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宪法修改

2018宪法修改（共6篇）

2018宪法修改 篇1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3月5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说，宪法修正案（草案）提出，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其中11条同设立监察委员会有关。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同时，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前增写“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要考虑是：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理论指引，其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已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经形成高度共识。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已经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宪法中把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在一起，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明确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把“新发展理念”写入宪法，有利于从宪法上确认这一重要理论成果，更好发挥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

（二）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相适应，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三节第八十九条第六项“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后面，增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

主要考虑是：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奋斗目标。作这样的修改，在表述上与党的十九大报告相一致，有利于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把握规律、科学布局，在新时代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三）完善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举措。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主要考虑是：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依法治国理念和方式的新飞跃。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主要考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于2015年7月1日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作了修订，将宪法宣誓制度在宪法中确认下来，有利于促使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宪法意识、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也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

（四）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修改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修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作这些修改，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就更加完整。

（五）充实完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中“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修改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主要考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已经成为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中国梦，需要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奋斗。只有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实现中国梦才能获得强大持久广泛的力量支持。

将宪法序言第十一自然段中“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修改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与此相适应，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四条第一款中“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主要考虑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六）充实和平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增加“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七）充实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主要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宪法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角度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进行规定，有利于在全体人民中强化党的领导意识，有效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八）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主要考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作这样的修改，贯彻了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九）修改国家主席任职方面的有关规定。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删去。

主要考虑是：这次征求意见和在基层调研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中国家主席任职期限的有关规定。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与会委员代表在这方面的呼声也很强烈。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党章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都没有作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宪法对国家主席的相关规定也采取上述做法，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

（十）增加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增加这一规定，有利于设区的市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制定体现本行政区域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更为有效地加强社会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规范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十一）增加有关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规定。为了贯彻和体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精神，为成立监察委员会提供宪法依据，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节后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就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名称、人员组成、任期任届、领导体制、工作机制等作出规定。与此相适应，还作了如下修改。（1）将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条第三款中“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修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2）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3）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4）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六十二条第六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六项中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在第十项后增加一项，内容为“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将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6）删去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八十九条第八项“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中的“和监察”。删去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中的“监察”。

作上述修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贯彻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权的新变化以及工作的新要求。

2018宪法修改 篇2

2012年迎来现行的1982年宪法颁行三十周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 全面修改之前的1978年宪法而颁布现行宪法, 其历史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尤其是经济制度方面出现了深刻变革, 现行宪法不断暴露出其不足。为了弥补不足, 现行宪法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 共三十一条修正案。这些不足之处, 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 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相反,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过程, 反映的恰是任何宪法都不可回避的适应性规律。回顾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 尽管还存在着程序、内容等方面的不足, 但如果从稳定与审慎的视角评判, 四次修宪“一言以蔽之、其功莫大焉”。[1]

(一)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基本特征

1.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提议主体均是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在修宪建议方面的慎重和稳健表现得非常突出, 依法执政的态度和水平不断提高和改善, 令人感怀和欣慰。

2.现行宪法四次修改内容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主, 与此同时, 修宪内容与社会转型总体上基本适应、虽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 从自身发展而言, 是日益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横向比较而言, 修改宪法带来的社会变革并未导致宪法危机甚至社会动荡。

3.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还存在不足

例如, 在内容上, 还存在话语表述的严密性不足, 人权保障的不充分, 合宪审查和违宪诉讼制度的缺失, 与国际法的对接或冲突调整的或缺等问题;在程序上, 还存在修宪议案的提出主体没有多元化, 修宪议案的审查程序没有完善,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程序没有完善等问题;等等。

(二)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宪法惯例

中国共产党在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 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宪法修改的基本动因、基本程序和具体内容,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直接干预下完成的。在宪政实践中形成并有一定持续影响力的惯例, 称之为宪法惯例。具体包括:[2]

1.修宪提议者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设定了修宪的两个权力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而事实上, 这两个权力主体几乎没有将修宪权主动行使过。而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就开始运作修宪事宜, 并为之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 然后在适当时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2.修宪时间基本上都是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之时

现阶段我国中央领导集体 (指党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 基本上是五年一届, 五年任期届满即行换届 (包括部分连任者) 。我国中央领导集体换届集中在1987年至1988年、1992年至1993年、1997年至1998年、2002年至2003年, 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恰好同时展开, 为何如此?主要因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包括连任者) 上任伊始均运作修宪事宜。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认为, 法的内容往往会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法的变化不是自发完成的, 而是由立法者自觉完成的;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的内容。例如, 需要成熟的时机才能修改宪法实现经济关系变动, 而这一时机正是中央领导集体换届之际。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并非巧合, 而是在法律层面集中反映的中国特色政治生活。

3.修宪内容基本上来源于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稿

2003年12月, 中共中央首次对外公开发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包括十四条修改宪法建议的修宪建议稿。随后的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这十四条建议变成宪法修正案, 并被全部通过, 只是略微调整个别条款的表述顺序。而据统计,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 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建议均在随后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悉数通过。而事实上, 中共中央修宪建议稿基本上脱胎于相应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以及党章修改的内容。

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宪法惯例除上述三点之外, 还有“中共中央在修宪过程中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修宪的意见”、“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公布”等内容;而且还存在着宪法惯例向成文法转化的现象。

(三)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体现的修宪模式

基于上述的宪法惯例, 我国已经形成的现行宪法修改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政策性修宪模式”, 即根据党的政策适时修改宪法相关内容, 将党的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宪法, 并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准则。[3]

作为我国宪法修改主导模式的“政策性修宪模式”, 是由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和实践决定的必然选择, 反映了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国情。而及时将党的政策通过修宪的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宪法上的体现。但也要意识到, 将党的政策的精神体现于宪法之中, 绝不能当作宪法完善的目的, 只能是宪法完善的一种方法。宪法完善的主要目的应是制度 (特别是体现宪政基本精神的制度) 的完善。但从实践看察,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重点都集中在政策变更上, 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显然关注得不够。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 今后修宪模式的重心, 应该由政策变更转到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上来。

二、对党的十八大以后现行宪法继续修改的展望

目前在现行宪法修改方式的选择上, 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全面修改现行宪法, 另一观点主张局部修改现行宪法。两种观点都有其较充分的理由, 也反映了我国现行宪法修改所面临的矛盾。本文认为, 目前即使是现行宪法中许多有价值的规范, 在实践中也并没有真正地适用。宪法是否全面修改尚不是当前宪政领域的主要问题。在诸如宪法解释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法院制度等相应制度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 完全指望通过全面修改现行宪法来促成法治的转型, 还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4]基于我国仍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法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实际, 仍以局部修改的方式逐步完善现行宪法为好, 另外, 探索性、过渡性的内容不宜再出现在宪法中。待宪法理论更加完善, 宪法实践更多积累, 宪法观念更多积淀, 社会发展更加有序时, 方可考虑现行宪法的全面修改。

如前文所述, 我国现行的修宪基本模式是:根据党的政策适时修改宪法相关内容, 将党的政策的主要精神纳入宪法, 并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准则。据此可以预见, 随着2007年党的十七大的召开、党章的最新修改以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现行宪法将继续局部修改。最近几年 (2013年-2014年) 可能会启动现行宪法的新一次修改 (即第五次修改) , 涉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写入宪法等重要内容。应当承认, 现行宪法四次修改的慎重和稳健思想是可取的, 而慎重和稳健思想的另一面, 则折射出其保守和滞后的倾向。因此, 新一次修宪的启动, 应当努力克服现行宪法四次修改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注意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备:[5]

