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审理论文(共8篇)
行政复议审理论文 篇1
质量技术监督
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
()质技监复延字[]第号:不服作出的的申请行政复议一案,本局已于年月日受理。因本案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
起中止对本案的申请。待上述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本案将继续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复议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将本案的审理期限延长至年月日。
特此通知
(印章)
年月日
正本(副本)本文书一式四份,正本送达申请人,副本送达被申请人,副本送达第三人,副本由行政复议机关存档。
行政复议审理论文 篇2
一般情况下, 拆迁类案件审理并不审查其合理性, 但在不服拆迁裁决的行政案件中, 基于该行政行为的特殊性, 直接决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过程中所享有的拆迁补偿安置权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裁决, 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有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这种自由裁量行为, 一旦被行政机关所滥用, 则不仅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将严重威胁行政机关执法的公信力。因此, 在此类案件中将合理性问题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十分必要。
淮安法院在审查其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过程中, 立足于一个基本原则, 即行政机关的行为有无达到滥用职权的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1. 能否实现居住目的。
拆迁补偿安置主要方式之一是产权置换, 但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确定的安置房源, 能否使被拆迁人实现居住目的, 有无充分考虑特殊人群的特殊需要, 比如老人、残疾人等。由于年龄较大或身体原因, 原被拆迁房屋系平房或其他居住较为方便的房屋, 但有时拆迁裁决却将其安置到较高的楼层, 且没有电梯, 严重影响此类人群的生活, 不能实现居住目的。淮安中院在2008年度审理的一起拆迁裁决案件中, 即以此为由撤销了行政机关的裁决, 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行为。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类似于审查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
2. 是否严重影响被拆迁人原有正常生活水平, 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如法院在审理张某诉房管局不服拆迁裁决案件中, 经审查发现张某系下岗工人, 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靠其在原居住区附近的一个菜场里做一些小生意, 但房屋被拆迁后, 在原地也有安置房源的情况下, 裁决却将他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小区, 小生意已无法继续, 导致其丧失收入来源, 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尽管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 张某也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和收入来源, 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房管局的裁决行为已经达到了滥用职权的程度, 存在合理性问题, 遂依法建议行政机关改变其行政行为, 重新作出裁决。
3. 有无其他属于合理性范畴且显失公正的。
行政机关公信力的一个基本来源就在于其行政行为在同等条件下的平等性, 拆迁案件也不例外。行政机关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 比如拆迁裁决, 该裁决在对待同等条件的被拆迁人时, 应该是同等的, 法院在这一点上的审查也更多地是考虑其平等性。如果行政行为的平等性受到挑战, 则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同样值得质疑。
审理中, 法院一旦发现案件存在合理性问题, 一般首先是与行政机关沟通, 建议其自行纠正, 然后作出相应的处理。如果行政机关拒绝纠正, 人民法院则依法对其所作行政行为予以撤销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或者直接判决予以变更。之所以对存在合理性问题的案件很少采取变更判决, 就在于拆迁行为或拆迁裁决程序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括前期的拆迁许可、评估机构的选择和评估报告的救济、补偿安置方案的提供等, 且并非完全由行政机关来完成, 有好多程序和条件都要拆迁人来完成或提供, 因此, 法院只有在上述所有程序都很完备及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在给予当事人充分的选择权之后, 才能迳行判决予以变更, 否则, 该变更判决似也存在程序上的不完善和实体上的不合理性。
二、实体审查的同时, 强化程序审查
行政诉讼法规定, 行政案件审理需作全面审查, 似乎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淮安法院在审理拆迁案件中, 坚持实体审查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程序审查。
首先是强化前置行为的程序性审查。拆迁行为是一个系统行为, 通常一个行为之前会有许多前置行为。在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时, 如何审查前置行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淮安法院在审理中, 对这些前置行为按照“重大违法排除、可撤销保留”的非诉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因为“重大违法”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基本判断标准, 而一旦无效, 则“自始无效、当然无效, 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均可否认其效力存在”。而可撤销行为在未被依法撤销之前, 应当保留其效力, 在对拆迁不同阶段的前置行为进行审查时, 不应予以否定。
其次是强化拆迁评估的程序性审查。拆迁案件中, 对被拆迁房和安置房的评估, 应该是拆迁补偿安置的前提和基础。评估机构委托人的确定是否合法以及有无给予当事人对评估报告充分的救济, 可以说, 决定了拆迁行为尤其是拆迁裁决的合法性。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 一方面强调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联动, 规范评估机构选择程序。另一方面, 虽然建设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至二十六条, 规定了当事人对估价报告不服的救济途径和程序, 《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也规定了拆迁或被拆迁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提起相应救济程序, 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 许多被拆迁人虽对评估结果有异议, 但却常常由于异议方式不当或评估机构、行政机关故意置异议于不顾而未能及时得到救济。作为后者, 显然应当作为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如果属于前者, 则主要审查其意思表示是否明确, 如意思表示明确, 且已向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提出, 而仅以异议方式不当为由而不予救济的, 应当认定评估机构或行政机关不作为, 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予撤销的理由之一。
再次是强化对地方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关系的程序性审查。从这一点上来讲, 案件审理中更多地体现为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比如在拆迁补偿安置中对于被拆迁房屋性质的认定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规定:被拆迁房屋的性质和面积一般以房屋权属证书及权属档案的记载为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以房屋所有权证书上标明的用途为准, 所有权证未标明用途的, 以产权档案中记录的用途为准, 但对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已持续营业一年以上的, 应当参照经营用房评估。上述规范性文件虽然对房屋性质及如何评估作出了规定, 但对具体如何参照评估却没有进一步的界定。《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淮安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技术细则 (试行) 》则对这一“参照”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因此, 这一具体规定是否违背上位法, 以及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有无充分履行地方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职责和义务, 就成为了法院司法审查的重点。
三、审理中加大协调力度
拆迁案件名为行政案件, 但当事人所博弈的仍然是一种民事上的权益, 这种权益具有一定的可处分性, 从而也为这类案件协调的可能性奠定基础。淮安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首先是进行协调基础性评估。也就是针对个案所显现的不同特点, 经调查、合议等, 了解双方在民事范畴的争议所在, 以及当事人各自的具体情况, 确定协调的步骤及突破方向, 从而使以后具体的协调过程有的放矢。其次是整合多种协调资源, 尤其是整合多种协调主体参与协调, 比如亲属、社区、所在单位领导等, 增强协调的可能性。再次是加强协调与合理性审查相结合。上文已经提到, 拆迁裁决案件经常会出现合理性问题, 而合理性问题除了通过法院判决撤销、变更和行政机关自行纠正之外, 促进原告与第三人进行协调和解也是解决合理性问题的基本举措。当然, 这个合理性问题必须是在前期查明案件事实和作协调基础性评估时所确定的, 协调过程中针对磋商方案才能有所侧重, 二者相互作用, 达到协调的最佳效果。最后是加强协调与合法性审查相结合。民事调解过程中有个基本原则, 就是“能调则调, 当判则判, 调判结合”, 行政诉讼协调同样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协调过程中, 一方面强调协调的自愿性与自主性;同时, 也要强调囿于当事人对于法律知识缺乏了解, 而应告知其合法性审查所带来的诉讼风险, 从而进一步推动协调双方摆正心态, 积极协调。
四、严格司法强拆的条件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模式
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内涵及类型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相对人与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之间因行政管理而引起的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是解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纠纷的一种诉讼制度。两者是不同性质的诉讼形式。不同种类的诉讼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当事人提起诉讼必须归属于一种诉讼类型,受运用于该诉讼类型的诉讼法的支配。[1]由于行政机关的某些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使得普通的行政争议因交织着民事争议而变得比较复杂,从而出现行政诉讼涉及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涉及行政诉讼的交叉问题。具体而言,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是指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时存在均需解决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两个争议在法律事实上互相联系,处理结果上互为因果或互为前提的案件。[2]
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民事、行政交叉案件中争议之间的主次关系为标准,可以将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民事主导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民事争议而引起的纠纷中,只是因为行政行为的介入,使得民事争议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类案件中,民事纠纷的解决认定,直接决定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2.行政主导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请求法院审理在同一案件中存在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的诉讼。在此类交叉案件中,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并存,但是行政争议是诉讼的核心,民事争议作为附带问题出现,两者在事实上具有内在的联系性,民事争议的解决依赖于行政争议的解决。
3.民事、行政并重型交叉案件
这类案件,是指因同一法律事实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之间相互独立的案件。这类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相对独立,一案的处理结果也不影响另一案的处理。
二、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的司法现状
由于欠缺关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机制的明确法律法规,导致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对于此类案件的审判程序、适用法律、裁判结果上都存在着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种审理模式:
1.先行后民的审理模式
