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精选12篇）
故意伤害罪 篇1
一、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概念
故意杀人罪指的是犯罪嫌疑人故意非法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造成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当事人应当年满14周岁, 而且得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正常人, 故意杀人罪的主要因素是故意二字, 故意具体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指的是既然很清楚自己所做的这种行为举动会让他人死亡, 但是却非常的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犯罪嫌疑人造成故意杀人罪的方式是有许多种的, 比如对他人杀人灭口与谋财害命等。
故意伤害罪指的是犯罪嫌疑犯人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简单的来说就是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故意伤害罪的主要因素也是故意, 具体表现在犯罪嫌疑人很清楚自己的所做的行为举止会对他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并且清楚的认识对造成这种身体危害的结果。
二、按照俩罪的基本特征来对其进行界定
(一) 故意杀人罪的基本特征是:
①故意伤害罪主要侵犯的是其他人的生命权, 对于生命权的认识, 只有具有生命的自然人才拥有生命权。其中人的生命是经过了孕育、诞生和发育以及死亡一系列过程。所以, 人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 对界定故意杀人罪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没有遵守法律剥夺了其他人的生命的行为举止。其中故意杀人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使用刀、枪和棍以及棒等来杀人的行为, 当然还有对其他人有特定义务却专门不去履行自己该履行的义务, 从而造成死亡的行为, 举个例子来说, 身为一名母亲, 却由于心理因素, 故意不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哺乳喂养, 从而使得婴儿饿死的行为。除此之外, 故意杀人罪必须在非法的情况下, 如果按照法律而剥夺他人的生命, 比如按照法律对已经判处死刑的犯罪份子执行了死刑或者在不能预见知的情况之下造成了他人死亡等都属于故意杀人罪。
(二) 故意伤害罪的基本特征是:
①故意伤害罪主要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 身体健康权具体指的是人们的肢体、器官以及其他的身体组织具备完整性的人格权。②故意伤害罪的客观主要表现为对他人的身体进行了非法损害的行为, 说的简单点儿就是损害他人身体的非法的行为举止, 而且这种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人的身体造成了伤害。③故意伤害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体一般是指所有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还具备了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够形成故意伤害罪, 对年龄已经够14周岁但是不够16周岁的自然人, 如果造成故意伤害罪行为的,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三)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定:
从一般情况来说的话, 其实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死亡罪并不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遇到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与故意伤害造成人死亡这两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这种情况之下,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在区分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界限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先查清楚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的时候是否是故意的, 假如犯罪嫌疑人是故意杀人的, 他们自己心理非常清楚自己所做的行为会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结果, 而且心理非常的希望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让受害人死亡, 但是也应该把犯罪嫌疑人界定为故意杀人罪来判处。在犯罪嫌疑人出于伤害故意的前提条件下, 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做的行为会对他人形成伤害, 但是希望伤害的情况发生, 这样即使造成了他人的死亡, 也应该界定为故意伤害罪。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形成属于人的一种内心活动。所以, 相关人员在司法实践在判断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的具体形成的工作当中, 首先要进行全面、客观的对案件各种证据综合的分析, 比如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等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来判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 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的对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进行界定。
还必须要知道并且把握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主要区别, 俩罪的主要区别是看犯罪嫌疑人在做案的时候是否把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作为故意内容。假如犯罪嫌疑人没有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只是非法故意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 从客观上角度来看, 即使造成了他人死亡, 但是也只能够界定其是属于故意伤害罪, 但是犯罪嫌疑人故意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 但是这种行为没有让受害人死亡, 这种情况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三、结语
总而言之, 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有时难以区分, 因为在故意杀人未遂的情况下, 也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伤害, 在故意伤害的情况下, 也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因此, 正确划清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对于准确实施我国刑法, 保证公正执法, 从而对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长青.试论杀人罪与伤害罪的区别[J].青海社会科学, 2011 (15) .
[2]赵秉志.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及在司法实践中的确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5 (22) .
[3]邱玉村, 张太范.故意伤害致死与间接故意杀人的认定新议[J].人民司法, 2013 (06) .
故意伤害罪 篇2
故意伤害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矫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矫某本人同意，指派李瑞庆律师担任被告人矫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案件经过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已经清楚，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矫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矫某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请求合议庭在对被告人矫某的行为量刑时予以考虑。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具有投案自首的情节，恳请法院依法查明、认定，并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依法判处缓刑。
案发当日，本案被告人就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积极的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全面、主动的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之规定，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并依法判处缓刑。
二、被告人及家属已向受害人支付赔偿款，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请求法院依法查明、认定，并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依法判处缓刑。
案发后，被告人明确表示愿意给受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对被告人勇于承担责任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被告人及家属经济十分困难，但仍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款，并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告人已经赔偿受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之规定，对此，辩护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依法判处缓刑。
三、本案被告人自愿认罪，且系初犯、偶犯，情节较轻微，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院院依法查明、认定，并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依法判处缓刑。
案发时，被告人处于醉酒后意识不清醒的状态，完全没有预谋行为，纯属酒后一时的冲动而犯错，情节较为轻微。同时，本案被告人在案发前并无案底，也无前科劣迹；案发后，被告人也表现出极大的惭愧和内疚，并当庭自愿认罪，确有悔改表现，表明其主观恶性并不深，容易改造，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
四、被害人存在过错等情节，应减轻被告人责任。
事发时，被害人刘某说是出来拉架，却携带棒球棒冲向被告人，被告人处于醉酒状态，下意识对恶意被害人进行反抗，才将被害人摔倒在地，连续击打面部也是因被害人恶语威胁方才实施的附随行为，综合事发全程，被害人过错不可忽略，应减轻被告人矫某责任。
综上可见，本案被告人具有投案自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取得受害人谅解、当庭自愿认罪等法定及酌定的减轻、从轻、免除处罚的情节，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据《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之规定，对本案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依法判处缓刑。
上述辩护意见，请求法院院予以考虑。
此致
青岛市XXX人民法院
辩护人：田翠丽
故意伤害罪 篇3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区分
一、寻衅滋事罪之“特殊性”并不切实可行
关于寻衅滋事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的如何区分问题，通常会总结出很多此罪与彼罪的区别，比如认为寻衅滋事罪在主观上往往出于流氓动机，可是疑问的是，原本并不具有流氓动机的普通人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死亡就应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但是行为人具备主观恶性更大的流氓动机，竟然只被判处寻衅滋事罪并最多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量刑，这显然不能为人所接受。又比如认为寻衅滋事罪是随意殴打他人，主观上具有随意性，而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随意性，往往对象特定，或者不在公共场所，或者行为人实施行为时事出有因，或者寻衅滋事罪只能殴打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等等，可是倘若认为故意伤害的对象是特定的，而寻衅滋事的对象是随意的、非特定的，这种观点忽略概括故意的情况。又比如倘若认为寻衅滋事罪只能殴打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或者地点仅限于社会公共场所，或者不具备殴打的原因，但是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一定要以“非随意性”、“限定于公共场所以外的场合”、“事出有因”为要件吗？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又比如认为寻衅滋事罪的殴打他人这种伤害行为，是出于随意，而故意伤害罪的殴打是出于故意，可是寻衅滋事罪中的殴打行为的主观的“随意”是过失，还是非故意非过失以外的另一种主观罪过？以上种种，单纯探讨寻衅滋事罪与其他两罪的区别特征，或是认为寻衅滋事罪对象的特殊性，或是认为寻衅滋事罪主观罪过的特殊性，或是认为实施寻衅滋事罪场合的特殊性，或是认为寻衅滋事罪动机的特殊性等等各种区分办法，对于实践可操作性并不高。