(一) 在修宪目的上, 应当从政策变更转向制度建设

应当树立遵从宪法的基本价值的需要而修宪的观念, 而不是跟随执政党政策的转变而修宪的观念, 由政策变更转向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国家制度的完善。今后宪法的修改重点应在于对照宪政要求, 看公民权利保障和政府权力限制是否达标, 宪法文本是否已很好地体现宪政基本价值。

(二) 在修宪程序上, 应当完善有关的宪法规则

我国宪法修改的程序已初步形成, 但还存在不足之处:我国宪法修改提议主体仅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的宪法修改提议的法定人数规定偏高。在会期较短 (一般不超过十五天) 和代表总数较多 (接近三千人) 的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议上, 很难达到提议的法定人数。

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 一般是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稿后, 才启动宪法修改程序, 因此, 可考虑将中国共产党的修宪提议权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另外, 还可以针对全国人大代表修宪提议的法定人数不易达到五分之一以上的问题, 采取减少法定人数, 或赋予其他团体 (如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或若干人大代表团) 修宪提议权。

(三) 在修宪内容上, 应当完善相关的宪法制度

1.关于人权的宪法保障

(1) 人权保障的规定不够到位。

有学者认为, 宪法以约束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而被学者认为两大核心之一的保障公民权利方面,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改虽然将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还不能完全体现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宪法核心之一的地位和意义。应不仅限于在宪法第二章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要考虑在宪法序言或总纲中增加类似表述, 否则约束权力与保障权利不能真正形成同为核心的关系。[6]

(2) 完善公民选举权的宪法规定。

直接选举的范围过小和缺乏竞争性选举, 是我国公民选举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这与现代民主的要求不相符合。应当根据社会发展、通过修宪逐步实现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的层级从县级推进到省级, 最后实现各级人大代表均由直接选举产生;在提高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层级的前提下, 容许人大代表选举有一定程度的实质性竞争。另外, 2010年新修改的选举法已取消城乡选举差别, 实现“同票同权”, 下步重点是在人大选举中切实落实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3) 其他应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①沉默权。宪法确认沉默权, 不仅是履行人权公约的需要, 更是保障人权的需要。②恢复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宪法规定, 并相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逐步消除城乡户籍差别。

2.关于违宪审查与诉讼

目前对宪政制度设计的批评, 是学术界对现行宪法批评的焦点, 尤其是违宪审查与诉讼问题。关于违宪审查与诉讼的探讨已在学术界持续多年, 相关制度设计的立法建议早已层出不穷, 设立专门宪法法院或者全国人大所属的宪法委员会都有可借鉴之处。本文认为, 先在全国人大内部设立宪法委员会, 作为将来设立宪法法院的过渡机构, 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四) 在修宪实施上, 应当完善宪法的实施制度[7]

在我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 实际行使职权的例子很少;而现实中违反宪法的行为却较多, 往往没有机构和人管。学术界关注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已经很久, 还有许多不同意见, 实际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本文认为, 宪法实施是提高宪法权威性的最佳途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的权威, 是要靠社会生活中的实施, 而不是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多么完善;宪法权威性建立起来, 宪法才可能会较少修改, 才能真正体现宪法的稳定性。目前宪法实施的重点和难点应是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 例如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保障、结社自由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政治权利保障等条款, 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的具体立法保障和已制定的相关法律的实施方面。[8]

摘要：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体现了基本特征、宪法惯例和修宪模式, 据此可以预见, 党的十八大以后现行宪法将继续修改。新一次修宪应注意在修宪目的、修宪程序、修宪内容、修宪实施等四个方面加以完备。

关键词：现行宪法,修改,党的十八大

参考文献

[1]李雅宁.浅谈现行宪法的修改[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2) .

[2]龚先砦.从现行宪法的修改看我国的宪法惯例[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

[3]殷啸虎, 房保国.论我国现行“政策性修宪”模式的局限性[J].法学, 1999 (12) .

[4]舒国莹.宪法的时间之维[J].法学研究, 1999 (3) .

[5]周密.现行宪法的修改及其启示[J].法制与社会, 2007 (1) .

[6]单其满.论我国宪法的修改[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 .

[7]尚铮铮, 王祎.论我国的修宪与宪法稳定性[J].理论界, 2006 (8) .

日本宪法的修改与和平宪法的走向 篇3

【关键词】和平宪法；解释改宪；修宪

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其制定资本主义宪法的历史，较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晚，制定的成文宪法相应较少。1946年10月7日，日本议会通过新宪法《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这部新宪法以法的形式确定了美国占领当局铲除日本军国主义，进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因其旨在从法律上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摧毁滋生战争的温床，故人们又称其为“和平宪法”。

一、和平宪法的影响

和平宪法共有11章103条，但最核心的是第一条和第九条，也最能体现和平宪法的宪法精神。

第一条全文为“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这确定了主权在民原则，明治宪法下作为主权者的“万世一系的象征”的天皇，如今只是“日本国以及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九条全文为“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留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除此之外，前言也给规定了永久和平主义与放弃战争原则。宪法否定侵略战争和不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在当今世界并不少见，但日本国宪法彻底否定战争，并为此宣布不保持所有战争力量，在世界史无前例。

和平宪法的颁布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彻底改变了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奠定了日本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发展路线。其第九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资本，杜绝了日本开展军事外交的可能。加之受战后雅尔塔体制的制约，日本以和平竞争、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可以说，和平宪法为日本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是战后日本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大国的重要根基。绝大多数日本人也承认，日本之所以有今天的和平与繁荣，除了千载难逢的国际机遇外，归根结底，是实施了这部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法典。

二、日本修宪之路

战后日本修宪活动大致有四次高潮，主要由以自民党为主的右翼团体推动，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按程序修宪阶段。早在40年代末，日本民主党、自由党和绿风会的保守议员就结成了“自由宪法期成议员同盟”，首开修宪之声。

其实根据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日本国宪法施行后一至两年期内，给予一次修改宪法的机会，需在一年以内实施国民投票。芦田接受总司令部旨意，意欲在国会设立非正式宪法研究会，但因国会与国民态度均消极而未能实现。政府最后回明没有修改意向。

2.主张明文修宪阶段。在几乎整个冷战时期，右翼的民族主义者都试图明文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的阴影，但基本是不成功的。自从中国确立共产党政权之后，美对日政策就从“民主化”转变为“反共军事基地”。于是在1949年7月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日本是不败的反共防壁的声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及得到日本的支持，美军占领当局指示日本政府建立“警察预备队”，后改为“保安队”。1954年保安队改为“陆上自卫队”，以后又组建了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和平宪法中的和平精神开始走向消亡。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一些右翼分子认为重新武装的时机已到，主张修改宪法。1955年3月，内阁首相鸠山就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质询时提出要修改宪法的前言和第九条。但保守势力的企图在左派护宪势力和社会上和平运动的强烈抵制下，始终未能突破关于修宪与否的争论。

