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

减刑假释（精选7篇）

减刑假释 篇1

一、引言

在我国的减刑、假释执行中, 屡次出现违法现象, 对其程序的规定, 与我国的社会秩序息息相关, 使其成为了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的变化, 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司法改革力度也逐步加大, 减刑、假释的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二、减刑、假释制度的基本理论

( 一) 减刑、假释的概念

减刑、假释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中规定的两种具体制度, 是对罪犯在服刑期间, 根据其具体表现, 依据相关法律减轻服刑或在依法条件下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

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法律记载对服刑期间表现好的罪犯减轻刑罚的规定。在我国, 减刑指的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 可依法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假释则是被判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认真遵守监视, 接受刑罚改造后, 确有悔意表现, 不再危害社会, 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①

( 二) 减刑、假释的功能

减刑制度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 是司法机关用来调节罪犯改造的手段。②适当的减刑对犯罪分子本人起到积极的影响, 能够激励罪犯积极认真改造。犯罪分子进入牢狱内, 接受教育和改造, 有了减刑制度的激励, 可以推动罪犯好好表现, 积极改造。同时, 获得减刑的罪犯也可对其他罪犯起到引导效应, 带动其他罪犯认真服刑。

假释是可以依据情况, 将罪犯提前释放的制度, 这对于罪犯的改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 假释还有其可撤销的特殊性, 使得罪犯不得不自我约束。若罪犯不能自我调整约束, 离开监狱后很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此外, 罪犯习惯了监狱的生活, 离开监狱后很难适应外面的世界, 假释制度的实施也给了受刑人逐步适应社会的一种过渡。③

三、减刑、假释的现状

( 一) 严格的提请程序

减刑、假释有严格的提请程序, 只有刑罚执行机关才能参与提请, 任何个人无权干预。刑罚执行机关根据每个罪犯的具体情况和立功表现, 将减刑假释的提请报到法院, 法院根据程序予以回复。同时, 在服刑期间, 对每个罪犯的改造过程进行记分, 这些分数就是抵消服刑期限的奖励。对于表现良好的人, 尤其是有立功表现的罪犯, 其减刑程度都有明确规定。

( 二) 规范的审批程序

在提请减刑、假释后, 要经过规范的审批程序, 逐级审批。此外, 还需征求提请减刑、假释者的原始居住地相关部门的意见, 走访社区、邻居, 调查罪犯的日常表现情况, 根据多渠道调查, 评估调查结果, 做出是否同意将罪犯减刑, 释放纳入社区的意见。拟定相关人员名单后, 将其公示, 让各级人员进行监督, 最终达成罪犯减刑、假释决定。因此, 减刑、假释会严格按照确定相关人员、审核、评审、公示、最终决定的程序执行。

四、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实行减刑、假释制度后, 一直在不断完善相关程序, 然而, 就现有的制度而言, 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 一) 提请制度不完善

我国的减刑、假释的实行需要严格的程序, 等待相应的时间。由于每年报送的案件众多, 人民法院无暇兼顾每一个案件, 会使相当部分的案件积压。人民法院面对众多的案件, 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 通常会采取书面调阅的形式审理各类案件, 仅仅检查申报的材料是否齐全、相关案件有无冲突, 并不能逐一核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④

在书面调阅的过程中, 罪犯的日常表现记录、立功记分等情况, 都不能保证是否真实, 这就会涉及虚假的减刑、假释, 加大了人为的操作性, 使得减刑、假释的公平公正性受到了侵害。法官的审判职能也未得到应有的体现, 反而使提请程序演变为行政审判材料的过程。

( 二) 无法合理保证罪犯权益

罪犯和普通公民一样, 享有平等的尊重权, 他们作为犯过错误的特殊全体, 应得到特殊的保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罪犯的在进入监牢后丧失了原有的权利。罪犯本应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权利, 在服刑过程中, 通过努力改造, 不断获得原有缺失的权利。

面对减刑假释程序的启动与执行, 通常对于罪犯是毫不知情的, 完全处于制度之外, 提请与否全都由刑罚执行机关决定, 自身没有发言权。对于减刑、假释的过程, 罪犯通常只是通知是否要到场参加, 并没有实际的参与权。

罪犯被冠以“坏人”的称呼, 在进入监牢后, 往往得不到尊重, 许多罪犯已经意识到自身的错误, 想努力改正, 却依然受到同监狱其他犯人的攻击。此外, 个别的监狱管理者还会对罪犯进行打压欺负, 使得监狱生活暗无天日。

( 三) 案件审理过程形式化

在近些年的案件审理中, 减刑、假释的案件多是以书面形式为主, 法官按照既定程序宣读收集到的材料, 有事罪犯虽然也到场参与, 但却没有辩护的机会, 使得开庭的过程多为程序化, 没有实际意义。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虽颁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开庭的方式与程序。各地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情况, 集中开庭审理, 这就造成了开庭时间不够、程序不明确的问题。法官认证材料, 没有让相关罪犯做辩护, 使得开庭审理变为了走过场。

在开庭审理过后, 法院会发放判决书, 判决书通常也是千篇一律的, 不能就具体案例给出不同特点的判决, 使得社会公众难以信服。

五、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 一) 规范减刑假释提请程序

目前我国只能由监狱管理者向人民法院提请建议, 在改造之后, 应该加入可由罪犯本人提出减刑、假释的申请。当前的模式是由监狱长根据罪犯的表现情况作出是否需要减刑、假释的判断, 这是合理的。但也可能会出现特殊情况, 即监狱管理者受外来因素的施压, 不得已只能特殊照顾有关系的罪犯, 把不真实的信息记录到档案中, 由此将罪犯减刑。因此, 在筛选谁能成为减刑假释的名单时, 要采取更公正公开的方式, 即日常综合评估分数最高的人进入名单, 并启用监督员全程监督其过程。没有进入名单的罪犯, 可根据自身表现情况向监狱长突出减刑、假释申请, 再收集相关材料后, 移交司法机关审核, 若符合要求, 则同样给予减刑、假释的激励。

