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经济论文（通用10篇）
伊斯兰经济论文 篇1
中世纪,几乎没有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经济思想被刊册于专业或汇编的相关文献中,这种疏忽只在一些中世纪后期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经济思想的英文文献中得到纠偏,如斯宾格勒专文伊本·赫勒敦(1332—1404)时提及:“经济行为的知识在一些集团内的确非常有成果,如果有人要想了解真正的穆斯林经济思想的表述,就必须转向这些著述,了解它并且体验它。”[1]另一位学者也认为伊本·赫勒敦为“经济学之父”,但错误地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意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
当前的经济学文献也认为,市场力量、供需矛盾等许多经济学概念的出现,都是经济思想史上很晚近的事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经典《经济分析史》中提出了备受争议的“大缺陷”理论,认为希腊和拉丁经院哲学家,尤其是圣·托马斯·阿奎那时期的几世纪为“空白的世纪”,其间,经济方面几无著述[3]。其实,“大缺陷理论”完全漠视了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及一些欧洲学者对部分重要经济议题的贡献。这种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参阅其所述文化部分,可能熊彼特不清楚阿拉伯—伊斯兰文献关于经济的阐述[4]。事实上,谈及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学者,至少约有35~40名著名的学者著述关涉多种具体的经济学议题,一些人甚至单独成文,如艾布·优素福(A.H.113-82/731-98A.D.)、法拉比(870-950A.D.)、纳赛尔丁·突斯(1201-1274A.D.)等,伊本·泰米叶在其间十分突出,早在13世纪前叶,伊本·泰米叶就对诸多经济议题作了复杂、犀利的探讨。
一、伊本·泰米叶生平及其思想主旨
伊本·泰米叶(A.H.661-728/1263-1328A.D.),全名塔吉丁·艾哈迈德·本·阿卜杜·哈里姆,1263年出生在哈兰(当时属叙利亚,今属土耳其),在大马士革度其大半生,部分时间居于开罗。彼时叙利亚和埃及部分领土隶属马木留克第一王朝(1260—1382),伊本·泰米叶最丰硕的著述在这一时期完成。
伊本·泰米叶身逢乱世,生平为三种前沿而战:作为一名战士,他为反抗来自东方的蒙古铁骑、保卫置于十字军之手的地中海领土而战;作为一名学者,他担心于伊斯兰教育滞足于前四世纪水准的阻滞不前;作为一名改革家,他指针周遭时弊,甚至直指统治者、法理学家及其他学者。由于离反传统,力倡革新,他数度入狱,其余生的最末月在大马士革监狱度过,1328年辞世,时年65岁。
犹太学者伊格纳兹·戈尔德戚厄(Icnaz Goldziher)认为,伊本·泰米叶的思想不属于任一具体的学派,而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存在的穆斯林”(muslim on his own)[5],但其思想与罕百里学派的伊斯兰法理学存有关联,同时也汲取其他学派的养分。伊本·泰米叶信仰虔敬,知识渊博,熟知法拉比(870—950)、伊本·西那(980—1036)、伊本·哈兹姆(?—1086)、艾布·哈米德·安萨里(1058—1111)、伊本·图法勒(?—1186)、伊本·鲁西德(1126—98)等其他伊斯兰学者的思想内涵,并汲取了希腊知识的精粹,其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安萨里的影响,但更多源于伊本·哈兹姆及其直解学派(又名字面学派)[6]。
希腊哲学的理性、缜密与伊斯兰思想的直观、认主独一(tawhid)之间的争斗在马木留克王朝时期一直延续着,并反映在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学者的著述中,伊本·泰米叶概莫能外,其著述多有神学—哲学推理。伊本·泰米叶批评希腊哲学的过分理性主义,不认为理性能引导人走向终极真理。反对演绎法,强调归纳法与经验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7]。重“整体综合”的知性研究方法,综合了哲学、宗教、道德、社会学、经济分析,其大量的经济学论述规范而正面,但其学术地位并未定位于经济研究,也未拘囿于当代经济学研究惯用的深奥的抽象法与理论构建方法,多少区隔于更趋精练与抽象的伊本·赫勒敦。
安萨里“试图容纳当时伊斯兰所有的运动和态势,如神秘主义、理性主义、教条主义等。(就像一棵树上所有可取的枝条),而伊本·泰米叶寻求涤除被他视为不符伊斯兰沙里亚法的一切东西[8]。伊本·泰米叶被视为“复古主义者”,其改革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其思想对18世纪杰出的改革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1792)有深刻影响,进而深刻影响到当代的沙特阿拉伯[9]。
伊本·泰米叶生于尊奉人是万物之尺度,经济诉求退居其二的年代,人类的终极价值为获得拯救,这是中世纪学者的普遍深层理念,无论是穆斯林、犹太教徒,亦或基督徒概莫能外。这些学者经济思想中的宗教道德诉求十分彰显,对经院哲学法理学的探讨都限定于宗教道德范畴,对经济议题的观照本意并非立足于经济生活本身,其理论学说的前提是,人类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是有的放矢,其终极目标指向最高实在并获得拯救。作为一名虔敬的宗教人士,伊本·泰米叶认为伊斯兰教系一种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多方关注经济生活,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与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相一致,伊本·泰米叶信奉政教一体,认为二者的分离无从谈起,缺乏国家强权的保障,信仰之路就有危险;缺乏宗教启示的引导,国家也易走向暴虐跋扈[10]。认为信仰的虚假学说会导致盘剥与社会动荡,其经济哲学亦深深根植于天启经典—伊斯兰沙里亚法,如此,受伊斯兰经训的指导,文明社会的最高目标就是提升社会—经济的公正[11]。
“公正”这一概念起初代表公平和诉讼制度规则,渐次由道德术语转变为经济术语,由原初的反映宗教道德指向经济生活所“固有”,由古典学派的“常态”,终于马歇尔等的“平衡”,成为自由市场积极运作的结果。安萨里在11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时也提到类似术语,伊本·泰米叶是第一位详尽讨论这一概念的阿拉伯—伊斯兰学者。从社会层面考量,伊本·泰米叶的出发点是建立公正的经济秩序,公正一直引导着伊本·泰米叶所有的政策建议,他强调公正,将此视为个体与国家的责任,以便于彼此能合作,互不指责。他认为,公正应是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的价值,“所有人都赞同不公正的后果是暗淡的,公正的结果是令人钦佩的。”[12]旗帜鲜明地主张伊斯兰政权应保障社会的公正。
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的精要之处以及对国家责任的阐述,在其给当时统治者的信件中有清晰表述,他建议统治者战胜饥饿、解决百姓的基本需求、帮助困窘者、倾听失意者、扬善而弃恶,并视此为公正与良善的支柱。至于经济活动的追求,他认为即便是在道德层面,富庶也优于贫穷,贫穷者有权利,富庶者则有接济和施舍的义务。强调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体充裕的最低生活标准,让他实施对万能安拉和他的兄弟的义务[13]。几同于阿布·哈米德·安萨里(1058—1111)、纳赛尔丁·图西(1201—74)、伊本·艾克沃(al-Ukhuwah)(?—1329)、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74)等著名的阿拉伯—拉丁经院哲学家,伊本·泰米叶亦是位多才学者,著述至少有8本,经济议题主要集中于:《伊斯兰中的希斯拜》、《伊斯兰公私法》。此外,其经济思想也散见于其他著述,尤其是“法特瓦”及律法裁决中。
二、市场供需矛盾
伊本·泰米叶提及供应的两种途径:国内生产与进口。讨论了自主交换、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供需矛盾等,虽不似当代教科书提及的精准,却足以代表那个时代认识的制高点。
当时的通时认识是价格上涨是不公正、部分卖方违规操纵,亦或是凌驾于市场操作的结果,但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的涨落不总是缘于部分人的不公正与欺凌,还取决于市场力量,有时也缘于需求品生产的下降和进口的减少,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反之,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这种供需状况并非人为使然,虽然有时它含有不公正因素,但却不失公正[14]。如果人们按照通用的方式售出他们的货物且不存有任何不公正,价格的上涨取决于商品的减少或买方的增多,如此,也符合安拉的轨道[15]。由此,伊本·泰米叶区隔了影响市场供需状况,进而影响价格的两种因素:市场自身的运作和卖方的违规操纵。
伊本·泰米叶的阐释清晰地凸显了现代经济学供需关系中的“转化”现象,虽然他并未提及这一术语,即:价格一定的情况下,需求的增长与供应的降低将导致价格上涨,反之亦然,供应的增长和需求的降低将导致价格下跌。依据供需的变动幅度,价格的涨落可大可小,或几无变动。此外,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还受限于其他若干因素:
1. 需求强度与级别及产品的丰裕度。
人们的需求多样,商品的稀缺较之丰裕更易引起人们对它的追求。价格的涨落既依据需求者数量,如需求者数量庞大,价格上升,也受限于对商品需求的强度,若需求强烈,价格涨幅较大。买方数量的增加能引起价格的上涨,商品的需求强度取决于买方对所需商品的购买强度,如若这一前提成立,则伊本·泰米叶已注意到高价格与高需求之间的关联,以及买方需求总量对商品的相对重要性。
2. 信用度。
伊本·泰米叶认为,价格还取决于交易方。如若经济行为体经济状况殷实且还债信誉良好,与他的较低的价格交易则是允许的,若行为体经济困窘,或惯于欠债逾期不还,则低廉的价格交易亦不可取[16]。伊本·泰米叶还述及了合同的可取,认为合同的目的是通过签约使立约双方能互惠互利。如果付款人具备偿还能力且有意践约,合同的目的对其有效,若付款方不具备付款能力,亦或无意履约,合同也可发生效力。
3. 现金支付贴现(现金付款折扣)。
伊本·泰米叶注意到信用与销售的关联性,当信用交易普遍时,买方必定面临日后付款的不确定性,卖方有可能对现金交易贴现。由此,伊本·泰米叶不仅对供需矛盾有清晰认识,且关注到奖惩、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自由市场与政府的价格干预
虽然伊本·泰米叶从未使用“竞争”一词,但其“市场竞争”理念极为清晰,认为强买强卖既不公正也不合法,对买卖双方勾结也持批判态度。讲求规范、有序的市场,知识、诚实、公平交易与自由选择为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对于消除基于市场自身运作产生的不公正,伊本·泰米叶有一基本理念:要想完全消除不公正似属不能,但有义务将其降至最低[17]。
伊本·泰米叶着眼于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经济活动,但并非主张“看不见的手”的自由调控功能,自由市场的运作亦非无所限制,某些情况下尤其是遇及市场缺陷(垄断、饥馑、战争等非常时期)时有必要实施价格调控,如果卖方囤积日用品且以高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政府有权要求其以适当价格出售[18],同理,如果市场存有对食品等日用品的垄断行为,国家需进行干预以消弭垄断。
涤除经济的不公正是伊本·泰米叶为市场条件下国家干预辩护的主要关注点,他认为价格控制是国家的一种无可争议的责任,三种情况下国家应干预以遏制强权:其一,伊本·泰米叶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如食物、服装、住所等,必须得以满足,国家有责任安排这些供应。为此,国家可以固定商品价格,但这一权利并非绝对,因价格受限于供、求力量,只有价格的上涨是缘于不公正,或卖方制造的不完善,国家才应固定价格。若消费者大量需求的必需品受制于市场的不完善,国家应予以干预。但伊本·泰米叶似乎并不特别关注富裕消费者承受得起的奢侈品;其二,卖方操纵市场,期望日后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时再出售商品,危害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对此国家应予以限制;其三,卖方为谋求高于商品价值的更高的价格而操纵市场,国家应为买、卖双方考量,制定与价值相符的公正的固定价格,不允许任何固定价格高于或低于公正的价值。伊本·泰米叶谴责所有形式的垄断,视其为市场操纵的严重形式,“最严重的事情就是人们对某一商品的垄断,只能出售给他们,再由他们售卖”,导致“想要成为竞争者的人要么被粗暴地、要么通过委婉的手段受到限制。”在这种状况下,“必须控制价格,以便垄断者以公允的价格出售商品,并以公允的价格购买人们的商品。”
固定价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涤除社会不公正,如果没有出现这些状况或不考虑这些目标,不允许市场的干预。伊本·泰米叶解释说,如果卖方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出售他们的商品,没有人为操纵价格,当前的价格或因市场条件下物品的短缺,或因需求的增长而有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以特定的价格强制卖方出售物品是不公正和错误的。而且,“如果固定价格包含了对卖方的伤害,强制他们以一种没有道理,且他们不乐意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则不合法。但如果这是一种人们之间的不公正交易,应该强制他们以一种公正的价格出售商品,阻止他们的不公正的违法的思虑,不仅是允许的,实则还是一种义务。通过固定价格对市场力量进行干预虽则附有条件,但对国家而言是一种强制力。“价格控制除了强制以公允的价值出售商品外,别无他意。”[19]指出行政部门制定的几无利润的过低价格会导致价格机制的崩溃、卖方对货物的缓售、鼓励囤积、造成对财富的破坏。伊本·泰米叶熟知价格调控的负效应,对“行政定价”方式规定过多规则持谨慎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伤及利益驱动下的个体积极性,钟情于建立代表买、卖双方利益的委员会,以便于他们全心全意交易,根除黑市、隐匿商品的可能性。
伊本·泰米叶的的观点或许在主张自由市场条件者中存有争议,但伊本·泰米叶强调当垄断行为导致自由市场无法良好运作时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这对社会而言极为重要。
