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共5篇）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篇1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下一页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篇2

关键词：刑事自诉,价值,反思,重构

1 对刑事自诉制度若干问题的检讨

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自诉制度有了较大的突破和改善, 但总体仍不完备, 参照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与司法成果,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我国现行刑事自诉制度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1.1 自诉案件范围欠妥当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类自诉案件:1)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2)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3)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相比, 自诉案件范围大幅度扩张。这种宽泛的立法有利于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有利于弥补检察院不起诉决定的错漏, 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1]。但如此宽泛规定, 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 这种立法的模糊使司法机关方便自由裁量, 却让被害人难以把握。一方面可能导致国家对个人事务的无端干涉, 另一方面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在立案时相互推脱。

其次, 第三类自诉案件的设立弊多利少。这种削弱公诉、强化自诉的做法, 一方面损害了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 在侦查机关都无法查证的情况下, 由被害人举证并不现实。而且这类案件还会造成公诉、自诉案件的界限模糊以及冲击正常的庭审诉讼结构等弊端[2]。

1.2 自诉权主体模糊

(1) 单位能否成为自诉人。立法上没有明确单位可作为自诉人, 在实践中, 很多案件由于公安机关不及时立案而单位又不能提起自诉, 导致单位的权益不能受到充分保护。笔者主张, 应当将单位也列入自诉的主体。

(2) 自诉担当问题。自诉担当, 又称为自诉接管, 是指自诉人已经提出控诉, 但由于某种原因自诉人不敢、不能或不愿继续其诉讼行为, 改由国家公诉机关替代自诉人行使控诉职能的一项法律制度[3]。现行立法规定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 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 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但并没有规定当己经进行的自诉程序中如果出现被害人诉讼不能的情形时, 检察机关应担当自诉, 这意味着自诉人出现自诉不能时, 无法得到国家公权力的帮助。

1.3 自诉权行使的程序性规范缺乏

自诉权实质是一种“私”权, 主要由被害人个人主观愿望所支配, 具有极大灵活性, 这与公诉运作完全不同, 因此应对自诉程序作出一些专门规定。我国现行立法对此规范不够充分, 如一人犯数罪, 有的属于公诉之罪, 有的属于自诉之罪, 如何提出控诉?被害人撤诉后能否再行起诉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 我国立法均缺乏明确的规定, 这既不利于保障当事人权益, 也不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案件。

1.4 检察监督的缺位

自诉案件中检察院不派员参加出庭, 法院也不告之案件审理的相关信息, 检察机关只能从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和一些法律文书获取案件的具体情况, 信息单薄滞后, 而且监督力度非常有限, 不利于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2 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行自诉制度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与缺陷, 以下几个因素不容忽视:

2.1 理论上对自诉价值的认识不充分

目前, 立法者对刑事自诉制度的价值定位, 采取的是提高诉讼效益与保障被害人权利并举, 同时兼顾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际成效, 一方面, 某些本应更侧重被害人权利保障的规定让位于诉讼效益的提高, 而减弱对被害人的保护;另一方面应当体现效率时, 却往往过度保障被害人权利而牺牲效率。这种中庸做法反而导致自诉运行机制的内在冲突。

2.2 立法上对自诉制度的设计不完善

对于告诉处理的自诉案件, 立法侧重于关注被害人的起诉权, 对于被害人在告诉不能时却没有制定足够的救济措施, 容易导致被害人权利的落空;对于第二类自诉案件, 立法上将自诉权与公诉权并列, 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也没有明确两者的界限, 造成司法者工作困难, 当事人心里困惑;而对于公诉转自诉这类新型的自诉案件, 不仅价值论证不充分, 立法也缺乏相应的具体配套规定;此外, 相关配套制度如法律援助制度的不完备也加深了这种缺憾。

2.3 司法上对自诉制度的执行不到位

我国的自诉制度在立法上就不理想, 因此司法上的执行更为重要。我国目前的司法运行现状是:一方面, 被害人法律知识匮乏, 可能直接向公安、检察机关告诉, 而公安、检察机关限于司法资源的紧张, 通常是能推则推, 让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 如果某个案件可能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带来经济利益或涉及到某些特殊的利害关系, 他们又会以一些自诉案件也可以公诉为由, 插手案件, 让司法资源无谓内耗。本来立法就有缺陷, 执法司法又不到位, 这使自诉制度处境愈发尴尬。

