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社会

2024-07-08

伊斯兰社会(通用12篇)

伊斯兰社会 篇1

在西部伊斯兰宗教文化区, 在这样一个群众宗教意识根深蒂固、宗教传统历史悠久、宗教观念相对强势的十分特殊的区域文化环境中, 特别是在当下, 一些地方极端宗教思想渗透十分严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时又面临着“去极端化”的特殊任务, 它的推进必然有着其特殊的发展路径。探索一条适合当地宗教文化传统、能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可操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具体路径, 这对于实现该区域的和谐稳定发展,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化水平, 都是十分必要的。

该区域宗教文化历史悠久, 传统深广, 覆盖严密, 影响力雄厚。宗教已成为群众生活习俗的一部分, 教义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根深蒂固, 群众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宗教观念相交融, 宗教思想和事务在当地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支配力。而反观社会现实, 经济长期发展缓慢, 思想文化建设落后, 对外交流通道缺乏, 封闭的社会循环实际上处于生态孤岛状态。在一些地方, 群众缺乏和外界交流的基本条件和技能, 他们的生活圈, 就是本乡、本土、本民族语言的范围, 甚至在个别边远地区, 相当部分的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 教育事业发展缓慢, 义务教育、技工教育及现代科技知识的普及率过低; 贫困区域面大人多, 扶贫工作进展缓慢; 宗教管理严重的缺位和不当, 法制意识淡薄, 为患已久的极端宗教思想渐成气候。他们从思想上话语权的争夺开始, 逐渐在民政、教育等方面抵制政府对社会日常管理, 发展到组织暴恐力量搞分裂; 诸多社会矛盾的聚合为宗教极端化思想的猖獗提供了适宜的社会土壤, 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设置了特殊的难度。

我国伊斯兰文化区的极端化宗教思想, 主要来自境外极端宗教势力的长期渗透, 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冷战结束后, 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高涨。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艰难, 应对乏力, 内部分裂加剧。温和派求变革, 激烈派走极端。其中坚持极端理念和行动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成了危害全球和地区稳定与发展的“毒瘤”, 恐暴组织成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头号敌人, 反对极端化宗教思想是各国各界的共同任务。近20 年来特别是“9. 11 事件”以来, 国际学术界对于伊斯兰宗教文化, 如何适应和融入现代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 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其中有代表性的如: 1. 美国学者约瑟夫·拉彼德在专著《文化的认同: 国际关系回归理论》中认为: 要从社会经济互动关系中, 洞悉当今伊斯兰宗教思潮的结构和方向演变的根源, 推动它与世界走向温和的相互适应; 2. 英国学者詹森在《战斗的伊斯兰》中, 指出诱发极端组织兴起的社会根源是: 主流文明的排斥和伊斯兰文明的保守, 在国际竞争中对自身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和争夺世界性话语权; 3. 美国哈佛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 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未来世界的冲突风险在上升; 另一方面, 他也指出只有两种文明各自进行主动的内部改革, 增加文化规则的弹性, 才能走向相互适应和互动发展。4.研究也触发了宗教改革的思想, 如北非学者穆罕默德·阿比德·加布里 ( Muhammad Abid al - Jabiri) 认为贝都因文化“即没有深邃的思想, 也没有表达上的连贯性和哲理性, 以此完全规定今天的生活是困难的。”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探讨现代社会条件下, 伊斯兰文化和现代世界主流文明的互认和融合, 探寻宗教极端势力兴起的宗教和世俗根源, 推动宗教内部改革, 都释放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新世纪以来, 国内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 总体上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 一个是探讨中国伊斯兰文化注重“本土化”的优秀文化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张宗奇在专著《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中, 系统梳理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1400 多年来, 实现本土化的演进史, 指出实现“本土化”是外来宗教文化落地生根的一般规律。2. 罗惠環教授在专著《伊斯兰教社会功能研究》中, 以伊斯兰教兴盛时期伍麦叶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为例, 说明伊斯兰教文化有着融入世界其他文明的内在弹性和宗教法理根据; 另一个是当前穆斯林聚居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问题。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 韩志斌教授等人认为, 我国伊斯兰文化必须积极吸收现代文化, 增强宗教的开放、包容性, 增强广大信教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2 全国伊教协会会长郭承真、学者沈少春、吕耀军、贾友军等人认为: 一要认识到伊斯兰宗教极端思想不仅是宗教界的毒瘤, 也是民族地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危害和障碍; 二要发挥好宗教界的力量, 阐明伊斯兰教伦理观中所倡导的敬主爱人、爱国护国、诚信务实、友善孝敬等等优秀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互通包容的关系; 三是穆斯林和广大民众在信仰上可能有差异, 但对于社会道德规范、价值准则的认同必须是一致的; 3. 丁明俊、阿地力江·阿布都力、马平等学者认为: ( 1) 要增强信众对“主流文化”“国家文化”的认同, 这种认同, 是中国伊斯兰教传播史上的优秀传统。 ( 2) 宗教界要重视运用现代传媒技术,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提供宗教文化的包容环境; 总的来说, 这些研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 尚存在以下几点空白和不足: ( 1) 研究大多表面化, 没有结合该区域社会整体发展平台这个根本来考察。忽视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去极端化, 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它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基础条件, 它的推进要结合伊斯兰文化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社会进步来展开。 ( 2) 研究大多碎片化。缺乏对该区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系统梳理, 没能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的考察和分析。 ( 3) 研究大多欠深刻。没能紧紧抓住该区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反对宗教极端势力、推动宗教内部进步之间内在的高度相关性;

西部处于国家“一路一带’战略的核心段, 区位优势突出, 战略位置重要, 宗教历史悠久。同时, 甘青宁新四省区占我国国土面面积占的三分之一还多, 伊斯兰宗教人口占我国信教总人口的70% , 其中新疆一省区就占了50% 左右, 该区域的和谐稳定发展对国家发展大局十分关键。要探索合乎当地社会实际的思想文化建设的路径, 就必须抓住宗教文化环境的特殊性, 聚焦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反对极端宗教思想的内在相关性。总括而言, 该区域思想文化建设的路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以该区域发展、稳定、治理的大战略为指引, 以面临的紧迫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 厘清深层矛盾。二是要抓住铲除极端化宗教思想这个关键。当前, 极端宗教思想在一些地区影响极深, 危害极大, 并且蔓延极快; 极端化、泛清真化在基层社会影响很大, 部分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对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 并且存在着向区域内外扩散联接的危险, 维稳形势十分严峻。三是对该区域宗教文化发展特征进行全方位研究, 一要弄清文化建设的现状, 上下结合, 突出广度和深度; 二要围绕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包容, 提高广大信教群众的识别异端邪说的能力; 三要处理好部分党员信教与遵守政治纪律的关系等这样几个难度较大问题; 同时, 对于该问题的研究, 必须关注到该区域语言多种, 风俗各异, 地域辽阔, 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域性特征, 有针对性开展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路径的探索, 必须抓住这样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 反对伊斯兰宗教极端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相关性, 做出深入科学的分析; 第二, 从宏观的政策、制度机制到具体思路方式上排查存在的问题, 并分析原因; 第三, 站在区域社会治理大战略高点, 探索新举措、新机制、新途径, 发挥文化软实力在长治久安和跨越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第四, 要突出文化软实力在区域社会治理、宗教管理和社会维稳方面的特殊作用。主要在以下几点上要表现出特色和创新: ( 1) 抓住西部伊斯兰宗教环境的文化特殊性; ( 2) 围绕该区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的高度相关性; ( 3) 聚焦该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紧迫性, 为党和政府的治理决策献言建策, 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创新性。第五, 要围绕四个要点研究具体对策: ( 1) 以法治思维优化社会思想基础; ( 2) 以产业致富铲除极端化社会土壤; ( 3) 以教育进步形成现代理念; ( 4) 以素质提升为中心, 壮大正信宗教队伍。总体而言, 要取得科学的研究结论, 还必须坚持正确的问题导向: ( 1) 本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 以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指针, 遵循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 ( 2) 准确把握西部伊斯兰宗教文化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 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去极端化”的内在联系, ( 3) 从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入手, 深入实地调查研究, 紧密结合教育和社会发展滞后这一社会内因平台, 科学分析和研判, 探究西部伊斯兰宗教文化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去极端化”的新对策新路径, 从而为这一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建言献策, 为国家的战略利益服务。

伊斯兰社会 篇2

2012 年 4 月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Apr. 2012第 29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ol. 29

No.4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以长治伊斯兰教为例

郭白晋(长治学院 历史系,山西 长治 046011)

摘 要: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媒介,能够沟通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化解不同民族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长治穆斯林是山西最大的回族聚居地,长治伊斯兰文化具有独特的作用,在促进长治社会的和谐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键词: 长治;伊斯兰教;和谐社会收稿日期:2012 -01 -06

中图分类号: B9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2)04-0070-0

3基金项目: 山西省 2009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0922039)

作者简介: 郭白晋(1977 -),男,山西高平人,讲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宗教文化。

一、伊斯兰文化在长治的发展

(一)长治回族

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上党盆地中部。长治市区很早就有回族先民来到。唐宋时期,已有穆斯林来到山西,而长治历史上一直为山西的经济发达地区,尤以冶铁、制瓷业闻名,当时来山西的穆斯林商人不可能不涉足长治。解放初,长治回族为 700 多户,3800 余人,在解放后的人口普查中,分别为: 5471 人、9326 人、15772 人、17927 人。1998 年 12 月底,长治市人口调查办公室统计其人口约为 21000 人,主要居住于西街和下南街偏西一带,以聚居为主,聚居区有“三道营”、“小北营”、“参府街”等。少数居住在周边县镇。现在大约有30000 多人。①

(二)长治清真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人和社会团体都责无旁贷。清真寺是爱国的宗教团体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穆斯林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1. 清真寺在回族生活中的地位清真寺是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围寺而居成为回族的生活习惯。清真寺是传播伊斯兰教义的要地,是回族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其精神文化辐射作用是持续不断的。全国凡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都有清真寺,它与穆斯林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导和规约着回族的社会行为和民间风尚。穆斯林每周一次聚礼和一年两次会拜都在清真寺举行。此外,民间婚、丧、生育诸项,也离不开清真寺和阿訇。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宗教职业者维持着教门的发展;同时,清真寺经常性的读经宣讲活动,使前来参加活动的教民得到宗教教育,懂得教义、教规和各种礼仪。清真寺还是执行伊斯兰教法教规的地方,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穆斯林调解民间纠纷,协调内部的利益和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长治清真寺的特征及作用长治目前正常开展宗教活动的清真寺,从建筑维修、宗教活动的开展、阿訇的培训,都得到当地政府人力、物力扶持。清真寺都由当地政府拨款进行

维修、装饰,外表比原来更新、更具有阿拉伯风格,有的还进行了重修,比如长治清真中寺,经过维修后成为全国百座模范清真寺之一。

长治清真寺都能如期开展各项宗教活动。每周五是回族固定到清真寺做礼拜行五功(念、礼、斋、课、朝)的时间。固定本寺的阿訇都要来,信仰伊斯教的群众都集中清真寺大殿作礼拜,较大的清真寺作礼拜穆斯林达 300 多人,一般较小都有 100 人以上。这一天阿訇和穆斯林群众穿着回族服饰,在小房洗礼后,有序地到大殿,在阿訇的带领行“五功”。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到这些清真寺作礼拜的穆斯林已不局限于清真寺本地群众,外地的穆斯林也幕名来参加作礼拜。比如长治清真中寺每周五来作礼拜的人数最多达 300余人,除附近的穆斯林群众外,全国各地的穆斯林群众都来参加。最能展现回族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是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