3.解释改宪与另外立法阶段。其实解释改宪早在宪法制定之初就有，比如著名的“芦田修改”，它为日本重新武装提供了一个可供开启的后门，但大量采用还是始于八十年代后期。当时日本政府改变策略，将试图明文修宪改为随意解释修宪，就是不必修改宪法有关条文，而是通过对宪法有关条文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来达到修宪的目的。在学界，有人把解释改宪的行为区别于宪法修改，而归于宪法变迁，即在长期反复进行的显然与宪法的正文相违反、矛盾的国家行为（宪法实例），产生与废止该宪法的正文同样的效果（宪法规范力、时效性的丧失）。

但必须看到，日本是以宪法变迁论为借口，有意图地回避宪法修改程序并完成宪法修改之实，这种实质上的宪法修改是用玩文字游戏的手段逃避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虚假的宪法变迁，正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已远离宪法的基本理念。这集中反映在对第九条及其有关规定的突破上。

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制定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单行法，来达到架空和平宪法的目的。1992年，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使自卫队终于突破了国门的限制。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自卫队法》，把海外军事活动作为自卫队的重要职能。1994年9月社会党召开临时党代会，通过了自卫队的存在“符合宪法”的决议案。这些举动极大地削弱了护宪力量，对正在兴起的彻底修宪高潮客观上是一个推动。1999年5月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不仅防卫范围可任意扩大，而且可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

这些违宪的单行法给了日本扩大军事力量、发展军事技术“理所当然的借口”，和平宪法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

4.实质性修宪阶段。近年来，修宪派的努力和媒体的引导渐见成效，从舆论调查结果看，日本国会议员和国民倾向于修宪的声音逐渐占了上风。修宪活动日趋频繁。

在历时五年多对宪法“广泛且综合的调查”之后，日本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分别于2005年4月15日和20日出台了《最终报告书》和《关于日本国宪法的调查报告书》，日本修宪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这是2000年1月有修改

宪法创议权的国会第一次设立的对《日本国宪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行全面调查的众参两院宪法调查会，五年来有关修宪讨论的集大成之作。两院报告书的出台，表明关乎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修宪运动结束了“论宪”阶段，进入实质性修宪时期，迈出了关键一步。

三、和平宪法的走向

随着日本和平宪法不断被突破，宪法前景令人担忧。和平宪法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明文修宪难度很大。虽然修宪观点已成主流，但是明文修宪却并不容易。《日本国宪法》规定：修改宪法需得到众参两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同，而且还要经国民投票并获得半数以上同意。民主党内对修宪问题的态度也分歧严重，难以形成共同意见。即使在自民党内，对修宪问题也有分歧，对第九条的态度也不尽一样。修宪派的政治势力很难达到法定人数。

但有一种可能必须提及，即将来若出现“严重的周边事态”如中国以武力收复台湾，对日本所谓的“1000海里海上生命线”“构成威胁”时，不排除日本公然删除宪法第九条的可能性。

2.短期内不会抛弃和平宪法。战后50多年的历史表明，日本正是有了和平宪法才使得其没有军费压力，能一心一意发展自己，才有和平繁荣的局面，日本民众也对此予以承认。从外部看，虽然有些国家默许甚至怂恿日本修宪，但是中、韩、朝等亚洲国家对日本修宪还是非常警惕，并予以施压。因此，修宪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在短时期内日本不会抛弃和平宪法。

【参考文献】

[1][日]渡边洋三：《日本国宪法的精神》，魏晓阳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刘柠：《宪改与日本的政治走向》，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学习月刊》，2007年第7期。

[3]王大军：《日本和平宪法的命运令人堪忧》，载于《瞭望》，2003年第3期。

五、宪法修改 篇4

（五）宪法修订

1.（2018福建泉州一模39）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从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至今，我国宪法一直处在探索实践和不断完善过程中。

我国宪法的每一次修正在总体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不断与时俱进。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发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了4次修改。每一次都是先由中共中央在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的基础上，再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为了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大作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提出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并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

结合材料和政治生活知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宪法的不断完善过程中是如何与时俱进、提高执政能力的。（12分）

评分说明：①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1分），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上升为宪法规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2分，或答：为推动国家发展进步提供根本的法治保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②坚持科学执政（2分），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宪法法律发展规律的要求，使我国宪法紧跟时代步伐。（1分）

③坚持民主执政（2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党内外共识，确保宪法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宪治国水平。（1分，或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党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④坚持依法执政（2分，或答：党依宪执政、领导立法或带头守法、依法立法），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分，或答：严格依法按程序修改宪法，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若答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可加1分，但本题得分不超过12分。）

2.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分别进行了四次修改。每一次修宪都在党中央领导下依法按程序进行，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使我国宪法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中央政治局决定启动第五次宪法修改工作。2017年12月15日党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 谈会，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2018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1月18—19日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依照宪法有关规定，将形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并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宪法修改，正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

“宪法修改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结合材料和所学政治知识，对此加以说明。(12分)2.答案：（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3分）（或答：只有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

（2）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制定和修改有严格的程序。（3分）（3）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修宪，贯彻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3分）

（4）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修宪，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使宪法广泛凝聚共识，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3分）

3.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指出,为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的修改,把党和人民中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全会提出,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原则：修改宪法必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求, 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从中央政治局决定启动这次宪法修改工作,到党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到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都是按照党中央有关规定进行的:下一步,依照宪法有关规定,还将形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结合材料和政治生活知识,分析党在本次宪法修改中是如何发挥领导作用。

3.【答案】①党从新时代战略高度作出修宪主张。体现了党统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党领导修宪全过程。同时体现党的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和原则，领导立法。

②坚持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严格依法程序修改宪法,支持全国人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③发挥我国政党制度优势,调动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积极性,凝聚各方共识,让宪法更好体现党和人民意志。

④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⑤坚持与时俱进，科学执政，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提高依法执政水平。

⑥坚持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确保宪法修改反映人民意志。

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2018年1月18-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材料一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张德江就《建议(草案》向全会作了说明。全会认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结合材料以及所学政治生活知识,说明修改宪法的意义。(12分)【答案】

（1）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修改宪法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②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的基本方略，修改宪法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③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修改宪法有利于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把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④修改宪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每点3分，若考生从“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有利于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等角度回答，可酌情给1—2分，但总分不得超过12分。）

材料二 全会认为，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响广泛而深远。要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注重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分析问题，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 在要求上思考问题，维护宪法权威性。

结合材料，运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有关知识，谈谈在宪法修改中如何更好地维护宪法权威性。【答案】

①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宪法的修改要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维护宪法权威性。

②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宪法的修改要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符合宪法发展的客观规律。

③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宪法的修改必须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

5．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宪法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

2018年1月19日，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会认为，党中央关于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的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在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的基础上作出的，目的是使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提高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运用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分析我国宪法要体现人民意志的原因。【答案】

①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②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③宪法只有体现人民的意志，才能保障人民民主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6．《人民日报》2017年8月22日载文指出，截至2017年6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20件，通过修改法律的决定37件，涉及修改法律101件。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立法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机制要加顺畅，公民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更加健全。不仅使每一次立法都反映民智民意，而且每一部法律法规都经得起实践检验。

学习新修改宪法心得体会 篇5

通过对新修改宪法的学习，我深刻认识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草案，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领导立法的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针对这次的新宪法的学习我们能明确认识到

1、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至今已有36年，自宪法确立之日起，我们党坚决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坚决维护宪法作为根本法的至上地位，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自2004年修改宪法以来，党和国家事业有了许多重要发展变化，为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确保宪法始终作为根本法的绝对地位，亟须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始终尊崇和贯彻宪法所做的完善与努力。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动灵魂。此次宪法修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要不断确保宪法在新时代在全面贯彻十九精神中的指导和引领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修改，将新时期形成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写进宪法，具有重大的显示意义和历史意义。

