受社会发展的制约。

教师举例提问：明朝时期的万户为人类的航天事业献身。为什么万户有满腔的热情和一定的相关科技知识，他想要飞上天空的实验却失败了呢？学生思考回答：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尚未揭示飞行的相关科学原理和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教师总结，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活动（板书）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

教师列举名言：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表明（板书）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三）教师小结

社会是个人组成的社会，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个人与社会从来都不可分开。作为社会这个浩瀚人海中的一滴水，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持大海的纯洁，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七、教学设计思路说明

1.这堂课的教学过程中力求实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理念，将整堂课的大部分时间交给学生去讨论、思索、活动，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不但让学生自主地掌握知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自己思考社会道德问题的能力，还能够调动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

2.德育课堂教学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运用在具体的生活实践当中。本节课设计了面对假币时如何处理的学生讨论，就是想要将理论知识落实在生活实践当中，逐渐使学生认识到德育课堂知识事实上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会能够运用课堂中的知识来思考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八、教学资料

海因茨道德两难问题：海因茨的爱人患癌症，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他说：“服用某种新药可能还有效，此外别无他法。”这种新药是某药店老板新近发明的，要价两千美元，十倍于他的成本。海内茨尽力借钱，勉强凑了一千美元。他找到药店老板请求减价卖药或者分期付款。可老板说：“不行，我发明新药就是为了赚钱的。”海因茨很难过，为了救活爱人，当夜潜入药店，偷走了新药。海因茨偷药对不对？海因茨倘若被捕，法官该不该给他判刑？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篇2

人们感到适应不了这个突然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危险的世界, 人们变得越来越麻木沮丧、困苦愁烦。这是因为人们没有学会根据历史的变迁和制度的冲突来界定他们所遭遇的困惑。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期转型的过程, 全能主义的政府逐渐放开了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控制, 主要表现为经济市场化,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下放和职能转变, 私人利益的承认和鼓励、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这些变迁不仅意味着个人活动空间的明显增大, 也意味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与国家的分离和对立, 更意味着一个连接国家和个人的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逐步出现。

要理解和解决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困惑,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个人的关系。而依靠公民社会就是个人实现与国家良性互动的有效手段。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

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三种不同的译名, 即“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译名的不同表达, 代表了学者们对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从公民政治权利的偏好层面使用“公民社会”, 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偏好层面使用“市民社会”, 从国家和家庭、企业的关系偏好层面使用“民间社会”。

笔者研究的Civil Society强调它的政治学意义, 即对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强调其“民间性”, 即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 主要是指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和机构。当代国内学者在公民社会的研究中, 大多持“三分法”观点, 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 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本研究也持以上观点。

公民社会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诸如团体、工会、合作组织、服务组织、社区组织、青年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等都属于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公民社会组织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简称CSOs) 是公民社会的主体, 离开公民社会组织就无所谓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社会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组织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非营利性, 公民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 它们致力于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服务需求, 把维护公共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目标;其二是独立性, 即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 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市场, 在政治、管理和财政上, 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其三是自愿性, 参加公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 而完全是自愿的, 因此这些组织也叫公民的志愿性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规范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转变了对公民社会的态度, 为公民社会的兴起提供了制度条件。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使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一些专家学者估计, 在中国至少有200万个以上的公民社会组织, 有的估计高达800万个。虽然学术界的数据存在差异, 但这也足以说明一个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正在我国逐渐形成。

二、个人与公民社会

正如前文所言, 现代世界达到了极限就会自我反省,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将逐渐意识到“现代性的生产主义逻辑”中隐含的危险和局限性。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为不确定性”, 其中就包括在文章的开头提到的那些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困扰我们自己的种种风险。这种“人为不确

定性”增强的政治后果影响极为深远, 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发展就是它的积极影响之一。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依靠公民社会的力量来面对日益强大的现代国家。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分别是农村和市民的自治组织, 它们是由城乡居民自愿组织参加的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组织。这两个中国农村和城镇最广泛的民间组织, 正是中国最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保护村民和市民的利益、管理农村和街道事务、协调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组织公民参与政治选举等方面,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 公民通过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和培训因而具有一定的技能, 能够得到和处理信息, 从而有能力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另一方面, 公民社会组织力量的真正发挥还需要每个公民的参与。在公民社会中, 公民的身份并不是由年龄决定的, 而是首先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标志的。公民社会里的公民应该追求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 受法律保护的自我利益, 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 有远见的而非短视的自我利益, 有助于促进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

公民社会里的公民身份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义务。所以, 公民不光要争取自我利益, 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整体的福祉或较大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 公民社会也必须实现民主化, 参与精神必须取代精英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种寡头政治的信条, 只有这样个人才拥有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个人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 民间首创精神才能得到鼓励和发扬。

三、个人、公民社会与国家

社会发生迅速变化的结果, 使国家和公共社会之间本来相互应该适应的关系变得问题重重。致使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经常充满矛盾的关系。这些矛盾不仅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 而且广泛体现在以性别、族群和代际划分等为基础的各种斗争中。为了解决这些争斗, 个人和群体纷纷根据各自的社会基础、服务对象、活动方式而建立和塑造了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的公民社会组织。在个人处理与国家的关系中, 公民社会具有以下的几个作用:

1.让个人通过集团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公民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尤其是政策制定过程, 在此之中, 公民合理的追求自我利益, 同时他们的自我利益又是同他人的自我利益以及公众利益相协调的, 是可以长期保持发展的。由此可见, 公民社会的兴起必将使公民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向纵深发展, 与此相适应的政策制定范式也必然要求政策制定过程具有容纳公民或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诉求的机制。

公民社会组织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游说、宣传、支持民主选举活动、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表明其在政策制定中的态度和意见, 并以自身所掌握的民意和特定群众的支持对政府施加压力, 迫使公共政策反映该集团的利益诉求。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国家行政主体的相对方, 不仅有服从和协助管理的义务, 还能够在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 有申请救济的权力, 甚至还可以以拒绝执行的方式来修改甚至废除既行政策。

2.让个人以协商民主的形式促进国家角色的转变

公民社会可以使个人按照民主的方向进行社会化——个人得以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人们不仅关心“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还关注“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由此推动法治、民众参与、民主型政治文化和中产阶级等因素的形成, 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格局标志着双方的对峙状态, 对峙状态的形成意味着公民社会趋于成熟和稳定。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格局实质上意味着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权威、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对峙。这意味着, 公民社会具有制衡政府的力量, 亦即公民社会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 使自己免受国家和政府的超常干预和侵犯。因此, 在公民社会发生作用和影响的范围内, 国家及其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全知全能、完全理性的实体, 政府组织本身只具备有限的理性, 政府不会成为治理过程中的唯一权威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公民社会以能动政治、协商民主的形式促进国家角色的改变。

3.让个人以自治的方式来维持社会秩序

公民社会在个人处理与国家关系中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通过社会自治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过分侵蚀。除了民族区域自治外, 当前中国的社会自治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 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自治和行业自治。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群体所领导的社会自治, 又可以统称为基层群众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自治形式, 它具有广泛群众自治基础和社会自治基础, 人们通过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过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在公民社会组织内部, 组织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 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行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团结有机地将单个的人联系起来。在公民社会组织外部, 个人能够通过组织有效而富有意义地把自己与政治体系联系在一起, 通过组织构成的密集网络进行利益表达, 整合诸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

总而言之, 公民社会应该成为联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桥梁, 组织个人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家职能的转变, 引导个人通过自治的方式促进社会和谐。而国家则应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公民社会,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

在公民社会中, 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一边倒”的态势。公民社会组织作为个人与国家的中间力量, 能够有效的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蚀和危害, 能够有利地帮助个人更广泛更有深度地参与国家事务, 能够让国家政权组织从琐碎的个人事务中脱身出来, 能够帮助个人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应对日益危险的社会。总而言之, 公民社会的孕育和壮大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困惑。

然而, 如果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上述风险, 无论对个别的个人与国家关系进行了多么富有成效的民主改革, 治理都将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所以, 这也是研究的不足之处, 还需进一步探讨跨国治理的进展问题。

参考文献

[1]尹广文.个人社会国家公民社会理论研究[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8, (9) .