3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重构设想———出路与对策

3.1 理念的更新

首先, 要对自诉制度的价值进行合理排序, 树立保障被害人权利优先, 兼顾提高诉讼效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理念。自诉制度立法要尽可能实现这三个价值目标, 但是当诸个价值目标的实现出现冲突时, 也应有先后之分。

其次, 树立对保障被害人追诉权和尊重被害人的意愿进行平衡的理念。既要尊重被害人的上诉权, 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尊重当事人撤诉、和解以及上诉等诉讼权利。

3.2 体制的完善

3.2.1 调整和限制自诉案件的范围

首先, 将“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范围限定于侵害人身和财产权利, 犯罪事实清楚, 依靠被害人个人力量能承担追诉的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涉及个人权利, 有的还涉及被害人名誉和隐私, 将追诉权交给被害人行使更妥当。同时, 应将侵占罪归为公诉案件。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不特定, 当侵占无主财产或者属于国有的埋藏物时, 缺少直接的被害人, 常由公安机关处理。此外, 侵占罪犯罪事实并不都简单清楚, 被害人很难自行取证据, 很难达到立案标准, 即使立案也难以胜诉, 因此不宜作为自诉案件处理。

其次, 现行法律将“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界定为八类。笔者认为“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和第五章所规定的有关暴力、胁迫型及窃取、骗取型“侵犯财产罪”, 内容太宽泛。这类犯罪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较大, 而单纯依靠被害人自身力量又很难有效取证。因此, 应适当缩小这部分案件范围, 采用列举式, 加以明确规定。

最后, 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的规定使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可能成为自诉案件, 这与设立公诉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也不符合自诉权的发展趋势。因此, 可以考虑取消这一规定。

3.2.2 合理界定自诉权行使主体

(1) 确立单位作为自诉的主体。单位可作为自诉主体, 但与自然人仍有区别:首先, 单位不能成为所有的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主体, 对于仅能适用于自然人的人身权利的案件, 单位不能适用, 单位只能成为侵犯其财产和商誉案件的自诉主体;其次, 在第二类自诉案件中, 单位可对侵犯其知识产权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等案件提起自诉;最后, 对于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的案件, 单位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此外, 单位作为被害人时,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负责人代表单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参加诉讼。如果该单位因被撤销、解散、合并等原因丧失主体资格, 其自诉资格应转移给继受单位。

(2) 确立检察机关自诉担当的制度。具体设想如下:当自诉程序已经开始, 被害人提起自诉后又因担心报复、遭受威胁以及身患重病等原因而不敢、不愿、不能告诉时, 由检察机关介入到己经开始的自诉程序中。检察机关介入后, 案件并不转化为公诉, 被害人的自诉人地位也不因此而发生变化, 自诉人仍享有自诉主体所应具有的权利。此外, 检察机关担当自诉也应有必要限度, 检察机关首先应排除造成被害人诉讼不能的妨害因素, 如果妨害排除后, 被害人可以进行告诉, 则不需担当自诉;如果妨害排除后仍告诉不能, 或者妨害难以有效排除的, 人民检察院再进行担当自诉。如果引起担当的事由消失, 自诉人仍可以继续进行其诉讼行为, 检察机关应适时退出诉讼。

3.2.3 细化自诉权行使的程序规范

对此刑事诉讼法已有一些规定, 但条文稀少简单, 缺乏可操作性。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 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就用21个条文对自诉程序作了专门规定, 包括自诉准许性、自诉权利人、检察院的参加与接管、诉讼费用救济、自诉人的法律救济、撤回起诉等等, 内容详尽具体, 我们可以结合国情加以借鉴吸收。

3.2.4 完善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的监督

首先, 规定法院在受理自诉案件后, 应将相关法律文书报送检察机关备案并告之审理时间, 以便检察机关监督。

其次, 合理设置监督方式:一是对于争议多、影响大又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对法庭的审判活动予以监督;二是法院将判决书、裁定书的副本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 由检察院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进行监督审查, 发现错误时, 应依法提出抗诉。

再次, 检察机关对自诉案件进行监督时对被害人在自诉权范围内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不能随便干涉,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处分行为是被害人自愿的。

3.2.5 配套制度的完善

(1) 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我国自诉程序实行任意代理, 是否聘请律师由被害人自行决定, 而被害人往往缺乏法律知识, 若缺乏律师的参与和引导, 被害人诉讼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因此, 有必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 降低被害人经济风险, 更重要的是, 可以有效避免被害人因法律知识贫乏而产生的误解, 增强对司法行为的认同。

(2) 建立健全对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现行刑诉法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 但对于被害人在自诉或国家追诉程序之后, 其实体权益由于立法缺陷、程序限制、举证责任等客观原因而难以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实现时, 国家将如何对被害人进行后续性的救济, 立法尚属空白。因此, 有必要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由国家给予其适当的援助或抚慰。受物质条件和司法资源所限, 补偿的对象应主要限于被害人本人及其受养人和继承人。同时还应具备如下条件:第一, 必须是无法从加害人处或其它来源得到应有的补偿;第二, 应以暴力型犯罪中受害人的人身损害为限。

参考文献

[1]肖刚、张慧.论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不足与完善[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4, (4) .

