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银行（共6篇）
伊斯兰银行 篇1
一、引言
伊斯兰 (Islam) 一词根源于Silm或Salam, 意为和平。伊斯兰教的具体教义是通过其法律 (Shari'ah) 来得以体现的。Shari'ah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正义与公平;权利与责任;协商;公共利益;今生与来世的成功 (Siddiqi, 2005) 。上述伊斯兰教义决定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其中包括商业行为的诚实合法性、交易的公正性, 鼓励生产并盈利以增加社会福利, 平等分配收入, 反对风险经营和赌博行径, 禁止一切剥削行为 (Venardos, 2005) 。银行业作为经济及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经济思想对其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确立了伊斯兰银行业有别于于传统银行业的自身特色:禁利———所有金融交易必须以有形资产的存在为基础, 货币因其不属于有形资产, 本身不得产生回报。因此, 资金借贷本身不是合法的盈利途径, 不能够收付利息。要求支付提前固定下来的利息而不考虑借款人实际所处经济环境的做法, 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正义准则;避险———合同条款中不允许包含不确定性因素, 也不允许通过债务出售, 期权期货等风险工具的买卖来转嫁或规避风险。融资风险由实际放款人 (存款人) 承担, 银行作为借贷资金的代理人或受托人不承担风险;抑恶———银行资金不允许用于支持诸如酒类、军火制造及交易等伊斯兰教法禁止的行为和经济活动。银行投资渠道必须进行合法性的选择。与其业务特点相适应, 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从而形成异乎于传统银行的公司治理特色。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导引文件是IFSB在2006年颁布的伊斯兰金融服务机构 (不含伊斯兰保险机构和共同基金) 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IFSB颁布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 并非要在现有的国际公认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之外建立一个全新的框架, 而是要在充分考虑伊斯兰金融机构教法相符这一独特要求的前提下去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和标准。正是教法相符这一要求, 使得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必然具有传统银行业所没有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之处的存在对于弥补其外部监管的不足, 提升伊斯兰银行的竞争能力、从而持续健康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
二、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已经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而伊斯兰银行业的出现, 却只是上世纪中后期的事情。在这之前, 即便是穆斯林银行, 其经营模式也与传统银行相差无几。1963年, 埃及一个名为Mit Ghamr的村庄, 建立了一家遵照伊斯兰教义从事经营的银行 (Venardos, 2005) 。而1975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和迪拜伊斯兰银行的建立则标志着现代伊斯兰银行业的开端。之后, 伊斯兰银行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东南亚、南亚、海湾和中东地区逐步成立, 逐渐形成了当今世界区别于传统银行业的宗教特色鲜明的伊斯兰银行业。环球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自1982年以来增加了40倍, 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根据产生所处背景分析,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关乎需要, 一个关乎条件。上世纪中叶, 随着计算机、电子通讯、信息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银行旨在扩大盈利空间的金融创新业务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当时的金融创新品种, 无论是应对高利率变动风险的浮动利率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 或是用于扩大业务规模的信用产品, 再或是用于规避法规监管的漏洞开发 (Loophole mining) 产品, 其结果无一例外, 都使银行经营的风险性不断加大, 稳健性不断降低 (Mishkin, 2007) , 与伊斯兰教法的要求日益背离。因此, 在伊斯兰地区, 摒弃传统银行模式, 建立符合其教法规定的独立银行模式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 原本为西方殖民地的各伊斯兰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获得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使其宗教精神得以充分发挥、宗教教义得以在政体、法律、经济等框架建设中充分体现。政治上的独立自然也为伊斯兰国家建立自己的银行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给海湾地区国家赢得的巨额石油美元财富则构成了当时伊斯兰银行迅速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发展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巨大的穆斯林人数为新兴的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需求保障。随着伊斯兰金融的不断为人们所熟识, 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被伊斯兰银行业务特色所吸引, 而成为伊斯兰银行服务的稳定客户来源。据统计, 在马来西亚, 伊斯兰银行业务的近四分之一, 是为非穆斯林客户提供的。伊斯兰银行业的真正发展和壮大只有几十年, 机构数量及分布还远没有满足穆斯林世界的金融需求。世界上许多国家, 特别是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 如中国、叙利亚、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伊斯兰金融业还十分薄弱或根本缺失。这种现状表明伊斯兰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拓展前景依然十分广阔。正因为如此, 传统银行正纷纷加快进军伊斯兰银行业的步伐。国际知名银行如汇丰、花旗、渣打、劳埃德等均在伊斯兰地区或本土设立分支机构, 开设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拓展伊斯兰银行业务。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及香港地区金管局均已取得IFSB的会员资格。2007年, 香港金管局批准丰隆银行推出香港市场首个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2009年宁夏银行也正式获批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试点成为国内首家试点开展此项业务的银行。随着国内伊斯兰银行业务实践的出现, 国内理论界关于伊斯兰金融的探讨也层出不穷, 涉猎方面十分广泛。刘天明 (2008) , 阿地力江·阿布都力 (2010) , 马玉秀等 (2009) 学者从思想与理论的角度诠释了伊斯兰银行业特色形成的根基和缘由。巴曙松等 (2009) 则对伊斯兰金融业形成所需要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基础要素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许多学者也十分关注伊斯兰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王若溪, 2011) , 尤其是近年来伊斯兰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地区 (骆永昆, 2010) , 籍以为国内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伊斯兰金融体系, 能更容易地解决金融危机, 比西方金融体系更加稳固。" (马玉秀等, 2009) 。时下的银行、金融、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 引发人们对当前银行业体系的深刻检讨与反思。而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不仅全身而立, 而且稳健壮大的现实则引起业界与学术界对伊斯兰银行业模式的极大关注。表面上看, 这次银行危机源自于银行的次贷业务, 然而, 其深层根源却是有悖银行安全性运营要求的银行现行机制。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一份研究报告对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原因解释是, 因为几乎没有使用过这次出现问题的复杂的金融工具。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 (2008) 则认为, 伊斯兰银行特有的运行机制是有效阻碍次贷危机在伊斯兰金融体系内蔓延的重要原因。作为"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的公司治理, 无疑对于这种运行机制的健康完善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 马连福张春庆等 (2010) 直接把金融业治理风险的过度积累看作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了解相对稳健的伊斯兰银行业的业务经营特点及公司治理模式, 或可为当前传统银行业自我变革和完善, 以期走出困境、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三、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特色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外部监管相对薄弱外部监管的第一机制是法律。
