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共12篇）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篇1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篇2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1]朱晓鸣, 易承志.历史逻辑与《万历十五年》[J].社会科学论坛, 2008 (4) .

[2]高骊.浅谈明代道德与制度——《万历十五年》读后感[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3]王丽娜, 周蕾.由《万历十五年》引发的学术方法之思[J].北方文学, 2011 (12) .

从《万历十五年》到《乾隆一日》 篇3

据我的印象而言，《乾隆一日》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没有精微见解或系统解剖。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也是一种传记的写法，集几个传记，锁定于某一年(前后)，即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写这一年里许多重要人物的所行和所思，前因和后果。写出在这个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包括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点。在他写万历皇帝，写张居正、申时行，写许多人物时，都写出这一点。它好看，也使读者震动。《乾隆一日》不能使人震动，但是它好看。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有关清代宫廷的知识。这很难得。它融会到皇帝一日之内的活动当中。宫廷里是一日三餐吗?不是，两餐。吃什么，怎么吃，哪里吃，规矩如何，等等，我原来略有所闻，不得其详。这里说到乾隆那一餐，我才知道。睡觉呢?在哪里睡，何时睡，何人陪他睡，这是关于宫廷之事里很感神秘有趣的事。这书里介绍详细。不是妃子姗姗迎驾，也不是妃子在宫女簇拥下来到某宫。不是。至少在雍正朝以后，皇帝都住在养心殿，睡觉时，是太监背来一位赤裸裸的妃子(包在被子里)。一觉睡到早朝时分?不是。待一个时辰，太监就在帐外叫：“送娘娘回宫”，——她要离开养心殿皇帝的龙床。我们原来对坤宁宫充满神圣感。读此书以后，神圣感没有了，只有点阴森森的神秘感。原来，那里主要用于祭神，是祭满族萨满教的神，上香叩头，大呼“鄂罗罗”，当场杀猪，煮肉，半生不熟地吃。皇后主持其事。早晨一次叫“朝祭”，晚上还有“夕祭”。说来满清的皇后也挺辛苦的。当然，必定会写到军国大事。批阅奏章，接见官员。仪式如何?这里都写到。所以，如果说《万历十五年》由传记组成，那么《乾隆一日》就是由细节展开。当然这里也有传记，比如有一节《四代丞相》就介绍乾隆的四位首席军机大臣，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和阿桂。但是较简，也不是此书的重点，与黄著里写的几位难以比拟。乾隆的风雅之举是作诗，此书里写他情绪好时，与臣子一起联句写诗的情况。君臣联句写诗之事，历代都有。但到清代，作者说：“在重华宫举行茶宴联句，这是清宫典礼之一。”二十多名身着朝服的大臣汇集一处，在十二张桌前坐定，叩头以后入座，然后赋诗。今年以雪为题。皇帝先写三句，古诗都是以二句成一联、四句成两联的。这里故意留下一句，由下一个人凑成。然后传给位最高的傅恒，他再凑四句，又留一个单句由以下的人凑。这能写出什么好诗呢?但是也就写成124句，真称得上“平庸”二字。但是我看到《缅怀孝贤皇后》一节提到皇帝写到的几首悼亡诗，我觉得也还有点真情，也许在乾隆皇帝的众多的平庸诗作里，该算是好诗。因为孝贤皇后是在乾隆十六岁，还是身为皇子之时嫁过来的。那年她十五岁。年纪十五六岁的一对小夫妻，那时并非帝后关系，真是好日子，过了约八九年，过得很美满。这个年龄和这种夫妻关系，正是可以产生美好感情的时候。皇后去世，乾隆一直深深怀念。书里选了乾隆皇帝八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他去谒祖陵，顺便到孝贤皇后陵前行礼，并赋五律一首。前两联平平一般，后两联说：“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夏日冬之夜，远期祗(只)廿年。”这里说得很伤心。好像是向妻子诉说三十多年来的经历和辛苦，而且说，人活百岁只是妄想。经历一个个冬夏日夜，现在，就说离妄想，离最远的期望——百年——也只有二十年了，即将与你相会于地下。到他八十六岁那年，已是嘉庆元年，他作为太上皇，又去孝贤皇后陵，当然，他又赋诗。诗无特色，但诗后有自注，注中说“孝贤皇后于戊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愿虚，不堪追忆。”由此可见，他真是旧情难忘的。皇帝也希望“白头偕老”，也有“不堪”之情。

