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故意杀人案

2024-07-08

黄新故意杀人案（精选8篇）

黄新故意杀人案篇1

黄新故意杀人案

2002年12月27日下午2点钟左右，白发苍苍的黄少良老人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以及河南省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十余人，开车赶到河南省郑州市第一看守所--那天，法官在看守所宣判黄新(黄少良之子)无罪。不料，刚宣判无罪，黄新却在看守所直接被公安人员带走了……

逮捕入狱

1970年，黄新出生于郑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黄少良是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母亲李解放是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主管法纪工作的正处级干部。黄新还有一个姐姐，在郑州一家保险公司做管理工作。1992年，黄新从上海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被北京一家中日合资的软件公司高薪聘用。

1997年秋的一个周末，黄新回郑州探亲时，与鑫子花园“红土地置业”售楼处漂亮的售楼小姐刘燕一见钟情。两人很快深深相爱。在京上班的黄新不顾路途遥远，几乎每个周末都乘火车回郑州和刘燕约会。家住市郊都市村的刘燕是独生女，父亲已退休，和母亲在家照看5层楼的租赁房。

一年后，黄新被加拿大一家大公司看中。经过和双方父母商量，他和刘燕决定，由黄新先移民去加拿大，随后再将刘燕移民过去，两人到加拿大后再结婚。

1998年10月24日，星期六。就是这个没有任何征兆的一天，彻底改变了黄新的命运，而此时，离黄新移民加拿大只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10月23日晚，黄新、刘燕及刘燕的两个朋友在邻居家打“双升”，黄新和刘燕是对家。其间，刘燕出错了几次牌，黄新嘟囔着埋怨她：“你笨得像头猪，我恨不得杀了你。”刘燕撇了撇嘴，没说话。四人继续打牌，一直到11点半左右才结束。黄新随刘燕回到李家，两人上了刘燕所住的三楼。24日早上8点40分左右，黄新起床穿好衣服，吻了吻仍躺在床上的刘燕，准备出门。他要趁自己出国前给姐姐的电脑买一个用来上网的调制解调器。

刘燕叮嘱他说，“你顺便取点钱，把煤气罐拿下楼去，中午回来吃鱼。”黄新应允，拿了存折，提着煤气罐下楼。赵母再次叮嘱黄新中午一定要回来吃鱼。然后，黄新开着刘家的小车走了。

时近中午，刘燕的父亲到楼上刘燕的房间去检查电话线路时发现：女儿赤裸裸地躺在地板上，已经被人杀死了！赵父随即报警……

郑州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认定刘燕死亡时间在“1998年10月24日1时许”，而这个时间刘燕正好与黄新在一起。1998年10月26日，黄新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监视居住，同年11月3日被逮捕。

宣判无罪后被公安带走

2002年4月10日，郑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黄新的辩护人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顾永忠律师当庭从“处于热恋中并已论及婚娶的黄新没有故意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刘燕的父母发现刘燕被害时间的认定与事实不符”、“起诉书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与案件客观事实明显不符”等6个方面为黄新作了无罪辩护，指出了案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并特别强调本案死者体内存有他人“大量的新鲜精子”以及死者体外存在生前其与他人作过搏斗的痕迹和其他有关证据充分表明，此案明显有他人强奸杀人的重大嫌疑。因此，认定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判决书如下：

(2001)郑刑初字第53号公诉机关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转运，男，193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关虎屯村一组农民，住郑州市胜岗中街151号，系被害人刘燕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任素勉，女，1940年1月11日出生，汉族，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关虎屯村一组农民，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刘燕之母。

委托代理人王卫东、李莹，河南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新，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北京世纪智能软件公司职员，住郑州市东明路26号院8号楼70号。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1998年10月26日被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监视居住，同年11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郑州市第一看守所。辩护人顾永忠，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王锡庆，河南天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检起诉(2001)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新犯故意杀人罪，于2001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付海庆、刘冰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转运、任素勉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卫东、李莹，被告人黄新及其辩护人顾永忠、王锡庆，鉴定人王自强、田川岭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8年10月23日夜11时30分许，被告人黄新与其女友刘燕在同村的王三梅家因打牌发生口角，后一同回到胜岗村151号二人住处。第二天早上9时许黄新离开住处回其父母家。10时30分左右，刘燕父亲刘转运上楼查电话线时发现刘燕被害。经法医鉴定：刘燕系被他人扼勒颈部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死亡时间约在1998年10月24日1时许。公安机关经过现场调查以及讯问被告人黄新，同时根据法医对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证实：刘燕被害时黄新始终在犯罪现场，实施了杀害刘燕的行为。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被告人供述、刘转运等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以及有关查证情况的说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新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黄新的刑事责任，并赔偿丧葬费、停尸费、赡养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102635元。

被告人黄新辩解称：其没有杀害刘燕。其辩护人辩护称：公诉机关仅依据关于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这一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间接证据，指控被告人黄新构成故意杀人罪，严重不符合“证据应当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1)被告人黄新没有故意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2)起诉书认定的刘燕死亡时间与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的刘燕尸体的尸斑、角膜、瞳孔等尸体现象明显不符；(3)从死者体内检出并非黄新所留的“大量精子”说明，刘燕有可能是在从黄新离开刘燕到刘转运发现刘燕被害之间的2个多小时内被他人所害；(4)刘燕被害一案应定性为强奸杀人案。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所有证据进行了质证。现查明：

1、公诉机关提供的被告人黄新的所有供述材料、刘转运、任素勉、王三梅等证人证言以及黄新当庭供述，证明了案发前一天晚上，黄新和刘燕在王三梅家打牌时发生口角、案发当天黄新离开家时与刘燕之母任素勉的对话、离开家后帮其姐买电脑配件以及刘转运发现其女儿刘燕被害死亡等事实，黄新供称没有杀害刘燕，自案发的当天夜里直至次日上午9时许，其和刘燕始终在一起，且离开家时刘燕还活着。

辩护人辩护称：黄新供述证明，黄新离开时刘燕还活着；黄新与刘燕发生口角之事不能证明黄新具有杀害刘燕的犯罪动机。

2、公诉机关提供的刘燕被杀案现场勘查笔录记载：现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胜岗中街151号三楼西侧，为一室一厅居室，门锁完好，无撬压痕迹；厕所外窗开启，纱窗关闭，未见攀爬痕迹；卧室西侧、南侧窗户均为铝合金推拉窗，窗上未见攀爬痕迹。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现场情况”一栏记载：“现场位于胜岗一队151号二楼一居室内”。

辩护人辩护称：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现场情况”一栏记载的“现场位于胜岗一队151号二楼一居室内”是错误的；现场照片显示：卧室西侧窗户铝合金推拉窗及纱窗均呈开启状；卧室南侧窗户铝合金推拉窗开启、纱窗关闭。

3、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根据尸检情况，死者颈前及右侧有散在片状擦伤及皮下出血，甲状软骨水平有一水平走向的环形闭锁式索沟，颈部皮下及肌肉组织出血，结合颜面部青紫肿胀、眼结膜点状出血、心肺外膜下点状出血等窒息征象，说明刘燕生前曾被人扼颈(手)、勒颈(电源线)致机械性窒息。死者颈部插一匕首，检验见其创道斜向内后下方，致左侧颈内静脉贯通创、左侧锁骨下动脉一分枝横断，左胸腔内大量积血，结合尸斑较浅淡、两肺苍白等失血征象，说明刘燕系在心脏尚未完全停跳时被人用单刃刺器(匕首)刺伤左颈部致大量失血。”“刘燕系被他人扼勒颈部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辩护人辩护称：由于凶器之一的匕首来源不明，凶器上也没有提取到指纹，没有证据证明是黄新实施了用手扼颈、用电源线勒颈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刘燕左颈部致刘燕死亡的行为。

4、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鉴定书，公安部(99)公物证鉴字第3904号物证鉴定书，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高检技鉴第05号鉴定书和省、市公、检、法及金水公安分局的法医关于刘燕死亡时间会议纪要，证明刘燕的死亡时间为1998年10月24日1时或者2时许。辩护人辩护称：其一，刘燕的死亡时间是根据尸冷这一唯一尸体现象做出的结论，未实际考虑死者当时赤身裸体、大量失血并置于非木质地板上等这些影响尸冷进而影响死亡时间推定的重要因素；其二，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死者“尸斑分布于尸体背侧未受压部位，淡紫红色，指压部分褪色”，“角膜透明”，“瞳孔圆形散大，直径约0.5cm”，根据权威法医学文献，上述尸体现象应分别出现于死后2-3小时、1小时以内和4小时以内，被害人的这些尸体现象均不符合已死亡12小时的现象，表明上述法医鉴定关于被害人已死亡12小时的推定是不可靠的；其三，公安部(99)公物证鉴字第3904号物证鉴定书没有鉴定人签名；关于刘燕死亡时间会议纪要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最高人民检察院(2000)高检技鉴第05号鉴定书是根据郑州市公安局(98)公法医鉴字第243号刑事技术鉴定书作出的。

5、公诉机关提供的公安部(98)公物证鉴字第3059号物证检验报告记载：“刘燕的阴擦拭检见大量精子，并检出A、B型物质”。经公安部(98)公物证鉴字第3276号物证鉴定书、(2001)公物证鉴字第2303号物证鉴定书证实，该精子DNA基因型与黄新DNA基因型不同，亦不是徐良国等六人所留。

辩护人辩护称：其一，死者体内有他人“大量精子”的存在表明，刘燕被害的时间应发生在24日早晨9时许黄新离开刘家之后；其二，根据公安部的三份鉴定书中对“简要案情”均描述为“刘燕被强奸杀害”这一事实，本案应定性为强奸杀人案。根据上述控辩双方对以上证据的质证，本院认为：

1、现有证据认定被告人黄新杀害刘燕的动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现有证据显示，凶手杀害刘燕时所使用的手段是用手扼颈、用电源线勒颈并用单刃刺器刺伤左颈部，致刘燕因“机械性窒息合并失血性休克而死亡”，而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黄新实施了这一直接、具体的杀害行为。

3、指控被告人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只有关于被害人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这一个唯一的间接证据。辩方对该证据提出了异议，即根据刑事技术鉴定书记载的被害人尸斑、角膜、瞳孔等尸体现象，按照法医学文献推定的死亡时间与鉴定书关于刘燕死亡时间的鉴定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对于该矛盾，现有证据不能将之消除。

4、死者刘燕阴道分泌物中的“大量精子”，是何人何时所留、刘燕遇害前是否被他人强奸。对这些重大疑点，现有证据不能给予合理排除。

据此，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新实施杀害刘燕的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被告人黄新赔偿之诉请，因认定被告人黄新杀害刘燕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而不予支持。被告人黄新及其辩护人关于指控黄新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新无罪。

二、被告人黄新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上诉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常青

代理审判员郭宝安

代理审判员蔡富超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禹奎娟

2002年7月30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黄新无罪的判决书，但一直到12月27日才到郑州市第一看守所宣告黄新无罪，同时送达了释放证明。