[2]王代月.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评述[J].教学与研究, 2007, (9) .

[3]李京桦.民族国家公民社会与民主的辩证分析[J].民族问题研究, 2012, (4) .

[4]姜正君.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架构关系研究综述[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 (4) .

[5]马晓燕.公民社会的核心——公民精神[J].甘肃理论学刊, 2005, (11) .

[6]苏民.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J].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6, (8) .

[7]易文双, 王迎鑫.我国政府如何正确处理与公民社会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 2008, (9中) .

[8]刘良.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共政策制定范式的转变[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6, (1) .

[9]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7, (12) .

[10]尹浩.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动力研究—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逻辑起点[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2, (9) .

[11][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社会进化与个人重启 篇3

过去的时代，没有一项技术对人提出新的要求，汽车虽然是一个大产业，会改变商业和居住，但它只是交通工具。电视虽是信息终端，它也只是把人绑定在客厅中收看节目打发无聊的时间。社会依旧按照它的发展方式在不断地进化，人的思考方式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多维需求在不断重启与迭代，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且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充满了可能。

尖锐的分化

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农业社会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分化，占有土地多的人成了大地主，没有土地的人成了雇农。一个大地主很难拥有范围过多的土地，因为粮食产品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就会丧失经济性，所以雇农也不太可能失业，因此农业社会的贫富分化程度并不高。但到了工业社会，大规模的快速复制使得贫富分化加剧。

到了信息社会，我们可以分解为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智力劳动成为一种主要劳动形式的社会，贫富分化会更加严重，科学家模式取代工程师模式、产业的集群效应等都是加剧分化的因素。

从野蛮人到高雅人

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校达尔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奥里佛·卡里，对人类未来的进化进行了大胆预言。他说，在10万年之后，由于社会贫富阶层两极分化，人类将彻底进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亚种——英俊而聪明的“高雅人”和丑陋而愚笨的“野蛮人”。

“高雅人”处于社会的顶层，由少数拥有特权、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健康的富人进化而来，他们聪明且富有创造力。而“野蛮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不仅身材矮小肥胖、智力低下，寿命也大大缩短。由于两个种族之间水火不融，甚至会爆发大战。

然而，人口流动的效果在21世纪就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一直担心移民和遗传导致人本身的分化。信息流动可能会加速同类人的聚集和婚配，学校的档次、公司雇佣员工、网络社交等都会让更多同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婚配会改变传统基因配对的概率，过不了几代就会形成明显的分化。

而且这样的分化是全方位的，任由自由市场发展，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之间都会出现巨大的差别。如果说高位者和普通员工收入差别来源于制度，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就是以金钱衡量不同行业效率的差异造成的。那么，100个人编制一款大型游戏，如果恰好它又畅销，这100个人就可以赚全国数千万深度游戏迷的钱。

历史上思想家大部分是落魄一族，没有人能把高明的思想卖个上好的价钱。但如果你能把智能产品嫁接到一个有形的产品上，充分发挥工业的复制能力，那它就会成为最挣钱的东西。

从工程师到科学家

1947年12月，晶体管问世，成为微电子革命的先声。人们可以用一个小巧的、消耗功率低的电子器件，代替体积大、功率消耗大的电子管，电子行业从此发端。从整个科技发展史上看，不乏重大发明创造，却很少有什么发明像晶体管一样，有无穷无尽的衍生品，需要多多益善的工程师。

1879年，爱迪生找到了灯泡最好的材料，即便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灯泡的发明不是很难，技术含量也不是很高，但它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明。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灯泡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需要的工程师数量也不多。

我们将灯泡这种只需要少量工程师的行业称为“科学家行业”，将和晶体管类似需要大量工程师的行业称为“工程师行业”。

在可预见未来的技术制高点，我们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新的“工程师行业”。生物制药、基因工程、新能源等，无一不是“科学家行业”。这些行业一旦被科学家发明，重大的工艺得以突破，接下来就只是制造问题，难以想象这些行业会衍生出哪些多样性的相关产业。

科学家行业的崛起和工程师行业的衰落很可能会成为本世纪的主旋律。科学无国界，工程有国界。即使短时间内，科学被一个经济体锁定，也很难长期地获得巨大的持续利益，这是市场经济天然的、难以弥补的漏洞。从经济利益上说，从不进行科研的猥琐模式似乎是更有经济效率的方式。没有人因为朗讯公司出过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愿意出更高的价钱购买它们的设备，中国公司不会，美国公司也不会。

由于科学距离经济较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他们的科研成果很容易被模仿者“剥夺”，公司就越来越不愿意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非盈利组织、政府和大学等在科学家模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非盈利组织的介入又会加快成果扩散，提高智力劳动成果的利用率。

互联网社会的个人进化

1970年，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了一本叫《文化与承诺》的书，她预见性地提出了“后喻文化”这个概念。按着米德的观点，农业社会是前喻文化，所有的人都像有经验的老人学习，因为农业社会积累的科学很少，世界变化缓慢，老人的经验就很重要。工业社会同龄人的知识更有价值，相互之间的切磋就成为社会的主流，称之为并喻文化。而信息社会，年轻人在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称为后喻文化。

米德提出“三喻论”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诞生，是一个纯粹的电视时代，她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人接受新鲜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更强。

在互联网时代，加强了后喻文化效应，年轻人从网络上接收到比电视多得多的信息，其知识、见识更有远超前辈之势。

为什么年轻人能从新媒体中获得更多的信息，适应能力更强？这是目前心理学认识尚不明确的现象，更没有人给出合适的解释。

互联网时代，尽管只有少数人明确感觉到青少年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可这个事实却改变了很多商业理念。敏感的公司发现抓住年轻人而不是有钱人才能引领潮流，互联网公司已经认识到得屌丝者得天下的道理。

互联网时代金字塔的组织结构正在被扁平的组织淘汰，命令式的管理已经输给平等讨论式的沟通。

由于信息的流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会增加很多“弱关系”，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时间被处理信息的时代抢夺。

好消息则是弱关系正在发挥日益强大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1973年提出弱关系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他在寻访麻省牛顿镇的居民如何找工作，以反映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发现，紧密的朋友反倒没有那些平时很少联系或不怎么熟悉的人更能够发挥作用。事实上，紧密的朋友基本帮不上忙，真正能介绍到工作的往往是陌生人。

格兰诺维特对这种现象的解释认为强关系之所以不太容易帮上忙，是因为强关系的人之间具有更多的交集，而找工作需要的具有互补性信息的人。我并不认同他的解释，弱关系有更大作用的原因主要是不管是找工作还是干某种事情，都是因事找人，而非因人找事。由于弱关系人数远多于强关系，所以弱关系帮上忙的概率更大。

弱关系时代意味着潜在和你打交道的人增加了，为了寻求资源、帮助和协作，每个人要和很多弱关系发生联系，变成“自来熟”，迅速进入角色的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有利用网络展示、发布自己信息的机会，每个人都会有更多的弱关系，如何建立个人的品牌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社会实践小结与个人评价 篇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万事在于实践！”

在当今的社会中，对于我们这一代各方面都会作为焦点的大学生来说，这是要我们证明从幸福生活家庭里出来的孩子也是可以撑起一片天的，国家的发展还是可以放在我们新一代的青年人身上的。

在火热的夏日里，我又要走进为工作忙碌的日子里了，记得我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份单纯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什么都是一片懵懂。社会的大海等着我去探索。

这次因为放假回来的晚了一些，让我有机会真正面对了这样一个问题，就业的压力。现在大学生都知道放假在家无聊希望出来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顺便挣一点零用钱。所以在我回来的时候又是一股大学生求职热，我也在这群人当中，四处的去寻找，我有自信我可以做好任何的事情，但是却找不到证明自己的地方。四处寻找了几天了还是没有了希望，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只能寻求爸妈的帮助，争取到了在饭店当一名服务生。

我对于工作没有任何的挑剔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会认真的完成，这是我的做人准则，也是我就业的标准。