总之，有趣的叙述颇多。如秀女之选，如太监生活，如皇后出家。皇权高峰时期，臣子生死皆由皇帝定夺。有一节说到刘统勋刚出道时，弹劾大臣张廷玉和纳亲。乾隆既不否定刘统勋的弹章，又曲意保护张廷玉和纳亲，就这样批道：“朕思张廷玉、纳亲若果声势赫奕，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如此陈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可以箝制……朕心转以为喜。”有人敢告他们胡作非为，就证明他们没有胡作非为。这是什么逻辑?没人敢找皇帝说理。但乾隆的滑头和机智也表现出来了。

所以我说，《乾隆一日》很可一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篇4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精选 篇5

一、先说说黄仁宇先生其人。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曾经学过工科，在报社工作过，当过兵，后来又在美国攻读历史。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历史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在自序中提到他与明史的联系，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明代的漕运。为了写书、做论文，他用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明实录》133册，再加上写书的时间，一本不厚的书竟用了7年的时间!如此严谨的态度，坚持不懈的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而正因为他的治学作风才有可能写出如此精彩，有影响力的巨著。

二、谈谈这本书。明朝税重民穷，水深火热是众所周知的。《万历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认为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极其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并不着眼于提倡辅助先进的经济以增加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书中有如下论述：“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它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缴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一千两。与其相似，全国布满了这段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齐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有书中可见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犹以为甚，乃是明朝衰落的症结。书中所记述的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督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官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名裂或不得善终，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这一切都是因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及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原来只有英文版，后应国内读者要求，才有了中译本。其英文版原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正是由于很多历史学者忽略了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年份里发生的事情才未有所得，而作者却以审慎的态度洞悉了这段时间内那些看似细枝末节却可以以小见大的变化，才能由此独到的见解。

三、谈一谈引申出来的思考。就以中的海瑞为例。海瑞作为一个御史，尽他的责任，直言敢谏，甚至冒着杀头的风险直指皇帝的过错，实为清正。而他的作风不但皇帝看不惯，连朝中百官都人人对他的行事习惯有怨言，其中不乏许多忠良之士，原因何在?

海瑞的信条和个性固然令人尊敬，却没有一人按照他这个榜样来办事。原因就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另一套为大众所接受的形式方式。海瑞的行事方式乃是正道，而这正道上已是人迹罕至。

举一例说明：当时朝廷上派遣钦差到各地巡查。名为巡查，实则捞油。每到一处必是明里或暗里的向地方官员要好处。而地方官员也正好趁此机会送钱打点，一则为自己官场升迁打基础，二则可以保住官位，在所辖之地横征暴敛而不被处理，两厢情愿，心照不宣，何乐而不为?而两袖清风的海瑞可不管这一套，青菜豆腐招待上官，钦差几次暗示却反被海瑞参奏一本，引得人人自危，就怕自己的那点事儿也被揭发。

按理说海瑞的做法并无不妥且是极为正确，可在当时的规则之下必定是要引起惊涛骇浪的。何也?是时此种上下官员的交易方式已经不再是地下的受贿而似乎有正大光明的趋势。系统之中的每个个体已经在此制度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找到了晋升的途径和维持生计的办法，习惯成自然，只要人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灰色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改变呢?偏偏就在此时，海瑞半途杀出，非要搅个天翻地覆。一旦当前的系统被颠覆，每个个体都必须重新定位去适应新的规则和关系，现在的既得利益到时候就不知道能否找回，谁愿意去改变呢?海瑞的行为就像一个印第安部落里闯入的欧洲人，无异于砸天下所有当官的饭碗。习惯了一套可以让他们获益的规则的人们会在有人想颠覆它的时候奋起反抗的，习惯和利益是罪魁。海瑞正是因此被碰得头破血流，15年赋闲在家，晚年凄惨。制度造成了这一切。

