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初中生的读书心得

阿q正传初中生的读书心得（通用11篇）

阿q正传初中生的读书心得 篇1

当我写下题目的时候，我想我可能要写一点“大逆不道”的东西了。

时间回到大一，我初次接触《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时至今日，我对该课程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那个时候，田青老师给我们传授或来自课本或来自生活的知识。最让我们亢奋的是，她为我们演绎一些经典作品的语段，用她幽默的语调生动反映作者的思想，这个文学内涵夯实的老太太给我们的大一生活注入了不一样的色彩。尤其是谈到鲁迅，她“前卫”的思想使我们在欢快的氛围中一步步接近周先生。

我记得期末考试时有一道关于《阿Q正传》的基础题，是要求记住《阿Q正传》的“目录”——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当时的我并不像现在这样“清醒”，并没有认真关注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只是死记硬背的记下了“目录”，以此为考试服务。谁能想到时隔两年我又翻到了这个影响文坛多年的篇目，更令人惊喜的是我有幸观看了岑范先生导演的改编自《阿Q正传》的电影。

在第一章序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为阿Q作传的四点困难——文章的名目难，立传的通例难，阿Q的名字难，阿Q的籍贯难。第一难是最终“我”以“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中的“正传”二字解决。第二难却是阿Q的姓氏问题，文中说他大概姓赵，但因他“炫耀”与中了秀才的赵太爷儿子是本家，还比秀才长三辈而挨了赵太爷耳刮子。看到此处，不免庆幸十分。倘使我生在民国年间，姓什么还由不得自己了，得看有权势的人的脸色，真是够“妈妈的”了。也有人说阿Q是“依权附贵”，这也未免太过“耸人听闻”，具体情况如何?恐怕只有那个时代清楚。再看看这个鱼肉乡民的地保老爷，得亏他生在百姓没怎么“开智”的民国，要是他生在如今，一人一口唾沫也足以淹死他“腐臭”的灵魂和“光鲜”的身躯。第三难是阿Q的名字如何写，用原文的话说，“人都叫他阿Quei，”“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无人知晓，就连赵太爷的秀才儿子博雅的茂才先生“竟也茫然”。第四难是籍贯，虽说“照《郡名百家姓》上的解，说是‘陇西天水人也’，但可惜这姓是不甚靠谱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

阿Q被人们所熟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阿Q语录”。“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我和你困觉”等等，诸如此类，语出雷人。尤其让人们难以忘记的是“精神上的胜利法”。记得学习此篇时，老师为我们留下了讨论讲解的作业，我当时还将“精神胜利法”美化了一番，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其实这是鲁迅先生对当时社会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这个原因，阿Q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这是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整体把握，有“退守”“惰性”“巧滑”“虚伪”“麻木”“健忘”“自欺欺人”“卑怯”“奴性”和“无特操”等。茅盾先生对阿Q也有一段经典的言论：“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不免带了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怠于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华民族所特有。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诚如沈先生所言，即便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阿Q相”的人物也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它成为了人们性格中的一部分。不可否认，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毛病，尤其是在初中至读大学之前这段时间最为明显。好在大学是个更大的空间，它让我们见识了更广的空间，也让我们触摸了更深的领域。尽管人性在后天的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阴暗的一面，但良知和规矩始终会束缚恶魔的獠牙。

既然有阿Q这样的人，就避免不了分析原因。曾几何时，我们在分析阿Q时将一切都归根于时代背景。20世纪代的中国是个动荡的年代，虽统称为民国，但军阀势力割据一方，今日你打他一拳，明日他扇你一巴掌，如此往复，百姓苦不堪言。再加上封建势力的愚民策略，大多数中下层民众无心关注国事也无力为国操劳，保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即便是有人知晓一些上层的变迁也是一知半解，根本没有理解其实质。文中的“假洋鬼子”“赵太爷”“举人老爷”等就是假革命真剥削。而阿Q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丑——畸形的人。他的生活是“苟活式的生存”，“也是‘私欲中心’的人格系统及其生存方式”。他的所谓“自尊”是通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这样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获得的。

阿q正传初中生的读书心得 篇2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有相同的特点。

首先, 他们的本质相同。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的大家少爷, “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身为富裕的有产阶级的成员, 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未庄的贫苦人站到相同的战线, 事实也是如此, 在小说情节中, 我们看不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对小D们的同情。

其次, 他们都对阿Q心狠手辣。平常假洋鬼子听到阿Q骂自己, 便扬起哭丧棒, 敲在阿Q的头上。假洋鬼子正对赵白眼及另几个闲人大侃自己的革命资历时, 阿Q迫切要求革命却找不到门路, 只得投奔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哭丧棒, 呵斥阿Q“出去”!无情地将阿Q赶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场面形成鲜明对比。阿Q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鬼, 他绝不会允许阿Q革命的。赵秀才对付向吴妈求欢的阿Q, 毫不手软, 当头棒喝, 不仅夺去了阿Q的破旧的上衣, 还通过地保去逼迫阿Q掏钱了事。他甚至到城里去报官, 诬陷、捉拿乱嚷嚷“造反”, 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阿Q。

再次, 他们都投机革命。当革命风潮到来时, 本来关系微妙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一下子成为情投意合的同志, 相约到静修庵去革命。不但师出有名, 而且也不会有流血的危险, 并且保证终有所获。“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 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他们将龙牌摔碎在地上, 顺手拿走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用野蛮的抢劫行为, 滑稽的革命方式, 宣告未庄已经革过命。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之流的玩弄下, 烟消云散。两个读书人, 玩弄权术, 变质革命,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见过世面的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又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的经历不同。

在“续优胜记略”里, 作者用一段文字介绍假洋鬼子的身世, 为后文情节的发展, 以及阿Q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 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 不知怎的又跑到东洋去了, 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 腿也直了, 辫子也不见了,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 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 他的母亲到处说, 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剪去的, 本来可以做大官, 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 偏称他‘假洋鬼子’, 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 一见他, 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这一形象连阿Q这样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雇工都忍不住要骂他, 必定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假洋鬼子回国后, 手里拿着黄漆文明棍, 头上拖着假辫子, 样子滑稽, 行为霸道, 遇到看不顺眼的阿Q就一棍子。他是土地主与洋绅士的混血儿, 既有旧的思想, 又有新的视野。

在“恋爱的悲剧”里, 作家也介绍了赵秀才。当赵大爷还没有进秀才时, 能够“点灯读文章”, 可见是有些学识的。但本性是恶的, 当“细细排起来比自己还长三辈”的阿Q向吴妈求欢, 吴妈哭着跑出去阿Q正发愣时, 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蓬的一声, 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 秀才喝道:“你反了, ……你这……”嘴里骂着官话, “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赵秀才恶狠狠地拿着大竹杠, 口里骂骂咧咧, 不由分说就劈头打下。这形象不是知书达礼的君子, 分明是凶神恶煞的屠夫。他是地道的封建读书人, 封建的卫道者。