我国的减刑、假释申请程序过于单一, 在监督员的监督下, 加入个人提请的环节, 可以大大提高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公平性。

( 二) 完善减刑假释审判制度

我国的减刑假释审判, 大多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办理, 只有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人在接受改造后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是否减刑为无期徒刑。相关工作人员会根据罪犯的犯罪事由, 在狱中的改造情况、各种奖励的记录材料进行审核评议, 法官裁量评议结果。评议结果不仅关系到罪犯自身的利益, 也与受害者, 甚至社会安定息息相关, 因此, 需要全社会相关人员参与监督。

此前, 我国审判犯人多是以书面材料的形式进行, 审理过程缺乏对材料真实性的认定。再加上法院处在市中心, 而监狱多在郊区, 这就使得双方的沟通多有不便。在未来的审判中, 要加强各方面的相互协调, 即法院工作人员要与监狱监管人员多多沟通交流, 充分了解犯人日常的活动表现, 随时观察罪犯的情况。同时, 要加大对记录材料的审核力度, 查阅材料的来源, 确保材料的真实性。此外, 加入社会监督环节, 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开庭审理的监督活动中, 以全民参与的方式确保减刑假释举措的公平公正。

六、结语

在我国, 司法改革制度实行多年, 完善减刑、假释程序的规范化与全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只有不断完善减刑、假释制度, 才能更好的教育、改造罪犯, 保障社会公民的权益, 维护社会的安定。

参考文献

[1]乔成杰.监狱执法实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

[2]李豫黔.刑罚执行理念与实证一亲历中国监狱改革30年[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3]李瑞生.中国刑罚改革的权利与人文基础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1.

减刑假释 篇2

(1991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19次会议通过)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当前减刑、假释工作的实践经验，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问题

1.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

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的，应当认为是确有悔改表现，即：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

对罪犯在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2.什么是确有立功表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是确有立功表现，即：揭发、检举监内外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制止他犯逃跑、行凶、破坏等犯罪活动的;在生产、科研中有重大发明创造、技术革新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已救人的;在抢险救灾中有突出表现的;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突出事迹的。

对被劳改单位评为省级劳改积极分子的罪犯，可视为有立功表现。

3.什么是“不致再危害社会”和“特殊情节”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改期间一贯表现好，确已具备本条第1项所列情形，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特殊情节”一般是指，原工作单位因重要生产、重大科研的特殊需要，请求保释的;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

二、关于死缓犯的减刑以及减刑后能否假释的问题

死缓犯的减刑，是一种法定的特殊形式的减刑，它与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减刑不同。

1.死缓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不属于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二年期满以后，经过教育，可减为无期徒刑，在执行无期徒刑期间再减刑时应从严控制，在减刑幅度上应适当缩短，间隔时间也应适当延长。

2.对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

3.对死缓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或者减刑后假释的，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二年。死缓犯实际执行的刑期自死缓二年期满第二日起计算。

三、关于无期徒刑犯减刑的问题

1.无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刑。为使无期徒刑犯的减刑，与死缓犯、有期徒刑长刑犯的减刑相照应，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有期徒刑。

2.无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重新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一般在二年内不予减刑;对新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的起始时间要适当延长。

3.刑法关于无期徒刑犯的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十年的规定，应当自无期徒刑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关于有期徒刑犯的减刑期限问题

有期徒刑犯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以减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一般一次可以减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现突出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次最长可以减二年有期徒刑;如果悔改表现突出并有立功表现的，一次最长可以减三年有期徒刑。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减刑期限的限制。

五、关于有期徒刑犯减刑起始和间隔时间的问题

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两次减刑之间一般以间隔一年以上为宜;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一次减二年或者三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刑时，其间隔时间一般不得少于二年。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上述规定的时间适当缩短。

对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不受上述时间的限制。

六、关于有期徒刑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其附加刑可否随主刑的减刑缩减的问题

在有期徒刑犯减刑时，对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可以酌减，但酌减后的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最短不得少于一年。

七、关于对假释后的罪犯能否再减刑的问题

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附有条件地提前释放，因此，除有特殊情况，经假释的罪犯一般不得减刑，其假释考验期也不能缩短。

八、关于减刑、假释裁定送达前罪犯发生违纪、犯罪的处理问题

减刑、假释确定后，裁定书应当及时送达。送达前，如果发现减刑、假释的事实有出入或者罪犯有违纪、犯罪行为，可能影响减刑、假释的，应当暂停宣告，进行复议。

九、关于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问题

为了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学习，完成一定劳动任务的，即可以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有悔改表现而又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十、关于对几种罪犯的减刑、假释问题

对罪行严重的反革命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惯犯的减刑、假释，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十一、关于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和制度问题

1.受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应当审查执行机关申报的材料、手续是否齐全、完备。申报的材料包括提请减刑、假释意见书、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终审法院判决书、裁定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的复制件，以及罪犯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具体事实的证明材料。经审查，认为材料不齐或者手续不全的，应当通知执行机关补齐或者退回补充调查。

2.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必须认真审查罪犯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和证据。对重要案件，应当深入劳动改造单位认真核实。

3.对于重要罪犯的减刑、假释以及合议庭意见分歧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应当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4.减刑、假释裁定书，应当扼要写明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事实，并引用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减刑的案件，要注明减刑后刑期的起止日期;假释的案件，应当注明假释考验期的起止日期。