3、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从历次修改宪法的历程来看，每一次修改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当前，全面建成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杨帆起航，适当修订和完善宪法，将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进行及时的梳理与总结，充分展现了我们国家的根本法紧跟新时代步伐的时代自信，更彰显了我们党和国家勇于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智慧担当和魄力

4、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我们坚决拥护宪法权威，忠诚履行职责，以这次宪法修改为契机，把实施宪法摆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十六大后现行宪法修改的问题 篇6

关于十六大后现行宪法修改的问题

秦前红 叶海波

内容摘要：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一部良好的宪法是依法治国、宪政建设的前提。根据时势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八二宪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型塑我国宪政秩序的首要法律文件。十六大报告的诸多理论创新，使宪法面临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宪法成为社会发展、法治宪政建设的引擎，通过部分修改的方式，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的理性选择。当前应将修宪的重点放在公民权利部分，特别是完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体系。

一

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大凡一国的政权发生更迭，新掌握政权的集团都会制定一部新宪法。在和平时期，宪法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准则，以立国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型塑一国的“客观价值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宪法的某些规范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变革的要求相抵触。修改宪法，实现宪法规范与社会变迁的协调性，维护宪法的动态稳定和权威性，自然是宪政实践的首要选择。

(一)宪法修改的价值

“法治”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被看作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被定义的概念”。的确，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对法治的内涵、基本价值取向以及现实制度构架等问题争论不休。[1]虽说人们对何为法治尚未达成共识，但透过学者的争论，我们仍可以达致这样一个认识，即关于法治的理念是强调平等，反对特权，注重公民权利的保障，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谋求以宪法为核心的正当法律规则的权威高于一切。[2]反观人类法治实践的历史，上述法治理念时刻引领着法治实践的发展。从西方法学流派的发展来看，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转换与演变关系则表现为自然法学派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交替。[3] 要使法治理念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就必须发挥实在法的固定和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支持作用，并确保法律的权威至上。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这句至理名言揭示了法治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颇为成功的国家，不论它们的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的差异，只要它们步入了法治之道，就具备一个共同的特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宪政思潮波及全球，各国竞相模仿西方宪政建设的今天，宪法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被赋予独特的价值。“法治的核心是宪法价值的维护，即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作为社会秩序正当与否的基础，赋予宪法以普遍的约束力”。[5]宪法权威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灵魂。法治理念谋求“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6]，而法治与人治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7]在政治社会，对法律权威构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公共权力执掌者的个人恣意。孟德斯鸠不无先见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8]法律至上首先要求法律支配权力。“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9]宪法正是授予政府权力的法案，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人民组成政府的法令”，宪法是政府权力产生的合法性依据，“政府如果没有宪法就成了无权的权力了”。[10]因此，法律至上的法治理想，离开了宪法权威至上只是空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的‘法治’应该是‘宪法之治’，而不应该仅仅是一般的法律之治”。[11]进而，法治这一目标演化成这样一组命题：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至上是现代法治的根本要求，宪法是型塑一国法治秩序的首要文件。

宪法权威的确立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修改，就无法保持宪法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与此同时宪法规范必须具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们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12]易言之，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立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一国宪政实践的逻辑时序来看，人们的宪法观念和宪政信仰决定着该国规范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宪法的内容和样式，并赋予规范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化的强大动力。当一国宪法规范反映了该国人民宪法观念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时，必然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则反过来使宪政信仰在人们心中的积淀不断加层，进而赋予宪法规范崇高的至上性。但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明显不符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抑因素时，其稳定性只会有损其权威。正如有学者所言，无论是刚性宪法还是柔性宪法，都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变革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13]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来看，宪法会面临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革价值之间的冲突，即一方面宪法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其规范的最高性，用规范约束社会现实的随意性，在另一方面，宪法又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故此，要确保宪法权威的确立，必须在宪法规范稳定性价值与社会变迁的价值追求的张力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有机平衡。从社会心理来看，在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之间，人们更偏好后者。的确，法令多改，权威不立，没有权威，便无效益。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性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14]因此，从根本上讲，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首先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通过科学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从世界各国的宪政实践来看，宪法变迁主要通过立法方式、宪法的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文字的自然变更等途径来实现。[15]对于成文宪法国家来讲，宪法修改是宪法变迁的重要途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七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的成文宪法国家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中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16]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宪法修改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权威，实现宪法的价值。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其有效运行，是法治建设进程中必然的制度要求。

在今天的中国，宪法修改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宪法与市场经济处于一种互动关系之中，但这种互动关系并非一种均衡、直接的对应关系。从宪法和市场经济的特性来看，宪法与市场经济的不和谐是这种不均衡互动关系的应有之义。[17]法律具有天生的保守倾向，法律规范框架中有着某种僵化性，使法律变革常常落后社会改革，还可能发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展出对社会生活的过渡控制的倾向。[18]宪法同样如此。而市场经济则无时不处在变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竞争乃市场经济的本质。作为发现新知识过程的竞争[19]，使我们的认知殿堂不断发生革新，进而冲击宪法的稳定性。另外，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中挣扎而生，远比不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在我们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作为国家的目标之后，必须创造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条件，宪法的引导作用对这一体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宪法不能长期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当今中国这个法治和市场经济后生发国家，宪法修改当然地获得了建构意义上的更高价值理性。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20]事实上，我国现行宪法并不是僵化的历史文件，她始终处在活水长流的发展之中。也正是自八二年以来的三次宪法修改，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21]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二)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界分

宪法修改是指宪法正式实施后，由于部分规范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由法定的修宪主体依据特定的修宪程序，对宪法规范所作的重订、修订或增删等活动。在现代宪政国家，修宪的主体、修宪权限及修宪程序都受到宪法的严格限制。就宪法修改的方式而言，极少数国家作过专门的规定。如1874年瑞士宪法第118条规定：“宪法可于任何时间做部分或全部之修正。”其后的1920年奥地利宪法和1940年的巴拉圭共和国宪法也有相关规定。从理论上讲，学界也认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是宪法修改的两种主要方式[22]，而且学者们对二者的概念、区别和优劣进行了较多的探讨。[23]

一般来讲，全面修改又称整体修改，是指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宪法修改机关依据法定的修宪程序、权限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也包括宪法的结构)进行调整、修订并重新予以颁布的活动。部分修改则指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修宪机关依法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或变动的活动，一般以决议或修正案的形式出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均有别于宪法制定，以宪法所规定的修改程序进行。它们之间又存在如下两点区别：一是全面修改要求宪法修改机关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而部分修改则不重新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只批准决议或修正案涉及的内容。二是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要公布一个新的宪法文本代替原宪法文本，但部分修改时原宪法文本并不被修正案所代替。

