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十五年

中国基金十五年（精选5篇）

中国基金十五年 篇1

一、入世十五年对外贸易取得的成绩

(一) 贸易规模持续增长

2008年因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对外贸易规模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随后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缓解, 对外贸易水平也有所增长, 200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有明显的下降, 这与世界金融危机情况有关, 但是2010年又有了明显的回暖, 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性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较低, 虽然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 我国对外贸易也经历了波动, 但是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入世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帮助, 对我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等方面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

(二)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在国际市场需求, 出口结构优化的方向下, 我国于2002年加强了对“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限制,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长,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政府通过财税补贴政策与信贷支持, 鼓励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品牌等方式,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使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2015年, 机电产品所占出口比重达到57.7%, 劳动密集型产品下降约1.7%,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551.2亿美元, 为世界首位。

我国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较高, 随着我国近几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高新技术企业与机电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同时提高, 并且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沟通交流, 高新技术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下, 高新技术出口将持续扩张。

(三) 贸易市场不断拓宽

入世以后, 我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不断拓宽, 2015年我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5647.5亿美元、与美国双边贸易额达到5582.8亿美元、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4721.6亿美元。在与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和与“一带一路”的对外贸易发展指导思想下, 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2015年对印度双边贸易额增长达到7.4%、泰国达到11.6%、越南达到3.9%。

尽管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市场比较集中, 但是印度巴西等地区在贸易市场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 我国越来越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建交。企业的直接对外投资行为也日益明显, 在后经济危机时代, 政府已认识到目标市场的拓宽对对外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 致力于通过发展更多合作伙伴的方式, 在目标市场拓宽的基础上, 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式也呈现多样, 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商业模式发展迅速, 逐步成为外贸发展的新热点。2015年, 跨境电子商务增长30%以上,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增长60%左右。跨境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对外贸易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得到拓宽, 抵御对外贸易发展目标市场过于集中的风险。

(四) 加工贸易比重下降

在对外贸易发展初期, “世界工厂”格局的形成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但是加工贸易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地位不高, 贸易利润率比较低, 为了使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在“十一五”期间, 我国开始注重加工贸易的转型工作, 2002至2005年, 我国加工贸易平均增长率平均为28.4%, 2012至2015年增长率平均不足5%。2015年, 加工贸易出口7978亿美元, 下降9.8%, 占外贸出口35%, 比2014年同期下降2.7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需在保持加工贸易份额的基础上实现加工贸易结构的转型, 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入世十五年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贸易环境压力较大

在我国入世以后,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 2002年依存度为42.7%, 2006年达到最高值65.17%, 在此模式下, 国际市场需求、形势的变化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将产生明显影响,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明显的低迷状态, 200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563亿美元, 2009年迅速下降至2207亿美元, 下降约16%, 2010年以来虽然世界经济局势已经呈现出复苏的状态, 但是贸易增长是基于宽松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 发达国家失业率仍高居不下, 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 国际金融复苏所面临的矛盾与潜在的风险高居不下,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需求增长遭到遏制, 我国进出口贸易遭遇较大压力。在我国内部方面, 我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不高, 且房价的增长使我国物价也有所提升, 土地、原材料与人工价格的提高增加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成本, 预计在未来5年内, 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将会面临环境保护与结构调整的双重压力, 入世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有了新的机会, 同时也来带了明显的挑战。

(二) 世界格局变化显著

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下, 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优势较大, 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大, 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遭到重创, 发展中国家因社会形态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关系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高。特别是在“十二五”期间, 发达国家经济已进入调整阶段, 在发达国家“隐忍”的基础上,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将更加明显, 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更加明显, 我国与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友好建交。在后经济危机时代, 我国对金砖四国对外贸易发展平均增长0.9%, 对拉丁美洲提高2.2%, 对非洲提高1.6%, 但是在多元化格局形式的过程中, 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矛盾日益上升, 在“一带一路”对外贸易思想指引下, 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得到拓宽, 但是无法掩盖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格局, 在巩固欧美市场, 发展新兴市场的过程中, 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将利用经济与技术优势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给予压力, 所以世界格局的变化客观上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增加了外部威胁。

三、入世十五年对外贸易发展的展望

(一) 利用“一带一路”扩大贸易影响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较大, 在此情况下, 应该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作为对外贸易大国,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应局限于眼前利益, 应该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 使全球的贸易价值链得以形成, 在整个价值链中, 我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通过协调上游、下游的对外贸易结构, 使我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并根据对外贸易的发展需求, 优化、调整我国的产业机构,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得到提高, 正由传统的“加工工厂”转变为“科研加油站”, 同时鼓励企业直接对外投资,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科技、信息技术实力存在一定差距, 通过直接对外投资的方式来获得优秀资源, 使价值链的完善成为可能。在内外部环境的持续压力下,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应该立足根本, 推助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形成, 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基础得以稳固。