5.减刑、假释裁定书，由主管院长或者由主管院长委托庭长审核签发。

6.减刑、假释裁定书，一般由人民法院直接宣告，直接宣告有困难的也可以委托罪犯服刑地人民法院或者执行机关代为及时宣告。人民法院应当将裁定书副本同时送达原判人民法院和对罪犯所在的劳动改造单位负有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

试论减刑假释的检察提起 篇3

[关键词]减刑;假释;提请权

减刑、假释程序可以分为启动程序、裁定程序和监督程序,分别涉及监狱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理论界普遍认为在目前的减刑制度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属于一种事后监督的地位,其观点的依据大概是来自于刑诉法的规定,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确实也只有对认为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情况提出纠正意见,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而执行机关不予呈报的情形,检察机关却基本没有启动监督程序。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减刑呈报的检察事前监督已经部分寓于法律之中,只是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充分予以利用。本文旨在讨论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如何充分发挥检察权在整个减刑、假释程序中的作用,如何直接介入启动程序中,而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微弱地履行事后的法律义务。

一、我国现行减刑、假释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

减刑,一般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悔改或者立功表现,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第二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的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了一定时间的刑罚之后,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司法机关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后裁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下列违法情况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一)将不具备法定条件的罪犯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二)对依法应当减刑、假释的罪犯不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

《监狱法》第29条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可以减刑。

《监狱法》第30条减刑裁定的副本应当抄送人民检察院。

二、减刑、假释提请权运行中的现实状况

现行的减刑、假释的提请权由刑罚执行机关行使。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程序在刑罚执行机关与法院之间运行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律确认并沿用至今的。这项制度对于贯彻我国刑罚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的宗旨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行刑制度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的进程,刑罚变更执行中如何实现公开、透明、公正、公平,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减刑、假释这一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也在不断创新公示、听证制度的创立和试行就是明证。但这些还没有从权力运作的规律来思考问题,只注重了权力运行的效率,而忽视了权力运行的制衡。

(一)由于缺乏法定的条件和标准,减刑、假释在实践中成了监管执行机关及干警自由裁量的产物

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法律仅规定“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作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但仍然没有解决减刑假释的具体条件和标准问题。为解决实际操作问题,司法部制定了《关于记分考核奖惩罪犯的规定》,各省市相应制定了《罪犯奖惩考核办法》,以此与罪犯的减刑假释挂钩。应该说,实践中以考评分数来细化量化減刑假释的条件和标准的这种方法,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但目前也没有更科学合理的其他方法可以取代。这其中,司法不公和腐败的空间就非常大。但对此,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无从介人,法院往往注重并认可分数对减刑假释的决定意义而不关心分数的由来。于是,管理考核罪犯的表现并据此呈报罪犯减刑假释,纯粹是监管执行机关的内部行政管理活动,是监管机关及监管干警自由裁量的结果,外界事实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1]。

(二)减刑制度中对罪犯的应有权利和救济制度缺乏相应的规定

监狱对罪犯的考核奖惩在具体实践中是不可诉的。罪犯在不服行政考核、奖惩时,监狱法没有规定和保障罪犯的救济权,罪犯权利缺乏具体程序予以保障,如诉权、申诉权、复议复核权等。依据监狱法,获得减刑是罪犯的重要权利之一。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减刑具体条件是由监狱来评判的,罪犯对此无抗辩权,另一方面被减刑后认为不公平的罪犯不服后的申辩、申请复核、申请复议、申诉、公示质疑,乃至听证程序缺乏必要程序保障。

(三)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起实际寓于法律之中,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运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对减刑假释的监督职责。但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不当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权力。这就有论者认为,这种事后程序性的审查实际上是放弃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质性监督,或者说使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质性监督失去了法律上的保障[2]。而且,从减刑假释的实际运行情况看,真正对罪犯的减刑与假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执行机关,而执行机关决定减刑假释的依据是对罪犯的日常考评。但对于日常考评这方面的监督,已经凸现出了因监督制约机制缺陷而造成监督不能的问题,并成为了现实减刑假释监督工作的难点。而事实上,在减刑、假释程序当中,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的权利不仅仅是在监督程序中,在减刑、假释的启动程序中,部分存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2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实行监督,对依法应当减刑、假释的罪犯不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这就表明,在我的刑事法律体系中,减刑的提起不但取决于监管机关,部分还取决于人民检察院。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只是对监管机关不应当提请减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对“该提不提”的情况未进行有效的监督,充分实现减刑程序的检察提起功能。

三、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如何充分运用检察的减刑、假释程序的提起功能

上述论及检察权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对减刑、假释程序的提起具有部分的功能,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又该如何运用呢?笔者以为:

(一)以检察建议书的形式督促监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及时制定有关罪犯奖惩考核办法,并及时修订不科学不合理的规定,以确保管理考评措施符合法律要求; 各监狱看守所作为监管执行机关采取具体的教育改造和管理考核措施,必须接受检察机关和法院的监督审查。即有关减刑假释管理考核的行政行为必须在司法的直接干预和指导下进行。这也是矫正工作的国际趋势,例如法国的矫正法官制度和美国有关狱政管理的“法院长官”和“法律命令”制度[3]。在此前提下,各监狱看守所还应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确保减刑假释前的具体管理考核工作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并接受监督。这种监督,除了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程序监督外,特别是要建立一种机制来激发和保障全体服刑罪犯的监督权,让监管执行机关的管理考核活动置于广大服刑罪犯的最全面和切身的监督之中。