从总体上讲，学界对部分修改和全面修改的区分大多只限于形式方面。细加推敲便会发现，这种界分依旧十分模糊。宪法修改的实践表明，在进行全面修改时，会保留原来的大部分宪法规范，宪法典的原有结构也大多保持不变。所以，所谓的通过整部宪法便只具有形式意义。只要在全面修宪时，原宪法文本与新宪法文本在规范内容和表述上有相同之处，全面修改通过了整部宪法之说就尚存疑问。新宪法对原有宪法的保留条款，并不因新法的出现而当然失效。如果说全面修改后会通过并颁布一个全新的宪法文本，这与以决议或修正案的方式进行部分修宪并没有什么显著出别。众所周知，我国曾经采取决议的方式修改宪法，在每次决议案通过后，都将通过一个新宪法文本。即使八二宪法以来采取修正案的修改方式，也与美国的做法大为不同。我国的修正案并不独立存在，没有作为宪法规范独立适用的价值，而是将修正案中条款作为宪法中的相应条款。因此，每次修正案一通过，一个新的宪法文本便会产生——尽管没有公布新的宪法文本。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确存在显著区别。但我们不能将目光仅限于二者在修改范围、修改后果的表现形式等方面，而应该注意到二者在认识论基础方面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其他区别。

具体讲来，全面修改试图在时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在坚持立国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并从这些价值出发全面规划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理性持绝对的自信，是全面修宪的认识论前提。我们可以从宪法制定和全面修宪的比较中洞察到这一点。除了是否受法定程序限制外，全面修宪与宪法制定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宪法制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一国的立国精神，即根本政治制度、根本经济制度以及根本的教育文化制度，而全面修宪则是在立国精神指导下的规范变迁。[24]但二者在对理性建构能力的推崇方面貌似神合。在启蒙思想家眼里，制宪权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追求自由保障人权的政治社会的逻辑中介。作为制宪权结果的宪法当然具有独特的国家价值。它是立国的政治宣言，也是建国的基本纲领。[25]制宪活动就是运用理性建构一个力图实现自由和权利受保障的社会的努力。宪法是一个宏大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叙事背景下理性演绎的产物。这种宏大叙事或者是一种先存的超验的自然状态，或者是一个将来会实现的大同世界。宪法制定将这一宏大叙事笼缩为几条基本原则。全面修宪则是根据时势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又一次理性演绎。正是基于宪法制定和全面修宪在认识论上的亲缘性，有学者认为，全面修宪不啻是废弃宪法，那不是修宪，而是制宪。[26]

全面修宪的这一认识论前提以及修宪权和理性逻辑演绎的特征，直接决定了全面修宪所具有的另一特征，即对全面修宪的结果(新公布的宪法文本和规范内容)的评价只能寻求立国精神的支持，而这一精神并未获得任何位阶在新宪法之上的实在法载体。建构理性主义色彩甚浓的全面修宪，在运作中只能取原有宪法的精神并据此全面规划社会的发展。在现代宪政国家，宪法具有最高法律位阶。因此，全面修改后的新宪法当然取得了旧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存在任何依据实在法对新宪法进行规范评价的可能。

反观部分修改，其认识论基础和修改结果的评价依据与全面修宪大为不同。部分修改是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时，对这些规范进行修改的活动。在现代宪政国家，宪法规范是社会变革的合法性依据。宪法要实现对社会活动的规范功能，必须从文本走向现实，形成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在宪政建设较为成功的国家，这些制度会促使生活其中的公民和团体的发展胜过生活在另外一套制度下的公民和团体。但什么样的制度会在竞争中胜出，并不依赖于理论上的论证是否缜密以及这一制度覆盖的地域、人口和跨越的时间度，而在于该制度能否在实践中表现出较优的效绩。除此之外对这一制度进行评价还应该将其置于已存在的一套制度序列之中。“对传统的任何一种产物进行批判，其基础必须始终是该传统的一些其他产物——而这些产物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或者是我们不想去质疑的东西;换言之，我们主张，一种文化的特定方面只有在该文化的框架内才能够得到批判性的检视。”[27]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任何心智尚无足够的能耐在砸碎一切制度框架后对组成这一制度框架的任何部分进行评价。部分修改是在尊重现有制度框架合理性的前提下，根据实践理性对部分规范加以评价并决定废存的过程。显然，部分修改隐藏着一个与全面修改极为不同的认识论前提：任何心智都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进化到足够的理性阶段，从而可以全面掌握各种情势来评判某一制度的优劣。这是一种有限的理性观。这一认识论上的差别，恰是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分野的根本点。在宪政实践中，部分修改之所以为大多数国家所青睐，就在于这一方法表现了对一个既存制度体系的应有尊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重，避免了砸碎旧体系后因人类知识的有限而陷入不知所措之中。事实上，八二宪法后的三次修正案修改的绩效也证明了这一认识论的科学性和这种修宪方式的合理性。这三次宪法修改体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特点，恰恰体现了法治的演进性特征，同时也说明法治之法并不是短期内可以修得来的，也不是通过一次谈判或者协商就能建立。[28]

根源于部分修改的认识论基础，对部分修改后的结果除了可以进行价值评判外，还可以进行规范评价。部分修宪时，原有宪法的部分规范被修改失效，但大部分规范依旧有效。[29]故此，可以据此对修改后的规范作一规范评价，如规范之间是否协调等等不一而足。但在全面修宪时，这种规范之间的协调性评价只能在同时生效的规范之间进行比较，并不存在两个生效时间具有等差的文件之间的比较。

除此之外，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众所周知，对宪法是否可以进行修改，理论上经历了一个从不能修改到可以修改但必须加以严格限制的认识过程。[30]对宪法修改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修改程序、时间和范围等三方面。现代宪政国家的实践表明，对国家权力活动进行规范评价并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是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宪法修改活动也必须接受合法性的追问。如前所述，全面修宪必须尊重立国的基本精神并在修改结果中对之加以规范表现;对于全面修宪的结果只能进行价值评价，评价的标准是立国的价值追求。当发现新宪法中的部分条文与这一精神相违背时，只能对立宪技术进行道德批判，不会产生法定的宪法责任，其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引起新一轮的修宪呼声。而在部分修宪的情况下，如果新法的内容违反了未被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和宪法的基本精神，则会产生违宪责任，进而致使有关修宪活动被宣布无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除了具有严格形式意义上的差别外，还具有三点根本区别：一是二者的认识论前提不同，二是对修改结果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类型不同，三是违反宪法修改限制性规定所引起的后果不同。

二

八二宪法自颁布以来就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引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她贯穿了经济建设的中心思想，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加大了人权保障的力度，并宣称法治是治国的基本方略。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和社会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在沿着宪法指引的道路和方向高歌猛进时，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也不断对宪法提出挑战。[31]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顺利召开。江泽民同志代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之政党，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的地位予以肯定和重新定位，确定了判断政治觉悟高低的新标准，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收入，强调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32]„„这些精辟论述，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也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体、政体、政党制度、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创新必将促进社会的极大发展，同时形成新一轮的宪法规范与社会变迁冲突与整合的互动。与之相适应，我国现行宪法如何顺应这种趋势做出相应的变迁，在宪法文本中科学的反映有关内容，必将成为宪法变迁理论创新和实践跟进的发轫点。