(二) 完善多边贸易体系

在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下, 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需求遭到影响, 对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根据2009、2010年对外贸易数据变化能够看出, 在目标市场过于集中的状态下, 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使我国对外贸易行业遭到重创, 所以我国迫切需要通过有效的风险共担如拓宽目标市场的方式, 降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供需变化而产生的贸易风险。经济新常态之前, 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 吸引了大量外资, 改善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 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 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 引发了我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我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 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 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 服务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

(三) 积极应对贸易壁垒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我国所面临的贸易壁垒及其他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明显, 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贸易壁垒抵制我国出口贸易的现阶段, 我国首先应该加强与对外贸易伙伴的有效沟通, 搭建长效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使贸易保护倾向得到控制;其次我国政府应该通过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 以三方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应对贸易摩擦, 合理利用WTO规则避免反倾销等调查, 并保持稳定的经费投入, 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通过聘请国际知名的律师团队或会计师事务所协助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 及时规避对外贸易风险, 也需要进行自有人才的培养工作, 使对外贸易发展有充足的人才支撑;最后应该熟练使用WTO纠纷解决规则, 使我国对外贸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我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在客观上体现出了我国对外贸易模式或商品结构存在的不足, 通过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整, 有助于我国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看出, 在入世十五年的状态下,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对经济发展、增加就业产生了明显帮助,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明显的不足, 这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对外贸易发展的中暴露的问题与威胁, 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企业的科学管理模式、行业协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对外贸易水平的逐渐提高。

中国基金十五年 篇2

——再访SHMS 1997年毕业校友Jean-Michel，广州W酒店房务总监

Q：很高兴您能来到广州，不知您来到广州有什么感觉呢？

Jean-Michel：我是第一次在一线城市生活和工作，所以感觉到生活节奏比较快，因为以前住的都是二三线城市，比如西安、拉萨和宁波，它们的生活节奏都比较慢。长这么大第一次在广州这样的国际大都会生活，哈哈。

Q：当时您在宁波是担任索菲特的房务总监，那您现在在广州的W酒店是什么担任职务呢？ Jean-Michel：我们也是叫房务总监的工作，但是比较特别的是，W这个品牌的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Whatever Whatever——随想随需。这就是W酒店最基本的文化。这个品牌比较年轻，做事方法也比较特别，比较有活力。所以包括它的音乐、气氛和香氛都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来广州是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就是刚刚说的第一次在一个国际大都会生活和工作，第二个“第一”就是我第一次在W酒店工作。之前我在丽思卡尔顿、索菲特、香格里拉等酒店工作过。

Q：以前您也做了很多新酒店开业方面的工作，那这次广州W酒店开业筹备多久了呢？ Jean-Michel：我是去年10月份过来的，这次新酒店开业，筹备了半年左右。这个项目就比较特别，因为中间停了一段时间。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用了半年时间做了本应该用1~2年完成的工作（从停止营业到现在开张），所以节奏是很快的。

Q：酒店开业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Jean-Michel：客人一进到来，会认定这个品牌并且对这个品牌有自己的体验和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很习惯这个品牌的客人。所以酒店新开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Guests Experience。所以要让客人来到这给2000块钱住一晚，觉得很值得。值不值得并不是在于装修有没有味道上，而是我们的passion point有没有让客人体验到，有没有让客人有熟悉的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得到的话，就好像您买了一辆宝马，开起来不是BMW的感觉，就算价钱再便宜，您也会觉得不值。所以体验是最重要的。

Q：怎样去满足不同客人的体验呢？

Jean-Michel：由于我们这个品牌很特别，所以特定的人群会很喜欢我们的品牌，例如那些喜欢突出自己的个性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员工，将他们自己的风格凸显出来。

Q：您和David Kwong校友都是瑞士酒店管理大学的毕业生，那么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呢？ Jean-Michel：一个学校出来，就比较有共同语言，虽然我和他差了10年。我们会聊学校现在和以前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联系，可以说是一种母校情结吧。

Q：对SEG校友会的发展，不知您有什么建议呢？

中国入世　风雨征关十五年 篇3

2001年9月17日晚22：40左右，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的最后长达800多页报告书，在世贸中国工作组正式会议上获得通过时，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高兴地表示：“中国完成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的重要时刻，这是国际经济合作的结果。中国入世以后。世贸组织又向真正成为全球性组织的方面迈进了一步。”