长治清真寺寺管会及阿訇都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伊协和寺管会充分利用开斋节、古乐邦节、圣纪、每周的“主嘛”日请阿訇讲经的同时宣传讲解国家、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或从《古兰经》和《圣训》中选取合适的典故史话,或从传统的劝戒中提取示例,或从现实生活中选材来进行综合教育、调解民间纠纷、裁决是非曲直,协调穆斯林内部利益矛盾。劝人行善,止人作恶,教育引导回族群众把伊斯兰教倡导的“造福社会”,[1]内化为自己的精神需要,服务于大众,作用于社会。

二、“清真”经济在长治的发展状况

(一)清真餐饮业

清真食品是穆斯林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是中华少数民族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内蕴的集中体现。清真食品必择必慎、注意卫生、保健、讲究营养、讲究工艺制作和审美意趣等,并自成体系,是人类饮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长治清真食品的发展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西街是回族的饮食中心。据统计,到建国前,这一带有清真饭店、餐馆面店、甜食店、牛肉店、点心占、兔肉摊、鹅鸭肉摊、泡菜店、茶馆等大大小小 60 多家,各家店子生意红火,经济繁荣。由于城市的发展,如今清真餐饮业以长治西街为中心,分散到城市周边及区县。

长治市较著名的清真餐厅,菜肴各具特色,美味可口,装饰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阿拉家。市委、市政府对西街进行改造时,一批有眼光的回族餐饮企业家们抓住了这个机遇,投资对自己经营的饭店进行改造,扩大营业面积,提高饭店档次,恢复老店招牌,巩固创新品牌,使具有民族特色的清真美食从小打小闹健步跃入大众视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创立了自己的一系列品牌。如伊和轩、小根鸡店、德泰雍饺馆、复兴成老羊汤馆等早已名扬上党,深受顾客的青睐。伊和轩的烩面、炖肉水饺、手抓羊肉、烤羊腿,小根鸡店的烩鸡块、回族熬羊羔、烧鸡,德泰雍的蒸饺,复兴成的全羊汤、羊肉面片汤,德月斋的烧肉撅片汤等一大批清真美食分别被市名吃研究会和山西省烹饪协会评为“上党名吃”和“山西名吃”。一些品种在全国乃至国际级别的面食、小吃大赛中荣获金奖、银奖。[2]极具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上党清真美食走出了长治,走向了省城、京城,步入更广阔的天地。

(二)清真屠宰业

牛羊屠宰业是长治回族重要谋生项目之一。具有代表性的是长治市雄丰清真养殖屠宰有限公司,建于2003 年,占地总面积 53000平方米,总投资 4500 万元,年屠宰总产量 33951 吨,年销售额 8. 6 亿元以上,利税总额可达 1. 118 亿元,直接影响受益农户可达到3000 余户。是目前山西省最大的清真肉制品企业。经营屠宰业牛羊肉专业户 30 多家,经营规模大小不等,每年屠宰牛羊万头以上。这些屠宰专业户不仅自己致了富,还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缴纳税收上百万,解决 2000 多人失地农民就业,拉动万余人城乡劳动者创业及就业。

(三)清真食品加工企业

据统计长治清真食品及副食品加工企业 10 余家,有的企业生产效益还较好。如雄丰清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农产品深加工,资产上千万元,其生产多种产品,2008 年销售 4000 万元,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千余人,使周边乡镇 500 多户农民致富。

三、弘扬伊斯兰文化,促进长治和谐发展

(一)大力弘扬伊斯兰文化

“宗教与经济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3]长治作为山西东南中心城市,政府要利用宗教的社会功能保持社会稳定和谐。一是拨出专用经费,进一步打造清真寺,充分发挥清真寺在弘扬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社会功能。目前长治八座发挥作用清真寺除清真中寺较新外,其余清真寺都还需维护,打造装修,让打造一新的清真寺更具有阿拉伯风格,更加吸引回族群众,更能发挥它众多的社会职能。二是继续开展经堂教育,培养高水平阿訇传承伊斯兰文化。长治回族都是大分散,小集中居住,要在这样杂居现状中保存自己的独特文化,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培养一批继承伊斯兰文化阿訇非常重要。目前长治本地高水平阿訇并不多,有的年事已高,要抓紧时间培训继承人。三是收集整理回族民间艺术。回族书法、建筑、装饰、刺绣、音乐艺术是民族艺术瑰宝。市民宗局要设专门工作委员会收集整理长治回族民间艺术,挖掘具有艺术特长的人才;举办回族民间艺术各种类型培训班、如阿拉伯书法培训班,各种音乐器材培训班及回族装饰、刺绣、书法展览等,以弘扬伊斯兰文化,从而促进伊斯兰文化在长治的发展。

(二)打造适宜清真企业生存的空间场所

加快创办清真企业必须强化创业帮扶措施,从鼓励回族劳动者出发,政府要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从而激励更多的城乡回族劳动者创业。

(三)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回族劳动者创业能力

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必须加强培训。一是加强宗教政策的宣传,创业者必须熟悉国家宗教政策,遵守民族习俗;二是技能培训。例如清真食品结构复杂,仅从生产过程来看,它就包含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部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消费全过程。它提倡必择必慎、注意卫生、保健、讲究营养、讲究工艺制作和审美意趣等,所以比较全面掌握清真食品制作必须加强城乡劳动者技能培训。因此有关部门应选聘有经验的回族师傅、优秀清真企业创办者为老师,开展清真食品制作培训班。让掌握创业的程序、技能,从而带动城乡回族劳动者以创业者就业。

宗教与社会之间表现为“宗教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适应社会新的要求这是宗教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4]今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长治回族地区普遍来说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回族地区社会稳定,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较高,其中伊斯兰教爱国爱教、两世吉庆的宗教思想和坚忍敬畏、公正宽恕、尊老爱幼、趋善避恶等伦理道德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且这种作用是不可低估和替代的。当然,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有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而且在回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家庭作坊式经济比重较大,科技含量低,文化教育发展滞后,群众的整体素质不高„„如此等等,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差距甚远。在社会转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从政府层面来说,各级政府要进一步依法管理宗教,正确对待宗教、宗教活动和宗教信徒,充分认识宗教的“五性”,摒弃宗教消极不利的因素,调动其积极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充分发挥宗教和广大的信教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宗教层面来说,广大回族青壮年穆斯林要继续发扬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加积极、自觉、主动地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共发展,以为“今世幸福而

努力奋斗的经训鞭策自己,体现了穆斯林自身的价值”[5]更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两世幸福而努力。

社会雕塑 波伊斯在中国 篇3

2013年9月7日-11月15日

展览地点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京)

一个很低级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到底是为艺术圈、艺术史而做?还是为了社会而做?为了前者我们要做得更配合历史逻辑、更专业的“制作艺术”并且维护圈子的利益;为了后者我们最好的路是:抛弃艺术本体,打破社会与艺术的界限;也可以做通俗艺术影响社会、把自己打造成明星去影响权力。“社会雕塑”这个题目显然选择了后者。

波伊斯在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开除事件后提出“社会雕塑”。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回头看美术学院和自身的一系列行为,到了一个更加宽阔的背景。相比于同个时期,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等人的大地艺术、摆脱重力的光线艺术和运动艺术、卡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取消稳定性的雕塑概念突破,明显野心更大,也似乎高了一筹。

对于后辈艺术家而言,“社会雕塑”这样的号召就很迷糊了:取消艺术本体、只存在于社会元素之间。艺术在固化的按着行业、规范运行着的社会之中,要保持独立的观察和判断、做一个边界游荡者很不容易。最大可能就是被重新定位、淹没在社会的某个行业中。现实中在激烈讨论着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艺术家们,没有相应的知识体系和工具常显得无力,甚至幼稚。在一个专业技术堡垒和思维沟壑巨大的时代,艺术家希望雕塑社会的干涉通常被认为是粗鲁和破坏的(尽管有些艺术家认为这种破坏是必要的),会激起行业人群的反弹。至于政客们则会将这些雕塑社会的艺术行为转化为歌舞升平或小丑的惊诧表演。总之被整合进一个“社会绝缘带”,与现实社会无涉,这时候艺术的边界不是打开了,而是封闭了。所以他们采用了另外的办法:雕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日常生活和日常政治,在微观的层面去思考和解读社会问题。

伊斯兰社会 篇4

一、阿拉伯的扩张精神与绝对信仰

在《一千零一夜》中, 中国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国家, 它遥远、富饶, 是一个值得去探险的国度。然而经过细读, 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中国根本不是我们炎黄子孙世代居住的地方, 而只是阿拉伯人理想中一个遥远而神秘的符号。以《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为例, 故事的主人公阿拉丁虽是一个中国人, 却有着一个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名字。其次, 指使他去找到神灯的巫师是一个从非洲来的摩尔人, 而他在中国走大街穿小巷, 与阿拉丁母子交谈竟然从为引起过他人对他身份的好奇和怀疑。这在我国还相对封闭的古代根本是不能想象的。还有那位后来嫁给阿拉丁的中国公主, 她也有着一个根本不是中国人的名字——卜多鲁, 另外, 她的父亲也就是那位中国的君主, 人们竟然叫他哈里发, 而且他在要求阿拉丁的聘礼时说的是由四十名白肤色的侍女捧着四十个纯金的盘子, 并由四十个黑皮肤的太监护卫。在我国古代人的观念中人哪里还有白种人黑种人之说呢?此外, 还有《卡马尔·宰曼和白都伦公主》, 《驼背的故事》等许多故事中都提到了中国, 然而也都无一例外的对中国进行了一种误读。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也跟他们一样信仰伊斯兰教, 言必称安拉, 甚至还会说阿拉伯语。也许在这些误读中我们可以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但是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宝贵的发现, 比如当时阿拉伯世界的扩张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以及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绝对信仰与积极传播。

《一千零一夜》是阿拉伯帝国创建后阿拉伯民族精神形成和确立时期的产物。穆罕默德公元七世纪创立了伊斯兰教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之后阿拉伯帝国不断向四周扩张, 并四处弘扬伊斯兰教义。众所周知, 《一千零一夜》有三个故事来源:一是波斯故事集《赫左儿·艾夫萨乃》, 二是伊拉克, 即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巴斯王朝时期流行的故事, 三是埃及麦马立克王朝时期流行的故事。这本身就显示了阿拉伯民族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然后经过加工整理, 使这些故事中融入阿拉伯民族精神, 汇进阿拉伯精神文化体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出了阿拉伯民族的扩张的野心。从《一千零一夜》中一次次对遥远的中国的描述, 许多商人不畏艰险的去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我们也可以看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极富探险精神的民族, 他们在故事中热情的讴歌和赞扬了那些勇敢, 机敏, 敢于探险的人们, 对如《辛巴达航海记》中的辛巴达那样不畏千辛万苦七次航海寻找“和平之书”的英雄他们始终充满崇高的敬意。