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的运行首先必须遵循伊斯兰法律Shari’ah的规定。Shari’ah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primary sources) 是Qur’an (古兰经, 真主Allah的语录) 和Sunnah (先知默罕默德的言行教导) , 第二部分 (secondary sources) 是伊斯兰宗教学者面对实际问题时, 对Qur’an及Sunnah的诠释、引申和具体运用。学者本身的认知局限、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以及众多观点相左的学派 (schools) 林立, 导致第二部分法律内容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确定性、连贯性, 从而削弱实务指导的标准化和权威性。在非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银行法的缺失, 传统税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不适用, 进一步恶化了伊斯兰银行业运行的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的第二机制是制度。尽管AAOIFI、IFSB等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在会计准则、审计标准、风险管理、资本要求、信息披露、行业准入、公司治理、监管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颁布了相关的指导性制度和标准。但由于:伊斯兰金融业起步较晚, 且独具特色;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大多成立时间不长 (AAOIFI成立于1991年, IFSB成立于2002年) , 经验欠缺;伊斯兰金融业在全球拓展中与传统国际标准的衔接与融合在制度制定中的考量日显重要, 加大研究难度;双轨制下传统银行伊斯兰窗口和分支机构业务的监管尚未纳入当前已有的框架体系……等诸多原因, 相关准则、指引的补充、修订和完善工作十分艰巨, 需要假以时日。目前的现状是实务中惯例标准不一而足, 各司其主, “即使金融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面对各不相同的伊斯兰银行会计惯例和披露, 也十分惘然。” (Khan, Bhatti, 2008) 而伊斯兰银行业相关法律、审计、监管等专业人才的短缺则成为制度研究、推进和执行的又一大重要桎梏。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特色明显 (1) 内在的自律要求。
公司的内部治理要求, 根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安排, 有助于营造公司运行公正 (Fairness) 、透明 (Transparency) 和具有明确责任 (Accountability) 的公司文化, 从而保证公司的决策、行为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上述内部治理的要义, 在伊斯兰教法里其实都有明确的阐述。Qur’an中有关合同的诚实履行要求、禁止背叛他人的信任和通过欺骗、贿赂、价格操纵等手段获利等圣训, 都体现了公正的公司治理要求;对隐瞒事实和证据的严令禁止则与透明的公司治理要求不谋而合。而行为的责任性和解释力更是Qua’an对穆斯林的最基本要求:穆斯林负有在审判日对真主的解释说明义务, 依此得到真主对后世的奖惩。此外, 除了对真主的绝对责任, 伊斯兰教义还规定了穆斯林对他人 (家人, 亲戚, 朋友, 交易伙伴, 上司下属等) , 对社会 (穷人、孤寡、残疾等需要社会帮助之人) , 对地球环境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空气水源免遭污染, 动物植被得到保护) 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这些责任义务的规定, 昭显了伊斯兰宗教对最广大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内在关注要求。由于伊斯兰教法内含的与公司内部治理要求高度一致的戒律, 以严守伊斯兰教法为己任的伊斯兰银行, 其公司治理的实践必然带有强烈的自律倾向。这种自律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发展的意义在于:在当前外部监管法制环境尚不健全的背景下, 可以借助自身内在的自律机制, 实现完善的内部治理, 以此确保伊斯兰银行的健康和稳定;出于宗教伦理自律, 而对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关注、最广泛社会责任的承担, 有助于伊斯兰银行社会公众形象的提升, 而银行的形象和声誉正越来越成为客户选择银行的重要考虑之一。 (2) 独有的机构设置。与教法相符的要求, 使伊斯兰银行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 具体体现为:按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建立内部治理机制考核的指标, 设置银行内部满足伊斯兰教法相符要求的公司治理机构。如在公司治理常设机构之外增加了专门的教法相符 (Shari’ah compliance) 指导与监督部门———伊斯兰教法监督委员会 (SSB-Shari’ah Supervisory Board) 以满足IFSB在导引中提出的有关教法相符的公司治理原则。除了提供教法咨询和裁定外, SSB对银行产品、运作以及其他所有活动 (包括非法收入的处理, 公司的慈善活动等) 进行按教法为准则的宗教审计, 评价经营活动的遵教度, 并提出其审计报告。为了增加权威性, SSB成员都是公认的Shari’ah学者, 他们的个人信息均在年报或其他媒介加以披露。IFSB把设立SSB或建立类似的Shari’ah监控机制 (SGS, Shari’ah governance system) 作为银行取得伊斯兰银行业经营许可的重要前提。根据一份对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巴林5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75个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的调查, 除了传统公司治理常设机构董事会以及内控部门外, 教法监督委员会是第三个所有被调查对象均设有的治理机构 (田中禾等, 2011) 。伊斯兰银行SSB机构设置的意义在于:明确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宣示对伊斯兰教法的严遵信守, 提升社会形象, 增加公信力, 最大限度地吸引认同伊斯兰银行理念、倾心于伊斯兰银行产品的潜在客户;确保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完美体现伊斯兰银行的经营理念, 保持纯洁性。尤其是双轨制运行下的伊斯兰银行, 面临激烈的传统银行业的竞争, 特别应警惕金融业务创新的传统化倾向。失去自我, 就是自取灭亡;保持并不断完善自我, 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3) 特别的利益视角。与传统银行业的债务型融资 (Debt-based financing) 迥乎不同的是, 伊斯兰银行业基于其“禁利”“避险”理念, 以权益型融资 (equity-based financing) 作为其投资业务的主体, 从而形成了存款人与借款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PLS (Profit-loss-sharing) 资金使用模式。与该资金使用相对应的资金来源是客户在银行开立的投资存款账户 (Investment accounts) 。根据客户 (IAHs, investment account holders) 对投资项目有无特定的选择, 该账户分为限制性 (Restricted) 和非限制性 (Unrestricted) 两种。限制性账户类似共同基金, 严格意义上而言, 不是银行的资金来源。非限制性账户的资金, 银行可以将其与自有资金混合使用, 存款人按照事前确定的比率分享收益或承担损失。非限制性账户持有人 (IAHs) 作为权益投资人, 承担资本损失的风险, 从而与公司股东的地位类似。这对于伊斯兰银行而言, 就面临着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目标下的股东利益与IAHs利益的平衡问题。IFSB的基本观点是:银行作为投资账户的受托人, 除了对IAHs承担对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外, 还有账户管理的责任, 从而, IAHs的利益至少应等同于股东的利益。