中国WTO首席代表、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龙永图的脸上也禁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15年呀，就盼望着这一天。”然而，仔细想一想，他不禁长叹：“谈判前，总感到WTO是座高不可攀的高山，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就感到那只不过是座小山包而已。因为15年的谈判我们只谈了八个字，一是‘市场经济’，另一个是‘市场开放’。”可是，15年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们才能体会个中滋味。

1986年：中国重提入关

中国接触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一人——刘显铭老人，如今虽然已是白发苍苍，不复当年的干练洒脱，但言谈之间依然有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官的谦虚儒雅。

刘老回忆，中国虽然1986年才向GATI"递交复关申请，但自1980年就开始与GATI'jE式接触。1980年8月26日合众国际社日内瓦的一份电稿中写道：“一些西方官员今天说，中国可能在准备谋求加入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机构——关税贸易总协定。表明北京要采取这种行动的一个迹象是参加今天在日内瓦开学的法语训练班的21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外贸部的一位副处长刘善明(音译)。”

其实，刘善明应该是刘显铭，而真正引起中国重视GATF的是香港问题。

1983年，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刘显铭代表外经贸部参加了当年的谈判准备工作，负责重点研究回归后香港同GATF的关系。香港当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属于GATT英国代表团，与大多数GATF成员的贸易关系密切，从中受益很大。于是，我国政府认为香港回归之后与GATT的关系肯定要保留。然而，回归之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GATT中是什么身份?以后的澳门、台湾也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可能在GATT中能看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的牌子却没有中国的牌子。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处在GATT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现实。从此后，国家领导人和外交部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并提出必须解决中国与GATT的关系。

1986年7月10日，中国驻日内瓦大使钱嘉东和刘显铭向GATT递交了要求恢复中国GATT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从现在看来，正是从这一天起，中国踏上了十五年复关入世的谈判之路。

今年70岁的沈觉人，是中国复关的第一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据他回忆，尽管当时我国对GATT有一些了解，但自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一直拖到1980年才与GATT接触，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由国家统一安排，与提倡自由贸易的GATT可谓水火不容，再说当时GATT也是被美国操纵的，这样，我们就和GATT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在国际组织中“驱台”成为当时一项政治任务。根据联大决议，台湾退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中国就自然成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已是大势所趋，这促使中国内部开始重新认识GATT。GATT是规范当时世界贸易的一个组织。此时，GATT的成员方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5％，而中国跟GATT员方的贸易量也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GATT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不管中国是否参加，它的各种规则对我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力，所以，恢复中国在GATT的缔约国地位对我国是有利的。

从1987年开始，沈觉人连续3年去日内瓦开会，在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就中国的贸易制度去答复人家的时候，主要的困难就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而GATT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的多边贸易组织。随着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沈觉人每次都有新东西带给人家，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最有感触的是“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与谈判相辅相成”。应该说，改革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9年：打破坚冰

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是最为艰难的一段。

1991年，当时就职于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佟志广临危受命，担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首席代表，于是，被搁置二年的谈判重新开始了。

回忆谈判历程，佟志广最难忘的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也许是巧合，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姓加起来，刚好可以串成一句话——‘莫斯科郊外遇到一头狼’。我们遇到的正是这么一个强硬的对手。”

1991年，正值前苏联刚刚解体。佟志广与美国一位谈判代表相遇，那人用挑衅的口气问：“现在苏联解体了，你们是高兴还是痛苦?”佟志广看了看他，非常镇定地说：“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干涉他国内政的习惯，更无意充当世界警察。”听完这话，刚才还满脸得意的美国谈判代表“刷”地一下脸红了。当时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卡伦·希尔斯大使，她是当时世界政坛上与撒切尔夫人齐名的铁娘子，律师出身。谈判初期，她的态度相当强硬，佟志广想尽办法与她周旋。

“谈判本身就是有取有舍。我们的原则是在中央批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少给多取’。”佟志广充分发挥自己搞经济工作出身的优势，把谈判的宏观原则问题一一具体细化，用繁杂的经济问题来应对。这样就掌握了不少主动，许多问题都是在比中央批准的范围内还要小得多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以市场准入为例，在与美国签署的最终协议中，我国付出的代价不及中央授权的1／3，谈判效果极佳。

1992年10月10日是中美谅解备忘录签订的最后期限。这一天，从早上8时30分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就一直在进行最后的磋商，佟志广要求一定要把“美国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GATT”这一条款写入谅解备忘录，否则他“很难签字”。这样，双方一直僵持着，饿了吃个汉堡，渴了喝杯可乐。佟志广的高血糖不能喝可乐，但这时已经顾忌不了许多，整整一天，喝了几十杯可乐。