这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种审理模式,这主要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先定性、行政行为的社会公益性优先于民事个体利益体现在司法程序上的结果[3]。在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审理中,民事争议的解决往往要以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依据。行政诉讼能否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的处理,因为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非经过法定程序撤销,否则都具有法定效力,民事审判无权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能认同为合法有效,这必然导致法院的两份裁判自相矛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中止民事诉讼,待行政诉讼作出了裁决再恢复民事争议的审理。
2.先民后行的审理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涉及行政确权行为中发生的纠纷,比如颁发房产证的行为,如果当事人发生权属争议,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当一方当事人以行政机关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时,就产生了民事、行政交叉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为慎重起见,都先解决民事纠纷问题,权属确定后,再依据民事审判结果对行政诉讼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或要求行政机关履责的判决。
3.民事、行政分别进行的审理模式
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同一事实既可提起行政诉讼,又可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形,是一种诉讼竞合。两种诉讼可由当事人选择进行,也可同时进行,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分别作出裁判。
4.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模式
这一审理模式,是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违法,民事争议当事人在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要求人民法院一并解决民事争议纠纷。这一审理模式的适用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六十一条,这一审理模式大大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诉讼成本,体现出法律的统一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上述的几种主要审理模式,由于立法滞后,无法构建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完善的体系制度,使得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随意性和无序性,造成此类案件审理的困境。这样既浪费了司法资源,降低了诉讼效率,又加重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因此认真总结经验,积极探索此类问题的解决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三、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的模式选择
由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比较复杂,类型多样化,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不能实行“一刀切”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地适用统一的程序。要想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必须按照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审理模式。
1.民事主导型案件的审理模式选择——“先民后行”审理
对于民事主导型案件,有学者提出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学者提出将此类案件纳入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笔者认为,针对此类案件,可以采用 “先民后行”的程序来审理。
如王某是刘某的保姆,刘某写“遗赠协议”将自己的房产赠给王某,王某依据此协议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刘某的亲属不服。该案中刘某的亲属可以提起两个诉讼:一是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审查“遗赠协议”的真实合法;二是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房屋登记部门的过户登记。这两个诉讼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房屋产权登记是根据“遗赠协议”作出的,我国房屋产权登记实行的是形式审查原则,在法院没有对“遗赠协议”的真实合法进行审查确认前,行政诉讼是难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以下两种审理情形:其一,刘某的亲属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该行政争议的解决依赖于另一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中止行政诉讼,告知原告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其二,刘某的亲属提起民事诉讼,待法院判决后,再行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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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选择“先民后行”审理模式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交叉性;第二,行政案件的处理需要以民事行为是否合法为依据,对相关民事行为的审查结果直接影响了行政案件的裁决结果。
2.行政主导型案件的审理模式选择——一并审理
“一并审理”又被称之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受理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民事争议与行政诉讼一并审理,一同判决的诉讼制度。[4]这一模式法律依据来源于《解释》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行政诉讼一并审理民事案件的特点是:首先,一并审理并非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简单相加,二者之间是主诉与从诉的关系,行政诉讼是主诉,民事诉讼是附属诉讼,法院对行政诉讼的审理直接影响着民事诉讼部分;其次,全面审理,法院对行政争议和民事争议都要作出法律判断,对具体行政行为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民事争议也要做出相应的法律裁判。
3.民事、行政并重型交叉案件——分案审理
严格来说,民事、行政并重型案件,并不是属于民事、行政案件交叉的情况,而只是存在某一方当事人的重合,或者基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或某一事实的发生,此类案件中两个诉讼之间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审判结果互不影响。因此,对于这类案件,法院应当由行政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
四、结语
对于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如何处理,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中虽然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但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系统的规则。本文重点对民事、行政交叉案件的类型做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对不同类型的案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种模式的选择,一项制度的建立还是需要不断探讨完善,故此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对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规进行修改,把民事、行政交叉案件问题加以考虑,为建构全面系统而灵便实效的民事、行政交叉案件审理机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邓辉辉:《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根据之比较》,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第136页
[2]许尚豪:《民事、行政交叉案件诉讼程序研究》,载《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1期
[3]吴偕林:《民事、行政救济程序交叉问题之解决》,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7期
[4]王兆雷,姬忠彪:《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若干法理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28日
征地行政案件审理难之问题探究 篇4
1、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和方式设定不科学、功能性补偿缺失。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对失地人员计划性安置已不存在,但是,以土地平均产值的补偿标准几十年没有改变,明显偏低。以有限货币补偿方式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也不能弥补失地人员的功能性损失。
2、征地拆迁法律制度的立法缺失。
现行征地拆迁法律制度存在着许多法律空白和漏洞,主要是,对为公共利益的征地前提条件规定过于原则。对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人的财产保护存在立法漏洞。对征地补偿的程序性规范没有建立。导致行政机关征地拆迁行为缺乏程序性制约,自由裁量余地过大,也导致法院的司法审查无据可依。
3、征地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不统一。
行政复议审理论文 篇5
知识竞赛试题
一、填空
1.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之日起(15日)内组织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收集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_(现场笔录)以及检验、检测、检定或者鉴定结果等,经查证属实后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3.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所抽样品需要检验、检测、检定或者鉴定的,应当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检测、检定或者鉴定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律、法规、规章对复检有规定的,应当同时告知当事人复检权利。4.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理由、处罚种类及幅度,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5.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地址、违法事实及证据、(处罚依据及理由)、处罚种类及幅度、处罚履行方式及期限、救济途径及期限、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及日期等内容,并加盖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6、案审委应当由(5名)以上的单数委员组成,案审委委员应当由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担任。
7、对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较大数额罚款决定的,或者情节复杂、影响重大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由(2/3)以上委员进行集体审理。对其他行政处罚案件,可以由(3名)以上委员进行集体审理。
8、案件承办人员应当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原始证明材料)作为证据。收集、提取的证据应当注明出证日期、证据出处,并由案件承办人员、证据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9、案件承办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有关证明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明材料。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录音、录像和拍照)等方式收集证据。
10、案件调查中发现的涉嫌假冒产品,可以交由(被假冒的企业)进行鉴别。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查证后,可以将企业出具的(鉴别证明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11、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对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12、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
13、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按照(《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案件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14对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理由)、(处罚种类及幅度),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听证等权利。
15、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16、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7日)内按照有关规定送达当事人。
17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技术规范没有规定的,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30日);