为了保障IAHs的这种利益, IFSB要求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组织结构中, 在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之外另设治理委员会 (Governance Committee) (至少包括一名Shari’ah学者) , 分别代表股东利益和IAHs利益对银行运行进行监控, 从而实现资金混合投资过程中两种利益的制衡。此外, 为了消除客户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之忧, IFSB特别强调伊斯兰银行对客户所承担的信息披露责任, 以确保客户对投资相关所有信息的知情权。开立账户时, 明确告知银行投资基本理念及策略, 投资产品合同的权利和风险, 权益/损失的计算方法及利益分配方法;投资过程中, 定期披露投资相关信息, 以确保客户监督权的行使和做出基于客观信息的自主选择和决定。另外, 对于投资账户管理人的资格也必须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内部治理中重视IAHs的权益保护, 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在于:伊斯兰银行业特有的宗教色彩和经营理念, 决定了投资账户资金来源 (相对于活期存款账户) 以及相应的权益投资运用在伊斯兰银行业务中的核心地位。对于IAHs权益的重视和保护, 对于改变当前PLS投资业务的颓势, 凸显伊斯兰银行业的特色, 稳定和增强资金实力, 扩展利润来源空间至关重要。
四、结语
尽管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上述特色根源于伊斯兰宗教思想, 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传统银行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效仿, 但其中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却可以为当前问题缠身的传统银行业纠错正身、摆脱困境、重树形象、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比如传统银行业如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也能树立较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建立独立的社会责任履行监督机构、设置专门的存款人利益代言人, 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没有止境的利欲追求所引致的日益强烈的冒险冲动, 更好地履行长期以来本应承担却总被忽视的企业社会责任, 更充分合理地平衡最广泛利益相关方的正当利益, 特别是能尽快地找回银行的本真, 恪守以安全性为首的三性原则, 最终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业运行秩序。
摘要：源于银行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业界对伊斯兰银行业的关注。经营思想、业务模式有别于传统银行业的伊斯兰银行业, 其公司治理也别具特色, 其中的一些理念及做法或可成为传统银行业摆脱困境、健康发展的有益借鉴。本文对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伊斯兰教,伊斯兰银行,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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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银行 篇2
“斋月”，阿拉伯语叫“莱麦丹”月，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东乡、撒拉等l0个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称该月为“尊贵的月份”、“吉祥的月份”。按伊斯兰教法规定，成年健康的穆斯林（除孕妇、儿童外)“见月儿封斋，见月儿开斋”。也就是说，从这个月的新月出来到下月的新月出来的一个月(30天)时间里，穆斯林都要封斋。从黎明到日落，白天不进饮食，不说脏话，不背谈他人，不干坏事，大家都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通过斋戒使人们尝到了饥饿和干渴的痛苦，用忆苦思甜的方法，磨炼意志，坚定信心，体会人生创业的艰难，鼓励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财富，教育子女做一个勤劳、善良、正直和守法的穆斯林。明代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概括了斋戒的意义有三：即“省过”、“节欲”、“清心”。其意为“省察己躬，罚赎过错，节欲检行，止恶扬善”。清代回族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一书中说：“故斋之日，不起妄念，举止唯敬，语默为恭。”提倡穆斯林，在生活富裕的情况下，施舍贫穷，接济骨肉，以照顾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特别在“耶梯目”（孤儿）为已任，所以开斋节又是叫“济贫节，”而新疆穆斯林称“肉孜节”。
开斋节这天，穆斯林男女都要沐浴净身，作大、小净，点香，穿新衣戴新帽，打扫房屋，整理宅院，到清真寺参加会礼，听阿訇讲“卧尔滋”，作完礼拜后，给亡故的亲友走坟。家家炸油香、搓馓子、喝盖碗茶等，有的还要宰鸡、羊。烹制本民族本地区独具风味的佳肴美馔。如宁夏回民的清炖羊肉、手抓羊肉、涮羊肉，新疆的抓饭、烤全羊，兰州的牛肉拉面、清蒸鸡，西安的羊肉馅饼、羊肉泡馍等。友相见，互道“色俩目”，问好祝安。诗人阿三在《油香》诗中赞道：“胡油炸馍一品香，穆民开斋共桌尝，圣洁吉祥托尔本，回回佳馔千古芳。”昔日贫困的回族聚集地区，而今旧貌换新颜。开斋节时人人欢天喜地，丰美的珍馐肴馔，代替了昔日的清汤菜饭，节日里洋溢着一片欢乐繁忙的景象。这都是改革开放成果的见证。
古尔邦节也叫“宰牲节“。“古尔邦”是阿拉伯语“尔德·艾祖哈”的音译，意为“献牲”、“献身”之意，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对宰牲节还有不同的称呼，如库尔班节、忠孝节、献牲节等，一般在开斋节后７０天庆祝。这个节日属于穆斯林朝觐功课的最后一项活动仪式，均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举行。届时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都要在各地清真寺举行盛大的庆祝动。国家给穆斯林职工放假一天，人们享用丰盛的佳肴，阖家团聚，共同向真主祈祷一年的平安吉祥，感赞真主赐予穆民的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的好年景。
穆斯林为什么要宰牲过古尔邦节呢?这个仪式来源于古代阿拉伯民族。传说伊布拉欣圣人在夜间梦见真主，要他用爱子依斯玛仪献祭，以考验他的忠诚。魔鬼撒旦三次花言巧语引诱伊布拉欣抗旨。伊布拉欣没有受骗，当其子遵命俯首时，真主派天使哲伯勒依拉送来一只羊代替了。为纪念伊布拉欣父子对真主的忠诚，伊斯兰教教法规定，这一天(伊历十二月十日)为“宰牲节”。
穆斯林在节日这天头戴白色圆顶撮口小帽，身穿整洁的服装，都到清真寺沐浴净身，聆听伊玛目(教长)讲“卧尔滋”（《古兰经》)，并聚众会礼，游坟诵经。然后各自回家宰牲、献性。所宰的牲一般指牛、羊、骆驼等伊斯兰教教规确定的可食之物。穆斯林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在节日里均要宰牲庆祝。宰牲前需要举意(内心决定)，由一人单独宰一只羊，或七人合宰一头牛或骆驼。节日里所宰牲畜必须是四肢健全、膘肥体壮的无病之畜。绵羊须满181天，山羊l年、牛2年、骆驼6年以上，方可屠宰。禁忌宰杀病畜、瘦畜或幼畜。屠宰时，一定要请阿訇主刀，一刀必须切断牲畜的食管、气管、血管等，放净血水方可剖剥。通常将牲肉分为三份：一份施舍给生活比较贫穷的人家，一份赠送给亲友、一份留着节日期间自己家里享用，充分反映了穆斯林善好施、互相照顾、纯朴无私的性格。妇女们要沐浴净身，清洁房前屋后，并准备丰盛的饭菜，如炸馓子、捞油香、烩羊肉、做羊肉臊子面、手抓羊肉、羊肉粉汤等圣洁食品，以便馈赠亲友和阿訇。宁夏诗人沙波描绘道：“梆子班克声声紧，村姑蒸炸忙不停。油香馓子甜又脆，风味小吃更喜人。四方亲朋贺宰牲，忠孝佳节济贫穷”
伊斯兰雄鹰 篇3
坐落在伊斯兰堡西南方向40英里(65公里)外的卡姆拉－米哈斯(KAMRA-MINHAS)空军基地是整个巴基斯坦最为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因为这里拱卫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空域安全，在最近发生的印巴军事对峙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日前，英国《空中力量》记者有幸进入这块被誉为“英雄之家”的区域，探寻其中神秘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
“英雄之家”的由来
1971年8月20日，本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五，正值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伊斯兰堡上空却被层层战争阴霾所笼罩。年仅20岁的巴基斯坦飞行学员拉希德·米哈斯(Rashid Minhas)正在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歼教5飞机的起落训练。就在演练行将结束之际，教练员突然命令米哈斯回到教练机副驾驶位置，自己接管教练机并驾驶战机向印度方向驶去——米哈斯本能地意识到，这名教练员要可耻地叛逃!