一直到晚上ll时30分，佟志广依然态度坚决。“其实我心里有底，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和布什第二天中午在电视上辩论，特别需要我们这张谈判成功的牌。”

面对镇定自若的佟志广和分分秒秒临近的最后期限，铁娘子希尔斯大使妥协了。当时针指向零时，希尔斯终于将佟志广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入《中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GATT”。双方握手的一刻，在场的全体中国人热泪盈眶。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可以随时以此来要求美国扫除人世之路上的人为障碍并支持中国尽早复关。

此后不久，回过神来的希尔斯大呼“上了Mr．佟的当”。她对自己居然在备忘录中写下“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共产党语言”深感“不可思议”。

在整个中国复关入世进程中，台湾也很积极。因为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台湾当局也想在国际范围内通过多边的组织改善一下国际贸易环境。为此，台湾当局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只要能够加入，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台湾先加入世贸组织，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中一台”，将对我们产生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

按照当时GATT的规定，中国大陆作为代表主权的中央政府可以推荐领土之内的，比如香港、澳门地区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参加GATT。

代表团成员仔细研究各项规则，紧紧抓住“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先决条件，提出了“先大陆后台湾”的战略，即“中国大陆先行加入世贸组织。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加入GATT，必须经过我中央政府批准推荐”。

但是，“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条虽有规则却从无先例，又给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挑战。佟志广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和全体团员一起，对GATT的议事规则进行了深入和反复的研究。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充分利用——理事会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或者理事会主席发表声明，大家没有异议也算理事会的意见。

这是1992年的二三月，印度驻欧洲总部大使朱奇是当时理事会的主席。中方通过大量的工作，得到了朱奇的支持。随即，朱奇发表声明，正式确定了“先大陆后台湾”的原则。

1994年：花好并不月圆

1995年元旦，关贸总协定将由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因此，中国能否在1994年底前“复关”，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WTO的创始人成员国，而且如果由“复关”转为“入世”，谈判将更加艰苦，代价将更为高昂。然而，GATT"个别主要缔约国仍提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过高要求，谈判一直拖到1994年11月。

第三任复关谈判首席代表是谷永江，谈判在这个时期是非常艰巨的，因为缔约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了很多非常苛刻的要求。有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因此阻挠中国复关。有些国家想利用中国申请复关、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会，从中国得到更多的优惠待遇，提出了更多开放市场的要求。此外，谷永江说：“当时，美国并没有恢复中国在GATT缔约方地位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这才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成的关键。”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可以说，中国无论做多大的让步，他们都不会同意跟我国来谈议定书，或谈什么具体条件。

12月中旬，时任中国对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终于发火了，在一次约见某国商务部法律总顾问时严正地对该国发出警告：“中国希望复关，但从不屈服外来压力和威胁，更不害怕报复。你们提出报复清单之时，就是中国提出反报复清单之日。”最终，由于个别缔约国的苛刻要求，中国的“复关”还是变成了“人世”，后面的路更加艰难了。

当然，在中国国内，当时也有很多不同意见。由于当时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中刚走出来，整个经济体系离市场经济体系还差很远。我国有很多传统的部门，如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还难以接受GATT的规定。在进一步开放市场问题上，中国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复关谈判是中央做出的一项很重大的决策，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把我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战略决策。

市场经济：四个字谈了6年

中国第四任WTO谈判首席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介绍说，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在当时是不承认搞市场经济的。于是，一个新的名词出现了——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然而，国际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商品经济体制”。

来自世贸组织的材料显示，当时各成员国追问最厉害的就是中国的企业是怎样运作的?当时中国谈判代表团就对他们讲，中国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我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的，可能是代表我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当中，在整个工厂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最大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中国谈判代表团在当时也确实讲不清楚，因此请了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到日内瓦，试图讲清楚中国的经济体制，但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绕来绕去，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10月，在日内瓦的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佟志广非常自豪地对全场的代表讲：“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的日内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中国谈判了6年。

在1993年初以后，谈判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开放市场的谈判，这个谈判又谈了6年。谈判的焦点是，一方面中国是愿意开放市场的，因为当时中国执行的确实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国力，以及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决定其开放的速度，而且中国的开放必须要有条件，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开放市场。所以，这6年谈判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开放市场的范围、速度和条件进行的，这也是中国多年来和美国、欧盟谈判的焦点。

在整个谈判中，与美国的谈判最为艰难。可以说在开放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是代表世界贸易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跟我国进行谈判。美国一贯认为，只要跟他们谈成了，其他会员国都会接受。美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在中国和美国达成协议后，欧盟马上对我国谈判代表说，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你们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动地让我们吃美国的剩饭。不过，由于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1999年l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仍然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第二阶段的基本结束。

