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谅解协议书

赔偿谅解协议书（精选7篇）

赔偿谅解协议书 篇1

赔偿谅解协议书

甲方：（伤者）

身份证号码： 甲方监护人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乙方：

身份证号码： 乙方监护人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被乙方伤害一案的有关赔偿问题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一、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人身伤害所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费用，其中乙方支付给甲方

元整。

二、以上款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通过银行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甲方收款后为乙方出具收条。

三、乙方对于造成甲方受伤的行为深表悔恨和歉意，甲方对乙方也表示谅解，在收到上述款项后，甲方承诺放弃追究乙方

的一切法律责任，双方对经济赔偿问题一次性解决完毕。由于事发后乙方积极进行经济赔偿并多次到医院看望受伤者，且乙方年龄还小，甲方也愿意向司法机关提出建议，恳请司法机关免予追究乙方的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给乙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甲方的医疗、生活、工作等一切问题与乙方再无关联，双方脱离本案关系。

四、本协议一式

份，甲乙各方以及办案司法机关各执一份，由双方签字按指印后即生效。

甲方（当事人）：

甲方监护人代理人：

乙方（当事人）：

乙方监护人代理人：

****年**月**日

赔偿谅解协议书 篇2

今年2月, 山东省阳信县人张某在津南区某工地打工时从高空坠落,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家人得知噩耗后, 从山东来津处理善后事宜。在与老板胡某协商的过程中, 双方分歧较大, 几次发生肢体冲突。后来, 胡某为逃避责任干脆躲了起来, 致使张某的遗体在医院停放了3个多月。

工作人员了解案情后受理了此案, 在第一时间稳定住张某家人激动的情绪。随后, 工作人员迅速与公安、建委、承包单位等部门取得联系, 经多方打听, 终于联系到了胡某, 并说服其到法援中心接受调解。调解过程中, 胡某对双方雇佣关系表示认可, 但因其身陷经济困境, 难以接受张某家人提出的赔偿数额, 使得调解一度陷入僵局。工作人员随后分头做双方工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最终胡某同意一次性赔付55万元赔偿款。

达成协议后, 张某父亲要求工作人员帮他们将赔偿款分开, 而张某妻子明确表示回去后再自行分配。按照规定, 只有双方共同申请, 中心才有权为他们分出份额。考虑到张某父亲年迈体衰, 同时为避免因赔偿款的分配使一家人产生矛盾, 中心经研究决定, 再次对张某家人开展调解工作。

赔偿谅解协议书 篇3

关键词：刑事和解 谅解赔偿 纠纷化解

“对于一个社会，重要的不是如何消灭或压制纠纷，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去化解纠纷。”[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妥善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当代刑事法治制度必须包容这样的精神，即在平等、宽容与人道基础之上，在刑事法治运作过程中展现出各种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人性、宽容和妥协。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的创新制度，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法制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当前，全国多地司法部门都在着手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然而，新制度随着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并日渐受到重视和推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一）“刑事和解”的歸纳性定义和“谅解赔偿”的解释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在特别程序中首次对当事人和解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在理论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刑事和解定义。主流观点认为，刑事和解是指特定刑事犯罪发生后，加害人通过与受害人直接沟通，在善良意愿的基础上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取得受害人谅解，并在司法机关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最终由司法机关做出相对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按照此定义，不难看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会更重视对受害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保护，更加突出和注重当事人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将在谅解赔偿达成的过程中得到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谅解赔偿”应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内容的统称。其应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赔偿内容和精神抚慰内容。此处笔者使用“谅解赔偿”一词，其主要目的在于区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赔偿行为以及刑事案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行为。因为在以往的刑事案件中，受害方的赔偿主张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以后，在刑事案件进程中，双方当事人可就相关赔偿事宜进行协商，达成的谅解协议，还会得到权力机关确认。在随后的诉讼中实际上也不存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也就是说，虽然谅解赔偿性质上仍属于民事赔偿，但是事实上谅解赔偿已经成为了除民事诉讼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以外的第三种实现受害方索赔要求的方式，因此，为方便本文相关问题的说明，笔者遂提出了这一概念。