此时距离印度领空仅有40英里远了。米哈斯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拼命地从教练员手中再次夺回歼教-5的控制权，并在狭窄的座舱内与这名可耻的叛徒展开了激烈的肉搏。但是在经验丰富且年富力强的教练员面前，尚嫌稚嫩的米哈斯还远远不是对手。
眼看战机就要飞抵印巴边界，一股捍卫巴基斯坦空军荣誉的使命感占据了米哈斯的整个思维。他果断地拔掉了战机所有导线，并打开战机油箱阀门，迫使战机降落。最终，这架被瘫痪的教练机在距印度领空32英里的地方坠毁，米哈斯壮烈牺牲。对于用生命捍卫巴空军荣誉的拉希德·米哈斯，巴基斯坦举国上下赋予他至高无上的荣誉——巴军方授予他“伊斯兰英雄”的荣誉称号，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亲自为其举行国葬，并将其生前服役的卡姆拉基地命名为卡姆拉－米哈斯基地(以下仍简称卡姆拉)——“英雄之家”的称号自此诞生。
空军圣地
目前，卡姆拉基地驻扎着巴空军第33战术联队。从编制上看，第33联队包含两个战斗机中队——第14“尾翼终结者”战斗机中队(Tail Choppers，装备邻国生产的歼－7P战斗机)以及第25“战鹰”战术攻击中队(Eagle，装备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幻影”5E／F战斗攻击机)。此外，该联队还下辖一个直升机搜救中队以及部分地勤人员。
现任卡姆拉基地的最高长官是贾姆沙德·汗上校(Jamshad Khan)，他是一名拥有3000多飞行小时的战机飞行员。自2006年上任以来，贾姆沙德·汗大力推动该基地的技术及人员更新，到目前为止，第33联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巴空军内部精挑细选的优秀飞行员，之前大都有过歼-6、歼-7P及F-16战斗机的驾驶经验。作为巴基斯坦空军的骄傲，1999年，当时还是第14中队长的贾姆沙德·汗曾带领其“尾翼终结者”中队参加在邻国举行的反雷达对抗演练，一度引起国际军事界的关注。
卡姆拉基地也是巴空军高级军官的摇篮。曾在2003～2006年担任巴空军参谋长的卡里姆·萨达特上将(KaleemSaadat)就曾是该基地第33联队指挥官。除此之外，卡姆拉基地还以“英雄辈出”著称，前任基地司令哈米德·卡迪里(Hameed Qadri)是巴国内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早在1986年5月17日，时任战斗机中队长的卡迪里在一次巡逻过程中驾驶F-16战斗机，成功击落一架侵入巴领空的阿富汗苏22战机，从而成为巴空军有史以来第一位F-16王牌飞行员。不幸的是，2002年7月，卡迪里在一次战机飞行演练中不幸坠机身亡。至今这位传奇的王牌飞行员在巴基斯坦还是许多孩子心中的偶像。
除了这些“大英雄”之外，该飞行基地内还有大批默默无闻，但甘愿为巴空军事业无私奉献的爱国志士。穆沙塔克(Mushataq)，一个飞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曾驾驶过歼-6和法国“幻影”III战机)，如今在基地里负责调配基地内所有战机的飞行训练任务，以及全权处理飞行事故善后。就在记者采访该空军基地的前几周，该基地就发生一次重大飞行事故——因为发动机故障，一架歼-7P战斗机在降落过程中起火坠毁，所幸飞行员伊姆兰(Imran)及时从座舱内弹出，仅受了点轻伤。作为基地最高安全督导员，穆沙塔克参与了整个事故的调查过程，并安排了伤员的疗伤及安抚工作。
与大多数巴基斯坦空军基地不同，在卡姆拉基地内部，有一支专门负责战机日常维护与修理的后勤小分队。这支小分队由一批年富力强的战机设计师与地勤机械师组成，主要负责该基地内三种型号战斗机／直升机的二级维修工作(每隔一定时间，基地内的战机／直升机都要送到卡姆拉的巴基斯坦航空工业联合体进行三级维护)。除此之外，基地内还有一支专门负责警卫工作的别动队——巴空军第17别动队(DSCC)，绰号“鹞鹰”(Pasban)，该部队无论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堪称巴军精锐。
“夜行魔”：“战鹰”
在巴基斯坦空军中，成立于1986年8月27日的“战鹰”中队是最年轻的战斗机中队。1995年12月之前，该中队配备邻国提供的歼6战斗机。1996年1月25日，该中队换装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提供的二手“幻影”IIIEA战机(该机引进后进行过改装，当地名称为“玫瑰”)。
1997年3月，该中队正式改编为第25战术攻击中队。1998年9月，中队又换装二手的“幻影”5EF战斗攻击机(当地名字为“玫瑰-2”)。该机是巴空军实施的“蓝色闪电-6”号计划(Blue Flash 6)的产物，这批共39架飞机均购自利比亚空军，并加装前视红外成像系统(FLIR)，可执行夜战任务。目前该中队的指挥官是兰达尔瓦中校(Randawa)。
“真英雄”：“尾翼终结者”
第14战斗机中队成立于1948年11月1日，最初的呼号为“烈士”(Marryrs)。但自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以后，人们更习惯于将该中队称为“尾翼终结者”(Tail Choppers)。
1965年9月7日，第14中队数架F-86战斗机从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首府达卡起飞，前往轰炸印度卡莱昆达空军基地(Kalaikunda)。在完成空袭后，历经枪林弹雨返航的第14中队战机尾翼几乎全被印度高射炮打掉，自此“尾翼终结者”的绰号由此诞生。第二次印巴战争(1965年9月6日至23日)期间，第14中队还先后在9月10日和14日袭击了印度巴格杜拉(Bagdogra)和巴拉克普特(Barrackput)，其出勤率之高在巴空军中首屈一指。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尾翼终
结者”负责保卫达卡的安全。在悲壮的保卫战中，面对印度空军近10个中队的米格-21、苏-7、“蚊蚋”式战斗机及猎人攻击机的轮番进攻，寡不敌众的第14中队几乎全军覆没，谱写了巴空军史上最为悲壮与辉煌的篇章。
1972年，第14中队重新组建，并以邻国提供的歼-6作为主力。1986年9月，该中队换装F-16A／B战斗机，从而成为巴基斯坦空军仅有的3支F-16飞行中队之一(其他两支为第9、11战斗机中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阿富汗空军(其实大多是侵阿苏军飞行员)频繁入侵巴领空，
“尾翼终结者”中队多次执行拦截任务，有3名“尾翼终结者”成员先后击落两架苏-22以及一架苏-25战机，其中被击落的苏-25战机的飞行员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亚力山大·鲁茨科伊上校，此人在1991年苏联“8·19”事件中成为叶利钦的得力干将，日后官至俄罗斯副总统!