二、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区分之关键
在实践中的那些难以区分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案件中，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后通常有以下三种情况：①一个行为既侵害了社会秩序的客体，也侵害了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客体；②一个行为只侵害社会秩序的客体，但没有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客体；③一个行为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但没有侵害社会秩序的客体。虽然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中，行为虽然没有达到侵害了除本身罪名所包含的客体之外的另一种客体，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丝毫损伤，只是程度没有达到，例如，行为人在公共场合殴打他人，虽只造成轻微伤，最终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但行为人并不是没有实施可能伤害到他人人身健康的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侵害了故意伤害罪的客体所要求的侵害程度。又如行为人在公共场合毁损他人财物，虽没有造成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所要求的财物数额的立案标准，但行为人并不是没有实施毁坏财物的行为，只是没有达到侵害了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客体所要求的侵害程度。
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将行为人的行为正确定性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这在刑法中随机客体的理论是能够得到解释的。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一个行为所触犯的法条发生竞合，该如何正确地给行为人的行为定性是应区分情况讨论的，以下分而述之。
从法规竞合的角度来看，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侵犯了数个法条，而法条之间又存在着交叉、包容关系时，我们的处理办法是一般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适用这个原则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时，且刑法没有明令禁止这样做的话，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1]。在上述情况下提到，一个行为既侵害了社会秩序的客体，也侵害了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为了使行为人受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罚，考虑到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量刑档层次，应有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①行为人妨害了社会秩序但不具备加重处罚事由，同时造成了被害人轻伤或公私财物损失数额刚满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立案标准且没有其他恶劣情节的；②行为人妨害了社会秩序但不具备加重处罚事由，同时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死亡、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严重残疾或公私财物损失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③行为人妨害了社会秩序且具备加重处罚事由，同时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死亡、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严重残疾或公私财物损失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且按行为人行为的性质都只能在每个罪名的第一个量刑档量刑，考虑到寻衅滋事罪的首个量刑幅度较高，应按寻衅滋事罪处理。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而且按行为人行为的性质，行为人的伤害行为可在故意伤害罪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量刑档内量刑，同时行为人的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可在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第二个量刑档内量刑，故意伤害罪的第二个量刑档是3到10年，第三个量刑档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故意毁坏财物罪的第二个量刑情节是3到7年有期徒刑。如果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并不具备寻衅滋事罪的加重处罚事由，但是却具备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加重处罚事由，此时应按故意伤害罪定罪，且在第二个或第三个加重处罚的量刑档判刑较为妥当，或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且在第二个加重处罚的量刑档判刑较为妥当。如果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已经具备寻衅滋事罪的加重处罚事由，并且也具备故意伤害罪（不具备最重的加重处罚事由）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加重处罚事由，此时按寻衅滋事罪加重处罚较为妥当，但是如若行为人的行为具备故意伤害罪的最重的加重处罚事由，则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罚，并在第三个量刑档内判刑较为妥当。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23—424页.
故意伤害罪 篇4
一、两者的犯罪构成分析
1. 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
所谓故意杀人罪指的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概念中强调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这是故意杀人罪的关键所在。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故意杀人罪的主体仅仅是指已经年满14周岁且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的自然人;第二, 主体具有杀人的故意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的第二个体现。这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直接故意杀人, 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具有主观意愿的成为直接故意杀人;二是间接故意杀人, 对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采取放任的态度的称为间接故意杀人;第三,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生命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客观基础和前提。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价值都是平等的。本罪的成立不会因为被害人生理以及心理或者身份的变化而变化;第四, 犯罪人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这也是故意杀人罪内涵的关键所在。主要包括既遂故意杀人罪和未遂故意杀人罪两种, 前者是指行为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死亡这一事实;后者是指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对被害人造成死亡这一事实。
2. 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
所谓故意伤害罪指的是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这主要是强调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 这是故意伤害罪的关键。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与故意杀人罪相比, 也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故意伤害罪的主体仅仅是指已经年满14周岁且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的自然人 (导致重伤或者死亡) ;已经年满16周岁且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的自然人 (导致轻伤) ;第二, 主观方面表现为非法伤害他人的故意。也分为直接故意的情况和间接故意的情况两种。前者是指明明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出轻伤还是重伤或者具体怎样的伤害, 但仍然放任其发生这样的后果。而间接故意伤害的情况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会造出怎样的后果并不是有明确的认识, 在这种情况下, 造成重伤按重伤罪论, 造成轻伤按轻伤罪论, 没有造成伤害的不予论罪;第三, 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比如砍断别人手脚, 伤害别人器官等等;第四, 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 主要特征为:伤害行为必须是非法的, 伤害的对象只能是他人。
二、两者的区分分析
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都是非法侵害他人权利, 但两者是不同性质的犯罪, 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 侵害客体不同。
故意杀人罪是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而故意伤害罪是侵害他人的身体健康权。
2. 客观方面表现不同。
故意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而故意伤害罪是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3. 两者内容不同。
这也是两者的根本不同所在, 故意伤害罪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内容, 故意杀人罪是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内容。
4. 年龄有所不同。其年龄的区别已经在犯罪构成中加以分析。
三、明确掌握两者的界定
两者容易混淆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故意杀人既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以及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既遂。
1. 故意杀人既遂与故意伤害致死界定。
故意杀人既遂主要是指行为人希望和达到的结果就是让被害人死亡, 死亡事实是行为人想要并希望得到的结果。而故意伤害致死是指, 行为人不希望被害人死亡, 他只是侵害被害人的健康, 而死亡并不是他的本意。
2. 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既遂的界定。
故意杀人未遂的故意内容是行为人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没有出现死亡这一结果也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故意伤害的故意内容是行为人只有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 而根本就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参考文献
①曾宇, 胡君旸.对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的理解与推定[J].中国检察官, 2009.03.
②王艳雯, 董新春.浅析故意杀人 (未遂) 与故意伤害罪[J].法制与社会, 2009.26.