另外在《一千零一夜》中对中国的误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阿拉伯人民对于伊斯兰教的绝对信仰, 以及对这种信仰传播的热衷。伊斯兰教义中认为安拉是宇宙和人类社会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 是全知全能的真主, 所有的阿拉伯人都对真主安拉表现出了绝对的信仰并希望使所有的异教徒皈依真主。在《一千零一夜》里对中国的描写中, 我们认为他们让中国人的嘴里说出安拉是十分荒谬的, 但这正好反映了阿拉伯人的绝对信仰观念。既然他们认为安拉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神, 他全知全能, 是世界的主宰, 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理由不信仰他, 即使在遥远的中国, 人们信仰安拉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阿拉伯民族对他们信仰的绝对忠诚。每当人们在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 人们都会心念安拉以图得到拯救, 把信奉安拉看做是不能违背的真理。而且因为对安拉的信仰, 故事中的人物也时刻奉行者《古兰经》里所提倡的美德, 他们善良、宽容、慷慨、大方, 向我们展示了阿拉伯人民的优秀品质。

二、对金钱、知识与智慧的推崇

与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观念的不同, 阿拉伯民族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视商业与金钱的民族。穆罕默德曾在布道中讲过:“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徒, 是真主在世界上的奴仆”。阿拉伯地区沙漠广布, 非常不适合农业生产, 但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却为他们经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 阿拉伯帝国的商业发展到全盛状态。在《一千零一夜》中经常出现的巴格达、巴士拉、亚历山大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中心。而中国在阿拉伯人的故事中也经常成为进行海外贸易, 寻找发财致富之路的圣地。在《卡马尔·宰曼和白都伦公主》中, 巴士拉一个穷困潦倒的懒汉, 他的母亲于是让他随着长者去中国做生意, 希望他可以在那里发财致富。而这个故事中的白都伦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公主, 她的父亲是为自己亲爱的女儿建造了七座奢侈华丽的宫殿, 每座都用不同的材料建成, 宫内装饰豪华, 仆从无数。这一切都表示出中国在古代阿拉伯人眼中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宝地。而且他们从不像中国古代人那样认为金钱是肮脏的、世俗的东西, 而是高尚的, 是美丽, 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途径。商人在社会上也往往享有崇高的地位, 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

中国在阿拉伯人中另一个印象就是富于知识与智慧的地方。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 亦当求之”。这句话虽然主要表现的是伊斯兰信徒对于知识的渴求, 但是也包涵了中国是一个有学问的地方的信息。在《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亚·杰玛儿的故事》中, 赛义夫·穆鲁克王子从父亲的赠送的礼物中看到了一个美丽女子的画像, 对其一见钟情发誓非她不娶,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美丽的女子的家在哪里, 于是一个大臣向国王献策“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 我们不妨去那里问问, 也许有人会知道”。从这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在阿拉伯人眼中的多智形象。还有《阿拉丁神灯》的故事中, 巫师不远万里从非洲来到中国, 也是因为神灯被埋在中国的一个墓地中的缘故, 在这里神灯也可以看做对知识的隐喻。还有在其它很多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阿拉伯人对智慧与知识的推崇, 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多次帮助阿里巴巴的机智女仆马尔基娜, 《一千零一夜》的主线故事中, 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讲故事的才能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挽救了全国的少女的山鲁佐德。所以我们可以说,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崇尚知识与智慧的民族, 这种观点自从被先知穆罕默德提倡就一直在阿拉伯人的血液中繁衍不息。

《一千零一夜》不愧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百科全书。仅仅通过对其中有关中国故事的阅读与分析我们就可以对阿拉伯民族有了很多宝贵的了解与认识, 对中古阿拉伯时期的社会生活以及一脉相承的伊斯兰教教义和民族精神都有了更好的理解。所以《一千零一夜》不仅对阿拉伯人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 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中想要了解阿拉伯文化的人来说它也是一部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经典。

参考文献

[1]梦华:《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张定远:《一千零一夜》,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

[3]张安琪:《<一千零一夜>中的“中国”探源》,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2月

[4]王向远:《<一千零一夜>与阿拉伯民族精神》, 《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二期

[5]何志明、刘永霞:《阿拉伯民间文学奇葩》, 《全国新书目》2007年1月

伊斯兰历新年元旦 篇5

伊斯兰的“希吉来历”1425年的元旦日(穆哈兰月初一)就在2004年2月22日﹐星期日﹐标志着伊斯兰从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顺利迁移到麦地那开创的伊斯兰新纪元度过了风风雨雨的1424年了。对于新年元旦﹐穆斯林世界没有特定的纪念仪式﹐但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希吉来历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计日历法(如同中国的农历----译注)﹐大部分穆斯林都知道在这一天“送旧迎新”﹐新的一年开始了。

希吉来历是在先知穆圣归真许多年之后﹐在第二任哈里法欧麦尔时期确定的伊斯兰纪元新年历﹐从先知穆罕默德迁移到麦地那那年(公元622年)为“希吉来”元年。

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是以每年的重大事件为命名年号﹐例如公元570年为“象年”。

那一年正是先知穆圣诞生的年份﹐发生了占领也门的基督教总督阿布拉哈率领一支拥有大象的强大作战部队向麦加进军﹐目的要毁灭阿拉伯人每年朝拜的象征克尔白﹐但遭到奇迹般的惨败。(请参看《古兰经》第105章“象章”经文。)

哈里法欧麦尔决定要为伊斯兰社会确定新世纪的开始﹐他可能的选择包括先知穆圣的诞辰或殁祭的年份﹐也可能是真主启示开始颁降先知成圣的那一年﹐但他决定选用先知穆圣从麦加顺利迁移并且成功地创建了第一个穆斯林社会的那一年﹐不但意味着这个社会形态将永远继续下去﹐而且提醒后代穆斯林不要忘记先知穆圣迁移“希吉来”的深远涵义。

先知穆圣承领真主的命令在他的家乡麦加传播伊斯兰已经十多年了﹐只接纳了人数很少的归信者﹐而且大部分是当地的奴隶和贫苦阶层﹐面对强大的伊斯兰敌人古莱什部族的虐待和迫害﹐没有形成对抗的势力。

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真主恩赐良机﹐以求发展。

在先知穆圣开始传播正道的第十二年﹐从麦加附近叶斯里布(以后改名为麦地那)来了十二位朝圣的“香客”﹐他们在麦加接受了伊斯兰﹐并且在麦加郊外阿盖白小镇同先知穆圣举行秘密会谈﹐邀请先知穆圣到他们那里去传播伊斯兰。这就是伊斯兰历史上著名的“阿盖白誓约”﹔根据协议﹐先知穆圣派遣了一名有学识的弟子穆斯阿布·本·欧迈尔随他们到叶斯里布传播真主的启示﹐发展伊斯兰信士。

第二年(公元622年)6月﹐从那里来了七十五名“香客”﹐其中有两名妇女﹐代表叶斯里布的所有部落。他们都归信了伊斯兰﹐

成为最早的穆斯林﹐来到麦加晋见先知穆圣﹐邀请他带领弟子们移居到他们那里去建立穆斯林的社会﹐维护各部落和平。

他们在与先知穆圣的秘密会晤中﹐发誓效忠伊斯兰﹐保护真主的使者﹐服从他的命令﹐传播伊斯兰正道﹐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阿盖白誓约”。在这些客人离开麦加后的几个月中﹐先知穆圣获得真主启示﹐许可他迁移到新的地方开展伊斯兰运动﹐制定了具体迁移规划﹐分散组织小队人员陆续悄悄移民﹐并且规定他们的身份是“迁士”﹐到达那里之后便可得到当地新穆斯林“辅士”的热情接待。

伊斯兰小知识 篇6

提起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饮食禁忌。一是不吃猪肉(在中国的回民又称“大肉”),二是不可饮酒。所以,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朋友吃饭,最好选择专门的“清真”饭店。那里提供的菜肴更适合他们的口味。

那么,这两个禁忌是怎么来的呢?不吃猪肉,是因为伊斯兰教认为猪是很脏的动物,什么都吃,不像牛和羊只吃青草,感觉上比较洁净。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人们也习惯养牛、养羊的游牧生活,很少有人饲养猪。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规定。至于饮酒,主要是考虑到人在喝醉之后容易失态,做出一些不礼貌、不理智的举动。特别是当时的阿拉伯人比较喜欢纵酒狂欢。于是伊斯兰教就特别针对这一点加以约束,提倡更健康、有节制的生活方式。

在伊斯兰教中,将凡是信教的人都叫做“穆斯林”。对于“穆斯林”来说,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五时拜”:在每一天,他们都要做五次礼拜。

这五次礼拜分别是:

1.晨礼。从黎明时的东方发亮到日出前之间。

2.晌礼。时间在中午稍微偏后。

3.晡礼。从太阳开始偏西到日落时分。

4.昏礼。在日落后十分钟左右。

5.宵礼。太阳落山后直到第二天拂晓都可以。

做礼拜时,穆斯林要先洗净手、胳膊、脚等部位,之后面向“圣地”麦加的方向,念诵“清真言”和《古兰经》中规定好的经文,并反复鞠躬、跪拜、起身。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礼仪。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的时间越来越紧张,也有人主张简化礼拜的仪式,但更多的信徒认为应该继续遵守这些传统,而且礼拜的过程也是一种让人静心、排除杂念,精神上得到休息的方式。所以,如果你遇到正在做礼拜的穆斯林,请不要去打扰、围观他们。

斋月

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每年伊斯兰历的九月被定为“斋月”。从这个月的新月出现的那天开始,人们从日出之后就不再吃东西,一直到太阳落下之后。这种禁食要持续30天,直到再一次新月出现的那天为止。伊斯兰教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还可以让富人也体验到饥饿的感觉,从而更加愿意施舍、帮助穷苦的人。因此,这个月被认为是最吉祥、最高贵的月份。

虽然其实在斋月中,人们会在太阳出来之前吃“封斋饭”,日落之后还可以吃些小吃,并不是完全“绝食”。但斋月对一些体弱的人来说,确实会造成健康上的影响。因此,伊斯兰教规定病人、老人、孕妇、儿童和需要在斋月期间旅行的人可以正常吃饭,不必守斋。而当斋月结束的那一天,人们要过隆重的“开斋节”,全家团聚,好好吃上一顿丰盛的美食,来庆祝自己圆满地通过了斋月的考验。

伊斯兰国家

世界上有哪些国家信仰伊斯兰教?嗯,要是你经常看新闻的话,肯定能说上几个: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拉克……其实,伊斯兰国家不止集中在中东的阿拉伯地区,在亚洲、非洲乃至欧洲,都有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

现在,全世界共有47个国家把伊斯兰教作为主要的宗教信仰。它们是:

所有阿拉伯国家: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索马里、吉布提和科摩罗。

非洲的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和乍得。

欧洲的波黑、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

亚洲的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

伊斯兰“圣战”观念探究 篇7

关键词:伊斯兰教,圣战,穆斯林

一、伊斯兰“圣战”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提起伊斯兰圣战观念的形成, 就必须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阿拉伯半岛进行必要的介绍。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西南部, 周围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阿曼湾, 从地理位置上看, 正好是人类几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所环绕的中心。但是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恶劣, 多为干旱和半干旱的沙漠和草原, 常年降水稀少, 季节性降水明显, 人们以游牧生活为主, 在一些水源相对丰富的绿洲地区, 过着定居的生活。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 阿拉伯半岛还处在蒙昧的部落时代, 各部落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偶像崇拜, 麦加是许多部落朝拜的圣地之一, 克尔白神庙里就供奉着许多部落的部落神, 每年都会有众多信徒到这里来朝拜, 朝拜期间人们也会乘机进行一些商贸交易, 形成了独特的商贸集会。对于游牧部落来说, 解决生计的主要手段就是靠掠夺其他部落和进行商业贸易。