1989年后，由于巴基斯坦执着地进行核武器开发，遭受美国制裁，巴空军基本丧失了F-16战机的配件及技术更新来源。为集中F-16战机的最大作战效能，巴军方决定将原有的3个F-16战斗机中队缩编为第9、11两个中队。这就使得第14中队不得不在1993年10月2日改装性能逊于F-16的歼-7P战斗机。
1998年，印巴之间因卡吉尔冲突而再次成为世界热点，第14中队连同第25、11中队被巴军方派往前线遂行空中巡逻任务。2002年，印巴冲突再度升级，第14中队又成为全球军事观察家眼中的“猎物”，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巴前线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给南亚带来不可预想的灾难，而被誉为“尾翼终结者”的第14中队正是巴空军尖兵上的刺刀。
至于“尾翼终结者”中队装备的歼-7P战斗机，自1989年以来，巴空军先后接收130架邻国生产的歼-7P战斗机，并将其装备5个中队，第14中队就是其中之一。在歼-7P基础上，巴基斯坦和邻国技术人员经过努力，在机翼下加装了美制AIM-9L响尾蛇空空导弹。目前，第14中队指挥官是穆罕默德·阿斯夫(Mohammed Asif)，据说阿斯夫的大部分飞行时间均在邻国产战斗机上度过，因此具有极丰富的驾驶经验。在接受采访时，他表示，作为英雄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他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肩上责任重大。
组装“枭龙”战机
需要指出的是，卡姆拉不光是巴基斯坦空军的作战基地，也是该国最重要的军事航空生产中心。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近年来，地处卡姆拉的巴基斯坦航空工业联合体(PAC)正在邻国帮助下开始投产先进的JF-17“枭龙”战斗机，许多国家空军打算向其购买产品。
作为巴基斯坦与邻国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JF-17战斗机的开发凝聚了PAC与邻国广大科研人员的心血。该机旨在取代巴空军现役的歼-6、强-5、“幻影”III／5等主战飞机，它将使巴空军始无前例地进入“超视距作战时代”，得以抗衡传统强敌印度空军。PAC从1998年开始参与IF-17研发项目，起初主要是向邻国学习战斗机设计经验，跟随邻国科研人员熟悉第三代战斗机的技术特点。在此期间，PACI程师的主要任务是在保证JF-17性能的前提，竭尽全力防止生产成本超过美国F-16单价的70％，以免巴基斯坦陷入“买不起”的局面。2007年，邻国向PAC交付首批两架生产型JF-17，该机线条流畅，换用奇特的DSI进气道，并装上全套的航空电子设备，用于全功能测试。在当年3月的巴基斯坦国庆日阅兵中，这两架JF-17以低空掠过伊斯兰堡，赢得全场观众齐声喝彩。2008年1月22日，PAC举行仪式，正式启动组装JF-17战机工作，当年就组装出8架。巴空军参谋长卡马尔·苏莱曼上将表示，巴空军第一阶段将采购150架JF-17，PAC现已实现自产JF-17战机上60％的机身部件和80％的电子设备的目标。据报道，JF-17战斗机正常起飞重量9吨，最大起飞重量12吨，最大外挂能力为3.6吨，最大飞行速度为1.8倍音速，由于大量采用成熟装备，属于“造得起、买得起、用得起”的实惠型战机。该机固定武器为一门23毫米双管机炮，机身和机翼下有7个武器挂点，可挂超视距空空导弹以及各类防区外打击弹药，使其拥有“外科手术式”远程打击能力。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PAC已成长为世界上第三大战机装配和修理企业，年修理战机总数达到300余架次，它不光保障巴空军正常运转，也承接其他伊斯兰兄弟国家的军机修理业务。目前，该公司生意最红火的单位莫过于飞机制造工厂(AMF)，即过去的P-751工厂，其主要工作是生产喷气式军用飞机和涡桨式初级教练机，除了_上面提到的JF-17战斗机组装生产业务外，该厂还获得邻国授权，生产K-8“喀喇昆仑”式中级喷气教练机，该机迄今已出口到10多个国家，占据全球中级教练机市场大约80％的份额，为巴基斯坦带来滚滚财源。除此之外，AMF引进瑞典萨伯公司技术生产的MFI-17“穆沙克”和MFI-395“超级穆沙克”涡桨式初级教练机也销售不错，不仅承担了巴空军所有新进飞行员的训练工作，还远销到伊朗甚至某些欧洲国家，获得极高赞誉。
幻影组装工厂(MRF)则是PAC中采用西方技术最多的单位，它原先是P-741工厂，主要负责检修和组装法国、利比亚和澳大利亚卖给巴基斯坦的各类一手或二手幻影战机，如“幻影”III战斗机和“幻影”5攻击机，由于对“幻影”家族的技术特性掌握得炉火纯青，MRF已成为“幻影”机生产商——法国达索公司的指定维修企业，可以承接其他装备“幻影”机的国家的维修保养业务。目前，MRF承担着为巴空军现役幻影机群改装先进火控系统的任务，以便使其继续服役下去，直到被JF-17战斗机完全取代。
伊斯兰园林特点初探 篇4
关键词：伊斯兰园林,综合体,中国寺观园林,中国伊斯兰园林
1 伊斯兰园林形成之前欧洲西亚园林发展概况
1.1 埃及园林
埃及王国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一, 公元前14世纪, 国王阿米诺菲斯三世在底比斯大兴土木, 园林得到发展。此时园林类型有官员府邸和祭祀用的神苑。官员府邸园林的特点: (1) 整体布局:整体基本为方形中轴对称, 建筑位于主要轴线上, 空间划分成规则几何形状, 所有构成要素都是规则的长方形和方形, 树木整齐的成排种植;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当地传统民居建筑、敞亭、池塘、植物、花坛; (3) 建筑:主体建筑有一前厅, 下面3个房间上面还有一层;位于主体建筑两旁对称布置的敞亭方形平面单层; (4) 植物:高大的树木和低矮的花卉; (5) 池塘:4个方形池塘对称布置, 种植荷花和养殖鸭子。庭院既可以改变居住空间周围小气候又可以提供果园和养殖用的场地。神苑园林中对具有代表性的是卡纳克阿蒙太阳神庙, 其特点是: (1) 整体布局中轴对称, 强调纵轴线;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建筑、院落、雕像、高大的树木; (3) 建筑:不同使用功能的建筑通过院落串连起来; (4) 植物:植物种植较少, 仅在雕像和方尖碑背后作为衬托建筑的背景出现, 在这里强调宗教神秘气氛作为建筑表现的主题。
1.2 古西亚园林
公元前4000年苏马连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国家, 在两河流域先后经历了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几个时代, 最后于539年被波斯所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空中花园其特点是: (1) 向空中发展的台地式花园; (2) 先进的灌溉技术:在砖拱上铺砖, 再铺铅版, 铅版上再铺土。这个时期古西亚的彩色琉璃砖的饰面技术, 以及券、拱和穹隆的结构, 向高空发展的灌溉技对伊斯兰园林有着深刻的影响。
1.3 波斯园林
公元前6世纪, 波斯灭新巴比伦成为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334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 波斯园林除了受埃及和西亚园林的影响, 还受到《旧约》律法中《创世纪》内容的影响。波斯地毯描述的园林特点: (1) 总体布局:十字形水道把真个庭院划分成四个中轴对成的空间。正如:《旧约》所述伊甸园分出的四条河, 水从中央水池分四叉从四面分出。树木整齐的排列, 和规则的花坛; (2) 构成要素:围墙、水道、植物, 花坛; (3) 植物:高大的果树和香花。波斯园林是人们对天堂的向往在现世的反应, 同时也是可以提供生活资料的种植园。
1.4 希腊园林
希腊于公元前五世纪兴起, 修建了雅典卫城, 此时的周围柱廊中央庭院式的住宅庭院得到了发展。庞贝洛瑞阿斯·蒂伯廷那斯住宅中的园林是其中的代表: (1) 整体布局:前院后宅, 院落与庭院相结合, 前院中轴对称, 纵向水池强调对称轴线, 住宅前横向水池相交成丁字形; (2) 构成要素:围墙、大门、建筑、水道、院落、庭院、植物; (3) 建筑:建筑与庭院的结合形成周围廊的虚实空间; (4) 植物:长渠旁边是乒乓葡萄藤架, 藤架旁边是乔木, 院墙两侧是花盆。
2 伊斯兰园林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公园8世纪世纪阿拉伯帝国形成, 在其被征服的疆域里阿拉伯园林汲取着各先进园林设计的手法和技术。阿拉伯人原本是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对水和绿洲有着特殊的偏爱。
3 伊斯兰园林的类型
(1) 清真寺园林:用于做礼拜的空间, 植物仅作为建筑的陪衬和背景, 提供阴凉改善小气候。 (2) 城堡宫殿园林:相对于清真寺园林, 面积较小, 与建筑结合更为紧密, 植物花卉品种较多, 水渠池塘的运用也较普遍。 (3) 陵墓园林:面积较大, 空间空旷, 主要构成要素有水渠, 小路和植物。 (4) 游乐园:有台地式的, 院落式的, 大面积的水池和水渠与花卉乔木相结合;园林中敞亭和雕像的运用也较普遍, 符合娱乐园林的功能要求, 提供驻足休息的场所, 创造丰富的景观空间。
4 中国伊斯兰园林
4.1 清真寺园林——喀什艾迪卡尔清真寺