在看守所门口焦急等待的黄少良、密切关注此案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和新闻媒体的记者等十余人，本以为能够将黄新接回家中共同庆贺这份迟到的公正，结果他们却发现黄新被直接押进一辆警车，警车疾驰而去。

没有追上那辆警车的黄少良随即赶到法院，法官告诉他，金水公安分局把黄新带走了。黄少良等人大吃一惊，又急忙赶到金水公安分局要人，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们没干这事。”

无辜儿子何日才回家

黄新到底在哪里呢？黄新的父母和人大代表姚秀荣心急如焚。

2002年12月31日，姚秀荣等4位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李朝义等两位河南省人大代表联合向河南省有关领导递交了黄新下落不明的《紧急情况反映》；2003年1月12日，河南省人大代表冀炳祥、李朝义、刘玉在河南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向有关领导发出了《人大代表找黄新》的建议，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作出批示，责成有关部门严厉依法查处。

在这种情况下，金水公安分局才不得不承认其将黄新从看守所直接带走，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为什么金水公安分局置法院生效判决于不顾而继续关押黄新？据称是因为其掌握了黄新涉嫌杀人的新证据。对此，顾永忠律师在向河南省政法委发出的法律意见书中指出：这一说法在事实上不能成立，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如果当时有新的证据提供给法院，法院就可能不会作出无罪判决；公安机关也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将新证据提供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即使到了现在，公安机关仍然可以将新证据提供给有关检察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已生效判决提起抗诉，对本案进行再审。然而公安机关并没有这么做。

2003年初，警方依然没有查到真凶的线索，只好解除对黄新的监视居住。至此，被限制自由长达1500多天的他，终于回到了阔别4年多的家。那天，白发苍苍的老父母和姐姐一直站在家门口，在寒风中迎接黄新回家。在儿子出现的那一刻，母亲李解放含泪张开了双臂，黄新扑到久违的母亲怀抱，紧紧拥住母亲孱弱的双肩，久久不愿松开。一家四口在家门口抱头痛哭，周围的邻居也都被这一幕感动得潸然泪下。

随后不久，黄新的父母替儿子踏上了索赔之路。最终，该案办案警方和检察机关分别按照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对错误羁押黄新4年多共同支付了30余万元的赔偿。与此同时，在当地区委的努力协调下，李家夫妇也最终同意将女儿的尸体火化。政府考虑到这对孤老的实际困难，不仅免去了其欠下的停尸费，还给予他们10多万元的生活补助。

也许是四年的重负在一刹那间搬开，有些无所适从的黄新，刚回到家就病倒了。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他的身体慢慢康复。黄少良夫妇语重心长地与儿子做了一次长谈。他们鼓励儿子：“有时，一个人受到厄运的可怕打击，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命运是残酷的，它可以使意志坚强的人产生动摇和颓废，甚至也能促使一个人在精神上完全垮掉，但只要相信真理必胜，就一定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所以孩子，你在最困难时没有被击垮，现在更是不能倒下。振作起来，把四年的光阴和健康补回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去……”

黄新含泪回答：“爸爸妈妈，这也是我想做的，你们放心，儿子会重新站起来。”黄新一直有北大“情结”——1988年高考时，在郑州一中成绩优异的他就想报考北大，父亲却不同意，最终让他选择了复旦。现在黄新决定再圆北大梦：“我想考北大的研究生。” 为了脱离郑州这个伤心而又有诸多牵绊的地方，黄新跑到了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叔叔家潜心复习了4个月后，如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而此时距黄新洗脱“杀人犯”的罪名仅仅半年时间。

赴京读研前夕，黄新却犯愁了——父母在经济上无法给予半点支持。为了洗刷儿子的冤屈，父母已把家底掏空，当年还有个别人以帮忙为由，到黄家骗走了钱。如今，家里还欠着亲友的外债。2004年，黄新找同学借了2万元后赴京求学。在北大校园，黄新学习起来异常刻苦，而且他兜里经常只剩下几块钱，也不向家里伸手。为了给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一有空，他就在北京做点电子生意。因几年前在北京工作过，有很多熟人和客户，学的又是电子专业，他既懂行又有门路，生意就慢慢做顺了。到第二年课程学完，黄新的2万元债已全部还清。2005年，非常欣赏黄新的一位导师推荐他去深圳学习发展。在这里，他正式注册了自己的电子公司。他一边打点生意，一边在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就在此时，他也迎来了新的爱情——黄新的爱人名叫于芬，比他小4岁，父亲是江苏省某厅的老厅长。于芬在深圳南航当了8年空姐之后，辞职赴英国攻读完经济管理硕士后回国。两人偶然相识了，于芬听完黄新的故事后，早已泪流满面。两人渐渐走到了一起。于芬索性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力帮助黄新经营公司，并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7年夏，黄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研究生院毕业。公司业务正逐渐拓宽，他和于芬也在深圳登记结婚。此后，在妻子的辅助下，黄新成为深圳一家知名高科技电子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法国一家财团在中国的总代理。此外，公司还代理比利时等6国的高端电子产品，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真凶落网 2008年3月底，那个从上海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犹如一颗石头将黄新已经逐渐平复的心湖惊痛。

原来，2008年3月底，上海市公安局对所有在押人犯抽血化验作网上基因比对。结果，一个叫方顺的罪犯的血样基因，和10年前郑州一女受害人体内的无名男子的精液基因完全吻合！接到电话的郑州警方立即派人将方顺押回。因盗窃罪入狱、即将刑满释放的方顺，这才终于交代了自己连杀4人的惊天罪行——

时年32岁的方顺是内蒙古人，很小就随改嫁的母亲到河北。由于缺少父爱，他性格倔强，仇恨心理极强。方顺当过兵，复员后，他来到郑州金水路的一家大型娱乐城当了保安，并和经常来这里跳舞的郑州女孩李某相恋，还认识了常和李某一起来跳舞的刘燕。

两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李某提出分手。方顺苦思冥想，他怀疑李某嫌自己是个穷保安，没前途。可她当初为什么不嫌弃自己呢？方顺最后竟推断李某和刘燕是好友，一定是刘燕找的男友黄新比他的条件要好得多，加上刘燕经常在李某面前谈她即将出国的事后，李某才要和他分手的。于是，方顺以此推断并对刘燕怀恨在心。

饱受失恋之苦的方顺决定杀掉刘燕。以前他随李某到过刘燕家，也见到过刘燕的男友黄新，但黄新不认识他。1998年10月24日上午8点半过后，方顺来到刘燕家附近，躲在一旁观察。不久，他看见黄新从李家出来，开着红色奥拓车走了。刘燕的妈妈正背对楼梯在一楼的公用电话机前收拾着。方顺便悄悄潜往3楼刘燕的房门口，轻轻敲门。屋里，刘燕问了句：“谁呀？”“是我，方顺。”一听是熟人方顺的声音，刘燕开了门。进得屋内的方顺迅速反锁好门，眼露凶光说了句“叫你不干好事”，便扑上去使劲扼住了刘燕的脖子。刘燕奋力挣扎，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不久就昏死过去。

看到刘燕仅穿着睡衣，方顺兽性大发，脱下她的睡衣将其强奸。这时，刘燕醒了，咬牙和方顺撕打。方顺一把扯过床头柜下的影碟机电线，缠住刘燕的脖子紧勒。见刘燕的双腿还在踢腾，方顺又抽出随身携带的单刃刀，扎向刘燕的脖子……由于狡猾的方顺在作案时戴着手套，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他的指纹。作案后，他并没有逃离郑州，而是选择了一个离李家更远的地方住下。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依然天天到那家娱乐城上班。而黄新为他当“替罪羊”之事，他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从不看报纸。

杀了刘燕，方顺并未就此收敛，反倒认为自己这条命迟早是要归西的，还不如活得“潇洒”点。1999年秋，方顺跑到郑州的另一都市村庄，将一名23岁的女孩强奸后杀害。事隔一年多后，他又将一名14岁的小女孩先杀后奸。结果他走后，被掐晕的女孩却活了过来，女孩的父母报案后，举家迁往广州。连杀3人后，方顺离开娱乐城沿郑州往洛阳方向流窜。因为肚子饿讨要东西吃未果，他又残忍地将一名农村大娘奸杀。

2003年，方顺躲到上海，因兜里没钱，他开始盗窃，被警方抓获，只被判了5年刑。2008年初，眼看刑期将满，方顺天天扳着指头算，却没算到狱警要抽他的血；更没有算到，10年前的那本“老账”会被翻起……

2008年11月，得知案情已真相大白、真凶被抓捕的黄新异常激动。黄新回郑州为刘燕捧上一簇鲜花，在刘燕的墓前大哭一场！

黄新故意杀人案篇2

关键词：“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微博,媒介素养

2014年5月28日, 山东省招远县麦当劳餐厅内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行凶者将一位陌生女士残忍殴打致死。该案件一经曝光便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随即微博上便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说法。根据单条微博转发次数与热门评论被赞次数可得出, 大部分微博用户选择了相信谣言并将其进一步传播下去。因此, 在该事件公之于网的第二天, 针对当地公安及媒体的抨击进入白热化, 舆论不断发酵, 线下人心惶惶, 对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其实, 随着中国微博用户的持续增长, 诸如此类的网民“被利用”、民心“被消费”的网络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每一次炒作都是满足了用心险恶的一方, 伤害了善良无辜的一方。究其原因, 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媒介素养一词源于英语的Media Literacy, 它的引申义为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 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对公民产生的不良影响引起了学界与社会的共同关注, 媒介素养的概念也就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1933年, 英国学者利维斯与其学生桑普森的论文《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的发表标志着媒介素养教育理念的诞生。该理念自提出便立即得到了欧洲、北美以及大洋洲内众多发达国家的响应与跟随, 随后相继扩散到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如果说英国学者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从维护传统文化的角度, 关注大众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 致力于提高受众的“免疫力”以抵御媒介的负面影响, 那么美国学者则是站在传者的立场, 从大众传播效果特别是从负面效应的角度探究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 揭示其作用的内在机理。[1]所以, 在媒介素养教育方面, 英国和澳大利亚、加拿大已先后将相关课程开设到学校之中并初步形成规模。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还将媒介素养总结为“理解和运用大众媒介方法, 对大众媒介本质、媒介常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向学生们普及。而几十年后, 于1992年12月在美国召开的“媒介素养全国领导会议”上, 美国学者们才对媒介素养的概念首次达成共识, 即“媒介素养就是指人的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2]

由于各国媒介素养研究的目标、原则、内容、方法与模式不尽相同, 媒介素养的内涵是渗透进每个国家不同的时代背景、社会特征与科技水平之中的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发展性的概念系统。但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晚、发展慢, 直至1997年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作为国内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体素养教育的论文, 才第一次向国人展示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在西方的发展演变史。[3]随后, 媒介素养教育在台湾和香港都得到了非营利组织与大学传播科系统性的推动, 在大陆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如2004年秋, 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供各专业学生进行选修。通过这十几年的摸索研究, 我们定义的媒介素养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与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参与社会进步的能力。[4]它的具体内容可以被归纳为对基础媒介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对媒介信息的意义与价值的判断;传播和识别信息的道德与技巧;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助力社会的意识与行动四个方面。