四、希斯拜与穆哈泰希卜的市场管理
如果撇开希斯拜这一机构,任何对伊本·泰米叶市场机制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希斯拜是早期希腊的市场管理员(agoranomos)和罗马营造官(aedile)的伊斯兰版本,这种严格管理经济活动的组织广泛存在于早期希腊和罗马文明中。依照希腊传统,市场活动意味着监察官对公共利益的管理,需“手中扬鞭”[20]以稳定秩序、实现自给自足。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做了相当程度的继承,并给予一定文化体制上的调整。依据当代伊斯兰学者的观点,希斯拜代表了一种行政控制功能:“政府根据伊斯兰原则或当时通行的正面习俗在道德、宗教、经济以及公共生活中实施管理,取得公正与正义。作为一种“伊斯兰式”的机构,直至20世纪初,希斯拜还广泛存在于穆斯林世界。
希斯拜并不源于《古兰经》,但其目标与功用不违背古兰经文。一些伊斯兰学者以以下经文作为设立希斯拜的法源:“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21]此外,穆罕默德时期的一些传统也作为设立希斯拜的依据[22]。通过这一机构,市场机制中一系列关涉公共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监督和管理,并延及道德、精神以及对社会和市民活动的监督,尤其顾及官方权威部门没有涉猎的地方,推而广之,可用于整个伊斯兰社会。伊本·乌鸿瓦(ibn al-ukhūwwah)在其《近主标识》(ma’alim al-Qūrbah)中认为,希斯拜系伊斯兰维系社会、经商等秩序的举措之一,主要负责监督对伊斯兰教命戒(命令、禁令等)的实施状况,其职责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涵两方面:伊巴达特(ibadat),系穆斯林的礼拜、斋戒等仪规;“穆阿麦拉特”(mu’amalat),系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既针对穆斯林,也针对非穆斯林。其设立基于被穆斯林视为完美无缺的沙里亚法,其重点关注的这两个方面对维系穆斯林社会的秩序意义重大。
伊本·泰米叶将希斯拜的宗旨定义为“扬善禁恶”,他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al-hisbah fi al islam)为伊斯兰社会领域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主题是“要求良善、公平、正确、合理(ma’ruf),禁止罪恶、不公、错误、不合理(munkar)。”正如菏兰所言,伊本·泰米叶重点强调知识、绅士、耐心、容忍、慷慨的重要性,寻求一种中和的、现实的途径。
伊本·泰米叶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共有十章,主题涉及:
希斯拜的基本原则。
规范商业和经济生活的伦理指导。
征集商品和国家的责任。
价格控制;一些有争议的方面。
犯罪与惩罚。
要求良善和禁止罪恶。
改革举措。
人类和运动。
社会和领导权。
总结知识、公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责任。
一如其他探讨希斯拜的著述,伊本·泰米叶的《伊斯兰中的希斯拜》首先讨论道德伦理问题,并如其他著者一样,重申了《古兰经》、逊奈关于正确的称量,以及监察官———穆哈泰希卜在监管市场中的角色。同时,强调要阻止故意隐瞒市场信息(信息不对称)进而影响参与方作决定,亦或故意提供错误信息(信息隐瞒)误导承包商的判断。在隐瞒或误导信息的基础上签订合同,影响买、卖方作决定,都被视为不合法。
受政府委托,执行希斯拜任务的人被称为穆哈泰希卜(muhtasib),市场监督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伊本·泰米叶声明,当商品极度短缺,但售卖方不愿当即出售他们的产品,想留待日后谋求更高价格时,权威人士,即穆哈泰希卜有权利强制卖方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存储品,从而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免于市场不公正,保护经济免于市场任意操纵的危害[23]。穆哈泰希卜在经济活动与商贸中执行复杂的行政监控职能,具体包括:
1.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2. 工业监督(产品标准、最低工资等)。
3. 服务监督(包括专业内外科医生、药理学家、教师、住宿等)。
4. 商业实践的监督(重量和尺度、产品质量、制定律法抑制垄断、高利贷和其他禁止事项)。
除却经济活动,穆哈泰希卜还发挥市政功能,他会基于鼓励某一商业的考量负责在同一地区兴建工业,同时避免破坏周遭环境,如污染性工业的设置远离医药业和服装业,以保证城市建筑方面没有任何危及公关安全的事项发生。穆哈泰希卜的义务还包涵安拉允许或禁止的公私领域的各种事项。伊本·泰米叶对此有详尽描述:“穆哈泰希卜强制执行参加主麻和会礼,保证行为合乎教法,禁止言谎、不诚实、缺斤短两,工业、商业和宗教信仰的舞弊欺瞒等。
五、财产权
与希腊—罗马、拉丁—基督教观点类似,伊本·泰米叶从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探讨所有权问题。
伊本·泰米叶认为,个体在遵循道德约束的前提下完全有自由追求财富,借此完成一定的义务,但若逾越沙里亚法就会受到国家制衡。与其市场机制理论相一致,基于“社会公益”的考量,伊本·泰米叶认为私有财产系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应认为国家高于其上,个体行为若符合经训规则,则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纵观其著述,私人所有权一直贯穿其间。
伊本·泰米叶以大量篇幅详谈了物物交换、进化、货币的属性与功能、货币贬值,以及早期的格雷欣(Gresham’s)法则(早期这一概念也被安萨里提及,但它经常与14世纪的法国学者尼古拉·奥里斯姆(Nicholas Oresme,1328—82)相关联,当代文献中,与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79)关联紧密)[24]。此外,他立足于伊斯兰经训立场、经济学角度详谈了高利贷,其结论与早期希腊—拉丁哲学家、中世纪其他学者的思想类似,对此都持禁绝态度。安萨里对部分内容也有过阐述,不过不及泰式广泛。
六、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的影响
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伊本·赫勒敦历史》中提及蒙古国王合赞汗(ghazan)与乌里玛时,两处提到了伊本·泰米叶。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表达了许多批驳理性和逻辑的主张,按照阿里·沃尔迪博士的观点,在批判逻辑学方面,伊本·赫勒敦受到安萨里和伊本·泰米叶的影响[25],在《伊本·赫勒敦历史》的“绪论”(muqaddimah)部分,这些观点的展现有时是用相似的话,有时是用不同的话,但含义相同[25]。值得一提的是,伊本·泰米叶指出了创造等级的观点,“绪论”中也能发现相同的内容[25]。
20世纪,穆斯林思想家力争用伊斯兰的框架去分析、解决经济问题,这些思想家深受伊本·泰米叶影响,埃及的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及其他一些学者力图采纳伊本·泰米叶和伊本·盖伊姆关于“里巴·法德勒”(riba al-fadl)和“里巴·奈希埃”(riba al-nasi’ah)的观点。里达非常钟情于收集伊本·泰米叶的著作,多次予以出版。对伊斯兰经济研究贡献巨大的毛杜迪,亦对伊本·泰米叶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穆罕默德·穆巴拉克在《伊斯兰经济制度》(nizamal-islam-al-iqtisadi)中广泛引用伊本·泰米叶关于经济领域中国家干预的观点。同样地,近些年举办的伊斯兰经济研究的会议中,伊斯兰经济学家中的年轻一辈,包括美国的穆斯林社会科学家,其思想都深受伊本·泰米叶的影响。有些还详细讨论了伊本·泰米叶的贡献。当今的伊斯兰世界,许多穆斯林学者、政治家寻求其传统知识作为指导,解决国家的经济角色、禁息、沙里亚税收等各种政策问题,伊本·泰米叶对此精湛的论述,无疑成为了其有益的思想资源。借用布什·蒙哥马利·瓦特(W.Montgomery Watt)的评价:“伊本·泰米叶深刻影响了伊斯兰信仰学思想的进程,其思想在将来都富有影响。”[25]
七、结语
伊本·泰米叶涉猎的经济主题极为广泛,除却上述若干议题,还关注税收、公正价格、利息、货币、合股、农业、工业、贸易、公共财政、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劳动力和社会保障、禁止的经济实践(利息、囤积、欺诈、投机、高利贷)等其他经济议题,且论述极为规范。熊彼特认为,“18世纪中叶之前,对价格机制的论述几乎无从谈起。”“对此有所贡献的最闪亮的光辉如巴蓬(barbon)、皮特(petty)、洛克(locke)对此都所述无多。”[26]然而,有别于熊彼特的观察,早于五百年的伊本·泰米叶虽然没有谈到价值论话语体系中的价格机制,但泰氏与更早时期的安萨里谈及价格机制时对供需矛盾提供了相当明晰的分析。降至18世纪,欧洲古典经济学才涉及了这一伊本·泰米叶早于几世纪前就有了严谨论证的主题。因之,若谓其为著名的现代经济思想之先驱,泰氏受之无愧。
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以扬善弃恶为宗旨,建立一套与自己的教义学说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伊斯兰教概莫能外。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操控型宗教,集宗教、道德、法律于一体,既履行着律法功能,亦实践着道德功能。比照佛教最为讲求的慈悲、基督教传布的博爱,伊斯兰教极为提倡公正与平等,并成为其道德信条中最为张扬的思想特质。“公正”不仅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有效标准,且为个体间合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标尺,对于阿拉伯—伊斯兰学者,“公正”的概念构成了社会平等与平衡的重要标杆,公正亦是法学家们汲源伊斯兰沙里亚法,阐释伊斯兰经济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质言之,伊斯兰经济思想的阐发多是围绕公正二字展开,借此,我们亦能管窥伊斯兰经济思想深厚的伦理关照。除却伊斯兰经济,伊斯兰社会思潮等均不离其右,公正向为其重要标杆,抓住这一思想主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穆斯林社会诸多社会现象之根源,亦能更好地体悟伊本·泰米叶经济思想之实质。当然,公正亦是历史上圣·托马斯·阿奎那及其他拉丁学人在经济分析时主要的考量之一。
伊斯兰世界从未停止对经济问题与经济分析的反思,伊本·泰米叶之后,许多学者讨论了经济问题,除却伊本·赫勒敦,还有米格里济(al-maqrizi/1364—1441)、哲俩鲁丁·达瓦尼(jalal al-Din Dawwani/1427—1501)、沙·瓦里因拉·达哈拉威(shah wali allah al-dihlawi/1703—1776)、伊本·阿比丁(ibn‘abidin/1784—1836)等,但逮至18世纪西方经济学产生之前,都未超过伊本·泰米叶或伊本·赫勒敦这两位学者理论阐述的高度。伊本·泰米叶和伊本·赫勒敦出生于穆斯林科学与文化行将衰微,西方还未进行经济思想探索之际,回顾这些中世纪杰出思想家的贡献,可以更好地补缀经济思想史。
伊斯兰经济论文 篇2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塔利班运动至今仍是影响阿富汗重建、中东及中亚、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乃至我国边疆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自发的、本土化的宗教—政治运动
尽管塔利班已存在了20余年，但人们对它的早期历史知之不详，以传说居多。一般认为，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是传奇式的人物，他在一次锄强扶弱的偶然事件中创立了塔利班。也有学者认为，塔利班兴起于巴基斯坦，并由后者缔造。2010年，曾参与创建塔利班的扎伊夫出版了回忆录，解开了塔利班早期历史的谜团。据他所说，奥马尔原是坎大哈西郊桑伊萨村的毛拉。20世纪80年代，他在家乡参加抗苏运动，并担任当地武装的首领。奥马尔的右眼也是此时受的伤。1989年苏联撤军后，奥马尔、扎伊夫等人回到了家乡，继续充当毛拉。但当时普什图人聚居的阿富汗南部重镇坎大哈社会秩序紊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些曾参加抗苏运动的“穆贾希丁”（“圣战者”）对时局非常不满，经常集会讨论出路，但奥马尔并未参与。1994年，这些穆贾希丁在坎大哈近郊的帕什莫尔清真寺集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声称要通过“寻求其他圣战者和宗教学生的支持，与他们联合起来清除街道上的军阀和检查站”。他们当时的目标仅仅是维护生活区域的社会秩序。
随后，他们开始招募当地的穆贾希丁、宗教学生与欧莱玛。扎伊夫当时认为，推举一名有威望的领导人是当务之急，因此力劝奥马尔“出山”。奥马尔在得到“圣战者”的效忠承诺后，最终打消了疑虑，同意出任首领。1994年秋，大约有40至50名“圣战者”集会，成立了塔利班。他们以《古兰经》之名发誓，支持奥马尔，惩治腐败。但这次会议并没有设定章程、标志和名称，“塔利班”之名也是外界所加。“塔利班”是阿拉伯语中“学生”之意，在普什图语中特指传统宗教学校的学生。但塔利班运动并非纯粹的宗教学生运动。该运动早期的参与者与领导者都是曾抗击苏联入侵的穆贾希丁。只是到了后来，大量在巴基斯坦接受宗教教育的阿富汗宗教学生才参与进来。
塔利班形成后，英国广播公司的普什图语频道随即进行了报道。该电台是当时阿富汗人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塔利班借此迅速为阿富汗人所知，并获取了大量经济援助。一位匿名商人就曾捐助了超过9000万阿富汗尼（按照当时的官方汇率，约合177.9万美元）。这解决了塔利班的燃眉之急。20世纪90年代初，阿富汗南部军阀在从巴基斯坦边界到坎大哈的公路上设立了许多检查站，以勒索旅客、收取过路费。塔利班通过设立自己的检查站，逐步消灭了公路上的军阀、恢复社会秩序，获得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
1994年11月，塔利班占据阿富汗南部中心坎大哈，随后又击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攻占东部地区，控制了阿富汗约一半的毒品生产。塔利班凭借毒品“圣战”和走私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收买部落力量，招募宗教学生和前人民民主党政权的军人。这些军人出身行伍，精通军事技术，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塔利班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此时，塔利班已不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地方性的宗教—社会运动，而具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即问鼎中央政权。