总平面为不对称布局, 大门内庭园广阔, 树木参天, 有两个供小净的涝坝。布局自由, 树木排列整齐。新疆地区的伊斯兰建筑是从西亚地区传进来的, 建筑的样式和整齐的树木可以看出古埃及古西亚的遗风。
4.2 江苏扬州清真寺
空间转折多变, 不强调轴线, 在满足礼拜堂的作西向东的宗教教义的前提下, 灵活的组织空间, 使用了中国传统的院落空间。建筑样式采用当地的传统的建筑样式, 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 被中国的文化逐渐同化了。
4.3 西安华觉清真寺
整体布局中轴对称, 运用牌坊、大门划分院落空间, 强调纵深感, 空间处理手法与佛教、道观的处理手法相似, 但整个布局作西向东, 仍然遵守伊斯兰教义, 反映出伊斯兰教的坚持和变通。
综观上述的例子, 伊斯兰园林是在埃及、西亚等园林的杰出上发展而成的, 但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前, 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园林和自己的哲学系统, 伊斯兰教传入后为了在中国得到传播和推广, 更多的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元素。伊斯兰园林在中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娱乐游园, 仅是像中国的寺观园林那样, 园林更多的是体现在院落的空间组合和建筑小品上, 中国的伊斯兰园林融合了私家园林和寺观园林的手法, 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园林。
参考文献
[1]邱玉兰, 于振生.中国伊斯兰教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王小东.伊斯兰建筑史图典[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伊斯兰银行 篇5
自唐代起, 伊斯兰文化对古代中国就有着不间断的影响, 蒙元至明中期, 这种影响达到顶峰, 当时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些门类一度表现出伊斯兰的风尚, 尤其是釉彩技艺。与蒙元与明早期的情形相比, 明中期釉彩技艺的伊斯兰风尚更体现出本土化的特点。这主要因为, 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结束(1)[1] (P20) , 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骤减, 但先前大规模移植的伊斯兰文化已在中国扎根, 且仍与官方保持紧密联系。明朝官府控制着最好的技艺、拥有最好的产品, 这是维系技艺风尚的有力保证。另一方面, 至少在嘉靖 (1522～1566年) 以前, 明朝似乎还没有出现一个以“闭关自大”为心理特征的皇帝[2] (P206～215) 。明正统 (1436～1449年) 至正德 (1505～1521年) 时期, 适当的外交机会仍为明朝政府所把握 (2) , 中亚等地穆斯林“归附”明朝的浪潮亦未停息(3)[3]。这里的“明中期”正是指这段时间, 当时伊斯兰文化虽在明朝被消化, 但仍能获得外来补充, 拥有形成风尚的条件。
伊斯兰文化对明代釉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另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明前期, 且主要以陶瓷或景泰蓝为研究对象。这里则聚焦于明中期, 专门关注釉彩技艺, 并提出“本土化的伊斯兰风尚”这一命题, 以求教于方家。
1 明确的影响: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
明中期至少有两项釉彩技艺成就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一是景泰蓝的成熟, 二是“回青”青花瓷的出现。
景泰蓝, 即金属胎掐丝珐琅, 属搪瓷釉彩, 因其在明景泰年间 (1450～1456年) 兴盛, 制作技艺趋于成熟, 且釉料常以蓝色为主, 故而得名。这种技艺元代以前在中国缺乏清晰连贯的发展线索(4)[4] (P295) [5], 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却有深厚的传统。蒙古人兴起之前,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已走向成熟 (图1) 。元代至明代早期,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迎来盛世,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技艺正是在当时传入中国[6]。元末明初鉴赏家曹昭所撰《格古要论》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记有“大食窑”(5)[7] (P99) 。“大食”是唐宋文献对伊斯兰国家的称呼(6)[8] (P3) 。“大食窑”即景泰蓝。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 (1456-1459年) , 明人王佐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增补, 增有在京云南人擅作景泰蓝酒盏的字句(7)[9] (P121) 。钱伯泉先生认为, 云南是中国景泰蓝发展最早的地区, 其工艺是由西域穆斯林移民带来的[10]。当时情况可能是这样:元代至明初时, 伊斯兰景泰蓝工艺率先移植于云南, 明宣德 (1425～1435年) 后进一步东传, 进入明朝宫廷作坊而趋于中国化, 至明景泰年间完全成熟。传世的明代御用景泰蓝中, 以宣德款为早, 众多明中期年款的景泰蓝显示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图2) 。
再看“回青”青花瓷。“回青”是一种烧制青花的钴料, 明代陶瓷史上, 若没有“回青”, 则不会有正德以来青花瓷的兴盛。据明后期至清中期的文献记载, “回青”产自国外, 明正德时从云南地区进入中国(8)[11]。今天的学者已基本公认“回青”产于伊斯兰世界 (具体地点还存在争论) , 而马建春先生进一步指出, “回青”的名称证明中国人当时已明确了它的产地[12]。
以上文献史料显示, 景泰蓝与“回青”均与云南地区有关, 这取决于明中期中外交流的格局。当时瓦剌兴起, 吐鲁番和明朝交恶, 明朝北方及西北方向的对外交通一度受到威胁;但西南方向的对外交流则迎来兴盛。自秦汉起, 扼西南商路要道的云南地区已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 (9) , 元代以来这种管辖趋于稳定。蒙古人征服大理, 将大批穆斯林带到云南, 当地伊斯兰文化获得发展(10)[13] (P333) [14] (P17-36) 。明军入滇, 又有不少穆斯林随军戍边、屯垦于此 (11) 。随着明朝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趋于缓和, 云南穆斯林在国际商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云南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基地。
伊斯兰文化对明中期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的影响, 拥有中外交流史方面的古文献证据, 可视为是明确的影响。
2 可能的影响:瓷器“二次烧”的一些品种
明中期釉彩技艺最突出的成就, 便是景德镇官窑的瓷器“二次烧”。要认识瓷器“二次烧”, 得明确瓷釉与陶釉的区别。瓷釉是高温釉 (烧成温度1250℃以上) [15], 主要有钙釉 (以氧化钙助熔) 与高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陶釉是低温釉, 主要有铅釉 (以氧化铅助熔, 烧成温度800～900℃) 与低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烧成温度高于铅釉, 达900～1100℃) [16～17] (P3) 。所谓瓷器“二次烧”, 即是以高温烧结瓷器, 待其冷却后加绘低温釉彩料, 入窑以低温烧成, 可理解为在瓷器 (可能是素胎) 上裹一层陶器釉彩。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 高温釉传统首屈一指;而在中国以西的伊斯兰世界, 瓷器长期未能出产, 釉陶技艺却传统深厚。陶釉与瓷釉相比, 其最大优势在于呈色的丰富与艳丽, 因为釉料主要靠特定的金属元素来呈色, 而鲜有金属元素在经历了瓷釉高温后还能呈色鲜艳。然而唐代以来, 中国瓷器也变得艳丽起来, 这首先是因为某些特定呈色金属元素被吸纳进了高温釉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温钴蓝与铜红釉彩 (铜元素高温还原焰呈色) 的发展, 这其中就包含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中国青花瓷 (高温钴蓝彩) 的起源与伊斯兰文化的紧密关联, 已为学术界所公认[18～20];铜红釉萌芽于唐代的长沙窑和山西的胶城窑[21], 而至少长沙窑是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窑口[22]。不过在古代技术条件下, 仅有铜和钴能够在成瓷的高温下呈色艳丽, 且烧成难度较大, 尤其是铜红釉彩, 烧出鲜红色的几率很低。所以古代中国瓷器若要在呈色艳丽方面更进一步, 唯一的办法便是“二次烧”。