（二）谅解赔偿的价值理念

随着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然而，在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矿难、环境污染等。应该说，现代社会的人们相比以往要承受更大的侵权可能性，遭受侵害后，也更为迫切的需要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补偿。与此同时，近些年来刑事司法领域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探索，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以强调国家对犯罪行为人行使刑罚以求矫正犯罪人的国家本位刑事司法理论逐渐向妥协性、宽容性，更人性化以及更注重对受害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和方向转变。这种全新的司法理念恰恰与中国当前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相契合。因此，当侵害行为发生后，迅速采取措施恢复因加害人行为而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而对于大多数受害人来说，侵害发生后，得到补偿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当加害人对受害人造成伤害后，通过积极、主动、合适的物质补偿和赔礼道歉等，实现弥补过错、改过自新。其价值理念就在于以赔偿为手段，弥补受害人损失，保护受害人权利，双方当事人通过实现谅解，以达到和恢复由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以司法资源的最小消耗，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大化。

二、谅解赔偿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谅解赔偿金额差距悬殊

[案例一]2010年2月9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王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与行人张某（男，70岁，农村居民）发生相撞，致使张某当场死亡，事故认定王某负全责。案发后，王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受害方3万元。

[案例二]2012年10月2日22时许，被告人苏某驾驶汽车与陈某（男，79岁，农村居民）相撞，事故认定苏某负全责。案发后，苏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协议，赔偿受害方25万元。

谅解赔偿数额通常会由两部分组成，即赔偿金和补偿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金数额可以有一些参考标准。以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为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按照此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为：死亡赔偿金=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年（一般情况）。按照此公式，案例一中，张某的亲属应得的赔偿金为5983.1元（2009年安阳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年=59831元，而案例二中的陈某家属应得的赔偿金为8773.8元（2011年安阳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年=43869元。但实际情况是，张某亲属仅获得3万元赔偿，陈某家属则获得25万元的赔偿。

在现实案件中，除个别情况外，通常加害方支付给被害方的金额会大于按照法律规定，并可参照一定公式计算出来的应付金额，虽然双方当事人并不一定会把实际上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细分为何种性质，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出来的这部分金额，应该是具有补偿性质的。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在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达成的谅解赔偿协议，赔偿金方面实际上争议不大，真正的差别恰恰是在于补偿金上。而这个数额的确定受到当事人经济状况、当地经济条件、案件造成的损失大小，甚至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势力的干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被害方抓住加害方希望从轻、减轻处罚的心理，在赔偿金额上不顾实际情况漫天要价，而加害方为获得从轻处罚，也会尽最大努力满足被害方要求，从而催生了高额赔偿现象。

（二）赔礼道歉等精神补偿在谅解赔偿中不被重视

[案例三]2010年9月26日16时许，被告人杨某驾驶切杆机工作时，将李某（男，6岁）碾压致死。案发后，杨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13.5万元的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但受害人父母随后反悔，认为杨某没有登门道歉，杨某登门道歉后受害人父母仍不满意，后杨某再补偿2万才得到谅解。

[案例四]2011年2月3日23时，吴某等人因琐事与王某等人发生冲突，冲突中王某等4人被打伤。案发后，双方达成由吴某等人赔偿王某等人7.2万元的和解协议，王某等人收到和解赔偿金后，便不再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办案机关多次通知其配合案件调查，均被以外出打工等理由拒绝。

按照立法精神，刑事和解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加害人敢于承担责任，真诚悔罪反思。当一起案件发生后，加害人能够真正的从中吸取教训，发自肺腑的改过自新，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第10编第10·68条第2款规定：第10·68条第1款规定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同时要符合下列条件：“（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从中不难看出，法规对刑事和解中加害方的行为是有明确规定的，即加害方要做到真诚悔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此处有一个“等”字，说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中，赔偿损失不是唯一的，赔偿也不仅仅指金钱的赔偿，还应有赔礼道歉等其他方式的赔偿手段。在笔者看来，在一份谅解协议中，物质赔偿和精神补偿应是分处于天平两端的，两者地位相同。试想，一个没有赔礼道歉，只有金钱赔偿的刑事和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和解？只会是一场金钱交易。这是脱离立法本意的，即使我们知道赔礼道歉只是真诚悔罪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但是刑事和解中仍然需要有加害方赔礼道歉这一行为，因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案件中的确存在过分强调金钱赔偿的情况，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遭受损失的被害方往往更强调在经济方面得到赔偿或补偿；二是加害方更习惯于用经济的手段来获得对方的谅解；三是部分加害人认为赔钱即是赔礼道歉，也有部分被害方对金钱的看重远大于对案件进展和最终处理结果的关注，甚至有的被害方会以要求加害方赔礼道歉为手段，希望获取更多经济赔偿。