(二)充分重视罪犯的申诉权,将罪犯的减刑、假释申诉权明确列入约见检察官制度中,告知其有提请减刑的权利,针对其申辩进行审查,并制定相关的制度予以保证。尽管在监管机制内部建立减刑、假释的复核、复议程序有一定的自我监督作用,但这种来自内部的监督,往往不可能有很大的力度。毕竟,罪犯和监管人员是两种地位严重不平衡的群体,如果没有一种外界力量的制约,来自下层的呼声往往不可能被高高在上的强势群体听到。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者,有义务保护任何一个群体的合法权益,包括犯罪的人,更因其有一种对抗强势的功能,制约权力无限扩展的职责,对于申诉就会更加予以重视。因此,推进减刑、假释申诉制度在驻所检察工作中的运作,有利于公平和正义。

(三)检察机关认为罪犯符合减刑条件,执行机关却没有呈报的,可以用检察建议书的形式向监管机关提出建议,并阐明应该予以呈报的理由。虽然检察建议书基本上是一种平行式的文书,其强制力有限,但由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地位,其权威性在检察建议书中还是可以体现出来。如果理由充分,监管机关并无充足理由予以解释的话,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会予以采纳,更何况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检察建议书附送人大、监管单位的上级机关,从不同角度给予督促,这样就可以导致减刑程序的启动。有学者认为,可以参照立案监督程序,要求执行机关说明不予呈报的理由,检察机关认为不予呈报的理由不能成立的,可以通知执行机关呈报,执行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即组织材料进行呈报,但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该减不减”的减刑、假释监督程序还没有似立案监督程序一样,已经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在现行的条件下,为了发挥检察权在减刑启动程序中的作用,在形式上,笔者认为,最好还是采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如果能证明监管机关故意不予呈报,有涉嫌违法的其他情形,也可以采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形式提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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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大卫·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Ml.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448.

关于减刑、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4

关键词：减刑,假释制度,监狱事业

一、减刑、假释制度在实践工作中,亟待完善的若干问题

(一)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

在加扣分幅度上。在计分考核细则中,存在较大加扣分幅度,有较大弹性空间,会出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产生监狱监管人员的随意性。

在加分的机会上。服刑人员从事不同的劳动岗位、工种加分机会都不均等。于是一些监管人员把所谓的“关系犯”安排到有加分机会和有加高分机会劳动岗位、工种上。

在违纪扣分上。一些监管人员不仅为“关系犯”有意识地创造加分机会,而且还有意识地为“关系犯”掩饰违纪行为,即使违纪不便掩饰,也按照条款规定以扣分较低幅度扣分,减少他们的扣分,又变相地提高他们的改造成绩,为其减刑、假释做好铺垫。

(二)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

根据《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应当由分监区或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会议决定”。在现实操作中,根据减刑假释所需要的改造成绩(表扬、记功)多少,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积分排名,原则上会按照高分到低分进行筛选确定减刑假释人选,但是分监区、监区也会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综合评定”,来最终确定减刑、假释人员。而这种“综合评定”会带来人为因素的随意性,留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容易滋生腐败。使得一些执法掌权者,利用这执法缝隙,为“关系犯”尽快谋取减刑假释的名额。导致减刑假释显失公平和公正。但这一操作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不被别人所注意,无证据可查。

(三)在减刑、假释的适用上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条件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假释的条件为“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虽然假释有余刑考验期,但是绝大多数犯人还是愿意早点释放获得自由。这样导致一些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关系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贿赂掌权的监管人员为其呈报假释。

二、完善减刑、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立法理论的研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1. 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健全监狱刑罚执行体系。

首先要统一思想,强化法治、责任担当、效能和协同等意识,推动思维的转变,夯实正确执行刑罚的思想基础。其次要推动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刑罚执行机制。合理配置执行权力,从立法上解决刑罚执行权力由公安、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多元主体行使而“碎片化”的法治不完善问题,要在法律上确立监狱通辖刑罚执行操作的主体地位,推动刑罚执行立法的体系化完善。其三建立协作协同平台,增强刑罚执行一体运行效能。加强监狱与政法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协作是解决刑罚执行中各种现实矛盾冲突,充分发挥行刑效益的有效方法。其四加强监狱内部管理,提升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深挖监狱内部管理的内生动力,努力形成制度健全、责权统一、运行规范、公开透明的管理新局面,促进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的提升。

2. 搭建信息化平台,做到监狱、法院、检察院在刑罚执行中运用信息软件进行具体操作,杜绝人为性操作的随意性、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

(1)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在条款设置上,要尽可能地细化、明确化、穷极化,尽量避免兜底条款的出现,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和消除计分事项上监管人员自由裁量权空间,增强计分考核的透明度、严肃性,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构建根据服刑人员年龄、学历、身体状况、刑期、捕前职业、改造表现等信息录入数据库进行管理分类模式,以此用软件自动生成适合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岗位。

(2)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减刑假释的第一关呈报权属于分监区、监区,根据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为了防范此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取消传统按照“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没有减刑假释的名额的限制,取消减刑假释比例,根据分类刑期,规定在某个分类刑期内,只要达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减刑或假释,而且此种操作也可在信息平台软件上操作,达到一定分值就可提示告知。这样就能杜绝人为因素的操控,在减刑假释中的第一关口,就堵住了司法腐败的漏洞。

(3)在减刑和假释的适用上:在减刑假释适用条件上应重新设置制度,规定减刑、假释有着明确的界限,不得混同和相互代替。有假释就不能减刑,有减刑就不能假释。假释对象统一针对老弱病残犯、犯罪时为未成年犯和过失犯罪、职务犯罪。在信息平台上根据罪犯信息数据,利用分类管理,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假释,形成法律制度,规定只有这一部分罪犯适用假释,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杜绝司法腐败现象。改变现行刑罚执行中假释比例小的现状,扩大假释面把假释制度合法合情合理地利用起来。