7世纪的阿拉伯处在一片混乱之中, 部落之间战争不断, 加上血亲复仇的部落习惯, 使得局面日益恶化。穆罕默德在传道开始的时候, 就遇到了麦加贵族们的阻挠和迫害, 而临近的城市麦地那正是在寻求内部氏族之间的争斗不止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向了宣传真主唯一的穆罕默德, 他们希望默罕默德能帮助自己解决氏族之间混乱的争斗。于是身处困境中的默罕默德带领信徒们迁到了麦地那, 这就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著名的希吉拉 (迁徙) 事件。在迁徙麦地那后, 他以宗教信仰为纽带,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社团 (乌玛) , 新社团的建立突破了原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 结束了麦地那的混乱局面。与此同时, 他还与各个氏族集团之间订立了一系列的协议, 组成一份“麦地那社团章程”, 作为乌玛的“宪章。宪章内容旨在平息内部矛盾, 团结信众一致对外。社团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共同抵御外敌, 号召信众发动对多神教教徒和不信教者的“圣战”。

穆罕默德在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之后, 开始了对麦加和犹太人的战争, 先后通过一系列的战争, 如白德尔之战、吴侯德之战、壕堑之战等, 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在外交和武力的双重压力之下, 麦加选择了屈服, 穆罕默德回到了麦加。这些事件都使得穆罕默德威名远扬, 很快整个阿拉伯半岛其他地方的部落先后表示臣服。伊斯兰教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广泛传播, 为后来由地区性宗教向世界性宗教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战争中, 以真主的名义号召信徒进行“圣战”是穆斯林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

穆罕默德之后的四大哈里发时期穆斯林军队的对外征服频繁, 战争在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的同时, 也使伊斯兰教得以广泛传播。在穆罕默德刚刚去世不久, 各地先后表示臣服的部落就发动了叛乱, 他们认为自己和穆罕默德所订立的协议随着穆罕默德的逝去也失去了意义。刚刚兴盛起来的伊斯兰教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威胁, 多神教信仰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于是接任真主使者政治权力的哈里发先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平叛战争, 并最终压制了这些叛乱, 巩固了伊斯兰教一神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主导地位。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 (634-644年在位) 统治时期, 是伊斯兰教胜利地进行扩张和巩固统治的时期。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帝国之间因常年战争而大伤元气, 为新型的伊斯兰教政权对外扩张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此后的几任哈里发都热衷于对外征服战争。除了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外, 伊斯兰的“圣战”观念也是推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在《布哈里圣训实录》里的论圣战的益处中, 圣人说“圣战本身等于笃诚的朝觐。”而朝觐圣城是每个虔诚的穆斯林一生中应该完成的大事。并且在论吞食孤儿财产属七种不义之罪中就有一项罪是“逃避圣战”。类似的宣扬“圣战”观念在伊斯兰教经典中有许多地方。如“论圣战中的胜利者和为真主之道殉教者的品味”、“论为真主之道出征负伤者的德行”、“论首领苏莱曼为圣战求子”等。就起源看, “圣战”源自阿拉伯文“吉哈德” (jihad) 含有努力、奋斗的意思, 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用法。它产生于伊斯兰教兴起后的阿拉伯内部统一战争和对外征服中。《古兰经》是伊斯兰“圣战”观念的思想基础。8世纪下半叶, 许多教法学家开始撰写论文来论述圣战思想。这一时期正是哈里发国家对外大规模扩张的时期, 征服性圣战观念得到肯定和认同。总结来看, 早期圣战观念的功能主要是三个方面的, 一是动员穆斯林参加对异教徒的战争, 二是借圣战之名来加强哈里发统治的合法性, 三是为不同政权下的伊斯兰国家制定外交法则。

二、“圣战”观念在当代社会的表现

伊斯兰教的圣战观念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在早期的对外战争中逐渐形成, 经过教法学家的解释得以确定。后来由于西方势力的兴起和强大, 带着浓厚西方色彩的思想流传到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的思想面对越来越多的外部挑战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 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趋势, 一种是传统的号召穆斯林对异教徒进行战争的圣战观, 另一种是阿利加尔学派的阿赫默德汗依据《古兰经》启示对圣战的新的解读, 重新肯定有条件圣战, 认为只有穆斯林在受到明确压迫及宗教信仰受破坏的时候才有义务发动圣战。二战中, 民主革命运动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而兴起, 战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 靠圣战观念来争取民族独立的伊斯兰教力量在现代化潮流里走向了边缘地位, 代之而起的是世俗的力量。圣战观念随着末代哈里发国家的解体被人遗忘。第三次阿以战争后圣战观念首次在国际政治中闪现。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惨败, 丧权失地的耻辱挥之不去,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情感和信念上受到重创, 不久就建立起来以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伊斯兰会议组织, 民族主义被泛伊斯兰旗帜所取代。以色列军队焚毁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情感, 伊斯兰会议组织号召所有穆斯林团结起来用“圣战”来打败恶魔, 解放圣地。70年代以来, 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 各国政府也开始利用传统宗教的圣战思想来稳定局势。虽然阿拉伯国家各个政府都谴责宗教极端主义, 但是这些被政府称为宗教极端的组织所利用的也是在广大伊斯兰教民众心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圣战思想。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 “白德尔之战”是埃及和叙利亚军队的军事行动代号, 而这正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对麦加敌对势力的战斗中取得的首次胜利战斗, 可见阿拉伯军队这次的军事行动带有明显的传统伊斯兰教圣战色彩。现在高喊反对恐怖主义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也曾经大力援助反对苏联入侵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都有以圣战为名或口号的圣战组织, 埃及有伊斯兰解放组织、穆斯林社团、圣战组织和救出火狱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下属有“伊斯兰圣战组织”, 巴勒斯坦有“圣战之家”的武装组织、“伊斯兰圣战之旅”、“伊斯兰圣战运动”。80年代以来, 中东地区恐怖活动日益频繁, 在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种, 但是相似之处在于利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的圣战思想。由此可见, 圣战观念是一种双刃剑, 对这种思想观念政府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听之任之, 最终害人害己。

进入新世纪以来, 以伊斯兰教“圣战”为口号的恐怖主义活动依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9.11事件后, 这种带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活动臭名昭著, 为世人尽知。在美国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次战争之后, 以“圣战”为口号的各种极端组织似乎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这些组织鱼龙混杂, 难以辨别其真实目的, 有不少是打着“圣战”的旗号行恐怖主义之实。总结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在“圣战”口号下武装起来反抗当政者, 主要由持不同政见和对所信奉的宗教教义持不同见解的反对党派领导, 是国家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一种是以反抗西方等外来价值观念为主, 倡导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 带有一定的反抗外来文化入侵的特征。还有一种是因西方武力干涉而导致在本国的统治陷入瓦解状态的前国家领导者党派所组织起来的。这些圣战组织当中, 以和平手段争取自身利益者有之, 但更多的是依靠暴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和不满。阿富汗战争之后, 塔利班在全球各地活动猖獗, 他们不仅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目标, 利用爆炸暗杀等恐怖手段大量杀伤平民, 还对和西方合作的当地政府和普通民众展开攻击。更有甚者, 还向老幼妇孺挥动屠刀, 这些行为早已突破了伊斯兰教的以《古兰经》为代表的经典中所宣扬的“圣战”, 人们翻阅《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会发现, 真主和使者即便对于广大的异教徒也是比较宽容的, 只是斥责他们不信经典的行为是错误的, 将来在末日来临之际要接受真主的惩罚, 而并不主张过分杀戮, 圣战的对象主要是背离真主被魔鬼所迷惑的敌人。可见, 以塔利班为代表的圣战组织并不代表真正的广大穆斯林民众的想法和要求,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言行与真主和圣人所倡导的是不相符的甚至是相背离的。

三、关于伊斯兰“圣战”观念的自我认识

“圣战”是伊斯兰世界一个十分重要的宗教观念, 原本只在伊斯兰世界里广泛流传, 并不为非伊斯兰世界的民众所知晓。近年来, 这一宗教观念在西方的刻意宣传下流传到世界各地。在西方世界, 尤其是一些政治团体眼中, 整日宣扬“圣战”口号的穆斯林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群体, 因为他们经常和所谓的恐怖主义势力联系起来。这一看法是不是偏见, 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人类迈入近代社会之后, 世界各地日趋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表面上与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大同世界很是相像, 不过这种紧密联系源自西方的对外殖民, 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靠经济技术来支撑的, 而忽略了世界各地区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 结果显而易见, 不同文明信仰和追求难以真正的平等相处, 必然导致多处冲突。

就实际情况来看, 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普通民众把宣扬圣战的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当今世界,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恐怖主义势力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但是在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里宗教的成分究竟占到多大比例, 却是人们应该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各地, 恐怖主义势力比较猖獗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亚洲中部, 如阿富汗, 以及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国家, 如叙利亚、黎巴嫩等。恐怖主义出现的原因有很多, 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层面看, 恐怖主义势力往往有政治上的要求, 他们或者是不满于现任政府制定的一些政治决策, 要求政府考虑自身的利益要求。还有一些是典型的民族分裂势力, 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经济上, 这些地区大多还属于经济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文化上, 这些地区大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 穆斯林民众众多。然而因为宗教派别众多, 对教义的理解和主张不同, 争斗和冲突也很多。

近代历史上, 殖民地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需求由和平示威到武装反抗的演变, 其中也有以“圣战”为口号进行的武力反抗,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 殖民地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追求民族解放是正义的事业, 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民族分裂势力是在新时期国家内部出现的问题, 实质是在打着民族独立旗号下而进行的破坏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暴力犯罪, 不属于反抗外来殖民侵略的问题, 两者不能混为一体。针对我国的新疆疆独势力与国外恐怖势力相勾结, 在“圣战”口号下号召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信众组织起来, 在我国境内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部分暴徒打砸抢, 杀害民众, 攻击执法部门, 严重威胁当地的治安安全, 干扰了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对于这种以宗教“圣战”为口号, 号召信众组织起来攻击政府机关伤害普通民众的犯罪行为, 我们不仅要强烈谴责, 更要坚决打击。同时要教育广大有宗教信仰的民众, 帮助他们认清暴力活动策划者的策动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真实面目。总之, 伊斯兰“圣战”观念发展到今天, 和伊斯兰教发展初期所宣扬的已经大不相同, 尽管恐怖主义以宗教“圣战”为旗号, 但是其实质上是暴力犯罪活动, 对此我们应有明智的识别和判断。

参考文献

[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4版.

[2][埃及]穆斯塔发·本·穆罕默德艾玛热编, 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布哈里圣训试论精华》——坎斯坦勒拉尼注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1版.