下面是我在工作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我的实践的小结。

饭店属于服务行业，所以我们的宗旨自然是为人们做到优质的服务，舒心的就餐。对于一个服务员的要求，微笑面对任何一个人，亲切的问候！让客人能够得到在家就餐的感觉，那时你就成功了，也许说的这么多有点冠冕堂皇了。但是它却是餐馆服务业的一个宗旨！

当我用微笑面对每一位客人的时候得到都是他们笑容的答谢，这时再多的付出都是你所值得的！我所在的饭店也不是什么样的大饭店，所以它的结构是有限的，一个配菜间，一个厨房，五个包间，一个大厅，让三名服务员来做应经足够了。两名厨师，一名配菜师，凉菜师，在这段时间里，不算是很忙但是每天都很充实，也让自己鼓足了干劲。在这段时间的工作里我发表过这样的心情“一个人的优秀体现自己的付出.别人的肯定!一两个人的夸奖不代表你的优秀!天天别夸奖那才是真正的优秀...”是的我用行动证明了一切。认真勤劳那是我的优点，微笑服务那是我的标志。

我所在的饭店对于我们服务员来说是全天制的，下面我简要的把我所从事的工作流程简要的介绍一下。

1、早晨八点半上班，首先要把所有的包间打扫整洁，到厨房间摘菜。一切完成之后，开始吃饭

2、饭后开始准备大厅的整洁。保持好饭店的就餐环境等待客人的光临。

3、迎接客人，主动端茶倒水，上菜、传菜。

4、收拾包间。迎接下一批的客人。

这就是我的工作流程！上午如此下午一点半下班，四点上班。

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你都要看其所的好为他们推荐本店的菜色。

在这三次的打工生涯里我也得到自己的所获。做事认真，勤于吃苦的人到哪里都会得到别人信赖，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一天，表面工作再漂亮没有真实的踏实，也是没用的。自己的工作态度要能端正，坚持自己的目标。相信自己不比任何人差。工作当中的竞争那是避免不了的我们要能摆正心态从容的面对，这时你就是个成功者。

对于你的团队要相信每一个人，和他们能后和睦的相处，虚心的向别人学习，社会当中你会认识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你要接触的人也会甚多，什么层次的都会出现，我们要注意你自己言语，善于发现。社会是一个不断调节自己的地方，在这个生活圈里你有很多东西是不适应社会，我们要及时的改变，你改变不了社会，那么你就要学会去适应这样的社会。这时你会丢弃很多东西，成功的路上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在人际交往当中，自我感觉很好，我热与帮助他们，做事的态度很快的得到他们的信任，让我做事情他们放心。如何处理遇到的问题，我坚信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比解决问题要多。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短暂又充实的实习，我认为对我走向社会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过渡作用，是人生的一段重要的经历，也是冲向梦想的起步！

选择会计的我，虽然在这次实践当中我们从事的不是我专业对口的，但是我学到了为人相处的道理，锻炼自己好的习惯为以后从事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会计这个职业对于我们的要求是很严谨的细心是最基础的要求。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认真踏实的完成每一件事情。从中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那就是一件事情一份责任。既然你做了就要学会肩负起这份责任。

个人简历的社会经验与学历 篇5

如果当自己的学历达不到公司的要求，自己可以用实际行动说话!现在在社会经验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学毕业生以及专科毕业生都不如一个技工。这就在于其中技术活动方面，大学毕业生往往只是在做在口头上的功夫，但是时机行动却很少。在做事方面，技工完全不会因为其中的问题而担忧，自己就能够解决。可是大学毕业生只能够不断的重新摸索，然后在培训上岗，这就导致了一种资源的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简历的.制作当中，一定要注重到自己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效果。让检阅者可以看到我们实实在在的表现，绝对不会输给任何一个高等学历的人。在社会活动跟实习阶段内的成效，也可以增加我们在检阅者心目当中的形象，从而是想要获得这份工作并不会是多大的难事。

穆斯林的个人修养与社会公德 篇6

赞主赞圣。

色兰！各位尊敬的穆斯林网友，在这尊贵的斋月，有幸同大家交流，是安拉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真诚地感赞安拉！

今天我的发言，如果要概括一个题目，那么可以叫做《优秀的稳麦与低劣的个体》。

这个话题在我的脑子里最早出现，是今天春节前后。当时，我在国内某个大型论坛上，同一些非穆斯林网友讨论穆斯林世界的问题。有那么几个网友似乎对穆斯林成见较深，说什么穆斯林之中犯罪的人不少，穆斯林是当今世界上素质最差的群体。虽然我反复强调，这种穆斯林群体中坏人较多的印象，并非来自确切的统计和科学的分析，而是西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媒体长期压倒性的片面宣传造成的错觉，更何况许多所谓的“坏人”，并非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真正坏人，而是不愿受迫害受欺侮受侵略而奋勇抗争的善良大众。但是，离开网络，静下心思考，别说世界穆斯林群体，即便是中国穆斯林之中，我们耳闻目睹的素质低劣的个体的确不少。

作为一个群体，穆斯林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稳麦”。因为这是来自伟大安拉的真实启示。安拉在《古兰经》中称赞穆斯林：“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稳麦，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3：110）“稳麦”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曾被译为“民族”，但目前许多学者倾向于译为“共同体”或者“群体”，因为穆斯林毕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而只是一种具有同一信仰同一生活方式的一个群体。

穆斯林群体“优秀”的属性，是对群体中多数虔敬的穆斯林个体属性的抽象，而不是信仰淡薄的少数穆斯林个体行为的概括。《古兰经》明文告诉我们，穆斯林之所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群体，是因为具有“劝善戒恶，确信安拉”的良好道德素质。但是，穆斯林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优秀，并不等于穆斯林群体的所有个体都优秀于其他群体的个体。一个人，只要他内心诚信安拉是惟一主宰和先知穆罕默德是封印使者，并且口头表达了这种信念，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是穆斯林。但是，这种穆斯林，并非就是具有“劝善戒恶”属性的穆斯林，而凡是没有自觉实践安拉“劝善戒恶”命禁，实际上也不是具有“确信安拉”属性的穆斯林。内心诚信是信仰的核心，口舌招认是信仰的外在表现，身体力行是信仰的必然反映。只有三者结合，才是完美的信仰，才是虔敬的穆斯林。

正因为个体不一定具有群体所有成员应该具有和多数成员实际具有的属性，因此从伊斯兰兴起至今，穆斯林这个群体中总是有信仰薄弱者，总是有言行偏离安拉命禁者，总是有损害穆斯林整体形象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随着传统价值的衰落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信仰和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在我们中国穆斯林群体中当然也有表现。从伊斯兰教法和伦理的角度看，经常性地受到非穆斯林严厉抨击和谴责，对穆斯林形象已经造成严重的危害的问题，至少有这样一些表现： 一是毒品犯罪。当今社会，毒品已成了全球性的公害，如洪水猛兽席卷着世界各国。毒品摧毁了吸毒者的人格尊严，毒品毁灭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国人对毒品犯罪深恶痛绝，非常正常。吸毒属于自杀，制毒、运毒、贩毒属于他杀，都是伊斯兰教法明确的大罪，穆斯林理应坚决禁绝，可是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不少穆斯林兄弟姐妹却执迷不悟。上个世纪末，国家重点整治的全国13个贩毒情况严重的县市中，我们中国穆斯林聚居区有四个，就是云南省的巍山县、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和广河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县。广河县三甲集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中国最大的毒品集散地之一。临夏东乡县的马秀琴，曾经是制造新中国最大贩毒案的年轻女毒贩。在广河和东乡个别村庄出现过“抓了老子儿子贩，男人死了媳妇干”的家族性贩毒现象。宁夏同心县下马关镇西沟村大约有400多户人家，改革开放后靠长途贩销土特产品发了家，他们搬出山沟，在公路两旁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砖瓦房和气派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广州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广州村”开始染指毒品，后来这个村因贩毒被判处1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多人，1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0多人，被枪毙10多人，总共有130多人犯罪，全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了直接牵连，村里的男人几乎都被毒品害了，毒品制造了新的“寡妇村”。历史上，中国有回族人贩毒不吸毒之说，但是现在，回族毒贩可谓吸毒贩毒两不误，许多年轻人是从吸毒开始最终走上贩毒道路的，“以贩养吸”成为很普遍的现象。我曾对某个大城市监狱和看守所关押的254名回族毒贩作过调查，公开承认自己以贩养吸的接近20％。新华社2002年6月报道，广河县三家集镇3.4万人口，登记在册的回族吸毒人员曾超过900人。云南微山县2万多回族人口，吸食毒品的青少年曾接近1000人。