（三）第三方在刑事和解过程中作用缺失

[案例五]2011年12月7日20时许，被告人李某带人非法侵入本村村支书申某的住宅，并将申某打伤。经法医鉴定，申某头皮血肿，面部创口构成轻微伤。案发后，李某多次托中间人与申某协商，最终双方达成由李某赔偿申某7万元的谅解协议。

[案例六]2010年11月23日15时30分许，被告人王某酒后因琐事殴打梁某，经法医鉴定，梁某面部擦伤构成轻微伤。案发后，王某通过中间人调解，赔偿梁某7000元，双方达成谅解协议。

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致有四类模式：第一类是司法机关主持调解模式，即“检察机关（或公安機关）+受害方+加害方”模式；第二种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即“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受害方+加害方”模式；第三种是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即“受害人+加害人”模式；第四类是联合调解模式，即“相关司法、行政、基层组织+受害方+加害方”模式。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对刑事和解程序做了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第278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按照上述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并不充当刑事和解调解人，仅是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后承担审查和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责任。当然，刑事和解中是否应该有调解人这一角色，似乎法律也并未规定，既然法律未作规定，根据“法无规定即许可”的原则，在刑事和解中也就可有调解人这一角色。但问题也随之出现，谁当调解人？笔者认为，所有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应从具体案件中来寻找。2013年1-4月份，安阳县检察院共受理刑事案件269件358人，其中达成刑事和解153件196人。在这些刑事和解案件中，70%是通过亲友等第三方的居间调解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协议的。应该说，第三方中间人的参与对刑事和解工作的高效完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第三方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存在缺失问题，简单说就是，第三方的中立性问题。在案例五中，第三方在李某与申某达成谅解协议的过程中，是否秉承了中立、客观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当事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协议，而在这个谅解协议中，李某赔偿申某7万元。试想，一个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再加上一个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轻微伤），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了7万元的谅解赔偿，第三方在这中间除了促成当事人达成谅解协议外，是否体现了中立、客观、公正的态度值得商榷。

三、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首先，实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刑事和解。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当调解人，介入刑事和解过程，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其他刑事和解模式中“不中立”的问题。但是，要想真正地实施好刑事和解制度与人民调解制度的衔接，至少还要先完善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将刑事和解中的人民调解制度纳入立法，从立法层面上解决人民调解介入刑事和解无法可依的问题；另一个是人民调解员对法律政策了解不深，参与刑事和解过程，往往更多从“于情于理”的角度出发。如何让当事人充分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不是“破财免灾”，是人民调解员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笔者建议，一是尽快立法，早日实现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制度的衔接，二是检察机关要积极地对由人民调解员参与的刑事和解案件进行指导、监督。对达成的和解协议真实性、自愿性和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

其次，加害人除支付物质赔偿外，可增加其公益性服务义务。刑事和解不是单纯的民事赔偿，其背靠的是国家刑法，承担的是社会关系的修复。赔偿作为达成和解的重要方式，是比较符合当前社会实际的，但金钱的赔偿不能被过分强调。因为过分突出金钱赔偿的作用，既容易在社会上造成“用钱买刑”、“漫天要价”的错误印象，也不符合刑事和解实施的目的。目前，世界上一些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处理违法人士和罪犯康复的社会体系，效果比较理想。以香港为例，在香港对可判处监禁罪、已满14岁的罪犯，可以发出社会服务令，罪犯须同意从事对社会有益无害的工作来代替监管，进而给罪犯一个贡献社会的机会。这套体系对促进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借鉴好的经验做法，在加害人物质赔偿的基础上，也规定其履行一定期限的公益义务，如参与社区卫生服务、交通协管、义务献血、慈善捐款、照看孤寡老人等义工工作。通过参加公益活动，一来可用行动补偿自己的罪过，二来可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再次，对于一些复杂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的案件，可以引入听证程序，从而保障刑事和解的公正、公平。将这类案件的刑事和解过程引入听证程序有三个好处：一是增加当事人阐述案情及陈述各自主张的机会；二是听证人员来源的广泛性提高了谅解赔偿的民主性，为解决问题提供全面、客观的意见和思路；三是通过实施公开听证（不便公开的案件除外），增加了透明度，既有利于让加害方接受社会的监督，又有助于预防被害方漫天要价。引入听证程序，关键问题是听证人员的来源、选择和程序。笔者建议：首先是听证人员可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村委会或居委会人员、双方律师和办案人员组成，听证人员人数应为单数；其次是听证人员的选择，调解机关可制作一份听证人员名单，由双方当事人自行选择，听证人员应适用回避制度；第三是程序，在调解人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各自主张阐述理由，提供证据，在双方当事人达成拟定谅解协议后，由听证人员进行集体表决。最后，如达成谅解协议，要增加加害人宣读悔过书环节。