结语、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篇6

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是只有历史书上才真正灵动、有趣。

读到张居正时，我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当时，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不要片面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每个人物与每个朝代又为何会发展成这样。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体会 篇7

失败与救赎：两千年传统溃退之必然

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往后的六个世纪、五百多年，中国与欧洲西方世界一同迈入一个新的近代史阶段，然而，如钱穆所言，西方历史在这一阶段是进步的，中国却是退步了。欧蒲台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有关衰落的研究”，全书犹如“一纸诉状”。七个章节讲述了六个主要人物，其结局均是悲剧。黄仁宇以一个年号、六个人物为镜，折射出近代中国这部失败的历史。“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文末的这一句结论，有如一声沉重的叹息。其实，凡中国人对祖国近代史都不忍卒读，百年以前祖国之落后与窘迫，仍足使百年后的子孙无地自容。

正因知祖国之耻，黄仁宇汲汲于用“大历史观”来观察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及进程。《万历十五年》揭示了近代中国失败之因由正是“宪法危机”。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宪法精神，以道德代替法律和技术治理国家，文官系统越来越僵化;以“平衡”为国家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拒绝变化和创新，法律和技术都得不到发展，这些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缓慢。1587年，16世纪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如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出现了国际贸易的需求和行动，明代的行政首长乃至整个文官系统却一再漠视、拒绝和镇压这种需求。殊不知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已是世界历史发展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自此，东、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和先进的分水岭已经形成。此后纵仍有清代“康乾盛世”的强盛之景，不过是大国天朝“死而不僵”的回光假象，这个曾为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一步一步走向落后挨打的颓败结局。

黄仁宇毫不掩饰对祖国现代性的渴望，不止在一部作品中多次强调“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强调法律和技术的发展，强调数目字管理的实现等。然而，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却并不能仅在技术层面得到解决。其另一本著作《中国大历史》也承认，“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因此，他认为，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实现“现代化”，方为近代中国落后和失败的救赎之道。只是《万历十五年》更侧重从文化的角度，研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官文化及民族精神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张力。

黄仁宇曾提及其现代性理论深受马克思·韦伯的启发和影响。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的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从文化精神宗教的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动力。他认为，新教伦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有直接影响。在中世纪，教徒们为了追求救赎，完全从尘世间隐退，认为这是达到救赎的唯一途径。宗教改革后，尘世中的禁欲主义者认为现世便是他们的责任，财富的享受虽是禁止的，但是致力从事经济活动是他们的天职。假如成果伴随获利的结果，就会被认为是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显示。而韦伯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一致。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韦伯认为，儒教、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则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万历十五年》阐述了类似主张，即“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为韦伯观点提供了一个儒学思想于东方国家经济现代化之负面影响的实证注脚。

诗和远方：西方文明范式超越之必要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亦即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因此黄仁宇在著书之际没有目睹波澜壮阔的三十年成就。中国发展至今，正如任正非对华为的评论一样，已经步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世界史上没有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中国当今程度的经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能直接移植中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走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雄伟步伐。

黄仁宇的赤子之心以及由此激发的对中国失败原因与发展前路的探求，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无数智贤勇烈的救国图存一脉相承，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努力一脉相承，也难免一脉相承地落入现代化话语窠臼。从16世纪中期出现国际贸易萌芽起，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频繁，随后便出现全球化浪潮的开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于人类社会是否存在某种普世的价值和终极的发展状态有了更多关注和讨论。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后现代学者们提出，“现代性”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几乎与“资本主义”等同，这是“西方中心说”的典型谬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的丰富，人们逐渐更倾向于认同现代性的多元化。资本主义并非每一个国家迈入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和必经阶段。黄仁宇也承认，“当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定的必要。”中国近六、七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及成果已充分证明资本主义并非摆脱贫穷、落后、失败的唯一出路，那不是中国人民和全体人类唯一的远方。既然如此，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应重新审视。