伊斯兰社会 篇8

自唐代起, 伊斯兰文化对古代中国就有着不间断的影响, 蒙元至明中期, 这种影响达到顶峰, 当时中国工艺美术的一些门类一度表现出伊斯兰的风尚, 尤其是釉彩技艺。与蒙元与明早期的情形相比, 明中期釉彩技艺的伊斯兰风尚更体现出本土化的特点。这主要因为, 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结束(1)[1] (P20) , 明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骤减, 但先前大规模移植的伊斯兰文化已在中国扎根, 且仍与官方保持紧密联系。明朝官府控制着最好的技艺、拥有最好的产品, 这是维系技艺风尚的有力保证。另一方面, 至少在嘉靖 (1522~1566年) 以前, 明朝似乎还没有出现一个以“闭关自大”为心理特征的皇帝[2] (P206~215) 。明正统 (1436~1449年) 至正德 (1505~1521年) 时期, 适当的外交机会仍为明朝政府所把握 (2) , 中亚等地穆斯林“归附”明朝的浪潮亦未停息(3)[3]。这里的“明中期”正是指这段时间, 当时伊斯兰文化虽在明朝被消化, 但仍能获得外来补充, 拥有形成风尚的条件。

伊斯兰文化对明代釉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多有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另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明前期, 且主要以陶瓷或景泰蓝为研究对象。这里则聚焦于明中期, 专门关注釉彩技艺, 并提出“本土化的伊斯兰风尚”这一命题, 以求教于方家。

1 明确的影响: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

明中期至少有两项釉彩技艺成就得益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一是景泰蓝的成熟, 二是“回青”青花瓷的出现。

景泰蓝, 即金属胎掐丝珐琅, 属搪瓷釉彩, 因其在明景泰年间 (1450~1456年) 兴盛, 制作技艺趋于成熟, 且釉料常以蓝色为主, 故而得名。这种技艺元代以前在中国缺乏清晰连贯的发展线索(4)[4] (P295) [5], 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却有深厚的传统。蒙古人兴起之前,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已走向成熟 (图1) 。元代至明代早期, 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迎来盛世, 伊斯兰金属胎掐丝珐琅技艺正是在当时传入中国[6]。元末明初鉴赏家曹昭所撰《格古要论》 (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 记有“大食窑”(5)[7] (P99) 。“大食”是唐宋文献对伊斯兰国家的称呼(6)[8] (P3) 。“大食窑”即景泰蓝。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 (1456-1459年) , 明人王佐对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增补, 增有在京云南人擅作景泰蓝酒盏的字句(7)[9] (P121) 。钱伯泉先生认为, 云南是中国景泰蓝发展最早的地区, 其工艺是由西域穆斯林移民带来的[10]。当时情况可能是这样:元代至明初时, 伊斯兰景泰蓝工艺率先移植于云南, 明宣德 (1425~1435年) 后进一步东传, 进入明朝宫廷作坊而趋于中国化, 至明景泰年间完全成熟。传世的明代御用景泰蓝中, 以宣德款为早, 众多明中期年款的景泰蓝显示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图2) 。

再看“回青”青花瓷。“回青”是一种烧制青花的钴料, 明代陶瓷史上, 若没有“回青”, 则不会有正德以来青花瓷的兴盛。据明后期至清中期的文献记载, “回青”产自国外, 明正德时从云南地区进入中国(8)[11]。今天的学者已基本公认“回青”产于伊斯兰世界 (具体地点还存在争论) , 而马建春先生进一步指出, “回青”的名称证明中国人当时已明确了它的产地[12]。

以上文献史料显示, 景泰蓝与“回青”均与云南地区有关, 这取决于明中期中外交流的格局。当时瓦剌兴起, 吐鲁番和明朝交恶, 明朝北方及西北方向的对外交通一度受到威胁;但西南方向的对外交流则迎来兴盛。自秦汉起, 扼西南商路要道的云南地区已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 (9) , 元代以来这种管辖趋于稳定。蒙古人征服大理, 将大批穆斯林带到云南, 当地伊斯兰文化获得发展(10)[13] (P333) [14] (P17-36) 。明军入滇, 又有不少穆斯林随军戍边、屯垦于此 (11) 。随着明朝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趋于缓和, 云南穆斯林在国际商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云南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基地。

伊斯兰文化对明中期景泰蓝与“回青”青花瓷的影响, 拥有中外交流史方面的古文献证据, 可视为是明确的影响。

2 可能的影响:瓷器“二次烧”的一些品种

明中期釉彩技艺最突出的成就, 便是景德镇官窑的瓷器“二次烧”。要认识瓷器“二次烧”, 得明确瓷釉与陶釉的区别。瓷釉是高温釉 (烧成温度1250℃以上) [15], 主要有钙釉 (以氧化钙助熔) 与高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陶釉是低温釉, 主要有铅釉 (以氧化铅助熔, 烧成温度800~900℃) 与低温碱釉 (以碱金属氧化物助熔, 烧成温度高于铅釉, 达900~1100℃) [16~17] (P3) 。所谓瓷器“二次烧”, 即是以高温烧结瓷器, 待其冷却后加绘低温釉彩料, 入窑以低温烧成, 可理解为在瓷器 (可能是素胎) 上裹一层陶器釉彩。

中国被誉为瓷之国, 高温釉传统首屈一指;而在中国以西的伊斯兰世界, 瓷器长期未能出产, 釉陶技艺却传统深厚。陶釉与瓷釉相比, 其最大优势在于呈色的丰富与艳丽, 因为釉料主要靠特定的金属元素来呈色, 而鲜有金属元素在经历了瓷釉高温后还能呈色鲜艳。然而唐代以来, 中国瓷器也变得艳丽起来, 这首先是因为某些特定呈色金属元素被吸纳进了高温釉体系。最引人注目的是高温钴蓝与铜红釉彩 (铜元素高温还原焰呈色) 的发展, 这其中就包含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中国青花瓷 (高温钴蓝彩) 的起源与伊斯兰文化的紧密关联, 已为学术界所公认[18~20];铜红釉萌芽于唐代的长沙窑和山西的胶城窑[21], 而至少长沙窑是深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窑口[22]。不过在古代技术条件下, 仅有铜和钴能够在成瓷的高温下呈色艳丽, 且烧成难度较大, 尤其是铜红釉彩, 烧出鲜红色的几率很低。所以古代中国瓷器若要在呈色艳丽方面更进一步, 唯一的办法便是“二次烧”。

中晚唐黄堡窑的白地黑花器和金代红绿彩 (釉上彩) 皆为瓷器“二次烧”, 它们与伊斯兰文化的关联已有学者论及[23~24]。元磁州窑和景德镇窑出现了瓷胎上施低温碱釉的产品, 而中国低温碱釉的起源亦与伊斯兰文化有关[24~28] (P90) 。至明中期, 瓷器“二次烧”在景德镇窑走向成熟, 其中仍可分析出伊斯兰要素。

首先来看珐华。珐华亦称法华、法花, 是一种施有低温碱釉的陶瓷产品。明中期景德镇珐华为瓷胎上施低温碱釉, 二次烧成, 技艺十分成熟精湛, 且一律使用“起线填釉”技术[25] (图3) 。所谓“起线填釉”, 即是在器表沿既定的纹样塑造起突起的线条, 在线条限定的不同区域添填不同呈色的釉料。鉴于突起线条的阻隔, 釉料烧制时不会相互浸透;同时, 在突起线条围成的凹槽可填入较厚的釉料, 宜于呈色浓重。伊斯兰世界早在8~9世纪就出产一种模印纹填彩的陶器 (图4) , 12世纪晚期又一种称为“拉卡比” (Laqabi) 的釉陶流行, 其胎表浮塑出线条以分隔釉料[29] (P174) (图5) , 此类技艺蒙古人兴起后很可能获得东传;另一方面, 景泰蓝用的也是“起线填釉”技术, 且珐琅和低温碱釉同属于低温熔块釉, 其釉料技术也是相通的。明景德镇珐华鼎盛于成化至正德时期, 与景泰蓝的成熟相应且稍晚, 认为景泰蓝对景德镇珐华存在影响有其合理性, 这显然让明景德镇珐华和伊斯兰文化进一步形成关联。

明中期, 与珐华的成熟相应的是“翠蓝釉”(12)[26]的成熟, 后者是低温碱釉的典型。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明成化 (1465~1487年) 款翠蓝釉下青花盘, 为瓷器“二次烧”精品 (图6) 。至明正德时期, 翠蓝釉釉色更加淡雅, 除翠蓝釉下青花外, 还出现了细刻纹装饰的品种 (图7) 。翠蓝釉下彩或细刻纹均可在伊斯兰世界找到的渊源 (图8、9) 。

明中期也是低温黄釉精品诞生的时期。与高温黄釉一样, 低温黄釉常以铁元素呈色(13)[30] (P424) , 它在中国铅釉陶 (如唐三彩) 上早已应用, 但在官窑瓷器“二次烧”精品发展起来以前, 似未纳入瓷器范畴。景德镇官窑低温黄釉瓷明初已有(14)[31], 成化至正德时走向成熟。最负盛名的是弘治 (1488~1505年) 黄釉, 它与三彩陶上的黄釉不同, 釉色并非黄褐色, 而是晶莹透亮的正黄色。正黄是古代中国帝王专用的至尊之色, 黄釉瓷亦为明朝宫廷专有, 加之明中期有几个皇帝颇具有文艺天赋且乐意赞助艺术(15)[2] (P1~22, 39~62, 79~97, 153~182) , 当时官窑黄釉瓷的兴起并不奇怪。然而这其中仍有伊斯兰要素需要考虑。在伊斯兰世界, 黄色陶瓷早就为人喜爱。唐-五代长沙窑瓷备受西亚等地穆斯林青睐, 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胎体常呈“杏黄色”[32] (P275) 。伊朗东北部与中亚西部10~11世纪就出产鲜艳的黄色泥浆釉作地的釉彩陶 (图10) , 其视觉形式不同于中国的三彩陶, 却能在明中期官窑黄釉瓷上得到映射 (图11) 。

口径26.6厘米、高7.6厘米;叙利亚;12-13世纪之交;现藏华盛顿弗利尔亚洲艺术博物馆

H:7.6cm, W:26.6 cm;Syria;late 12th-early 13th century;in Freer Gallery of Art/Arthur M.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在二次烧成的低温色釉 (彩) 中, 低温钴蓝釉 (彩) 未在明中期充分发展[26,30] (P423) [31,33]。这或许是因为先前将钴料引入高温釉的技术已经成熟。例如宣德“洒蓝”, 虽是二次烧制, 但钴料呈色的第二次焙烧仍使用高温, 中国瓷工更驾轻就熟于高温釉技术来表现蓝彩。鉴于明中期“二次烧”的蓬勃发展, 一次烧成的青花 (高温釉下蓝彩) 和二次烧成的各种釉彩便有效结合起来, 其产品以成化斗彩为最。

高7厘米、口径18.3厘米;伊朗东北部或中亚西部;10-11世纪;现藏巴黎卢浮宫

安康的伊斯兰文化景观 篇9

关键词:安康,伊斯兰文化,景观

安康地处陕西南部, 自古有“金州”之称。在安康地区有穆斯林人口28000余人, 是仅次于省会西安的穆斯林聚居地。据传穆斯林是自元朝时从长安来到安康, 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安康的穆斯林主要是回族, 在以汉族为主要人口的地区, 他们秉承着伊斯兰“围寺而居”的传统, 在各清真寺的周围繁衍生息, 形成大大小小的“回坊”, 与汉民的居住区域相对隔离, 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景观。

1 自然地理环境

安康位于秦岭以南, 是陕西省东南部城市, 北依秦岭, 南靠巴山, 汉水横贯东西, 河谷盆地居中, 在大地构造位置上属于秦岭地槽褶皱系南部和扬子准地台北部汉南古陆的东北缘, 分别由东西走向的秦岭地槽褶皱带和北西走向的大巴山弧形褶皱带复合交接组成。具南北衔接, 东西过渡的特点。全市地貌可分为亚高山、中山、低山、宽谷盆地、岩溶地貌、山地古冰川地貌6种类型。