二是造枪贩枪。中国穆斯林不仅在运毒贩毒犯罪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方面也崭露头角，被称为中国的“黑枪三角区”。两个多月前，回族和撒拉族穆斯林聚居的青海化隆县，被公安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原因是“非法制贩枪支问题比较突出”。最早，这里只是偷偷摸摸为藏民制造打猎所需的猎枪或小口径手枪，近年来全国各地凶杀犯罪猖獗，一些人对仿五

四、仿**手枪的需求高涨，于是化隆成为枪支零部件输入、制枪、贩枪的犯罪基地。媒体报道，“化隆造”因精密度高，杀伤力强，在黑市中颇受“追捧”，标价很高，其他地区还有假冒制的“化隆造”。化隆县的枪患最盛时，范围至少涉及5个乡镇、37个村。为了严厉打击枪支犯罪，公安部破例在化隆县成立了缉枪大队。德恒隆乡牙曲滩村共2600余人，目前正在服刑或被羁押者达51人，多与制贩枪支有关。明知造出的枪支多是犯罪分子残害他人使用，明知造枪贩枪国法不容，但一些穆斯林群众依然制造不已。根子就在利令智昏。2003年以前，当地村民制造一支枪，所购零部件和花费总成本不足一百元，耗时三天，向外出售成品可卖到1000-2000元。在南方价格更高，有时甚至高达万元。在这样丰厚的利润诱惑之下，一些人就忘记了穆斯林不能害人，忘记了国法的法律，铤而走险造枪、贩枪。青海省已经确立了三年内根治枪患的目标，化隆的阿訇们也已经认识到枪支犯罪的严重性，正在配合公安部门做工作，今年以来，制贩枪支案件已大幅度减少，枪患范围已缩小为3个乡镇的19个村，但要彻底禁绝枪支犯罪，似乎有待时日。

三是敲诈勒索。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西南一个山区扩建公路，这是为民造福的大好事。根据圣训，穆斯林看到道路上有块石头，都应该主动去搬走，方便所有行路人。因为这是信仰的一部分啊！公路，修到你家门口了，应该你出一份力啊！可是，这个村子里的穆斯林，不仅不支持，而且给施工活动出难题。施工爆破，几百米外飞来几粒碎石，蔬菜种植棚的薄膜给打了几个小洞。村子里一伙人跑到工地大闹，不赔偿不允许开工。施工指挥部同意更换所有薄膜，按说我们的穆斯林弟兄应该满意了。可是，不！还是不让开工，理由是爆破影响了菜苗生长，应该赔偿一茬蔬菜的收入。这不是典型的敲诈吗？打官司需要时间，施工指挥部还是答应按预计的最高收入赔偿现款。事情过后，别说指挥部，就是施工的那些外地民工，也议论这里的回回太难缠，简直是刁民！听说事后清真寺的阿訇批评了这种行为，当事者也有所懊悔。但是，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你怎么去挽回，怎么能够挽回得了！还有西南某县的一个回民村庄，靠近国道公路，村里的一些年轻人骑摩托车到岔路口，发现过往的外地车辆，几辆摩托就突然往人家车上靠。对方立即减速，可这些小伙子还是故意和人家摩擦。车速不高，也就擦破点皮什么的。但他们不依不饶。几百几千地索要赔偿费。那些外省市的车辆生怕闹下去自己肉体吃亏，也就舍财免灾。这更加助长了这些年轻人的作恶行为。一度，这一段国道事故频频，直到当地警察专门设点守候盘查，捕获了几个犯罪嫌疑人，情况才有所改变。可以想像，那些被勒索的外地车主和车上的客人，会怎么看待这些头戴白帽的年轻回回。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对回族穆斯林整体形象的损害是多么的严重！

四是传销骗人。近年来，广西玉林市发现一些不法分子以快速致富、高额回报为诱饵，进行所谓的“消费联盟”、“网络倍增”、“加盟连锁”等等变相传销的非法经营活动，采用各种欺诈手段蒙骗群众、聚敛钱财，给人民群众的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一直认为，这种严重坑害人的事情，我们的穆斯林不会参与，再说干这种事总得有些文化，能说会道，我们穆斯林不少人也不是干这种事情的料。可是，事情出乎我的预料。我有个认识多年的穆斯林弟兄，前年他办理了病休手续。去年给我来电话，说在广西玉林搞边贸生意，钱比较好挣，一年下来三五个人每人赚10多万没有问题。他知道我也退休在家，就先后来了多次电话，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说每月工资4000元以上。还说什么让我先去看看，愿意不愿意留下随我的意，来回飞机票他包了。我虽然没有去的打算，但压根没有想到是骗局，因为认识这位朋友不是一两天，而且他对教门也比较虔诚，所以无论如何不会骗人。可是，我忽然想起报刊上曾经揭露玉林非法传销的事情。并且我也知道玉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又不是边境口岸，边贸生意怎么会那样发达呢？顺便问了几个也认识这位朋友的朋友，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某某在搞传销。虽然我立即打电话予以谢绝，但是听说那边已经有不少穆斯林兄弟姐妹，不仅“邀请”去了自己的朋友，而且还“邀请”去了自己的亲戚，甚至老婆、兄弟姐妹和父母亲。我很奇怪地反问介绍情况的朋友：“都是穆斯林，怎么能这样骗人呢？”回答说，不仅是穆斯林，还比较“虔诚”呢，就在那里还有不少人在做礼拜，甚至有自己的“哲麻提”呢！这位了解内情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我知道很多人的下场是家破人亡。我知道以前搞,起步价格是3800元,现在广西那边是38000元,要加入的话,加上其它费用至少要50000元。都是亲戚拉亲戚。金字塔顶端的人发了,大多数人最后的结果是一无所有。有的姑娘因为负债累累就做了娼妓,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人,真是令人痛心!”

五是盲目械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以来，咱们国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关系总体上是好的，没有发生清朝时期那样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但是，局部的小型的矛盾和纠纷还是没有完全消失。河南、河北和煽动等地近年来发生过一些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并非不同信仰群体性质的冲突，而只是利益引发的群体械斗，但毕竟发生在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影响极其不好。一些了解事件缘由和过程的一些穆斯林说，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信仰淡薄，道德素质较差的一些回民与同样严重缺乏法纪道德观念的汉民之间。肇事的回民往往从来不礼拜，甚至不知道清真言是怎么回事，但往往以穆斯林身份横行乡里，到处惹事。沾了便宜洋洋自得，一吃亏便说什么汉人欺负回回，甚至危言耸听说汉人侮辱回回的教门，要求穆斯林弟兄出面。而偏偏我们的穆斯林之中，总有那么少数人，不分是非，不懂法律，听信一面之词，脑子容易冲动，觉得这是维护教门的正义行动，不能缩头。有些别有用心的汉族人看到一些回民结伙抱团复仇，就造谣回民要惹事，煽动和纠集更多人对阵。不少群体性械斗，就是这样酿成的。对于这种情况，一些有眼光的学者称之为“教门被坏人裹挟了”。我看说的非常形象。伊斯兰是仁爱、公正、和平的宗教，真正的穆斯林，应该既不伤害他人，又能善于忍让他人无意伤害。即便是遭到有意伤害，也不能聚众使用暴力去报复，而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毕竟，对方也是同根同祖的同胞兄弟，而不是迫害和欺辱我们的敌人。当然，在当地政府和一些有操守有威信阿訇的解释和说服下，类似的矛盾大多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我们的许多穆斯林群众，也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教训，相信这样的不幸事件会越来越少，甚至完全消失。