故意伤害罪起诉状 篇5
本案由宜兴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付朝明涉嫌故意伤害罪，于xxx4年11月3日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该院受理后，于次日已告知被告人付朝明有权委托辩护人，已告知被害人的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于同年12月27日转至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讯问了被告人付朝明，听取了辩护人、被害人的近亲属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本案因案情重大、复杂，于xxx5年1月28日依法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
经依法审查查明：
xxx4年9月16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付朝明在宜兴市官林镇滆湖村庄家渎218号，因琐事与其兄付某甲(殁年48岁)发生争执，后被告人付朝明持木凳击打付某甲头面部等处，致其倒地。被害人付某甲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xxx4年9月23日死亡。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付某甲系头部遭受钝器打击导致颅脑损伤而死亡。
案发后，被告人付朝明自动投案，并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宜兴市公安局提取的木凳碎块等物证;
2.宜兴市公安局调取的病历资料等书证;
3.证人付某乙、付某丙、邵某某的.证言;
4.被告人付朝明的供述;
5.无锡市公安局出具的物证鉴定意见书、宜兴市公安局出具的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书;
6.宜兴市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
本院认为，被告人付朝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xxx
检察员：xxx
故意伤害罪 篇6
关键词：随意殴打 寻衅滋事 故意伤害 甄别
因为罪状设计的过度主观化和伦理化造成的构成要件的含糊性与开放性，可以说是从流氓罪脱胎而来的寻衅滋事罪与从投机倒把罪演化而来的非法经营罪共同的原生性缺陷，也正因为如此，寻衅滋事罪与非法经营罪作为现行《刑法》的两大“口袋罪”，构成了我国《刑法》分则体系中最令人迷离的罪名。就寻衅滋事罪而言，它与侮辱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之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其中，以随意殴打他人构成的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则更是司法实践难分难解的问题，以致于有学者甚至认为殴打类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的界别是司法中的哥德巴赫难题。[1]本文尝试从两个案例入手，对司法实践中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边界甄别的关注焦点给予整理检讨，希冀从中提出若干参考性的观点。
一、案例导入
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认识分歧而在侦、诉、审不同环节不同定性的案例。下面列举两个简明案例。
[案例一]张某与谢某共同承包鱼塘养殖，由谢某及其妻子承担养殖技术。因谢某养殖方式不善造成鱼大量死亡，张某找谢某夫妇理论，谢某夫妇不服，双方发生口角，张某打了谢某妻子一个耳光。谢某于次日纠集了亲属二三人到张某家中闹事，与张某及其家人发生撕扯，谢某朝张某妻子腹部狠踢了几脚，经鉴定张某妻子构成轻伤。检察机关以寻衅滋事罪对谢某提起公诉，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决谢某有期徒刑一年。法院改变检察机关指控罪名的主要理由为：（1）被告方与被害方系熟人关系，侵害对象具有预设性与特定性，故不符合寻衅滋事罪对象临时性与随机性的特征；（2）被告方与被害方有矛盾冲突在先，系事出有因，基于报复动机，亦不符合寻衅滋事罪无事生非的特征。
[案例二]姚某在某水果店购买水果时与营业员发生口角，姚某口出脏话，喋喋不休，同在店内的顾客魏某见状上前劝解，姚某遂转而辱骂魏某，魏某的女朋友安某在侧上前欲拉魏某离开水果店，不料遭到姚某朝面重重一拳，经鉴定安某构成轻伤。公安机关以姚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后以姚某涉嫌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后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姚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检察机关改变公安机关立案罪名的主要理由为：（1）姚某与安某并不相识，并无宿怨，两人偶然相遇，姚某对安某实施殴打亦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突发性，符合寻衅滋事罪随机性与随意性的特征；（2）根据生活常理来看，姚某对安某发动攻击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纯属毫无来由，符合寻衅滋事无事生非的特征。
二、常见关注要素的整理
单纯从立法设计来看，故意伤害罪与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差异显而易见：第一，体系位置不同。故意伤害罪位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而寻衅滋事罪则位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因此，故意伤害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单一性，即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利，而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即社会公共秩序与公民人身健康权利，并且，前者乃是主要法益。第二，罪状叙述不同。故意伤害罪的罪状叙述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而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罪状叙述则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因此，侵害他人身体权益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仅仅限于暴力殴打情形，而故意伤害犯罪对他人的身体伤害手段则除却殴打之外不一而足。
上述两个立法差异在个案判断作业中显然不足为训。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从以下几项要素标准区分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第一，动机要素，这是首要的或者说核心标准，下述诸多要素都是围绕这一要素铺陈开来。寻衅滋事犯罪既然是从原流氓罪脱胎而来，因而寻衅滋事的动机不外乎所谓的流氓动机，即寻欢作乐、逞强好胜、寻求感官刺激，填补精神空虚；而故意伤害的犯罪动机则相对比较复杂多元，如报复泄愤，但其目的性相当明确，就是伤害他人身体。第二，起因要素，这一要素是前述动机要素的重申。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区别在于“无由”与“有因”，寻衅滋事往往是“无事生非”，而故意伤害则往往是“事出有因”。至于“无事生非”与“事出有因”的区分，不应当以行为人的认识而应当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判断立场。第三，场合要素，这一要素也是前述动机要素的递推。寻衅滋事罪一般多发生于公共场所或者说公共生活空间，因为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才能实现行为人挑战公共秩序、寻求精神刺激的内在动机，而故意伤害罪则没有特定场合的限制。第四，结果要素，这一要素也是前述动机要素的转述。寻衅滋事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公共安宁，挑战社会公共秩序，并不以造成实际伤害结果为必要，而故意伤害则必须实际造成轻伤害以上结果。第五，对象要素。寻衅滋事的对象选择往往具有临时性、随机性，而故意伤害的对象选择往往具有预设性和刻意性。或者说，寻衅滋事罪的对象选择具有不特定性，而故意伤害罪的对象选择则具有特定性。当然，对于“特定”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可以是特定一人，也可以特定多人。第六，关系要素，这一要素乃是前述对象要素的延伸。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人与被害人一般不具有熟识程度，而故意伤害罪的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状况则并无特别限制。
当然，在具体个案判断过程中，不可能仅仅根据某个单一要素作出结论，而往往需结合上述诸多要素最终厘定罪名。在前述两个司法案例中，司法机关更多地是考量了对象要素、关系要素和起因要素这三个要素，在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作出了选择。
三、关注要素的甄别与检讨
（一）动机要素
一般认为，流氓动机即寻欢逐乐、逞强显能、挑战公共秩序、追求精神刺激的动机是寻衅滋事罪的核心要素，也是区别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关键要素。但是，这一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将犯罪动机要素引入犯罪构成判断领域，而传统刑法学主流观点又普遍认为犯罪动机不能构成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因此，流氓动机决定论与犯罪构成基础理论在逻辑上无法自洽。诚如张明楷教授所言：“随意添加动机是当前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重大缺陷之一，值得反思。”[2]而且流氓也好，逞强也好，追求精神刺激也好，挑战公共安宁也好，这些概念过于主观化和伦理化，在司法官之间会产生相当的个体认识差异，缺乏基本的规范质量和法实证主义风格，不具有基本的构成要件规制机能，也如张明楷教授所言：“所谓流氓动机或者寻求精神刺激是没有具体意义、难以被人认识的心理状态，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将其作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并不具有限定犯罪范围的意义。”更实质的问题是：流氓罪作为近人治而非法治的话语规则已经被我国刑事立法明文淘汰，刑事司法更没有必要在实践作业中抱残守缺。因此，“流氓动机并不是区分随意殴打类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利器。”[3]
笔者认为，抛弃了流氓动机准则之后，应当转而向刑法典实定语言索求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甄别规则，这个实定语言就是“随意”。关于“随意”的理解，刑法学界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对立。主观说认为随意应当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状态为评价准则；反之，客观说则认为应当以一般人的主观认识状态为评价标准。此外，还有所谓主客观统一说，即结合一般人的常识判断和行为人的特殊判断加以认定。笔者赞成客观说的立场，主要乃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主观说会引发诉讼困境。如果说“随意”的判断取决于行为人本人的认识心态，那么就意味着“随意”成为一种主观心理要素，而主观心理要素在行为人本人拒不供认的情况下，无法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只能诉诸推定技术加以认定。推定的运用不可避免地阻碍诉讼效率，而对于“随意”的推定则更是技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相对于通常诉诸推定加以认定的主观心理要素如“非法占有目的”、“明知”而言，“随意”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张力，对于“随意”的推定也具有更高的技术难度。第二，客观说契合法益立场。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主要法益或者说首要法益乃是社会公共安宁、公共生活秩序，这种秩序和安宁实质上可以说是大众的心理感受，因此，对于“随意”的判断，应当从大众或普通国民的切身临场感受出发，这也符合法益解释论的立场。
（二）场合要素