(二)建立监狱行刑法庭,处理行刑法律事务

刑事法庭的主要职能是办理社会刑事案件,减刑假释只是附带,一般法院都是案多人少,主要任务尚且疲于奔命,减刑假释案件无暇顾及,不仅易出现拖延办理时间,造成罪犯改造情绪波动,而且一般都是成批量的书面形式上的审核。因此,法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区域性减刑假释机构十分必要,配备专案人员,由单一的书面审核,改变为全面的开庭审理,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质量,也有助于法院专案人员积累专业经验,更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健全行刑监督机制,规范执法行为

在以检察机关为主的监督基础上,加强内部的行政监督、纪检监督,引入人大、政协机关监督,积极推行狱务公开,增强执法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

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为重点,完善检察院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机制。一是细化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日常考察规范。在计分考核环节上,加大监督力度。检察室可通过信息系统及时调取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书进行审查,同时,可以随时调取犯罪相关材料,详细了解其所犯罪行以及入狱后包括认罪服法、遵守纪律、参加劳动等表现,这样可大大缩短材料审批流转的时间,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变相延长了检察机关介入审查的时间,有效解决了审查减刑、假释案件时间短、任务重的矛盾。

(四)加强执法技术研究,有效实现行刑公正

我们知道,由于缺乏技术的支持,即使依程序办事,也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刑法执行的公正。主要是监狱实践操作减刑假释时,需要采集必要的“证据”,来证明罪犯具有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表明罪犯做到“积极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但此类“证据”需要采取社会学、心理学、调查等技术方法,才能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只有使“证据”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才能使依法做出的裁决。但有关这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薄弱,应当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并将成果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广东省减刑假释实施细则 篇5

第五十六条 被判处或者余刑为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假释，在监狱服刑的，由监狱依法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看守所服刑的，由看守所依法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经地(市)级公安局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省看守所服刑的，由省看守所依法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经省公安厅审核同意后，提请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十七条 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县(市、区)级公安局(分局)依法提出减刑建议，报经地(市)级公安局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减刑，由县(市、区)级司法局依法提出减刑建议，报经地(市)级司法局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十八条 被判处或者余刑为有期徒刑的罪犯，以及被判处拘役的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减刑，由县(市、区)级司法局依法提出减刑建议，报经地(市)级司法局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的减刑，由县(市、区)司法局依法提出减刑建议，层报地(市)级司法局、省司法厅审核同意后，提请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十九条 被假释罪犯以及宣告缓刑罪犯符合法定减刑条件的，由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减刑建议，报经地(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六十条 罪犯是港、澳、台籍居民，其主刑执行完毕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限确有必要减去的，由县(市、区)级公安局(分局)提出减刑建议，报经地(市)级公安局审核同意后，提请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拟同意的，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批。

第六十一条 罪犯向执行法院申请减少或者免除罚金的，应提交县级以上民政机关证实其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罚金确有困难的证明材料。执行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法定减免条件的，应在收到申请后一个月内依法裁定准许减免;认为不符合法定减免条件的，应裁定驳回申请。

执行法院为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时，刑罚执行机关可以在提请减刑、假释时提交罪犯的书面申请并提出相应的减免建议，人民法院应一并处理，但必须分别裁定。

罪犯服刑期间向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申请减少或者免除罚金，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不是执行法院的，可移送执行法院处理或建议执行法院委托受理法院处理。执行法院接到建议后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委托。受理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应将生效裁定书送达执行法院。

第六十二条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在讨论减刑、假释案件时，应邀请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会议，并在讨论案件五个工作日前，将本次讨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册包括相关考核奖罚情况等抄送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列席会议并对减刑、假释案件逐案发表意见。监狱长办公会议改变评审委员会结果的，应将更改意见单列，专项抄送原列席人民检察院。

其他刑罚执行机关在提请罪犯减刑、假释时，应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刑罚执行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将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及审批表副本等材料一并抄送该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收到刑罚执行机关抄送的减刑、假释讨论情况或提请建议副本后，应逐案进行审查，发现提请不当或有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应在十日内向刑罚执行机关或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检察意见。向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的，刑罚执行机关应在十日内书面回复，并将检察意见和回复意见一并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对案情复杂，需要进一步取证核查的，人民检察院可要求刑罚执行机关补充相关证据材料，也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调阅复制案卷材料等，并建议人民法院延期审理。但延期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第六十三条 刑罚执行机关提请罪犯减刑、假释，应向人民法院移送下列材料：

(一)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及审核材料;

(二)据以执行的人民法院一、二审、再审等历次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

(三)历次减刑、假释裁定书;

(四)罪犯基本情况材料，包括罪犯入监所登记材料、健康体检材料、心理测试材料以及照片等;

(五)罪犯主、客观悔改表现考核评审鉴定材料、奖惩审批材料及奖惩证据材料等;

(六)罪犯确有悔改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具体事实及书面证明材料;

(七)根据案件情况需要移送的其他材料。

罪犯未全部执行财产刑及履行完附带民事赔偿、退赃、退赔义务的，应提交罪犯服刑期间个人收支及消费台帐。

提请假释的，应附有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基层组织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对病、残罪犯提请减刑、假释的，应附有该罪犯病历材料、照片，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医学鉴定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和监所病情鉴定小组出具的病、残罪犯审批材料(如《罪犯病残鉴定审批表》)，必要时还应附有法医专业鉴定意见。医疗诊断证明应在提请减刑、假释六个月内作出。监所所在地的地级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所病、残罪犯认定小组，对病、残罪犯认定过程依法进行监督，其监督意见亦应附卷移送。