如今, 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媒介平台的不断更新和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网络新技术及数码移动通讯设备的广泛应用, 促使无处不在的各类信息以最为迅捷的方式进行着传播。[5]作为新媒体的杰出代表———微博以其及时性和共享性迅速成为中国网民的时代新宠。随着诞生于2009年的“新浪微博”于2014年正式更名为“微博”并登陆纳斯达克, 这样一个享有六亿多注册用户、一亿多活跃用户的社交网站已然成为中国最大的信息传播平台。而新媒体传播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受众与媒介的互动性增强, 传播主体草根化、传播速度即时化。由于微博用户使用微博是自己选择信息源而无需进行编辑的反复审核, 信息传播的效率以及便捷性得到了质的提高。[6]在微博的世界中, 每一名参与其中的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 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出社会舆论热点。这使得微博能够为其用户提供传统新闻门户网站无可比拟的丰富信息量以及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的自主性。正基于海量去权威化的信息通过微博流星般冲着网友们扑面而来, 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着受众对传统意义上的媒介的认知, 也弱化了个体对媒介的判断能力。在这样一个媒介信息碎片化、媒介渠道多元化的大背景下, 微博在改变用户使用模式的同时也对用户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多年来一直局限于针对媒体从业者的专业教育, 而非面向普通公民的大众化基础知识普及, 导致我国网民的媒介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下文将通过对“5·28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的追踪分析, 从媒介素养包含的内容分四方面对当今微博用户的实际媒介素养进行梳理与评估。

一、对基础媒介知识的了解与掌握

2014年5月30日傍晚, 一条名为“麦当劳内女子拒说电话号码被围殴致死”的新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各大新闻门户网站的头条位置, 并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当晚有关该事件的微博就占据了热门微博小时榜的大片江山, 几小时后转发评论数纷纷突破十万。光是招远市公安局发布的一条基本案情通报的微博就得到了16万名微博用户的转发, 收获了81万条微博用户的评论。由此可见, 微博用户已经能够熟练操作使用媒介, 并且不局限于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而是主动地扮演信息传播者的角色。他们能够有意识地对有效信息进行吸收与扩散, 对新闻事件的敏感度和参与度也十分之高。其次, 微博用户通过转发、评论相关微博来积极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使自身话语空间得到扩展, 从而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围观者。这意味着他们除了知道如何利用媒介获取信息, 还懂得如何利用媒介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也正是他们对事件的关注与传递, 促使案发经过得到最大化还原, 扩大了案件的传播度与影响力, 无形之中迫使警方不敢有半点懈怠, 必须迅速将真相调查清楚以平民愤。再次, 用户通过微博来表达对受害人的同情与对行凶者的痛恨以及对事实真相的探求都体现出他们的善良正义、富有同情心, 而这些属于文化与道德层面的素质正是具备媒介素养的先决条件, 也是媒介素养的基本内核。媒介素养教育在为传统文化辩护的同时, 也是在对公众抵御低劣文化的影响进行免疫, 实质上是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与社会规范。[7]该事件中过半微博用户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基本是非观与价值观并未在繁杂的网络世界中被扭曲, 这也体现出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培养基础是良好的。

二、对媒介信息的意义与价值的判断

随着该案相关信息的进一步扩散, “搭讪失败”、“少女惨死”、“豪车卡宴”、“公安局对面”等字眼转瞬间遍布微博, 遭到了网友们的愤起而攻。特别是事发视频中受害女子的惨叫连连, 冲击着每一位网民脆弱的心理防线。当晚, 根据《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为代表的官方微博的报道可知, 事件起因为张某等六人在招远市麦当劳餐厅内与同在该店就餐的吴某发生口角, 经过和结果为六人轮流对吴某进行殴打致其死亡。涉案的六人已被抓捕归案, 警方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但以微博“大V”与网络水军为代表的民间微博则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山东招远麦当劳餐厅的命案凶手有五个人, 开卡宴, 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他们与受害人根本不认识, 目击者称他们去跟女孩要电话号码, 女孩没给他们便被暴打致死, 凶手还说谁上前谁就一起死!光天化日下对面的公安局也不管!”而就在这大相径庭的两种说法之间, 根据对实时热门微博关键词的归纳统计可见微博用户呈现出惊人的一边倒的态势, 纷纷大肆叫嚣着衙门腐败官商勾结, 媒体配合作假愚弄百姓等, 一小时内此类评论被赞次数便已过万。

其实, 该案件背后的网络推手以及水军们试图操控舆论的行为显而易见。首先, 该案件最初出现在网民视线中是一则以“麦当劳内女孩拒说电话号码被围殴致死”为题的新闻, 新闻中还强调了凶手的豪车、暴力手段, 以及事发地点的敏感性, 刻意将事件描绘为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 一个有钱人在公安局对面的餐厅向一见钟情的少女索要联系方式, 遭到拒绝后就可以报复性地将其活活打死。而实际情况却是, 受害者是一名已为人母的中年妇女, 行凶者索要电话号码不是为了示爱而是发展邪教成员, 警察于四分钟之内便赶到了案发现场, 行凶者的豪车也只是来源于七年前做生意积累的财产。我们都知道, 一件凶杀案越残忍, 被害者越无辜, 越容易激起民众的同情, 而同情背后的恐惧与愤怒越强烈, 民众对于政府的抨击与指责就越厉害。就这样, 大部分微博用户都中了招, 选择了轻信与盲从。大家不断地分享着六名施暴者与招远市公安局领导的人肉搜索信息, 并认定该案件发生的原因就是有钱的商人在有权的官员的庇护下违法乱纪、无法无天。

在微博用户不自觉地成为别有用心的恶势力以讹传讹的工具背后, 是他们解读和接受讯息并利用媒介工具传播信息的知识能力和文化水平的缺口。在该事件中, 微博用户体现出来的对媒介信息的意义与价值的判断能力还远不够驾驭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在面对海量未经处理与审核的信息时, 他们首先无法对信息的真假进行分辨, 就更谈不上弃恶扬善地进行信息的二次传播了。当今我国社会化媒体呈现出与传统媒体舆论的生态两极化, 而微博的出现进一步使受众学会了批判地看待媒介信息。但大多数的微博用户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思维仅基于自我喜好, 并不科学。从微博总是充斥着拒绝对立的思路以及缺乏常识的猜疑就能看出, 微博用户们尚未意识到自身科学文化素养及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缺失, 对提升自身判断媒介信息价值的能力与建构媒体环境的能力也从无自觉思考。

三、传播和识别信息的道德与技巧

在案件曝光于网络数小时后, 官方微博依次正式通报案情调查结果为六名涉案人员均为邪教组织“全能神”的成员。他们为发展组织成员, 向在事发餐厅就餐的人索要电话号码, 当受害人拒绝后将其殴打致死, 并通报警方已对五名嫌疑人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并已开展打击邪教专项行动。而与此同时, 几乎每一条有关该案件的微博评论中都出现了如下内容:“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光头暴徒张立东, 招远市金矿矿主, 与局长孙宝东是帮凶关系。因其长期向其索贿, 所以暴徒矿主张立东掌握着不少孙宝东的犯罪违纪证据, 其中便有非法罚金并私自关押某企业法人十二年的证据。所以在本次事件中, 招远市公安局便成了保护伞……”许多微博公知也不忘避重就轻地煽动着网友们的恐慌与不满情绪, 以任志强一条被转发三万多次的微博为例:“满屏都是民众的愤怒。法律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底线, 公安是保障人民生命的靠山。但招远事件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惊, 公安让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这个社会如果连公民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生命都失去了基本保障, 那还谈什么中国梦?要严惩黑势力, 树民风正气。政府要首先要社会一个交待。”

一群丧心病狂的邪教组织成员残忍杀害一名无辜女性, 性质如此恶劣的事件的舆论氛围理应是从职能部门到广大民众都齐声谴责暴徒, 呼吁严惩犯罪分子, 支持依法打击邪教, 检讨案情应对细节, 完善社会安保措施等。而“5·28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在微博中形成的舆情状况却是齐声谴责公安、指责政府、攻击体制、仇官仇富、杜撰谣言。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势力在利用微博公知与营销帐号精心策划了这场煽动民众愤怒、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行动, 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不论是媒体人还是普通民众的传播和识别信息的道德与技巧都有失水准。从目击者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当天晚上两男四女一共六人围着已经倒地的吴女士不断施暴, 其中一名光头男子边打边喊着“恶魔”、“永世不得超生”等句子。而记者采访视频中目击者也表示施暴的六人在事发前曾在该麦当劳餐厅内挨桌索要顾客的电话号码, 感觉像是醉酒状态。残忍施暴后六人并没逃跑, 只是出现了默念“她是邪灵”、“就是要打死她”等反常行为。可大多数微博用户却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置若罔闻, 不假思索地选择相信无根无据的谣言, 一步步将正义与邪恶本末倒置。这表明微博用户普遍对媒介信息的信任与否并不基于个人独立理性的思考, 而取决于转发人数的多寡或发布信息者是否具有网络公信力, 而这些特征都是虚假信息得以在微博上病毒式传播的助推器。[8]

四、利用大众传媒助力社会的意识与行动

新媒体平台低成本、零门槛、传播广的特点使得平台内的信息既有真实可靠、有价值的信息, 也有众多失实无用的、以“博眼球”为目的的信息, 而这种矛盾性在微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该事件发展后期, 警方不断通过官方微博向公众通报案件调查结果, 但微博用户们在发现事实真相与之前自己的臆想并不符合的时候, 又让感性认知超越了理性认知, 继续让一小撮老鼠屎拼命搅乱一锅粥。在泥沙俱下的信息流中, 过半的微博用户选择了被网络水军进一步诱导, 咬定邪教只是官商勾结下, 政府与媒体为了保护行凶者而转移公众视线的幌子, 还声声高呼着“还我真相”, 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可见在直面真理与谬误的时候, 微博用户们并未细想这个矛盾背后的原因, 先入为主地对施暴者非官即商的身份进行仇视, 随后谴责围观者坐视不管、道德低下, 再听风就是雨地断定公安与罪犯出于私利相互包庇, 从而将矛头对准政府部门与发展体制。这个被网络推手牵着鼻子走的过程, 不仅体现出我国网民的媒介信息思辨能力尚且薄弱, 还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利用大众传媒助力社会的意识与行动。

曾几何时, 媒体圈曾盛行过一句话———“无负面不新闻”。不论是出于个人的猎奇心理还是网络的减压功能, 负面新闻都更容易博得人们的眼球。所以每天的热门微博里充斥着各种“城管暴力执法”、“官员集体嫖娼”、“名校招生黑幕”、“宪政万能学说”、“中国发展倒退”等被恶意演绎、断章取义的事件或理念。而面对这些刻意抹黑政府、制造舆论的内容, 多数微博用户都选择了通过居高临下的批判来获得道义上的虚妄快感, 只顾跟风开骂, 不顾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会造成何种后果。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我国的网民数量也已达到六亿并以每年千万的数量稳步增长。在这个各种思想文化交锋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 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可我国网民在积极地参政议政、传递民声、解决问题方面的表现还不及造谣、生事, 将普通事件发展成为网络暴力行为方面的作为。从“5·28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可以看出, 微博用户习惯于任由自己的刻板成见与经验情绪引发种种非理性表现, 也并不具备通过新媒体平台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积极传播正能量、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的媒介素养。这让他们在网络中很容易被有指向性的虚假舆论所操控, 从而被利用来破坏自己国家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凝聚力。