从司法实践来看，殴打类寻衅滋事一般发生在人数众多，情势纷杂的公共场所，因为只有公共场所才能满足行为人的某种心理快感或者成就感。但是，据此认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有别于故意伤害罪乃是因为前者必须发生于公共场所，则是对寻衅滋事犯罪保护法益的误读，也是对寻衅滋事刑事立法的误判。从保护法益来看，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乃是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即在公共生活规则下形成的社会安宁稳定状态。这里的共同生活的规则包括保护人身安全的规则、调节公共场所秩序的纪律规则以及人们正常交往的规则。[4]因此，社会公共秩序不仅限于公共场所秩序，而且也包括其他人际交往秩序。将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地点画地为牢地局限于公共场所，实质上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狭隘理解。从刑事立法来看，《刑法》第293条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罪状叙述仅在第4项中设置了公共场所要素，即“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而包括随意殴打在内的前三项行为模式均未设置公共场所要素，这也就意味着包括随意殴打在内的前三种类型的寻衅滋事犯罪并不以公共场所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有关司法解释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立法旨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节恶劣：（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可见，公共场所并非所有寻衅滋事罪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而只是寻衅滋事罪的定量要素之一，也就是说，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恶劣。因此，公共场所要素不能成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甄别标准。
（三）对象要素
一般情况下，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随时性、随地性、随机性彰显了行为人侵害行为的随意性，因此，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对象通常具有不特定性，这一点的确可以成为甄别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重要指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寻衅滋事罪的对象必须是不特定的。因为对象的特定与否与殴打行为随意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对特定对象随意实施殴打，情节恶劣的，同样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
（四）起因要素
对寻衅滋事进行文义解释，可以得到该罪的基本逻辑，即无事生非，无故生事。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将寻衅滋事的起因归为两类：一是无事生非型，即行为人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而滋生事端；二是小题大做型，即行为人采取完全过激过度的反应方式制造或者扩大事端。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就根据是“无事生非”还是“事出有因”来甄别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界限。凡是基于一定的原因殴打他人的，一般认定为故意伤害；凡是无事生非或者小题大做而殴打他人的，一般认定为寻衅滋事。两高有关寻衅滋事的司法解释也倾向于这一立场。《解释》第1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矛盾系由被害人故意引发或者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行为人因婚恋、家庭、邻里、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辱骂、恐吓他人或者损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继续实施前列行为，破坏社会秩序的除外。”但是，所谓的“事出有因”还是“无故生事”，其中的“因”和“故”的判断是非常困惑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任何行为的实施都存在因果根据，没有没有结果的原因，也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所以，以有因或者无故作为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甄别依据，显然过于平面化和静态化，而且在结论上也流于主观化和相对化。
四、整体原则的建构
近来，刑法学界越来越形成有力的观点认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并非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应当将两者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排斥关系。至于两者之间究竟系何种关系，学界见解纷呈。其一为补充说，认为寻衅滋事罪对于故意伤害罪具有补充价值，如果故意造成他人伤害的，原则上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只有故意伤害罪无法成立的前提下，始考虑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有的学者认为立法者设置寻衅滋事罪的目的在于防止出现法律漏洞，寻衅滋事罪是一个堵截性罪名或称兜底性罪名，凡是侵犯社会秩序的行为如符合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就按各相关犯罪定罪处罚，只有在既不构成各相关犯罪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才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5]例如，行为人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但每次均造成轻微伤后果，依法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但完全可以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二为竞合说，认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可能存在想象竞合关系。如张明楷教授认为：随意殴打他人致人轻伤的行为，既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按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这种处理方法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不必为了强调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而主张故意伤害罪不得出于流氓动机；另一方面，不应为了强调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而主张凡是造成轻伤以上结果的都不成立寻衅滋事罪。[6]
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并非补充关系或者竞合关系，但是两者在构成要件外延上存在一定的重合或者交叉。在甄别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时应当注重把握两项基本原则。
第一，法益目的解释切入的原则。法益作为目的解释的指标性概念，对于构成要件具有强大的解释机能，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问题上具有清晰利落的甄别机能。相对于侵害单一客体的故意伤害罪而言，寻衅滋事罪所侵犯的乃是双重客体，即公共生活秩序和公民人身健康权益。因此，如果一行为并未对社会公共生活造成侵害或者威胁，即使侵犯了特定的或者不特定的公民的人身健康权益，也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是否侵犯社会公共秩序，需要从前述的场所、对象、起因、结果等要素综合加以考量。
第二，故意伤害优先认定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人“随意”殴打他人的证据不充分时，或者被害人对案件发生存在一定过错或责任的，一般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而以故意伤害罪认定为宜。也就是说，在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界限不清、举棋不定时，应当优先考虑适用故意伤害罪名。因为根据两高有关规则，寻衅滋事犯罪不适用刑事和解，如果认定故意伤害犯罪则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这样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体现刑法的谦抑原则。
注释：
[1]樊中华：《寻衅滋事罪规范内的追问与规范外的反思——以随意殴打型切入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8期。
[2]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下）》，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2期。
[3]同[1]。
[4]关振海：《规范与政策：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二重区分》，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5]杜启新、安文录：《论寻衅滋事罪的合理定位》，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5期。
故意伤害罪 篇7
自2013年5月以来,被告人熊某多次无故到某村村民李某家闹事、殴打李某,并放火烧其门前草堆;同年6月17日,被告人熊某又无故到李某家叫骂,后与李某进行厮打,并将前来拉劝的王某手臂咬伤,将李某用铁锹打伤;同年6月28日,被告人熊某无故到李某家闹事,辱骂李某的妻子;同年7月16日,被告人熊某无故持斧头窜至李某家高声叫骂,并与李某厮打,用斧头将李某砍伤后,又拿菜刀将李某的头部砍伤,经鉴定李某构成轻伤。
二、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有四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行为分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构罪标准和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法定升格条件。
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在客观方面存在一定的重合。但是,寻衅滋事更强调殴打的随意性,故意伤害更强调殴打的致伤性。刑法对寻衅滋事罪规定的4种行为类型,均使用了随意、任意、情节恶劣等价值判断表述,在认定方面容易混淆。
三、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法律原理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具体罪名,都有其值得保护的法益。我国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旨在保护公共社会秩序这一公共法益;而故意伤害罪则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十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之中,其保护的法益为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