虽然，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但根据相关规定，美国必须通过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才能使有关协议正常执行。为此，2000年5月，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进行着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5月24日，美国众议院就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进行表决。由于支持方与反对方旗鼓相当，美国政府、商界人士以及各方面都鼓足劲作最后的冲刺。一场“激战”下来，结果，美国众议院以237票对197票通过了同意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法案。9月19日，参议院以83票对15票表达了同意立场，法案送克林顿总统签字后，中国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正常贸易地位。

尾声：“不只中国人熬白了头。”

张汉林，这位今年只有37岁的世贸专家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法律顾问之一，间接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10多年的谈判历程。提起这些年的谈判，张汉林说：“不只中国人熬白了头。”美国也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个。很有意思的是，1987年就开始担任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杰拉德因为中国迟迟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居然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5年，新华社发布的那条消息“中国工作组使命完成”，其实意味着这位老人终于可以退休了。而在10多年漫长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共有4人担任团长，从我国资深的外贸专家沈觉人到后来加入的佟志广、谷永江、龙永图都担任过谈判主将，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纪谈判”。

中国基金十五年 篇4

一、保守的复苏:公民教育的复苏 (1978~2000)

中国大陆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 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 开启了思想解放、市场开放、个性自由的历史新阶段, 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现代化。这些是公民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也导致了唯经济发展的取向, 在教育领域, 国家更加注重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人才, 公民教育相对受到冷落。

(一) 附庸政治的公民教育理论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人才, 思想界逐渐开放。于光远在1978年提出: 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 要重视人的培养, 人是最宝贵的。[1]这种呐喊只是昙花一现。根据中国知网, 我国以“公民教育”为题目的文章为1983年的《公民教育教学展望》, 其中指出:美国公民教育的论调背后是一种趋于疯狂的利己主义。[2]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多受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的影响。八十年代, 思想界开始关注人道主义、人的自我与存在等涉及到个体独立的问题。公民, 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的个体, 有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九十年代末, 人们开始意识到公民教育势在必行, 加强公民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 学术论文稍有增加。1999年, 李慎之说“千差距万差距, 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3]。

(二) 保守的公民教育实践

1978年以后, 学校教学秩序逐渐恢复。从国家政策层面, 公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教育为主, 公民权利很少涉及。1980年教育部规定全国统一开设政治课。1985年国家规定:小学进行“五讲四美”“五爱”和社会主义公德教育, 在初一设社会主义公民 (内容为道德、民主与法制、纪律教育) 。后来选择北京、上海、天津、吉林、贵州5省 (市) 少数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行课程改革实验。[4]

在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方面, 强调公民义务和美德, 轻视公民权利。首先, 课程标准强调国家意志和公民美德。1988年颁布《公民》改革实验教学大纲, 其教学目的和要求为:“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打下良好的基础”[4]。1990年北京编辑出版了《公民》, 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热爱祖国、人民、集体的, 少部分内容涉及到公民的个人美德、法律常识。其次, 教材强化政治教育, 侧重意识形态的灌输, 少有公民政治权利的论述。例如, 万明钢对《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社会教学大纲》和六册《社会》教科书进行了文本分析, 发现实际上在我国从小学到中学公民教育基本上是空白。[5]

从改革开发到2000年, 公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主导下发展的公民道德教育。国家化身为理性人, 利用行政、经济等手段控制教育发展, 教育沦为政治统治和经济发展的工具, 而公民教育则被当作推广国家意志、维护社会统治的工具。

二、理性的探寻:公民教育的兴起 (2001~今)

随着经济领域的持续发展, 自由平等、人权、契约和法制等观念深入人心, 为现代公民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同时市场经济、解放、消费等物欲刺激随处可见, 消费社会初具规模, 私人领域中理性的“经济人”迅速膨胀, 也导致了公共领域中具有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和公共美德的公民的衰落[6]。在这种背景下, 公民教育是其重要出路之一。

(一) 三种公民教育观各抒己见

从2000年以后, 公民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快速的阶段。中国大陆的公民教育研究中心较早的有两家: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和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还有2005年12月正式开通的、由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主办的中国公民教育网站, 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和民间的研究组织。