第二、他们的见识不同。

首先, 假洋鬼子能迎合新的形势, 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儿子, 大户人家的公子, 一个读书人的正途就像他母亲所说:“本来可以做大官。”但在清朝末年, 废科举、兴新学已成风气。年轻的钱少爷毅然放弃科举, 走进洋学堂, “不知怎地又跑到东洋去了”。这种决定不是轻易能做出的, 尽管倍受人们的奚落, 但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 所谓洋务, 社会上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 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 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假洋鬼子没有走投无路, 却选择了西学, 可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家里的老母亲到处为他开脱, 老婆也为他吃了苦头。而他依然我行我素, 穿着乌黑的洋衣, 拖着虚假的辫子。赵秀才则思想顽固、吝啬、守旧。他固执地信奉封建的道德, 却舍不得将阿Q的破上衣扔掉, 拿来做孩子的尿片, 还有吴妈的鞋底。他的守旧使自己没有能走出未庄, 更不可能感受到外边世道的变化。

其次, 两人对待辫子的看法不同。假洋鬼子为什么剪掉了辫子, 又装条假辫子呢?我们觉得这是他投机的地方。清廷建立之初就要求人们在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 否则有杀头之祸。到清朝末年, 不留辫子倒不正常了。钱少爷游学东洋, 确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所以没有像《藤野先生》里清国留学生“头上盘着大辫子, 高高耸起”, 或者“散开辫子, 盘得平平的, ”他辫子毅然被剪掉了, 但国内的环境又迫使他留起头发, 装上假辫子。等革命浪潮到来时, 他就可以扯下假辫子, 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既可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革命者, 又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将辫子重又编起。

赵秀才则将辫子视为珍宝, 鲁镇的七斤由于进城辫子被剪, “弄得不像人样了”, 还引起了一场风波。赵太爷“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 便将辫子盘在顶上”, 他不会也不愿将辫子剪掉, 当秀才“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 “全家也号啕了”。辫子是秀才的寄托, 也是全家的希望, 还是国人的一种标志。则将辫子视为珍宝更是奴性在读书人身上的体现。

再次, 革命来临时, 假洋鬼子主动去适应, 秀才则被动接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 但前者胸有成竹, 随机应变, 轻易将革命引向变质, 后者则显得短视。秀才平时对阿Q敲诈勒索, 恶狠狠吩咐地保, 将阿Q赶出未庄。但一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 便坐立不安。可巧阿Q只是在醉酒后一通“造反”的嚷嚷, 他便被吓得六神无主了, 主动直呼其名为“阿Q”。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气势, 也没有了官腔。当听说革命党进城了, 他盘起辫子, 主动去拜访素不相识的钱洋鬼子, 并托他为自己奔走, 弄到银桃子, 千方百计地钻进革命阵营。

他们的结局各异。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上的少爷, 都是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但对于新的社会思潮, 新的事物, 两人的认识不同, 目的不同, 结局也各异。

在小说的最后, 我们看到举人老爷, 却看不到假洋鬼子, 他到哪里去了?革命一来, 他威风骤起, 成了未庄第一号革命者。赵秀才开始投靠他, 阿Q也来投奔他, 平常围着赵家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 也肃穆地静听他的高谈阔论。他奔走于城乡, 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 轻而易举地替赵秀才弄到“银桃子”。假洋鬼子是个不甘寂寞, 权力欲极强的读书人。他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 懂得权力的重要。可是阿Q受审时, 县府大堂上的官员中, 没有见到假洋鬼子。作家没有交代他的去向, 给我们留下悬念。但是这样的人物绝不会在未庄安分地呆下去, 他会顺应潮流, 因势乘便, 打入新的阵营, 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捞取更多的利益。

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赵秀才, 迂腐守旧, 很难像假洋鬼子那样顺应潮流, 谋求更多的个人利益。他投机革命只是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依然在未庄做着太爷, 只是辫子没了, 人也变得消沉。“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阿Q正传》的反讽艺术 篇3

关键词：鲁迅 《阿Q正传》 反讽

“反讽”一词来源于希腊，原指希腊喜剧中一种被称为“一个佯装无知者”的角色，后来“反讽”被解释为“讽刺”、“嘲弄”，使用在修辞学中，19世纪上半叶被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家扩展为文学创作原则。布鲁克斯把“反讽”定义为“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文本的词语和陈述会因为语境而发生扭曲、变形，让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不一致，出现“新义”，而且这“新义”应该具有讽刺效果。

鲁迅是中国作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的人之一，他笔下亦庄亦谐的语言，喜剧式的悲剧人物，戏谑般揭示的严肃主题，很好地反映了反讽的艺术效果。《阿Q正传》是其比较优秀的作品，小说的标题、立意和语言都体现了反讽的成功运用。

一、小说标题构成的反讽。作者用了一章来解释标题，首先指出“阿Q”这一人物名字的来历。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我们发现“阿Q”的原名，无论是“阿贵”还是“阿桂”都具有殷实的气象，而且虽然阿Q姓不姓“赵”似是而非，但毕竟阿Q的姓也是与当地一个旺族、大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阿Q”这个名字还是比较富贵的。但生活中的阿Q既不富也不贵，像虫豸一样生活在贫贱之中。就在对阿Q姓氏的考证中，作者还插入了一段生活情景，那就是赵太爷的一句“你哪里配姓赵”如何剥夺了阿Q姓赵的权利。正如另一部作品《祝福》中的“祥林嫂”，她的悲惨遭遇是对“祝福”和“祥林嫂”的“祥”字的彻底否定。标题中“正传”一词更是有着反讽意味。“正传”是指章回小说、评书的正文，或指要叙述的正题，作者在文中也说道：“……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正传”一词既像是杜撰又与阿Q一生卑微处境形成矛盾。不只《阿Q正传》和《祝福》，还有《药》和《明天》，小说的标题都有反讽意味，“药”是救治民众的愚昧麻木的革命党人夏瑜的血，却被愚昧麻木的民众吃了下去；“明天”是充满希望给人新生的意象，而《明天》中单四嫂的“希望”儿子宝儿还是死了。