最后，设立刑事和解案件社会救助基金和最高赔偿限额制度。针对一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经济条件均比较差，加害方无力支付受害方经济赔偿，受害方在医疗、生活等方面面临着举步维艰的状况，由刑事和解案件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这既有助于帮助受害方及其家庭度过难关，也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至于如何解决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笔者认为，随着各地经济的做大做强，以及社会爱心事业的蓬勃发展，救助资金可由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组成。与之相对应的是，实施刑事和解案件最高赔偿限额制度，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实施最高赔偿限额制度，避免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谅解赔偿金额畸高的情況发生，这对现阶段维护社会普遍性的公平和公正是有正面意义的。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制度？可考虑根据危害程度设定分类标准，如轻伤类、重伤类、死亡类，分别设定最高赔偿金额。

注释：

刑事谅解书及赔偿协议 篇4

合同、范本篇

刑事谅解书及赔偿协议

赔 偿 协 议 书

甲方:张三

乙方：李四（嫌疑人赵五亲属）

2012年12月日赵五与甲方因琐事发生冲突，致甲方受到伤害，经法医鉴定为轻伤，现赵五被刑事拘留，乙方系赵五配偶。事发后甲乙双方进行了充分沟通，现就赔偿事宜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自愿赔偿受害人甲方人民币元，此赔偿数额是对甲方所有损失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

二、本协议是甲方请求赔偿的一次性、终结性赔偿协议，甲方不得就本次纠纷事宜以其他任何途径和方法再次向赵五或乙方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三、甲方签订本协议时，应同时出具书面的《刑事谅解书》，明确对赵五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的意思表示，并递交给公安机关。乙方应同时向甲方支付上述赔偿款项，甲方应签署收条给乙方。

四、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即产生法律效力。

五、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交公安机关一份。

甲方：乙方：

二O一二年十二月日二O一二年十二月 日

刑 事 谅 解 书

2012年12月日，赵五与因琐事发生纠纷,对的身

体造成伤害,经法医鉴定为轻伤,现赵五被羁押在北京市某某区看守

所。

案件发生后,赵五的家人李四常重视，主动与我联系道歉，并积

极与我协商后续赔偿事宜。经过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赔偿协议。即：

由李四代赵五一次性赔偿人民币元整。上述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所有损失.在协商过程中，我考虑到双方此前并无矛盾,冲突发生也有偶然

性,伤害发生后,赵五被拘留已得到了应有的教训，家属又能主动赔偿

我方损失，我们也希望这事能妥善解决。因此，我同意对赵五予以谅

解，自愿不再追究赵五的刑事责任，请求司法机关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免于追究的刑事责任。

此致！

北京市公安局某某分局

受害人：

2012年12月日

收据

今收到交来一次性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元整（小写：元）。

此据！

谅解和解协议书范文 篇5

甲方：XXX身份证：

乙方：XXX身份证：

甲乙双方因口角发生互殴，事后双方非常后悔，加之两人平时关系很好，从和谐以及以后能和睦相处的角度出发，达成谅解协议如下：

一、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医疗等各种费用人民币7000元整（柒仟柒佰元整）。

二、乙方不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

三、甲乙双方的纠纷自愿私了，乙方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甲方。

四、双方自愿和解私了，日后无论发生任何责任与后果均与公安局无关。

五、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保证人：

赔偿谅解协议书 篇6

尚昆集团下属公司，广东省东莞市巨绿节能机电有限公司，授权OBE生物降解母粒以及添加OBE生物降解母粒所生产的成品给公司，进行市场营销，营销国内外区域不受限制，取得此授权书立即成为用户供货商，并按照『市场营销谅解协议书』进行市场营销，在正式取得代理权后此授权书自动解除。