通过对“5·28山东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的追踪分析, 从媒介素养包含的内容对当今微博用户的实际媒介素养进行梳理与评估,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力军, 微博用户的基础媒介知识掌握度与媒介参与积极性并不低。但受限于微博本身的把关缺失及用户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整, 微博用户对媒介信息的认知与辨析往往建立在感性认知和经验判断的基础上,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与判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同时, 微博用户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普遍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对鱼龙混杂的信息也不具备分析求证的能力与习惯, 对待造谣、色情、暴力、反动信息的态度又过于宽容。总体来说, 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整体较弱, 这便是微博上频频出现网络暴力事件甚至引起现实生活中的极群事件的主要原因。上一轮席卷东欧、北非的“颜色革命”, 就是依靠网络技术手段在现实中组织大规模群体事件, 再经过网络舆论的酝酿和发酵, 彻底改头换面后朝全世界进行扩散。在那些单个的事件中, 网络扭曲了事实, 把政府原本小小的失当甚至是完全正确的处置妖魔化为反人类的行径。其结果是当事各国政府被铺天盖地的舆情打击得乱了手脚, 最终被反动势力推倒。那些原本但尚且和平安定的国家反被媒介技术的发展进步所害, 变成了暗无天日、战火纷飞的地狱。[9]对于中国网民的媒介素养现状来说,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前车之鉴。

媒介技术与媒介素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受众良好的媒介素养是保证诸如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不被利用来以相似手段打垮中华民族的前提和根本。而对照西方各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开展情况,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是滞后甚至是缺失的。所谓媒介素养教育, 是指公民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它是一种“优质公民”教育, 其核心任务是培养具备媒介理性的公民, 根本目的是要造就现代民主社会中对无所不在的媒介信息具有批判意识和主体意志的公民。通过这种教育, 使得公民具备基本的信息识读能力, 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 完善自我并参与社会发展。[9]据统计, 我国网民中占多数的恰好是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人群。要使年轻的一代不迷失在信息的洪流里, 具备对媒介文本的理性思辨能力, 为承担未来的公民责任做好准备, 就需要尽快开展媒介素养教育。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代的整体素养, 更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所以, 面对如此复杂的网络环境,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警钟长鸣、警惕长存,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从政府推进媒介教育的角度来看, 跨学科、跨领域的媒介素养课程需要尽快在各大高校得到开展, 随后纳入相应的义务教育内, 或是制作成公益广告通过报纸、电视进行普及。从媒体人的角度来看, 微博上具备一定号召力的“大V”用户应该更为审慎的使用话语权, 并且在不当信息的处理方面更客观和主动地帮助普通用户进行判别, 名人效应之下的习惯性质疑以及批判性思考是对公众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媒介素养教育。[10]从完善立法的角度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于2013年9月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已经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 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可构成诽谤罪。该规定的出台, 印证着政府已经在通过合理的监管刺激网民对媒介素养的认识与学习了。我们相信, 随着中国模式的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探索与改进, 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社会将离我们不再遥远。

参考文献

持枪杀人案中杀人故意的审查判断篇3

[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陈某某与王某于2014年4月经人介绍成为男女朋友，后因感情不和于2015年10月底分手。分手后，陈某某曾多次驾驶承包的出租车到王某公司纠缠。在得知王某的同事经常带王某去酒吧后，其担心王某被带坏，于是想找机会吓唬王某，让王某离开公司。

11月4日前后，陈某某从网上购得气枪一支、铅弹九百余枚，组装好后，其曾以将空啤酒瓶放在20米处用气枪射击的方式试枪，得知枪声大、后坐力大，认为威力也挺大，之后，其将枪弹藏匿于小区花坛内。11月28日，适逢周六，王某所住小区小孩多，陈某某担心枪弹被发现，将枪弹放到出租车里，因心情烦躁，喝了四五瓶啤酒，后于18时许驾车来到王某公司楼下。约10分钟后，王某和其同事袁某某等四人从公司大楼出来准备前往地铁站，王某发现陈某某又来纠缠，于是绕路前往地铁站，陈某某将车开到进地铁站必经的下楼台阶西侧20米正对台阶处等待。王某等人从车旁经过时没有理陈某某，陈某某顿时心生不满，于是转身拿起气枪并装上一枚铅弹，摇下左前车窗，左手端枪，右手放在扳机处，此时王某等四人已前行至下楼台阶处，仅剩胸部以上身体露出台阶，陈某某担心再不打就打不着了，决定尽快开一枪，随即瞄准台阶方向，扣动扳机，击中袁某某（紧挨最右侧的王某）头部，随即驾车逃走。

经手术，医生从袁某某右枕部头骨取出已变形的子弹一枚，子弹嵌入颅骨深度接近子弹长度（8.84 mm）的一半。经鉴定，袁某某所受伤属轻微伤；涉案枪状物枪口比动能为94.42 J/cm2，大于1.8 J/cm2，系枪支；涉案900余枚弹状物均系5.5 mm气枪弹。

陈某某到案后，先后以不知枪支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没有瞄准人等为由进行辩解。

持枪杀人案（包括伤人）中，在排除意外事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包括故意和过失，而故意的内容同时又包括杀人和伤人。与本案相仿，犯罪嫌疑人常以不知枪支杀伤力、射击部位非致命部位、打击错误等为由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杀人故意的认定似易实难。结合本案，将杀人故意的认定拆解为枪支杀伤力的客观评价、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三个子问题，不失为持枪杀人案中杀人故意认定的一种方法。

一、对枪支杀伤力的客观评价

现行枪支鉴定标准过低，导致鉴定上的枪支并不一定具有杀伤力，且与一般社会观念对枪支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即便涉案枪状物被鉴定为枪支，仍应明确其客观上是否具有致人死亡的可能，如果客观上并无致人死亡的可能，则刑法意义的故意杀人尚未着手，需讨论是否属绝对不能犯之范畴。

司法人员对枪支杀伤力的认定，主要依据为公安机关枪支鉴定意见。根据公安部于2007年10月29日发布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简称《枪支鉴定判据》）、于2010年12月7日修正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简称《枪支鉴定规定》），枪支、仿真枪、玩具枪的区分标准为枪口比动能数值的大小。具而言之，枪口比动能大于1.8 J/cm2的为枪支、小于1.8 J/cm2且大于0.16 J/cm2的为仿真枪、小于0.16 J/cm2的为玩具枪。

但1.8 J/cm2的枪支的具体杀伤力究竟为多大，尚需明确。《枪支鉴定判据》和《枪支鉴定规定》根本性改变了公安部于2001年8月17日发布的《枪支鉴定规定》，将判定枪支杀伤力的方法由“射击干燥松木板法” [1]改为“测定枪口比动能法”，事实上将枪支认定标准由10-15 J/cm2降低为1.8 J/cm2。1.8 J/cm2的枪口比动能的实质内涵为：足以对人体眼睛这一人体最脆弱部位造成轻伤以上伤害。但实际上枪口比动能1.8 J/cm2的枪支是不能击穿人体皮肤的，能够击穿皮肤的枪口比动能临界值约为10 J/cm2。国际上一般认为枪口比动能大于78 J/cm2是使对方丧失战斗力的下限，并以此作为枪支认定的标准。[2]

可见，我国1.8 J/cm2的枪口比动能标准的确立更多的是出于枪支管制的考虑，而非枪支杀伤力的考虑。因此，鉴定为枪支的枪状物并不必然具有杀伤力，应考察涉案枪支的枪口比动能具体数值。

本案中，涉案枪支枪口比动能为94.42 J/cm2，远超1.8 J/cm2的国内标准（致眼球轻伤）和10 J/cm2的旧标准（穿透皮肤），且超过国际通行的78 J/cm2的标准。另外，大陆、香港、欧美警察配发的制式手枪的枪口比动能一般介于200-800 J/cm2之间。结合案中陈某某从20米外开枪，铅弹嵌入被害人袁某某枕骨（厚度约为10-15mm）约4.4mm的事实，足以认定陈某某所持有的枪支具有实质意义的杀伤力，具有致伤或致死的可能。

二、审查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

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的重要判定依据为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但同时应当结合枪支来源、外观、材质、犯罪嫌疑人生活经历、枪支接触经历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这一认知或认知可能。

陈某某供述称其为枪支爱好者，购买枪支前已在网上陆续了解枪支信息达一年之久，购买枪支时卖家称“打鸟没问题”，且交易过程较为隐秘，由卖家分八次邮寄到廊坊某地，自己前往领取。其将枪支组装好后，曾于凌晨时分在小区以将空啤酒瓶放在20米处用枪射击的方式试枪，未打中，但发现枪支枪声大、后坐力大，认为威力也挺大。

陈某某曾辩称其不知枪支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为揭示陈某某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之处，检察官借鉴《对方证人》[3]一书中交叉询问的技巧对陈某某进行了如下讯问：

问：你知道你手里的枪能致人死亡或受伤吗？

答：不知道。

问：你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吗？

答：看。

问：看过枪战片吗？

答：看过。

问：了解里面的枪吗？

答：大致了解。

问：那你知不知道你拿的这把一米多长的枪能致人死亡或受伤？

答：（沉默数秒后）知道。

综合枪支来源隐秘、枪支外观（全长1160mm、枪管口径为5.50mm、带瞄准镜）貌似具有杀伤力、枪支为金属材质、陈某某已学习枪支知识一年之久等情况，可合理推定陈某某试枪前已对枪支杀伤力有所了解。另据陈某某供述，其曾试枪，试枪后虽未打中但已通过声音、后坐力直接感受到枪支威力，进一步增强上述推定的可靠程度，足以认定陈某某主观上认识到其所持枪支具体杀伤力，可能致人死亡或受伤。陈某某的辩解仅是概括地否认其对枪支杀伤力有所认知，并未对上述某种判定依据直接提出反证，不能动摇判定依据或削弱论证，不会影响判定结论。

三、审查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

在明确枪支杀伤力和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认知情况后，应综合射击部位、射击次数、射击后果等客观因素判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案件发生后，射击次数和射击后果已成既定事实，犯罪嫌疑人无力辩解，其常以射击目标非致命部位或打击错误作为罪轻甚至无罪辩护理由，因此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成为判定其主观心态的主要因素。在射击部位不明确时，有必要依职权进行现场勘查或侦查实验，查明案发时双方当事人相对位置、视野状况以及特定角度射击可能等关键细节。

本案中，在卷证据能够证实陈某某持枪向王某等人行走方向打了一枪，但陈某某供述存在矛盾之处，无法确定陈某某选择的射击部位。具体如下：第一、三次供述时均辩称：王某等人下台阶只露出胸部以上身体时，我想着再不打就打不着了，于是瞄准她们下台阶的方向打了一枪，没有瞄准人。我瞄准的是王某她们四个人中间的台阶。第二次供述称：王某等人下台阶只露出头部时，我瞄准走在最右侧的王某左边第一个同事的头部，然后开枪。