二、小说中对阿Q生活喜剧的表达和其人生的悲剧本质形成反讽。小说中的阿Q总会给人带来“欢笑”，因为他的行为举止常常超出人们的正常思维，出其不意地用他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因为癞头疮，他和未庄人发生冲突，被别人抓住暴打一顿、还被要求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会和人商量：“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输了钱，切实地感到了苦痛，却“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打完后心平气和起来。突然萌发的“爱情”让他毫无征兆地跪在吴妈面前，赤裸裸地表达“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因这件事被打后，“似乎一件事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阿Q被抓进了栅栏门，在画押时，他伏下身去“使尽平生的力画圆”，“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阿Q惟一一次立志的事情却并未完成得完美，使他佷“羞愧”。直至阿Q要被砍头示众了，他很想唱“手持钢鞭将你打”，但两手都被捆着，于是无师自通地喊了半句从来不说的话“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带着一些遗憾。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让阿Q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悲伤和痛苦，他自娱自乐地活着，并用他喜剧性的表现愉悦着未庄人和读者。我们惯用的以伤痛来表达悲剧的手法在这里被打破了，在《阿Q正传》里，一切的“笑 ”比“哭”更透彻地揭示着悲剧的主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成了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指能满足个体生存所必须的一切需要，如食物、衣服、性欲等等。尊重需要是指能满足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及自己对自己认可的一切需要，如名誉、地位、尊严、自信、自尊、自豪等等。《阿Q正传》中在作者戏谑般的描摹之下，阿Q的人生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阿Q是没有人格的，他的人格先是被别人否定，后来是被他自己否定。“阿”是他名姓中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沦落到大街上一只猫狗一样的地位；他的身体可以被恣意殴打，常是被“抓住辫子”“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的”。而阿Q呢，先骂自己是虫豸，接着是“擎起右手打自己两个嘴巴”，用践踏自己的人格换来心理的满足，化解所受的屈辱，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人格遭受否定、被剥夺后扭曲变态的发泄。阿Q有过生理的需要，但他向吴妈表白后，吴妈哭着要上吊，赵大爷用一支大竹杠将阿Q打出赵府，并借此与阿Q签定了五个条件，地保也讹去了四百文，未庄的女人们见着他“便个个躲进门里去”，也没有人再雇他干活。阿Q因为要追求情爱失去了一切。不仅如此，阿Q对自己想女人的这种思想也是感到羞愧的，在他心里“‘男女之大防历来是非常严的”。情爱不在压抑中爆发就在压抑中死亡，当然这种死亡的形式还可以是情欲的变态。前者如《红字》中的男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清教徒的生活中他遇到了梅丝特，被她吸引屈从了人对情爱的需求。而在最后，他在人性的爆发中撕开衣服，露出刻在胸前的红A字，和梅丝特一起承受苦难；后者如《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阿Q处境和克洛德一样，色情的眼光、猥亵的行为，便是阿Q情爱被压抑后扭曲、变态的发泄。作品中阿Q与女人的接近有两次：一是调戏小尼姑；二是五六年前，曾在戏台下的人群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如果说马斯洛的五个层次体现人的需要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那么由人格到生理需要的被剥夺便将一个人的人生悲剧深化了。

三、小说语言上反语的大量使用。鲁迅笔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大量使用反语调侃，有人认为他的语言过于油滑。对于这一点，鲁迅也明确地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被认为油滑的作家不止鲁迅，老舍也有嫌疑，然而他们还是不同的，老舍是慈善的温和的劝慰，鲁迅却是犀利的严酷的揭露。鲁迅似乎也无意改正自己这种风格，他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反语是鲁迅让丑相无处遁逃的武器。《阿Q正传》中反语的使用加强了喜剧效果，也让我们在微笑中更见作者的泪和怒。革命发生后，“假洋鬼子回来时，向秀才讨回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了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抵得上一个翰林”，这里的“银桃子”是革命党徽章，“柿油党”就是自由党，虽然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柿油党……原是‘自由党，乡下人不能懂，便讹成他们能懂的‘柿油党。”用未庄人的未见过世面来阻止读者的疑惑，我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作者隐去的意图，这里显然用了一个克制陈述，革命应该是轰轰烈烈、众人皆知而且严肃的，却以“银桃子”“柿油党”这样滑稽的语言戏谑地写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话轻说，但使听者知其重”。鲁迅对革命一直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内心热与冷矛盾冲突着，他满腔热情，希望革命改变现状、改变民众的精神，而又冷眼看穿其中的种种弊端，这句话既反映了未庄人愚昧保守，更批评了革命的不彻底和脱离群众。

文学的魅力来自文本巨大的张力，在有限的文字里给读者尽可能多的意义；文学的魅力还来自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突破正常表意的方式，给读者带来新奇感从而关注它更深层的含义，而“反讽”使得《阿Q正传》具备了这些魅力。

阿q正传初中生的读书心得 篇4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

阿q正传读书笔记 篇5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小说，作者鲁迅是中学必学的一位作家，还有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必学的。《阿Q正传》有力的批判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保守，庸俗，腐败等社会特点，有力地揭示了旧中国人民的生活场景和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病态。鲁迅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批判作用。

《阿Q正传》讲述的是未庄流浪雇弄阿Q，人们已经不记得他叫甚名谁了，这个名字是作者根据音译而使用的。如果不知道这是鲁迅的作品，很容易理所当然的以为这是一篇外国的作品。阿Q在未庄就是帮人做短工的，人们还夸阿Q能做，不知道是夸他，还是嘲讽他。阿Q把自己身份抬高，经常看扁未庄的人。未庄的人叫“长凳”，而城里人叫“条凳”，他觉得自己的见识高。

阿Q善于用精神胜利法，遇到事情的时候总是心理安慰自己。一开始是怒目主义，到后面被人打就说是“被儿子打”了。阿Q经历了“押牌宝”和人打架输了;跟人家比抓虱子，然后又打起来了，不服气之后，看到尼姑就想着调戏一番，摸尼姑的头;因为想调戏吴妈而丢了饭碗，小D自然而然的就把他饭碗抢了，又和小D打了一架;不能在未庄待下去了就一直走，到静修庵偷萝卜;进城之后有钱回到未庄，到最后被抓回城里面游街、被枪毙了。从最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悲剧结束的故事。

在我看来，阿Q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那个时代造就了这样的人。阿Q不仅仅是一个阿Q，而是很多人的一个影子。阿Q的精神胜利法，试想有谁没有这个做过?当阿Q被人打，打不赢的时候，他就当做“被儿子打了”;我们平时有什么比赛或者输赢的活动，并没有及时的找到自己的缺点，而是在心理安慰自己：不是自己能力不行，是因为这次运气不好，发挥不出真正的水平。

阿Q总是站在一个高度看别人，认为其他人的不比他厉害。他说他本家姓赵，说他先前比谁都阔气。在打架输了之后，就去寻找另外一个胜利。在摸了尼姑的头之后，旁人的笑给了他极大的心理安慰，寻求一种胜利的感觉。之后感觉自己的手指头滑腻的，便认为是尼姑勾引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坏的。嘴里喃喃说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人……”，这些思想其实是圣经贤传的表现。在那个封建的时代，阿Q受到了摧残，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习惯了被欺负和欺负弱小，认为比自己弱小的人就应该被欺负。

对于未庄的人来说，阿Q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阿Q做短工时，人们都会去找他干活，但是在阿Q被打之后，却没有人用他了。阿Q进城回来之后，人们觉得阿Q有钱了，又去巴结他，认为他应该受到敬仰，找他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已经愚昧了，失去了同情心与怜悯之心。阿Q这样的人，是未庄的人调戏，玩乐的一个对象。