(一)现行宪法变迁方式的选择

纵观学界的相关论述，对于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现行宪法的变迁，学者们认识不一。大致来讲，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对今后社会发展做出全面的规划。因此，目前只能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就部分修改的方式而言，有的学者主张以修正案方式修改，另有学者则认为“决议”方式修改更为理想。[3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行宪法问题太多，小修小补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间的矛盾。如莫纪宏博士认为，应对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基于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和要求作全面、系统的修改，使宪法担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杨海坤教授则认为应该为全面修宪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34]最后但并非不值得注意的一种观点是苗连营在《关于制宪权的形而下思考》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对现行宪法的“零打碎敲式地修补，由于缺乏长期的通盘性考虑，使人愈加感到宪法思路的杂乱无章”，与其如此，“还不如另起炉灶、缜密论证，尽快制定一部更符合宪政价值要求的新宪法”。[35]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充分发挥这一宪法变迁方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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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无论是对现行宪法进行部分修改还是全面修改，甚至抛弃现行宪法，启动制宪权制定一部新宪法，都必须对现行八二宪法给予科学的评价。如果未能对现行宪法进行合理的历史定位和价值离析，仅凭社会的变化、宪法的某些局限甚至一种新的指导思想的出现便号召修宪甚至鼓动制宪权的再次行使，未免有些草率。基于对这一逻辑前提的分析以及全面修宪和制宪权的重新行使的弊端的透视，我们认为在现今阶段，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存有罅隙时，应该在宪法解释空间用尽的前提下通过部分修宪的方式实现宪法的变迁。

第一，现行八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由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是对1978年宪法的全面修改。在其公布施行的20年中又进行了三次部分修改。尽管宪法学界对三次修宪颇有微词，[36] “八二年宪法的历史局限性也在实施过程中渐次暴露出来，而这些诸如‘权力双轨制’、‘权利审查制’以及‘人大至上性’和‘议行合一’等历史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宪政建设不可逾越的障碍”[37]，但从八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规范内容以及其实施后的绩效来看，她是建国历史上最好一部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首先，从现行宪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八二宪法颁布前夕，中国发生了几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二是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提出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四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代策略。这四件大事为八二宪法的产生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八二宪法自诞生以来就与前三部宪法存在显著区别。她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弘扬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彰显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立宪取向。八二宪法的诞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她深刻的蕴含了人民主权的价值取向和与时俱进的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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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现行宪法的内容来看。八二宪法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现行宪法自身即是生产力解放的产物，是在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系列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后公布的。鉴于此前的教训，宪法中有些条文直接规定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如第14条，还通过保护劳动者权益、赋予民族自治区经济自主权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等方式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如宪法第42、43、118、119和122条。八二宪法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她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明确宣称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将物质文明建设纳入根本法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赋予了精神文明建设以同样重要的宪法地位，分别在第19、20、21条中详细的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八二宪法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现行宪法自1980年开始筹备起草，历时近两年，其间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广泛讨论。八二宪法的产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现行宪法的人民性决定了她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文本中，宪法对人民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以及人民主权等内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总之，八二宪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38]

最后，从宪法实施后的社会绩效来看。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二十年的实践也证明，我国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的好宪法，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时所言，“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39]二十余年中，我们从一个全面计划的社会逐步迈向尊重个人利益和自主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几次政府机构改革谋求实现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局面且成果突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颁布了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人权保障法，更为紧要的是我们抛弃了人治的痼疾，万众一心建设法治国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宪法的保驾护航。事实也证明，“只要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坚持和完善宪法确立的各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能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40]

第二，频繁的全面修宪将会削弱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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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80年代学界就展开了人治与法治之争，到1999年法治被写进宪法，历史十余载，可谓路慢慢。时至今日，要法治反对人治，已是人心所向。但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宪法权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民众的法治和宪政意识依旧十分薄弱。包括中国宪政建设的先驱在内的大部分民众对宪法权威、法治宪政意识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41] 法治就其原初含义而言，是指正当规则的统治。[42]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已经在“规则统治”的含义上渗入了“权力关系配置”的理念，即法治必须具有分权之意。[43]法治要求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在承担法律责任时，只能依据法治之法，而不能任凭权力执掌者的恣意断夺。法治的实践证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为在法治之法的轨道上运行，是法治建设成功的标志。因此，法治要求存在一套阐明的连续的规则体系，并且人民可以据此规则对任何国家权力行为进行合法性追问。频繁的全面修宪，只会瓦解宪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动摇宪法的权威，削弱公民薄弱的法治和宪政信仰。[44]

其一，一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推进到一个阶段后，宪法成了一个描述性标签。一部成文的宪法凝聚了一个时期人们对法治的体认和信仰。法治信仰的形成，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时间周期。如果我们频繁的全面修改宪法，只会人为地中断这一周期，造成法治文化发展的断裂和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最终分解人们法治体认和宪政信仰的心理积淀。

其二，宪法是最根本的行为规则。她像一根红线贯穿无数的法律规则。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宪法为核心的规则体系逾趋庞杂。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规则从集而不知所措时，自然首先要将宪法规则作为行为预期的方向标，在与他人的行动中达成一种纳什均衡。宪法频繁的修改，会造成人的行为自主性与行为的束缚、强制性之间的持续紧张，进而造成人的行为的适应性与惯性的重大冲突，加剧社会均衡与和谐实现的代价。

其三，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追问，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在现代宪政国家，一部正当的宪法则是这一追问的终结点。当人们对权力行为的合法性追索到宪法这一法律位阶，这种追索自然而止。全面修改宪法作为一种法定的权力行为，也必须接受这种合法性追问。但当公民对一次全面修宪行为进行例行的合法性追问，并惯常地将目光投向先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的宪法而发现曾经神圣的宪法文本已是一张废纸时，全面修宪造成的规范缺失对公民宪法、法治和宪政信仰的冲击，自然可想而知。

其四，全面修宪会使一大批法律面临合宪性危机。现代宪政国家法律的生产必须由立法机关经由合法的程序制定，而且要求法律的内容必须经受得住宪法的盘问。宪法一旦全面修改，将使一些依照旧宪法制定但不合新宪法的法律突然被置于不合宪的困境之中，失去道义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仍然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衡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种尴尬的法治局面，对于像中国这样解释、监督和实施宪法的机制不完备，同时宪法规范又缺乏可操作性的国家来说，会表现得更突出。因此，当一纸宪法高悬空中而又持续地遭受普通法的挑战并对这种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宪法有何权威呢?

第三，迷恋理性万能，沉耽于浪漫主义宪政理想，不利于中国宪政建设

全面修宪或者重新制定宪法意味着理性可以缜密论证，深思熟虑，洞察时势发展趋势，感悟现实需要，规划一部体现宪政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完美宪法。这是一种极端自信的理性主义观。[45]这种理性万能的认识观被哈耶克等思想家称为唯理主义。“唯理主义传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禀赋，这就是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型构文明。”[46]这种唯理主义的根源可以追索到古希腊哲学，但其现代影响只始于16、17世纪，尤其是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对这种理性主义的主要原则的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经由笛卡尔，理性这个术语才改变它的含义。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在遇到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时候认识这种真理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依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47]基于对理性建构能力的自信，人类先贤豪迈地宣称：“如果我们没有宪法，那就必须制定一部。”[48]

如果说在民族国家建立初期，这种自信和豪迈促使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宪法的诞生，但在暴风骤雨的革命之后，这种狂热则只会让我们一再步入宪政建设的误区。事实上，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行动成功与否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个必然的且无从救济的无知状态之中。人间的知识是分散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你知我未必知他可能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根本不知的世界上。知识的分散性决定“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49]这种无知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人决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50]

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不可能做到事事深思熟虑。人类的文明(包括宪政文明)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个独立于自然和社会的心智设计的产物。人的理性和心智原本也是进化的产物。在人世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他所生活的社会，高悬空中俯视大地，洞悉全社会的所有情势并做出周详的规划。唯理主义的全面修宪主张，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致命的实事。迷恋于理性万能，只会坠入浪漫主义的云端。如果我们坚持凡是没有经过理性设计的制度和规则都是不能被证实的，并进而根据是否是理性设计的产物而否认他们的合理性，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其结果必然是从宪政设计的雄心出发，戕害无数宪政建设的隐形的社会内生的资源。这正是全面修宪对中国宪政建设的根本危害。