政治哲学的理论依据不同, 公民观则不同, 公民教育观更不同。目前我国大陆主要存在三种公民教育观: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 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 儒学指导下公民教育观。第一,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观侧重公民美德和政治生活, 强调培育公民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参与。郑航认为:公民教育必须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导向, 关注个体、社会、国家、人类, 以培养自主、自律, “过负责的生活”的公民为鹄的。[7]第二, 自由主义公民教育观相对侧重公民的自由和主体性, 主张培育权利主体。李萍等写到: 公民教育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为前提;以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基础;以合法性为底线。[8]第三, 儒家文化的公民教育观, 强调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内部寻找公民教育的根基和资源, 培育关系中的新型公民。例如, 朱小蔓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敬畏生命、重视生活经验、追求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 将其进行现代性转换, 可以作为公民教育的理念与支撑。[9]通过以上梳理, 研究者认为, 以上三种主要的公民教育观各有其利弊, 应当综合吸收利用, 中西并用相互融通。

学者在公民教育的目标、主体、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所涉及。但依旧存在很多不足, 在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涵方面缺少共识, 实证研究相对匮乏, 公民教育的课程和教材方面相对欠缺, 公民教育的政策研究基本空白。

(二) 曲折中日益成熟的公民教育模式

1.公民意识教育得到政策层面的认可

在国家政策层面上, 2001年, 中共中央发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的公民道德, 从文本的意义上确立了公民道德的重要地位。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2010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公民意识教育得到了政策层面的认可。

2.公民权利意识教育进入国家教材

从公民教育的教材来看, 公民权利意识教育进入教材。2002~200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历史与社会》教材中, 虽然公民意识价值取向比较分散, 但增加了自由、平等意识、理性的权责观等。[10]2004年, 高中教材《政治生活》中指出对权力的监督、官员的问责等权利问题。[11]但是, 教科书关于公民自由、权利、正义、参与政治生活等内容涉及甚少。

3.学校公民教育的实践中的误区

(1) 从理念层面来看, 有公民教育的口号无核心性内容。教育者对公民教育的概念理解偏差, 将培养小公民作为培养目标, 但校训、培养模式、课程、活动等多方面与公民的核心涵义并无直接联系。学校中公民教育的师资匮乏, 也是公民教育实践探索的阻碍因素之一。

(2) 从公民教育的价值内容来看, 把民主当教育改革和公民教育的标志, 滥用民主。民主成为一种时尚被引入学校教育中, 成为教育改革的象征之一, 但对民主却知之甚少, 对民主的使用存在价值中空现象。这不是民主的错而是滥用民主的恶果。民主远不止“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是有道德基础和适用范围的, 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知情同意、平等协商、民主投票、求同存异等。民主注重少数人对多数人决定的尊重, 更注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关怀。

(3) 从公民教育的途径来看, 忽视志愿服务的志愿性。志愿服务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的实践途径, 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途径, 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 可以培养学生对弱者的关怀、培育责任感和公共精神, 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感。然而一些志愿服务活动强制参与、统一要求、流于形式、陷于攀比, 没有收到教育的效果, 还给志愿服务的对象带来困扰, 活动的公益精神也被消磨。

4.一些公民教育模式初步形成, 独特而充满魅力

(1) 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公民教育实践模式, 具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公民教育师资支持, 相对而言最具有优势。江苏省教育厅与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合作推动公民教育实践, 他们将公民教育实践活动提炼出六个步骤, 确认问题、选定问题、收集资料、制定方案、举行听证、总结反思。他们注重使学生通过参与真实而具体的活动, 培养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 探索学校、家庭、社区共建和谐社会。

例如, 江苏常州的小公民想要治理龙溪河污染的问题, 其中还会涉及到学生家长和政府部门等其他主体。[12]深圳市南山区实施了为期四年的“中小学公民养成教育实验”, 以南山区教育局为主导, 区内学校参与实验, 其目标是“增进中小学生的公民知识, 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 提高他们的民主参与技能, 提升他们的价值观, 使他们成为有道德、有能力、积极、负责的社会、政治参与者”。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根据学生年龄阶段不同而设计不同的目标和活动, 主要实施公民教育的途径为学科课程, 服务学习 (Service-Learning) 和各种校内外活动等三种。[13]每所学校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子课题。其中南山实验学校被誉为“公民学校”, 他们将学生阅读与公民教育相结合, 以《普世价值, 公民读本 (5册) 》为蓝本渗透公民教育。