阿Q所生活的时代是那么的封建愚昧，所以才造就了阿Q这样的人，在失败时只会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使自己得到胜利。在那个时代即使生活的穷困潦倒，衣服破烂，也不应该用精神胜利法来陶醉自己;一个人的灵魂都没有了，更何谈其他?在那样的年代，不应该有这样的阿Q精神，为了生存，在生活中，必须要有自尊，必须要有尊严，必须要有志气。这样的人才不会寄人篱下，民族才更有生机。这种讽刺阿Q精神的思想，从侧面激励了我们要有尊严，让我们更加有了勇气，敢于面对困难。

重读《阿Q正传》，让我更加明白了鲁迅对阿Q的评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生活在封建社会，顽固思想的年代，活成了这副样子，确实让我们为其感到惋惜和可怜;但是却对阿Q不去努力而愤怒。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同样会遇到困难，我们在感叹他生活的不易，但是遇到困难之后，却没有采取行动，而是一味的回避。比如说自己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人，去乞讨要饭生活下去，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很气愤。自己有手有脚，为什么就放弃自己，而不去努力的活着?

《阿Q正传》读书笔记 篇6

一说起《阿Q正传》，我们就要提及鲁迅先生。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对“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总体评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阿Q正传》这篇小说从头至尾都把鲁迅先生一贯的批判主义色彩用讽刺和悲喜交加的写作手法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我看来，阿Q是中国人形象的浓缩和典型化。

首先，阿Q是一个质朴愚昧、保守狭隘的人。小说里描写道：“阿Q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地位低下、一无所有的他只能凭借出卖体力来维持生活。而阿Q闭塞狭小的生活环境使他见不到更为广阔的一片天地，无法从根本上解放自己的思想，自然不可能对当下的社会状况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不知道该向社会要求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为社会贡献什么，这才有了向吴妈求爱时的愚蠢举动。由于他深受封建制度的毒害以至于让他丧失了自救的能力，所以“辫子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女人是害人的东西”、“尼姑与和尚私通”等落后、荒唐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了阿Q的心中。

其次，阿Q欺软怕硬，圆滑无赖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他闲来无事，最喜欢与人打架斗嘴，但却始终不忘估量对手。面对举人老爷和赵太爷一家的欺压，阿Q十分气恼却因寡不敌众而束手无策，与王胡打架打输了，便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见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举了起来，他便乖乖的将头颅伸了出去。他知道自己本事不大，转而向口讷之人、气力小之人发泄心中的不满，面对实力比他还弱的小D，他则摆出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架势，除此之外，毫无抵抗力的小尼姑也成了他调戏的对象。当阿Q饥肠辘辘时，他便去尼姑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他倒是有理，说道：“这是你的?你能叫他答应你么?”仿佛偷萝卜的事与他毫不相关似的。

再次，就要提起阿Q的敏感禁忌和爱慕虚荣了。“阿Q在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由此可见，阿Q对自己的外观形象还是极为重视的。他看到赵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于是便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未庄的女人们躲他都来不及，他又怎么会有儿子呢?阿Q进城去，无意中看到了杀头的景象，便挤过去凑热闹，这下可好，回到未庄后将这番情景讲述的绘声绘色：“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唯恐遗漏了情节。

最后，让人过目不忘的便是阿Q引以为豪的“精神胜利法”。而我所理解的“精神胜利法”就像是借酒消愁，是自欺、是自醉、是不敢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狠狠晾晒，只愿蜷缩在黑暗当中苟延残喘的软弱。阿Q同人打架输了，心里便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闲人揪住阿Q的黄辫子时，他便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当别人嘲笑阿Q头上的癞疮疤时，他怒目而视，说道：“你还不配……”，阿Q被人拉去法场杀头，可他竟“无师自通”地说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一丝一毫的觉悟。因此我认为，阿Q那些所谓的“优胜记略”只不过是他备受屈辱、自轻自贱的记录而已。阿Q用“精神胜利法”极力掩盖他的自卑，给自己寻找着安全感和内心的.平衡，这才使阿Q身上有了十足的“奴隶性”。每当我想起阿Q，就能联想到中国人其实相当在意自己“有面子”或者“没面子”，“有面子”时唯恐天下不知，“没面子”时生怕别人笑话。而精神胜利法也是鲁迅先生思想的冷峻和深刻之处，他犀利地挖掘出了国人普遍的、难以去除的劣根性，时至今日，阿Q精神仍然存在于许多人的灵魂中。

然而，置身于现代进程加剧的社会潮流中，我对“精神胜利法”不持有全部否定的态度。需承认：有时候，人是需要一点“阿Q精神”的。当你心怀的梦想和现实逐渐拉开了差距时，当你被家庭牵绊、被责任捆绑而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时，当你被岁月的刀剑无情地宰割而痛得无法忍受时，你不知道受伤了该如何医治，你也不知道生命的船舶将载着你去往何方，你更不知道怎么才能使每一次的伤痛都转化为远行的意义。在一无所知的迷茫中，你又如何晓得该以怎样的面貌来对待生活呢?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既然我们难以接受生活的残酷，那为什么不能将“阿Q精神”“拿来”，让它为我所用呢?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整天顾影自怜、怨声载道，而是放松精神，静下来、慢下来，以积极乐观的想法来开导自己、调节自己，想方设法让自己走出困境，这才算得上是高境界的“精神胜利法”。

对于阿Q人物形象的理解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许多的文学大家对《阿Q正传》这篇小说已经做出了深刻、全面的剖析，我的看法也可想而知，无非是与前辈们的看法大同小异罢了。

另类视角解读《阿Q正传》 篇7

通过人物心灵的异化、病态化倾向揭示社会病态的审美方式是《阿Q正传》非常显著的特征。作者通过此审美方式, 目的是引起“疗救的注意”, 并揭示了悲剧主人公的内心真实和精神实质, 从而对异化的、病态化的、非理性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对真实人自身的复归流露出热切的期盼。

阿Q的异化和病态化特征集中体现在他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上。这是社会对个人的异化, 是整体的人与个体的人的对立。鲁迅认为, 奴才兼有两重身份, 在主子面前是奴才, 而在地位比他低一等的奴才面前则又是主子。阿Q所处的恶劣环境和被压迫、被凌辱的屈辱地位, 造成了他病态的复杂性格, 这也是专制主义制度对下层人民造成的心理变态和人性异化, 实际上是奴性的典型表现。有人说鲁迅在《阿Q正传》中塑造了一个雇农典型, 也有人说鲁迅是在给剥削阶级画像, 还有人说鲁迅是要表现一种抽象的人类共性, 但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 其实鲁迅是想借阿Q这一能唤醒民众的形象来活画出国民的灵魂即奴性心理。