18、因案件管辖或者其他依法需要报请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决定的案件,下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及时上报。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接到上报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决定。
19、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不能按期作出处理决定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20、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的)、(吊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许可证的)、(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一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自告知次日起算,当事人享有在(3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权利:
21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接到当事人听证申请之日起(15日)内,按照要求组织听证。
22、案审办应当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当事人。
23、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24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或者未依法组织听证的,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效)。
25、对于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26案件承办人员在实施当场处罚时,应当收集必要的物证、书证、当事人陈述、现场笔录等证据,并使用统一的(当场处罚决定书)。
27、行政处罚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8、当事人未按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期限缴纳罚款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29、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0、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为当事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
二、判断
1、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不可以延期或者分期缴纳。(错)
2、案件办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立卷存档。(对)
3、期间包括法定期间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期间。(对)
4、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计算在内。(错)
5、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对)
6、期间不包括在途的时间,执法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对)
7、送达执法文书应当使用送达回证,由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载明收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对)
8、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对)
9、送达执法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时交与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组织的委托代理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对)
10、受送达人拒绝接收执法文书的,送达人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等第三方的见证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载明拒收事由和日 5
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执法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对)
11、留置送达不应当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情况。(错)
12、直接送达执法文书有困难的,不可以委托基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有关基层组织代为送达,也可以邮寄送达。(错)
13、邮寄送达,以邮寄回执上载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对)
14、公告送达,可以在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报纸、电视或者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发布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对)
15、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载明公告送达的原因和经过。(对)
16、《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已经2011年1月1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错)
三、简答题
1、案审办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哪些? 答:
(一)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初审;
(二)召集案审会议,组织整理审理记录;
(三)按照案审委提出的处理意见,组织案件承办机构制作相应的执法文书,并履行相关的报批手续;
(四)组织行政处罚案件复核及听证工作;
(五)组织对下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批案件的审查;
(六)承担案审委的其他日常工作。
2、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应当载明以下哪些事项? 答:
(一)案由及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二)调查经过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三)调查认定的违法事实及主要证据;
(四)当事人在调查过程中提出的申辩事实及理由;
(五)违法行为性质及定性依据;
(六)拟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七)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3、案审办应当自接到案件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案件的初审工作。初审内容主要包括哪些? 答:
(一)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违法主体认定是否准确;
(三)办案程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
(四)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分,执法文书是否规范;
(五)适用法律依据是否准确;
(六)处理建议是否合法、适当;
(七)处罚裁量是否合理、公正;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并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4、案审会议按照哪些程序进行? 答:
(一)会议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参加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说明本次会议审理案件的数量及审理程序等;
(二)案件承办人员介绍案情及拟处理意见;
(三)案审办介绍案件的初审意见;
(四)参加会议委员对案件的管辖权、违法事实、证据、办案程序、法律依据、当事人申辩事实及理由等内容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五)参加会议委员对拟处理意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议,并形成结论性的处理意见;
(六)会议主持人宣布案审会议结束。
案件承办人员可以列席案审会议。
5、案审委应当对案件进行全面审理,并提出哪些处理意见? 答:
(一)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对违法事实不能成立、违法行为已过追诉时效或者违法主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四)对违法行为需要由其他部门进一步处理的,向有关部门提出行政建议;
(五)对违法行为依法不属于本部门管辖或者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或者司法机关;
(六)对违法行为需要补充调查或者案件材料需要补正的,提出补充调查或者补正等处理意见。
案件审理可以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的专家意见。专家意见应当记录在案。
6、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告知内容未提出陈述、申辩或者在法定期限内未要求听证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如何做?
答: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及时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报请案审委主任委员批准后送达并执行。
7、当事人提出新的申辩事实及理由的,案审办应当如何做? 答:案审办应当组织进行复核,并报请案审委重新审理。8经复核重审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谁批准?
答:主要负责人批准。
9、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不得擅自改变。确有法定事由需要改变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经案审委重新审理决定,并报请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谁批准? 答:主要负责人批准。
10、《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案件审理规定》自什么时间施行? 答: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
11、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7日内作出哪些处理决定?。
答:
(一)根据情况及时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查封、扣押、封存等行政强制措施;
(三)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违法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应当予以查封、扣押、封存的,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12、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当事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包括哪些?
答: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包括: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地址、违法事实及证据、处罚依据及理由、处罚种类及幅度、处罚履行方式及期限、救济途径及期限、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及日期等内容,并加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的印章。
13、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拟作出哪些行政处罚决定之一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答:
(一)责令停产停业的;
(二)吊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许可证的;
(三)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
14、有以下哪些情形之一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中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答:
(一)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依法需要中止执行的;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
(三)其他需要中止执行的。
15、有以下哪些情形之一的,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人批准后,予以结案?
答:
(一)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的;
(二)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后,执行完毕的;
(三)不予行政处罚的;
(四)案件移送有管辖权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
(五)决定终止调查的;
(六)决定终止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的。
16、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哪些案件,应当在结案后15日内向上一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报告、备案?
答:
(一)上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督办的案件;
(二)指定管辖的案件;
(三)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四)向司法机关移送的案件;
(五)经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结案的案件。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于本级人民政府交办的案件或者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
17、经过听证的案件,案审办应当如何做?