对社区矫正罪犯提请减刑的，应附有相关社区矫正机构书面考察意见、罪犯日常行为奖惩记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走访谈话笔录、社区矫正奖惩工作专题讨论记录等材料。

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组织犯罪、邪教组织犯罪罪犯提请假释的，应附有关国家机关的意见材料。

第六十四条 刑罚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前，应将罪犯的基本情况以及提请减刑、假释建议在罪犯所在服刑区域予以公示。公示结果形成书面证据材料一并附卷移送。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于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经审查，认为材料齐备且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及时立案;认为材料不齐全或者手续不完备的，应通知刑罚执行机关在三日内补送;刑罚执行机关在逾期未补齐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不予立案并将案件退回给刑罚执行机关。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由审判员三人或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三人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进行审理。

第六十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在立案后五日内将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罪犯的个人情况、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罪犯历次减刑情况、刑罚执行机关的建议和依据。公示期限为五日;提请时余刑已不满三个月的减刑、假释案件，公示期限可适当缩短。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的公共区域和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官网。

第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在作出裁定前就被提请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进行调查核实，也可根据案件情况，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第六十九条 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认为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依法作出减刑、假释裁定;认为被提请减刑的罪犯符合减刑条件的，但刑罚执行机关提请的减刑幅度不当的，调整减刑幅度后依法作出减刑裁定;认为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依法作出不予减刑、假释裁定。

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不同处理意见未予采纳的、以及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的减刑幅度进行调整或裁定不予减刑、假释的，人民法院应在裁定书中说明理由。

第七十条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提请减刑的罪犯更适宜假释的，或者认为提请假释的罪犯不适宜假释但符合减刑条件的，不宜直接裁定或决定，应退回刑罚执行机关重新提出建议。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立案审理后，裁定减刑、假释前，刑罚执行机关书面申请撤回减刑、假释建议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准许撤回的，应作出决定将案件退回;不准许的，应继续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定或决定。

第七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采用书面方式审理。但下列案件，应开庭审理：

(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

(二)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

(三)被提请减刑、假释属于“三类罪犯”或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罪犯;

(四)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

(五)人民检察院、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者有关机关提出异议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开庭审理的。

第七十三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检察院需要阅卷的，应将案件材料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在收到案卷材料后二十日内完成阅卷并将案件材料退回人民法院。

开庭三日前，人民法院应将决定开庭审理的罪犯名单、开庭时间、地点进行公告并通知人民检察院和刑罚执行机关、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和必要参加庭审的其他人员。

需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在收到开庭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告知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确定;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人，以及要求参加庭审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经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参加庭审。

第七十四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通知知情证人、公示期间提出异议的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参加庭审，可以要求提请的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罪犯所在地监区服刑人员名单，并在开庭前由合议庭随机选择知情罪犯作为证人参加庭审。

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刑罚执行机关应派员出庭宣读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出示相关证据材料并说明主要理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庭监督并提出检察意见。

第七十六条 人民法院书面审理减刑案件，可以提讯被提请罪犯;书面审理假释案件，应当提讯被提请假释罪犯。

第七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后一个月内依法裁定或决定。案情复杂或有特殊情况的，可延长一个月。

人民检察院阅卷时间不计入人民法院审理期间。

第七十八条 减刑、假释裁定、决定一般由人民法院直接宣告、送达，直接宣告、送达有困难的，可委托罪犯服刑地人民法院或者刑罚执行机关代为宣告、送达。

减刑、假释裁定、决定宣告、送达之前，如果发现可能导致减刑、假释裁定、决定错误的事实，应暂停宣告、送达，重新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处理。

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后，裁定书应在七日内送达提请的刑罚执行机关、同级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作出假释裁定的，还应当送达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基层组织。

刑罚执行机关应将减刑、假释的裁定结果在罪犯所在服刑场所或服刑地公布。

第八十条 减刑、假释裁定、决定依法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第八十一条 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的，应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第八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同级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应指定专人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减刑、假释裁定不当，应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在收到纠正意见后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第八十三条 根据刑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议撤销假释的，原作出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刑罚执行机关提出的撤销假释建议书及相关证明材料后一个月内依法作出裁定。

提请撤销假释案件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撤销假释建议书;

(二)撤销假释审核表;

(三)假释裁定书及原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四)罪犯具有应当撤销假释情形的具体事实以及证明材料;

(五)根据案件情况需要移送的其他材料。

第八十四条 人民法院撤销假释的裁定，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案件，维持原判决、裁定的，原减刑、假释裁定效力不变;改变原判决、裁定的，应由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再审裁判情况和原减刑、假释情况，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假释裁定。

减刑假释 篇6

摘要：近期，针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实践中曾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中央决定将“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来抓。本文，笔者拟从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视角论述其对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减刑 假释 司法公信 意义