(二)宪法修改的内容和规范设计

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过三次部分修改。除了三次宪法修改涉及的内容，学界对现行宪法内容和规范设计方面的种种不足进行了深入探讨。[51]纵观这三次宪法修改，主要有如下缺陷：一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完善关注不足;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规范性不足。在再一次对宪法进行修改时，我们首先应该确定宪法修改的内容。比较当今各国宪法文本，内容五花八门。中国宪法内容更是十分庞杂，除了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纵观各部分的内容，的确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认为以后修宪不宜将重点放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八二宪法的三次修改全在于宪法中关于经济政策的规范落后于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经济建设的桎梏，进而导致修宪。为此有学者认为应该在宪法中取消有关经济具体政策的规定。究竟什么内容应该写进宪法，学界意见不一。蔡定剑针对时弊明确指出，从宪法精神上说，宪政的目标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保障公民权利要从规范限制政府权力入手。所以，“如果说宪法只规定一项内容，那就是规定政府权力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的范围、国家机关的设立、组织及权限，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如果宪法要规定两相内容，那就是规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如果宪法还有第三项内容，那就要规定怎样保障宪法实施、宪法实施的途径和程序。”[52]我们也认为，宪法中政策性内容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一个原因，但目前将有关经济的政策全部修改甚至废除，时机尚不十分成熟，阻力很大。因此，像童之伟教授所说的那样，启动宪法解释制度，在改革开放的精神指导下对之加以扩大解释，比较可行。[53]鉴于我国宪政制度与两个人权公约在应然权利认知上的重大差异[54]以及十六大报告在诸多理论方面的创新，修宪应该将重点放在公民权利保护制度和部分国家制度的完善。

1、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改

多年来学界针对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列举不足的缺陷，认为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予宪法保护。一段时间来，学界还针对这些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进行了详细研究。从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规范表述上与国际宪章有较大区别，而且宪法权利规范数量似乎与国际人权宪章出入明显，但联系我国的有关普通法如刑事法律加以分析，履行我国政府对国际人权宪章的承诺义务，我国宪法目前应该增添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只有迁徙自由权和生命权二项。[55]我国历来主张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生命权相较而言，这是公民享有的更高层次的权利。因此，对于生命权的保护只需在有关条款中明示即可。根据理论准备的成熟度并结合我国的生活实际，我们认为，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修宪的重点。[56]

第一、关于财产权利宪法保护的完善

在现行宪法中，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就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宪法关于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公有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差别显著，集中体现在“神圣不可侵犯”和“保护”的用语差别上;二是财产权规范列于“总纲”一章中，体现了这一权利相对于国家富强和人类解放的宏大目标的工具性价值和地位;三是宪法对私有财产范围规定过狭，仅包括收入、储蓄和房屋等生活资料，民间掌握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获得合法地位，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得不到宪法的保护。现行宪法中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三大特点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所以在重构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时，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将财产权保护规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将私有财产权宪法条款置于总纲这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一部分，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比较常见。如1971年保加利亚宪法和朝鲜1972年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宪法条款放在“经济制度”这一部分。这种保障条款的位置说明了国家视公民财产为对全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应有内容，而不是不可剥削的权利。修宪时将财产权的规范置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与我国现行宪法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和机构之前所体现的“彰显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比较吻合。

其次，在宪法规范设计上应该遵从现代国家的通行做法。现代国家的财产权保护体系一般包括三大要素：一是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概括式规定;二是对财产权行使的限制性规定;最后是私有财产征用补偿规定。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也应该含概这三部分内容。鉴于学界对“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用语存在争议，加之我国宪法第51条对公民权利行使的限制进行了概括式的规定，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规范可由两款组成，即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下方能收为公用。

最后，由于现行宪法财产保护的条款在“总纲”部分，所以在采取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时，必须像美国修改宪法曾经采用的方式那样，使修正案中的规范独立存在并能独立适用，而无需与修改前的规范相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和发生效力。

第二、关于迁徙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来看，迁徙自由包括国内迁徙自由、国际间的迁徙自由和归国自由，该条第3项还规定了迁徙自由权行使的限制。[57]五四宪法曾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现行宪法取消了这一公民权利，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58]实际上，无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还是迁徙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来看[59]，都应该赋予公民迁徙自由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权。在规范设计上，至少要包括以下内容：“迁徙的自由，不得侵犯”，“不得阻止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本国国籍”，“任何人享有的归国自由不得被恣意剥夺”。至于迁徙自由行使的限制条款，当然的包含在现行宪法第51条中。

2、国家制度的完善

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且明确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在我们国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判断人们政治觉悟高低时，“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我们党“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江泽民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60]这些精辟论述，发展了社会主义得以序列理论，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同事也对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挑战。根据十六大报告，我们建议对现行宪法做出如下修改。

第一，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目标由宪法予以确认。文明的政治肯定是规范化的政治、体现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的伦理政治和讲求政治程序以对抗恣意野蛮的程序化政治。[61]政治文明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宪法早就该确认的目标。尽管我国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有“把我国建设成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表述，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来包括政治文明，但我们以为，通过直接在序言中加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容，将会使政治文明建设受到更多的重视。所以，我们建议在序言第七自然段“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修改为：“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将党依法执政写进宪法。针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的现实，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和领导水平，并提出要“依法治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以极具新意的提法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议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加上“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坚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内容。[62]

第三，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将“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必将引起我国的国体和政体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工人阶级又是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和政权的享有，所以当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时，这必将改变我们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现有政权的主体和国家的领导者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国体和政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建议对宪法序言和第一章中的本分内容进行修改。如将序言第六自然段的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删除。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第一款也应作适当的修改，可以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宪法中明示差额选举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原则。真正的民主是选民依照自己的意愿提名候选人并选举他所信任的候选人。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并强调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但在现实中，人民当家作主所要求的民主选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犯。比方最近在岳阳的市长选举中，唯一的市长候选人未获得人大半数以上的选票被人大否决后又被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市长的做法，就严重侵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原则。[63]所以，建议在宪法第101条加上一款，“以上规定为地方各级人大选举的地方机关领导人的候选人预选、确定和地方机关领导人的选举，都必须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并在选举现场设立秘密投票处;选举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候选人不得少于两人，一律实行差额选举。”

结语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我们一个多世纪来的梦想。不知是历史在戏弄我们还是社会进步和成长的代价，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和宪政追求依旧处于起步阶段。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备受人关注。正如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64]显然社会主义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标志性意义。

从西方国家宪政和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法治和宪政建设后跟进的国家，应该有一部正当的成文宪法。当成文宪法与社会变迁发生冲突时，不固守宪法的刚性特征，依照法定程序实现宪法的变迁，也是宪政国家留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而宪法修改，则更是一种被证明成功的制度选择。在十六大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变迁以及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已在人们的期望和预料之中。当社会发生变化和宪法的拖后可能造成社会变革的合法性危机时，修改宪法是必然的选择。在采取何种方式修改及修宪内容众说纷纭时，我们以为部分修改可以克服全面修改和重新制宪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维护宪法的权威，延续并加强人们初步建立的法治和宪政意识;在宪法修改的内容方面应该尽量关注公民权利保护不足这一宪法缺陷，当前首先要完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体系。