答:经过听证的案件,案审办应当报请案审委重新审理。
行政复议审理论文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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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近三年来,因不服劳动行政部门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迅猛增长,几乎占到基层法院年受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院受理的二审诉讼案件中也占到了三分之一,该类案件已成为当前我市行政审判工作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不仅数量多,而且案情复杂多变,加上法律规范比较抽象,使得案件的裁判标准不易把握。另外,该类案件关系到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裁判的公正与否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为了规范工伤认定案件的审理和执行,我们对近三年全市法院审理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前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主要特点及成因分析
(一)案件数量增长快,争议焦点集中
据统计,我市两级法院在2001年以前,鲜有不服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案件,但自2001年开始,该类案件数量迅猛增长。2001年全市两级法院共受理一、二审工伤认定行政诉讼案件20件,2002年46件,2003年101件,分别占当年行政诉讼案总数的18%、20%、39%。分析该类案件快速增长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我市地处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民营企业众多,且多为劳动力密集型,需招募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用人单位往往只追求经济利益,忽视对劳动者安全、卫生、社保等合法权益的保障,员工自身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造成生产过程中大量伤亡事故发生。
2、近几年我国有关劳动保障方面的立法逐步完善,如《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工伤保险条例》的相继颁布,为劳动者寻求权利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劳动者法律诉讼的意识也在不断地增强。
3、由于有关工伤认定条件的法律规定比较抽象,而伤亡事故发生的情形却千变万化,造成劳动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标准不易把握,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争议较大。另外,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利益相对,不论劳动行政部门作何工伤认定结论,总有一方当事人会提起诉讼。
4、行政诉讼案件收费较低,使得当事人原意通过诉讼途径来解决纠纷,同时也为部分当事人,特别是用人单位拖延承担责任,滥用诉权提供了便利条件。虽然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诉讼各方当事人在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争议焦点却比较集中,往往对受伤情形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这一问题争议较大,对行政机关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程序履行、事实查明、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异议不多。
(二)工伤情形复杂多样,认定结论标准不一
虽然《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若干种情形,但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来看,工伤情形远远不止这几种。有的是法律规定所没有涵盖的,有的是法律原则规定下尚未具体明确的。由于现实生活中工伤情形的复杂多变、千差万别,加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使得在工伤认定和案件审理过程中,职工、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以及法院虽然对伤亡事故的客观过程并无异议,却对该伤亡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认识不一。不同的劳动行政部门对相类似的伤亡情 1 况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结论,不同的法院对相类似的认定结论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比如职工未经单位安排或他人邀请,擅自操作他人负责的机器而受伤,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认为只要职工从事的工作无损于用人单位,则可认定为工伤,而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却认为职工从事的不是本职工作,不应作工伤认定。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加大了案件承办人对法律理解适用的自由空间,也造成了当前工伤认定及案件审理的混乱局面。
(三)案件当事人格局恒定
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劳动行政部门恒定为被告,而职工与用人单位互为原告和第三人,即职工不服工伤认定而起诉时,用人单位为第三人,用人单位不服工伤认定而起诉时,职工为第三人。在二审中,职工与用人单位又互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而劳动行政部门很少提起上诉,当其工伤认定结论与上诉人的利益一致时,则列为原审被告,当其工伤认定结论与被上诉人利益一致时,则列为被上诉人。
(四)行政机关败诉率高,二审改判率高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情况复杂多样,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条件又单
一、抽象,比如对什么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具体案件的承办人主观上理解适用法律留下了较大空间。当行政机关与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理解不一致时,就会造成行政机关败诉率居高,当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理解相佐时,又会造成二审改判率居高。相对于其他行政诉讼案件而言,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五)关系弱势群体利益,容易引发申诉、上访事件
申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一般为贫穷落后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经济基础差,生存能力有限,一旦因工伤事故造成伤残或死亡,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将会陷入困境,所以他们希望及时得到工伤保险救济的需求就特别强烈。因此,该类案件的审理不仅要公正,而且要高效,特别要注重对弱势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否则极易引发申诉、上访等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据本院信访、审监等部门反映,当前有相当一部分上访、申诉案件都是关于不服工伤认定行政判决的,而且上访、申诉人全都是受到事故伤害的职工,没有用人单位。
二、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涉及的主要问题及思考
(一)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问题
1996年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由于该办法对企业之外的其他用人单位的雇员因公受伤是否适用工伤认定未作出明确规定,因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以及法院对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存在较大争议,特别是对个体经济组织的雇工是否适用工伤认定看法不一。虽然2004年1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关于工伤认定适用范围的争议仍未完全解决,具体表现为:
1、企业的内涵与外延不明确,究竟何为企业,具体包括那些种类,合伙性质的中介服务机构是否属于企业,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等。
2、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2 体等组织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因公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
3、没有进行工商登记的用工主体的雇工在工作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