(2) 学者主导下、与学校合作的公民教育实践活动模式, 资金主要来源课题经费, 学者在其中发挥理论指导和建构的作用, 学校自愿主动地参与探索, 有利于双方互动, 更好地开展实验研究。赵志毅承担了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教育实践模式研究”, 先后共有江苏、浙江省的36所学校参加实验研究, 通过了解中小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内涵与机制, 解剖当前问题提出三种培养责任感的公民教育模式, 即思想品德课模式、学科渗透模式、社区公民教育模式。[14]该项目做了诸多现状调查, 取得宝贵的数据, 对中小学生的公民素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3) 公益组织主导模式, 公益组织与学校相互分工合作, 实施公民教育。新公民计划关注流动儿童的公民教育状况, 具有关怀弱势的精神, 这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2007年,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 在全国设立新公民学校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其中“社工项目”率先在北京大兴区行知新公民学校引入行之有效的驻校社工制度, 其理念为“尊重、接纳、平等、赋权”, 旨在为流动儿童群体赋权, 把改善流动儿童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作为聚焦点, 包括改善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环境、朋辈环境、社区环境, 提高流动儿童的资源获取能力。[15]

由于公民教育在我国才刚刚兴起, 理论准备不足, 实践探索中也存在诸多偏差。我国当前公民教育的实践中, 以政府主导的公民教育模式为主。

三、公民教育的未来:大有可为

2000年以来, 从保守的复苏到谨小慎微的理性探求, 公民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发展与困难并存。公民教育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 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公民是目的和正义及规则, 在实践中注重培育公共生活。

第一, 坚持公民是目的的价值取向。首先, 理论探讨、实践活动和制度设计, 应以真实而具体的公民为目的。“人是目的”, 就是你的行动, 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 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 永远不能只看做是手段[16]。公民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就是唤醒, 使每个公民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也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中, 一般而言人具有价值优先性。公民概念探讨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公民让渡的权利是国家的公权力的来源, 因此国家公权力的首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个体和抽象的国家相比, 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优先性。公民是构成社会、政府、国家的基本元素, 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是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公民的价值和尊严必须得到保障。学校公民教育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公民培养体系, 从价值取向、教育法律法规、课程标准到教材编写、课程教学等一系列的过程中, 需要保持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一致。其次, 在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中注重正义及规则。罗尔斯提出了正义两原则:自由平等原则, 差异补偿原则, [17]这对公民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因为正义是公民教育的重要价值支柱, 还由于未来中国社会是法治社会, 正义两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制度的首要美德, 正义与法治、规则从来都是不分开的。因此, 培育公民的正义和规则意识就十分必要。公民教育首先需要重视规则教育和规则的正义性, 坚持目的正义和手段正义相结合。规则产生和执行的过程应该是正义的, 经过彼此同意的。哈贝马斯认为:规则的同一性和规则的有效性是从从头到尾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规则的同一性依赖于它的有效性的主体间性。[18]有效的规则是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的。如果采用了非正义的程序, 就会使正义流于表面, 这无异于教学生虚伪, 消解了规则的意义, 也消解了正义。需要指出的是, 公民教育在重视正义的同时重视公民美德, 坚持正义中带有美德。正义的制度对公民的正义感起到保障的作用, 但没有美德支持的正义制度, 只剩下冰冷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不值得向往。

中国基金十五年 篇5

成效显著

近15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大幅增长，其贸易额在各自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双向投资迅速增加，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工程承包越来越多。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1年至200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79．6亿美元增长到1303．7亿美元，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0％，这一增长率超过了同期中国和东盟各自的对外贸易增长率。

1991年时的东盟有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六个国家，下表清楚表明了近1 5年来中国与这六国贸易增长情况：

1991年，当时的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尚未加入东盟(注：东盟四个新成员国加入东盟时间：越南1995年，缅甸和老挝1997年，柬埔寨1999年)，为使人们了解中国与这4个后来成为东盟成员的国家近15年贸易增长情况，在此特列下表：

比重增大结构优化

2005年，在东盟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排第4位；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东盟处第5位。按国别来看，中国是越南的第1大贸易伙伴，是缅甸的第2大贸易伙伴，是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第3大贸易伙伴，是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的第4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前10大贸易伙伴中，新加坡是中国第7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是中国第8大贸易伙伴。

1991年，中国自东盟进口38．2亿美元，而2005年则高达750亿美元，增长了近19倍，东盟成为中国第3大进口来源地。1991年，中国向东盟出口41．4亿美元，而2005年则高达553．7亿美元，增长了12倍。199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中，中国顺差3．2亿美元，而2005年中国逆差196．3亿美元。199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产品中，以初级产品、轻纺产品为主，发展到2005年则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其中机电产品名列榜首。

双向投资增加

东盟国家已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地之一。

1991年，中国批准东盟国家商人在华投资3．32亿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1991年版)。2005年，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31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来华实际投资达22亿美元，占东盟当年来华投资的71％。至2005年底，东盟国家在华投资达385亿美元，投资行业多、地域广。