六是盗窃抢劫。前些年，全国有几个被盗汽车、摩托车销赃基地。就我所知，其中至少有两个就在我们穆斯林聚居的农村，是我们穆斯林的一些青年在经营。据说公安和武警包围这些销赃场所后，几十辆赃车忽然消失，后来仔细查找，发现这些车被隐藏在庄稼地里、玉米草下，可见参加销赃的人并不是个别人。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如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一些来自穆斯林聚居区的小偷成为一股“势力”。成都市政法委牵头的一个联合调查组的名为《关于加强我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中说：“在流浪儿童中大多数是有偷扒抢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这类流浪儿童又以新疆儿童居多，他们游荡在人车流量较大的繁华路段、车站，肆意偷窃甚至抢劫过路行人特别是女性市民，众多市民怒不可不堪言，普遍感到有恐慌感。”“新疆少数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还包括哈萨克等民族人员，其最典型的活动方式是成人操纵儿童实施偷盗、抢劫等，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等现象。”这个调查报告，刊登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看了这个省会城市十几家权威机构的联合文件，人们对我们穆斯林的品行究竟会怎么看？难道会说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某个少数民族中的某些人，而对中国穆斯林整体毫无负面影响？

七是婚姻堕落。当代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古图布在《二十世纪的蒙昧主义》一书中指出：“西方灯红酒绿、充斥刺激因素的生活，使孩子们的发育过早成熟，而他们的家庭意识、婚姻观念尚“‘姗姗来迟’，于是，社会化的糜烂生活把孩子们推向过早的性关系。”21世纪，这种现象已经侵入我们中国穆斯林群体。现在，城市里一些穆斯林青年，结婚越来越晚。有的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要求对方太高，二十老几甚至三十多岁找不到合适的人。有的则认为单身最幸福，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人玩够全家不愁。如果结了婚，干什么都要考虑对方，无疑是一种约束。因此你劝他结婚，他可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还没有玩够。”有的把恋爱作为一种不负责任地发泄情感和肉欲的“合理”途径，十七八就开始谈恋爱，谈了不知多少对象，一块吃饭，一块逛街，一块看电影，一块渡周末，双方父母也都知道，可一个一个都吹了。你问他什么原因？他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感情”。我们不能只是责怪青年，就是一些成年穆斯林，手上一有钱，在城市的想方设法离婚找新欢，在农村的偷偷摸摸找第二第三第四个妻子。我们的一些阿訇明知这种瞒着第一个妻子毫无公平可言的婚姻并不合乎教法，但依然为他们证婚。一些大款，在老家农村有妻子，在一些大城市也有妻子，并且长期同第二个或第三个妻子在大城市享清福，只是到了开斋节和宰牲节，才离开城市回一趟老家，象征性地和第一个妻子生活那么几天。

八是内部纷争。不仅今天的穆斯林世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就是我们中国穆斯林内部，不团结可以说是一种流行病。不要说一个省区、一个县市的穆斯林难以团结一致，有些地方一个村镇、一座清真寺的穆斯林也纷争不已。极少数饱学经典的人，说是紧握安拉的绳索，追随先知的道路，可是却随意指责其他教派是旁门歪道，反对同其他派别的穆斯林联姻，禁止到那些其他派别的清真寺礼拜，甚至煽动穆斯林弟兄之间的仇恨。有的清真寺，被那么几个热衷于帮派恶斗的人所把持，寺里的伊麻目聚礼日演讲如果不首先对其他教派谴责那么几句，就有同情或者赞同其他派别的嫌疑，就可能无法在这里立足。有的地方，一个街道、一个村庄，本来没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坚持礼拜的人更没有几个，可是因为细枝末节的教法分歧，非要把一个清真寺的财产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结果新建的礼拜大殿里，平时只有三五个礼拜者，聚礼日也不过几十人。有些清真寺尽管维持现状，但几乎月月有矛盾，年年闹纠纷。有的清真寺两三年没有伊麻目，因为对立的双方就聘请的对象达不成一致意见。礼拜大殿是敬拜安拉的场所，是庄严肃穆的圣地，可是大殿内吵架乃至大打出手，这些年已经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这学期我们学校两个年级的同学写命题作文《大殿里的故事》，好几个学生不约而同地写到他们家乡清真寺大殿里阿訇同阿訇或者乡佬同乡佬之间对骂和撕打的情景，并且有些纳闷地发问：“大殿是虔诚敬主的地方，没事闲聊都不应该，为什么那些经常礼拜的人却在那里吵闹要打架呢？”我思考的是，在神圣的朝真殿，我们的穆斯林弟兄都能张开粗口，挥动拳脚，在其他场合，哪还有什么礼仪，还有什么忍让？

中国穆斯林群体中的突出问题，即便仅仅框定在教法和伦理的范围内，也远非以上这样八个方面。但仅仅这些问题，已经足以让我们震惊！这些丑恶行为的出现和滋长，表明中国穆斯林部分个体的道德精神或者说人性正在沦丧。因为，对于这些人，生命的模式也就是满足肉体欲望的模式，吸食毒品和堕落的性行为，是沉溺于邪恶欲望；崇尚暴力乃至犯罪，是追求强烈的感官刺激；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贩毒造枪，是对暴利的迷狂。不择手段地赚钱，花天酒地地吃喝，毫无节制地享乐。别说穆斯林的道德，就是一个正常人的人格，在他们那里也早已荡然无存。穆斯林群体中有这样一些人，尽管目前比例不大，绝对数也不多，可是其影响，已经严重威胁着整个穆斯林群体，威胁着中国穆斯林的生存和发展。

人似乎是半天使和半魔鬼的被造物。因为天使只行善事，魔鬼只行恶事，而人即行善，又作恶。人身上具有的魔鬼性，虽然来自与一般动物相同的物质欲望，但同动物有着原则的不同。动物的欲望是求生的本能，是无所谓善恶的。人的欲望则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性不仅表现为人可以选择满足正常的生活需求的途径和方式，而且表现为可以选择满足欲望的度量，也就是勉强满足、适可而止的满足还是过分甚至贪得无厌的满足。危害包括他人在内的其他被造物的满足欲望方式，和超出合理需要之后的满足欲望行为，属于恶的范畴，也即魔鬼性。人身上具有的天使的属性，不仅指满足本能欲望时自觉地不去危害其他被造物和度量上恰如其分，而且指在本能的欲望得到合理满足之后追求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需求。每个人或多或少总是存在这种天使的属性，这就是伦理学所说的“德性”，也即具体人的具体人性。

人性中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是多层次的，其中最高的层次就是对终极价值或者精神家园的寻找。对于我们穆斯林，精神家园就是惟一至尊的造物主安拉，就是安拉启示的正教。这一精神家园，给我们以价值方向和精神寄托，使我们的生活有航向有目标。离开精神家园，我们的人生就将陷于空虚和迷乱，就将导致动物的生活、魔鬼的生活，即丧失人性的作恶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学者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这部名著中说：“伦理的根在宗教信仰。”有根的道德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伦理生活主体有充实感和意义感；二是伦理生活主体的行为是发乎自然的。以伊斯兰的观点解读，所谓充实感或意义感，就是穆斯林将个人的有限存在与永恒无限的绝对存在即造物主维系在一起，从而使生命获得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灵魂获得一种永恒的寄托和无限的慰籍。所谓发乎自然，就是由于有永恒后世的追求，因此穆斯林在有限的今世衡量和选择行为的标准，总是高于物质利害，为了终极价值，心甘情愿地超越于眼前的物质利害。在一个真正的穆斯林那里，道德生活的选择并非刻意计算，刻意牺牲，而是终极价值目标的自然延伸和落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向。