[2]吴卫军.刑事自诉:三方面问题待完善[N].检察日报, 2005-5-20.

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篇3

现行民事案件受理体制的实质和关键问题在于起诉条件设置的不合理，即错误地将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置入起诉条件之中。这导致起诉受理时法院必须对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进行审查，实际上就无法实现建立立案登记制的改革目标，起诉难、告状难问题也就成为必然。我国现行制度这一特征的形成除了对国外诉讼制度不了解之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理念和司法体制的问题，进而涉及法治发展阶段的深层次问题，也反映了我国司法中政治思维和法律思维二重性特征。

因此，必须修正起诉条件，只有将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的审理置于受理后的诉讼阶段，才能真正实现立案登记制，废除立案审查制，实现保障当事人诉权的目的，化解起诉难这一社会问题，并提升诉讼程序正义的品质。在制度的重构方面，要实现案件受理体制的改革，运行新型的案件受理制度。在起诉状审查方面，原则上不涉及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和本案问题，实体判决要件（诉讼要件）和本案问题都应当在诉讼系属后进行审理和裁决。在受理程序设计方面，原告向法院提交诉状之后，应由相应的受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接受并进行初步审查。对于认为符合法律关于诉状记载事项的要求，并按照诉讼费用的规定缴纳诉讼费用的，予以即时受理。

作为案件受理制度的改革并非仅仅是关于起诉条件的修正作业以及案件受理制度本身的调整，还必须对相关裁判制度、诉讼要件、法院组织结构、诉讼费用等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现行案件受理体制的型塑与法治发展的阶段性、司法体制的特殊性有关，从而形成具有管控特征的受理体制。而法治的进一步推进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也必然要求改变这种体制，使之成为具有开放特征的案件受理体制，从而推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代化。

（摘自《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3-15页。）

关于减刑、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篇4

关键词：减刑,假释制度,监狱事业

一、减刑、假释制度在实践工作中,亟待完善的若干问题

(一)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

在加扣分幅度上。在计分考核细则中,存在较大加扣分幅度,有较大弹性空间,会出现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产生监狱监管人员的随意性。

在加分的机会上。服刑人员从事不同的劳动岗位、工种加分机会都不均等。于是一些监管人员把所谓的“关系犯”安排到有加分机会和有加高分机会劳动岗位、工种上。

在违纪扣分上。一些监管人员不仅为“关系犯”有意识地创造加分机会,而且还有意识地为“关系犯”掩饰违纪行为,即使违纪不便掩饰,也按照条款规定以扣分较低幅度扣分,减少他们的扣分,又变相地提高他们的改造成绩,为其减刑、假释做好铺垫。

(二)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

根据《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应当由分监区或未设分监区的监区人民警察集体研究,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刑罚执行部门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会议决定”。在现实操作中,根据减刑假释所需要的改造成绩(表扬、记功)多少,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积分排名,原则上会按照高分到低分进行筛选确定减刑假释人选,但是分监区、监区也会在符合减刑、假释条件人员中,进行“综合评定”,来最终确定减刑、假释人员。而这种“综合评定”会带来人为因素的随意性,留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容易滋生腐败。使得一些执法掌权者,利用这执法缝隙,为“关系犯”尽快谋取减刑假释的名额。导致减刑假释显失公平和公正。但这一操作都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不被别人所注意,无证据可查。

(三)在减刑、假释的适用上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条件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假释的条件为“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虽然假释有余刑考验期,但是绝大多数犯人还是愿意早点释放获得自由。这样导致一些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关系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贿赂掌权的监管人员为其呈报假释。

二、完善减刑、假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立法理论的研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