授权期限自年

到日止，总计壹年。

特此证明

OBE120014

广东省东莞市巨绿节能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绿公司）OBE生物降解母粒以及添加生物降解母粒所生产的成品，在进行市场营销的进程，为维持市场营秩序达到公平正义的原则，体现营销权力及利润，特以此本协议书，做为合作的规范和承诺：

一、名称释义：

1.1、合作商：洽商合作OBE市场营销事宜，尚无交易记录

1.2、用户供货商准代理商资格：取得市场营销授权书

1.3、用户准代理商：当用户供货商与用户供货商开发同一位用户对象，巨绿公司应该义务性进行协调，而协调劝说以先开发者为优先；以先下订单、完成订金者为该用户的准代理商（一用户一代理）。

1.4、用户代理商：占该用户年消耗量略估值30%以上，正式授权用户代理商证书以及资格。

二、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的营销规范

2.1、公开文件：巨绿公司所提供的公开文件以及商标，不得擅自修改或变更，如因修改或变更产生任何欺骗或纷争，皆与巨绿公司无关，并且巨绿公司保留法律追诉权。

2.2、统一售价：在统一售价的基础抬高价格巨绿公司不进行干涉；但，不得构成削价、搭赠或者降价求售的行为，一经查证属实，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并且扣除返利，不得异议。

2.3、更换包装、品牌：采购OBE产品私自更换包装、变更品牌或者添加其它材料，一经查证属实，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并且扣除返利，不得异议，并且巨绿公司保留法律追诉权。

2.4、集合统购：联合订单统一出货使让利在短时间实现，巨绿公司以订单为主，不介入、不限制。

2.5、价格变动：巨绿公司在价格涨跌价前三个月以书面传真或电子文件通知。

22.6、对外发言：不可代表巨绿公司对外发表文章、口述或节录文宣内容宣称非产品特性、功能等，一经查证属实，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并且扣除返利，不得异议，其行为皆与巨绿公司无关，并且保留法律追诉权。

2.7、招募会员：不可以巨绿公司名义对外招募会员职工或一切有偿、无偿之职务，一经查证属实，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并且扣除返利，不得异议，其行为皆与巨绿公司无关，并且保留法律追诉权。

2.8、税务会计：订购的同时产生的价差即为让利；年度结算后所产生的价差即为返利，在返利的税务申报上以佣金收入为题目，操作方法（1）书面通知可领取佣金的总额（2）代理商公司开立佣金金额的5~7%发票（依当地国税标准）邮寄给巨绿节能机电有限公司（3）巨绿收到发票后返利佣金以银行转汇方式汇入代理商公司账户（4）完成返利结算。

2.9、职务声明：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非巨绿公司的职工、雇员、董事会成员、股东，其合作以商务来往关系为主，无任何劳雇关系，经查证有此行为者，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并且扣除返利，不得异议，并且保留法律追诉权。

2.10、其它：不足之处，另外补充

三、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的订购规范

3.1、订购产品：以OBE采购单『代理商专用』的标准表格填写订购细项。

3.2、付款方式：未完成付款者，概不出货。

3.3、直接下单：OBE产品或样品必须自巨绿公司下单订购或索取；如直接自代工厂购买或索取，一经查证属实，扣除该年度应得返利；当无返利可扣除，巨绿公司可以片面取消市场营销的各类授权，不得异议或者惩处该购买或索取价格的10000倍罚款。

四、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巨绿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法进行合作规范。

