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C鉴定意见（共4篇）
WALC鉴定意见 篇1
Walc系列厚钢板大幅面数控激光切割机
鉴定意见
2009年8月19日，湖北省科技厅在武汉主持召开了 “WALC系列厚钢板大幅面数控激光切割机”的项目技术鉴定会。鉴定委员会听取了项目组的“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用户报告”;考察了该项目的现场加工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质询，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1、提供鉴定的资料齐全、规范，符合鉴定要求；
2、项目采用新颖的激光器机载式双横梁龙门移动式结构，龙门双边同步驱动方法，其机械结构运行精度高、稳定可靠；
3、项目采用自主创新的共导轨副的等光程技术，解决了高功率、远程激光传输聚焦焦点位置变化的难题，保证了大幅面激光切割焦点位置的一致性；
4、自主研究开发了双轴齿轮－齿条传动误差互联实时补偿（平面补偿）方法，解决了大幅面数控激光切割设备进一步提高传动和导向精度的难题；
5、在“八五”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基于电容传感器的焦点位置检测方法，实现了喷嘴（焦点）与工件表面距离高速自动跟踪，开发了采用双层喷嘴的激光切割头，提高了厚板切割质量；
6、开发了基于红外技术的脉冲打孔穿透检测方法，保证了高质量的穿透效果；
7、独立自主开发了面向不同数控系统的独立友好的人机界面、激光切割工艺数据库，操作使用方便；
综上所述，该项目其总体方案先进，研发了多项自主创新的智能控制技术和新型结构，保证了在厚钢板大幅面激光高速、高效、高精加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是一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空白的高功率激光切割加工设备，其主要技术性能处于国内领先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成果已在造船、工程机械、电力设备、机车车辆等领域获得批量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议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鉴定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2009年8月 19日
WALC鉴定意见 篇2
一、充分认识农机试验鉴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农机试验鉴定是《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确定的农机化管理重要职能, 直接关系到国家支持推广的农机装备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 关系到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关系到农机装备结构改善和优化, 关系到农机企业技术进步, 是促进农机化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安全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就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强调要加大对农机推广鉴定等公益性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 增强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能力。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和农机试验鉴定机构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 努力促进农机试验鉴定工作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明确农机试验鉴定工作基本原则
要按照立足公益、依法鉴定、科学高效、公正廉洁的基本原则开展农机试验鉴定工作。坚持公益性职能定位, 牢固树立服务意识, 充分发挥技术支撑和保障作用, 满足农业机械化发展需求;坚持依法鉴定、依法监督,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程序和要求开展农机试验鉴定工作;坚持科学管理, 创新方法, 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工作水平;坚持公平公正、廉洁高效, 不断提高农机试验鉴定工作人员的廉政意识和道德素养, 树立良好职业形象。
三、不断提升农机试验鉴定能力
各地要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和农业机械化发展需求, 按照保障重点、调整结构的要求, 不断完善提高农机试验鉴定能力。当前要着力提升粮棉油糖等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械试验鉴定能力, 优先发展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50-70马力节能环保型水田拖拉机、高地隙拖拉机、多功能谷物联合收割机、玉米收获机、甘蔗收获机、棉花收获机、大中型动力机械配套机具等试验鉴定能力;加强节水灌溉、精量播种、高效植保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等增产增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配套机具的试验鉴定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设施农业等机具试验鉴定能力;加快发展适合丘陵山区使用的小型机械试验鉴定能力。进一步优化全国农机试验鉴定能力结构, 统筹部省两级鉴定能力建设, 逐步形成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鉴定能力分布格局。积极推进农机试验鉴定机构部级鉴定能力认定, 引导省级农机试验鉴定机构按照全国农机试验鉴定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鉴定能力, 承担部级鉴定任务, 促进鉴定资源优化整合。各省级鉴定机构要根据当地实际, 积极发展区域性农机装备试验鉴定能力, 满足当地农机化发展需求。
四、大力推动农机试验鉴定科技进步
各农机试验鉴定机构要不断加强农机适用性、安全性和可靠性等农机试验鉴定评价方法研究, 不断改进完善试验鉴定方法, 提高科技应用水平。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要组织实施好《农业机械适用性评价技术集成研究》《农业装备可靠性检测技术试验方法研究》等行业科技项目, 确保取得成果并促进成果应用。加快农机试验鉴定大纲的制修订工作, 为农机试验鉴定提供科学依据。要提高大纲制修订工作质量, 充分体现农机试验鉴定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评价特色, 保证大纲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协调一致。不断完善试验鉴定手段, 改进检测设备和检测方法, 推动自动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在试验鉴定中的广泛应用, 提高试验鉴定质量、效率和科技水平。
五、继续推进农机试验鉴定工作规范化管理
各农机试验鉴定机构要认真落实《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和《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 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工作程序, 切实规范农机推广鉴定受理审查、检测鉴定、证书变更和证后监督等关键环节的管理。加强推广鉴定检验员和审查员的培训考核, 完善上岗考核制度, 做到检验员和审查员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推广鉴定大纲和通则要求开展鉴定工作, 坚决杜绝简化工作程序、减少鉴定内容、以偏概全和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认真落实监督管理制度, 强化内部管理措施, 完善企业监督等外部监督机制。各农机试验鉴定机构之间要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 进一步推动省际间推广鉴定工作的有序管理。各农机试验鉴定机构在受理外省企业产品鉴定或其他省区委托鉴定业务时, 要严格按照规定受理, 不得放松要求或提高受理条件。
六、认真开展获证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质量监督
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根据农机使用者质量投诉情况和农业生产实际需要, 定期组织对在用获得推广鉴定证书的农机产品质量调查和重点检查。有关质量调查和重点检查的计划和结果, 要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备案, 并按程序向社会发布。对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农机产品, 要及时督促生产企业或经销商整改, 妥善处理, 切实维护农机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县级以上农机化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全国农机质量投诉监督网络, 遵循“属地管理、首问负责、就近处理、无偿服务”的原则开展工作, 方便农机用户投诉。按时汇总和认真分析辖区内的农机质量投诉信息, 并逐级上报。获证产品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或集中质量投诉, 在规定期限内未能有效解决的, 可对其证书予以撤销。省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在重点农时季节、产品旺销季节组织开展补贴机具质量保障督导, 推动补贴机具质量不断提高。