1. 统一刑罚执行体制,健全监狱刑罚执行体系。

首先要统一思想,强化法治、责任担当、效能和协同等意识,推动思维的转变,夯实正确执行刑罚的思想基础。其次要推动制度的顶层设计,构建统一刑罚执行机制。合理配置执行权力,从立法上解决刑罚执行权力由公安、法院、检察院、监狱等多元主体行使而“碎片化”的法治不完善问题,要在法律上确立监狱通辖刑罚执行操作的主体地位,推动刑罚执行立法的体系化完善。其三建立协作协同平台,增强刑罚执行一体运行效能。加强监狱与政法各部分之间的协同协作是解决刑罚执行中各种现实矛盾冲突,充分发挥行刑效益的有效方法。其四加强监狱内部管理,提升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深挖监狱内部管理的内生动力,努力形成制度健全、责权统一、运行规范、公开透明的管理新局面,促进监狱刑罚执行规范水平的提升。

2. 搭建信息化平台,做到监狱、法院、检察院在刑罚执行中运用信息软件进行具体操作,杜绝人为性操作的随意性、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

(1)在服刑人员的计分考核上:在条款设置上,要尽可能地细化、明确化、穷极化,尽量避免兜底条款的出现,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和消除计分事项上监管人员自由裁量权空间,增强计分考核的透明度、严肃性,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构建根据服刑人员年龄、学历、身体状况、刑期、捕前职业、改造表现等信息录入数据库进行管理分类模式,以此用软件自动生成适合于服刑人员的劳动改造岗位。

(2)在减刑、假释对象的确定上:减刑假释的第一关呈报权属于分监区、监区,根据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为了防范此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取消传统按照“积分排名和所分配的名额,再进行综合评定来确定减刑假释人员”,没有减刑假释的名额的限制,取消减刑假释比例,根据分类刑期,规定在某个分类刑期内,只要达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减刑或假释,而且此种操作也可在信息平台软件上操作,达到一定分值就可提示告知。这样就能杜绝人为因素的操控,在减刑假释中的第一关口,就堵住了司法腐败的漏洞。

(3)在减刑和假释的适用上:在减刑假释适用条件上应重新设置制度,规定减刑、假释有着明确的界限,不得混同和相互代替。有假释就不能减刑,有减刑就不能假释。假释对象统一针对老弱病残犯、犯罪时为未成年犯和过失犯罪、职务犯罪。在信息平台上根据罪犯信息数据,利用分类管理,到一定分值就可以假释,形成法律制度,规定只有这一部分罪犯适用假释,消除自由裁量权空间,杜绝司法腐败现象。改变现行刑罚执行中假释比例小的现状,扩大假释面把假释制度合法合情合理地利用起来。

(二)建立监狱行刑法庭,处理行刑法律事务

刑事法庭的主要职能是办理社会刑事案件,减刑假释只是附带,一般法院都是案多人少,主要任务尚且疲于奔命,减刑假释案件无暇顾及,不仅易出现拖延办理时间,造成罪犯改造情绪波动,而且一般都是成批量的书面形式上的审核。因此,法院应该设立专门的区域性减刑假释机构十分必要,配备专案人员,由单一的书面审核,改变为全面的开庭审理,保证减刑假释案件审理质量,也有助于法院专案人员积累专业经验,更大程度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健全行刑监督机制,规范执法行为

在以检察机关为主的监督基础上,加强内部的行政监督、纪检监督,引入人大、政协机关监督,积极推行狱务公开,增强执法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真正实现公开、公平、公正。

将检察机关的监督作为重点,完善检察院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机制。一是细化减刑、假释同步监督日常考察规范。在计分考核环节上,加大监督力度。检察室可通过信息系统及时调取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书进行审查,同时,可以随时调取犯罪相关材料,详细了解其所犯罪行以及入狱后包括认罪服法、遵守纪律、参加劳动等表现,这样可大大缩短材料审批流转的时间,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变相延长了检察机关介入审查的时间,有效解决了审查减刑、假释案件时间短、任务重的矛盾。

(四)加强执法技术研究,有效实现行刑公正

我们知道,由于缺乏技术的支持,即使依程序办事,也未必能够完全实现刑法执行的公正。主要是监狱实践操作减刑假释时,需要采集必要的“证据”,来证明罪犯具有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表明罪犯做到“积极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但此类“证据”需要采取社会学、心理学、调查等技术方法,才能保证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只有使“证据”具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才能使依法做出的裁决。但有关这方面的技术还比较薄弱,应当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并将成果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假释制度的反思和重构 篇5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 市场准入 立法理念 反思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4914（2007）12-087-02