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了一直由伊斯兰促进会控制的喀布尔，夺取中央政权，将国名更名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塔利班在其控制区内，以极端宗教思想实行严刑酷政。此外，塔利班还支持并庇护了大量境外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其中一些甚至是极端或恐怖组织，比如“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据估计，当时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阿拉伯“圣战者”就达两三千人。2001年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以“基地”为目标的阿富汗战争，作为“基地”庇护者的塔利班政权轰然倒塌。
应该说，塔利班运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与支持，但基本上是一场自发的、本土化的政治伊斯兰运动，也是对阿富汗百余年来西方化、世俗化的消极回应。但阿富汗塔利班并非恐怖组织。如今，包括美国和联合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国际组织都未将其列入恐怖组织名单。扎伊夫就曾指出，“我过去是塔利班，现在是塔利班，将来仍是塔利班，但我永远不会属于‘基地’组织。”
一场极为独特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一些残余势力转入巴阿边境部落地区，此后长期隐藏于山区中，并逐步实现重组。2005年前后开始复苏，武装袭击频次增强，而且出现了自杀式袭击等暴恐化倾向。在北约逐步完成撤军的背景下，塔利班对于阿富汗重建的消极影响愈加凸显。2015年10月，塔利班一度攻占了阿富汗北部重镇昆都士市。这是自阿富汗战争以来塔利班控制的首个大城市，对于阿富汗政局造成极大的震动。如今，阿富汗一半的领土在塔利班的控制或影响之下。即便当前“伊斯兰国”加紧向阿富汗渗透，也难以撼动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地位。塔利班运动之所以僵而不死，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初孕育塔利班的社会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当前的阿富汗重建并未理顺宗教与世俗、集权化的国家与分权的部落社会的矛盾。“亚洲基金会”的民调显示，54.7%的阿富汗人认为重建存在方向性的错误。事实上，在这些深层问题未获得突破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军事上消灭塔利班，还是从政治上解决塔利班问题都是无源之水。
伊斯兰园林特点初探 篇3
关键词：伊斯兰园林,综合体,中国寺观园林,中国伊斯兰园林
1 伊斯兰园林形成之前欧洲西亚园林发展概况
1.1 埃及园林
埃及王国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 公元前14世纪, 国王阿米诺菲斯三世在底比斯大兴土木, 园林得到发展。此时园林类型有官员府邸和祭祀用的神苑。官员府邸园林的特点: (1) 整体布局:整体基本为方形中轴对称, 建筑位于主要轴线上, 空间划分成规则几何形状, 所有构成要素都是规则的长方形和方形, 树木整齐的成排种植;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当地传统民居建筑、敞亭、池塘、植物、花坛; (3) 建筑:主体建筑有一前厅, 下面3个房间上面还有一层;位于主体建筑两旁对称布置的敞亭方形平面单层; (4) 植物:高大的树木和低矮的花卉; (5) 池塘:4个方形池塘对称布置, 种植荷花和养殖鸭子。庭院既可以改变居住空间周围小气候又可以提供果园和养殖用的场地。神苑园林中对具有代表性的是卡纳克阿蒙太阳神庙, 其特点是: (1) 整体布局中轴对称, 强调纵轴线;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建筑、院落、雕像、高大的树木; (3) 建筑: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通过院落串连起来; (4) 植物:植物种植较少, 仅在雕像和方尖碑背后作为衬托建筑的背景出现, 在这里强调宗教神秘气氛作为建筑表现的主题。
1.2 古西亚园林
公元前4000年苏马连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国家, 在两河流域先后经历了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几个时代, 最后于539年被波斯所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空中花园其特点是: (1) 向空中发展的台地式花园; (2) 先进的灌溉技术:在砖拱上铺砖, 再铺铅版, 铅版上再铺土。这个时期古西亚的彩色琉璃砖的饰面技术, 以及券、拱和穹隆的结构, 向高空发展的灌溉技对伊斯兰园林有着深刻的影响。
1.3 波斯园林
公元前6世纪, 波斯灭新巴比伦成为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334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 波斯园林除了受埃及和西亚园林的影响, 还受到《旧约》律法中《创世纪》内容的影响。波斯地毯描述的园林特点: (1) 总体布局:十字形水道把真个庭院划分成四个中轴对成的空间。正如:《旧约》所述伊甸园分出的四条河, 水从中央水池分四叉从四面分出。树木整齐的排列, 和规则的花坛; (2) 构成要素:围墙、水道、植物, 花坛; (3) 植物:高大的果树和香花。波斯园林是人们对天堂的向往在现世的反应, 同时也是可以提供生活资料的种植园。
1.4 希腊园林
希腊于公元前五世纪兴起, 修建了雅典卫城, 此时的周围柱廊中央庭院式的住宅庭院得到了发展。庞贝洛瑞阿斯·蒂伯廷那斯住宅中的园林是其中的代表: (1) 整体布局:前院后宅, 院落与庭院相结合, 前院中轴对称, 纵向水池强调对称轴线, 住宅前横向水池相交成丁字形;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建筑、水道、院落、庭院、植物; (3) 建筑:建筑与庭院的结合形成周围廊的虚实空间; (4) 植物:长渠旁边是乒乓葡萄藤架, 藤架旁边是乔木, 院墙两侧是花盆。
2 伊斯兰园林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公园8世纪世纪阿拉伯帝国形成, 在其被征服的疆域里阿拉伯园林汲取着各先进园林设计的手法和技术。阿拉伯人原本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对水和绿洲有着特殊的偏爱。
3 伊斯兰园林的类型
(1) 清真寺园林:用于做礼拜的空间, 植物仅作为建筑的陪衬和背景, 提供阴凉改善小气候。 (2) 城堡宫殿园林:相对于清真寺园林, 面积较小, 与建筑结合更为紧密, 植物花卉品种较多, 水渠池塘的运用也较普遍。 (3) 陵墓园林:面积较大, 空间空旷, 主要构成要素有水渠, 小路和植物。 (4) 游乐园:有台地式的, 院落式的, 大面积的水池和水渠与花卉乔木相结合;园林中敞亭和雕像的运用也较普遍, 符合娱乐园林的功能要求, 提供驻足休息的场所, 创造丰富的景观空间。
4 中国伊斯兰园林
4.1 清真寺园林——喀什艾迪卡尔清真寺
总平面为不对称布局, 大门内庭园广阔, 树木参天, 有两个供小净的涝坝。布局自由, 树木排列整齐。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建筑是从西亚地区传进来的, 建筑的样式和整齐的树木可以看出古埃及古西亚的遗风。
4.2 江苏扬州清真寺
空间转折多变, 不强调轴线, 在满足礼拜堂的作西向东的宗教教义的前提下, 灵活的组织空间, 使用了中国传统的院落空间。建筑样式采用当地的传统的建筑样式, 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 被中国的文化逐渐同化了。
4.3 西安华觉清真寺
整体布局中轴对称, 运用牌坊、大门划分院落空间, 强调纵深感, 空间处理手法与佛教、道观的处理手法相似, 但整个布局作西向东, 仍然遵守伊斯兰教义, 反映出伊斯兰教的坚持和变通。
综观上述的例子, 伊斯兰园林是在埃及、西亚等园林的杰出上发展而成的, 但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园林和自己的哲学系统, 伊斯兰教传入后为了在中国得到传播和推广, 更多的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伊斯兰园林在中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娱乐游园, 仅是像中国的寺观园林那样, 园林更多的是体现在院落的空间组合和建筑小品上, 中国的伊斯兰园林融合了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的手法, 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园林。
参考文献
[1]邱玉兰, 于振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王小东.伊斯兰建筑史图典[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逃离“伊斯兰国” 篇4
在这股潮流中，很多家庭的命运发生改变，贺山（化名）一家的命运就是如此。2015年年11月，笔者以“危机小组”欧洲和中亚地区项目主管的身份，将这样一个家庭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访谈主题。贺山是达吉斯坦一个山村里的教师。2015年1月，他36岁的妻子偷偷前往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控制区，一起出走的还有两个年龄分别为3岁和12岁的女儿。为了找回妻女，贺山历尽艰险进入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区。在那里生活了5个月之后，贺山最终带着女儿逃离了“伊斯兰国”。以下为笔者对贺山的采访记录。
妻子携女投奔“伊斯兰国”
问：你是怎么认识你的妻子的？第一次见面时，她的宗教倾向是否已经很明显？
答：我们在达吉斯坦相遇，她当时来到这个村子参加婚礼。我们一起生活了14年，她一直从事护士职业。起初，她对伊斯兰教并不了解，也没有宗教信仰。直到结婚两三年后，她才开始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她问我是否可以皈依伊斯兰教，我同意了。我说没什么不好的。
问：她是怎么对此感兴趣的？
答：通过她妹妹接触到的。她妹妹曾经住在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她嫁给了一个战士，但她的丈夫在2006年被杀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寡妇，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生活。2014年，我们也搬到了马哈奇卡拉。我在这里的薪水很低，但在马哈奇卡拉一个机构里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的妻子则在一个茶馆里打杂。我们和她的妹妹住得很近，在我上班期间，她们两人经常碰面。不久，我们之间开始出现问题。我妻子指责我喝酒，认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不久后，她搬到自己父母那里居住，并提出离婚。我说，你可以走，但必须将女儿留给我。我们有3个女儿，年龄分别为3岁、12岁和14岁。2014年5月，她妹妹去了土耳其。她妹妹经常用聊天软件与她联系，并邀请她到土耳其去。当年8月31日，她没和我打招呼就带着女儿们离开了。直到两天后，她的叔叔才告诉我这件事。一个月后，她将大女儿送回来了，因为大女儿身体有问题。
问：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答：我曾试图联系她，但她在聊天软件上将我加入了黑名单。我告诉她，我会找到她。她再次提出离婚。我提议让我先去土耳其，然后在那里用宗教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她不想讨论任何事情。我试图说服她的父亲透露她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址。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事情已经在8月发生了。我告诉她的家人，如果不告诉我她们的行踪，她会去叙利亚。我告诉她哥哥，如果不想让我去，你就自己去，至少将孩子们带回来。结果，她在2015年2月带着两名孩子加入了“伊斯兰国”。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答：我从她妹妹的新丈夫那里知道的。他也是达吉斯坦人，她在伊斯坦布尔嫁给了他。他在聊天软件上给我留言说：“我认为这对你不公平，你的孩子在Al-Tabqah（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镇），过来将她们带回去。”他给我留了一个土耳其人的电话号码，这个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接了我。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乘公交车去了加齐安泰普，一个人从那里将我带到“伊斯兰国”占领区。
问：旅途怎么样？他一个人带你吗？
答：还有一个年轻的家庭同行，所有女性都戴着面纱。我认为，这一家是车臣人。我们越过边境，有些地方埋着地雷，你必须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在另一边，一辆皮卡车正等着我们。随后，我们又开了七八公里路。他们有一种名叫maqar的房子，我们被安排住在里面。在此之前，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
问：Al-Tabqah的生活怎么样？
答：一旦进入叙利亚，就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到处都是“圣战士”，女人都戴着面纱。不过，那里也有出租车和穿梭巴士。市场非常活跃，有商店和网吧。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连接。这里有许多外国人，他们来自非洲特别是突尼斯，也有很多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妇女不允许独自在外行走。学校也不开放。当地人都会按部就班的工作。我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当地遭到了轰炸，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被烧毁的汽车。在Al-Tabqah，还经常有无人机来轰炸。