安康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湿润温和, 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无霜期长。其特点是冬季寒冷少雨, 夏季多雨多有伏旱, 春暖干燥, 秋凉湿润并多连阴雨。多年平均气温15~17℃。[1]

2 文化历史

最早在元朝来到安康的穆斯林, 相传是西安小皮院的马姓, 他们在汉江南岸定居, 以牧宰牛羊、经营皮张为生, 又因在江岸边开荒种植枣树被后世称为“枣园马”。自此, 各地的穆斯林就陆续来到安康, 他们发挥穆斯林的传统, 在安康经营茶业、畜牧业、山货业等, 很大程度上繁荣了当时的市场。

伊斯兰的教义是“五功”, 因此穆斯林有建造清真寺的需要。安康的穆斯林起初在汉江边的河滩上做礼拜, 后来随着迁入穆斯林人口的增多, 便修建了第一座城内清真寺, 今坐落在东关篦子巷。随着穆斯林的增多, 在明代安康城内又相继建造了南寺, 清初仿照南寺建造了清真北寺并重修城内寺。直至民国十年 (1921) , 安康城内先后建立有清真寺7座, 也就是现存的:城内清真古寺、静宁南寺、清真北寺、清真东寺、清真西寺、清真中寺和兴文寺。其中城内清真古寺、兴文寺、西寺为伊赫瓦尼教派;南寺、北寺、东寺和中寺是格底目派。两派虽说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 但和谐共处, 团结友爱。

3 格局

3.1 回坊格局

穆斯林有“围寺而居”的传统, 回坊作为穆斯林聚居区, 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辐射区域。安康城区的清真寺大多分布在靠近汉江沿岸的区域, 这样的格局与伊斯兰教当初传入安康的地点不无关系。

3.2 清真寺格局

安康城区的7座清真寺均是采用“四合院”式的布局。根据伊斯兰教信仰的要求, 城内清真古寺、静宁南寺等5座清真寺的礼拜殿与大门均朝向东方———“天房”克尔白所在地。因地域等条件的限制, 兴文寺和清真西寺这2座清真寺的大门只能朝西开, 为了缓解这一矛盾, 建造者将礼拜殿的中最神圣的圣龛设置在礼拜殿的二层, 朝向东方, 信众也在二层面对着圣龛进行礼拜仪式, 灵活地化解了礼拜殿不能朝东的尴尬。这体现了《古兰经》中“塔基亚”原则对穆斯林的影响, 在建造中遇到问题灵活应变, 但始终遵循着圣龛朝向“天房”这一原则。

4 建筑

清真寺中的主要建筑有:邦克楼、礼拜殿、照壁、讲经堂、浴室、伙房等附属建筑。

照壁是中国传统风格清真寺中颇具特色的建筑, 通常设在清真寺的入口, 集建筑、雕刻、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 是清真寺的第一道景观。城内古寺和北寺是安康仅有的2座以照壁作为入口建筑的清真寺。2座照壁平面均呈一字形, 壁座是砖石基座, 壁身是青砖实砌或青砖包砌的土芯墙身, 墙身上有清真寺的石刻匾额, 周边装饰有镂空砖雕的植物纹样, 清雅精致。壁顶起脊盖瓦, 也有用砖砌的叠涩, 其上也有彩绘的植物纹样。除了上文提到的2座以照壁作为入口的清真寺外, 大门是带有屋顶、圆顶或与邦克楼相结合的入口建筑。

邦克楼是清真寺的标志性建筑, 作用是召唤信徒前来礼拜和宣礼, 因此又叫“宣礼塔”。邦克楼风格各异, 分传统楼阁式和阿拉伯式。传统楼阁式的邦克楼如南、北、中寺以及城内古寺。以北寺为例, 邦克楼的平面呈正六边形, 楼高7层, 总高46.4m, 内设旋转楼梯, 每层屋檐覆绿色琉璃瓦, 塔顶为六角攒尖顶, 起翘较大, 秀丽多姿。塔顶的新月标志象征伊斯兰, 与大殿顶上的月牙相呼应。兴文寺的邦克楼是阿拉伯式的, 平面亦呈正六边形, 楼高5层, 每层屋檐覆橘红色琉璃瓦, 拱尖顶。邦克楼的布局可以是在清真寺的中轴线上, 也可以在寺内的角隅。

礼拜殿是容纳信众进行礼拜仪式的重要场所, 位于寺院的中轴线上。礼拜殿的风格分中国传统风格、伊斯兰风格以及混合式风格。中国传统风格的礼拜殿具备中国传统古建艺术的基本特征和风格, 外观古朴庄重, 装饰华丽典雅, 文化意蕴深厚, 艺术魅力独具。在安康的清真寺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南寺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风格清真寺建筑。礼拜殿建筑面积880余m2, 由抱厦、正殿、后殿组成, 中国古典式建筑风格, 雄伟壮观。[2]

伊斯兰风格礼拜殿是仿照阿拉伯建筑建造的礼拜殿, 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拱顶、圆顶和拱门。安康的伊斯兰风格礼拜殿的清真寺是兴文寺和东寺。其建筑造型大体相同, 礼拜殿顶为绿色的圆拱形, 一个大圆顶配2个小圆顶式, 圆顶上是金属制新月标志, 富有伊斯兰象征意义的建筑风格和形式, 非常有辨识度。

混合式风格的礼拜殿是指既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同时也有伊斯兰风格的礼拜殿。城内古寺的礼拜殿前殿为中国传统风格, 五间门楹, 歇山屋顶, 后殿改建为半圆古堡顶, 沿墙装饰烛形小尖塔, 而前后殿依然有机连接, 形成了两种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物。

5 植物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切磋调和, 在遵循宗教发源地特色的同时, 产生了有别于传统伊斯兰园林的地方特色。

在植物品种的选择方面, 安康的清真寺院落中, 所栽植物一定程度上倾向使用如:柑桔、松、柏、夹竹桃、月季、薄荷、黄杨、桂花、无花果等这些在伊斯兰园林中常用的植物, 反映了宗教特色。考虑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等因素, 在这些场所还种植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植物如:臭椿、菊花、蜡梅、栀子、龙爪槐、十大功劳等植物。在这些寺院中也不乏古树名木, 如北寺的1株树龄220年的臭椿, 冠幅达21m, 据传在1983年安康洪灾时有31人爬上此树得救。

在清真寺中的植物配置主要以对植为主, 以烘托庄严的宗教氛围, 这在几座清真寺中最常见的就是礼拜殿前柏木以及桂花的对植。在一些植坛和后院中, 也有许多自然式种植的灌木和草本植物, 以盆栽为多数。

综上可知, 安康的伊斯兰景观是在伊斯兰宗教背景下, 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安康本地元素的特色文化景观。伊斯兰的异域特色是这一文化景观与地区内其他景观区别开来的最主要元素, 又因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史悠久, 汉化的建筑风格可谓是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融合的作品。景观在具体地方必然会被赋予地方特色, 安康的地方元素也在伊斯兰文化景观中留有印记, 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http://www.ankang.gov.cn/Category_3108/Index.aspx

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 篇10

伊斯兰 (Islam) 一词根源于Silm或Salam, 意为和平。伊斯兰教的具体教义是通过其法律 (Shari'ah) 来得以体现的。Shari'ah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正义与公平;权利与责任;协商;公共利益;今生与来世的成功 (Siddiqi, 2005) 。上述伊斯兰教义决定了伊斯兰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其中包括商业行为的诚实合法性、交易的公正性, 鼓励生产并盈利以增加社会福利, 平等分配收入, 反对风险经营和赌博行径, 禁止一切剥削行为 (Venardos, 2005) 。银行业作为经济及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经济思想对其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确立了伊斯兰银行业有别于于传统银行业的自身特色:禁利———所有金融交易必须以有形资产的存在为基础, 货币因其不属于有形资产, 本身不得产生回报。因此, 资金借贷本身不是合法的盈利途径, 不能够收付利息。要求支付提前固定下来的利息而不考虑借款人实际所处经济环境的做法, 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正义准则;避险———合同条款中不允许包含不确定性因素, 也不允许通过债务出售, 期权期货等风险工具的买卖来转嫁或规避风险。融资风险由实际放款人 (存款人) 承担, 银行作为借贷资金的代理人或受托人不承担风险;抑恶———银行资金不允许用于支持诸如酒类、军火制造及交易等伊斯兰教法禁止的行为和经济活动。银行投资渠道必须进行合法性的选择。与其业务特点相适应, 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也必然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从而形成异乎于传统银行的公司治理特色。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导引文件是IFSB在2006年颁布的伊斯兰金融服务机构 (不含伊斯兰保险机构和共同基金) 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IFSB颁布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指导性原则, 并非要在现有的国际公认的良好公司治理标准之外建立一个全新的框架, 而是要在充分考虑伊斯兰金融机构教法相符这一独特要求的前提下去贯彻执行这些原则和标准。正是教法相符这一要求, 使得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必然具有传统银行业所没有的独到之处。这些独到之处的存在对于弥补其外部监管的不足, 提升伊斯兰银行的竞争能力、从而持续健康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