1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确立了减刑、假释制度，但没有规定公开审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三个该司法解释都没有涉及两类案件公开审理的问题。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解释第26条规定了6种情形需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将“公示制度”作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前置程序，并且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对促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对于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贯彻宪法原则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也同样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利依法参与司法活动，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学者论述到，“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于民众，以便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了解规则是什么。”笔者认为，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在了解了规则是什么之后尚显不足，还需要了解是哪些人在怎么样适用这些关系自身利益的规则，他们适用这些规则是否合情合理或者合法。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将刑罚执行变更的活动公之于众，则人民了解缩短宣告刑时间或者变更刑罚执行地点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明确自己所赋予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之运行过程，知晓法院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在科学以及审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建立对法院的信任。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增强了司法公信，保障了人民在司法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2.2 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监狱行刑工作在高墙电网、武警站岗的封闭环境中进行，外界对罪犯在监狱中的活动充满好奇。减刑、假释工作大多限于书面审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一司法活动的神秘性。与世隔绝的监狱和停留在办公室内的减刑、假释审理使这项司法活动不象刑事审判活动一样能为公众接触，因此变更宣告刑的实际执行时间或者执行地点成为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往往认为其中容易存在暗箱操作。罪犯获得减刑出狱，有些情况下会再次实施犯罪，媒体报道中常常提起该罪犯曾经多次获得减刑，话语中充满了对减刑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使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公之于众，能够令公众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情形有直观的认识。对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司法过程向公民、媒体公布，能够使公民理解相关法律的设立原因，适用背景及罪犯在监狱内的活动情况。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公之于众，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工作的神秘色彩，增加公民对法律适用、执行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司法公信。

2.3 有利于保障罪犯的权利 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有利于保障罪犯的知情权，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减刑、假释，他人为什么能够获得。对罪犯在监狱中的确有悔改表现、重大立功、是否累犯、犯罪情节是否恶劣、是否及时缴纳罚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情况等均在申请减刑、假释前予以公示，有利于被减刑的罪犯知晓自己被提请减刑和法院裁决减刑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从而理解法律运行的规律，明白日后努力的方向。“一个理性的公民，只有当他相信司法机构对法律有足够的忠诚并有足够的‘护法力量的时候，他才能够相信法律不会在他有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走开。”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能够保障罪犯的基本权利，使被减刑、假释的罪犯以及其他罪犯清楚了解这一制度的运行过程，从而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心服口服，相信法律会保护他的权利。

2.4 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最直接的承受者，通常情况下，犯罪人获得减刑或者假释容易引起被害人的不满。林山田教授指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报应论的思想根源在于正义的概念。由于减刑、假释不公开审理，被害人并不能了解罪犯在监狱等设施中的表现以及自由被剥夺后的痛苦，不了解罪犯在工厂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其他方面的努力，他们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裁定不公正，从而不信任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具有高度的信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信任，就会缺乏公信力，不利于公权力的行使。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可以邀请被害人参与开庭，听取犯罪人在监禁设施中的良好表现，促进正义的实现。

3 结束语

司法公信建设，是个艰难且漫长的工程，与每个法律人都息息相关，与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无法分开，它需要在精密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实现，需要在繁琐的法律运行程序中实现。二千多年前的先哲曾说，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司法公信建设，需要从减刑、假释这样的法治细节中开始起步。

参考文献：

[1]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版.

[2]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J].中国法学，2008（4）.

[3]郑成良.法治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法学研究，2007（4）.

减刑假释 篇7

一、减刑假释案件采用公开庭审的优点

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制度是最高法院提出的减刑工作改革任务之一, 意图通过在公开开庭审理分析罪犯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执行中的悔改表现, 并当庭决定或适用不同的减刑条件和减刑幅度。这项改革既需要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的支持与配合, 也需要服刑人员的理解与接受。这就需要通过减刑公开审理程序来传递, 让被提请减刑的罪犯和其他旁听罪犯看得见, 摸得着, 听得懂。减刑假释案件采用公开庭审的优点有:

1.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审判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基础。司法不公开, 就会在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隔膜。在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开庭审后, 检察机关驻监检察人员通过与服刑人员及其家属谈话, 了解到他们也认为这种公开、公正、透明的审理方式效果好, 为服刑人员正常回归社会创造条件, 充分体现公正司法的理念, 扩大了相关公众的司法参与度, 给社会各方面监督提供方便, 让减刑假释在阳光下运行。

2. 保障罪犯参与。

当事人参与是近代司法确立的一项法制原则, 目的是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减刑、假释案件中, 被提请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通过参与开庭, 陈述自己的观点, 对相关问题进行辩解, 表达对自己有利的意见, 使他们的陈述权、辩护权和表达权等得到进一步的保障。也让服刑人员更加深入了解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 参加过庭审的服刑人员都说这种公开开庭审理减刑的方式好, 减少了服刑人员的猜疑, 维护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形象, 对罪犯改造的影响是积极的。”

3. 开展法制教育。

检察机关派驻监狱的检察室把减刑、假释公开审理与法制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通过听取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对犯罪的认识和人生的悔悟, 通过依法、依理、依情适当减刑、依法假释, 最大限度地激发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和其他旁听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在减刑开庭审理中, 服刑人员不仅参加了旁听, 有的还作为证人参与了庭审听证, 增加了减刑案件审理的透明度, 教育效果十分明显, 例如某些通过庭审获得减刑的服刑人员十分感动, 流着泪说:“检察院和法院人性化的减刑让我和狱友感受到了公平和公正, 我们有信心好好改造, 争取早一天出狱!”