进入“伊斯兰国”寻找妻女
问：那你在那里怎么生活？
答：我先是和另一位同伴一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住在一座清真寺里。进入叙利亚以后，你不得不开始遵循他们的所有伊斯兰教法规则并进行祈祷。否则，会专门有人对你进行惩罚。例如，你如果没有按时祷告，他们可以将你带走进行惩罚。我向伊斯兰法院请求领回我的孩子。随后，我见到了孩子们，我每天带她们到公园里散步。
在2015年3月至9月之间，我一直住在清真寺里。我甚至不能脱掉自己的衣服。在进行宣传时，他们承诺会给你提供一切。但他们也提到，如果你不想战斗就必须负担自己的费用。没有人强迫你战斗，但你必须找到谋生的路子。
这里如果有人偷窃，他们会砍掉他的手，但首先必须找到证据和证人。如果是孩子偷窃，他们不会砍掉孩子的手，但会给出一个警告，告诉他们的父母。
他们也有药店，当然，这里药品奇缺。因为全身疼痛，我有一次去了药店。我请求一个讲俄语的人帮忙申请一些镇静剂，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些维生素。
问：那里基本生活设施如何？
答：供电时断时续。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这是被禁止的。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也有大电视屏幕，上面播放的都是布道活动和宗教课程。商店里物品齐全，但选择有限。也有儿童玩具卖，我就为小女儿买了一个大娃娃。
问：妇女的地位如何？
答：女性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她们必须戴着面纱。她们的眼睛被隐藏在网纱后面，并且还要戴手套。她们通常会结伴而行。过去，如果丈夫被杀，他们的妻子会被送到一个叫做“新娘之家”的特别地方。在那里，妇女和孩子一起住。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也能上网。但那里都是大房子，人们并不喜欢。所以，他们的“哈里发”最近发话，如果丈夫被杀，他们的遗孀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屋里。
问：孩子们也要学会使用枪支和战斗吗？
答：是的，12岁和13岁的男孩子就要学会开着摩托车使用机枪了。从这个年龄开始，他们也要加入战斗。
问：你和孩子们的情况如何？
答：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嫁给了一名乌兹别克人。她告诉当局，我是一个叛教者，她有权利这么做。那名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圣战士，他们获得了一套公寓。这些公寓都是抢过来的。
按照伊斯兰教法，我被要求搬去拉卡市。那时候，拉卡正在遭受无人机轰炸，炸弹随时都可能掉在你脑袋上。法庭上的法官都是阿拉伯人，他们给我指派一名俄语翻译。我的妻子也出庭了。我赢得了官司，他们将孩子判给了我。他们还要求让孩子自己进行选择，孩子们都说想和我在一起。
终于将女儿们带回家
问：你是怎么逃跑的？
答：为了逃跑，我不得不仔细进行计划。这里的人们胆小怕事，你不能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更别提逃跑计划了。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孩子们离开。如果我设法让他们越过边境，我在土耳其的亲戚就来接他们回家。如果他们抓住了我，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并把孩子们判给她们的母亲。我没有任何文件，他们没收了我的身份证明，“伊斯兰国”没有身份证。
当初，我并没有搞懂是怎么进入叙利亚的，因此也不知道从那个方向回去。于是，我外出的时候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边境查看了一番。我仔细计算了逃跑的时间，决定在晚上祷告的时候行动。
我提前一周将计划告诉了二女儿。我们在晚上出逃，只带一瓶1.5升的水。下午5点，我租了一辆小型货车，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出租车了。我害怕司机会报告我们的行踪，就告诉他想到附近的村庄看望自己的哥哥。
我们在第一个检查点接受了检查，后面的两个检查点都没有阻止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司机把我们放下就离开了。我将孩子们搂在怀里继续步行，9月1日晚上9点左右，我们在黑暗中越过边境。我们继续向前走，很快就听到土耳其装甲车的声音，土耳其人正在靠近。他们正在边境进行巡逻，不知道是否注意到我们。我听到他们用土耳其语在叫喊，他们甚至开始射击。但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向我们射击还是向空中射击。他们离我们只有50米的距离，我知道他们很紧张。我听说，两名圣战者此前曾试图越过边境，3名土耳其边境警察被杀。
我们向前爬行了10米，女儿们都很害怕，她们抓着我哭了。我试图让她们平静下来，我们在附近一个水渠里坐了20分钟至25分钟。等到士兵们离开后，我们继续前进。我的鞋子在爬行的时候掉了，不得不光着脚走路。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到达土耳其的一个村庄。我们在一台联合收割机上睡到天亮，那天晚上很冷，我将稻草盖在女儿们身上。我记得自己有一个背包，第二天早上发现上面覆盖了一层白霜。
50米开外有一座清真寺，我在那里拿了双拖鞋继续走路。接着，我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加齐安泰普。我身上只剩下50美元，但从加齐安泰普乘出租车到伊斯坦布尔需要600美元。在加齐安泰普，我找到一个网吧联系上我妻子的妹妹。我告诉她我没有钱，让她找个人帮助我。不久，有两个人过来将我们带到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我又上网与在达吉斯坦的亲戚取得了联系。我说，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过夜，女儿们都很累。我要求他们至少将孩子们带回去。他们将达吉斯坦一名地方议员的电话告诉了我，议员让他的手下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我。我当时在俄罗斯领事馆等他，他把我带到宾馆里。
在领事馆里，我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失去了所有文件。他们要求达吉斯坦提供我的身份证明、护照以及两个女儿的出生证明，那名议员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搞定了这些，他还给我带来了钱和新衣服。我们在9月9日或者10日回到家里。
伊斯兰经济论文 篇5
自唐代起, 伊斯兰文化对古代中国就有着不间断的影响, 蒙元至明中期, 这种影响达到顶峰, 当时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些门类一度表现出伊斯兰的风尚, 尤其是釉彩技艺。与蒙元与明早期的情形相比, 明中期釉彩技艺的伊斯兰风尚更体现出本土化的特点。这主要因为, 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结束(1)[1] (P20) , 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骤减, 但先前大规模移植的伊斯兰文化已在中国扎根, 且仍与官方保持紧密联系。明朝官府控制着最好的技艺、拥有最好的产品, 这是维系技艺风尚的有力保证。另一方面, 至少在嘉靖 (1522～1566年) 以前, 明朝似乎还没有出现一个以“闭关自大”为心理特征的皇帝[2] (P206～215) 。明正统 (1436～1449年) 至正德 (1505～1521年) 时期, 适当的外交机会仍为明朝政府所把握 (2) , 中亚等地穆斯林“归附”明朝的浪潮亦未停息(3)[3]。这里的“明中期”正是指这段时间, 当时伊斯兰文化虽在明朝被消化, 但仍能获得外来补充, 拥有形成风尚的条件。
伊斯兰文化对明代釉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另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明前期, 且主要以陶瓷或景泰蓝为研究对象。这里则聚焦于明中期, 专门关注釉彩技艺, 并提出“本土化的伊斯兰风尚”这一命题, 以求教于方家。
1 明确的影响: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
明中期至少有两项釉彩技艺成就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一是景泰蓝的成熟, 二是“回青”青花瓷的出现。
景泰蓝, 即金属胎掐丝珐琅, 属搪瓷釉彩, 因其在明景泰年间 (1450～1456年) 兴盛, 制作技艺趋于成熟, 且釉料常以蓝色为主, 故而得名。这种技艺元代以前在中国缺乏清晰连贯的发展线索(4)[4] (P295) [5], 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却有深厚的传统。蒙古人兴起之前,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已走向成熟 (图1) 。元代至明代早期,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迎来盛世,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技艺正是在当时传入中国[6]。元末明初鉴赏家曹昭所撰《格古要论》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记有“大食窑”(5)[7] (P99) 。“大食”是唐宋文献对伊斯兰国家的称呼(6)[8] (P3) 。“大食窑”即景泰蓝。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 (1456-1459年) , 明人王佐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增补, 增有在京云南人擅作景泰蓝酒盏的字句(7)[9] (P121) 。钱伯泉先生认为, 云南是中国景泰蓝发展最早的地区, 其工艺是由西域穆斯林移民带来的[10]。当时情况可能是这样:元代至明初时, 伊斯兰景泰蓝工艺率先移植于云南, 明宣德 (1425～1435年) 后进一步东传, 进入明朝宫廷作坊而趋于中国化, 至明景泰年间完全成熟。传世的明代御用景泰蓝中, 以宣德款为早, 众多明中期年款的景泰蓝显示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图2) 。
再看“回青”青花瓷。“回青”是一种烧制青花的钴料, 明代陶瓷史上, 若没有“回青”, 则不会有正德以来青花瓷的兴盛。据明后期至清中期的文献记载, “回青”产自国外, 明正德时从云南地区进入中国(8)[11]。今天的学者已基本公认“回青”产于伊斯兰世界 (具体地点还存在争论) , 而马建春先生进一步指出, “回青”的名称证明中国人当时已明确了它的产地[12]。
以上文献史料显示, 景泰蓝与“回青”均与云南地区有关, 这取决于明中期中外交流的格局。当时瓦剌兴起, 吐鲁番和明朝交恶, 明朝北方及西北方向的对外交通一度受到威胁;但西南方向的对外交流则迎来兴盛。自秦汉起, 扼西南商路要道的云南地区已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 (9) , 元代以来这种管辖趋于稳定。蒙古人征服大理, 将大批穆斯林带到云南, 当地伊斯兰文化获得发展(10)[13] (P333) [14] (P17-36) 。明军入滇, 又有不少穆斯林随军戍边、屯垦于此 (11) 。随着明朝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趋于缓和, 云南穆斯林在国际商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云南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基地。
伊斯兰文化对明中期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的影响, 拥有中外交流史方面的古文献证据, 可视为是明确的影响。
2 可能的影响:瓷器“二次烧”的一些品种
明中期釉彩技艺最突出的成就, 便是景德镇官窑的瓷器“二次烧”。要认识瓷器“二次烧”, 得明确瓷釉与陶釉的区别。瓷釉是高温釉 (烧成温度1250℃以上) [15], 主要有钙釉 (以氧化钙助熔) 与高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陶釉是低温釉, 主要有铅釉 (以氧化铅助熔, 烧成温度800～900℃) 与低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烧成温度高于铅釉, 达900～1100℃) [16～17] (P3) 。所谓瓷器“二次烧”, 即是以高温烧结瓷器, 待其冷却后加绘低温釉彩料, 入窑以低温烧成, 可理解为在瓷器 (可能是素胎) 上裹一层陶器釉彩。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 高温釉传统首屈一指;而在中国以西的伊斯兰世界, 瓷器长期未能出产, 釉陶技艺却传统深厚。陶釉与瓷釉相比, 其最大优势在于呈色的丰富与艳丽, 因为釉料主要靠特定的金属元素来呈色, 而鲜有金属元素在经历了瓷釉高温后还能呈色鲜艳。然而唐代以来, 中国瓷器也变得艳丽起来, 这首先是因为某些特定呈色金属元素被吸纳进了高温釉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温钴蓝与铜红釉彩 (铜元素高温还原焰呈色) 的发展, 这其中就包含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中国青花瓷 (高温钴蓝彩) 的起源与伊斯兰文化的紧密关联, 已为学术界所公认[18～20];铜红釉萌芽于唐代的长沙窑和山西的胶城窑[21], 而至少长沙窑是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窑口[22]。不过在古代技术条件下, 仅有铜和钴能够在成瓷的高温下呈色艳丽, 且烧成难度较大, 尤其是铜红釉彩, 烧出鲜红色的几率很低。所以古代中国瓷器若要在呈色艳丽方面更进一步, 唯一的办法便是“二次烧”。
中晚唐黄堡窑的白地黑花器和金代红绿彩 (釉上彩) 皆为瓷器“二次烧”, 它们与伊斯兰文化的关联已有学者论及[23～24]。元磁州窑和景德镇窑出现了瓷胎上施低温碱釉的产品, 而中国低温碱釉的起源亦与伊斯兰文化有关[24～28] (P90) 。至明中期, 瓷器“二次烧”在景德镇窑走向成熟, 其中仍可分析出伊斯兰要素。