今日中国穆斯林出现如此之多的低劣个体，从根源上讲，在于信仰的淡薄乃至缺失，在于言行同终极目标的分离。在为非作恶者那里，对造物主的崇拜和顺从已经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因此精神家园实际上已经缺失，终极价值也不复存在。淡化和摒弃了精神性的追求，留存的是单纯的没有节制的物质欲求，是生物性、魔鬼性的属性，崇高的人性便离他而去。于是，在同类那里，这些人成为必须防范和远离的豺狼。在造物主那里，这些人也许是闭目塞听、没有理智的动物。《古兰经》指出：“你告诉我吧，以私欲为其神灵者，你能做他的监护者吗？难道你以为他们大半是能听从或者能了解的人吗？他们只象牲畜一样，他们甚至是更迷误的。”（25：43）“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疏忽的。”（7：179）安拉创造人类，是要人类崇拜安拉，代治人世。人如果辜负造物主的恩赐，闭目塞听，拒绝思考，摒弃理性，无视人生的根本目的，将满足自己的私欲作为惟一的追求，那只能说比牲畜还迷误。

信仰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信仰的明证。真正虔信安拉的穆斯林，必定是把坚持良好道德品行作为基本准则的人。因为对安拉的绝对崇拜，必然落实为对主命的积极、经常的顺从。既然安拉要求信仰者首先是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素质的的人，并通过《古兰经》启示和先知的言行明确了穆斯林各项美德的内容、途经和方法，那么只要是信士就要理所当然、毫无例外地自觉弘扬这些美德。《古兰经》指出：“安拉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16：90）在《古兰经》中，安拉很少用穆斯林这一词指称伊斯兰教的信仰者，而是常常称作“归信而且行善的人”。凡是信仰安拉，期望取悦安拉的人，必须积极履行以扬善止恶为核心的道德义务，因为安拉“的确喜爱行善的人”（25：195），而“不喜作恶的”（2：205）。一个人，如果自称信仰安拉，却并不遵从安拉启示的道德律例，不实践先知穆罕默德倡导和示范的各种善行，反而没有丝毫畏惧之心地实施罪恶，那么他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也就是说，合格的穆斯林必须是有良好道德素质的信仰者。

其实，从教法的角度分析，从事上述丑行的穆斯林个体的信仰也是极其淡薄的。美国当代法学家有句名言，叫做“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在伊斯兰教法中，我们提及的那八个方面的丑行，毫无例外地均属大罪。实施这些丑行的穆斯林多数也心知肚明，但却那样肆无忌惮，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安拉的法律并不是丝毫不能触犯的禁令，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神圣感。也就是说，安拉的法律并没有被他们所信仰，各项律条在他们那里形同虚设。因为，先知曾明确指出：“行奸者在行奸时是穆民的话，就不该犯行奸罪；偷盗者在偷盗时是穆民的话，就不该偷盗；饮酒者在饮酒时是穆民的话，就不该饮酒。”又说：“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掠夺别人珍贵财物时是穆民的话，就不该掠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犯罪的穆斯林，至少在作恶的过程中，他或她的信仰正在部分丧失。伊麻目安萨里认为：“罪恶之于信仰，如同有毒食物之于身体，他在体内不断增加，必然伤及整个身体的健康，而且这种影响往往不易被察觉，直至最后病情恶化，及至猝死时再后悔就晚了。”人每犯一次罪恶，其心灵便蒙上一重黑暗。当着罪恶完全蒙蔽犯罪者之心后，其信仰也就荡然无存了。正因为如此，正统教法学家强调指出，“我们不说犯罪不损害信士的信仰，也不说犯罪者不入火狱”，“其结局皆在安拉的意欲之中”，“如果安拉意欲饶恕他，他就会得到宽恕；如果安拉意欲惩罚他，他将会受到惩罚”。

有人说，你只能说部分穆斯林犯罪是信仰缺失、道德堕落，但还有一部分犯罪的穆斯林并非信仰淡薄，因为他们也礼拜，也封斋，也主动缴纳天课。是的，由于他们曾经口诵清真言，而且没有明确否认自己的信仰，作为被造物的同类，我们不应贸然将这些人排除在穆斯林群体之外，决定他们是否有信仰的权利属于至尊的安拉。在《大学》中，记载着伊麻目艾卜·哈尼发的意见：“我们不能随意断定一位穆斯林为不信道者，尽管他犯有大罪。”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是在曲解和践踏伊斯兰。而且，从某种角度讲，这种曲解和践踏，较之信仰缺失，无论对自身，还是对他人，危害更大。因为那些不畏惧安拉的命禁，肆无忌惮作恶的所谓穆斯林，认为只要承认清真言，只要形式上履行五功，就是后世进天园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他们那里，自我认定的口头信仰，犯罪间隙的宗教礼仪，成为在非穆斯林面前炫耀自己的巨额资本。他们赤裸裸地犯罪，但心底坦然，在遭到世俗法律的极刑惩处之前，甚至在惩处之时，对自己的罪恶毫无懊悔、忏悔之意，却仍然认为自己是世人中“最优秀”者。伊斯兰信仰非但没有成为他们约束自身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他们祸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心理屏障。由于他们，许许多多良知未泯但又不了解伊斯兰真谛的人们，对伊斯兰信仰产生了诸多困惑，直接损害伊斯兰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当然，客观地讲，目前一些穆斯林身上表现出来的罪恶，有一部分也同行为者未能意识到罪恶有直接的关系。公元12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法学家伊本·鲍尔汉曾经指出：“沙里亚是根据安拉的启示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是为着遵循安拉的命令，管理安拉奴仆的事务，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规距，而是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事务变化，不断加以调整。每个时代都应当有当时最适合于那时事务的法律，因为社会趋势与过去不同。各个地方的历史和社会文明也有当地的特色，人们的普遍兴趣与别处不同，因此也应当有最适合那里的法制，即使那里的法制换个地方根本就是荒唐和错误的。”可是，我们的极少数阿訇，无视国外一些伊斯兰学者发表教法意见的背景，将时间、地点完全不同于今日中国条件的具体教法判例，不加分析地当作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解释和处理中国穆斯林的问题，甚至把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环境混同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犯罪行为予以合法化。例如，鸦片在历史上，最早仅仅局限于作为镇静和止痛药物，因此，当时的教法学家并没有将种植和吸食、买卖鸦片判定为非法行为。据《烟毒的历史》一书介绍，“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作为药物，鸦片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只是在清朝时鸦片被过多过滥地使用，才演变成一种为害人类、为害社会的毒品”。当人们将鸦片乃至鸦片的衍生物作为麻醉神经寻求快感的工具后，鸦片无疑成为毒品，是同严禁任何危害个体肉体和精神健康，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伊斯兰原则背道而驰的。可是，我们的个别阿訇，时至今日，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穆斯林大众，吸食毒品类似于自杀，贩卖毒品类似于他杀，均属于教法大罪，他们的顾虑是千百年前的教法经典上并没有规定鸦片为 “哈拉目”。虽然这种教条主义可谓登峰造极，但我们的部分穆斯林，既缺乏经训知识，不了解伊斯兰法制中普适性原则和区域性条文的区别，又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起码的是非善恶判断，以为贩卖毒品并没有那么大的罪过，甚至还没有食用猪肉的罪过严重，结果受高额利润诱惑，糊里糊涂走上了两世亏空的道路。随着信仰教育的强化和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教条主义地理解教法判例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毕竟没有完全消除，它的恶果或多或少地还在影响着穆斯林社会。

穆斯林群体这个完整的肌体已经患病，虽然这种病症是局部的，还没有成为全身性或者致命的病患。这个群体还有许多人保持着许多美德。如安拉意欲，穆斯林群体还可能存在相当的时期！但问题在于，这个群体的情景是升华还是在衰落?是万事大吉，还是岌岌可危？实际上，现在出现的问题已经敲响警钟，穆斯林大众不能充耳不闻。何况，穆斯林群体犹如一座坚固的建筑物，一个完整的肌体，穆斯林之间具有相互依赖性和不可分割性。先知曾讲：“你可以看到，穆民们在互相怜悯、相互亲善、相互同情方面犹如一个身体，如果身体某一器官生病，整个身体都会出现失眠、发烧等连锁反应。”如果我们背离安拉的常道，对个别器官和肢体的疾患毫不在意，甚至幸灾乐祸，那么整个躯体都会遭殃。我们应该为自己属于崇拜安拉、劝善止恶的优秀稳麦而自豪，但我们更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道德个体﹐成为具有这个优秀稳麦精神特质的成员。一个人的品行是否优秀，在对待别人时表现的最为明显。我们每个穆斯林，应该为他人带来和平、安宁和幸福，并且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感染他人，影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完善。