二、减刑、假释工作公开庭审碰到的新问题

1. 公开庭审内容侧重于改造成绩而忽略罪犯的其他表现。

目前的公开庭审重在罪犯的服刑改造成绩能否达到减刑假释的标准, 从而忽略对罪犯改造表现思想改造, 因为罪犯的服刑改造表现已被司法部的计分考核细则所分解量化包括嘉奖、表扬、积极分子、记功, 只要罪犯在监狱改造期间获得一定数量的嘉奖、表扬就可以获得减刑的资格。所以在公开庭审中, 执行机关、罪犯和证人等三个主要庭审程序, 侧重于对嘉奖、表扬等奖励是否达到减刑所必需的次数, 罪犯所获的积极分子、记功是否真实, 而忽略对罪犯改造表现思想改造、劳动改造、认罪守纪、教育改造、卫生礼貌等方面, 这公开庭审的法制教育作用被弱化。

2. 公开庭审过程流于形式。

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工作, 特殊在庭审场所设在监狱内部, 庭审对象是监狱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 而监狱与罪犯、监区干警与服刑人员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特殊、场所特定的环境中, 无论是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 还是在公开庭审上作证的其他罪犯, 都很难提出一些与减刑、假释建议不同的意见。而且, 由于大多数罪犯的文化程度低, 表达能力差, 口头陈述和作证发言往往只有几句话, 很少能够说明和证明减刑、假释的全部条件。有时, 为了追求听证效果, 不得不事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如指导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书写陈述材料, 指定同监区其他罪犯在听证会上作证, 并指导其书写证言材料。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在听证会上听到的只能是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陈述和证言, 公开庭审有演戏走过场的性质。

3. 同步监督尚不到位。

公开庭审是与书面审理完全不同的审理模式。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开听证, 便于人民法院接受专门机关的有效法律监督, 提高案件质量。但现有听证程序中, 检察机关偏重于监督公开庭审程序, 对减刑证据、条件和幅度的监督没有反映出来, 监督范围还不够全面。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 影响着司法人员公开庭审的积极性, 制约着听证工作的科学发展, 阻碍着司法公开的贯彻落实。

三、公开庭审中检察机关如何扮演好监督角色

在实行公开庭审之后, 检察机关在庭审监督中如何扮演好监督角色, 避免检察监督工作流于形式是很关键的问题。笔者认为, 为了完善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方式, 提升刑罚执行变更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检察机关应做好下面关键问题:

1. 明确出庭检察人员在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庭审中的职责。

与刑事一、二审程序相比, 出庭检察员对减刑、假释案件庭审活动的监督有着自身的特点, 即庭审时的监督只是形式监督, 而对于庭前的实质性审查监督更为重要。一般说来, 出庭检察员对执行机关出庭人员出示的证据材料, 如记功、奖励及被评为服刑积极分子情况, 是否经过审批, 形式上是否合法, 与建议书中所列情形是否一致, 进行审查监督。至于立功、奖励及服刑积极分子的奖评是否真实、合法, 则是庭审监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2. 对庭审上的减刑、假释材料作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笔者认为, 合议庭对执行机关提供的减刑、假释材料, 无论是采用书面审理或是开庭审理, 也只能进行形式审查, 对材料内容形成过程是否真实、合法, 是很难了解的。为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检察机关驻监部门必须加大庭前监督力度, 积极参与执行机关平时对罪犯考核的日常监督, 确保对罪犯每一次奖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真审核执行机关报送的减刑假释材料, 根据罪犯的服刑档案, 仔细核对罪犯的减刑经历及奖罚次数, 是否符合报送条件, 确认无误后才能批准执行机关将材料报送到法院申请减刑、假释。

3. 如何对庭审的审判结果进行事后监督。

出庭检察员除对庭审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外, 还应进一步加强对合议庭审判结果进行监督, 主要应做好两个方面工作:一是结合庭审材料审查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 确认裁定结论是否正确;二是通过驻监检察部门, 及时回访被减刑、假释人员及执行机关, 认真听取他们对裁定结论的意见。如果发现有误, 依法提出检察意见。

四、在公开庭审中检察机关应创新对减假保的诉讼监督方式

现阶段人民检察院可以探索实行两种法律监督模式。一种是继续对书面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行事后监督, 后一种是探索对公开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同步监督, 以增强监督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减少司法的运行成本。检察机关的监所部门要继续抓住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方式改革探索的契机, 加大改革力度, 努力使该项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 建立健全机制, 制定公开开庭审理细则。

在原来总结的基础上, 检察机关与法院、监狱探讨起草制定《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细则》, 明确各出庭司法人员的职责任务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 适用审理案件的种类范围、庭前证据的收集与审查、庭审的程序和要求等, 使该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 体现公平公开, 防止走过场。

2. 建立事前审查、事中参与、事后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方式。

一是强化事前监督, 认真开展开庭前的审查和调查。认真开展开庭前的审查和调查, 对减刑、假释意见书进行全面审查, 重点审查被提请减刑的罪犯是否曾经减刑、减刑间隔时间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已经执行的刑期是否过半等硬性条件。二是加强事中监督。检察人员通过当庭询问、质证来确认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人员的条件是否具备, 减刑、假释意见书所列立功或受表扬的事实是否存在、相关证据是否真实有效, 充分保障服刑人员的陈述权和辩解权。三是做好事后监督。由于减刑、假释案件涉及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较多, 在庭审中有时认识不能统一, 抓好对减刑、假释案件事后监督, 更有利于保证办案质量, 促进监督能力的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对裁定书审查存在疑问、服刑人员提出异议的, 要给予充分重视, 及时了解个中原因, 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 确保检察监督有实效。

3. 加强出庭人员素质培训。

检察机关要重视出庭人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防止检察人员违法违纪徇私情。减刑、假释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较多, 要定时组织开展学习, 加强业务指导和岗位练兵, 对已经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回顾和总结。

摘要：2010年2月,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意见。这种阳光化的减刑模式是对今后中国减刑程序规范化建设的一个积极尝试, 也是检察机关如何在庭审中发挥监督作用的一个有益探索。为进一步增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度,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检察机关将紧紧抓住审判公开和同步监督两个环节, 在法院大力推行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的背景下, 深入探索在公开审理中检察机关如何定位监督角色及进行法律监督。

关键词：减刑,假释,公开庭审,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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