首先来看珐华。珐华亦称法华、法花, 是一种施有低温碱釉的陶瓷产品。明中期景德镇珐华为瓷胎上施低温碱釉, 二次烧成, 技艺十分成熟精湛, 且一律使用“起线填釉”技术[25] (图3) 。所谓“起线填釉”, 即是在器表沿既定的纹样塑造起突起的线条, 在线条限定的不同区域添填不同呈色的釉料。鉴于突起线条的阻隔, 釉料烧制时不会相互浸透;同时, 在突起线条围成的凹槽可填入较厚的釉料, 宜于呈色浓重。伊斯兰世界早在8～9世纪就出产一种模印纹填彩的陶器 (图4) , 12世纪晚期又一种称为“拉卡比” (Laqabi) 的釉陶流行, 其胎表浮塑出线条以分隔釉料[29] (P174) (图5) , 此类技艺蒙古人兴起后很可能获得东传;另一方面, 景泰蓝用的也是“起线填釉”技术, 且珐琅和低温碱釉同属于低温熔块釉, 其釉料技术也是相通的。明景德镇珐华鼎盛于成化至正德时期, 与景泰蓝的成熟相应且稍晚, 认为景泰蓝对景德镇珐华存在影响有其合理性, 这显然让明景德镇珐华和伊斯兰文化进一步形成关联。
明中期, 与珐华的成熟相应的是“翠蓝釉”(12)[26]的成熟, 后者是低温碱釉的典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明成化 (1465～1487年) 款翠蓝釉下青花盘, 为瓷器“二次烧”精品 (图6) 。至明正德时期, 翠蓝釉釉色更加淡雅, 除翠蓝釉下青花外, 还出现了细刻纹装饰的品种 (图7) 。翠蓝釉下彩或细刻纹均可在伊斯兰世界找到的渊源 (图8、9) 。
明中期也是低温黄釉精品诞生的时期。与高温黄釉一样, 低温黄釉常以铁元素呈色(13)[30] (P424) , 它在中国铅釉陶 (如唐三彩) 上早已应用, 但在官窑瓷器“二次烧”精品发展起来以前, 似未纳入瓷器范畴。景德镇官窑低温黄釉瓷明初已有(14)[31], 成化至正德时走向成熟。最负盛名的是弘治 (1488～1505年) 黄釉, 它与三彩陶上的黄釉不同, 釉色并非黄褐色, 而是晶莹透亮的正黄色。正黄是古代中国帝王专用的至尊之色, 黄釉瓷亦为明朝宫廷专有, 加之明中期有几个皇帝颇具有文艺天赋且乐意赞助艺术(15)[2] (P1～22, 39～62, 79～97, 153～182) , 当时官窑黄釉瓷的兴起并不奇怪。然而这其中仍有伊斯兰要素需要考虑。在伊斯兰世界, 黄色陶瓷早就为人喜爱。唐-五代长沙窑瓷备受西亚等地穆斯林青睐, 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胎体常呈“杏黄色”[32] (P275) 。伊朗东北部与中亚西部10～11世纪就出产鲜艳的黄色泥浆釉作地的釉彩陶 (图10) , 其视觉形式不同于中国的三彩陶, 却能在明中期官窑黄釉瓷上得到映射 (图11) 。
口径26.6厘米、高7.6厘米;叙利亚;12-13世纪之交;现藏华盛顿弗利尔亚洲艺术博物馆
H:7.6cm, W:26.6 cm;Syria;late 12th-early 13th century;in Freer Gallery of Art/Arthur M.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在二次烧成的低温色釉 (彩) 中, 低温钴蓝釉 (彩) 未在明中期充分发展[26,30] (P423) [31,33]。这或许是因为先前将钴料引入高温釉的技术已经成熟。例如宣德“洒蓝”, 虽是二次烧制, 但钴料呈色的第二次焙烧仍使用高温, 中国瓷工更驾轻就熟于高温釉技术来表现蓝彩。鉴于明中期“二次烧”的蓬勃发展, 一次烧成的青花 (高温釉下蓝彩) 和二次烧成的各种釉彩便有效结合起来, 其产品以成化斗彩为最。
高7厘米、口径18.3厘米;伊朗东北部或中亚西部;10-11世纪;现藏巴黎卢浮宫
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探析 篇6
一、伊斯兰金融的概念
伊斯兰金融是按照伊斯兰教义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金融形式。最初, 伊斯兰金融是穆斯林民族依据《古兰经》中禁止利息的规定所建立起来的各种金融机构的统称。发展到现在, 则包括所有符合伊斯兰相关规定的、并和现代金融相适应的所有金融形式和金融关系。
二、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历程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 伊斯兰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伊斯兰金融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基斯坦, 随后很快蔓延到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银行的迅速扩张主要得益于石油出口国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为了有效控制巨额的石油出口产生的美元, 避免西方国家以低利率吸收资金牟取暴利, 中东产油国普遍采取措施成立本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20世纪70年代, 先后出现了著名的阿联酋迪拜伊斯兰银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开发银行、科威特的金融社等一批拥有可观资本的伊斯兰银行。发展到今天, 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伊斯兰银行, 在某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一些伊斯兰金融机构或办事处。此外, 伊斯兰金融并不限于伊斯兰国家, 而是分布在每一个较大的穆斯林社区中。2013年, , 伊斯兰银行已有300多家, 遍及70多个国家, 金融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伊斯兰金融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比较小, 但每年增长率却高达15%。在中国, 香港地区由于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于2007年10月首次推出伊斯兰金融服务, 香港汇丰及恒生银行率先响应, 宣布自行及代客推出伊斯兰基金。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 2010年宁夏银行获准开始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 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首家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试点银行。
二、宁夏发展伊斯兰金融的优势分析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回族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省级民族自治地区域, 在宗教传统、文化氛围等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宁夏银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于2009年12月正式获批试点开展伊斯兰银行业务, 在总行设立伊斯兰金融事业部, 负责伊斯兰金融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宁夏银行在遵守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前提下, 依托传统银行机构网点, 结合穆斯林客户情况, 先后推出了色兰账户、理财和加价贸易等业务。业务推出以来, 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关注和好评。宁夏在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中东海湾六国的招商引资活动, 建立国际金融合作模式, 组建“国际性”伊斯兰银行。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保证了民族自治区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比较宽松。2009年, 国务院适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政府在试验区建设中很多政策可以先行先试、灵活运用。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使宁夏对国内外的投资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伊斯兰金融在宁夏的发展。
(二) 独特的伊斯兰文化优势
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 有较为独特的穆斯林人文景观, 对满足国内外各界人士特别是回族同胞了解我国回族的历史、探寻回族文化风格,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一些经济实力雄厚、投资能力较强, 且有意将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转移到东方国家的穆斯林国家, 宁夏的开发项目、劳动力、清真食品、回族服饰等都对其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也更容易实现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沟通和经济金融交流。
(三) 清真产业不断壮大
随着“国际清真产业发展论坛”、“中国宁夏回商大会”、“中国宁夏羊绒博览会”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的举办, 以文化带动经济, 使宁夏与中东及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经贸交流日益活跃, 贸易投资逐年增长。宁夏以银川市和吴忠市为重点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发展迅速, 在世界穆斯林市场的知名度很高。宁夏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已形成了清真肉制品、清真乳品、清真方便食品、清真保健品、清真调味品等企业群,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二五”期间, 宁夏将立足清真特色优势产业, 推动与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往来, 力争经过5年努力, 实现全区清真产业产值达到150亿元, 年均递增20%的发展目标, 建起全国最大的清真产业集散地。
(四) 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
宁夏富含煤炭、稀土、有色金融等资源, 已获探明储量的矿产种类达34种, 人均自然资源潜在价值为中国平均值的163.5%。宁夏的矿产资源以煤和非金属为主, 其中煤炭探明储量300多亿吨, 预测储量2020多亿吨, 储量位居中国第六位, 人均占有量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0.6倍, 且煤种齐全, 煤质优良, 分布广泛, 含煤地层分布面积约占宁夏面积的1/3。中东石油资本一直偏好投资能源等有长期稳定收益的行业, 与宁夏的能源优势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宁夏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以宁夏为中心, 可以就近带动内蒙古、陕西、甘肃乃至山西和青海的旅游观光、餐饮、物流、房地产、酒店、商业服务、商品服务、商品销售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中国内陆面向阿拉伯世界旅游目的地和跨越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宁夏与中东和亚洲伊斯兰国家的经贸联系, 推动伊斯兰金融事业的发展, 打开宁夏与世界伊斯兰国家金融合作的大门。
二、宁夏发展伊斯兰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 只有宁夏银行开展部分伊斯兰金融业务, 并且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在推行发展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司法适用问题、税收和会计改革问题、监管体制问题、优惠政策等。
(一) 法律问题
目前国内没有适当的法律规范伊斯兰金融的运行, 伊斯兰金融机构兼有多重角色, 包括商业银行、基金管理者和直接投资人等, 在监管上已经超出了对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范围, 这是发展伊斯兰金融的突出问题。应尽快制定法律, 建立健全伊斯兰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 规范宁夏伊斯兰金融运作, 保障银行、储户及客户的合法权益, 从而保障宁夏伊斯兰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 人才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 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快速增长已经驱动了对该业务专业人才的潜在需求。从宁夏的现实角度看, 制约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瓶颈是伊斯兰金融从业人员较少, 从业时间较短, 无法不断开拓出新的金融产品。伊斯兰专业人才, 必须精通伊斯兰教法, 同时对银行系统有着深刻理解。既能根据伊斯兰原则开发设计产品, 又能对金融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和管理, 同时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和规避, 还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三) 业务开展与产品问题
金融业务开展方面, 宁夏银行伊斯兰业务只面对穆斯林客户及穆斯林背景的法人客户, 在地域方面, 只限于当地符合条件的居民和企业, 不对境外客户开放, 业务只限于人民币。金融产品方面, 宁夏银行只提供活期存款账户、理财账户和加价贸易三种产品, 而伊斯兰债券、伊斯兰保险以及租赁等产品目前尚未推出。客户的局限使得伊斯兰银行业务的服务范围非常狭窄, 而业务的单一性使得其无法满足穆斯林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研究开发一系列伊斯兰金融产品, 对于伊斯兰金融在宁夏的发展至关重要。对金融机构而言, 开发的金融产品既尽可能地利润最大化, 又要适合我国金融市场需求, 还要符合伊斯兰教法, 满足这些条件的产品开发有一定难度。
三、进一步促进伊斯兰金融在宁夏发展的建议
(一) 制定规范宁夏“伊斯兰金融”的自治法规