二、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和发展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已经拥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而伊斯兰银行业的出现, 却只是上世纪中后期的事情。在这之前, 即便是穆斯林银行, 其经营模式也与传统银行相差无几。1963年, 埃及一个名为Mit Ghamr的村庄, 建立了一家遵照伊斯兰教义从事经营的银行 (Venardos, 2005) 。而1975年伊斯兰发展银行和迪拜伊斯兰银行的建立则标志着现代伊斯兰银行业的开端。之后, 伊斯兰银行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东南亚、南亚、海湾和中东地区逐步成立, 逐渐形成了当今世界区别于传统银行业的宗教特色鲜明的伊斯兰银行业。环球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自1982年以来增加了40倍, 发展势头十分迅猛。根据产生所处背景分析, 伊斯兰银行业的兴起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关乎需要, 一个关乎条件。上世纪中叶, 随着计算机、电子通讯、信息等高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银行旨在扩大盈利空间的金融创新业务蓬勃兴起并迅速壮大。当时的金融创新品种, 无论是应对高利率变动风险的浮动利率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 或是用于扩大业务规模的信用产品, 再或是用于规避法规监管的漏洞开发 (Loophole mining) 产品, 其结果无一例外, 都使银行经营的风险性不断加大, 稳健性不断降低 (Mishkin, 2007) , 与伊斯兰教法的要求日益背离。因此, 在伊斯兰地区, 摒弃传统银行模式, 建立符合其教法规定的独立银行模式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与此同时, 原本为西方殖民地的各伊斯兰国家在二战后纷纷获得独立。政治上的独立使其宗教精神得以充分发挥、宗教教义得以在政体、法律、经济等框架建设中充分体现。政治上的独立自然也为伊斯兰国家建立自己的银行业体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障。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给海湾地区国家赢得的巨额石油美元财富则构成了当时伊斯兰银行迅速崛起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作为当今世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发展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巨大的穆斯林人数为新兴的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市场需求保障。随着伊斯兰金融的不断为人们所熟识, 越来越多的非穆斯林被伊斯兰银行业务特色所吸引, 而成为伊斯兰银行服务的稳定客户来源。据统计, 在马来西亚, 伊斯兰银行业务的近四分之一, 是为非穆斯林客户提供的。伊斯兰银行业的真正发展和壮大只有几十年, 机构数量及分布还远没有满足穆斯林世界的金融需求。世界上许多国家, 特别是一些穆斯林人口较多的国家, 如中国、叙利亚、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 伊斯兰金融业还十分薄弱或根本缺失。这种现状表明伊斯兰银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拓展前景依然十分广阔。正因为如此, 传统银行正纷纷加快进军伊斯兰银行业的步伐。国际知名银行如汇丰、花旗、渣打、劳埃德等均在伊斯兰地区或本土设立分支机构, 开设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拓展伊斯兰银行业务。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及香港地区金管局均已取得IFSB的会员资格。2007年, 香港金管局批准丰隆银行推出香港市场首个伊斯兰银行业务窗口, 2009年宁夏银行也正式获批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试点成为国内首家试点开展此项业务的银行。随着国内伊斯兰银行业务实践的出现, 国内理论界关于伊斯兰金融的探讨也层出不穷, 涉猎方面十分广泛。刘天明 (2008) , 阿地力江·阿布都力 (2010) , 马玉秀等 (2009) 学者从思想与理论的角度诠释了伊斯兰银行业特色形成的根基和缘由。巴曙松等 (2009) 则对伊斯兰金融业形成所需要的宗教、政治、经济等基础要素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许多学者也十分关注伊斯兰银行业的整体发展情况 (王若溪, 2011) , 尤其是近年来伊斯兰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地区 (骆永昆, 2010) , 籍以为国内伊斯兰银行业的发展提供经验与启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伊斯兰金融体系, 能更容易地解决金融危机, 比西方金融体系更加稳固。" (马玉秀等, 2009) 。时下的银行、金融、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 引发人们对当前银行业体系的深刻检讨与反思。而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不仅全身而立, 而且稳健壮大的现实则引起业界与学术界对伊斯兰银行业模式的极大关注。表面上看, 这次银行危机源自于银行的次贷业务, 然而, 其深层根源却是有悖银行安全性运营要求的银行现行机制。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一份研究报告对伊斯兰银行业在此次危机中能够独善其身的原因解释是, 因为几乎没有使用过这次出现问题的复杂的金融工具。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 (2008) 则认为, 伊斯兰银行特有的运行机制是有效阻碍次贷危机在伊斯兰金融体系内蔓延的重要原因。作为"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的公司治理, 无疑对于这种运行机制的健康完善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 马连福张春庆等 (2010) 直接把金融业治理风险的过度积累看作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面对当前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自身所存在的问题, 了解相对稳健的伊斯兰银行业的业务经营特点及公司治理模式, 或可为当前传统银行业自我变革和完善, 以期走出困境、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三、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特色

(一) 伊斯兰银行业的外部监管相对薄弱外部监管的第一机制是法律。

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银行业的运行首先必须遵循伊斯兰法律Shari’ah的规定。Shari’ah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primary sources) 是Qur’an (古兰经, 真主Allah的语录) 和Sunnah (先知默罕默德的言行教导) , 第二部分 (secondary sources) 是伊斯兰宗教学者面对实际问题时, 对Qur’an及Sunnah的诠释、引申和具体运用。学者本身的认知局限、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以及众多观点相左的学派 (schools) 林立, 导致第二部分法律内容缺乏必要的统一性、确定性、连贯性, 从而削弱实务指导的标准化和权威性。在非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银行法的缺失, 传统税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不适用, 进一步恶化了伊斯兰银行业运行的法律环境。外部监管的第二机制是制度。尽管AAOIFI、IFSB等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在会计准则、审计标准、风险管理、资本要求、信息披露、行业准入、公司治理、监管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颁布了相关的指导性制度和标准。但由于:伊斯兰金融业起步较晚, 且独具特色;国际伊斯兰金融组织大多成立时间不长 (AAOIFI成立于1991年, IFSB成立于2002年) , 经验欠缺;伊斯兰金融业在全球拓展中与传统国际标准的衔接与融合在制度制定中的考量日显重要, 加大研究难度;双轨制下传统银行伊斯兰窗口和分支机构业务的监管尚未纳入当前已有的框架体系……等诸多原因, 相关准则、指引的补充、修订和完善工作十分艰巨, 需要假以时日。目前的现状是实务中惯例标准不一而足, 各司其主, “即使金融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面对各不相同的伊斯兰银行会计惯例和披露, 也十分惘然。” (Khan, Bhatti, 2008) 而伊斯兰银行业相关法律、审计、监管等专业人才的短缺则成为制度研究、推进和执行的又一大重要桎梏。

(二) 伊斯兰银行业的内部治理特色明显 (1) 内在的自律要求。

公司的内部治理要求, 根源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问题。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安排, 有助于营造公司运行公正 (Fairness) 、透明 (Transparency) 和具有明确责任 (Accountability) 的公司文化, 从而保证公司的决策、行为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利益。上述内部治理的要义, 在伊斯兰教法里其实都有明确的阐述。Qur’an中有关合同的诚实履行要求、禁止背叛他人的信任和通过欺骗、贿赂、价格操纵等手段获利等圣训, 都体现了公正的公司治理要求;对隐瞒事实和证据的严令禁止则与透明的公司治理要求不谋而合。而行为的责任性和解释力更是Qua’an对穆斯林的最基本要求:穆斯林负有在审判日对真主的解释说明义务, 依此得到真主对后世的奖惩。此外, 除了对真主的绝对责任, 伊斯兰教义还规定了穆斯林对他人 (家人, 亲戚, 朋友, 交易伙伴, 上司下属等) , 对社会 (穷人、孤寡、残疾等需要社会帮助之人) , 对地球环境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空气水源免遭污染, 动物植被得到保护) 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这些责任义务的规定, 昭显了伊斯兰宗教对最广大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内在关注要求。由于伊斯兰教法内含的与公司内部治理要求高度一致的戒律, 以严守伊斯兰教法为己任的伊斯兰银行, 其公司治理的实践必然带有强烈的自律倾向。这种自律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发展的意义在于:在当前外部监管法制环境尚不健全的背景下, 可以借助自身内在的自律机制, 实现完善的内部治理, 以此确保伊斯兰银行的健康和稳定;出于宗教伦理自律, 而对最广泛群体的利益关注、最广泛社会责任的承担, 有助于伊斯兰银行社会公众形象的提升, 而银行的形象和声誉正越来越成为客户选择银行的重要考虑之一。 (2) 独有的机构设置。与教法相符的要求, 使伊斯兰银行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 具体体现为:按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建立内部治理机制考核的指标, 设置银行内部满足伊斯兰教法相符要求的公司治理机构。如在公司治理常设机构之外增加了专门的教法相符 (Shari’ah compliance) 指导与监督部门———伊斯兰教法监督委员会 (SSB-Shari’ah Supervisory Board) 以满足IFSB在导引中提出的有关教法相符的公司治理原则。除了提供教法咨询和裁定外, SSB对银行产品、运作以及其他所有活动 (包括非法收入的处理, 公司的慈善活动等) 进行按教法为准则的宗教审计, 评价经营活动的遵教度, 并提出其审计报告。为了增加权威性, SSB成员都是公认的Shari’ah学者, 他们的个人信息均在年报或其他媒介加以披露。IFSB把设立SSB或建立类似的Shari’ah监控机制 (SGS, Shari’ah governance system) 作为银行取得伊斯兰银行业经营许可的重要前提。根据一份对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巴林5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75个伊斯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实践的调查, 除了传统公司治理常设机构董事会以及内控部门外, 教法监督委员会是第三个所有被调查对象均设有的治理机构 (田中禾等, 2011) 。伊斯兰银行SSB机构设置的意义在于:明确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宣示对伊斯兰教法的严遵信守, 提升社会形象, 增加公信力, 最大限度地吸引认同伊斯兰银行理念、倾心于伊斯兰银行产品的潜在客户;确保银行的伊斯兰宗教特色, 完美体现伊斯兰银行的经营理念, 保持纯洁性。尤其是双轨制运行下的伊斯兰银行, 面临激烈的传统银行业的竞争, 特别应警惕金融业务创新的传统化倾向。失去自我, 就是自取灭亡;保持并不断完善自我, 才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3) 特别的利益视角。与传统银行业的债务型融资 (Debt-based financing) 迥乎不同的是, 伊斯兰银行业基于其“禁利”“避险”理念, 以权益型融资 (equity-based financing) 作为其投资业务的主体, 从而形成了存款人与借款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PLS (Profit-loss-sharing) 资金使用模式。与该资金使用相对应的资金来源是客户在银行开立的投资存款账户 (Investment accounts) 。根据客户 (IAHs, investment account holders) 对投资项目有无特定的选择, 该账户分为限制性 (Restricted) 和非限制性 (Unrestricted) 两种。限制性账户类似共同基金, 严格意义上而言, 不是银行的资金来源。非限制性账户的资金, 银行可以将其与自有资金混合使用, 存款人按照事前确定的比率分享收益或承担损失。非限制性账户持有人 (IAHs) 作为权益投资人, 承担资本损失的风险, 从而与公司股东的地位类似。这对于伊斯兰银行而言, 就面临着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目标下的股东利益与IAHs利益的平衡问题。IFSB的基本观点是:银行作为投资账户的受托人, 除了对IAHs承担对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外, 还有账户管理的责任, 从而, IAHs的利益至少应等同于股东的利益。为了保障IAHs的这种利益, IFSB要求伊斯兰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组织结构中, 在审计委员会 (Audit Committee) 之外另设治理委员会 (Governance Committee) (至少包括一名Shari’ah学者) , 分别代表股东利益和IAHs利益对银行运行进行监控, 从而实现资金混合投资过程中两种利益的制衡。此外, 为了消除客户面临的委托代理问题之忧, IFSB特别强调伊斯兰银行对客户所承担的信息披露责任, 以确保客户对投资相关所有信息的知情权。开立账户时, 明确告知银行投资基本理念及策略, 投资产品合同的权利和风险, 权益/损失的计算方法及利益分配方法;投资过程中, 定期披露投资相关信息, 以确保客户监督权的行使和做出基于客观信息的自主选择和决定。另外, 对于投资账户管理人的资格也必须有严格的认定标准。内部治理中重视IAHs的权益保护, 对于伊斯兰银行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在于:伊斯兰银行业特有的宗教色彩和经营理念, 决定了投资账户资金来源 (相对于活期存款账户) 以及相应的权益投资运用在伊斯兰银行业务中的核心地位。对于IAHs权益的重视和保护, 对于改变当前PLS投资业务的颓势, 凸显伊斯兰银行业的特色, 稳定和增强资金实力, 扩展利润来源空间至关重要。

四、结语

尽管伊斯兰银行业公司治理的上述特色根源于伊斯兰宗教思想, 带有鲜明的宗教烙印, 传统银行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效仿, 但其中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却可以为当前问题缠身的传统银行业纠错正身、摆脱困境、重树形象、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借鉴。比如传统银行业如果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也能树立较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意识、建立独立的社会责任履行监督机构、设置专门的存款人利益代言人, 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没有止境的利欲追求所引致的日益强烈的冒险冲动, 更好地履行长期以来本应承担却总被忽视的企业社会责任, 更充分合理地平衡最广泛利益相关方的正当利益, 特别是能尽快地找回银行的本真, 恪守以安全性为首的三性原则, 最终建立起一个健康稳定、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银行业运行秩序。

摘要:源于银行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业界对伊斯兰银行业的关注。经营思想、业务模式有别于传统银行业的伊斯兰银行业, 其公司治理也别具特色, 其中的一些理念及做法或可成为传统银行业摆脱困境、健康发展的有益借鉴。本文对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伊斯兰教,伊斯兰银行,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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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gelo M.Venardos.Islamic Banking&Finance in South-East Asia:Its Development&Future.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 2005.