首先,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行为性质不同。殴打他人本质上也是一种伤害他人的行为,但寻衅滋事罪中的“随意殴打他人”与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有着本质区别。故意伤害罪中的行为人一般具有明确的伤害故意,伤害他人的原因、对象、目的一般都具有特定性,同时以致他人受伤到何种程度为目的。而“随意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更侧重的是保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全良好。因此,如果是某人因为特殊原因殴打某个特定的人,因其没有侵犯到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社会公共秩序法益,所以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其次,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一、殴打起因上的随意性,是指行为人殴打他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无事生非,以微不足道的小事或不能成立的理由挑起事端,随意殴打他人。其目的不是要致他人伤害到何种程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追求刺激的心理;二、殴打目标的随意性体现了行为人殴打他人的目的是为了取乐、滋事,其殴打对象均具有不特定性,而故意伤害罪一般对象明确。三、殴打方式上的随意性是指殴打他人具有临时起意性,所选择的殴打方式、殴打部位及所使用的工具等,均因人、因事的不同而有别,行为人常常表现出随心所欲、不计后果。
再次,合理运用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想象竞合问题。通过刑罚处罚的程度和量刑幅度我们不难看出,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殴打他人致人轻伤的,已将该轻伤后果包含在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之中,只定寻衅滋事罪一罪,不会轻告犯罪人,反而更体现出罪刑相适应原则。如果在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殴打他人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因为寻衅滋事罪中并不包含造成他人死亡或重伤的加重结果,此种情形已超出了寻衅滋事罪的评价范围,如再以寻衅滋事罪论处,则不能体现罪刑均衡。例如,张某多次殴打他人,其中仅一次造成他人轻伤。如果只将造成他人轻伤单独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在其他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情况下。对张某仅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其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不免有轻告之嫌。倘若将张某的多次殴打行为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型的寻衅滋事罪,则可以寻衅滋事罪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后者更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做到准确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必须以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罪所保护的法益为指导,正确区分两罪的构成要件,合理归纳案件事实,细致分析案件细节,妥当判断案件性质。同时要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准备区分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本案中熊某的行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摘要：通过法益来看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实质;分析两罪的具体构成要件,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正确区分、认定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
关键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殴打,伤害,法益
参考文献
[1]史社军.论寻衅滋事罪在实践中的认定[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3.10.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故意伤害罪 篇8
聚众斗殴罪是社会上常见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多发性刑事案件,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聚众斗殴罪最开始是从1979刑法中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 因为1979刑法中的流氓罪是一个犯罪概念外延较广, 规定比较笼统, 在实际执法中难以掌握的犯罪, 即法学界所称的名副其实的“口袋罪”, 因此, 从这个角度来讲, 分离出来的聚众斗殴罪仍然是中国现行刑法中不易把握的一种罪, 尤其是因聚众斗殴造成被害人轻伤的情况下, 应认定为聚众斗殴罪还是故意伤害罪, 往往是司法实践中较难界定的。
从目前有关聚众斗殴罪的研究来看, 学术界大都将主观方面是否有扰乱社会治安的故意以及犯罪客体是公共秩序还是公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作为区分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主要标准, 基于上述出发点, 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犯罪构成辨析说
这种观点认为, (1) 犯罪发生场所不同。聚众斗殴罪中的殴打他人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而故意伤害行为人往往对于伤害场所精心选择, 有时为了追求犯罪更易得手, 会挑选人少、偏僻的场所, 伤害行为并非由行为人的“心情”和“脾气”所致, 而是因情势的发展而产生。 (2) 被害对象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的被害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而故意伤害行为人与被害人一般存在民事纠纷或者互有宿怨, 侵害对象是特定的。 (3) 主观动机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的行为人抱着公然藐视社会法规和公德的心态, 出于逞强斗狠、耍威争霸、发泄不满等动机而实施犯罪。故意伤害行为人主观上就是非法损害他人健康, 没有其他卑劣动机。 (4) 对伤害结果所持态度不同。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致伤, 行为人是基于逞强斗狠、称霸一方等目的, 但对于致人伤害的后果, 则一般持放任的态度, 为间接故意。而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内容, 一般以直接故意为主。
二、犯罪结果归责说
这种观点认为, 在两罪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以伤害结果是否达到轻伤为标准来区分两罪。造成轻伤后果的以故意伤害罪来定罪处罚, 相反, 轻微伤及以下的则以聚众斗殴罪来定性。也就是说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的后果仅包括轻微伤, 不包括轻伤。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 笔者认为, 第一种观点较为正确, 第二种观点法律依据不足, 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没有规定聚众斗殴罪中殴打他人致伤仅包括轻微伤而不包括轻伤, 达到轻伤的后果就必须认定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这是结果归责的束缚表现, 非常片面。因为, 按照中国刑法法理的理论依据和刑法的明文规定, 中国刑法中规定的任何一种犯罪, 必须要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 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 因此分析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或者在某几种犯罪相似或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认定的问题上, 必须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进行分析, 即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四要件进行分析。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在犯罪构成中有许多相似甚至是竞合之处, 比如在犯罪客体上, 聚众斗殴罪除了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 还侵犯了他人人身健康权或生命权, 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客体就是侵犯了他人人身健康权或生命权;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 聚众斗殴罪在行为上有纠集众人实施斗殴的特征, 犯罪结果是对公共秩序造成现实的直接损害并且也存在侵害他人人身健康权的结果;从犯罪主体上看, 犯罪人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从犯罪主观方面看, 两罪均为故意犯罪。从以上特征看两罪在犯罪构成中绝大方面竞合或者相似, 容易混淆。但聚众斗殴罪有一个区别于故意伤害罪的典型特征, 就是其在主观上没有追求伤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 该罪犯罪主观要件中动机和目的这一特征与故意伤害罪主观要件中单一伤害的犯罪目的、多种多样的伤害动机及积极追求伤害结果发生的犯罪特征有本质区别。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人在主观方面只是想通过实施聚众斗殴活动来达到显示、炫耀武力的目的, 本罪不一定要以伤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 通常是通过自己的行为破坏社会秩序, 寻求精神刺激, 以满足自己藐视社会, 逞强称霸的犯罪心理, 并且犯罪通常是临时起意, 事出无因, 这是聚众斗殴罪犯罪主观要件的典型特征。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聚众斗殴罪没有明确的分工, 其同伙有明知拉帮结伙甚至是持械, 有可能发生互相打斗的违法结果发生但仍然积极参与, 还有, 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人或公共财物, 随意性很大, 而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对象是仅为特定的人。当然, 在聚众斗殴中会发生人身伤害的后果, 尤其发生轻伤的犯罪结果, 这时就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非常相近了, 如果不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上仔细分析和辨别, 就很容易与故意伤害罪混淆。还有一点, 关于二罪的犯罪结果, 依照中国刑法规定, 犯罪结果也是确定罪名的标准之一, 如果聚众斗殴的伤害后果达到重伤或者死亡, 该罪就发生转化, 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聚众斗殴罪对他人人身损害的程度因此仅限于造成轻伤及以下的后果, 故意伤害罪造成人体伤害的结果则分为轻伤、重伤和死亡三种。
另外, 在中国刑法学理解释和刑事司法实践中, 有一个定罪堵截性罪名或称兜底性罪名的说法, 从刑法适用角度分析, 在刑法分则的罪名体系中, 相对于故意伤害罪而言, 聚众斗殴罪是一个堵截性罪名 (或称兜底性罪名) , 即: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符合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构成, 就按该相关犯罪定罪处, 只有在够不上各相关犯罪的犯罪标准但又确实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 才以聚众斗殴罪定罪处罚。在法律适用上, 堵截性罪名与其他相关罪名关系是凡是符合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的就按特别条款规定之罪定罪处罚, 只有在既达不到特别条款规定之罪的犯罪构成标准但是又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 才按照堵截性罪名定罪处罚, 这样界定就会准确的定罪量刑, 不枉不纵地打击犯罪。
鉴于以上, 笔者坚持使用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并结合具体犯罪情节来认定犯罪行为的性质, 以更好的执行中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以便更好地保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梁剑, 叶良芳.聚众斗殴罪立法规定质疑[J].政治与法律, 2003, (6) .