4、在承包关系中,发包人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而承包者为个人时,其雇工在工作中受伤是否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对于以上审判实践中比较模糊的问题,在法律尚未作出明确具体的指导性规定之前,我们认为,要准确把握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应注意以下几个原则:首先,查明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两者的区别在民法理论中尚不十分明确,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而言,雇佣关系的外延应大于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关系比较长期、稳定,且管理与隶属特征明显,而雇佣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关系可能存在短暂性、临时性,且管理与隶属特征不明显的情况。如果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者连雇佣关系都不存在,则职工的伤亡肯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当然,在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时,要注意雇佣与承揽或承包的区别。其次,查明谁是真正的雇主。雇主的身份可以从职工与谁签定劳动合同、日常工作由谁管理安排、工资由谁支付等方面来综合鉴别。我们在审判中常常遇到因承包人和承揽人不具备一定资质(多为个人),或不具有一定经济能力,其雇工以发包人和定作人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的情况。比如某企业将职工食堂承包给了个人,该个人自己雇佣的人员在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该雇工遂以企业职工的身份申请工伤认定。我们认为,由于在承包和承揽关系中,发包人与定作人并不直接管理、使用承包人和承揽人的雇工,其与承包人和承揽人之间是民事合同关系,不应作为承包人和承揽人所雇佣人员的雇主。最后,查明雇主的性质。由于《工伤保险条例》只规定了各类企业的职工与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则在现阶段,对于非企业性质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而言,其雇佣的人员在工作中受伤应不属于工伤认定调整的范围,他们的工伤保险问题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由有关部门另行规定。另外,未经工商登记的用工主体的雇工在工作中受伤,亦不能适用工伤认定。因为未经工商登记的用工主体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只是以个人身份在雇佣人员,不属于用人单位。上述伤亡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解决。
(二)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问题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根据该款规定,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有权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工伤认定结论。但是,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设立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即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该机构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不仅承担了伤亡事故的调查、证据的收集、保险金的征收发放等工作,有的还根据各级政府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该机构是否具备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资格,一直是审判实践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三款赋予了该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职权,当然包括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的职权。另一种意见认为,正如行政复议法规定各级复议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具有办理行政复议事项的职权,但复议决定仍必须以复议机关的名义作出一样。《工伤保险条例》赋予该经办机构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职权,并不代表其可以对外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工伤认定结论。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首先,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是本级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下属部门,其性质为事业单位,并非行政主体。其次,《工伤保险条例》赋予其具体承办工伤保险事务的职权,只是在工伤认定过程中的内部职责分工。最后,从理论上讲,该机构既负责工伤保险基金的征收与发放,又负责工伤结论的认定,不符合权利制衡原则,容易产生不公正的现象。
(三)工伤认定的法律适用问题
1、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的冲突。1996年,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此后全国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基本上把该办法作为处理工伤认定案件的法律依据。但不久,各级地方人大又相继颁布了适用于本地区工伤保险事务的地方性法规,比如广东省人大在1998年颁布了《广东省社会工伤保险条例》。由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在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作出工伤认定的机构、工伤认定的条件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一致和矛盾之处,造成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标准不一,适用法律混乱。本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适用地方性法规作出认定为工伤的事故,可能另一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适用部门规章作出非工伤的认定结论;即使同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多个工伤认定中,也可能有的适用地方性法规,有的适用部门规章;更有甚者,有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同一份工伤认定书中,认定事实部分适用地方性法规,作出结论部分又适用部门规章。当然,上述这些法律适用混乱的现象在2004年1月1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施行以后,可能会得到逐步解决。但是,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并未废止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关于工伤保险事务的规定,不可避免某些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工伤认定案件时仍然予以适用。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法律效力层面分析,还是从法制统一角度来看,在国务院关于工伤保险事务的最新行政法规出台以后,各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没有理由再适用旧的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来处理工伤保险事务,法院也应当以《工伤保险条例》作为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当然,如果各级政府或人大以及有关部委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为了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而制定的补充性规定或实施细则,仍然可以作为行政机关和法院处理工伤认定案件的参照。
2、有关规定未穷尽之工伤情形的法律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十五条列举了十种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而第十六条列举了三种不能作工伤认定的情形。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职工伤亡情形要么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且不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可认定为工伤;要么虽然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但在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之列,则不认定为工伤;要么不符合第十四条、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却符合第十六条排除性规定,则亦不认定为工伤。但是,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另一种情况,即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经调查取证后发现,职工的伤亡情形既不符合第十四、十五条的肯定性规定,也不属于第十六条的排除情形,比如职工在下班途中不慎滑倒摔至重伤,当其申请工伤认定时,就找不到法律规定的对应之情形,那么对该伤亡事故究竟作何认定以及适用哪一法律条款就成为困扰行政机关的问题。大多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既然职工的伤亡事故不符合条例第十四、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则不论其是否符合第十六条的规定,都应认定为非工伤。我们认为,认定为工伤或认定为非工伤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来适用,如果职工的伤亡事故既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肯定性规定,也不符合认定为非工伤的排除性规定,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妨作出驳回当事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处理决定更为适宜。
(四)工伤认定的证据调查问题