一个不善于反省的群体是意识不到危机的群体，一个缺乏危机感的群体是没有发展进步希望的群体。穆斯林稳麦包括中国穆斯林群体的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倘若我们面对低劣个体的数量日增而熟视无睹，面对少数兄弟姐妹的愚昧、懦弱、怠慢和罪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将承受奇耻大辱。正如穆罕默德·古图布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如果穆斯林稳麦继续迷悟，安拉不会通过那些自甘卑贱、自甘落伍的懦夫和弱者来援助他的宗教，安拉意欲时，将铸造另一个群体，让他们肩负这一重大使命，因《古兰经》早已警告过我们：“如果安拉意欲，他就毁灭你们这些人，而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安拉对于这件事，是全能的。”（4：133）

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这个优秀稳麦中少数低劣个体的问题，我们必须动员更多的兄弟姐妹行动起来防止和解决这些问题。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篇7

一、公民个人文化修养依靠社会文化环境的熏染

个人文化修养是社会个人在学习吸收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提炼、批判、反思乃至升华,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能力和素养。针对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公民个人文化的习得和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依靠文化环境的培育和熏染,社会文化环境对个人文化修养具有基础、规范、陶冶和拓展深化等作用。

(一)丰富的物质文化是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物质基础

物质文化环境是社会其他文化环境的基础和载体。如果没有物质文化环境,其他文化环境就将难以为继。物质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生产工具以及乡村、城市等,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质表现,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基本生活产品,而且为人们文化和精神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个人处在物质文化环境中,感受到物质文化所展示出的文化内涵,必然要受到特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意识渐渐渗透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总是要接触各种各样的凝结着文化讯息的事物,这些事物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介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不知不觉地打上文化背景的烙印。任何文化环境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人作为特定文化环境的创造者,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来进行文化环境的创造,个人文化修养的形成过程中总是受到来自外界的引导,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取向、思维特点等。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进一步满足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提高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打下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二)健全的制度行为文化环境对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具有规范作用

社会制度文化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制度和社会规范等内容,对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具有规范作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倡导集体主义思想、人文精神等,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指明了方向。社会关系制度,如婚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都对个人文化修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人们处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社会关系制度能够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公民个人的各种观念和行为习惯。社会规范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们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规范,都对个人的文化内涵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如个人在风俗习惯的影响下,形成具有地方的、民族的、国家的特色,使个人的行为约束在风俗习惯下;道德规范可以规范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在宗教规范的影响下,个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因此,社会规范的形成是为了调整人们各方面的社会行为,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使个人的社会活动纳入健康的社会轨道。社会行为准则是个人、集体或社会的行为所遵守的约束条件,使个人的行为符合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使个人养成自律的良好习惯。不管是社会规范也好,行为准则也好,都是为了进一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使整个社会有序发展、和谐共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必将进一步健全各种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建设,形成以人为本、和谐有序和积极向上的制度行为文化环境,为促进公民个人全面发展营造宽松愉悦的氛围。

(三)健康的精神文化对公民个人的性情具有强烈的熏陶作用

社会精神文化社会文化中精神层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内容。它们深刻地影响熏陶着社会个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既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也是关于方法论的学问,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哲学思维一直都在影响着个人思想文化修养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的辩证思维、朦胧意象思维、儒家的“内省”等,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每一个体的思想文化修养具有显著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作用。宗教信仰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有时候能平衡个人的功利心态,解释人生痛苦,寻找精神寄托,所以说宗教对人灵魂有重要的慰藉作用。但是个人的文化修养常常也受到宗教观念尤其是邪教的误导,不可忽视。伦理道德观念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具有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教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从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道路。同时伦理道德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和自己的同类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就需要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去调节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对社会成员有非常强烈的制约作用,规范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文学艺术以其思想性强、内容深刻、文字优美等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陶冶性情。面向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有助于正面影响熏陶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提升公民文化修养的品位和素质,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精神文化的作用,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统领建设丰富的精神文化。

(四)信息文化对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拓展深化的作用

大众传媒对个人思想文化修养具有引导和教化功能。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对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在社会进步、个人成长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个人思想观念、道德观念起着极大的引导作用和情感的教化作用,同时拓宽了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大众传媒是传播的通道、信息的承载工具,但大众传媒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通道和工具,在传播过程中总是充当舆论代言人的角色向社会传播自己的观点、意见和情感。它可以传授知识,指导人们的行动,对人们进行劝说和诱导,可以解释信息,也可以引导受众作出判断和决定,所以大众传媒对个人思想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作用。信息化是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小康社会全面建成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存形态,它是充分自由和开放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政治立场、价值观念、道德层次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中自由穿行,人们既可无限度地汲取信息,也可无拘束地制造信息,还可无节制地传播信息,致使网络信息资源异常丰富。信息文化的发达提高了公民个人吸收学习各种信息文化的速度,极大地丰富了公民个人的信息生活,加深了公民个人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等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思考,拓展了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宽度和深度。

二、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

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社会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特征,其对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最终都要落实和体现在每个社会个体即公民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中,社会整体文化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每一个体的创造性思考和劳动中。从这个角度讲,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提高是体现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

(一)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具有独立性

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是外在文化环境作用于内在因素,依靠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一个漫长的渐渐的过程。外在文化因素不断影响和作用于个人的认知过程、心理过程、思维过程和行为等,不断成为个人的认知结构、心理结构和思维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个人在思想、文化上具有社会性、民族和时代特色,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个人的思想文化的境界。但是,每个人毕竟有其独特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生活体验、生活感受,每个人所接受教育的历程和内容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有其自身的想法。于是随着个人思想文化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个人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等,个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境界具有社会一般大众化的文化所不具备的属性。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深化改革,进一步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和依据。

(二)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是社会文化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环境包括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精神文化环境和信息文化环境,而公民个人可以通过创造把自己的思想文化具体化,例如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或各种大众媒介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创造;公民个人通过作用于文化环境而使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影响他人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公民个人思想文化修养也就成了他人思想文化形成的因素,同时也就成了社会文化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社会文化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个人,因此公民个人对社会做贡献,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而且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当公民个人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时表现出来的是具有自己个人特色的文化,个人通过多种方式表达个人文化,使自己的文化融入到社会文化中去,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不断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离不开公民个人对社会的思想文化贡献,同时也离不开公民个人的文化自信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推动着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化

公民个人处于社会文化环境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同时公民个人又反作用于社会文化环境。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水平决定个人作用于文化环境的方式、程度,当个人文化修养进步时,将推动文化环境的优化。卓越的个人文化创造、发明和发现,能创造出更加优越的物质文化环境,推动高水平的精神文化,促进和谐的制度文化以及健康的信息文化等。个人以文字、图画、音乐等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思想的进步会产生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如鲁迅的作品启迪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对中国人思想的进步有卓越贡献。文化水平的高低限制了个人对精神文化环境的贡献,文化的进步同样可以推动精神文化环境的优化,当个人的文化水平进步了,那么个人可以创造出更加进步的作品。制度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个人的文化水平,可以看到人类每一次制度文化的推动都是人们思想文化进步的结果。基于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对社会主义文化环境的优化作用,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不断提高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扩大人民民主,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促进公民个人文化修养与文化环境良性互动的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和社会文化要实现良性互动,首先必须要坚持一致性原则。在加强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先进文化发展的广泛性和整体性要求。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共同进步,协调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是国家兴旺发达、民族振兴的灵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文化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体和公民个人的思想状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包容性和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然也是公民个人文化修养的共同思想基础,决定了公民个人文化修的基本框架和健康成长进步的基本方向,必须深入人心。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尽管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但是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必须统一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跟随社会主义文化大环境健康成长,把自己的成长进步融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环境中,与社会主义文化环境深度融合,把自己的发展与社会、国家、民族的要求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不管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变化,不管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如何多样,公民个人都不能降低甚至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要求,更不能偏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二)平等性原则