[2]北京朝阳区检察院.检察机关在办理聚众斗殴案件中应注意的问题[J].北京市检察院系统, 2002, (10) .
论犯罪故意 篇9
1 犯罪故意的概述
我国《刑法》第14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不难看出,犯罪故意它主要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罪过的主观心理态度,故意犯罪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是在罪过心理支配下做出的犯罪行为。犯罪故意的罪过心理是故意犯罪这种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因此,正确的分析影响犯罪故意的各种因素对于犯罪故意的研究很有帮助。
2 影响犯罪故意的因素
有犯罪就有犯罪目的与动机的存在。在犯罪故意中,行为人是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也想看到结果的发生为了达到一个目的,就没理会其他的结果,因此其才会对危害结果保持放任心理。很多暴力案件的发生,本人认为,这些行为人必定受到某些刺激或者是对社会的不满,利用犯罪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挑衅的向个人或社会或者国家发泄自己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那种报复或者其他的满足感。
犯罪故意有目的有动机源自于个体的心理和环境,在心理学角度分为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在环境角度分析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2.1从心理学角度看
从犯罪的心理学角度来看,犯罪故意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
2.1.1 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
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而为之的行为是认识因素 ;是犯罪故意的在认识方面的特征。犯罪故意是明知故犯,因此在认识因素中,明知就是故意犯罪的前提,没有明知就谈不上故意犯罪。认识因素应注意,“明知”是行为人对自己所要实施或者正要实施的行为危害社会的性质、内容和结果的认识。
2.1.2 意志因素
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所要导致的危害结果的发生所抱的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的发生,这种放任和希望的心理属于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存在的前提,是成立犯罪故意罪名的基础;意志因素是认识因素的发展,在犯罪故意中起决定性作用。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指出:“决议实施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决意不履行法律命令的行为,就表明积极的恶的意志,就是故意。”总体而言,从意志坚定程度来看,放任要低于希望。故,犯罪事件是有预谋的故意,而这有预谋的故意,是靠行为人的意志来实现的,是意志因素决定的。
2.2犯罪故意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从古至今,在社会不断的发展,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时,刑法也在不断的提高其完整性和严密性。对各种犯罪有了更详细更明确的规定,对于各种犯罪其大部分源于个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年龄比较小,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是很强;另外一种是虽然成人,但其的人格塑造的并不完善。通常这两类的人比较容易冲动,青少年易冲动,并不考虑后果,那些成年人的性格就比较畸形,他们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为了获得某种满足而去触犯刑法。
外在因素,大部分于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如:单亲家庭、孤儿问题都会导致人的性格发生扭曲,冷漠孤僻,不受任何人控制,包括自己在内,其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及后果;老师教育的问题,学校风气的问题,学生会慢慢变的孤僻冷漠,不予人交往以至于走偏了路。因此,有人认为青少年走向犯罪的共同规律是“无知 - 野蛮 - 犯罪”三位一体【4】;城乡建设的差距,给农村人带来了很大的自卑感,这样就会激怒这些人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就有可能导致其发生犯罪行为的发生。
3 犯罪故意的种类
刑法将故意分为两种,分别是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这一划分是依据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不同而进行分类的。
3.1直接故意
从认识程度的不同,直接故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行为人在主观心理上是积极追求结果发生的,有的甚至还想尽办法排除其行为实施时的障碍;另一种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
3.2间接故意
在认识的特征上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行为人这种对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认识,为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存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从心理上不积极追求,不希望也不反对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所持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
4 故意的认定
在具体的案件中,对于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也从其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认定,除此之外还应从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标准,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定犯罪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此外,从故意的内容来认定是不是故意杀人,如果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不论是否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行为的性质都是故意杀人罪。
浅析间接故意犯罪形态 篇10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构成因素有两个方面, 即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其认识因素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意志因素是危害结果的发生[1]。
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 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社会危害性存在与否的可能性认识, 而不存在必然性的认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认识, 是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例如:养花专业户甲某为防止偷花, 在花房周围私拉电网, 一日晚, 乙某偷花不慎触电, 经送医院抢救, 不治身亡。甲某对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就是间接故意, 甲某对私拉电网造成他人触电死亡只是具有可能性的认识, 而不具有必然性的认识。倘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决意而为之, 那么, 行为人所持的心理态度也就超出了间接故意的范畴, 而跨入了直接故意的领域。
意志因素即放任的意志, 是行为人为了某种利益, 而甘冒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风险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这里的“放任”是指行为人在认识到某种危害结果可能发生的情况下, 虽然不是积极追求这种结果发生, 而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发生了危害结果, 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没有发生危害结果, 也不违背行为人的本意[2]。在故意犯罪的意志因素中, 存在着希望意志和放任意志两种表现形态。希望意志存在于直接故意之中;放任意志则存在于间接故意之内。
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均属于故意的范畴, 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异同, 如何区分呢?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构成因素上既有相同之处, 又存有区别。相同之处体现为:两者的认识因素都包含对行为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明确认识;两者的意志因素都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这说明两种故意具有形式上的共同特性[3]。两者的重要区别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因素上的差别。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反映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的认知;而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只能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认知。
二是意志因素上的不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区分二者的关键。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希望意志, 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这种心理支配下, 无论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认知是必然的, 还是可能的, 行为人都会采取积极行为, 设法创造条件, 克服外在的阻力, 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意志因素上的显著差异是区别两种罪过形态的关键所在。
三是行为与结果联系上的差异, 而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一种放任意志, 而非希望意志。犯罪结果的发生并没有违背行为人的本意, 即使犯罪结果没有发生, 行为人亦不感到懊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 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既不会积极地追求, 也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直接故意是希望发生某种特定的结果, 行为人采取的积极行动是直接导致结果发生的因素, 此时犯罪行为与特定犯罪结果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基于对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不特定认识, 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则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因而导致危害结果的不特定性。行为与结果之间联系上的不一致性, 也是区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标准之一[4]。
综上所述, 间接故意是并非独立存在的一种故意犯罪形态, 而是与直接故意相依存的特殊形态, 刑法中不存在主观上仅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犯罪, 间接故意是以“可能性”的认识因素为基础前提要素, 以“放任”的意志因素为核心要素, 并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最终成立要件的犯罪形态。如果在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中, 缺乏核心因素和必备条件, 则不足以构成间接故意犯罪。