七、高度重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和农机试验鉴定机构要认真贯彻《农业部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实施方案》和《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意见》, 切实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要以推广鉴定和国家支持推广的农机产品目录制定工作为重点, 围绕权力运行, 对每个岗位、每个工作环节进行认真梳理, 逐一排查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点, 并对风险点进行风险等级评估, 制定完善防范措施, 形成完整的防控体系, 构建预防腐败、促进廉政勤政建设的长效机制。要加强廉政风险警示教育, 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和廉洁自律自觉性。
八、切实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工作的组织领导
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篇3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
WALC鉴定意见 篇4
关键词：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会计制度
0引言
法务会计是注册会计师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和程序，并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对经济利益冲突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以及计算，最终形成能够为仲裁机构或法庭提供可靠会计证据的会计报告。可见，法务会计的鉴定意见对于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及诉讼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人员必须认真分析当前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断探索，使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得到有效完善。
1当前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1）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制度还有待完善。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具體而言，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缺乏健全的法务会计相关法律制度；其二，缺乏完善的法务会计专家制度；其三，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性还有待加强；其四，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还不够系统完善[1]。诸如此类，这些不利的条件必然会导致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度大大降低，无法在诉讼案件当中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另外，我国的法务会计制度还不够规范，在许多方面还处于空白状态，从而导致在实践过程中缺乏统一的鉴定标准，使相关人员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2）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可采信还存在明显不足。会计事务所在鉴定机构与司法机关分离之后所出具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可采性问题是诉讼双方必须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鉴定机构在开展法务会计鉴定业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委托方和受托方的义务和权力不对等、缺乏风险意识以及盲目扩张等。因此，构建并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可采性规则，无疑有助于我国的法务会计鉴定业务实现规范化，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法官对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程度，避免某些虚假的鉴定意见影响到案件审判的公正性。
2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的有效措施
2.1充分确保鉴定依据的可靠性
要想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首先必须充分确保鉴定依据的可靠性。为了使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度得到有效提高，法务会计鉴定人员应该从鉴定依据方面着手，充分保证所运用的会计审计技术方法符合通用的会计审计标准准则。同时，针对法务会计鉴定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所采用的方法技术是否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庭审机构的法官应该认真分析，做出准确的判断[2]。另外，考虑到企业发展的长远性，我国各界相关人士，如法律界、审计界以及会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在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认真分析本国国情，努力制定出符合我国自身开展法务会计业务的相关规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充分确保鉴定依据的可靠性，保证法务会计鉴定工作的相关依据。
2.2建立起专业的法务会计组织
要想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还必须建立起专业的法务会计组织。法务会计鉴定意见如果具有可采信，边可以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重要的依据，因而对司法机关的仲裁和最终的审判结果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因此，要想使鉴定质量得到充分保证，则必须建立起专业的法务会计组织，培养出合格的鉴定人才。由于法务会计鉴定工作极其复杂，这就要求法务会计鉴定人员必须牢牢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积极投入到法律实践当中去。在接到当事人的委托之后，某些社会中介机构可能在利害关系的影响之下，最终给出缺乏独立性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而法务会计鉴定专家是否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从而对其最终的可采性产生直接影响。
2.3完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制度
要想不断完善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机制，完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制度无疑也是一项有效措施。当前的法务会计专家制度建设，应从三方面入手，即选任方面、能力方面以及品格方面，保证会计鉴定人员选任合法、品格良好、能力合适。具体来说，在品格方面——加强法务会计鉴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一旦发现其从业过程中存在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应该予以严格处罚并让其退出；在能力方面，实行登记名册制度——对从事法务会计鉴定的人员进行登记，并要求其应在学术论著、从业经验等方面具备相应的鉴定能力，此外，还可记录其从业经历，实行责任追究制度，以保证其独立性；在选任方面，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它是表明法务会计人员具有从事法务会计鉴定业务所必备的学识和技能的证明，只有拿到资格证书的才可以从事法务会计鉴定业务，以保证法务会计鉴定人员的专业性。除此之外，还应该不断加强职业道德的后续教育。唯有如此，才能够使我国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建立健全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
3结语
综上所述，法务会计鉴定意见能够为仲裁机构或法庭提供可靠会计证据的会计报告，在新时期背景之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制度还有待完善，仍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因此，我们认为，要想为仲裁机构或法庭提供可靠会计证据的会计报告，则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建立健全法务会计鉴定意见的采信机制，如充分确保鉴定依据的可靠性、建立起专业的法务会计组织以及完善法务会计鉴定意见采信制度。
参考文献：
[1]张蕊，杨书怀.论法务会计鉴定制度的构建[J].会计论坛，2013，55（06）：121-123.
[2]李建军.我国法务会计体系框架构建[J].西藏大学学报（自科版），2014，56（11）：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