五、本授权书巨绿公司用章后，正本寄送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未用章者视同无效。

六、本协议书未及备载处，另行补充。

七、本协议书遗失或毁损，请重新申请。

八、争议仲裁地：巨绿公司设籍地。

九、本协议书一式二份，双方各持一份。

授权方：广东省东莞市巨绿节能机电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董凯

地址：东莞市黄江镇合路村创业二路十五号

签署日期：年

被授权方：用户供货商、用户准代理商、用户代理商：

法人代表（或代表人）

地址：

赔偿谅解协议书 篇7

一、罪犯悔过心理分析

人的心理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受到外部影响的动态过程。对于犯罪者来说更是如此, 从犯罪发生到被捕归案, 再到上庭受审, 最后直到入监服刑, 这期间需要不断接受与熟悉外部环境的改变。如果一个人杀了人, 出于基本的求生意识、零碎的法律知识和朴素的杀人偿命文化传统, 往往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性命。因此, 不论用任何手段, 只要能活下去他都会去做。为了这一目的, 犯罪者可以亡命天涯、可以抗拒抓捕, 同样也可以为了减轻刑罚、不被判死刑而装出悔过的各种外部表现, 而真正的心理状态却只有犯罪者自己清楚。法官并非心理专家, 也没有必要成为心理专家, 无法解读更深层次的心理也是在所难免的。

需要是生理或者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 即某种不足或过剩, 由此形成一种紧张状态, 进而产生需求。驱力是一种由需要引起并推动个体去满足需要的内部唤醒状态, 当有机体处于偏离平衡状态时, 就会有生理上的需求, 造成紧张状态, 产生一种促使个体活动恢复平衡的内在力量, 这种内在力量就是内驱力, 由于失衡、需求、驱力等内推性因素而产生的内在驱力, 称之为“内推动力”。内推动力是人们能够保持满足需求状态的行为, 始终追求某一特定的行为目标的重要原因。具体到悔过心理上来说, 就是个人的同情感。悔过不是简单的一句道歉或是一个鞠躬所能够表达的, 真正的悔过是除去所有功利性想法之后的单纯意识, 必须建立在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充分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 只有了解才会去比较。而只有去比较才会发现, 受害人家属不再仅仅是一个指代, 也不再是庭审时那几个情绪失控希望自己偿命的人, 而是有着情绪情感的一般人。这种同情感的基础是感同身受, 也就意味着需要犯罪人自己也经受同样的丧失或者受到与此相当的刺激才会产生。因此, 其产生时间是不确定的, 但同时又是必将发生的, 因为人的生活中充满着这样的情况。

悔过应该是一种长期自我反思与外部影响共同作用的产物, 需要相对稳定和封闭的环境。因此, 在审判时就把悔过与量刑结合在一起, 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只有在服刑之后, 其心理状态稳定下来, 不再受到可能的死刑威胁时, 犯罪者才会有更多的余裕来反思自己的行为, 这样的反思才更为可靠。

二、减刑的根本特性与罪过的判断

减刑与假释不同, 减刑直接减去的是刑罚本身, 也就是部分刑罚的即时消灭, 具有不可逆转性;而假释, 顾名思义是指一种拟制的释放状态, 可以认为是对刑罚执行的一种变通, 既然是拟制的, 也就意味着假释是可以撤销的。因此, 假释可以更多考虑犯罪者服刑时的态度和表现, 为的是保证犯罪者将来假释后不会再危害社会;而减刑则要注重犯罪者的悔过, 而其中尤其是对被害人家属的道歉。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我们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那么既然刑罚将要被减轻, 也就是意味着相对应的罪过必须要减少才行。

要探讨上述命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犯罪者的罪过的判断是可以延续到刑罚开始执行后, 还是必须得在法庭审判时做出。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 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威慑, 这种威慑可以阻吓犯罪者再犯, 也可以促使犯罪者在犯罪后尽量减少损害后果, 而损害后果的减少对于社会而言意义重大。即使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 对犯罪者罪过的判断也应该更为灵活。

对于故意杀人犯罪而言, 其最大的罪过是一条生命的消失, 但是逝者已矣, 更多的痛苦是留给生者——也就是被害人的家属的。这类的严重暴力犯罪, 首先威胁的是社会治安与公共秩序, 但是也不能不考虑作为社会心理基础的被害人背后的家庭心理。被害人的家属要承受长期乃至终生的情感缺失和心理伤痛, 这种伤害也是由犯罪者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应该被计入其犯罪的后果当中。但是与其他损害不同的是, 这种对被害人家属的损害具有间接性, 同时这种损害与物理性损害相比也并非不可挽回的, 可以通过犯罪者长期真诚的道歉和悔过给被害人家属带来一定的心理抚慰。这种心理抚慰不但能够缓解被害人家属的伤痛, 尽可能地减少因报复心理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 可以说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家属的心理伤害可以通过事后弥补予以减轻, 从而导致犯罪者的犯罪后果和罪过有所减少。而根据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导, 可以得出对犯罪者的刑罚也应该有相应消灭。