精神胜利法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病态心理, 是长久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沉淀中形成的扭曲的思维方式。与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相伴随的, 是他变形的精神状态。由于他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思维时而正常时而紊乱, 因而他的行为方式也就时而正常时而反常, 处于常规与荒唐之间。他的“精神胜利法”, 能使他在一瞬间转败为胜, 而且损失愈重, 忘却愈快, 胜利得也愈彻底。可以说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一无所有, 他就这样在半清醒半糊涂、半是常人半是疯子的状态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成了专制主义制度下一个不值一提的牺牲品。他当然不是好人, 但也不是坏人, 他只是人生边角上一个苟且偷生、卑躬屈膝、凌弱畏强、想活得好一点的小丑而已。封建末世文化使人性异化至此, 真是可悲可叹。

二.表现策略:用喜剧形态调制成的一出人生悲剧

鲁迅曾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 消磨于极平常的, 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阿Q正传》是一部悲剧, 但作者却没有把它写得慷慨悲壮、庄重肃穆, 而是加入了冷嘲、调侃和揶揄, 使它带有浓郁的喜剧色彩。其中的奴性、专制主义、愚民等都是用滑稽幽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是一部无事的悲剧, 无泪的悲剧, 是所谓“含泪的微笑”。以喜衬悲, 悲喜互渗, 反而使悲剧的意味变得更加强烈了。

狄德罗在《论戏剧诗》中说过:“轻松的喜剧, 以人的缺点和可笑之处为对象;严肃的喜剧以人的责任和美德为对象”。从文本来看, 阿Q的自私、麻木、健忘、自欺欺人等特征正是从他的缺点和可笑之处来加以渲染的, 从这点来说, 它应当是轻松的喜剧。阿Q的悲剧虽有喜剧性, 但在嬉笑中又体现出作者的“精神痛苦”。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 则是以喜剧的外化包裹了悲剧的内核, 体现出的只是一出“生活的闹剧”。然而, 读《阿Q正传》, 读者的轻松和笑却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推移和发展, 慢慢变得沉重悲哀以至于不堪重负, 作者正是通过喜剧的表现方式化解了阿Q的整个人生悲剧。

构成喜剧性的客观原因在于形象本身所处的不协调状态, 表现在阿Q身上即既麻木又油滑, 既憨直又诡诈, 既可怜又可悲, 既可爱又可笑。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在他的“反败为胜”中充满喜剧意味。可以说, 没有喜剧效果, 就没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作品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表现深度。“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精神病根之所在, 它本身就是悲剧与喜剧的混合物, 它是在无可奈何时的大彻大悟, 是在活不下去时的自信与勇气。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反抗方式, 但充满了奴性与消极;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但充满了无奈与不得已。阿Q对于浸润了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国民性根本无法超越, 当他好不容易做稳奴隶之时, 他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寻回扭曲和丧失的自我;当他做不得奴隶之时, 便只能从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消失了。

三.异化原因:儒释道三教压榨下的阴影原型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反思, 来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 他继承并超越了传统文化, 家庭由盛而陡衰的大变故发生在少年鲁迅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年龄阶段。从此这份早年体验就积淀在他的无意识心灵河床上, 决不放过任何参与他思考与创作的机会, 他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基础之上,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种情感态度, 集中体现在他对阿Q奴性人格及“精神胜利法”的描绘及批判上。阿Q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积淀形成的奴性灵魂的代表;是专制、愚昧的封建末世文化对人性的异化。

走进《阿Q正传》的世界, 我们看到的不是儒家的温文尔雅而是一个缺乏仁爱、礼制灭欲的王国, 看到的更多是人性的冷漠无情, 人心的隔膜与自私;所谓的信佛也变异了, 不是被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 便是被当成文饰门面的点缀;道士们也开始世俗化了, 不再潜心修道, 而是用民间信仰来诵经拜忏, 画符施术为业, 成了世俗社会上的宗教职业者。儒释道合力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心灵的束缚与毒化, 自然使中国缺少反抗之音, 而潜移默化下的中国社会, 则是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 愚昧麻木而不觉悟, 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变为猎奇取笑, 对别人的痛苦也只报以冷漠轻视, 甚至刻毒凶残。

“未庄”其实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的缩影和象征, 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阴暗的缩影。在这里, 集中显现了人性之恶, 人性的异化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荣格曾定义的人类阴影原型此时被重新激活。它是最低的无意识自我中较黑暗的一面, 是人格中低劣的接近动物的一面, 是拖在人身后看不见的蜥蜴尾巴, 它可以在人格化的形式中被直接地体验到。阿Q也只有生活在未庄, 才是一个奴性十足、人性空前异化的阿Q。他几乎集结了所有人性之弱点, 有意思的是, 这些都与儒释道先哲们提醒人类自身存在的障碍不谋而合。撇开深刻的社会和阶级根源不论, 仅从人性的角度谈, 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最典型的“自矜”表现, 这使他永远生活在胜利的幻觉里, 这也是他聊以存活的本能生存智慧, 是他得以活下去的精神法宝。

四.面对异化的思考

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 但著名的阿Q精神胜利法, 如自欺欺人、妄自尊大、自轻自贱、惰性、凌弱怕强等特征, 在社会主义的国民性中仍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正是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显现出他睿智的理性精神和沉沦的忧患意识, 也正是通过阿Q荒诞的人生结构与变形的精神状态, 揭示了人性之恶, 并写出了世态炎凉, 人类的自私及惰性等本质。

人本身是向善的, 但积重难返的传统文化却造成了阿Q的病态异化, 阿Q在幽默滑稽中表现出恶的一面, 本身是牺牲品, 却不自知, 盲目乐观, 自欺欺人, 他的精神折射出人性的普遍弱点。叔本华的现代人本学告诉我们, 欲望与意志是人的本质, 是人的痛苦之源。欲望无穷, 追求无尽, 而满足则永远是暂时的、有限的。当欲望成为奢望时, 痛苦与困惑便伴随而来。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 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 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 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阿Q正是找到了“精神胜利法”这一精神法宝才在现实的处境中得以苟且偷生。但“精神胜利法”却在缓解他的痛苦之时扭曲了他的灵魂;在释放了他被压抑的困惑并赢得了一时的欣慰之时加深了他心灵的暗影;同时也使他的灵魂更加扭曲变形。事实上, 《阿Q正传》书写的正是一个为污浊的外部世界所窒息而变形的个体生命, 作者用寓言化的书写方式揭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

作者通过常态下的变异, 写实中的荒诞, 塑造了阿Q这一异化病态化形象, 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痛彻反思, 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阿Q的异化、病态化特征在当代人身上仍然普遍存在, 因此, 阿Q的出现, 不断提醒人们时刻反省并努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弱点, 在确认和赞美良知的同时, 背负起精神的十字架时刻警醒并保持对罪恶和灾难的记忆。正因为恶不会永远消亡, 所以人类才更应当去寻求爱, 寻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态度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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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中的人物间称呼分析 篇8