纵观中国哲学史，儒学思想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弹性和能力。从孔子作为“至圣先师”，系统地构建儒家的学术体系，后有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出儒学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派;到汉朝，董仲舒把阴阳家和儒家的思想相结合，适应了当时汉朝建立政治社会新秩序的需要，使儒学成为国家的教义，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到唐代，韩愈应时代变化之需，重新解释大学、中庸，吸纳佛、道两家的观点形成“新儒家”。“新儒家”到宋代又分成“理学”和“心学”两个学派，前者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又称“程朱理学”。

“心学”则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人物。《万历十五年》所言明代以儒为宪指的就是当时作为科举考试指定内容的朱子理学。不仅近现代学者，在明代中后期的知识分子援引了陆王心学的观点对程朱理学做出了反思和批判。发展至今天，陆王心学在中国和世界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和生命力。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篇8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一、平凡而神秘的一年

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无关紧要的一年，甚至在明代的历史上，万历年间的历史上，都不是引人注目的一年。除了气候有点反常这种司空见惯的小灾小患之外，并无特别之处。总之，万历十五年，是平凡，平常而且平淡的一年。正如黄仁宇先生英文原著的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是，作者独选这一年作为切入点绝不会是无的放矢，正如作者所说一些易于忽视的事

①件，“看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诚然，平静的海面下，却涌动着神秘的波涛。

简单来说，这一年确实平凡，也就是“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②。所谓两件大事：就是两位明朝的名人在这一年去世，一是名将戚继光，而另一位则是著名的清官海瑞。所谓生老病死，人之常态也，之所以是大事，也只是因为这两位名气太大，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的主角人物。而另一件貌似并不起眼的“小事”，才是一切的关键。这件小事就是万历的怠政，从此这位仁兄照着他的祖父嘉靖的方向发展，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也就是从万历的怠政开始，明朝甚至中国封建社会已然发生了悄然的改变，而1587年，这一平凡而又神秘的年份，也成为了明朝甚至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可以说，这一年平凡的背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后来明代的衰落甚至封建社会的破败起着不小的作用。而万历皇帝为何会突然的怠政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这一谜团的背后隐藏着衰落的秘密。

二、别出心裁的历史书写

黄仁宇先生通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对这一谜团进行了探究，并以此进入对封建社会衰落的原因的分析。

黄仁宇先生以1587年为切入点，不同于以往纵向叙述，从横向切割，通过横向解剖这一年中各位著名人物的经历、悲剧结局，展现明代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问题，从而分析问题的症结。本书分为7章，通过各方面人物的经历，有天子，有首辅，有名将，有清官，还有追求自由的名士，他们经历苦闷、坎坷，最后或身败或名裂，无一善终，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是“时代的悲剧”③。从中，作者得出了“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④这一结论。

全书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问题的症结，①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1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朱翊钧篇第十二章：谜团

③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P4

④ 同上

从一些小事入手，透过事件的表面，以流畅的文笔，将问题和“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原因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悲剧人生的症结

本书中，作者以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来审视明代甚至封建社会衰落的症结——从道德的角度。

史学界对于封建社会的衰落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正统的史学观往往是从经济，生产力，政治，文化等等角度来说明。比如最常见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的衰落因为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制度不适应其发展，所以衰落了。而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很难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货币——商品——货币”⑤的流通方式，而明代显然未达到如此，全国仍是以农业为主，连张居正想搞个“一条鞭法”以银代实物税，也因其去世而夭折。而西欧的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积累，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从而形成的。反观中国，既无组织能力，也绝不会让私人资本至干预政权的局面，明初的沈万三就是实例。而在这种环境下，所谓的“萌芽”恐怕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了。再说封建制度的衰落，我记得高中历史上从很多方面给予了分析，如皇权废除了相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从而走下了滑坡，思想文化上的专制，八股取士，束缚人性等等。