应对“伊斯兰国”危机 篇11

2015年最大的危险是这场地区危机蔓延到沙特阿拉伯和约旦

有一天,历史学家将会争论如今肆虐中东大部的混乱的根源。他们或许会问,这场混乱是该地区众多社会和政治制度共有的深刻缺陷的必然结果吗?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拜外部国家选择(或没有选择)的政策所赐?

但我们必须应对该地区无序的现实和结果。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把中东变成了这副样子,而这副样子已经糟透了。

现状所涉及的人道、经济和战略利益不可谓不巨。数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石油价格低迷,但如果沙特阿拉伯遭遇恐怖袭击或发生动荡,石油价格就会反弹。中东地区的威胁是巨大的,并且还在上升,全世界的人都在担心,因为有一些极端主义者回国,而那些一直呆在国内的极端主义者则受到鼓励,从事恐怖行为。事实上,尽管中东面临着诸多对其稳定性的挑战,但没有一样像“伊斯兰国”那样巨大、危险和紧迫。

拒绝将“伊斯兰国”称为国家的人有其道理。从很多方面看,“伊斯兰国”是一个混合体:部分是运动,部分是网络,部分是组织。它也无法以地理归类。但它确实控制着领土,号称拥有两万大军,并且在宗教思想的驱动下拥有自己的议程。

当然,说到底,怎样称呼“ISIS”、“ISIL”或“伊斯兰国”远远没有如何对付它重要。不管采取什么战略,都必须务实。消灭“伊斯兰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但削弱它是可能的。

战略还必须全面。首先,必须遏制流向“伊斯兰国”的资金流。油价下跌对此有帮助,可供抢劫的银行也只有那么几家。但勒索仍在继续,来自个人的金融支持亦然。这些资金流应该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手扼杀。

切断人员招募流更加关键。国家可以提高个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度。比如,泛欧洲观察名单就有所助益。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土耳其决定不再充当那些被招募者前往“伊斯兰国”的通道,并执行呼吁加强反恐国际合作的联合国安理会2178号决议。

战略的另一个要素是必须制衡“伊斯兰国”的号召力和宣传攻势。这意味着宣传“伊斯兰国”给其统治地区的人们带来的灾难。这还意味着说服穆斯林宗教领袖和学者澄清“伊斯兰国”的行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

当然,任何战略都必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直接挑战“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有迹象表明“伊斯兰国”的势头已经得到了遏制,但伊朗及其所支持的什叶派军队作用日益上升,这意味着许多伊拉克逊尼派将同情甚至支持“伊斯兰国”,而不管“伊斯兰国”犯下怎样的暴行。因此,外部人士应该更加着重于为反对“伊斯兰国”的库尔德武装和逊尼派部落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

叙利亚问题要棘手得多,因为那里仍在内战中,并且各外部势力正在争夺影响力。对“伊斯兰国”力量的空中打击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由于“伊斯兰国”是一个基于领土的实体,因此,要想取得进展,必须派遣地面部队。毕竟,只有地面部队能够夺取并守卫领土。

最佳方针是成立一支由邻国特别是约旦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可以提供援助,但战斗必须主要由其他逊尼派来打。目前该地区所发生的是文明内部的冲突,让“伊斯兰国”将它描述成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把自己描述为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将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

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武装和本地库尔德人可以成为逊尼派多国部队的一部分,但他们不可能取代后者。如果无法组建这样一支远征军,则可以加紧空袭,从而至少延缓“伊斯兰国”的前进脚步,为制定替代战略赢得时间。在这一情形中,“伊斯兰国”与其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管理的局面。

此时,外交无法起到很大作用。没有方案可以实行,因为在叙利亚有利益纠缠的外部国家之间分歧太多,而“伊斯兰国”和叙利亚政府也太强大。外交也许能够完成的是减少乃至结束叙利亚政府与本国人民之间的斗争,比如联合国正在阿勒颇所做的尝试。

伊斯兰社会 篇12

关键词:伊斯兰,建筑,方法及特性

本人在伊斯兰教国家沙特从事奈季兰政府办公楼工程施工工作已近三年, 该工程建筑面积20000m2, 场区施工面积超过45000m2, 涉及到土建、给排水、电气工程、场区、绿化等。期间对伊斯兰风格建筑施工方法和特性进行总结, 愿与各位工程同行共享。

首先对伊斯兰建筑涉及到的的典型施工方法进行阐述。

1穹隆 (DOME) 施工

穹隆施工对于伊斯兰式建筑是一个难点, 要求精度非常高, 施工难度大。当地的施工方法是用木板造型拼装, 不但施工麻烦而且造价高;经过多次论证和计算中方工程师提出一套全新方案就是用施工中废弃的木板基本构成穹隆造型, 然后再在上面抹灰并用定型木板模具找平, 最后再在抹灰面上均匀密实抹一层白灰膏和脱模剂便于将来拆除, 经实践证明本方案非常有效, 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施工速度, 在当地得到较高赞誉。以图1即为当时施工情况。

2石膏板吊顶及线脚 (GYPSUM BOARD CEILING AND SUNDRY) 施工

石膏线脚装饰是伊斯兰建筑内墙装饰的一特点, 被广泛采用, 由于造型复杂很难在工厂加工, 一般都在现场制作。石膏线脚施工相当复杂, 办公楼工程石膏装饰均采用现场预制。承办商根据施工图纸各种造型事先作出模具, 在工作台面上进行制作。浇筑石膏之前必须在模具上刷脱模剂以便于成品的顺利脱离模具。同时在浇筑石膏前在模具上还要铺上麻丝, 这是在安装线脚时能够使其牢固的与抹灰墙面或石膏板吊顶连接。在安装之前先将麻丝用尖利工具刮出来, 同时也要将墙面或吊顶刮毛, 再用铆钉、辅助支撑材料和石膏浆将线脚固定起来, 待强度达到规定时间后将辅助支撑材料拆除。这项施工方法在国内是少见的。以图2供参考。

接下来对伊斯兰建筑的基本特性进行总结如下。

伊斯兰建筑由于地区和年代的不同而形式各异, 觅其共性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下述各项是较为明显的。

(1) 变化丰富的外观:凡论世界建筑中之外观最富变化, 设计手法最奇巧的者当是伊斯兰建筑。欧洲的古典式建筑虽然端庄方正但缺少变化的妙趣;哥特式建筑虽然峻峭雄健, 但雅味不足。印度建筑只是表现了宗教的狂热。然而, 伊斯兰建筑却是奇想纵横, 庄重而富变化, 雄健而又不失雅致。说其横贯东西、纵贯古今在世界建筑中而独放异彩也不为过。

(2) 穹隆:伊斯兰建筑尽管散布在世界各地, 几乎都必常以穹隆而夸示。这和欧洲的穹隆相比, 风貌、情趣完全不同。欧洲的穹隆如同机器制品一样, 虽说精致但乏雅味。伊斯兰建筑中的穹隆往往看似粗漫但却韵味十足。

(3) 开孔:所谓开孔即出入口和窗的形式, 一般是尖拱, 或是马蹄拱或是多叶拱。亦有其它形式的异例, 正半圆拱、圆弧拱, 仅在不重要的部分使用。

(4) 纹样:伊斯兰的纹样真堪称世界纹样之冠。建筑以及其它一切工艺中供欣赏用的纹样, 其题材、构图、描线、敷彩皆有匠心独运之处。动物纹样虽是继承了波斯的传统, 可是由于脱胎换骨之法完全产生了崭新的面目;植物纹样, 当初主要是承袭了东罗马的传统, 历经千锤百炼终于集成了灿烂的伊斯兰式纹样。

说到几何纹样, 那是断然独创的东西, 由于无始无终的折线组合, 转瞬间即现出了无限变种, 与几何纹和花纹结合更构成了特殊的形态。并且以一个纹样为单位, 反复连续使用即构成了著名的阿拉伯式花样。

另外还有文字纹样, 即由阿拉伯文字图案化而构成的装饰性的纹样, 用在建筑的某一部分上, 文字多是古兰经上的句节。

信仰、知识和伊斯兰。

建筑伊斯兰建筑很多都表现对知识和信仰的热忱。

椰枣树曾经在传递消息上功勋卓越。在伊斯兰的早期, 椰枣树的树顶不仅提供一个呼唤穆斯林兄弟去礼拜的登高点, 而且也作为当异教徒发起进攻的时候尽早地警告人们的了望塔。椰枣树状的电信塔, 体现了如何一个由自然物椰枣树演化为建筑类型。

在沙特, 书的形状已经被选做大学大门的基本图案。图案由两本书构成, 代表着知识和信仰。它们被安排得如此之紧密, 显示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古兰经》中关于知识和信仰的经文, 以漂亮的阿拉伯语书法写在书的封面上。

穆斯林通过每日五次礼拜来净化心灵, 坚定对安拉的信仰, 恢复对真理追求的信念。洁净和卫生是最基本的, 也是保持健康身体的最关键的前提。因此沐浴室是穆斯林家庭和清真寺必需的。土耳其式浴室是伊斯兰沐浴室的典范。在任何地方, 穆斯林都要沐浴或漱洗后才去礼拜。

建筑可以抽象地表达力量。无数壮观的清真寺宣礼塔, 与其说它们是用以召唤人们礼拜, 不如说是信仰力量的最好表达。

清真寺宣礼塔往往很高, 有一两个突出的阳台, 那是宣礼员所站的地方, 以召唤穆斯林去做礼拜。塔最初时, 是矮墙, 方形的石塔。最终, 一种通用的塔被设计出来, 它的底层是方形的, 第二层变成多边形, 后又成为圆柱体的塔身。在形式上, 它或是冠以浮圆顶或锥形顶。

伊斯兰建筑的未来。

伊斯兰建筑艺术和特征已自成体系。和谐是伊斯兰建筑艺术的理念。这一理念内涵与外延非常丰富, 是伊斯兰社会的关键因素。伊斯兰建筑与其周围的人、环境非常和谐, 没有严格的规矩左右伊斯兰建筑。世界各地众多的清真寺, 各自使用地方性的几何模式、建筑材料、建筑方法,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伊斯兰的和谐。

当代伊斯兰建筑所走的路线概括而言有三点如下。

(1) 完全忽略过去, 建造西方式建筑。这种建筑忽略伊斯兰精神和传统文化。

(2) 混合式的建筑。拱门和圆顶的传统外观嫁接于现代的高层建筑之上。

(3) 理解伊斯兰建筑的本质, 利用现代建筑技术作为一个工具来表达这种本质。今日建筑工程有很多利用新材料, 新技术的探索、实践的机会, 以使伊斯兰建筑艺术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第三条路的实践, 将会使伊斯兰建筑保持和伊斯兰本质信念相关联的风格和特色。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 为数众多的人正在这条路上探索着。我们有理由相信伊斯兰建筑艺术将再度复兴。

以伊斯兰风格风格清真寺作为参考图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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