关键词言语阿Q正传社会语言学

中国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1-029-02

“言语能够反映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更进一步地讲，言语能够反映这种关系中体现出来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其关注的是人们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也就是说，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经历或经验，人们彼此之间有多少共同的社会特征的同等性，以及人们彼此之间将要共有的亲密程度和其他因素等。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说话者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在实际的会话中，人们总是在衡量自己和听话人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进而来决定在会话过程中应该有的礼貌程度。

而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他能够显而易见的反映出礼貌程度，并且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人们说话的时候，选择任何词语、任何说法都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在《阿Q正传》中人物间的称呼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下面笔者就尝试用上述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文中的称呼。

一、原称呼语的分析

称呼语(address terms)通常是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使用最多的词语。它能够最直接、最明显地表明人们的身份、权势和同等关系。具有很明显的社会性。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和另外一个比他有权势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少同等关系(solidari－ty)的人说话时，他往往使用尊敬的、较正式的称呼语。相反，如果他和一个权势比自己差的人说话，或者是和自己有很多同等关系的人说话时，他就会使用随便的、非正式的称呼语。如果说话人对听话人很厌恶，他甚至会用一些贬损的称呼语，以此来显示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社会地位。

在《阿Q正传》中，人物称呼语的运用很清楚地体现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这部小说中，赵太爷和秀才对阿Q的贬损的称呼语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当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时，赵太爷对着阿Q吼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第一章，20)赵太爷、秀才、洋先生和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中未庄有钱有势的人物，而阿Q只是赵太爷家的一个小长工，所以他们比阿Q有更大的权势，而阿Q处于弱势。或者说阿Q和他们之间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很少。所以赵太爷对阿Q直呼其名，而且还叫他“你这浑小子”，而阿Q却得尊称他们为“太爷”(第六章，282)。秀才也表现出他的权势：“忘八蛋!”秀才在后面用官话这样骂。(第四章，250)当阿Q称“假洋鬼子”为“秃儿!驴!(第三章，237)时，阿Q就遭到了“假洋鬼子”的痛打。

然而，当阿Q遇到王胡、小尼姑、小D和吴妈时，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阿Q似乎比他们几个有更多的权势，或者说他和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同等关系(soli—darity)，至少在阿Q看来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说话很随便，甚至互相用一些贬损的词语。

——对王胡

“这毛虫!”(第三章，232)“癫皮狗，你骂谁?”王胡轻蔑的抬起眼来说。(第三章，232)阿Q和王胡处于同样的社会地位，而且体力也相差无几，所以他们有着同样的权势和较多的同等关系，因此彼此可以叫对方“毛虫”、“癫皮狗”。

——对小尼姑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呢。”(第三章，238)

阿Q同样叫“假洋鬼子”和小尼姑“秃儿”。小尼姑只是跑掉了，而“假洋鬼子”却狠狠地打了他。

——对吴妈

“女人……昊妈……这小孤嫣。。”阿Q想。(第四章，248)

——对小D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第五章，262)“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第五章，262)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吴妈和小D明显比阿Q的权势要小。阿Q骂小D“畜生”，小D只有商量的口气称自己为“虫豸”。而没有表示任何的抗议。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是阿Q在体力上要胜过吴妈和小D，所以也可以说阿Q比他们有更多的权势。

二、称呼语的变化分析

在现实中，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人们说话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有权势但是彼此有很多同等关系的讲话；有时也可能和比自己权势稍差却彼此有很少同等关系的人讲话。说话人为了想要和听话人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就会有意识地使用那些能够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用语。反之亦然。这一点也可以在(阿Q正传)中得到证实。当阿Q公开声明他将要参加革命党时，往日那些有权势的人如赵太爷等被吓坏了。所以和阿Q说话也改变了称谓。

“老Q，”赵太爷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第七章，294)赵太爷称阿Q为“老Q，这显然是表明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轮到赵太爷向阿Q套近乎了。“老Q”明显比“阿Q”，甚至“你这浑小子”、“忘八蛋”有更大的同等关系。而阿Q此时并没有回答他，则更表明此时的阿Q比赵太爷他们有权势，因为他是革命党。再看此时秀才的称呼：“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第七章，294)“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即洋先生)惴惴地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第七章，294)赵白眼则更是称呼阿Q为“阿……Q哥”，更能说明此时阿Q和他们权势的变化。而自称“穷朋友”，则表明众人为了和阿Q增进彼此同等关系的心理。

阿q正传读书笔记摘抄 篇9

2、阿Q又很自尊，全部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3、闲人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4、阿Q最初是失望，后来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么多，自己倒反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

5、阿Q以为他要逃了，抢进去就是一拳。这拳头还未达到身上，已经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跄跄踉踉的跌进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辫子，要拉到墙上照例去碰头。

6、“君子动口不动手!”阿Q歪着头说。

7、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8、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9、阿Q对了墙壁跪着也发楞，于是两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来，仿佛觉得有些糟。他这时确也有些忐忑了，慌张的将烟管插在裤带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转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

《阿Q正传》读书笔记1500字 篇10

之所以再想到阿Q ，是因为近日给学生上课，讲到《阿Q正传(节选)》，无意中有了些许感触，遂觉得在当今的社会中，阿Q的精神依旧存在着普遍的现实意义。

在《阿Q正传》的第三章里头，说到阿Q的出名完全是拜未庄的赵太爷打的嘴巴所赐，才有幸声名远播，得意了好几年。请问赵太爷何许人也?未庄的地主权贵，未庄的土皇帝，换个说法就是赵太爷是未庄的名人，一言一行，自然就成为未庄看客们关注的焦点。名人就是出了名的人，出了名就是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大众知晓了。今天赵太爷打人了，人们趋之若骛，谈论纷纷，那被打的人就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阿Q被关注，出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像有的人被别人臭骂了一通，不仅没声名败坏，反而声名鹊起，事业蒸蒸日上。难怪人们常说到的，脸皮厚的人容易出名。他们就像一群跳蚤，在充斥着媒体的空间里上窜下跳，来打通一条通往名人的康庄大道。

但与阿Q不同的是，阿Q不是跳蚤，他不会主动去骚扰赵太爷，而他们作为跳蚤，就希望在名人身上咬上一口，这样名人一疼，一巴掌拍去，人们就知道了名人在拍打他这只跳蚤，于是就出名了，和阿Q殊途同归。想来在鲁迅的时代早就有人做过，否则就只能是鲁迅的先见之明，他在小说中说：“未庄通例，倘若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这便是他们的心理，他们走向理想的途径，从事着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事业，乘机发动毫无意义的论争，只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是存在的。可惜真正有涵养有学识者，比他们更懂更了解阿Q，缄口不谈，一笑了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而不是无理取闹的指责和抨击，甚至包括有损人格的中伤。