在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的迫切需求下, 法律的稳定性与滞后性使得它无法迅速的出台满足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相关文件, 也无法及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修改与变更。针对宁夏伊斯兰金融这一问题制定自治法规, 不失为一种更为迅速的方式。根据我国《宪法》及《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自治法》的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享有自治权, 在立法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有权开展对外贸易, 有权设立金融机构, 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宁夏的人文地理条件, 结合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模式与特征, 在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指导下, 尽快制定宁夏伊斯兰金融相关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二) 培养“伊斯兰金融”专业人才
引导金融机构和高校合作, 聘请精通伊斯兰金融理论的专家学者, 鼓励宁夏高校同穆斯林国家协商合作办学、设置相关学位的长远计划, 在相关院校开设“伊斯兰金融”专业课程, 培养伊斯兰金融专业高素质人才, 建立一个教育中心和伊斯兰财经认证体系, 为宁夏伊斯兰银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 不断开发伊斯兰金融业务与产品
宁夏在伊斯兰金融试点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双方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对方设立分支机构, 提供存贷款、贸易融资、股权和债券融资、外汇交易、保险等全方位的金融业务。在伊斯兰银行业务发展逐渐成熟时, 金融机构应适当考虑增加伊斯兰金融产品的多样性, 设计出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创新金融产品, 如伊斯兰基金、伊斯兰债券以及各种伊斯兰对冲产品工具等等, 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的购买。同时逐步扩大伊斯兰金融服务中心的网络辐射范围和市场影响力, 向不同民族客户和地域开放。
(四) 搭建信息披露平台, 加强国际伊斯兰金融合作
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 篇7
伊斯兰 (Islam) 一词根源于Silm或Salam, 意为和平。伊斯兰教的具体教义是通过其法律 (Shari'ah) 来得以体现的。Shari'ah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正义与公平;权利与责任;协商;公共利益;今生与来世的成功 (Siddiqi, 2005) 。上述伊斯兰教义决定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其中包括商业行为的诚实合法性、交易的公正性, 鼓励生产并盈利以增加社会福利, 平等分配收入, 反对风险经营和赌博行径, 禁止一切剥削行为 (Venardos, 2005) 。银行业作为经济及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经济思想对其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确立了伊斯兰银行业有别于于传统银行业的自身特色:禁利———所有金融交易必须以有形资产的存在为基础, 货币因其不属于有形资产, 本身不得产生回报。因此, 资金借贷本身不是合法的盈利途径, 不能够收付利息。要求支付提前固定下来的利息而不考虑借款人实际所处经济环境的做法, 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正义准则;避险———合同条款中不允许包含不确定性因素, 也不允许通过债务出售, 期权期货等风险工具的买卖来转嫁或规避风险。融资风险由实际放款人 (存款人) 承担, 银行作为借贷资金的代理人或受托人不承担风险;抑恶———银行资金不允许用于支持诸如酒类、军火制造及交易等伊斯兰教法禁止的行为和经济活动。银行投资渠道必须进行合法性的选择。与其业务特点相适应, 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从而形成异乎于传统银行的公司治理特色。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导引文件是IFSB在2006年颁布的伊斯兰金融服务机构 (不含伊斯兰保险机构和共同基金) 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IFSB颁布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 并非要在现有的国际公认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之外建立一个全新的框架, 而是要在充分考虑伊斯兰金融机构教法相符这一独特要求的前提下去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和标准。正是教法相符这一要求, 使得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必然具有传统银行业所没有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之处的存在对于弥补其外部监管的不足, 提升伊斯兰银行的竞争能力、从而持续健康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
二、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已经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而伊斯兰银行业的出现, 却只是上世纪中后期的事情。在这之前, 即便是穆斯林银行, 其经营模式也与传统银行相差无几。1963年, 埃及一个名为Mit Ghamr的村庄, 建立了一家遵照伊斯兰教义从事经营的银行 (Venardos, 2005) 。而1975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和迪拜伊斯兰银行的建立则标志着现代伊斯兰银行业的开端。之后, 伊斯兰银行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东南亚、南亚、海湾和中东地区逐步成立, 逐渐形成了当今世界区别于传统银行业的宗教特色鲜明的伊斯兰银行业。环球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自1982年以来增加了40倍, 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根据产生所处背景分析,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关乎需要, 一个关乎条件。上世纪中叶, 随着计算机、电子通讯、信息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银行旨在扩大盈利空间的金融创新业务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当时的金融创新品种, 无论是应对高利率变动风险的浮动利率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 或是用于扩大业务规模的信用产品, 再或是用于规避法规监管的漏洞开发 (Loophole mining) 产品, 其结果无一例外, 都使银行经营的风险性不断加大, 稳健性不断降低 (Mishkin, 2007) , 与伊斯兰教法的要求日益背离。因此, 在伊斯兰地区, 摒弃传统银行模式, 建立符合其教法规定的独立银行模式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 原本为西方殖民地的各伊斯兰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获得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使其宗教精神得以充分发挥、宗教教义得以在政体、法律、经济等框架建设中充分体现。政治上的独立自然也为伊斯兰国家建立自己的银行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给海湾地区国家赢得的巨额石油美元财富则构成了当时伊斯兰银行迅速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发展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巨大的穆斯林人数为新兴的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需求保障。随着伊斯兰金融的不断为人们所熟识, 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被伊斯兰银行业务特色所吸引, 而成为伊斯兰银行服务的稳定客户来源。据统计, 在马来西亚, 伊斯兰银行业务的近四分之一, 是为非穆斯林客户提供的。伊斯兰银行业的真正发展和壮大只有几十年, 机构数量及分布还远没有满足穆斯林世界的金融需求。世界上许多国家, 特别是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 如中国、叙利亚、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伊斯兰金融业还十分薄弱或根本缺失。这种现状表明伊斯兰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拓展前景依然十分广阔。正因为如此, 传统银行正纷纷加快进军伊斯兰银行业的步伐。国际知名银行如汇丰、花旗、渣打、劳埃德等均在伊斯兰地区或本土设立分支机构, 开设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拓展伊斯兰银行业务。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及香港地区金管局均已取得IFSB的会员资格。2007年, 香港金管局批准丰隆银行推出香港市场首个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2009年宁夏银行也正式获批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试点成为国内首家试点开展此项业务的银行。随着国内伊斯兰银行业务实践的出现, 国内理论界关于伊斯兰金融的探讨也层出不穷, 涉猎方面十分广泛。刘天明 (2008) , 阿地力江·阿布都力 (2010) , 马玉秀等 (2009) 学者从思想与理论的角度诠释了伊斯兰银行业特色形成的根基和缘由。巴曙松等 (2009) 则对伊斯兰金融业形成所需要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基础要素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许多学者也十分关注伊斯兰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王若溪, 2011) , 尤其是近年来伊斯兰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地区 (骆永昆, 2010) , 籍以为国内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伊斯兰金融体系, 能更容易地解决金融危机, 比西方金融体系更加稳固。" (马玉秀等, 2009) 。时下的银行、金融、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 引发人们对当前银行业体系的深刻检讨与反思。而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不仅全身而立, 而且稳健壮大的现实则引起业界与学术界对伊斯兰银行业模式的极大关注。表面上看, 这次银行危机源自于银行的次贷业务, 然而, 其深层根源却是有悖银行安全性运营要求的银行现行机制。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一份研究报告对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原因解释是, 因为几乎没有使用过这次出现问题的复杂的金融工具。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 (2008) 则认为, 伊斯兰银行特有的运行机制是有效阻碍次贷危机在伊斯兰金融体系内蔓延的重要原因。作为"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的公司治理, 无疑对于这种运行机制的健康完善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 马连福张春庆等 (2010) 直接把金融业治理风险的过度积累看作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了解相对稳健的伊斯兰银行业的业务经营特点及公司治理模式, 或可为当前传统银行业自我变革和完善, 以期走出困境、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三、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特色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外部监管相对薄弱外部监管的第一机制是法律。
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的运行首先必须遵循伊斯兰法律Shari’ah的规定。Shari’ah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primary sources) 是Qur’an (古兰经, 真主Allah的语录) 和Sunnah (先知默罕默德的言行教导) , 第二部分 (secondary sources) 是伊斯兰宗教学者面对实际问题时, 对Qur’an及Sunnah的诠释、引申和具体运用。学者本身的认知局限、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以及众多观点相左的学派 (schools) 林立, 导致第二部分法律内容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确定性、连贯性, 从而削弱实务指导的标准化和权威性。在非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银行法的缺失, 传统税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不适用, 进一步恶化了伊斯兰银行业运行的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的第二机制是制度。尽管AAOIFI、IFSB等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在会计准则、审计标准、风险管理、资本要求、信息披露、行业准入、公司治理、监管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颁布了相关的指导性制度和标准。但由于:伊斯兰金融业起步较晚, 且独具特色;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大多成立时间不长 (AAOIFI成立于1991年, IFSB成立于2002年) , 经验欠缺;伊斯兰金融业在全球拓展中与传统国际标准的衔接与融合在制度制定中的考量日显重要, 加大研究难度;双轨制下传统银行伊斯兰窗口和分支机构业务的监管尚未纳入当前已有的框架体系……等诸多原因, 相关准则、指引的补充、修订和完善工作十分艰巨, 需要假以时日。目前的现状是实务中惯例标准不一而足, 各司其主, “即使金融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面对各不相同的伊斯兰银行会计惯例和披露, 也十分惘然。” (Khan, Bhatti, 2008) 而伊斯兰银行业相关法律、审计、监管等专业人才的短缺则成为制度研究、推进和执行的又一大重要桎梏。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特色明显 (1) 内在的自律要求。