1、调查证据的主体。任何行政行为都要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法治原则,工伤认定也不例外。对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调取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是否能支持其所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判断。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据以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证据中,有许多并不是该部门的工作人员制作的,比如询问笔录,该证据多为乡、镇、街道的劳动管理站、社保基金管理站或安全生产办公室的 4 工作人员调查制作。当事人在诉讼中认为这些询问笔录不是出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因而不能作为其工伤认定的事实证据。对于这些争议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清调查取证的主体与证据产生的主体是两个不同概念。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要调查取证,该调查取证行为既包括行政机关制作产生新的证据,也包括收集取得业已存在的证据,不论这些证据的制作主体是谁,只要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都可以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在工伤认定行政行为的证据材料中,诸如疾病诊断证明、伤残鉴定、伤亡事故报告书以及当事人身份证明等材料,都不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作的,但都可以由其调取并作为工伤认定的事实证据。
2、证据缺失的处理。行政诉讼法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或非工伤认定,应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予以支持,否则就可能被法院作出否定性裁判。但在审判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伤亡职工的客观工作条件所致,其受伤的过程和原因经行政机关多方调查后仍无法认定或证实,因工受伤的可能和非因工受伤的可能都无法完全肯定或排除,则行政机关将面临无论作何工伤认定结论都会被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的尴尬局面。对于上述情形,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法律要求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则法院只需审查工伤认定结论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如果主要证据不足,就可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但是该类案件的客观情况表明,无论行政机关怎样重作,都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行政行为,只会造成当事人的诉累,因为主要证据缺失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参照刑事审判中“疑罪从无”的做法,既然当事人向行政机关申请认定工伤,而行政机关经调查后无法取得认定工伤的主要证据,即使缺乏认定其属非工伤的证据,也只能作出非工伤认定,或者作出驳回当事人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意见。
(五)工伤认定在民事与行政诉讼上的冲突问题
职工在工作中发生伤亡事故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在审理该类民事案件中,往往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作为判定民事责任分担的主要依据。而如果用人单位或伤亡职工对工伤认定结论的合法性有异议,又必须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解决。这样一种诉讼格局在实践中会产生两个弊端:第一、容易造成伤亡职工权利救济的迟延。行政诉讼对工伤认定结论的审查,只是对其合法性予以判定,并不能直接解决伤亡职工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而伤亡职工最急需得到经济赔偿,是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的,对于那些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的职工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在民事诉讼之前或民事诉讼之中,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则民事诉讼将无法进行或中止进行,职工的伤亡救济就会被迟延。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为了拖延承担责任而恶意行政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二、容易造成行政裁判与民事裁判的不协调。当法院的行政审判人员对劳动保障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作出了最终裁判后,在当事人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如果民事审判人员在进行证据审查时认为该工伤认定与事实不符,意见与行政裁判结论相佐时,则将会出现同一法院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判定的尴尬局面。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认为,既然在工伤事故的民事诉讼中,法院要对作为证据的工伤认定结论予以审查,则不妨把行政诉讼对工伤认定合法性的审查职能放在民事诉讼中实现。正如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中,法院要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审查一样。当法院认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结论真实、合法、有效时,则予以采信,否则不予采信,直接按照法院查证的事实进行责任判定。这样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缩短伤亡职工获得权利救济的时间,又可避免行政裁判与民事裁判的矛盾和冲突。
(六)工伤认定条件的理解问题
1、关于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条理解。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条的规定中,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法律术语,也是伤亡职工认定工伤的几个重要条件,但在审判实践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法院之间以及不同法院之间对这几个词的法律理解分歧也最大。一种意见认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应作严格理解不能太广义。工作时间就是用人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或安排的加班时间;工作场所就是职工从事本职工作的区域;工作原因就是与职工本职工作相关的原因。另一种意见认为,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应作广义理解不能太狭隘,否则不利于伤亡职工的权益保护。工作时间应理解为职工开展工作的时间,既包括用人单位规定和临时安排的时间,也包括职工自己延长或提前的时间,只要职工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都应理解为在工作时间内,除非用人单位有特别的工作规程要求,而职工明知却违反;工作场所应指用人单位的所有办公区域,并不限于职工从事本职工作的车间或厂房;工作原因应指与用人单位各项工作事务和职工本职工作所衍生事务相关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在与职工本职工作相关的范围内。职工伤亡情形是千变万化的,原因也复杂多样,有的是在私自加班过程中受伤,有的是在厕所或去车间的通道上受伤,有的是在自行帮助别人或从事有利于用人单位但并非其职责的事务中受伤等等,如果我们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作狭义理解的话,很多伤亡职工将得不到工伤认定和保险救济,这对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他们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们比较赞同第二种意见。另外,条例第十四条第(六)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上下班途中如何理解?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国务院的条例取消了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关于上下班途中时间和路线的限制性规定,则上下班途中应理解为职工离开用人单位到回到家中或离开家中到回到用人单位的全部过程。我们认为,上下班途中不应作过于宽泛的理解,应指职工在合理的时间与路线上离开用人单位回到家中或离开家中回到用人单位的过程,如果其在中途去了其他地方办理其他事务,而该事务与其工作或回家没有必然联系的话,则该过程就不应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比如职工下班后先与朋友聚会或去逛商场购物然后再回家,则其在去与朋友聚会或到商场途中以及之后的回家途中,就不属于上下班途中。当然,如果职工在上班途中先去吃早餐,或下班后顺便买菜回家等等,由于该事务是其日常工作生活的必须要求,而且符合一般常理,应作上下班途中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本条规定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非机动车事故伤害就不能认定为工伤了,这与以前部门规章及地方性法规所规定的“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伤害”是不同的。当然,在理解机动车事故伤害时,我们认为只要事故各方当事人中有一方驾驶机动车,则该伤害就属于机动车事故伤害。
2、关于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条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三种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首先,如何理解“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我们认为,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是指伤亡职工自身存在犯罪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且该行为与职工的伤亡存在必然联系或者是造成其伤亡的原因,否则职工的伤亡只要符合条例第十四、十五条的规定,仍应认定为工伤。另外,职工是否存在犯罪或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应以职权部门作出明确的认定为依据,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处理工伤案件时无权自行认定。第二,如何理解“醉酒导致伤亡”。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个体差异,何种程度属于醉酒以及该醉酒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往往因人而异,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把握与鉴别,即使可以进行酒精含量测试,但该测试多在伤亡事故发生之后,很难准确反映事故发生之时的真实情况。为了便于操作,我们认为只要在发生事故时,其他知情人 6 对伤亡职工是否喝了酒能明显的感知,则可认定为醉酒导致伤亡。第三,如何理解“自残或者自杀”。由于自残和自杀很大程度上是要靠对伤亡职工主观思想的判断来认定的,虽然主观思想的可以从客观行为中反映,但一般来说很难准确认定,而且认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从外部行为到内心思想的主观推断。因此我们认为,除非有很充足、明显的证据表明伤亡职工存在自残或自杀行为,一般不宜适用该条款来认定非工伤。