从黄先生的书中看来，这种现象恐怕也是靠不住的。首先说“皇权专制达到顶峰”之一论断，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很不理解，既然达到了顶峰怎么能会衰落啊？当时我被告知是“物极必反”。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些问题的。首先，所谓顶峰，那么就是说皇帝基本上是无敌的状态，没有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我们就万历一朝来看，万历皇帝在前十年中呗张居正管着，除去张居正之后仍然受群臣（文官集团）约束，想立个太子争了几年，最后还是妥协立了不喜欢的长子；想封宠信的郑妃为皇贵妃，也要为群臣所批评；想保住自己信任的申时行，最后申时行却不得不黯然离去；专制的皇帝专制到这个份上，我实在看不出皇权怎么就达到了顶峰。真如当年明月在书中所写的“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丞相的权力还要大，连皇帝的家事都要管”。可以看出，在朱元璋那皇权对相权确实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权的消失，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从黄先生的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万历皇帝受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言官可以骂他，首辅可以管他，礼制能够束缚他，而他从小就被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在于人和”，因此要以德行来统治国家，也可以说是按照文官的意愿来统治国家，而万历皇帝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愿被文管所摆布，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也就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报复这些文官，正如黄先生所称他不过是“活着的祖宗”⑥。因此所谓的“皇权专制加强”恐怕不能是封建制度衰败的原因。

至于说“八股取士”，束缚人性的论点，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说这是明代甚至封建社会衰败的症结，毕竟在科举中也有向张居正，高拱，徐阶这样的大政治家，改革家。与其说“八股取士”束缚了读书人的人性，不如说让其更为圆滑，形成派系，形成了文官群体，我认为这一方面的影响反而更加重要。

对应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在科举中，打破了原来的门阀豪族，取而代之的是寒门士族，这些士子通过寒窗苦读，成为了国家的官僚，而他们同样通过科举这一纽带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自己的集团，即文官集团，从而得到了帝国的统治地位。要知道，明代的科举考察的是理学，以朱老夫子的“存天理，灭人欲”为指导思想，主张道德至上，礼制至上，正如书中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四章

写的，“政事千头万绪，其要点不过礼仪和人事两项”⑦，可见，礼仪道德在明代甚至封建社会的影响如何之深！有时候可能犯罪未必会被处罚，而触礼仪则不仅死罪难逃，甚至还会牵扯身后之名（如张居正的“丁忧”“夺情”），像作者所说的那样“道德代替法制”，因为很多从底层的寒门士子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就自然会正直守法”，而道德也是文官集团拿来控制权力，约束他人最好的利器，因而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庸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本来以德治国并无什么不妥，今日我们也是强调道德的作用，然而，如书中所说“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其不能代替法制”⑧，更何况当时的文官集团并非都是善男信女，他们都是从研究道德起家，而他们却未必遵守道德，正如首辅申时行所说的那样，文官的道德中是有阴有阳的，一方面想实现抱负，提倡仁义礼仪，但另一方面，却又有那么多的诱惑想要去抓取。而道德的阴阳，无疑就造成了不平等，官员与百姓的不平等，清官与贪官之间的不平等。同时，道德的阴阳也导致了文官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皇帝与百官之间的不信任，更导致了百姓与官员间的不信任。比如张居正，曾经多次被自己的学生，下属所参，像开始参他的刘台，“丁忧”时的吴中行、赵用贤，乃至后来他的接班人张四维（可以说张居正就是被他清算了），而官员间也形成党争，清党浊党，互相攻击，关系极其紧张；而皇帝认为大臣的进谏是“汕君卖直”⑨，为了沽名钓誉，为了“陷害”自己入昏君的行列，因此皇帝对一切都感到怀疑，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也就形成了消极的怠政。

以道德作为统治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却又是不明确的，因为道德是什么不是由百姓说了算的，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甚至也不完全是由道德的制定者朱熹老夫子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文官集团来解释的。正是因为道德标准的模糊，导致了文官们可以攻击约束任何人，甚至本身之间也互相攻击以达取政治目的。从万历朝来看，万历皇帝生前被大臣约束，被言官骂，死后更被扣上了“昏庸”的帽子；张居正为了改革呕心沥血，算是有功臣了，死后不到半年，就被清算，抄家，差点灭门；申时行企图调和阴阳，引导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却被同僚认为先是张居正的余党，后来又认为是和事老，在“皇储之争”的时候更被扣上了皇帝奸细的帽子，后来荣获“首鼠两端”“无能”之称号。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也未能幸免，海瑞希冀恢复祖制，被参弹劾，看成是官场的古怪人物，最后在郁郁中死去，而戚继光更是因为张居正的倒台而遭殃，最后在贫困中死去。而自相矛盾的李贽也是追求自由而不得，在监狱中自杀而亡。正所谓“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这些人的遭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具体原因也不尽一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因为得罪了文官集团，因为想要打破那个体制，因为触犯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惨遭不幸！所以在那个时代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⑩。