公司的内部治理要求, 根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安排, 有助于营造公司运行公正 (Fairness) 、透明 (Transparency) 和具有明确责任 (Accountability) 的公司文化, 从而保证公司的决策、行为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上述内部治理的要义, 在伊斯兰教法里其实都有明确的阐述。Qur’an中有关合同的诚实履行要求、禁止背叛他人的信任和通过欺骗、贿赂、价格操纵等手段获利等圣训, 都体现了公正的公司治理要求;对隐瞒事实和证据的严令禁止则与透明的公司治理要求不谋而合。而行为的责任性和解释力更是Qua’an对穆斯林的最基本要求:穆斯林负有在审判日对真主的解释说明义务, 依此得到真主对后世的奖惩。此外, 除了对真主的绝对责任, 伊斯兰教义还规定了穆斯林对他人 (家人, 亲戚, 朋友, 交易伙伴, 上司下属等) , 对社会 (穷人、孤寡、残疾等需要社会帮助之人) , 对地球环境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空气水源免遭污染, 动物植被得到保护) 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这些责任义务的规定, 昭显了伊斯兰宗教对最广大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内在关注要求。由于伊斯兰教法内含的与公司内部治理要求高度一致的戒律, 以严守伊斯兰教法为己任的伊斯兰银行, 其公司治理的实践必然带有强烈的自律倾向。这种自律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发展的意义在于:在当前外部监管法制环境尚不健全的背景下, 可以借助自身内在的自律机制, 实现完善的内部治理, 以此确保伊斯兰银行的健康和稳定;出于宗教伦理自律, 而对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关注、最广泛社会责任的承担, 有助于伊斯兰银行社会公众形象的提升, 而银行的形象和声誉正越来越成为客户选择银行的重要考虑之一。 (2) 独有的机构设置。与教法相符的要求, 使伊斯兰银行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 具体体现为:按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建立内部治理机制考核的指标, 设置银行内部满足伊斯兰教法相符要求的公司治理机构。如在公司治理常设机构之外增加了专门的教法相符 (Shari’ah compliance) 指导与监督部门———伊斯兰教法监督委员会 (SSB-Shari’ah Supervisory Board) 以满足IFSB在导引中提出的有关教法相符的公司治理原则。除了提供教法咨询和裁定外, SSB对银行产品、运作以及其他所有活动 (包括非法收入的处理, 公司的慈善活动等) 进行按教法为准则的宗教审计, 评价经营活动的遵教度, 并提出其审计报告。为了增加权威性, SSB成员都是公认的Shari’ah学者, 他们的个人信息均在年报或其他媒介加以披露。IFSB把设立SSB或建立类似的Shari’ah监控机制 (SGS, Shari’ah governance system) 作为银行取得伊斯兰银行业经营许可的重要前提。根据一份对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巴林5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75个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的调查, 除了传统公司治理常设机构董事会以及内控部门外, 教法监督委员会是第三个所有被调查对象均设有的治理机构 (田中禾等, 2011) 。伊斯兰银行SSB机构设置的意义在于:明确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宣示对伊斯兰教法的严遵信守, 提升社会形象, 增加公信力, 最大限度地吸引认同伊斯兰银行理念、倾心于伊斯兰银行产品的潜在客户;确保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完美体现伊斯兰银行的经营理念, 保持纯洁性。尤其是双轨制运行下的伊斯兰银行, 面临激烈的传统银行业的竞争, 特别应警惕金融业务创新的传统化倾向。失去自我, 就是自取灭亡;保持并不断完善自我, 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3) 特别的利益视角。与传统银行业的债务型融资 (Debt-based financing) 迥乎不同的是, 伊斯兰银行业基于其“禁利”“避险”理念, 以权益型融资 (equity-based financing) 作为其投资业务的主体, 从而形成了存款人与借款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PLS (Profit-loss-sharing) 资金使用模式。与该资金使用相对应的资金来源是客户在银行开立的投资存款账户 (Investment accounts) 。根据客户 (IAHs, investment account holders) 对投资项目有无特定的选择, 该账户分为限制性 (Restricted) 和非限制性 (Unrestricted) 两种。限制性账户类似共同基金, 严格意义上而言, 不是银行的资金来源。非限制性账户的资金, 银行可以将其与自有资金混合使用, 存款人按照事前确定的比率分享收益或承担损失。非限制性账户持有人 (IAHs) 作为权益投资人, 承担资本损失的风险, 从而与公司股东的地位类似。这对于伊斯兰银行而言, 就面临着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目标下的股东利益与IAHs利益的平衡问题。IFSB的基本观点是:银行作为投资账户的受托人, 除了对IAHs承担对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外, 还有账户管理的责任, 从而, IAHs的利益至少应等同于股东的利益。为了保障IAHs的这种利益, IFSB要求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组织结构中, 在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之外另设治理委员会 (Governance Committee) (至少包括一名Shari’ah学者) , 分别代表股东利益和IAHs利益对银行运行进行监控, 从而实现资金混合投资过程中两种利益的制衡。此外, 为了消除客户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之忧, IFSB特别强调伊斯兰银行对客户所承担的信息披露责任, 以确保客户对投资相关所有信息的知情权。开立账户时, 明确告知银行投资基本理念及策略, 投资产品合同的权利和风险, 权益/损失的计算方法及利益分配方法;投资过程中, 定期披露投资相关信息, 以确保客户监督权的行使和做出基于客观信息的自主选择和决定。另外, 对于投资账户管理人的资格也必须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内部治理中重视IAHs的权益保护, 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在于:伊斯兰银行业特有的宗教色彩和经营理念, 决定了投资账户资金来源 (相对于活期存款账户) 以及相应的权益投资运用在伊斯兰银行业务中的核心地位。对于IAHs权益的重视和保护, 对于改变当前PLS投资业务的颓势, 凸显伊斯兰银行业的特色, 稳定和增强资金实力, 扩展利润来源空间至关重要。
四、结语
尽管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上述特色根源于伊斯兰宗教思想, 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传统银行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效仿, 但其中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却可以为当前问题缠身的传统银行业纠错正身、摆脱困境、重树形象、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比如传统银行业如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也能树立较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建立独立的社会责任履行监督机构、设置专门的存款人利益代言人, 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没有止境的利欲追求所引致的日益强烈的冒险冲动, 更好地履行长期以来本应承担却总被忽视的企业社会责任, 更充分合理地平衡最广泛利益相关方的正当利益, 特别是能尽快地找回银行的本真, 恪守以安全性为首的三性原则, 最终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业运行秩序。
摘要：源于银行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业界对伊斯兰银行业的关注。经营思想、业务模式有别于传统银行业的伊斯兰银行业, 其公司治理也别具特色, 其中的一些理念及做法或可成为传统银行业摆脱困境、健康发展的有益借鉴。本文对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伊斯兰教,伊斯兰银行,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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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陶工艺的发展历程浅探 篇8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对其征服地传统文化的容纳和吸收,无疑是伊斯兰陶工艺得以产生的前提。伊斯兰陶工艺按其时代特色及艺术特征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初期(七世纪中期—八世纪中期)
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金属器皿和玻璃器皿十分盛行,陶器相对较少,以日常用的壶、钵、瓶等器类为主。此时期的陶器较之前一时代并无多大的变化,但还是出现了如模印几何纹等一些新的装饰样式。无疑,伊斯兰陶工艺开始萌芽,倭马亚王朝的陶工艺可以看作是伊斯兰陶工艺的初级阶段。
(二)前期(八世纪中期—十一世纪中期)
前期最具特色的陶器是阿巴斯王朝时代的陶工艺,此时期的陶工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原有的碱釉系青釉、初期铅釉系绿、褐釉陶向更为精美的品种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陶瓷的模仿,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品种。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
1. 白地多彩釉陶器
所谓白地多彩釉陶器,就是在红褐色胚胎之上施挂白色泥釉,再将铅釉系的铜绿釉和铁褐釉在上面描绘纹样,白地衬托出绿色和黄褐色纹样,类似中国的“唐三彩”。器型以钵、盘为主,还有壶和碗。后继续发展为白地多彩刻线釉陶器,除了白地绿彩、黄褐彩之外,还有深紫、锑黄等制品。代表作为白釉黄褐彩三提环陶壶。
2. 锡白釉陶器
锡白釉陶是在淡黄色胎土上施挂铅釉的锡白釉,成为纯白的优质陶器。器形以钵为主,也有壶类制品。钵体的造型为没有口缘的大口钵,常常修出轮制底足,其工艺规整,形态完美,类似中国晚唐的白瓷。后发展为白釉篮彩和白釉绿彩陶器,以钴釉文字、水藻纹或水藻变形纹样为装饰纹样,造型具有中国越窑和长沙窑器物造型的特征。
3. 华丽彩陶器
华丽彩陶器也是以锡白釉胚体为基础,然后用氧化金、氧化银、氧化铜等釉彩描绘各种纹样,经还原焰烧成,纹样闪闪发光,具有金属光泽般的美妙效果,所以被称为“华丽彩”或“彩虹器”。华丽彩陶的纹样多仿制金属纹样,如鱼子纹等。器形以盘、钵为主,也有些类似中国越窑的壶。
(三)中期(十一世纪中期—十五世纪)
中期波斯风格陶器是伊斯兰陶器发展到极盛时期的标志。
中期的塞尔柱王朝,出现了与前期风格迥然不同的波斯陶器。波斯陶器是七世纪中叶,建立于波斯地区的回教国家所制作。波斯陶器传入伊斯兰地区后,经容纳吸收并得到大力发展,成为主流。所以,中期陶器是伊斯兰陶工艺的鼎盛时期。它具有以下特征。
胎土:灰白色,因灰白色陶土混入白色硅石粉而形成。
釉质:以碱釉系的单色釉为主,釉色有以铜呈色的土耳其蓝,还有蓝釉、白釉。
器型:以前期伊斯兰时代的钵、盘为主,此外还有碗、壶、瓶等。到十二世纪,又增加了灯具、器台等作装饰用的陶工艺。
装饰纹样:几何纹、文字纹、文字与花纹组合而成卷草纹样,以及添加鸟纹、兽纹的组合纹样。十二世纪后半叶出现釉上描绘王侯图和故事情节的装饰纹样。
装饰技法:在保留釉下刻线、模印的基础上,发展成釉下剔刻、釉下彩绘、透雕、珐琅彩以及釉上彩绘等较为繁复的技法。
代表器型:“米奈”型陶器。
(四)后期(十六世纪之后)
十六世纪之后波斯陶器的风格和技法釉反过来给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交流能够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
仿中国明代白釉蓝彩陶器:制作技法与中国青花基本相同,但无青花瓷坚硬,器类以钵、盘为最多见。纹饰以花鸟纹、山水纹、亭台楼阁等为主。也有在白釉蓝彩上再用各种颜色绘制纹样,为仿中国明清的五彩瓷,仍为陶质。
青釉陶器:作为中期陶器的延续,有青釉、青釉彩纹、白釉彩纹等。以钵、盆、瓶、壶等为常见器类。施釉技法、纹样形式基本与中期相似。
二