中国对东盟投资方面，虽然投资绝对金额还不大，但潜力巨大，增速较快。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投资设立的非金融类企业近千家。投资领域从加工、装配和生产型的小型项目扩大到建筑、饭店、电气、矿业和运输等行业，投资形式从直接投资发展到技术投资、BOT等多种形式。中国在东盟国家投资居前3位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新加坡挂牌上市的中资或含中资的企业已达100多家。中国在泰国累计投资设立非金融类中资企业278家。在柬埔寨，近3年来中国连续成为柬埔寨第一大投资国。

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不断发展

东盟国家为中国海外重要的承包工程市场和劳务市场。承包工程涉及电站、桥梁、公路、机场、码头、工厂、办公楼、住宅楼等，中国在东盟国家承包工程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工程质量和效益普遍受到当地好评。截至2005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达35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32亿美元。其中，2005年，在新加坡，中国企业完成营业额11．66亿美元；在泰国，完成营业额3．09亿美元；在越南，完成营业额2．75亿美元；在菲律宾，完成营业额1．83亿美元在柬埔寨，完成营业额1．23亿美元。

阶段性飞跃

第一阶段(1991年－1996年)，在这一阶段，重点是中国与东盟6个成员国、与当时还未加入东盟的越、缅、柬、老4国的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有新的发展(下图所示)。这为之后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1997年－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增进合作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在1999年和2000年的2年间，中国分别与东盟10国签署了关于未来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确定了在睦邻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上述这11个重要的《联合声明》都将相互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作为重要关系，提出要扩大贸易和双向投资。至2000年，中国与东盟10国均签订了《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2001年－2005年)，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达成了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之后签订了有关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自贸区进入实质性运作时期。特别提及的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为相互间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重要条件。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率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率先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4年，中国与东盟进一步签署了落实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具体规划了2005年至2010年双方合作项目和目标。在这一阶段一年一大步，中国与东盟间政治、经济合作良性互动。

更务实的对话伙伴

近15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成果来之不易。2005年下半年，在东盟咨询机构——东盟名人小组给中国—东盟领导会议提出的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实质成果，中国比东盟其他对话伙伴更为务实和有效率。

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及时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本着“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方针，积极发展和密切相互间的经贸合作。

积极行动，不失时机推进合作

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15年来，双方经贸合作之所以如此快速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在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后能本着“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原则，积极务实地行动。

近15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在双边领导会见会谈中均强调发展经贸关系，特别是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均提出了双边贸易额到2010年的

明确目标，并以建立和巩固合作机制来推动经贸发展。中国与东盟9个国家政府间成立了双边经贸合作联合委员会，其中中泰、中新联合委员会为副总理级。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农业、交通等8个部长级合作机制，并在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15年来，中国和东盟将重要合作领域由5个扩大到10个：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

近15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商会往来、商会合作日益密切。2001年，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成立，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和时任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出席了成立大会。

政和商通。15年来，尤其是近5年，在东盟绝大多数国家，中资企业商会纷纷成立。双方商务合作明显增多；中越、中缅、中老的主要边境口岸车水马龙；中国企业借助新加坡拓宽欧美市场，借助马来西亚开辟全球伊斯兰教国家市场，借道缅甸开发印度市场，更将双方合作延伸向更广泛的国际市场。

开拓创新，自贸区建设带入高潮

组建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大举措，这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带入了一个突破性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同样也是东盟与其外部组建的第1个自由贸易区，又被称为继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之后“未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有18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建成这一庞大的自由贸易区并非易事，我们双方同样遇到一些问题和情况，但尽管如此，中国本着“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东盟本着看好中国、与中国携手发展的原则，自贸区建设迈出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步伐。

2000年在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到2004年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份自贸区重要文件。

2003年10月，中国与泰国“早期收获”计划开始实施；2004年1月，“早期收获”计划广泛实施，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500种农产品市场；2005年7月，《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中国与东盟7000多种产品开始逐年削减关税。按照自贸区建设计划，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间绝大多数产品关税为零，到2015年，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国间绝大多数产品关税为零。

伴随着自贸区建设快速启动，中国—东盟博览会应运而生。为促进中国与东盟企业间的互利合作，为推动自贸区的如期建成，2004年由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十国政府主管经济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的第一届博览会在南宁隆重举行。2005年第二届博览会的举行则规模更大。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对促进十一国间经贸合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充分展示了相互间经贸合作商机无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中国与东盟合作全面提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6年：合作新起点

2006年，是中国—东盟友好年，同时也是中国与东盟及其国家经贸合作更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起点，预示着相互间的合作将呈现更加广阔的美好前景。

尽管在双方目前的经贸合作中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尽管在今后的合作中还会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需要我们应对，但我们坚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已势不可挡；我们坚信，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必将带来“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