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 故意犯罪中的绝大多数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只有少数故意犯罪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放火罪、爆炸罪等, 则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 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对间接故意犯罪形态特征的剖解, 意义在于推动对故意犯罪理论更深入的研究与思考。
摘要：间接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通过对间接故意犯罪形态与直接故意犯罪形态的深刻论述, 进一步阐述了间接故意犯罪的构成因素、表象特征。愿能够对间接故意犯罪的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故意,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放任,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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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界限 篇11
【摘 要】罪过的形式包括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犯罪故意又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间接故意是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一种。对于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之间的界限，争议颇多。本文旨在分析比较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犯罪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
1.犯罪故意的分类
犯罪的故意是罪过的形式之一，而间接故意是其中比较难界定的一种。间接故意犯罪形态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
犯罪的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不论行为人是明知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还是明知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只要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的是希望的态度，均系直接故意。
犯罪的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在司法实践中，间接故意的存在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1.1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种犯罪意图而放任另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
1.2行为人为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
1.3在突发性事件中，行为人不计后果，放任严重后果的发生。
2.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
虽然犯罪的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同属于犯罪故意，从认识因素上看，二者都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从意志因素上看，二者都不否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但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又有重要的区别。
2.1 认识因素上的差别。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包含两种情况：一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该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必然性”；二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而希望该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行为人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只能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认知。
2.2 意志因素上的差别。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而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放任”。直接故意是希望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意志支配下，行为人就会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积极的实现犯罪目的，造成犯罪结果。而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则不是持希望的心理态度，而是放任的心理态度。放任，即既不希望、不积极追求，也不反对、不设法阻止，而是听之任之、无所谓发生还是不发生的态度。在放任心理的支配下，行为人就不会想方设法排除障碍，也不会积极追求或是采取一定的措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第三种意志因素，即“容忍”，认为容忍是介于希望和放任之间的另一种意志因素，即，希望是“一定要这样”；放任是“这样也行”；容忍则是“只好这样”。事实上，放任也包含有“只好这样”的心态，持容忍观点的学者将“容忍”从“放任”中分裂出来，并将其作为意志类型的一种，这是不恰当的。例如，甲欲杀其妻，在其妻碗里投药下毒，没想到其妻将饭分给孩子吃，但因杀妻心切，对其子有可能被毒死之后果采取“只好这样”的放任的态度，导致两人皆被毒死。甲对其子的死亡虽然不是希望其发生，但也没设法避免，而是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因此对其子死亡的结果是间接故意。甲对其妻的死亡结果是持希望的态度，并积极的追求这一结果发生，因而对其妻死亡的结果是直接故意。
2.3行为与结果联系上的差别。直接故意是希望发生某种特定的结果，行为人 采取的积极行动直接导致结果发生，此时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而间接故意行为人基于对某种危害结果发生的不确定的认识，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不确定的联系，因而导致危害结果的不特定性。换言之，危害结果与行为是不一致的，某种犯罪结果不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如果有特定的危害结果发生，则成立间接故意犯罪，反之，则不构成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联系上的不必然性，也是区分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标准之一。
3.“放任”的具体理解
“放任”一词，从语义上理解，是指顺其自然，不加干预的意思；从心理学上讲，“放任”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任何放任的心理都不是自发产生的，总是依附于一定的希望意志形成的；从法学理论上分析，刑法理论界对“放任”涵义的认识比较复杂。对“放任”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危害结果是否真的要发生不能肯定，行为人虽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但又不设法防止其发生，而是采取听之任之、无所谓发生不发生的态度。其二，在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确实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但是，任何间接故意犯罪，都是以追求某种目的结果为前提的；正是这种目的结果，导致行为人原本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形态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行为人既然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那么，只要停止实施其行为或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加以干涉，危害结果就不会发生。但是，行为人为了追求其原定目的结果，执意实施原定行为。此时，其主观上发生矛盾：既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又想实施会引起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决意实施原定行为，于是原有的不希望意志形态转化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抱听之任之的放任意志形态。其三，间接故意犯罪中，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并不是完全持“听之任之”的态度。由于危害结果是基于行为人积极追求实现目的而发生的，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认知下，为了达到其既定目的，仍然付诸行动，这本身就隐含着行为人对所放任的危害结果具有容忍其发生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表现为在行为人看来，实现他的既定目的比防止发生危害结果更为重要、更急迫，因而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志。
4.结语
综上所述，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间接故意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并非独立存在的一种故意犯罪形态，而是与直接故意相依存，刑法中不存在主观上仅由间接故意构成的犯罪。由此可见，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是希望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行为人就会想创造条件，排除障碍，积极的实现犯罪目的，造成犯罪结果。间接故意是以“可能性”的认识因素为基础，以“放任”的意志因素为核心，并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最终成立要件。如果在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中，缺乏核心因素和必备条件，则不足以构成间接故意犯罪。因此，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虽然有认识因素等因素的区别，但是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意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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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 篇12
被告人黄某和付某系同事关系,两人因工作上意见不合吵了一架。黄某女朋友也是黄、付二人的同事,为了搞好关系遂向黄某建议道: “明天反正是周末,干脆明天下午请付某到我们家,你( 黄某) 要态度好点,主动给别人道歉。”征得黄某同意后,黄某女朋友遂通过电话邀约付某于第二天下午4 点半左右到黄家做客。第二天下午付某如约到黄家,还一同带上蔡某、被害人董某,但黄某并不认识蔡、董二人。黄某和其女朋友看到付、蔡、董三人一路气势汹汹,心理有些害怕,不敢给他人开门。付某等三人合力撞开黄家大门,一进来就满屋追着黄某打。黄某没处躲藏,被逼进厨房后索性拿起一把菜刀比划起来,董某脸上被划两刀( 后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黄某利用董某被砍后的一个间歇迅速逃出家,但付、蔡、董三人仍继续追打黄某。警方介入后,黄某和付、蔡、董三人均被抓获。当地检察院经审理后认为黄某应构成故意伤害( 致人重伤) 罪,同时成立防卫过当,并向当地法院起诉。一审法院支持检方公诉意见,认定黄某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同时成立防卫过当,遂判处黄某拘役3 个月,附带民事赔偿5000 元。黄某不服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案件析理: 两种出罪思路