平等是指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履行同等的义务。平等性原则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属性和现代民主法制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位合法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利,具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和社会主义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平等是个人健康社会化的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人平等自由地开展思想文化交流、表达思想、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先进性、广泛性、适用性、包容性、平等观念和引领作用,为每位公民健康的文化修养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以新思维、新发明和新描述为特征的文化进步过程,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和手段等多方面的内容,最终体现为社会文化的可持续进步和发展,它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前沿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等特点。创新是一个组织、团体、民族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而创新活动的开展具体要落实在社会各人的认识活动、思想活动和工作实践活动中。在当今信息社会背景下,基于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需要,要真正实现公民个人文化修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良性互动,必须与时俱进,紧紧把握时代脉络,提高全社会包括每位个体的创新能力,即要培养强化创新意识,创建学习型社会,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各种条件,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思想文化氛围,同时每位公民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和胆识,勇于实践,求真务实。

总之,面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我们既要看到个人文化修养对于文化环境的作用,又要看到个人文化修养的进步离不开文化环境的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进步。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发挥文化环境的导向作用,提倡优秀的人文精神,提高公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公民个人要加强对自身修养,坚持自我教育,促进个人文化修养的持续进步。针对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实状况,只有不断促进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良性互动,才能为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健康发展营造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摘要：提高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如今总体小康社会背景下,不少人的文化修养令人担忧,不利于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从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角度深入思考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辩证关系,对于进一步提升二者的协调统一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民个人文化修养依靠社会文化环境的熏染,而公民个人文化修养是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为此,需要加强二者的建设,实现良性互动。

《个人与社会》教学设计 篇8

关键词：个人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完善

一、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我国也建立起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城乡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1978-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8472．2元，增长了23．7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622．6元，增长了18．6倍。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储蓄存款也大幅增加。197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7．7；2003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降到37．1，农村降到45．6；城乡居民储蓄额1978年为210．6亿元，2003年达到103617．7亿元，增长了491．0倍。然而，在经济迅速增长和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也出现了分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而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指标。根据基尼的测算，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一般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比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到达危险的边缘。而根据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的推算，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O．47。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我国现阶段人均GDP只达到10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还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客观上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二)城乡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1978—1985年，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迅速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57倍缩小到1．86倍。1983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2：1，但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

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到2004年则达到了3．53：1。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4年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三)行业间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1；1995年达到2．23：1；1999年达到2．49：1；2000年为2．63：1，2002年为2．99：1，2003年为3．98：1。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收入最低的仍然是农业。

(四)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进入90年代后，东西部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东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更明显，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2000年的2．26：1。而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由7548元扩大到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2003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仅为东部地区的40％。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一项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16683元)、北京(15638元)、浙江(14546元)和广东(13628元)。居后的省份均为西部地区，分别是宁夏(7218元)、青海(7320元)、贵州(7322元)和甘肃(7377元)。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存在的问题

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统一的社会保障政策，最大限度地向人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对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还处在构建过程中，其改革在方案设计上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实践中自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改革中的某些措施偏离制度实施的社会目标

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兼具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应当同时体现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双重要求。就社会制度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目标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实现社会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公平，使社会关系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而我国改革

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社会目标的要求体现得不够充分，甚至由于某些改革措施的不完善，还出现了与上述目标要求相悖的制度实施效应。

(二)保障模式存在偏差，导致保障功能扭曲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全制度，其首要功能是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低收入和无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功能的正常发挥是通过向高收入者征收社会保障税，并将其以社会保障支付的方式转移给低收入和无收入者来实现的。在这里，保障基金的筹集应与缴纳者的收入正相关，即收入越多，缴费越多；保障基金的支付应与受益者的收入反相关，即收入越少，享受的保障支付越多。唯有如此，社会保障缩小收入差距，增进全民福利的目标才可能实现。而我国目前的很多保障项目，如房改中的各种福利、价格改革中的各种补贴等，其支付标准却往往与受保对象的行政级别、社会资历、工资水平等呈正向关联，即级别越高、资历越深、收入越多的社会成员，其享受的保障优惠越多，保障水平越高；反之，则情形相反。这就不仅不能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功效，反而成为扩大收入差距的直接推动力量，使保障实施结果与实施保障的初衷南辕北辙。

(三)保障重点错位，重点保障对象的生活保障难以落实

由于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社会成员收入不均的现象日益突出，加之体制转轨使劳动者下岗成为社会性现象，因此，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应重点解决社会的低收入、无收入者及失业劳动者的生活保障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社会保险制度为重点；在保险制度改革中，又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改革为龙头，以改革保险基金筹资模式为突破口。这种改革在总体方向上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在强调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主导的同时，相对淡化了社会救济等其他层次保障项目的改革和完善；在强调建立个人账户，鼓励个人自我保障的同时，相对淡化了社会互济的功能和作用，使那些本应属于保障重点的低收入者、无收入者的生活保障问题，因其无力参加让会保险而难以解决。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具体措施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设计必须充分兼顾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双重目标要求，并力求在实践中实现二者的最佳统一

如前所述，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兼具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的制度。这两种制度属性分别对其提出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双重目标要求。在这里，社会稳定和安全是其首要目标，为实现社会稳定和安全，我国应建立起与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反向关联的弹性保障机制。个人收入水平越低，其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应相应越高；而对有自我保障能力的人，则应取消其保障资格(面向全民实施的福利性保障除外)，进而一方面切实发挥社会保障均衡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性目标，另一方面则发挥社会保障的内在稳定器功能，形成随经济波动自动调节社会需求的保障支付机制，实现均衡社会总供求关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经济目标。

(二)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改革的需要正确选择保障重点，以强化保障功能

社会保障是一个多重目标并存的综合体系。在不同时期，各种保障形式和保障项目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存在意义。这就有一个保障重点的选择问题，而且这种选择必须以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为依据。根据我国实际，我们认为，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应选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并重，以失业保险为龙头的改革思路。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并重，是指对有自我保障能力和缴费条件的社会成员实行个人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险；而对低收入、无收入者则实行社会互济为主的社会救济。以失业保障为重点，是指要建立健全主要由政府承担保障责任的失业保障机制，通过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解决失业劳动者的生活保障问题，为深化企业的制度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轻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可能造成的社会震荡。

(三)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并使其成为政府履行社会保障功能的主要资金来源，成为社会互济的主要筹资模式

一是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有客观必要性。第一，开征社会保障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企业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转化有利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开征以在职职工劳动报酬为征税对象的社会保障税，从根本上割断企业劳保费用负担轻重与退休职工多少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解决目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养老、医疗等费用上负担不公的矛盾，使国有企业从小社会环境中解脱出来，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第三，开征社会保障税，以法律形式保证社会保障基金收缴，不仅可以增强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保障观念，而且有助于克服社会保障基金征集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和分散性，既保证社会保障基金及时、稳定、足额的筹集，也大大地减轻了国家和企业负担。第四，开征社会保障税筹集资金，筹资成本相对较低，也便于国家自上而下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是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可行性。第一，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稳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职工养老保险、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使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初具规模，客观上为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提供了相应基础。第二，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迅速增长，为开征社会保障税提供了税源保证。第三，我国已有比较健全的税收征管体系，不仅能完全胜任社会保障税的征管工作，而且在向纳税人征收其它税款的同时，一并征收社会保障税，既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筹资成本，也便于自上而下进行全系统的监督和管理。第四，国外积累了许多供中国开征社会保障税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四)加强社会保障资金运用管理，提高保障资金的运作效率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方式。在范围上将其从部分地区、企业扩展到全国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以减轻保障负担，使政府能集中财力满足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保障项目的资金需要，保证重点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尽快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加强社会保障的计划管理，使社会保障基金收支相互对应，提高保障基金运用的规范程度和科学化水平。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