余秋雨无疑是这几年最忙碌的人之一。从他的《借我一生》起，到他的《文化苦旅》，都出乎意料地给他带来了烦恼和困惑。而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风雨后，他依然坚定不移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依然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余秋雨最为大家所认识的，莫过于他的散文，无论是《山居笔记》还是《文化苦旅》，都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散文的瑰宝和奇葩，有的学者称其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但无论是瑰宝和奇葩，都难免存在或多或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文如其人之说，人无完人，何况文章乎?即便是人家有过什么过错，难道就可以老揪住人家的辫子不放么?若是这样，巴金的《随想录》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郭沫若的诗歌也没有价值了，因为他的人格也有问题。对学术的评论要用学术的观点。潜伏的跳蚤们在有学者指出了不同看法后，或自己发现了什么他人的隐私，就纷纷的活跃起来，用心良苦，口诛笔伐，文坛似乎好不热闹，欣欣向荣，百家争鸣。其实他们并不能击中问题的要害，嚷嚷一通，见没有回应，有的像阿Q一样心满意足的得胜，继续努力，有的就偃旗息鼓，遛之大吉，有的变本加厉，造谣来侮辱诽谤他人。只要有人回应，那就大大的中计了。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善意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批评，需要的是对中国的文学文化事业有积极意义的批评，需要的是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相互的理解和鼓励，而不是文人相轻的职责和鄙视或哗众取宠。余秋雨在“秋雨时分”的栏目里曾将到中国后来的知识分子缺乏酒神精神，他以自己为例，说有人批评他的散文就是缺乏酒神精神，真是一针见血，他非常的赞同。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非要得到被批评者认同的批评才有意义有价值，我只是想说，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应该先屏弃时代的浮华，静下心来潜读和思考，少一些追名逐利，多一些心平气和，少一些妒忌，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剑拔弩张，多一些心灵沟通，这样，对中国的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才是有利的。个人主义的名和利，都终将为他人嗤之以鼻。

《阿Q正传》读书笔记[1500]字

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听别人讲到自己阅读，再到深入地去理解，我阅读了鲁迅的许多作品，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等。其中，我最喜欢，也令我受益最深的，就是那本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阿Q正传》。

鲁迅要帮阿Q写自传，可谁知，在写题目时，鲁迅就被难住了。传的名目很繁多：列传，自传，内传，外传，别传，家传，小传……而可惜都不合。“列传”么，这一篇并非和许多阔人排在“正史”里;“自传”么，鲁迅又并非就是阿Q。说是“外传”，“内传”在哪里呢?倘用“内传”，阿Q又决不是神仙。“别传”呢，阿Q实在未曾有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本传”——虽说英国正史上并无“博徒列传”，而文豪迭更司也做过《博徒别传》这一部书，但文豪则可，在鲁迅却不可。其次是“家传”，则鲁迅既不知与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孙的拜托;或“小传”，则阿Q又更无别的“大传”了。总而言之，这一篇也便是“本传”，但从鲁迅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即使与古人所撰《书法正传》的“正传”字面上很相混，也顾不得了。

阿Q的全名叫做阿Quei，鲁迅在帮他写自传时，因不知他的名字该怎样写，所以把他的名字写成了阿Q，其实，在写阿Q这个名字前，鲁迅还是研究过不少时间的。第一次，鲁迅曾仔细想：阿Quei，阿桂还是阿贵呢?倘使他号月亭，或者在八月间做过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没有号——也许有号，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写作阿桂，是武断的。又倘使他有一位老兄或令弟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贵了;而他又只是一个人：写作阿贵，也没有佐证的。其余音Quei的偏僻字样，更加凑不上了。因为那时注音字母还未通行，鲁迅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

细读《阿Q正传》，让我感觉到这本书的写法是十分幽默的。阿Q总是在被人侮辱和打骂后，想尽一切办法来安慰自己。并在最短时间内，调整好情绪后，愉快的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可阿Q总能用自己的“超级”心态去面对，尽管活得贫困潦倒、整天被人欺侮，可是他还是活得那么满足，那么快乐!记得，《阿Q正传》中有那么一个片段，充分的表现的出了阿Q那‘无人能敌’的好心态。每逢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虽然是虫豸，闲人也并不放，仍旧在就近什么地方给他碰了五六个响头，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地走了，他以为阿Q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阿Q活得贫困潦倒，所以他身边一个女人也没有，看着那些有钱人家的大少爷身边有三妻四妾，更激起了阿Q想要拥有女人的欲望。阿Q对吴妈有非礼之心，可是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还被闻声赶来的秀才举着大竹杠追着打。阿Q自然非常不爽，但是，很快，他就用自己的好心态调整好了情绪，并且安慰自己：“女人是害人的东西，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是一个文盲，所以，直到最后他自己被杀头时，都不知道，当初，别人为什么要自己在一张写满字的纸上面画圆圈。我想，阿Q在被抓进监狱后，是肯定会感觉到不详的，可是，他还是那么乐观，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一个遭人陷害、即将要死的人了。直到阿Q要画圆圈了，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 阿Q还感到十分羞愧，认为自己画得不圆。

《阿Q正传》中吴妈形象浅析 篇11

摘 要: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吴妈,虽说是个小人物,但她与阿Q的悲剧命运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她盘剥阿Q的战利品,是个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的看客,可恶成分多于可怜成分。其实吴妈的麻木与冷漠都是封建等级观念支配下的伦理道德观造成的,她既是一个个体,又是不觉悟群体的代表之一,鲁迅正是借此展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

关键词:《阿Q正传》 吴妈 可恶 可怜 坚守 道德伦理观

《阿Q正传》选自鲁迅的小说集《呐喊》,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第五册。文中塑造的阿Q形象早已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朽的典型,他的“精神胜利法”更是奴性思想的代名词,时刻警示着人们。然而,在这部作品中,有一个与阿Q同样处于社会下层的女性,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赵太爷家里做女仆的吴妈。新的人教版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中对吴妈形象作了如是评价:“吴妈与阿Q同是奴才,被剥削者,按理应该有共同语言,但是她对于奴才的命运似乎非常满意,所以开口闭口就是赵府的事。对于吴妈来说,赵府是她的整个世界……她作为赵府的奴才,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她只是暂时坐稳了的奴隶,明天还不知是晴还是阴。在盘剥阿Q的胜利品中,她只分到了阿Q破衣衫的小半部分,这令人恶心。吴妈最后去看阿Q游街示众,充分说明吴妈已经变成一个麻木而又缺乏同情心的看客了。她无形中充当了杀害阿Q的众多帮凶中的一个。作者塑造的吴妈,可恶的成分多于可怜的成分。”笔者认为教参对吴妈的评价太过苛刻,值得商榷。

一、可恶?可怜?