道德背后的思考

虽说“道德”对于明代甚至封建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悲剧，但是这种情况是有特定的原因的：首先，封建社会的问题在于全部依靠礼仪道德，将法律完全沦为道德的附庸，几乎将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视为摆设；其次，帝国的道德标准并不唯一，就好像原来西欧的不成文法一样，都是由贵族来解释的，帝国的道德标准则完全由文官集团来解释；最后，文官们并非都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廉正，而是有自己的私心的，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文化的“政治流氓”，为自己的利益而阴用道德。⑦

⑧ 同上P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

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65

⑩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P4

如作者所言“道德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技术，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可以说，道德对于人确实有着独特的教育指导作用，对人性有着向善的引导。像西方的宗教思想其倡导的道德中，有公平正义，不仅仅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西方人素质的提高，而且对于社会保障等制度也有着指导作用。

但是仅仅依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道德需要统一的标准，需要一视同仁，这就要用到法律和制度，有了法律，可以规范统一，可以让人们看清什么事阴的行为，什么是阳的做法，而制度确实保证法律有效执行的途径，只有依靠严密的法律，严格的制度才能保证阴阳清晰，公平正义，才能避免明代甚至封建社会的传统问题。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9

明代走到了万历十五年，法制体系崩毁，社会秩序靠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维持。加上极低的官俸，缺乏组织、管理的税收与生产，腐败成了生存必须，人的欲望便开始将社会往邪恶的方向引领。无法用法律管束的欲望毫无限度地膨胀，百姓生活无人问津，各集团只顾得一己私利，“阴”与“阳”的距离越拉越大。与此同时，皇帝也受不了对自己那异乎寻常的管束，开始消极怠工。国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但是有识之士仍然存在。张居正作为一朝元老，提拔人才，整顿朝廷，试图扭转国运。书中的张居正作风强硬，英明果断。尽管对张居正的生活、作风书中略有贬意，但毕竟可以看出，张居正并不是按自己私欲行事。但他死后，因其过于强干的作风而被对手们毫不留情地抨击，家财尽没，儿女尽削职为民。以这位太师的眼光，未必料不到身后之事。因此我认为，比起一己私利，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对张居正而言更有意义，也是他不变的初心。

相同际遇的人不可计数：戚继光横扫倭寇，修缮边防，却只能一人终老;李贽生前声名远扬，多有著述，却落得个狱中自杀的下场。他们都没能得到善终，都遭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只要一有机会，做过事的他们仍想再做一次。海瑞也是如此。一意孤行、钻牛角尖儿，让部下连家人都养不活的他，不算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但揣一颗奉公廉洁之心，全然不为生活的困难、现实的残酷而折腰。两次当官，他的态度一点没变，仍为天下苍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0

《万历十五年》读来，像一个个人物传记，又像一个个故事片段，而他们集合在一起，映射出的是整个明朝，是否也代表了封建制度呢?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老师们常说的“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就好像整个人生中最关键的几年或者几次转折，区别在于人生中会有人在旁不断提醒要注意把握住关键的重点。而在浩瀚的历史里，身处其中的人没有人知道或者察觉，即便察觉了或者也无力改变，历史的滚滚车轮下，他们或者奋进或者挣扎或者妥协，看似平淡的年份或许就决定了往后的漫长岁月，而平静中也蕴含着改革与流血。