总之，在我们这个崇尚理性万能并深受其害且宪政建设刚刚起步的国家，我们认为，必须克制理性万能指导下的毁灭和创造的欲望，充分认识到“支配我们行动的大部分规则，以及从这种常规性生成的大多数制度，都是对一种‘不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可能性’进行调适的产物;这种不可能性指的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意识的考虑到所有渗入社会秩序中的特定实事”。[65]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人类社会进步所型构的自生自发秩序和制度序列。既定制度的不适是规范与现实紧张关系的恒久伴生物，人类自然而然的会依靠文化演进所形成的抽象规则来调适和润滑这种紧张，一味地依靠革命式的全面修宪来缓解、消融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必然会忽略对社会内生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其结果是宪法虽然在文本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却丢失了宪政文化的支持。

[1] 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强调法治要求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这些原则体现了自由和平等的基本精神。《布莱克法律词典》则强调法治要求法官制定判决时只依据具有普通适用性的法律原则。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认为法治国家应颁布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并保护公民权利，还特别强调国家侵犯公民权利时的赔偿义务。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德里宣言》，将各国法学家对法治的一般看法权威性地总结为三条原则，特别强调法治不但要限制政府权力还要保障政府的有效性。除了几大权威辞典和《德里宣言》对法治认识不一外，学者们关于法治的论述更是观点纷呈。如戴雪、哈耶克、拉玆、富勒、所罗姆、莫尔、沃克、罗尔斯分别提出了有关法治的三到十二项准则。参见高鸿均：《现代西方法治的冲突与整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632页。李龙：《依法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2] 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3] 参见陈金钊：《理想与现实之间——西方法学流派与法治》载《清华法治论衡》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

[5] 韩大元：《修宪价值与宪法实践》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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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7] 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4页。

[9] 《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10] 同上引[9]。

[11] 荆知行：《宪法变迁与宪法成长》台湾中书局印行，第179页。

[12] 同上引[11]，第3页。

[13]舒国滢：《宪法的时间之维》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14] 吴家麟：《宪法至上是建设法治国家之关键》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3期。

[15] 同前引[2]，第137-167页。

[16] 参见姜士林 陈玮：《世界宪法大全》(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17] 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对应性》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 法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404页。

[19] [英]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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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21] 参见莫纪宏：《改革开放是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载《宪法学习》。王叔文：《宪法修正案的基本精神和意义》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孙丙珠：《修宪提高了我国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2] 参见杨海坤：《跨于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中国人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23] 参见何华辉：《比较宪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32页。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8-240页。

[24] 参见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25] 参见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6页。

[26] 参见马起华：《宪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7页。

[27]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28] 参见徐祥民：《演进的法治》载《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4期。李应森：《八二宪法修改的基本特点——循序渐进》载《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29] 原有宪法中被修正案方式修改后的规范是否依旧有效，在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美国，每条修正案中的规范独立存在并可独立适用，只是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被修改的规范不被适用，只具有形式上的效力，而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无实效。中国尽管也采用修正案修改的方式修改宪法，但修正案中的宪法规范作为宪法文本中相应规范出现。因此，被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与修正案中的宪法规范相结合后发生效力。

[30] 参见王世杰 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322页。

[31] 如宪法对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私有财产权和公民迁徙自由缺乏应有的保护。

[32] 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33] 参见秦前红：《这次通过修正案的思考》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胡锦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与规范性评析》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34] 参见莫纪宏：《制定一部继往开来的新宪法》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7月30日第2版。杨海坤：《应为全面修改现行宪法做充分的理论准备》载《法学家》2000年第3期。

[35] 苗连营：《关于制宪权的形而下思考》载2002年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所编制的论文汇编，第72页。

[36] 如范忠信认为三次修宪最大的缺陷之一是“没有把修宪的中心放到公民直接权利的宣言和保障上，而只是在权利原则甚至国策方针的宣示上做文章”。周永坤认为现行宪法最大弱点只是“突出权力宣示而极少权力行使规则和权力牵制规则，仅有的几条权力牵制规范又由于缺少程序性规范而成为具文”。林来梵认为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犹豫，规范性不足”。参见范忠信：《直接权利与修宪》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周永坤：《从宣示性宪法到法律性宪法》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林来梵：《为宪法呼唤规范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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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周叶中 江国华：《82年宪法与中国宪政——写在82年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之际》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6期。

[38] 参见许崇德：《坚持“三个代表” 深化学习宪法》载《新视野》2002年第3期。

[39] 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5日。

[40] 同前引[39]。

[41] 参见文勇：《制度决定论的贫困：对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失败的原因分析》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

[42] 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法治时有一句名言：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即已通过的法律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而人们所遵守的法律又是良法。

[43] 参见刘星：《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3期。

[44] 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5页。

[45] 苗连营在《制宪权的形而下思考》一文中对理性的自信溢于言表。他认为我们应该运用理性，“认真总结我国宪政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政建设的经验，积极吸纳世界宪政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科学预测我国社会的发展的趋势，制定一部承前启后的新宪法。这部宪法不是对现行宪法的简单继承，她要重新定位宪法的价值与功能，要理性地确立立宪的原则和模式，要积极应对中国走向世界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要科学安排宪法的内容与结构，要以那些历经时间的涤荡、凝聚于各国宪政制度之中的宪法规律为基础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总之，它“应当超越时代的局限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它不仅是经验的条理化，同时还要理性的为未来设计新的行为模式和理想状态”。这的确要求“制宪者不仅要对宪政有深刻的感悟，而且要有超人的政治斟酌权衡艺术能力和非凡的远见卓识”。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中国第一法律门户 中顾法律网提供更多免费资料下载

参见苗连营：《制宪权的形而下思考》 2002年宪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编集，第72页。但是我们到哪里找到这样的立宪者呢?

[46]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页。

[47] [英]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编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204页。

[48] [法]西耶斯：《论特权 第三等级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6页。

[49] 赵世义：《制宪权的代际冲突》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

[50] 转引自[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2页。

[51] 参见杨海坤：《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中国宪法学研究现状与评价》(下)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652-657页。李龙：《宪法修改与宪法权威》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

[52] 蔡定剑：《关于什么是宪法》载《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53] 参见童之伟：《“良性违宪”与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载《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612页。

[54] 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常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公民不得享有。参见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55] 参见刘连泰：《<国际人权宪章>与我国宪法的相关比较》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56] 鉴于学界对这两种权利宪法保护的必要性基本达成共识，本文只对有关的宪法规范设计略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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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Everyone lawfully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shall, within that territory , have the right to liberty of movement and freedom to choose his residence.2.Everyone shall be free to leave any country, including his own.3.The above-mentioned rights shall not be subjected to any restrictions, except those which are provided by law,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national security, public order(ordre public), public health or morals or the rights and recognized in the present Covenant.4.No one shall be arbitrary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enter his own country.Se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CCPR), Article 12.[58] 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页。

[59] 秦前红：《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0页。

[60]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61] 周永坤：《政治文明与中国宪法发展》载《法学》2003年第1期。

[62] 参见童之伟：《与时俱进 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载《法学》2003年第1期。

[63] 参见童之伟：《岳阳市长“二选”**的启示》载《法学》2003年第2期。

[64] 同前引[21]。

[65]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