案发前，陈某某将车开至进地铁站必经的下楼台阶西侧20米处，王某等人从车辆左侧经过，没有理陈某某，陈某某顿时心生不满，借着酒劲，回身拿枪弹、装弹、上膛，接着摇下车窗，将枪伸出窗外，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0余秒，与王某等人步行至台阶处的时间大致相仿。

此时，陈某某发现王某等人仅剩胸部以上位置在台阶上，于是想“尽快开枪”，想着再不打就打不着了，在当时的紧迫情况下，作为一个并不具有枪支使用经验的人，瞄准20米之外的行人头部这一目标存在一定难度。且案发时间为下午6时许，天色已黑，瞄准头部的难度进一步增加，因此其“瞄准王某等人下台阶的方向，没有瞄准人”的辩解符合常理，可以采信。

陈某某进一步辩解称其瞄准的是四个人中间的台阶，但案发时从陈某某所在位置能否看到台阶，存在疑问，为核实上述情况，检察官办理该案时前往案发地铁站进行现场勘查，结合在卷证据、现场照片，绘制案发现场还原图如下：

从还原图来看，王某等人处在低处，陈某某坐在车里，其持枪时所处的高度不仅高于台阶，也高于王某等人头部，这表明其开枪射击时，枪口向下。

经侦查实验，案发时陈某某所在位置只能看到王某等四人的胸部以上部位，并不能看到台阶平台，“枪口向下瞄准台阶平台”的辩解不合常理，应当排除。因此，其所称的“瞄准台阶方向”等同于瞄准前方20米处并排行走的仅剩胸部以上的身体露出台阶的王某等四人。

综合上述分析，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明知其持有的枪支具有杀伤力，可能会导致他人伤残或死亡，仍向并排行走、仅剩胸部以上身体（致命部位）露出台阶的王某等四人开枪射击，主观上具有杀人之故意。因射击距离较远、射击角度偏差等意志以外的因素，仅致被害人袁某某右枕骨嵌入一枚子弹，并未死亡，陈某某之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

四、小结

将持枪杀人按照中杀人故意的认定问题拆解为上述三个逻辑上具有递进关系的子问题，逐层论证，简单明了，现稍加总结以资参考。

首先，客观评价枪支杀伤力。由于鉴定意义上的枪支并不当然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应进一步审查鉴定意见载明的枪口比动能具体数值。结合我国枪支鉴定的旧标准和国际通行标准，笔者认为采10 J/cm2这一能够击穿皮肤的枪口比动能临界值作为认定枪支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的标准为宜。如果枪口比动能小于但接近10 J/cm2，则应综合考虑被害人伤情、射击距离等因素判断枪支的杀伤力；如果枪口比动能大于但接近现行1.8 J/cm2的标准，则应考虑绝对不能犯之问题，必要时均可要求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实验。

其次，查明犯罪嫌疑人对枪支杀伤力的主观认知。不要求犯罪嫌疑人认识到涉案枪状物是否系鉴定意义上的枪支，更不要求其认识到枪口比动能数值，只要求其认识到枪支客观上是否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杀伤力即可，这一认知为社会一般人根据经验法则和一般社会观念的认知。综合犯罪嫌疑人案发前生活经历、枪支接触经历、枪支来源、外观、材质等客观因素一般即可判断。如果犯罪嫌疑人辩称不知枪支杀伤力，可参考上文中的讯问思路进行讯问。

最后，确定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犯罪嫌疑人手持具有杀伤力的枪支，且其主观上对枪支杀伤力有所认知，仍选择向被害人致命部位（头颈部、胸部、腹部）射击，即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但实践中，确定犯罪嫌疑人所选择的射击部位并非易事，如其辩称试图射击的目标非致命部位或系打击错误，则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与被害人相对位置、案发后表现、特定角度射击可能等客观情况，必要时，走访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查或侦查实验，确定犯罪嫌疑人辩解的真伪。

注释：

[1]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松木板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

[2]参见陈志军：《枪支认定标准剧变的刑法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一篇故意杀人案的非典型公诉词篇4

我不喜欢提前写好公诉意见，因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感觉不同，并且提前写好的东西会让法庭辩论失去现场的感觉。我也不喜欢按照常规的“模板发表意见，因为规范有时候意味着不吸引人。公诉意见应该根据庭审的情况和案件的特点调整详略，每一次发表意见都是一次表达的挑战…… 《刑事出庭修炼手册》节选上周我复盘了一个故意杀人案的法庭上，我和辩护人就案件证据进行的三次交锋。很多人说这种复盘很有意思，并希望我把公诉意见也复盘一下。正好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尽管我们都在强调庭审规范的重要性，但我一直喜欢有个性的出庭风格，希望在规范和个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我经常在法庭上根据案件的特点调整公诉意见的结构、内容或详略分配。下面是我在张某某故意杀人案法庭辩论过程中发表的第一轮公诉意见，愿意和有兴趣的朋友们交流。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有关规定，受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指派，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今天的法庭，代表我院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庭审至此，相信除了被告人之外的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充满了遗憾。这个遗憾应当有三层含义：一是对被害人而言，19岁的年龄离开人世，从此生活和世界和她再无关系，当然是遗憾；二是对本案的发生原因而言，尽管感情纠纷引发的命案时有发生，但是人们并不会因此就认为出于感情原因而杀一个人是值得的；三是对被告人而言，如果说在开庭最初，在还没有看到本案的全部证据时，是出于侥幸心理仍然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的话，那么在公诉人已经将全部证据摆在法庭上之后，其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显然会让人感到遗憾，尤其是被告人本来有自动投案的情节，到案后也对罪行有过如实供述，后来又推翻了供述这种情况，其今天在法庭上的态度将会决定是否可以认定自首的情节，进而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被告人抓住这个机会，不要等到一切不能挽回时再后悔；但是显然，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遗憾中的遗憾。第一部分

本案这是一个事实非常清楚，证据也确实、充分的案件。全案证据不能说完美无瑕，但至少有瑕疵的证据都能得到合理解释，进而不影响他们被确认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来公诉人没必要过多论证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公诉人还是要把证据重新梳理一遍。我希望被告人认真听公诉人的梳理，我也非常希望你在为自己辩解时充分考虑我说的这些，想清楚自己应当在法庭上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张明明向公诉人点头）（打开证据导图，根据内容展示导图不同部分）

（1）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曾经有感情关系，这一点不仅有被告人供述，而且还有其手机中给被害人发送的信息佐证。尽管被害人已经死亡，但从上述证据中可以判断，本案属于感情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曾有感情关系，双方互相赠送过财物，后来出现了矛盾，进而分手。（2）于是，被告人购买了水果刀一把，并在案发当天携刀前往被害人工作地找其索要分手理由。这一事实，不仅有被告人供述直接证明，而且有目击证人的证言与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证，另有监控录像以及被告人手机购买水果刀的页面照片佐证。

（3）在被害人的单位所在地，被告人实施了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即持刀刺扎被害人颈部、胸腹部及四肢数刀，导致被害人因急性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其中被害人当场死亡的事实，有出诊医生邓某某证言直接予以证明，另有相关院前诊断记录、尸检报告等证据在案佐证，对此事实，被告人亦予以供认，没有异议。

（4）案件存在争议的焦点是被害人身体的损伤是被告人故意刺扎还是二人争夺水果刀过程中的误伤。起诉书指控张明明主动刺扎刘淑雅，所依据的是两份直接证据。其一是目击证人的证言，今天该证人也出庭将整个过程描述给了法庭，其证言能够得到另外两名证人证言的佐证，具有真实性。其二，目击证人的证言还能够和被告人的多份有罪供述相互印证。在侦查阶段的前期，被告人多次承认其当时是主动持刀刺扎被害人颈部。这些有罪供述的内容与目击证人证言中的内容相互印证，被告人在今天也没有提出这些有罪供述是非自愿下做出的，因此供述内容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此外，还有另一组证据，虽然不是直接证据，但却对上述直接证据有强有力的支撑。这组证据就是尸检报告和鉴定人的证言。尤其鉴定人的当庭证言，从被害人尸体伤口形状入手分析出这种形态的伤口可能是行凶者将刀插入人体后，在未拔出的情况下在人的身体里有位移所导致的。这一解释与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中的相应描述完全吻合，即“我扎了一刀之后没有拔出来，而是向旁边割，然后拔出又扎了一下……”需要说明的是，被告人做出上述有罪供述时，距离案发只有五六个小时，是其第一次接受讯问时说的，而此时被害人的尸体还没有送去解剖，任何人都不知道伤口的特征。如果不是被告人自己说出来，谁也不会有意编造这样的供述细节，去印证还没有出来的鉴定意见中所反映的尸体伤口特征。从这个角度说，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更为可信。

（5）今天，被告人又在法庭上提出了新的辩解，即刀是在被害人与其争夺的过程中误刺入被害人身体的，公诉人认为这一辩解完全不能成立。其一，该辩解并非被告人的唯一一个版本的辩解，侦查阶段他就曾经提出过被害人是握着他的手把刀往自己身上刺，和他今天所说的过失的辩解也不相同，说明其辩解的整体可信性不高。其二，被害人如果要和张明明夺刀，客观上需要能够控制住张明明的身体能力，主观上肯定是出于保护自己的心态。从正常情理出发，被害人客观上肯定不具有控制张明明的能力，双方从年龄、性别、体力各方面都不在一个量级，就算张明明当时已经身受刀伤，但正如之前法医的当庭证言，被告人身体受到的损伤不会影响其行动和对刀的控制。主观上，被害人在夺刀过程中显然应当以避免自己受伤为原则。然而如果其在与被告人夺刀时，刀刃冲着自己，那么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把刀往外推，而不是往自己的方向拉。但最终被害人被刀刺中颈部，说明这显然有一个指向她的力，这要么是被害人自己施加的，要么是被告人施加的。显然，被害人不可能自己施加这样的力，因为她尚且不想和张明明一起生活，怎么可能愿意和他一起去死！因此，刀刺向被害人颈部的力只能是被告人施加的。以上就是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也是公诉人需要发表的第一部分公诉意见。第二部分

针对这样的事实，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客观上，无论是反复刺扎的行为还是刺扎要害部位的行为，都属于典型的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被告人实施上述行为的同时，反映出的是积极追求对方死亡的心态，属于直接故意。主客观相统一，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部分

下面说一下本案的量刑情节。

首先，被告人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次，被告人有自动投案的行为，其明知他人报警仍在现场等候，被抓获时没有抗拒，供认犯罪行为，符合自动投案的条件。自动投案是认定自首的条件之一，除这一条件外，自首的认定还需要如实供述这一情节。这也是公诉人今天反复强调的问题，公诉人再给张明明详细讲述一下。（打开自首认定的图示解说）