中晚唐黄堡窑的白地黑花器和金代红绿彩 (釉上彩) 皆为瓷器“二次烧”, 它们与伊斯兰文化的关联已有学者论及[23～24]。元磁州窑和景德镇窑出现了瓷胎上施低温碱釉的产品, 而中国低温碱釉的起源亦与伊斯兰文化有关[24～28] (P90) 。至明中期, 瓷器“二次烧”在景德镇窑走向成熟, 其中仍可分析出伊斯兰要素。
首先来看珐华。珐华亦称法华、法花, 是一种施有低温碱釉的陶瓷产品。明中期景德镇珐华为瓷胎上施低温碱釉, 二次烧成, 技艺十分成熟精湛, 且一律使用“起线填釉”技术[25] (图3) 。所谓“起线填釉”, 即是在器表沿既定的纹样塑造起突起的线条, 在线条限定的不同区域添填不同呈色的釉料。鉴于突起线条的阻隔, 釉料烧制时不会相互浸透;同时, 在突起线条围成的凹槽可填入较厚的釉料, 宜于呈色浓重。伊斯兰世界早在8～9世纪就出产一种模印纹填彩的陶器 (图4) , 12世纪晚期又一种称为“拉卡比” (Laqabi) 的釉陶流行, 其胎表浮塑出线条以分隔釉料[29] (P174) (图5) , 此类技艺蒙古人兴起后很可能获得东传;另一方面, 景泰蓝用的也是“起线填釉”技术, 且珐琅和低温碱釉同属于低温熔块釉, 其釉料技术也是相通的。明景德镇珐华鼎盛于成化至正德时期, 与景泰蓝的成熟相应且稍晚, 认为景泰蓝对景德镇珐华存在影响有其合理性, 这显然让明景德镇珐华和伊斯兰文化进一步形成关联。
明中期, 与珐华的成熟相应的是“翠蓝釉”(12)[26]的成熟, 后者是低温碱釉的典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明成化 (1465～1487年) 款翠蓝釉下青花盘, 为瓷器“二次烧”精品 (图6) 。至明正德时期, 翠蓝釉釉色更加淡雅, 除翠蓝釉下青花外, 还出现了细刻纹装饰的品种 (图7) 。翠蓝釉下彩或细刻纹均可在伊斯兰世界找到的渊源 (图8、9) 。
明中期也是低温黄釉精品诞生的时期。与高温黄釉一样, 低温黄釉常以铁元素呈色(13)[30] (P424) , 它在中国铅釉陶 (如唐三彩) 上早已应用, 但在官窑瓷器“二次烧”精品发展起来以前, 似未纳入瓷器范畴。景德镇官窑低温黄釉瓷明初已有(14)[31], 成化至正德时走向成熟。最负盛名的是弘治 (1488～1505年) 黄釉, 它与三彩陶上的黄釉不同, 釉色并非黄褐色, 而是晶莹透亮的正黄色。正黄是古代中国帝王专用的至尊之色, 黄釉瓷亦为明朝宫廷专有, 加之明中期有几个皇帝颇具有文艺天赋且乐意赞助艺术(15)[2] (P1～22, 39～62, 79～97, 153～182) , 当时官窑黄釉瓷的兴起并不奇怪。然而这其中仍有伊斯兰要素需要考虑。在伊斯兰世界, 黄色陶瓷早就为人喜爱。唐-五代长沙窑瓷备受西亚等地穆斯林青睐, 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胎体常呈“杏黄色”[32] (P275) 。伊朗东北部与中亚西部10～11世纪就出产鲜艳的黄色泥浆釉作地的釉彩陶 (图10) , 其视觉形式不同于中国的三彩陶, 却能在明中期官窑黄釉瓷上得到映射 (图11) 。
口径26.6厘米、高7.6厘米;叙利亚;12-13世纪之交;现藏华盛顿弗利尔亚洲艺术博物馆
H:7.6cm, W:26.6 cm;Syria;late 12th-early 13th century;in Freer Gallery of Art/Arthur M.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在二次烧成的低温色釉 (彩) 中, 低温钴蓝釉 (彩) 未在明中期充分发展[26,30] (P423) [31,33]。这或许是因为先前将钴料引入高温釉的技术已经成熟。例如宣德“洒蓝”, 虽是二次烧制, 但钴料呈色的第二次焙烧仍使用高温, 中国瓷工更驾轻就熟于高温釉技术来表现蓝彩。鉴于明中期“二次烧”的蓬勃发展, 一次烧成的青花 (高温釉下蓝彩) 和二次烧成的各种釉彩便有效结合起来, 其产品以成化斗彩为最。
高7厘米、口径18.3厘米;伊朗东北部或中亚西部;10-11世纪;现藏巴黎卢浮宫
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探析 篇6
一、伊斯兰金融的概念
伊斯兰金融是按照伊斯兰教义建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金融形式。最初, 伊斯兰金融是穆斯林民族依据《古兰经》中禁止利息的规定所建立起来的各种金融机构的统称。发展到现在, 则包括所有符合伊斯兰相关规定的、并和现代金融相适应的所有金融形式和金融关系。
二、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历程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样, 伊斯兰金融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伊斯兰金融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基斯坦, 随后很快蔓延到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银行的迅速扩张主要得益于石油出口国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为了有效控制巨额的石油出口产生的美元, 避免西方国家以低利率吸收资金牟取暴利, 中东产油国普遍采取措施成立本国的银行和金融体系。20世纪70年代, 先后出现了著名的阿联酋迪拜伊斯兰银行、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开发银行、科威特的金融社等一批拥有可观资本的伊斯兰银行。发展到今天, 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伊斯兰银行, 在某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一些伊斯兰金融机构或办事处。此外, 伊斯兰金融并不限于伊斯兰国家, 而是分布在每一个较大的穆斯林社区中。2013年, , 伊斯兰银行已有300多家, 遍及70多个国家, 金融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尽管伊斯兰金融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还比较小, 但每年增长率却高达15%。在中国, 香港地区由于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于2007年10月首次推出伊斯兰金融服务, 香港汇丰及恒生银行率先响应, 宣布自行及代客推出伊斯兰基金。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穆斯林最集中的地区, 2010年宁夏银行获准开始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 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首家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的试点银行。
二、宁夏发展伊斯兰金融的优势分析
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回族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省级民族自治地区域, 在宗教传统、文化氛围等方面都有天然的优势。宁夏银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性商业银行, 于2009年12月正式获批试点开展伊斯兰银行业务, 在总行设立伊斯兰金融事业部, 负责伊斯兰金融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宁夏银行在遵守国家金融监管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的前提下, 依托传统银行机构网点, 结合穆斯林客户情况, 先后推出了色兰账户、理财和加价贸易等业务。业务推出以来, 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关注和好评。宁夏在试点开办伊斯兰银行业务的基础上, 积极开拓中东海湾六国的招商引资活动, 建立国际金融合作模式, 组建“国际性”伊斯兰银行。
(一)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
《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法律上保证了民族自治区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比较宽松。2009年, 国务院适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明确政府在试验区建设中很多政策可以先行先试、灵活运用。中阿经贸论坛的成功举办使宁夏对国内外的投资者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伊斯兰金融在宁夏的发展。