“法律规范的内容必须反映出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一般要求”。机构投资者是由各类机构投资者汇集而成的群体投资者。不同机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投资风格、投资理念及不同的市场作用程度、作用方向，因此在入市制度设计时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普遍适用于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具体法律制度。我国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是由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构成，且主要以为数不多的条文散见于涉及各类机构投资者的法律法规中。这些法律法规又多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证监会、财政部、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部门规章出现。可见，对我国现有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只有首先确立好立法的基本理念，才能针对各类机构投资者的特性提出因人而异的具体法律制度改进方案。要想对现有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改进、完善，还得先对其在立法理念予

以反思与重构。

一、对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制度立法理念的反思

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之初，一开始就寄希望于其能稳定市场和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而实际上机构投资者一进入股市就与羊群行为、短视行为、市场操纵联系在一起。从证监会公布的处罚公告看，我国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案件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相当一部分属机构投资者所为，且查处公布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机构投资者违规操作主要表现在操纵市场上，且操纵市场通常伴有内幕交易、欺诈客户、制造虚假信息等违规手法。这里比较典型的是青啤事件和深高速事件。同时，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也很有限。我国机构投资者市场功能扭曲是机构投资者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的适应性选择而出现的必然结局。导致机构投资者功能扭曲的现有制度是复合性的，其中现有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不失为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现有入市法律制度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目的重在稳定股市和为国有大型企业改制注入资金。错误的入市目的与作为“经济人”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增值追求相冲突，且在入市法律制度建构中过分注重政府的管制作用，更加重了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功能扭曲。虽然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有较大改进与完善，但仍未走出“路径依赖”的怪圈。很明显，要在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未进入锁定状态之前就对其改进完善，以期培育出合格的机构投资者。要想对现有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改进、完善，还得先对其在立法理念予以反思。

1.资本市场产权缺陷和政策市致使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设计非理性。我国作为资本市场的后发展国家，证券市场的较多法律制度都是从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权利。产权制度安排确立了每个人与物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者承担不遵守的成本。我国产权制度是以国家公有权为主体，宪法修正案中就“保护公民个人财产权”有3条明文规定，集体所有财产的产权也掌握在政府手里，实际上国家财产所有权仍是产权制度核心。产权制度缺陷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筹资制度初始安排的缺陷。按理，资本市场的出发点应为投资者安排，因为投资者有了资金闲置，有了投资的需求，才会产生资本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的初始目的是为了筹资，特别是为国企改革筹资，为国企脱困服务。“中国证券市场的公理似乎只有一个：证券市场是国有企业融资的渠道；而与其形成对照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常见的关于证券市场的公理为：证券市场是投资者获取回报的场所。”初始安排的缺陷使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安排错位，将机构投资者培育的目的定位在为融资者筹集资金，而非定位于机构投资者投资于证券市场实现资本增值。机构投资者入市目的错位又直接导致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在权利义务分配上的错位，即入市行为监管者权力本位而非融保护机构投资者权利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于一体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以上制度安排错位又致使在入市法律制度建构中过度重视政府管制，使政府管制严重干涉了市场自治的范围，具体体现为入市条件过于严格，入市程序过于复杂，入市手续过于繁锁。

所谓“政策市”是指国家针对股市频繁出台旨在影响市场涨跌的政策，并完全导致了股市的频繁波动。在我国证券市场，政府是主要的制度供给主体，外生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我国资本市场是政府来引进、组织、实施，导致国家在资本市场上身兼股东、监管者、保护者三职。三重角色迫使政府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市场三者“隐性担保”，形成对国家的倒逼机制，致使政策缺乏连续，形成特有的“政策市”奇观。“政策市”为机构投资者带来了放大的政策性风险。而政策性风险是证券最大的风险，致使机构投资者漠视市场规律，过度关注政府政策，这必然形成负反馈机制而致我国证券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建构市场性差，政府过度干预情形得不到改善。

2.入市法律制度的建构未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特性。成熟的资本市场是机构投资者生存的基础。据成熟资本市场标准，我国证券市场明显属于后发性的不成熟市场，主要表现为股票市场相对较发达，而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育不够完善，即使是股票市场，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股票也为数不多。同时，“现阶段在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是有效市场，甚至未达到弱式有效。”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反映一定的社会的客观经济条件的要求。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构架应适应我国证券市场需要。可我国现行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并未按照证券市场的特性因地制宜，确立适度的市场准入条件，而是采用了过度限制的法律制度建构。也可以说目前的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变迁是政府驱动型模式，使得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始终循着政府政策的轨迹行进，没有将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中国证券市场现状结合，力求实现中国证券市场与机构投资者的互动发展。