如实供述的认定，司法解释有一个规定，自动投案后先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之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自首。因此，公诉人希望张明明能够理解法律的规定，认真考虑本案的证据以及自己的态度。由于自首属于重要的量刑情节，在不能确定被告人是否能够如实供述的情况下，公诉人本轮辩论先不发表量刑建议。等被告人自我辩护后，根据他的态度发表量刑建议。第四部分

最后，公诉人想对被告人说几句话，不算法庭教育，仅仅是从办理这个案件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案件以及你个人的一些看法。

在一开始阅卷的时候，我对你很同情。尤其是看到你给被害人发送的那些信息，我能感受到你对她的感情，你非常在乎她，以至于她把你拉黑了，你想要回来的都不是曾经给她的手机和房租，而是你送给她的一颗用纸币叠成的心。说明你想要回来的不是钱，而是感情，不是你自己付出的感情，而是她对你的感情。但感情是要不回来的，无论她的还是你的。你很清楚这一点，但又不想面对事实，心里非常痛苦。这是我同情你的原因。

但是今天，坐在法庭上指控你，我再也没有这种同情的感觉。不是因为国家公诉人坐在法庭上不能夹杂任何情感，而是因为在了解了所有事实情节之后，我认为你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我不知道你和被害人的交往过程中，两个人的关系是否融洽。但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方法上来看，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也处理不好恋爱关系。从这个角度讲，被害人离开你是对的。如果我是她，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你今天反复强调你爱她，你想承担责任，你有担当。然而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认为。我觉得你没有你说的那么富有感情，甚至你根本就没有感情，并且连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因为即使如你辩解所言，被害人也是因你而死，但是从开庭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你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愧疚。今天被害人的双亲也在法庭上，你看得见他们的眼泪。但到现在为止，你有对他们表达过一句歉意吗？甚至你今天在法庭上的情绪波动还不如我大。由此我认为你根本不爱她，你也不爱任何人，你只爱你自己，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你非常自私。

我觉得上面这一点从案件发生的过程中也能够看出来：你在扎被害人前先扎了自己，你说你是想自杀。好，一个想自杀的人扎了自己三刀，到医院之后连血都没流多少；反过来再看你扎被害人，一刀插进要害，割断了气管刺破了动脉，这都不算，连刀都不拔还要往旁边再切，一刀之后还有第二刀、第三刀、第四刀……刀刀冲着要害，每刀都插进腔体。我每年都办十几件命案，像你这么下狠手的屈指可数。我在看守所提讯你之后，我的助理告诉我说你一心求死。一心求死可以理解，但将死之人难道不应该忏悔自己此生的过错，至少是最大的过错吗？你今天的这种表现只有两种解释：要么这件事还不是你这辈子犯过的最大的错，要么说明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生与死，哪怕这生死与你有关。

所以被告人，我到现在为止并不同情你。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够被认定自首情节，因为这至少说明你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应当也是所有在座人的希望。因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仅是你忏悔罪行的前提，更是对死者的尊重。我说这么多，无非是希望你慎重发表辩解，希望这些话对你有所触动。

审判长，公诉意见发表暂时到此。

黄新故意杀人案篇5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犯罪嫌疑人李大国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罪作轻罪和无罪辩护。下面我公诉机关公诉理由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并对我方的辩护理由进行阐述，请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

一、首先，公诉机关的公诉词中存在以下漏洞，我一一指出。第一，公诉机关所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不讳”不够严谨，不负责任。我想告诉公诉方的是，被告人李大国、王香秀虽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将当时的案件事实确实已经向法院如实交代，但其所交代的事实与公诉方起诉时依据的所谓的犯罪事实有诸多不同，因此公诉方想要证明被告李大国、王香秀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其证据远未达到确凿的程度，案件事实依然含混不清，仍然需要论证。公诉方在我方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没有推翻我方的证据，没有提出新的证据，而是依然坚持被告故意杀人的观点，这是对国家公诉权利的亵渎、对司法公正的藐视，和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在此，我希望法庭继续给公诉方和我方机会，将该案件事实明察，给被告人和被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

第二、公诉方称李大国的故意行为明显，其依据是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掏出来的，并此种赵玉田的胸腔部位，我对公诉方这样的逻辑表示质疑。理由如下：第一、公民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法律没有苛求公民在制止自己受到的不法侵害时所使用的工具来源。也就是说，在面对赵四一家现实的、正在进行的并足以危及李大国及其妻子王香秀的人身安全时，李大国和王香秀拥有利用身上以及周围可以利用的物品进行自我防卫。无论李大国的刀子是从裤兜里掏出的还是在地上捡来的，他都有权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何况李大国的刀子只是平时也随身携带方便生活、工作的一个工具，根本蓄意谋害的意图。如果公诉方一再认为公民用身上的刀具进行防身也算是一种故意杀人的话，那么假如李大国面对的是一个杀人恶魔，是不是意味着他就得束手就擒，因为横竖都是一条死嘛！第二，对于李大国用刀刺中赵玉田胸部的行为，无法证明其存在主观故意。因为，李大国在面对赵四一家包抄殴打的情况下，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拿起刀子进行防卫，在这种场面混乱、情绪激动的情况下，他的刀子不仅划伤人很正常，而且划到任何部位也都是非常正常的。因此公诉方用刺中胸部来证明主观故意的逻辑不够严谨。第三、公诉方认为“李大国在没有受到赵四和赵玉田威胁的情况下，拿出刀子连续刺向赵玉田和赵四”的情节的认定，不属于案件的真实情况，与我方提供的各项证据和被告人的供述存在严重矛盾，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举证质证环节中，我方已经向法庭出示了各项证据，证明了案发时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受到赵四一家不断挑衅，赵四一家先动手，而且被告人李大国和王香秀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而在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李大国才拿起水果刀进行反抗，最终才造成被害人的伤亡。因此公诉方所依据的事实需要得到进一步证明。辩护人认为，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我有以下几点理由供法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⑴赵家一家先前来挑衅，李大国开始一直没有理睬，并不想纠缠。（2）若李大国有杀人故意，他早在被打倒之前就有杀人的机会而不至于躲避。（3）李大国用水果刀扎人时，其正在面临赵四一家对其人身的不法侵害。（4）李大国防卫时并未注意到扎到哪里，也没意识到赵玉田伤势十分严重至于死亡。（5）李大国在张丽英抱着其腿时，在张丽英没有什么威胁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进行行凶，反而告诉他到医院看看，如果李大国有杀人或者伤人的故意，这么好的机会他却为什么不用呢。

第三、公诉方称“李大国是一个身高180CM的中年男性并有其朋友孙晓坤的帮助”，对于这一点，辩护方不予认同。理由如下，1、孙晓坤与李大国和赵四均在一个市场做生意，三方关系都不密切，他并非是帮助在李大国。根据双方的证据显示，包括公诉方在内的几个证人都认为孙晓坤只是一个劝架的人，并未直接参与到打架过程中，所以一直保持的是一个中立者的身份，只是在事发之后帮助被告人拦下出租车，想将其送往医院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帮助行为。如果公诉方认为孙晓坤是在帮助李大国实施故意杀人的行为，那么为何不将孙晓坤作为共同犯罪嫌疑人而进行共同起诉呢？

2、公诉方认为李大国由于一米八的个子，就认为李大国在打架中就会占有优势，就推定赵四父子殴打李大国致使其倒地等现象不存在。对此我方不认同。因为李大国虽然是一米八的高个子，但是他的对手是两个一米七的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一米八和一米七只相差十公分的高度，差距虽然有，但并不是很悬殊。我承认李大国在与一个赵四或者一个赵玉田单打独斗时，可能会有点优势，但是公诉方认为李大国面对赵四父子两人的殴打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那未免过于乐观了，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四、公诉方将“李大国的损伤属于轻微伤，而李大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一死两伤的严重后果”作为确定李大国故意杀人罪行的依据，证据不足，在逻辑上也有重大问题。辩护人认为，李大国虽然属于轻微伤，但是李大国头部、肩部、臂部、手上、膝盖、腿部等六个部位大大小小伤痕一共九处，足以证明李大国在打斗过程中受到赵四一家人包抄打击，而不是由被害人所称的，李大国没有受到赵四父子的伤害。至少，公诉方无法排除李大国在自己受伤时的行为与其造成的一死两伤的行为之间存在防卫与反击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公诉方的定罪太过武断。

二、辩护人对犯罪人李大国的罪行进行分析。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李大国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在本案中一方面被害人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等过错行为，另一方面李大国在事发后有主动自首的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职责，协助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现根据本案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以下材料和意见，供法庭在判决时参考。首先，公诉方认定事实不清。理由如下：

1、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是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而非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根据双方认定的事实，赵四一家存在主动挑衅的过错，而李大国是在被赵四一家殴打、人身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下拿起水果刀进行自我防卫，不具有造成他人伤害或是死亡的主观意图，最终造成了被害人死伤的结果属于李大国防卫过当造成的过失杀人。

2、李大国主观上并不存在杀人的故意。刚才我已经讲了李大国主观不存在故意的原因，在不赘述。

3、李大国拿刀捅人的行为是防卫。理由如下：⑴赵家三人从7月3日下午开始就蓄谋挑衅、殴打李大国，李大国避开。⑵赵家三人包抄无故殴打李大国及其妻子二人。率先动手，并且用锐利的混凝土块敲打李大国的头部。⑶李大国当时在斗殴中处于劣势。他和她的妻子人身安全正在遭受严重地不法侵害。⑷在这种环境中三人打两人，李大国夫妇二人面临两男一女的殴打，一直处在被动挨打境地。⑸我国《刑法》第20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李大国的行为符合“为了使……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这样一个防卫过当条件。

其次、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有：物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尸检报告、鉴定结论、抓获材料。

1.被害人陈述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夸大或虚构某些关键事实情节，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判断。

2.从目前我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及了解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来看，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大国故意杀人、伤害罪。

最后、李大国在事发后具有自首的意图和情节。

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公诉机关列出的证据及本辩护律师本次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犯罪嫌疑人李大国防卫过当，本案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过失致人死亡罪，并可以减轻处罚。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李大国应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此致

黄河市人民法院

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

2012年3月

刑事辩护委托书

委托人：。

联系电话：。受委托人：，黄河市黄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办公地址：。

委托人因涉嫌案件，委托上列受委托人作为本案人在阶段的辩护人。

（注：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由委托人、律师事务所各持一份，交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一份。）

委托人：

受委托人：

黄新故意杀人案篇6

（2007年11月15日，赣高法发[2007]38号）

为正确认定故意杀人死刑案件事实，进一步规范刑事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等工作，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本意见所称故意杀人死刑案件，是指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实施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

第二条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有以下几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

（八）电子数据证据。

以上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全面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证据材料应由法定主体收集和提出，具备法定形式，收集的程序和方法符合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以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以暴力取证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以及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和证实犯罪的根据。

第四条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犯罪时的年龄等情况；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时的精神状态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属于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

4．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怀孕；

5．犯罪行为是否存在；

6．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

8．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

9．被害人的情况；

1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罪过以及罪过的形式；

11．是否存在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紧急避险或避险过当及意外事件的情形；

12．是否存在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犯罪未完成形态；

13．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

14．有无累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15．有无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