(七)工伤认定司法审查的局限问题
行政诉讼可以实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与监督,但司法权不能超越和代替行政权。在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作出维持和撤销工伤认定的判决,但却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工伤认定,对于应当判决撤销的工伤认定只能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对工伤认定标准的法律理解分歧较大,行政机关的认定结论虽然被撤销,但其在重新认定时往往仍然坚持自己的理解,作出与撤销结论相同的认定,而当事人只能再次提起诉讼。当然,即使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理解改变了工伤认定结论,而另一方当事人也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如此反复循环,使得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救济或工伤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迟迟不能进行,社会矛盾难以及时化解。我们认为,对于工伤认定中司法审查的权力局限可以用制度变化来解决。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工伤认定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冲突问题时所论述的,将对工伤认定的合法性审查职能放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当法院认为作为证据的工伤认定结论真实、合法、有效时,则予以采信,并作为判定工伤赔偿责任分担的依据,否则不予采信,直接按照法院查证的事实进行责任判定。
三、建议和对策
(一)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工伤事故在大量产生,而工伤事故的产生无论是对伤亡职工自己及其家庭,还是对用人单位和社会来说,都是不幸和灾难。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和工伤赔偿的民事诉讼仅仅是事后的权利救济,其审理的公正与高效固然重要,但都不如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我们认为,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用人单位和职工应当共同提高安全生产意识。用人单位要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消除安全隐患。职工则要不断提高安全生产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安全学习,确保持证上岗,按章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其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把其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劳动监察,加大工伤保险金的收缴力度,确保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地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金,使工伤保险救济能切实兑现。另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及时、准确、合法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落实工伤保险待遇,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案件发生。
(二)充分发挥法院的审判职能,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
客观来说,工伤事故不可能绝对避免,那么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之后,法院的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和工伤赔偿民事诉讼,对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实现权利救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当前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在诸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 7 题的存在,给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的处理和法院对工伤案件的审理造成了混乱和不协调,也阻却了伤亡职工的权利救济。在对有关工伤认定法律的理解分歧尚未有效地统一和规范之前,我们认为,对工伤认定案件的处理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在没有确凿、充分、明显的证据表明职工的伤亡属于非工伤时,一般应作工伤认定。这样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公平,减少不安定因素。当然,我们在把握这一原则时要注意正确处理两个矛盾:一是正确处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平等对待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矛盾。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多为来自贫困地区或农村的务工人员,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法院落实司法为民的最好方式。但是,不能因为是弱势群体,就对他们的不合法、不合理要求予以支持或满足,而苛以用人单位过分的责任和义务。二是正确处理行使司法审查职能与支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行政的矛盾。由于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比较抽象、简单,而大家对法律理解的分歧又较大,不可避免行政机关的结论与法院的认定存在不同。一方面,我们要坚决纠正行政机关的错误认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加强与他们的沟通,通过提出司法建议、召开座谈会、联合举办讲座等方式,达成法律理解的一致和案件处理的共识,使司法权与行政权和谐统一,发挥积极的社会功效,充分保护伤亡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处理标准
前面我们论述了审理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其中诸如工伤认定的适用范围、作出工伤认定的主体以及工伤认定的条件等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有关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明确、不完善、不具体,不论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对工伤事故进行认定时,还是法院对工伤认定结论进行审查时或是对工伤损害赔偿责任进行裁判时,都会产生对法律理解适用的分歧与混乱。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处理工伤认定案件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完善有关法律规定,统一有关法律认识。特别是关于工伤认定的条件问题,它是处理工伤案件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也是各方争议和分歧最大的部分。而新的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对此规定得比较简单、抽象,使案件的处理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空间。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由有关部门制定相关补充规定、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进一步对工伤认定的争议问题作明确的阐述,统一各方认识,规范处理标准,指导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实践。
(四)改革审判制度,简化诉讼程序
行政复议审理论文 篇7
(一) 土地确权行政案件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利方面的争议, 被称为土地的权利归属矛盾, 就是说政府的机关对于个人之间、个人和单位之间、单位和单位之间所产生的矛盾, 在调查工作结束后, 对于土地的权利归属而作出行政裁决。决策的过程, 同时也是行使行政方面的管辖权利的过程, 在这种情形下, 应视为所有者有权利向法院起诉、法院有权审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存在争议, 应该由个人协商解决, 如果商酌不成的, 将交由政府来解决。单位之间如果有矛盾, 则应由县级及以上的行政部门来处理;个人和个人、个人和单位之间的矛盾, 应该由乡级的政府或者县级以上的行政部门来分析解决。当事人如果对于政府部门的处理方案不满意的, 可以自接到处理的决定之日起半个月内, 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 土地行政处罚案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在土地行政的处罚可大概分为下列五种:1对交易或者以其他手段违法让与土地权的行为作出惩罚;2对破坏占用地产的行为作出处罚;3对没有经过上级的政府批准的占地违法而进行惩处;4对违规使用土地的人员及其行为作出惩罚措施;5对其他违法所为的处罚。
(三) 土地行政处理案件
行政部门对把土地使用的权利收回的处理决定而引发的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交易转让法》对国有的土地的使用转让权利而作出明确划定, 在下列的情形下可以收回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利:1为公共的福利对土地有需求的;2为进行城市的规划而进行改建, 从旧城区新建的需要处理调整利用土地的;3土地的交易数量较大, 有偿使用合同期满, 土地使用人员没有继续申请使用或者申请过续用但没有获得上级核准的;4由于单位撤并、移址等原因, 暂停使用原来规划的公有的地产;5公路、铁路、机场、矿场等准许停用的。