从情节上看,是吴妈的过激反应引来赵太爷对阿Q一顿毒打,逼得阿Q走投无路,逃离未庄。不同情阿Q的不久人世,反倒崇尚杀死阿Q的洋枪,此等麻木确实有其可恶的一面,然而把这一切罪过全部归咎于吴妈,断定其“可恶成分多于可怜成分”不免有失偏颇,只能说她是杀害阿Q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不可忽视,但作用微小的分子。

作品中关于吴妈的集中描写不多,她和阿Q同在赵府为仆,同是被剥削者,足以见得她的身份、地位低下;她开口闭口就是赵府的事,一切为主人着想,可见她的忠实;把赵家视为自己生存的全部依靠,生怕有一天失去了,体现出她身上的奴性,算是一个坐稳了的奴隶。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她,面对阿Q突如其来的求爱表现得手足无措、羞辱不堪,以至于寻短见以示自己的清白,恰恰表现了她的“贞节观”。作为处在旧中国环境下的一个下层劳动妇女,吴妈的举动属于本能的反应,人们有反响也是正常。那么阿Q最终因此事被打骂,何以被说成是吴妈“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至于分战利品这个情节,我们知道那五个条件是由赵府派人定下的,它深刻地表现了赵太爷的残忍与贪婪,与吴妈何干?吴妈不过是他们用来盘剥阿Q的理由罢了。说吴妈最终拿到了阿Q破衣衫的一小部分,也未必是她所愿,故不应将她牵扯进来,那么又何以说吴妈“恶心”“盘剥”呢?所以笔者认为:吴妈是可怜的,她只是当时中国众多不觉悟群众中的一员,她身上更多的应是让人同情怜悯的成分。

首先,吴妈是善良的。

“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

“女人……吴妈……这小孤孀。”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来。

“我们的少奶奶……”吴妈还唠叨说。

这段话明显地表现出吴妈对少奶奶强烈的同情心。从吴妈的身份来说,这是仆人对主人的同情;从吴妈的身世上看,这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对另一个即将不幸的女人的怜悯,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她一切为主人着想,可见她的忠实、善良。

其次,阿Q的求爱对于吴妈是不幸的。吴妈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影响的传统女性,丈夫死了,却还要受到别人的调戏,不幸;受传统“贞节观”思想的影响,面对阿Q突然的求爱,她更是感到羞愧、无助,认为这是对死去的丈夫的不忠。从最后结果看,吴妈本可以继续在未庄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家里做仆人,但是因为阿Q的求爱,失去了在赵府继续生存的机会,悲剧色彩可见一斑。

二、不觉悟群众

虽说从始至终吴妈没想过要刻意害阿Q,但阿Q最终因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封建的“贞节观”思想和麻木的心态。吴妈和阿Q同是劳苦人民,都有着各自理想的精神世界,然而他们面对禁锢了自己的封建思想,不自知、不抵制,相反却自觉遵守,甚至让自己周围的人一起来维护它。这是一种愚昧,亦谓不觉悟。面对吴妈,阿Q想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敖之鬼馁而”,试图用这种思想束缚吴妈;而吴妈则因为“贞节观”誓死反抗,认为坚守自己的正经世界就可以逃避一切现实矛盾、解决一切问题,认为离开就等于没有发生,再见面便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了,这都是他们不觉悟的表现。所以,不论是吴妈还是阿Q,都体现了不觉悟群众的特征:社会地位低下,却又自觉遵循封建思想,两者形成不合理的分离。

首先,吴妈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害。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承传下来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中,女子应当讲求“三从四德”,“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事二夫”这就是贞节观。所以当阿Q向吴妈求爱时,吴妈先是“愣了一息”,而后“突然发抖”,接着“大叫”,然后“往外跑”,“且跑且嚷”,最后哭了。她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贞节,阿Q的求爱打破了她一直坚守的贞节圣地,让她感到羞辱、无助,试图通过哭向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坚守贞节观的也并非只有吴妈。赵太爷最终因为这事打了阿Q,将其赶出门。而吴妈虽然最后获得邹七嫂“谁不知道你正经”的肯定和洗脱,但毕竟负面影响已经产生,赵太爷家还是容不下她。最终吴妈也离开了未庄。这样看来整个未庄的群众都在无形中捍卫着贞节观。

其次,吴妈冷漠麻木。这表现在吴妈离开赵太爷家到城里打工时。离开了那个让她不正经的未庄,如今她又恢复了正经的境界,当她见到这个曾经与她谈天、向她求爱的男人即将被杀头时,她却视而不见,仿佛已经不认识,只是好奇士兵们背上的洋枪等一些死物。这说明她那天不是来看阿Q的,仅仅来凑热闹而已,之前对少奶奶的那份恻隐之心到这里已荡然无存,此刻她已成为众多麻木看客中的一员。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过:“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死的悲哀。”阿Q、吴妈及未庄其他的人都是这“铁屋子”里的“熟睡的人”,他们恪守教条、愚昧无知。在阿Q的遭遇中吴妈不过是众多冷漠、不觉悟群众中的一个,她的不觉悟主要是封建“贞节观”和冷漠愚昧的表现,而非是“妄图与阿Q划清界限”,就更谈不上“帮凶”、“可恶”了。

三、最终症结——封建等级思想

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人们的不觉悟呢?事实上,无论是阿Q的悲剧还是吴妈的表现都是人们封建伦理道德观的一种反映。阿Q由于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影响,才会想到向吴妈求爱,而吴妈则因为传统的“贞节观”拒绝了他,两人各持一套伦理道德观,谁触犯了它都有麻烦,然而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的背后实际上是受封建等级观念支配的。

阿Q当初受了王胡和假洋鬼子的气后,为了替自己的屈辱报仇,只得调戏比他地位低的小尼姑,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以至得意。于是想到向吴妈求爱,而吴妈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仆人,不要说同是下层人民,吴妈看不上他,就凭这“唯一”,吴妈的地位也他高一筹,阿Q的求爱最终注定会失败。

再看看吴妈,吴妈由于阿Q的求爱,像是冲破了自己坚守的贞节阵地,从而失掉了往日“正经”的良好名誉,感到自己在赵府的地位降低。最终离开赵府,离开未庄到城里做工,试图到那儿去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吴妈最后对阿Q的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也都与这个脱不了关系。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取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阿Q的一生便是奔波于争取做奴隶的道路上。他争取、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而不得,最终死在了这条追求的路上。而吴妈则先是在赵府坐稳了奴隶,由于阿Q求爱使她想做奴隶而不得,最终到城里争取,她历经波折却仍然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所以吴妈是可悲的,她也是受害者,真正杀死阿Q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观念。

吴妈的心态其实正是代表了未庄人共同心态的大多数,鲁迅在文中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等级制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思想的罪恶、愚昧,透过吴妈、阿Q等人展露无遗。在封建思想浓烈的未庄,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暂得安稳者都深受其害。这难道不是鲁迅所大声疾呼的中国国民性的严酷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