16．案件起因、行为人作案动机、被害人有无过错或对引发案件是否负有责任、被害人及其亲属的经济损失是否得到积极赔偿、被害人或其亲属是否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

1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违法犯罪前科、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大小；

18．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第五条下列事实不需要证明：

（一）常识性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和定理；

（三）国内法律的规定及其解释；

（四）不存在争议的程序性事实；

（五）公知的其他事实。

第六条下列事实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一）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

（二）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三）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四）国家机关公文、证件上记载的事实。

二、证据的收集、固定工作第七条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全面、及时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等涉及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

第八条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应当进行勘验或者检查，及时提取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等，并通过现场拍照、摄像、石膏固定等方法，采用全景、概貌、特写、细节特征对应等形式，对需要提取的物证及其环境关系进行固定。

应当注意查明现场有无伪造、变动或破坏；现场尸体、遗留物品、痕迹（包括指纹、足迹、血迹、毛发、体液、人体组织等）的位置和特征。并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应当注意收集、提取现场遗留的被害人血迹和其他可疑血迹、可疑毛发、体液、指纹、足迹、现场可疑痕迹、遗忘物、遗留物等以及可能与被害人损伤有关联的现场工具。同时，应当收集、提取犯罪嫌疑人身体及抓获时所穿服装上的可疑血迹、痕迹，抓获现场存放的可疑工具、可疑毒物及容器等。还应当注意检查被害人指甲中是否存留犯罪嫌疑人的表皮等人体组织。

对所收集、提取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血迹、精斑、毛发、体液、指纹、足迹、人体组织等生物物证、痕迹、物品，应当及时进行鉴定，并与犯罪嫌疑人的相应生物检材、生物特征、物品等作同一性认定。

第九条在尸检工作中，除对明显伤痕进行检查外，还应当进行全面检查，对死因不明的尸体应当进行系统解剖。特殊情况没有进行系统剖检的，应当说明理由。

对共同犯罪造成多种创伤痕迹的尸体，应当进行损伤痕迹的系列固定，包括死者衣服裂口、皮肤表面、内脏器官、组织等，创口大小、形态要逐一详细记录。对于解剖时剁开的创口，还应并拢还原后，附比例尺进行拍照。同时，应当将致命凶器与被害人伤口进行比对，以查明被害人的死亡原因。

对于女性尸体进行尸检时，应注意收集、提取犯罪嫌疑人残留在女性被害人口唇、乳房等处的唾液、咬痕，女性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遗留物，女性被害人的内裤等，并及时进行鉴定。

根据案件侦破情况，多次进行勘验、检查的，或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进行补充勘验、检查的，应当予以具体说明。

第十条证明案件发生的证据，包括报案人、现场发现人对被害人死亡、失踪及现场情况的证言，犯罪嫌疑人自首时所作的供述、在押人员检举揭发材料、公安机关接处警记录、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刑事案件立案决定书等。

第十一条证明被害人死亡原因的证据，包括尸体检验报告、作案工具等物证及犯罪嫌疑人供述等。尸体检验报告应当全面、具体地描述尸体损伤情况，正确记载损伤部位和损伤程度，客观推断死亡原因、死亡时间。特别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杀人情况与尸体检验报告、作案工具能否吻合。

确认被害人身份的证据，包括被害人身份证件及户籍证明，被害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证明被害人身份的证言和供述，被害人亲属对被害人尸体及衣物等的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尸体检验报告。

被害人尸体高度腐败或死后被肢解、毁容导致无法辨认的，侦查机关应当进行法医学DNA鉴定，以确认死者的身份。

被害人身份无法确认的，侦查机关应当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二条证明作案工具的证据，包括作案工具实物和作案工具的提取笔录。侦查机关应当提取作案工具并经犯罪嫌疑人或相关证人辨认，且需查明作案工具的来源；对作案工具上的指纹、血迹、毛发等痕迹应当进行检验或鉴定。非作案现场提取作案工具的，在提取笔录中应当载明，是侦查机关提取在先，还是根据被告人供述抛弃、藏匿作案工具的地点后提取的。

收集不到作案工具的，侦查机关应当作出书面说明。

第十三条证明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证据，主要包括户籍证明、户口底册、身份证、出生证、人口普查登记表等书证。无上述书证，或者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对上述书证提出异议的，侦查机关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其近亲属或接生者、邻居证言等有关证据综合认定，必要时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骨龄鉴定。

第十四条证明案件起因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书信、日记等相关书证。侦查人员应当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受人雇佣、指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有无矛盾；是否因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等引发；被害人一方有无过错或对矛盾激化是否负有责任。

第十五条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杀人故意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应当注意查明犯罪嫌疑人出于何种杀人动机；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智力、文化程度、犯罪手段、打击部位、打击力度以及起因、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作案现场环境、作案后的态度等情况，综合判断犯罪嫌疑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

第十六条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作案时间、案发时是否在作案现场和是否具备作案条件等方面的证据。

侦查机关应当收集犯罪嫌疑人案发前后详细活动情况的证据，确认其是否具有作案时间。如犯罪嫌疑人提出没有作案时间的辩解，必须查明该项辩解能否得以合理排除。通过审查有无目击证人，现场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反映的情况是否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相吻合，确认案发时犯罪嫌疑人是否在作案现场。如犯罪嫌疑人提出不在作案现场的辩解，必须查明该项辩解能否得以合理排除。

利用特殊手段或专业技术手段杀人的案件，还应当收集有关犯罪嫌疑人职业、工作经历、专业知识背景等方面的证据，确认其是否具备作案条件。

第十七条对于锐器刺、砍和钝器打击致死案件，应当注意查明创伤由哪一类凶器形成、创伤的程度、凶器的来源和去向、缴获的凶器是否与创口、伤情相吻合等。凶器上如有指纹、血迹和毛发等的，应当及时进行鉴定。

第十八条对于枪杀案件，应当查明现场是否遗留枪支、弹壳、弹头并及时提取；对提取的枪支、弹壳、弹头应当作出同一性鉴定；应当对弹痕、弹迹、弹道等进行科学技术鉴定；将提取的枪支、弹壳、弹头与被害人的创伤及创伤周边残留物进行比对。同时还应当查明枪支弹药的来源、型号、性能，犯罪嫌疑人有无使用枪支的经历以及是否曾经使用过提取的枪支。

第十九条对于爆炸杀人案件，应当提取现场残存的爆炸物或装配爆炸物的痕迹；并需查明爆炸物的来源和犯罪嫌疑人对爆炸物品的接触、熟悉程度，引爆点位置、引爆装置、爆炸物的成分，同时需确认犯罪嫌疑人是用爆炸手段杀人还是杀人后通过爆炸手段毁尸灭迹。

第二十条对于投毒杀人案件，应当查明毒物的性质和来源，犯罪嫌疑人对毒物的认知程度以及有无购买、保管、持有、使用毒物的条件；应当提取盛放毒物的器皿、包装物、食物残渣残液、呕吐物、排泄物以及上述容器、包装物表面指纹、特殊痕迹等，并及时进行鉴定。

第二十一条对于群殴杀人案件，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情形，注意区分主从犯；查明各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凶器、加害行为与对应的被害人及其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确定直接责任人。应特别注意查明各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推诿或者代他人承担罪责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对于毁尸灭迹案件，应当查明原始现场、抛尸现场，并提取原始现场、抛尸现场、运尸工具上遗留的痕迹等物证；及时寻找并提取尸体各部分残骸、毁尸工具、运送尸体残骸的包装物等。查明毁尸工具、毁尸手段与尸体残骸上的断痕是否相符以及抛尸地点与犯罪嫌疑人供述是否一致；运送尸体残骸的包装物的来源能否反映系犯罪嫌疑人所有。

第二十三条侦查机关对所收集的与犯罪有关的犯罪工具、物品等证据材料应当妥善保管，在案件的生效判决作出前，不得损毁、丢失或者擅自处理。

对需送交鉴定的检材应当单独存放，妥善保管，并及时逐一鉴定，防止因时间延误或被污染等而丧失鉴定价值。

第二十四条除上述相关规定明确需鉴定的外，对下列情况，侦查机关也应当进行鉴定：

（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作案动机、作案过程违背常理，犯罪前后言行表现明显异常，有精神异常史、精神病家族史，可能患有精神病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

（二）被害人人身伤害、残疾的程度、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三）与案件事实相关的重要文书、字迹等书证；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系未成年人而又无有效年龄证明的；

（五）其他应当鉴定的事项。

第二十五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庭审前多次进行鉴定但鉴定结论不一的，多个鉴定结论应当全部移送人民法院，并说明采纳其中之一的理由。

第二十六条确认犯罪嫌疑人犯罪时是否患有精神病，应当由受委托的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时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及刑事责任能力的大小。

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智力障碍，应当依据相关的医学诊断证明或鉴定结论进行认定。

确认犯罪嫌疑人是否为聋哑人或盲人，应当依据残疾状况鉴定结论或医学证明进行认定。

确认女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怀孕，应当依据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妊娠情况证明进行认定。

第二十七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应当注明讯问的起止时间和讯问地点。每一份讯问笔录都应当附卷并随案移送。

对于无目击证人的故意杀人案件，侦查机关具备条件的，应从第一次讯问时起，对每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全过程应当进行连续的录音、录像。录音、录像应当同时制作两份，一份由侦查机关依法随案移送，一份由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签名密封后，由侦查机关保存备查。在正式开始讯问之前，侦查人员在录音、录像中应当对讯问的时间、地点、案由、侦查人员身份作出说明，并告知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

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请求或者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讯问，并由辩护律师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八条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让被害人、证人和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犯罪现场进行辨认；也可让被害人、证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或者让犯罪嫌疑人对其他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

辨认应依法进行。组织辨认前，侦查人员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侦查人员不得诱导辨认人，也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

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对犯罪嫌疑人照片进行辨认的，不得少于十人的照片。辨认物品时，同类物品不得少于五件，照片不得少于五张。

主持辨认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辨认笔录应当由侦查人员、辨认人、见证人、记录人签名或盖章。辨认笔录应全面反映辨认过程，尤其应当记明辨认人对辨认对象隐蔽特征的描述。

没有目击证人的故意杀人案件且侦查机关具备条件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现场、抛尸现场、辨认情况进行全程录像。

第二十九条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应当将包括第一次讯问笔录及勘验、检查、搜查笔录在内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重或者罪轻等涉及案件事实的所有证据等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协商侦查机关将破案经过报告一并移送。

破案经过报告应当详细写明：侦查机关所采取的侦查措施、侦破具体经过、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投案的具体情形等，必要时还应包括排查、确定嫌疑对象情况，根据技术人员侦查手段及结论对嫌疑对象、犯罪嫌疑人进行盘问、讯问的具体情况等。侦查机关提供的破案经过报告中涉及保密事项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装入副卷，妥善保管。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工作

第三十条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应当查明：

（一）证据材料是否随案移送，不宜移送的证据是否列入清单或者移送了复制件、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二）证据是否合法，包括取证主体、证据形式、取证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属于证据排除的范围；

（三）据以定案的各个证据是否真实可靠；

（四）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第三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人民检察院对证人证言笔录存在疑问或者认为对证人的询问不具体或者有遗漏的，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