3.缺乏竞争机制，未形成平等竞争理念。与成熟市场国家的投资者相比，我国的机构投资不仅在数量、规模有差距，而且在结构与质量上也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主要发展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且入市制度主要围绕证券投资基金安排。我国目前所谓的“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实际上是“超常规发展国有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此种入市法律制度安排以国家强制力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干预市场的正常运行，片面发展某一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而使其它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受到国家强制力的抑制，必然使市场自发产生的能够降低整个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遭受扼杀，使市场效率受损。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募基金对私募基金、三类企业对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对于个人投资者的挤出效应。

4.对机构投资者功能定位有偏差。机构投资者受到市场青睐和政府扶持，源于看重的是机构投资者稳定股市的功能。“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证券投资基金或直接赋予其稳定市场的职责是逆市场化的政府行为。”现行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却仍寄望于机构投资者入市能稳定证券市场，因此，可见对机构投资者功能定位仍存在偏差。现行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应抛弃对机构投资者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站在机构投资者作为微观市场主体的自利性角度，才能克服其缺陷，达到既稳定发展证券市场，又实现其营利性的两利目标。

二、对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制度立法理念的重塑

1.针对证券市场特性与机构投资者理性功能，明确立法目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即为我国培育机构投资者的目的。与西方成熟市场国家比较，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获得初步发展的后发展国家。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小、单个证券的发行量和交易有限、市场结构不合理、政策市等方面。同时我国证券市场在信息传递与披露方面属弱式有效市场。可见，在我国发展机构投资者须注重机构投资者的培育与证券市场完善的互动。我国立法者在建构入市法律制度之初，就寄希望于机构投资者能稳定证券市场。而机构投资者作为微观市场主体，其行为完全符合经济人理论。机构投资者入市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值，即从证券市场赚取利润。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机构投资者培育目的，即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为满足股市扩容和债券二级市场发展需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刺激金融品种创新、引进外资等五个方面。

2.适应WTO规则，培育能应付国际竞争的机构投资者。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在国内基金管理公司中所占股份可达33%，3年后将增至49%，5年后将增至51%。表明包括证券业在内的我国金融市场将面临着国外成熟金融机构的挑战和竞争。尽管国内已做出了积级回应，但仍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市场的机构化、基金化趋势的需要。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后发外生性的新兴市场，更应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WTO规则，采取积极主动而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作为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从我国自身制度、市场建设出发，在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上，为实现机构投资者培育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而通过中外合资经营、合资新设、外资参股、外资收购等制度模式来实现中国机构投资者的规模经济。

3.注重机构投资者结构与质量，创造证券市场平等竞争氛围。在市场经济中，平等主要体现为竞争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构，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核心。可见，能否实现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证券市场中，投资者间的平等竞争能维护市场秩序，让证券市场形成价格发现机制，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如果实力强大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市场操纵、内募交易、市场欺诈等不平等竞争行为恣意“蚕食”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会采用“用脚投票”，引起证券市场波动。同时投资者信心丧失会影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克服证券市场的不平等竞争，除了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外，让更多的势均力敌的机构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互相之间形成制衡机制，不失为良策。后者相对前者更为可取，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不同性质机构投资者之间的竞争，相互依赖和彼此制衡，并能产生市场互补和功能整合效应。可见，这要求在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建构中应注重各类机构投资者平等对待协调发展，以机构投资者的全面、均衡发展改善我国证券市场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稳定运行及效率的不断提高。

4.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确立好适度干预理念。对证券市场而言，社会公共利益是指保持证券市场的秩序，促使价格发现机制形成，实现通过证券市场优化国民经济各部门资源配置，以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前面论述过培育机构投资者目的在于满足股市扩容和债券二级市场发展需要、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刺激金融品种创新、引进外资等方面。而这些目的实现就旨在实现证券市场的社会公共利益。

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的确保，既要通过该法律制度的立法目的正确确立、规制内容的科学设计来实现；还要通过准确界分入市行为监管主体代行的政府管制权力与机构投资者市场自治权利来实现。政府管制与市场自治的准确界分即为适度干预。在我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性证券市场国家中，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强制性推动的，证券市场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带有政府过度干预的痕迹。同样，我国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也过分偏重政府权力而淡化了市场自治的魅力。可见在重构市场准入法律制度时，应确立好政府权力“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领域，应把政府主要精力放在为机构投资者提供行为准则，制度游戏规则，尽量减少对入市行为的直接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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