二、审理土地行政案件应把握的问题
(一) 土地行政确权案件
将确定土地的行政确权的案件中的被告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第十六条和国土资源部的《土地权利归属争议的调查方法》规定:个人或个人的土地产权矛盾只有县镇处理单位之间 (除区去市政府、省政府和国务院来管辖的案件) , 土地的所有制只能依靠县级的政府之间的处理单位和单位来规定。以上法律的规定表明, 除去规定的区级市级政府、省级政府、国务院所管理的土地权属的矛盾范畴之外, 申请上述的政府所解决管理范畴外的矛盾, 也不能代理人来作为被告者。
(二) 土地行政处罚案件
此类案件应按照行政的处罚管理的办法, 如前文所描述, 对于交易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非法转移土地开发的权利、破坏及未经批准进行占地、批地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均包含于行政处罚之内, 这应当在政府规定的范畴之内。
(三) 土地行政处理案件
这种情形下的大量案件, 如政府依法收回土地的使用权利, 依法处理案件所引发的土地的拥有权证明, 这应明确对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方面的很多规定都不相符合, 甚至差别较大。这些法律和法规虽然对这些行政行为作出具体规定,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 此类行政的行为都不包含于行政的处罚范畴之内。如果是按照法律所规定的听证条件而没有进行听证环节的的, 应当认为其行政的方案是违法的。
三、结语
土地的行政案件较为复杂, 为了将土地行政执法的能力与行政判决的水平有效提升, 切实做好人民的土地权益的维护工作, 使经济方面稳定建设, 社会长远发展, 在对待土地行政的案件时要耐心谨慎, 要注意掌握不同的行政纠纷的特征, 将本质把我好, 使得判决公正而有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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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第一民案”审理始末 篇8
李延煜称霸乡里郭恒祥中计遇害
清末民初,山东章丘南部锦屏山区有个大镇叫埠村。这锦屏山区有丰富的煤田,埠村几家大姓如李、黄、刘等就是靠挖煤发了大财。
当时,埠村地主李盈昌在村南开办李家花园煤矿,几年功夫成了埠村首富。李盈昌有7个儿子,其中二子延煜最有出息,年纪轻轻就中了举人。
李延煜中举回乡成为锦屏山区的名士。他工于心计,更兼丰厚的家业做基础,很快当上了章丘县保安团副团长、埠村区区长、义务团团长等职,财大势众,成为锦屏山区的霸主,埠村区的土皇帝。
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蜂起。李延煜为了保护自己的巨额家业,先是组织义务团和红枪会击溃前来抢劫的张鸣九匪部,接着又凭他与退役的烟台镇守使朱泮藻的关系,让朱出面调停,从而避免了奉军和革命军在锦屏山区的一场血战。他利用自己权势和威名,私立公堂,自设兵工厂,集军政法大权于一身,不把县衙看在眼里,气焰熏天。
埠村刘、黄二姓因开矿设厂致富,也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黄家的大公子黄福田在省立一中读书时,正遇“五四”运动,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中学毕业后,黄福田在家乡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先后与本村小学教师刘岱东、刘冠九、刘成斋等人结成同道,在师生间广泛宣传反封建、打土豪、实现平等自由的进步思想,在埠村区引起不小的反响。
黄福田、刘岱东等人的进步思想与李延煜等封建顽固势力格格不入,加上历史上形成的族系之间的矛盾,于是逐渐形成了以李延煜为代表的封建土豪派和黄福田为首的反封建民主派。两派间阵线分明,针锋相对,势若水火。
在李黄两派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涉及到一位著名人物,此人叫郭恒祥。
郭恒祥是埠村西村一户农民的儿子。年轻时在青岛四方机械厂当工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次组织发动胶济铁路沿线工人罢工、游行,逐渐成长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4年2月7日,他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
1927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指示郭恒祥回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春,郭恒祥在埠村西村成立了贫民协会,公开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与,着手建立贫民协会,结织农民武装,这一举动大大震惊了李延煜。
1928年秋,以黄福田、刘岱东为代表的反封建派,为了对付李延煜,积极支持郭恒祥的农民协会。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写标语传单,开办夜校大造声势。
李延煜眼见农民运动已触动他的切身利益,便欲杀鸡给猴看,派人把四个贫民会长除掉了。李延煜的暴行震动了章丘官府内外,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县太爷也奈何不了他。
黄福田、刘岱东等人见李延煜连杀数人,官府不能过问,害怕以后殃及自己,遂联合郭恒祥的贫民协会,于是年底组织了近千人的示威游行。
李延煜面对这个针对他的场面,心惊胆战,于是他找来义务团副团长张福来,向张面授机宜。
一天,郭恒祥正与中共章丘特委的同志研究农民暴动事宜,忽然接到李延煜的请柬,说有要事相商。特委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认为李不怀好意,此去凶多吉少。郭认为暴动前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他还是去了。
郭恒祥走后不到半个小时,三清观方向传来两声枪响。特委和黄福田的人知道情况不妙,纷纷跑向出事地点。这时,郭恒祥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被土豪杀害了。
三寡妇拦车喊冤韩复榘接状审案
郭恒祥被杀,埠西贫民协会被砸,中共章丘特委被迫转移,锦屏山区一时腥风血雨,阴森恐怖。
李延煜下一个目标就是黄、刘等人了。
1930年春,黄福田、刘岱东正式向山东省政府起诉。李延煜急忙托旧友朱泮藻找山东督军陈调元疏通。黄福田闻知,也找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陈调元左右为难,最后以和事佬的身份,劝朱何二人各自说服对方,摒弃前嫌,撤状和解。无奈,双方仇深似海,和解难以奏效。
1930年九月,韩复榘入鲁主政。黄福田又找何思源商量上诉之事。决定一方面具状上控,一方面让郭恒祥的妻子刘氏持血衣携子女赴济南省府找韩复榘“拦车喊冤”。
刘岱东拟好状文,黄福田持状找何恩源商量。何说:“最好先过高等法院这一关。”
高等法院接到状文,法官们不禁愕然。因为前不久曾接到章丘李延煜状告黄福田等人袒庇“共匪”进行赤化宣传的状子。现在看来双方俱是原告。这是何故?原来,李延煜得知黄刘要进城告状,抢先来了个恶人先告状。高等法院觉得此案蹊跷,派人暗查内情,获知双方均有来头,处理起来甚为棘手,于是把此案搁置起来。
黄刘二人呆了些日子,不见法院动静,深感高等法院不会秉公处理,经密商后决定让被害家属去省政府“拦车喊冤”。于是,他们找来郭恒祥的妻子刘氏、张兆虎的妻子周氏、靳化广的妻子朱氏,说明情由,教他们如何喊冤、如何哭诉、如何喊“韩青天”……
1930年十月的一天,天空细雨蒙蒙,这天上午九点多钟,韩复榘乘车游览泉城市容。轿车刚出大门,只见三个蓬头垢面、泪流满腮的乡下妇女,拖儿带女跑到马路中间,冲韩的专车疾声高喊:“韩大老爷,我有冤枉,替民妇作主啊!”一面喊,一面放声大哭。
韩复榘急忙命司机停车。三寡妇跪在韩的面前不住地磕头,并把血衣举起来,让围观的群众观看。韩复榘拉起刘氏,问其籍贯姓氏,缘何喊冤。刘氏一一哭诉。在一旁的张绍堂趁机对韩复榘说:“这三个寡妇怪可怜的。”于是,韩复榘一挥手:“先回去,本主席给你们作主就是了。”
当天中午,黄福田接到传票,同刘岱东及刘氏一起走进省政府。韩复榘端坐大堂,先询问了郭恒祥之妻刘氏,又详审了黄福田等人,已知案情大概。于是,他下令速传李延煜到案。
办案人员很快禀报,李延煜不知去向。韩复榘大怒,通知手枪旅派一队人马,直奔章丘埠村,务必将李延煜缉拿归案。
李延煜逃匿戒毒李家阶代父过堂
其实,李延煜逃避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戒毒。原来,韩复榘主鲁时期把禁鸦片列为第一要政。他非常痛恨嗜毒者,规定:第一次吸毒者,臂上刺字,勒令戒绝:再犯者若查出臂上有字,即处以死刑。若系贩毒者,无论初犯再犯一律枪决。缘于此,李延煜害怕在公堂上烟瘾发作,决定先找个地方戒毒后,再到案应付。
李延煜潜藏在宋上庄亲家宋锦来府上,闭门戒毒。不久,有人向韩的手枪旅告了密。手枪旅第二天拂晓时分包围了宋上庄。此时,李延煜毒瘾还没戒绝,不能束手到堂,只好恳求亲家宋锦来出面应付。
宋乃前清举人,手枪旅首领素闻其大名,便喝令士兵赶回埠村区,捉走了李的长子李家阶。
1930年农历九月十二日,韩复榘上堂问案。执法队把李家阶和其他犯人押至省二堂前的大院子里。韩复榘当听到法官喊李家阶名字时,只问了一句:“你父亲来了没有?”李大少爷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乞求道:“小人家父因故暂时不能到堂,请青天大老爷再宽限几日。”韩不再问什么,执法队把李家阶拖倒打了40军棍。
受害者终于获胜李延煜狱中身亡
1931年初,李延煜戒毒已见成效,决定赴公堂反诉。李家平为父亲胜诉,不惜典卖田产,持重金赴济南找朱泮藻计议。朱泮藻得了银子,便找陈调元向韩复榘通融。
李延煜到案后,韩复榘亲自坐堂审案。按韩的性格。说不定一挥手就把李拉出去枪毙了。但因有陈调元事先通融,只打了几军棍便监禁了事。
黄刘等人眼见胜诉在握,不料出此变故,一时方寸大乱。而此时的李家平却一面破家贿赂法院,一面高薪请高级律师为其父辩护,官司很快占了上风。不久,山东高等法院宣判:黄福田、刘岱东包揽诉讼,聚众控告乡绅,蛊惑民心,袒庇“共匪”,声言要扣押原告人。黄刘闻讯后被迫潜往他乡避难。
李延煜出狱后,立即回村报复,捕捉黄刘等人。由于事先走漏消息,只捉到了刘培举、胡朴斋二人。李氏父子把他们吊在三清观门外的一棵大槐树上,边打边审。
黄、刘听说刘胡二人遭受酷刑凌辱,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返回济南,直接找何思源、张绍堂问计。
张绍堂是韩的心腹,又身居要职,军政大事多赖其谋,他当即面见了韩复榘,韩听了张关于章丘民案的见解,第二天上午,传令重新审理章丘民案,原告黄刘及三寡妇,被告李延煜及诸子,均在公堂会审。另外还有双方律师数人。韩复榘听了三寡妇的哭诉,根据黄刘所具状词,逐条严审。特别提出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倡导三民主义救国,“耕者有其田”乃中山先生之主张,“打倒土豪劣绅”也是北伐口号。李延煜罪行累累,死有余辜。不等律师对辩,韩复榘猛击八仙桌,大声喝斥:“大胆李延煜,证据不足你就擅自杀人,罪当偿命:在你罪证确凿之后,非但不反省自咎,反而唆使儿子上省贿赂,实属国法难容。”说罢,一挥手下去了。执法官见状,立即宣判李延煜死刑,缓期执行。就这样,李延煜这个大土豪结果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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