纵观伊斯兰陶工艺的发展过程,它从萌芽走向成熟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伊斯兰陶工艺是在伊斯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倭马亚王朝时期,将征服地的固有文明容纳吸收转为己用,从而保持了原有的传统特色。
阿巴斯王朝时期,金银器制造受到限制,此时中国陶瓷作为金银器的代用品传入伊斯兰地区,这极大地促进了伊斯兰陶工艺的发展。可以说伊斯兰陶工艺的发展与各时代传入的中国陶瓷器密切相关。自前期阿巴斯王朝的陶器开始,伊斯兰陶瓷开始大量模仿中国的陶瓷器,产生了许多新品种,公元十一世纪中期起,以青瓷为主的宋瓷大量输入伊斯兰世界,中国青瓷确实对伊斯兰陶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伊斯兰陶器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完全演化成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而且波斯风格的彩绘瓷器、白釉蓝彩陶器、铜釉彩绘陶器,对后来中国五彩瓷、青花瓷、釉里红瓷器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此后,中国青花瓷、五彩瓷又给予伊斯兰陶器的发展以极大的影响。
总之,伊斯兰陶工艺以其精致繁丽的装饰手法和精湛的工艺精巧,展示了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它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独特风采,它不仅是东方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世界工艺文化中的一支奇葩。
参考文献
[1]张夫也.外国工艺美术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浅谈伊斯兰债券 篇9
关键词：伊斯兰债券；苏库克
一、伊斯兰债券（SUKUK）概述
（一）定义。伊斯兰债券——苏库克（sukuk）（以下均称“苏库克”）起源于阿拉伯语“sakk”和表示法律文书、支票意思的另一个阿拉伯语词汇。而“sakk”的意思是在合同契约上留下印记。这是伊斯兰债券的原始概念。
根据伊斯兰金融会计与审计组织（AAOIFI）的定义，苏库克代表有形资产、服务、特定项目的未分割资产所有权份额。虽然苏库克与传统金融债券在很多方面都有类似之处，但苏库克体现了投资者对资产、项目、服务的所有权，而不是债权。除了性质不同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苏库克是在伊斯兰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产品且产品结构符合伊斯兰教法。因此，根据伊斯兰学者讨论，给出了苏库克的最终定义是：基础资产大部分为有形资产的可在金融市场上流动的融资工具，其市场价格反映了有形资产组合的所有权。
从本质上看，苏库克是符合伊斯兰教法关于禁止支付或收取利息规定的一种固定收益债券，债券收益或来自于利润分享，或租金收入，并通常收到有形资产的支撑。与传统债券相比，苏库克不仅收益有吸引力，且波动更小，在利率处于上升期时优势尤为明显。此外，苏库克提供了参与一些经济体的机会，而这些经济体正是那些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系稳健、并曾长期被债权指数与基金所忽视的地区，如海湾国家、东南亚国家等，受益于苏库克本身的独特结构，加上上述国家的市场活力，使得债券收益与全球其他固定收益市场相关性不强，成为投资者资产或债券组合的有益补充。
（二）苏库克合约类型。（1）租赁型苏库克，如伊吉拉型；（2）利润分享型和股本参与型伊苏库克，如穆德拉巴型和穆沙拉卡型；（3）销售型苏库克，如加价贸易型、委托加工型和预付款型；（4）复合型苏库克；（5）其他类型，如代理型苏库克。这五种类型中最流行的是租赁型苏库克，占全球苏库克发行总量的36%，
2007年到2008年间这一类型的苏库克更是占全球苏库克发行量的一半。2014年9月11日，香港发行的10亿美元苏库克也是租赁型。
二、租赁型苏库克
（一）定义：租赁型苏库克指的债券发行人将自己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债券购买人，以此作担保，借以筹措资金，约定在一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收益率给债券购买人支付收益。
（二）流程解释。（1）SPV是债券的发行方，持有标的资产或权益，同时承载付款要求和资金安排。（2）债券投资者购买苏库克份额，SPV成为受托人，持有标的资产或权益。（3）实际发行人将标的资产售予SPV。（4）SPV付款给实际发行人。（5）受托人（SPV）将资产租回给实际发行人，租期与债券期限相同。（6）受托人作为出租人，从承租方（实际发行人）手里定期获得租金收入。（7）受托人按事先约定的期限和额度将租金收入支付与债券投资者。（8）约定到期后，SPV将资产重新出售给承租方。（9）承租人（发起人）按最终的回购价格支付给SPV。（10）SPV偿付本金给债券投资人。（11）、在债券存续期间内，最终发行方作为承租方，还要与SPV签署服务代理协议，承担租约期间内标的资产的维修、税收、保险等正常使用费用支出的义务。
（三）租赁型苏库克的特点：（1）必须根据苏库克到期时间，提前约定好租金金额及支付周期。（2）发起人（承租人）对基础资产享有使用权，SPV（出租人）代表投资人享有所有权，承租人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基础资产，不得挪作他用。（3）作为资产的所有者，SPV代表投资人负责与资产有关的任何风险，直到租赁期结束。但使用资产所产生的其他风险则由承租人即发起人承担。（4）租赁型苏库克可以议价也可以在二级市场挂牌交易。（5）租赁型苏库克从发行管理及市场性来说具有很高的灵活性，中央政府、自治地区、个人或公共机构均可以发行伊斯兰债券。可以通过金融媒介或是租赁资产的使用者直接发行。
三、伊斯兰债券与普通公司债券的比较分析
（1）苏库克是一种所有权而非债券。理解苏库克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认识到发行伊斯兰债券必须要有实体资产，它的价值代表着资产所有权的价值。普通债券代表的是债权。其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绝对不同于伊斯兰债券。在普通债券中，债券持有人就是债权人，发行人就是债务人。这项债务合约有固定利息，因此这就成了伊斯兰律法中所说的riba。在苏库克中，债券持有人拥有资产的所有权，是购买人，而不仅仅是签署了一份贷款合同。（2）支持苏库克的基础资产必须符合伊斯兰律法的要求，而普通债券要求的资产则无需满足这一条。（3）苏库克的定价取决于基础资产的价值，而普通债券的价格则取决于贷款利率。（4）当基础资产的价值增长，苏库克的价值也会增长。而普通债券的利润和固定利率是一致的。（5）当苏库克持有人出售债券时，实际出售的是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而普通债券出售的是债权。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区别，不过总的来说，都可以在二级市场销售变现，都需要在评级机构评级，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这些金融工具。
四、全球苏库克发展概况
在全球伊斯兰核心市场上，苏库克发展比较快。十多年前，苏库克市场规模仅96亿美元，发行机构有限。2013年市场规模已达到2694亿美元，大宗交易数量呈指数式增长，发行机构日益多元化。除伊斯兰投资者外，传统投资者参与数量日益增长，已占到债券参与者的一半左右。2012年，全球苏库克发行量1340亿美元，2014年初苏库克发行量1800亿美元。2000年-2014年初，全球累计发行6000亿美元。根据科威特金融机构研究报告称，苏库克市场已从2010年的1215亿美元存量上升到2013年的2476亿美元，且需求增势显著，新的债券发行往往得到大幅超额认购。根据安永公司预测，随着对苏库克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2017年对苏库克的全球需求量将达到9000亿美元。
自2001年以来，共有16个国家政府发行了SUKUK，但发行国主要集中在海湾国家及东南亚，其中又以马来西亚、阿联酋、沙特及土耳其为主。2013年，安曼、突尼斯和埃及也陆续加入苏库克的发行队伍中。苏库克的迅猛发展使得穆斯林国家之外的地区也开始关注这个名叫“苏库克”的伊斯兰债券。2006年6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公开表明，欲将伦敦打造成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金融中心，允许各银行在英国销售伊斯兰金融产品并制定一系列措施，使包括符合伊斯兰法的储蓄账户和抵押服务合法化。英国经济专家自2007年开始不断取证、论证，以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国会修改法律，为伊斯兰金融在英国的开展扫清障碍。2007年英国不仅在马来西亚成功发行了苏库克，2013年10月英国又在本土发行2亿英镑的伊斯兰债券，成为全球首个发行伊斯兰债券的西方国家。2014年9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经由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向全球投资者成功发行5年期10亿美元伊斯兰美元债（苏库克），成为继伦敦后又一个涉足伊斯兰金融的全球金融中心。债券最终录得47亿美元认购，超额4.7倍，成为全球首支由AAA评级政府发行的伊斯兰债券。
苏库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国虽然尚属空白，但随着“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政策的稳步推进和实施，以及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各项合作关系的日渐紧密，国内经济金融专家也开始了对苏库克的研究和探讨，希望此项新兴理论及其衍生出的金融产品可以在当前大时代背景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financial markets series
伊斯兰经济论文 篇10
习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东南亚与中亚各国家时分别提出了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在2015年正式的提出了要“一带一路”的内容。即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带动沿线其他国家的共同繁荣。
该沿线共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印度、孟加拉国等很多穆斯林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世界上现存的穆斯林大国,也都是典型的伊斯兰法系的国家,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回避不了伊斯兰教问题,当我国的资金在投资于这些国家时就要考虑适应其国内的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
二、伊斯兰法系中的利息禁令及其国内银行的对策
作为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的伊斯兰法系,从其性质而言,伊斯兰法相当于一部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法律,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财产是由真主所赋予的,伊斯兰法系中的法学家在《古兰经》与“圣训”中的教义的基础上,并从这些教义中总结出了伊斯兰借贷的基本原则即无息借贷。也就是说在借贷时,其根本原则是无息借贷,而且在借贷后要耐心等待,如果贷款人无法还款时,借贷人此时应该放弃全部或部分贷款,以此作为一种对贷款方的施舍。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伊斯兰法系的国家也毫无疑问会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在金融业领域,这一法律传统对伊斯兰国家的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我们熟知的商业银行基本的对外业务就是存贷款,伊斯兰法系国家的商业银行当然也不例外,这些银行也要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在存款的业务中是肯定会有利率的参与,也就是一种利息。在伊斯兰金融体系中,存款方和银行之间相当于信托法律的关系,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属于共同投资人,也就是一种股东投资的关系。
本文主要着重说明银行在投资业务中是如何经营的,这也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需要借鉴的,伊斯兰的银行会通过订立一个Murababah的合同,这种合同可以避免利息禁令中规定即期交易要求,在该合同中,设定两个当事人A和B及货物C,A要从B处购买货物C,A和B之间会签订一个这类合同来为此交易提供款项。然后银行就可以通过这个合同来参与A和B之间的交易,其交易流程就是A要承诺其未来会从银行购入C,银行再和A协议,在一段时间以后,A再将货款付给银行,作为可以迟延付款的回报,A会给银行一定的利息。通过投资C,银行就把自己现存货款变成了未来的收益。这种流程相当于一个融资融物的业务。在实际的银行业活动中,肯定有多种多样的业务流程,可以通过对合同的应用拓展来适应不同的情况。
三、我国银行的投资对策研究
前文中已经叙述过,伊斯兰银行业是如何通过合同条款的变换在其投资的货物买卖中来避免利息禁令原则的,对于即将开展的一带一路中的对伊斯兰国家的投资建设中,也可以利用这类基础合同进行一定的修改,来完成必要的融资行为。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定义为一系列的投资合同,银行投入一定量的融资以后,该建设行为也在不断进行,当建设行为完成以后,获得融资的一方需要返还其所获得金钱融资,由于基础设施是以未来收益来看的,同样可以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得其之前投入的数额及收益,可以以租金或者贸易差额来填补之前的融资数额。
再次,通过推动投资基金、丝路基金、援助贷款基金的投资行为的实施,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在对外的投资上,可以建立一些基于区域的子基金,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即我国的这些投资机构可以与伊斯兰法系的银行形成一种协作的形式,利用其已经存在的模式来共同为其基础建设提供融资,这也是符合“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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