“黄某被控故意伤害案”的背景是: 本案发生于1997 年现行刑法实施后不久,由于当时刑法刚设立第20 条第3 款规定特殊正当防卫制度,当时各方面对特殊正当防卫的理解和把握还不成熟,对于该案在二审中是否需要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宣告无罪,曾在司法机关内部引起过较大争论,但论证过程中始终存在正当防卫无罪说和防卫过当有罪说两种观点,最终没有形成定论。但在案件已经发生过十年之后的2008 年,《刑法纵横谈( 总则部分) 》一书的四位编者( 都是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的权威专家) 均无争议地认为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现在应属正当防卫。[1]
本文将从刑法规范学角度确定出被告人黄某对抗付某等三人侵害并致其中一人重伤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不构成犯罪) 的两种论证思路:
1. 第一种思路: 被告人黄某的反抗行为符合特殊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这一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付某、蔡某和董某三人强闯民宅施暴在行为类型上本身就具有严重侵犯房屋主人( 被告人黄某) 人身安全的高度危险性。住宅主人在必要时对擅闯民宅者( 特别是夜闯民宅者) 采用杀、伤等方式实施防卫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不仅是现代各国刑法的通例,就是在我国古代的法律条文中都有明确规定。例如唐律规定: “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2]明律规定: “凡夜无故入人家,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3]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中也有类似条文,如傣族习惯法规定: “犯死罪的人,得用银抵死罪”,但是夜里闯进人家屋子被户主杀死,无罪。[4]在1997 年现行刑法修订过程中,最高立法机关曾公布的修订草案曾在第20 条第3 款之后规定了第20 条第4 款,即住宅主人对私闯民宅者实施的正当防卫可按照特殊正当防卫处理( 不构成犯罪) ,但是在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有人提出社会上邻里纠纷升级后打架吵上门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允许公民可以随意对非法闯入者实施不计后果的特殊正当防卫则可能造成正当防卫制度的滥用,所以在最后通过的现行刑法正式文本中取消了上述规定。但本案中付某等三人闯进黄家施暴的行为已经明显突破了邻里纠纷的正常范围。将被告人黄某的行为认定为特殊正当防卫并宣告无罪,不仅符合近年来历次刑事修正案中不断强化保护住宅安全的做法,也应当是未来刑法修正和完善的一个趋势。第二,付某等三人的施暴行为确属可能造成黄某重伤、死亡的严重暴力,符合刑法第20 条第3 款的“行凶”。应当按照行为时标准设身处地对付某等三人的暴行程度做出准确评估: 付某等三人强行闯入黄宅后,直接竞相追打毫无准备的被告人,虽然付某等人在殴打过程中没有使用凶器,但考虑到双方在攻与守之间的不平衡性十分显著,而且黄家本来就空间有限,家里也安放了许多家具和设备,假设黄某如不果断采取自卫,很可能被逼入墙角、厕所等处遭三人合围暴打,造成黄某重伤、死亡的概率非常高。所以,在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行凶”的情形下,被告人黄某实施反击将不法侵害人中的其中一人( 董某) 打成重伤符合刑法第20 条第3 款规定的特殊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2. 第二种思路: 被告人黄某的反抗行为也符合一般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如果暂时撇开刑法第20 条第3 款的规定,直接根据刑法第20 条第1 款的规定,退一步将付、蔡、董三人的行为认定为一般不法侵害,也应当认为被告人黄某的反击行为符合一般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宣告为无罪。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乃是一般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问题。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黄某的行为符合一般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 其一,在防卫样态上,黄某在防卫过程中使用菜刀是属于在正当防卫必要限度之内的行为( 即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黄某孤身一人与三名悍匪在小屋内周璇,倘若不使用防身利器只是赤手空拳是难以有效抗拒不法侵害; 其二,在防卫结局上,黄某使用菜刀将不法侵害人之一的董某砍成重伤属于正当防卫的合法结果。事实上,董某受重伤后付某一方没有停止不法侵害,仍然对被告人黄某穷追猛打,董某受伤后也跟着打,直到警方的介入才最终平息了付、蔡、董三人的暴行。这可理解为,从防卫必要性上进行评估,董某在砍伤黄某之外,再砍伤或砍死一名侵害者直至最终制止住不法侵害,均系为制止不法侵害而制造的合法结果,都不属于刑法第20 条第2 款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防卫过当问题。
三、“三步骤”判断规则适用前提
上文涉及到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就“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竞合关系。相对于一般正当防卫,特殊正当防卫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不法侵害人正在实施“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这一“严重暴力犯罪”不仅要符合成立一般正当防卫所需要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的违法性本质属性,在此之外还必须对防卫人或第三人的人身权益造成了更为强烈而紧迫的法益侵害性( 或危险) 。正是有鉴于此,刑法放开了防卫人在实施特殊正当防卫时的程度性要求。在防卫人面临“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如果按照一般正当防卫的防卫限度条件来考量,防卫人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如果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其防卫行为便可能存在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内存在竞合关系。如前所述,黄某的反击行为既符合刑法第20 条第1 款规定的一般正当防卫,也符合第3 款规定的特殊正当防卫,当竞合发生时,法条的优先适用便成为问题。
当然,从司法实践中行为的符合性上进行评价,“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概念内涵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确需斟酌。如对于“行凶”而言,有学者认为“行凶”应当限制为使用凶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攻击,使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5]也有学者认为,“行凶”并不限于使用凶器,在不法侵害人与防卫人在人数、攻防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时,也可能存在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性质。[6]在“行凶”和“杀人”的区分上讲,有学者认为法条对“行凶”和“杀人”进行了分别列举,故“行凶”包含“伤害”而不包含“杀人”。[7]也有学者指出,“行凶”具有或杀或伤的择一故意或兼有故意,“行凶”应包含“杀人”。[8]正是概念符合性层面上的不确定性,造成适用刑法第20 条第1 款还是第3 款难以抉择。同时,尽管从实质意义上讲,不法侵害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性质是区分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的分水岭,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含义确实需要进行规范的价值判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抽象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性”的价值本质并在下文所述的“三步骤”判断规则中得以体现,应当是本文承载的主要研究任务。
四、案件引申: 出罪思路的层次性———“三步骤”判断规则
正当防卫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在承认构成要件是违法行为类型的前提下,正当防卫被认为是消极的违法事由而予以看待的。根据结果无价值法益衡量说的观点,行为人能否被评价为正当防卫而得以出罪,主要应取决于侵害人是否具有利益阙如、防卫人是否具有利益优越等情节,侵害人自身的法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就涉及到一般正当防卫和特别正当防卫在司法适用中的位阶关系问题,即一般正当防卫和特殊正当防卫“谁先谁后”的适用问题。
原则上某种行为疑似具有防卫情节时,司法者判断该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条件应优先根据刑法第20 条第1 款的规定判断其是否成立一般正当防卫,只能得出否定结论才能根据刑法第20 条第3 款的规定判断其否成立特殊正当防卫,所以本案中黄某的行为应以一般正当防卫的规定( 刑法第20 条第1 款) 宣告无罪。具体来说,在被告人提出正当防卫抗辩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司法人员应当分三个步骤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第一个步骤是,以刑法20 条第1 款为根据判断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属于针对被告人实施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如果得出否定回答,则被告人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 如果得出肯定回答,则进行第二个步骤的判断) ; 第二个步骤是,在第一个步骤已经得到肯定回答基础上,继续以刑法第20 条第1 款为根据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成立一般正当防卫,特别是否符合防卫限度条件( 若得出否定回答,则被告人的行为暂时成立防卫过当( 刑法第20 条第2 款) ,并继续进行第三个步骤的判断; 如果得出肯定回答,则被告人的行为最终成立一般正当防卫( 刑法第20 条第1款) ) ; 第三个步骤是,在第二个步骤已得出否定回答基础上,以刑法第20 条第3 款为根据判断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成立特殊正当防卫,特别是被害人的不法侵害是否属于严重不法侵害,即刑法第20 条第3款规定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若得出肯定回答,则被告人的行为最终成立特殊正当防卫( 刑法第20条第3 款) 。若得出否定回答,则被告人的行为最终成立防卫过当( 刑法第20 条第2 款) ) 。
本案是有被告人以正当防卫抗辩的故意伤害案件,故本案完全可以适用以上“三步骤”进行处理。在第一步的判断中,根据刑法20 条第1 款规定的指引,可以认定本案被害人一方已对被告人黄某实施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于是进入下一步判断。在第二步的判断中,仍然根据刑法20 条第1 款规定的指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完全符合一般正当防卫的全部成立条件,所以黄某的行为最终成立一般正当防卫。至此,本案的判断即已结束,不可能再推进到第三步(再来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特殊正当防卫)。
在此笔者对本案案情做一个大胆的改编: 假设黄某如果要有效制止付某、蔡某和董某三人联合的不法侵害,充其量将其中一人砍死即可,可黄某过于惊恐,将其中二人砍死,那么,如何对黄某在防卫限度之外额外又砍死一人的行为做出适当的刑法评价呢? 应将这一案件按照以上“三步骤”判断处理。在第一步的判断中,同样根据刑法20 条第1 款的规定,认定付、蔡、某三人对被告人黄某实施了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第二步的判断中,仍然根据刑法20 条第1 款的规定,应认定被告人黄某的行为符合一般正当防卫的大部分成立条件,但不符合防卫限度条件,故被告人的行为暂时成立防卫过当,这样就有必要推进到更下一步判断。在第三步的判断中,根据刑法第20 条第3 款的规定,可以确认被害人实施的不法侵害属于这里的“行凶”,因此被告人黄某的行为最终成立特殊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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