历史到底为什么成为了历史，路线为什么没有发生转变，是人的作用还是人没有发生作用?即便是贵为皇帝的万历也似乎只是一个摆设，一个庞大机器下的门面。而门面也累了，也消极怠工了，可是也改变不了他想立三子的愿望，也不能和心爱的郑妃死后同穴;更别说那个善于打太极、时刻调和着阴阳的申时行了;海瑞这个不合时宜的文官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改变财税制度;戚继光要不是有张居正的居中调和，连练兵打倭寇的器械和粮饷都成问题，又谈何英雄;张居正风光几何，最后不也是死后清算、妻儿离散;那个落发为僧的李贽，避开了氏族和案牍，却也只得牢骚满腹，在矛盾中找不到出路，虽解决了生活清贫的苦恼，却也只能含恨而去。这一切都让我想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兢兢业业和他朴素简洁的农业社会理想，种种措施、种种预判，到最后或是促成了他最不想看到的江山破碎……

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篇11

篇1：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才第一次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可能是大学时听《明朝哪些事》时无意中知道的，而且记得在图书馆曾经翻看过这本书，但当时并不觉这是一本如何好的一本书，也就没有看下去。但后来发现这本书太出名了，被很多出版物或者文章引用，对其大概思想有所了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化的种子，是因为传统制度中缺少数目字管理，帝国的运行全靠儒家的道德理想，而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因而，使得中国在传统制度的束缚中裹足不前，错失了现代化的机遇。这个观点比较新颖，颠覆了大多数人的直观感受，所以才被热捧。近日看了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中反复提起这本书，这又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想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有这么大影响力。因此，即便天天加班，也坚持了一周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

本书摒弃了传统史家兴亡治乱的叙事，将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作为解剖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制度为什么不能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并以几个典型历史人物的经历作为切入点，包括普通读者耳闻能详的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戚继光等。本书没有像历史小说一样，通过臆测历史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达先入为主的观点，更没有通过半真半假的叙事，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历史人物，进而把历史人物包装成一个具有现代思想观念的人物，而是通过严谨的历史典籍引用，表现出了一个个有着历史局限性的人，并在描述这人的经历时穿插着作者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观点挺有意思，结合自己的理解，总结如下：

一，皇帝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强大，文官集团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个弱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广为人知的一句话，用于表述皇权的至高无上，皇权可以控制一切，大多人也认同这一点观点。但在本书中，作者却另辟蹊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皇帝以及一群不一样的文官。

开国之初，皇帝们大多励精图治，有着很高的威望，文官们也唯皇命是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度的进化，文官制度也逐步成熟，文官不再是一个个零散的个体，而是组合成一个文官集团，他们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儒家道德价值观），表达着相同的政治诉求（维护儒家道统）。与此同时，虽然皇帝还是最高的统治者，并拥有着绝对的权力，但由于皇帝本人不再也不可能亲自治理整个国家，只是通过文官集团间接地树立自己的权威，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这种地位和权力更多是象征性的。皇帝的意志一旦不符合文官集团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就会受到整个文官集团的强烈地抵制，以皇帝一人之力而去对抗整个文官集团，这当然很难，皇帝的“权力”就这样被文官集团牢牢“控制”住了。

万历皇帝怠政，几十年不上朝，史书上都归因于万历皇帝本人懒惰，但本书中，却认为这是由于文官集团过于强大，皇帝做什么事都被文官集团掣肘，连立皇太子这种事，也不能随心所欲，否则就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况且此时的文官集团占据着道德制高点，掌握着话语权，“讪君卖直”之人前赴后继，皇帝也没有任何办法。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争国本”事件之后，皇帝灰心丧气，彻底与文官集团决裂，并以“怠政”来表示对文官集团的不满。“怠政”就差不多开始于万历十五年，从这一年开始，也就意味着大明帝国的僵化的制度已经进入到了死胡同。