三、被害人家属谅解制度设想

我们常常用“人死不能复生”来说明不论对犯罪者施以何种惩罚, 都无法换回被害人的生命, 事实确实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即被害人的死亡对于其家属来说也有难以修复的心理损害。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 因此在被害人遇害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的更多是一种原始的报复性心理, 甚至也许会放弃赔偿而希望犯罪者付出同等的代价。但是一旦被害人家属冷静下来, 就会明白从长远来看即使犯罪者被判处死刑对其受伤的感情也没有太大的恢复作用, 不管过去怎样, 生活总还要继续。而且废除死刑不但是大势所趋, 更是基本人性的体现, 相信将来在我国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也将越来越少, 这就意味着这些犯罪者在服刑一定时间后还是有被减刑的可能性。而如何将犯罪者的减刑与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联系起来并形成一定的制度就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这一制度的基础是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因此就必须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正如前文所述, 即使他们能够原谅犯罪者也绝不是仅仅因为犯罪者在法庭上的简单道歉, 即使他们能够接受犯罪者不必被判处死刑, 也至少希望犯罪者能够付出应有的代价。因此, 这一制度即使发挥作用也应该是在犯罪者服刑一段时间之后。之所以要经过一定时间是因为需要犯罪者长期地以书信等形式向被害人家属表达诚挚的悔意和真实的道歉。当然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犯罪者真心悔过, 但是至少可以通过提高对犯罪者的要求来设置一些门槛, 从而尽可能排除虚假的表现, 保证大多数被减刑的杀人犯是真心对被害人家属悔过致歉的。毕竟要长期给被害人家属书写内容并非雷同的书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强大的毅力与正面的动机。而且, 用心理学的方法分析, 长期地重复进行某一行为, 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都是一种相当强烈的心理暗示, 有着非常强大的作用。因此长期地以各种方式向被害人家属致歉可以把犯罪者的心理引向正确的方向。

从被害人家属的立场来看, 犯罪者在受到考验之后方得减刑, 不但是符合朴素的正义观念, 而且还充分考虑了家属的感受, 给予了其一定的话语权, 使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到公权机关重视的。另一方面, 犯了杀人罪行的犯罪者也有他的家庭,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感情需求。虽然得知自己的亲人不用为命案付出生命的代价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 但毕竟高墙相隔, 难以团聚, 总希望能够早日见到亲人出狱。犯罪一旦发生, 犯罪者与被害人两个家庭甚至还有他们背后更多的社会关系就将发生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的对立性很强, 但并非不可调和。交流沟通的不畅是产生矛盾的根源, 将犯罪者的减刑与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结合起来, 能很好地兼顾双方的需求, 为双方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从而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能够形成互动、各取所需。

当然, 从实效性方面来看, 这一制度最大的作用还是在于筛选出真正应该被减刑的杀人犯, 防止减刑制度成为刑罚执行中的最大漏洞。现行的减刑制度下, 要想考察服刑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和立功表现是十分困难的。首先悔改表现就很难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只能从服刑时的平时表现来分析, 但是平时表现与真正的悔过还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平时表现良好不代表真心悔过, 完全可能是为了减刑而故意为之的。另一方面, 立功本身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 无论是揭发他人犯罪的线索还是作出重大贡献, 都不是寻常可见的。更何况在司法腐败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通过立功从而减刑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不少权钱交易的现象, 成为了富人钻法律空子的捷径。而如果把杀人犯的减刑与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结合起来, 至少可以被害人家属的感受为依据, 虽然难免有主观武断的嫌疑, 但起码比没有明确标准要好。而且, 不论何种判断标准都无法量化, 那么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被害人家属谅解制度也不过就是把原来由法官在法庭上行使的自由裁量权交到了犯罪者服刑后的被害人家属手中。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