第三十二条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全面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或者无罪、罪轻的辩解。

犯罪嫌疑人、证人提出其受到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并提供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检察机关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可能的，应当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或者要求侦查机关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并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种类的证据，不能仅提交书面说明材料。

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的勘验、检查，认为需要复验、复查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复验、复查，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参加；也可自行复验、复查，商请侦查机关派员参加，必要时也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参加。

人民检察院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存在疑问的，可以要求侦查人员提供获取、制作的有关情况。必要时可以询问提供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的人员，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委托进行技术鉴定。询问过程及鉴定的情况应当附卷。

第三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提出需要补充侦查的具体意见，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侦查，必要时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

第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认犯罪事实已经查清：

（一）属于单一罪行的案件，查清的事实足以定罪量刑或者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已经查清，不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无法查清的；

（二）属于数个罪行的案件，部分罪行已经查清并符合起诉条件，其他罪行无法查清的；

（三）作案工具无法获取，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

（四）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一致，只有个别情节不一致且不影响定罪的。

对于符合第（一）项情形的，应当以已经查清的罪行起诉。

第三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对于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经审查仍然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三十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时，应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由辩护律师向法庭出示，并经控辩双方质证。

第三十七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通知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一）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鉴定程序违反规定或者鉴定结论明显存在疑点的；

（二）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有异议，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三）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出庭作证的。

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上述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书面证言、鉴定结论、书面陈述经质证无法确认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八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与侦查人员沟通、座谈，由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出具相关证明、说明书面材料等方式，对相关证据进行核实，必要时通知负责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负责检查、搜查、勘验、扣押的侦查人员、负责询问、讯问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一）控、辩双方或一方对侦查人员制作的抓获经过说明材料有重大疑问的；

（二）控、辩双方或一方对侦查人员制作的检查、勘验笔录、搜查、提取、扣押笔录有重大疑问，导致某一物证、书证来源不明，且该证据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

（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证人提出侦查人员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并提供了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可能的。

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上述侦查人员非因法定事由及其他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出庭作证。

第三十九条控、辩一方对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的来源、提取、制作过程、制作手段、技术条件提出合理怀疑的，出示证据的一方应就对方的质询作出必要的说明。控、辩一方申请收集人、制作人、见证人出庭作证时，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必要的，可以通知制作人、收集人、见证人出庭接受询问。第四十条人民法院在认定证据时，应当审查证据材料是否具备法定形式，收集的程序和方法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第四十一条物证、书证一般应为原物、原件，且应当通过合法、规范的勘验、检查、搜查、调取等方式取得。原物、原件未随案移送，只有物证照片、录像和书证复制件的，应注意审查其客观真实性和有效性。物证的照片、录像和书证的复制件，经与原物、原件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为真实的，具有同等的证明力。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物证和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取证活动合法性有异议，公诉机关未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必要证明的；

（二）经勘验、检查、搜查取得的物证、书证，未附有搜查笔录、勘验笔录和检查笔录，或者笔录记载的内容与物证、书证不一致的；

（三）书证被更改或有更改迹象，公诉机关未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必要证明的；

（四）原物的照片、录像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书证复制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内容的。

第四十二条证言应为自然人所提供。以单位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必须由制作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对证人证言，应当通过审查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情况，判断其客观真实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作的证言；

（二）证人的个人主观意见和主观推测；

（三）证人所作的一次证言前后矛盾，或者多次证言之间相互矛盾，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

第四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的；

（二）鉴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三）鉴定材料有虚假，或者原鉴定方法有缺陷的；

（四）鉴定人应当回避没有回避，而对其鉴定结论有持不同意见的；

（五）有证据证明存在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因素的。

（六）存在其他影响鉴定结论客观性的情形。

经审查，鉴定结论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鉴定。

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相矛盾以及同一案件具有多个不同鉴定结论的，可以就相关问题向专业机构、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或者作补充鉴定。

第四十四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一）视听资料经审查或鉴定无法确定真伪的；

（二）对视听资料的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公诉机关未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必要证明的。

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能证明案件事实，且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有关部门确认，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出异议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四十五条人民法院对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举证方补充证据；确有必要的，可以对该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调查核实证据主要针对控辩双方出示的证据材料。必要时，可以向检察机关、侦查机关调取需要核实的证据材料。也可以依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调取有关证据材料。在调查核实中又发现新证据的，应当及时通知或移交控辩双方。

控辩双方补充的证据和调查核实取得的新证据，须经再次开庭出示、辨认和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四十六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有自首情节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有关机关提供证明材料或者要求相关人员作证，并结合其他证据判断自首是否成立。

被告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在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曾经提出过检举揭发，但尚未查证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公诉机关、侦查机关及时查证。

第四十七条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相关证据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四十八条办理死刑案件必须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排除合理怀疑。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是指：

（一）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和量刑情节事实已经查清；

（二）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三）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已得到合理排除；

（四）依据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第四十九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行为系被告人实施，但如果间接证据符合下列条件的可认定被告人有罪：

（一）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二）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三）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

（四）依据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

（五）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必须符合逻辑、合乎情理。

第五十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应依法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的决定或者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判决。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主要是指：

（一）指控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相应的、必要的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基本证据不确实；

（三）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明显矛盾，且无法查清与排除；

（四）依据证据得出的结论不具备排他性，尚存在得出其他结论的可能性。

第五十一条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之间、罪重证据和罪轻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和疑问时，如果不能得以排除和作出合理解释，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四、其他规定

第五十二条侦查、检察、审判人员在刑事证据工作中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于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黄新故意杀人案篇7

“安乐死”一词如今对于国人已不再陌生, 距1986年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的中国安乐死第一案发生至今已接近三十年, 这期间诸如“拔管杀妻”案等许多备受关注的“安乐死”实例, 无不昭示着对于“安乐死”的探究一直在进行当中从未中断。

从语义上看, “安乐”与“死”看上去是对立的两个方面,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死亡的过程本身是痛苦的, 而“安乐死”追求的正是在生命中最后一段旅程中有尊严的离世。我们在啼哭中向世界宣告自己的降临, 但在宁静中死去却又显得那么奢侈, 很多人的死亡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更对其亲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

笔者认为, 在没有医治希望的情况下, 与其痛苦的在死亡的阴影下抗争, 毋宁坦然的选择死亡。安乐死的反对者是因为没有体味到死亡的痛苦过程, 对于真正有需要的、正处在痛苦中的人, 他们有权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 他们失去此种能力, 应当以法律加以保护。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通过严格的立法和程序的规定减少惨剧的发生, 同时为各地相关案件提供统一标准, 使得案件有法可循, 更给“安乐死”一个合法的名分, 使当事人不至背负精神负担。

二、“安乐死”立法的可行性论证

死亡, 是人类科学领域至今无法探寻的领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死亡在人一生中的进程被大大延长, 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疾病折磨周期也随之延长。是苟延残喘的活着或是有尊严的死去, 成为病人及其家属最难以取舍的选择。同时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的诸类案件层出不穷, 暴露立法漏洞的同时也使得关于安乐死的立法显得越加紧迫。

1、国外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现状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 意为“无痛苦死亡”或“快乐死亡”。当前, 已正式通过立法确认安乐死行为的国家有荷兰和比利时, 尽管这两个国家只承认积极安乐死, 但对安乐死的立法推动无疑有着巨大的贡献。

据有关资料显示, 瑞士和美国俄勒冈州的法律则允许间接或消极安乐死, 加利福尼亚州目前正在仿效俄勒冈州制定类似的法令。世界范围内, 瑞士、英国、日本、哥伦比亚、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曾直接或间接的对安乐死进行过立法性活动或探索, 而“安乐死”案件则每天大量上演。“安乐死”运动不分国界、不分种族的开展, 形成燎原之势。

2、中国“安乐死”发展现状探究

安乐死运动表面上是近几年兴起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中都体现了对死亡的尊重。孔子“杀身成仁”, 孟子“舍生取义”,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庄子鼓盆而歌更是体现了对死的豁达。“在道家看来, 如果死亡对于个人来说是比活着更轻松的事, 那就没有必要一味地恋生怕死, 而应该坦然且快乐地去死。以道家生死观看, 饱受身心折磨的绝症患者, 与其苟活受罪, 倒不如安然且尊严地去死, 这于自身完全是一种解脱, 一种休息。”

1986年的中国安乐死第一案中, 王明成不忍母亲痛苦的呻吟, 多次向医生提出请求, 终于使其母亲得以解脱, 但也使得王明成等人为此背负上了沉重的诉讼负担。虽然案件以无罪终结, 然而十七年后, 身患胃癌、哮喘等疾病的王明成却没有像母亲那样幸运, 由于没有相关立法以及之前种种奔波所带来的波折, 再也没有一个好心人可以帮助其实现安乐死。最终, 王明成在不堪忍受的折磨中痛苦的停止了呼吸。

与王明成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28岁女孩李燕, 这个在微博上写下“我爱生命, 但我不愿活”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 “我想在我还能坐立, 语言还没有丧失之前, 申请安乐死, 并把身体上能用的器官, 遗体都捐献给国家进行医学研究。”她写了一份“安乐死申请”议案 (草案) , 希望能有人大代表帮助她提交。“因为这不仅仅解决了我一个人的痛苦, 还有跟我一样或是比我更痛苦、更无奈的人, 也都会解脱了。”

对于渴望安乐死的人而言, 立法不是鼓励其放弃希望, 而是努力缩减痛苦。只有处于痛苦中的人才真正明白安乐死对他们而言的重要意义, 而此时忙于和病魔抗争的他们更无暇去主张对安乐死的权利, 他们微弱的声音淹没在一句“国家没有相关立法规定”的冷冰冰的话语之后, 而所谓的国家立法究竟何时能出台, 他们的声音何时能传达给立法者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反对者满口的对家人不负责、对生命不负责的言论, 事实上是真的没有考虑到需要真的切实感受, 而是以满口的仁义道德使病人更加左右为难, 换位思考才能体味其各种滋味, 缺少聆听的妄下断言才是真正的对生命不负责。虽然安乐死立法困难重重, 但是无力抗争和安于现状不能成为安乐死立法无限期拖延的理由。

三、“安乐死”的存在合理性

当前, 世界反死刑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 然而我国出于对国情的考量依然保留死刑, 在为少数居心叵测分子诟病的同时也让我们疑惑, 既然法律可以出于对社会公众的利益的考虑替他人做出死亡的选择, 那么个体以及与个体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他人自然可以为结束自己的生命病痛做出死亡的选择。我们无权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有权利选择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开, 对于有需要的人提供高品质的死亡方式, 本身也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我们总在强调权利, 当一个对自己生命是否延续都无法选择的人来说, 既然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无法得以保障, 更何谈其他权利。因此, 笔者认为, 每个人都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这一权利应被法律给予保障。诚然我们不能大肆宣传安乐死, 但是对于那些渴望以更有尊严的方式结束生命的人来说, 法律应该予以实现和保护而不是无限期迟滞。

参考文献

[1]郑国玉.从儒家和道家的生死观看安乐死[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2 (第29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