二，帝国的运行不能仅仅依赖道德观念，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更是重要

在书中，反复出现的观点就是帝国运行完全依赖于儒家道德观念，而儒家道德观念并不能很好地完成社会的治理，在缺少有效的技术手段的情况下，帝国只能实现低层次的社会治理。

唐宋以来的科举取士，到了明代已经臻于完善，这时，想要进入文官集团，唯有经过科考，而要经过科考，就必须攻读四书。由于科考的强化，导致整个文官集团形成了相同的价值观，即四书所阐明的儒家道德观念。他们行为处事，都以儒家道德观念为准则，他们相信，儒家道德观念就是“天理”，只要按照这套观念治理国家，就能实现“大同社会”。因此，在国家治理中，一项政令的发出，一个官员的任免，都是先从道德层面来进行考量，是否合乎儒家道德观念成为这项决策的主要依据，而这个政令是否能解决具体问题，这个官员是否具有行政才能，却显得次要了。长此以往，文官集团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对具体事务的处理的能力却越来越差，整个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愈来愈低，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了。张居正改革，就是突破了某些限制，即便官员道德有亏，但如果具有一定的行政能力，仍然委以重任，譬如戚继光、胡宗宪；即便官员是道德模范，如不能做出实绩，仍然要被罢黜，这就是“考成法”出现的背景。

在道德观念为上这个“紧箍咒”上，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中国始终无法产生现代化的种子——忽视社会治理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张居正改革，还是戚继光练兵，实际上都缺少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方法。特别是在赋税的征收方面，没有形成精确的数目字管理，也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赋税制度，导致高层官员并不知道社会的真实情况。正如书中举例，开国时，某个县的赋税可能是另一个县的两倍，但经过了两百年，赋税仍然如此，完全没有考虑山川形势的改变以及气候环境的变化，至于当初为什么征收这么多赋税税，以及实际上能不能征收到这么多赋税，中央官员完全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办法知道，这就缺少了制度的柔性。导致这个现象既有客观技术手段的不足，但更多地是主观人为：儒家士大夫人认为道德更重要，治理国家依赖儒家道德，而技术手段只是旁枝末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手段，不仅导致张居正的改革步履维艰，更导致大明帝国根本无法孕育出有效的财政制度。

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这本书对于我的价值就是既能看到一些趣味性较强的人物故事，也能看到一些较为好玩的学术观点。看这本书之前，就知道读者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本书脱离了学术著作苦涩难懂的藩篱，用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故事性语言，讲述了作者眼中的大明帝国；反对者认为，这本书就学术价值来说，并不高，书中缺少完整的逻辑链条，更像一本历史小说，而不是学术著作。但看完之后，本人觉得这本书还是偏学术，特别讲到李贽的一些哲学观点，比较难理解。再就是可能本人比较业余，感觉这本书的逻辑似乎有点不连贯，没有总结提炼出中心观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并没有《人民的名义》传得那么神乎其神。总之，有争议的书，才是好书，对于普通的历史爱好来说，读完这本书能对明朝历史有一点新的认识，也算是读有所得。

篇2：万历十五年读书随笔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2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有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发生。正是这些末端小节，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本书详细分析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的一生，一群在历史书里熠熠生辉的名人，却有着相似的悲剧人生，具体的细节就不在这里剧透了。

程朱理学将儒家圣人“周孔”打造成“孔孟”，从孔子想回到过去理想状态下周公制定礼仪的社会，变成现在人们熟悉的“孔孟之道”，“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思想从汉朝独尊儒术到现在的发扬光大，成为中国20xx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本来就是政治家们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使用的手段，程朱理学正是当时儒家的学派的顶点，而说起缘由，其实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考试考了。能当官才是硬道理。

而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就形成了明朝最强大的集团，文官集团。

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情，被文官集团攻击的体无完肤，原本儒家思想只是统治者为了社会和谐使用的手段，却成为了文官集团手中的利器，导致皇帝三十年不上早朝，刷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我中华泱泱大国的一把手，居然连死后和谁合葬，立谁是太子这样的事都决定不了，那么谁才是国家真正的统治者?

张居正在任期间大兴改革，整顿吏治，管理监控土地，让国家有了十年粮食储备，正所谓人走茶凉，人亡政息，查抄清算，儿子被逼自杀。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内容和固有的政治逻辑相冲突。

戚继光大败倭寇，在任期间几乎未尝一败，但是发明的新战法武器无法执行，被文官集团在后方制肘，在万历十五年默默死去。

这其实不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一种困境，儒家思想教条主义的困境。万历皇帝死后20多年满清入关，结速了汉人统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