(二) 独特的伊斯兰文化优势
宁夏作为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 有较为独特的穆斯林人文景观, 对满足国内外各界人士特别是回族同胞了解我国回族的历史、探寻回族文化风格, 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于一些经济实力雄厚、投资能力较强, 且有意将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转移到东方国家的穆斯林国家, 宁夏的开发项目、劳动力、清真食品、回族服饰等都对其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也更容易实现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沟通和经济金融交流。
(三) 清真产业不断壮大
随着“国际清真产业发展论坛”、“中国宁夏回商大会”、“中国宁夏羊绒博览会”等一系列商业活动的举办, 以文化带动经济, 使宁夏与中东及东南亚穆斯林国家的经贸交流日益活跃, 贸易投资逐年增长。宁夏以银川市和吴忠市为重点的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发展迅速, 在世界穆斯林市场的知名度很高。宁夏清真食品和穆斯林用品产业已形成了清真肉制品、清真乳品、清真方便食品、清真保健品、清真调味品等企业群,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十二五”期间, 宁夏将立足清真特色优势产业, 推动与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往来, 力争经过5年努力, 实现全区清真产业产值达到150亿元, 年均递增20%的发展目标, 建起全国最大的清真产业集散地。
(四) 丰富的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
宁夏富含煤炭、稀土、有色金融等资源, 已获探明储量的矿产种类达34种, 人均自然资源潜在价值为中国平均值的163.5%。宁夏的矿产资源以煤和非金属为主, 其中煤炭探明储量300多亿吨, 预测储量2020多亿吨, 储量位居中国第六位, 人均占有量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0.6倍, 且煤种齐全, 煤质优良, 分布广泛, 含煤地层分布面积约占宁夏面积的1/3。中东石油资本一直偏好投资能源等有长期稳定收益的行业, 与宁夏的能源优势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宁夏旅游资源丰富、特色鲜明。以宁夏为中心, 可以就近带动内蒙古、陕西、甘肃乃至山西和青海的旅游观光、餐饮、物流、房地产、酒店、商业服务、商品服务、商品销售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形成中国内陆面向阿拉伯世界旅游目的地和跨越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 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宁夏与中东和亚洲伊斯兰国家的经贸联系, 推动伊斯兰金融事业的发展, 打开宁夏与世界伊斯兰国家金融合作的大门。
二、宁夏发展伊斯兰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 只有宁夏银行开展部分伊斯兰金融业务, 并且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在推行发展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如司法适用问题、税收和会计改革问题、监管体制问题、优惠政策等。
(一) 法律问题
目前国内没有适当的法律规范伊斯兰金融的运行, 伊斯兰金融机构兼有多重角色, 包括商业银行、基金管理者和直接投资人等, 在监管上已经超出了对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范围, 这是发展伊斯兰金融的突出问题。应尽快制定法律, 建立健全伊斯兰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 规范宁夏伊斯兰金融运作, 保障银行、储户及客户的合法权益, 从而保障宁夏伊斯兰金融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 人才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 伊斯兰金融业务的快速增长已经驱动了对该业务专业人才的潜在需求。从宁夏的现实角度看, 制约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瓶颈是伊斯兰金融从业人员较少, 从业时间较短, 无法不断开拓出新的金融产品。伊斯兰专业人才, 必须精通伊斯兰教法, 同时对银行系统有着深刻理解。既能根据伊斯兰原则开发设计产品, 又能对金融投资组合进行分析和管理, 同时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和规避, 还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三) 业务开展与产品问题
金融业务开展方面, 宁夏银行伊斯兰业务只面对穆斯林客户及穆斯林背景的法人客户, 在地域方面, 只限于当地符合条件的居民和企业, 不对境外客户开放, 业务只限于人民币。金融产品方面, 宁夏银行只提供活期存款账户、理财账户和加价贸易三种产品, 而伊斯兰债券、伊斯兰保险以及租赁等产品目前尚未推出。客户的局限使得伊斯兰银行业务的服务范围非常狭窄, 而业务的单一性使得其无法满足穆斯林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研究开发一系列伊斯兰金融产品, 对于伊斯兰金融在宁夏的发展至关重要。对金融机构而言, 开发的金融产品既尽可能地利润最大化, 又要适合我国金融市场需求, 还要符合伊斯兰教法, 满足这些条件的产品开发有一定难度。
三、进一步促进伊斯兰金融在宁夏发展的建议
(一) 制定规范宁夏“伊斯兰金融”的自治法规
在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的迫切需求下, 法律的稳定性与滞后性使得它无法迅速的出台满足伊斯兰金融发展的相关文件, 也无法及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修改与变更。针对宁夏伊斯兰金融这一问题制定自治法规, 不失为一种更为迅速的方式。根据我国《宪法》及《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自治法》的规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享有自治权, 在立法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有权开展对外贸易, 有权设立金融机构, 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宁夏的人文地理条件, 结合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模式与特征, 在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指导下, 尽快制定宁夏伊斯兰金融相关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
(二) 培养“伊斯兰金融”专业人才
引导金融机构和高校合作, 聘请精通伊斯兰金融理论的专家学者, 鼓励宁夏高校同穆斯林国家协商合作办学、设置相关学位的长远计划, 在相关院校开设“伊斯兰金融”专业课程, 培养伊斯兰金融专业高素质人才, 建立一个教育中心和伊斯兰财经认证体系, 为宁夏伊斯兰银行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 不断开发伊斯兰金融业务与产品
宁夏在伊斯兰金融试点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双方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在对方设立分支机构, 提供存贷款、贸易融资、股权和债券融资、外汇交易、保险等全方位的金融业务。在伊斯兰银行业务发展逐渐成熟时, 金融机构应适当考虑增加伊斯兰金融产品的多样性, 设计出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创新金融产品, 如伊斯兰基金、伊斯兰债券以及各种伊斯兰对冲产品工具等等, 以吸引阿拉伯国家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的购买。同时逐步扩大伊斯兰金融服务中心的网络辐射范围和市场影响力, 向不同民族客户和地域开放。
(四) 搭建信息披露平台, 加强国际伊斯兰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