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管制（共8篇）
政策管制 篇1
1 我国稀土产出和出口现状
我国作为世界稀土产出和出口大国, 如何完善稀土市场, 并且保护这种珍贵资源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点。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国的稀土产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 包括稀土的开发、冶炼加工以及市场应用等。当前, 我国稀土资源的储存量、生产规模以及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曾经被我国忽视的稀土资源, 现已发展成为影响国家的科技、产业以及贸易的重要因素。我国以23%的稀土资源承担了世界90%以上的市场供应, 但资源过度开发也导致了稀土资源保有储量的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 我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上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另外, 国内对稀土的掠夺式开采、恶性竞争和产业政策的错位等导致了稀土产量和储存量的急剧下降, 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这不仅给我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 同时也使我国的国防安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 关于稀土产出和出口的政策
我国近年来加大力度制定稀土市场的保护政策, 旨在规范我国稀土市场的发展, 并且能够获得国际稀土市场的应有地位。本文对我国稀土市场的发展历程的研究, 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 (1) 我国应该继续加大稀土市场政策的制定强度, 获得稀土国际市场的话语权; (2) 重视我国稀土的开发与保护, 尤其是关注一些稀土开发的灰色地带; (3) 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应该注重稀土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问题; (4) 加强稀土出口的管制, 在满足我国稀土需求的同时, 还应该注重我国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
2.1 采取“对外垄断、对内竞争”的规制政策, 控制稀土定价权
针对我国稀土行业“小、散、乱、差”的痼疾, 眼前最重要的是尽快实现稀土行业的整合。一方面, 通过培育稀土大型龙头企业, 扶持龙头企业技术研发, 提升产业集中度, 整顿散小企业的滥采乱开, 抑制无序出口, 消除自我恶性竞争, 提高国际话语权, 进而控制稀土定价权。另一方面, 我国稀土行业监管体制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问题, 导致代表性行业协会缺位。因此, 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稀土行业协会”, 切实发挥对稀土企业的协调作用, 形成对外统一联盟, 联合垄断, 成为利益共同体。
2.2 构建稀土开采环境保护体系,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稀土是非常珍贵的矿产资源, 是重要的战略储备资源, 为了减少对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提高稀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方面, 在稀土开采及冶炼分离领域开展广泛的环境保护专项整治行动, 按照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执行, 对未经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 一经发现, 立即停止生产和建设;另一方面, 注重发展循环经济, 在尾矿资源和稀土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提高资源采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从而降低能耗物耗, 减少环境污染。
2.3 提高稀土产品附加值, 延伸稀土产业链
在“原矿—精矿—分离产品—功能材料—器件—实用商品”这一稀土产业链中, 矿山的开采与冶炼产生的价值比较小, 其最大价值在于通过尖端技术把材料深加工所产生的巨大效益。然而, 一直以来我国稀土产品的出口都是以原材料产品为主, 产品附加价值低, 处于全球稀土产业链的低端, 获得的利润较小, 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较大的破坏。因此, 我国应加快开发稀土深加工和应用技术, 提高稀土产品附加值, 延伸稀土产品价值链。其具体做法有:第一, 对附加值高的稀土产品的出口及自主创新, 我国应制定具有导向性的政策;第二, 要增加产品出口附加值, 加大科研投入力度, 尤其是在稀土新材料、含稀元器件方面的投入应加大;第三, 要围绕高科技产品延伸稀土产业链, 培育稀土产业集群, 打造高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高资本投入强度、高产品密度的稀土产业。
2.4 精细化稀土出口配额产品分类
稀土产品并不是单一的产品, 我们在制定稀土产品出口政策时不应该采用统一的准则, 而应该采取精细化管理, 实施更为严格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我国稀土配额制度一直是重稀土和轻稀土不分, 我国的特色是重稀土, 导致我国重稀土的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因此, 我国稀土出口规制政策应做好以下工作:第一, 是对稀土的出口配额加强管理, 自2003年以来, 我国稀土的出口配额在逐年下降。在现有稀土配额的基础上, 轻稀土和重稀土的出口比例的制定应加以区别。第二, 加强稀土出口配额申请企业的资质审核, 将稀土出口配额的分配直接向生产企业或生产科研联合企业倾斜, 对稀土出口企业严格发放资质证书。第三, 对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的内容要更加精细, 减少中、重稀土的出口, 因为该类稀土储量较少, 适当加大存量多、应用范围广的轻稀土资源的出口, 从而更好地保护稀缺的稀土资源。第四, 新的稀土出口关税政策的实施, 将出口退税变为出口征税, 并不断提高出口税率。第五, 禁止出口一些重要的稀土产品。
摘要：稀土作为稀有矿产资源之一, 素有“工业维生素”的美誉, 并且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其在石油、化工、冶金等领域都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以及科技发展需求的推动, 稀土已经越来越重要, 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近年来我国稀土市场频频出现掠夺性开采、恶性竞争、政策错位等现象, 导致稀土产量和储存量急剧下降,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一背景下, 研究我国稀土出口管制政策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稀土,管制,政策
参考文献
[1]马连良.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和关税制度的调整策略——以目前的稀土案为背景[J].科学与管理, 2013 (6) .
[2]于伟军.基于“3P”模型的稀土产业组织研究[J].中国矿业, 2012 (z1) .
政策管制 篇2
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5月12日表示,美国正在重新检讨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未来数月可能会有更多相关消息宣布。
骆家辉表示,美国基于安全考虑而限制对华出口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各地已经非常开放,这就使得管制显得没有意义。因此,美国正在检讨这样的“出口管制”政策。
不过,骆家辉也指出,只有不到5%的美国商品出口到中国需要许可证,大部分出口到中国的技术产品都是以非常快速的方式获得通过。
骆家辉此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而非限制从中国进口将是解决美国贸易赤字最好的办法。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将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商品及服务。
巴菲特再挺高盛:高盛在所涉交易中“没有问题”
美国“股神”沃伦·巴菲特5月2日说,他研究了高盛集团所受指控,认定高盛在所涉交易中“没有问题”。
高盛4月16日因涉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欺诈投资者”被美国证交会提起民事诉讼。美国媒体4月29日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正在就高盛或其员工是否卷入涉及证券欺诈的有关问题进行刑事调查。美洲银行以及标准普尔公司纷纷下调了对高盛股票的推荐评级以及股价预期,引发高盛股价大跌。
持有大量高盛优先股的巴菲特屡次表态支持高盛。
巴菲特持有高盛50亿美元的优先股,每年为巴菲特带来5亿美元股息收益。高盛可以以每股高出10%的价格回购这些股票。另外,根据协议,巴菲特还可以以每股115美元购买50亿美元高盛普通股。
德国总理强调欧盟救助机制有助于保障欧元稳定
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10日表示,欧盟27国财政部长达成的救助机制有助于保障欧元稳定。她同时强调,欧元区各成员国有责任加快巩固本国财政的步伐。
欧盟成员国财长5月10日达成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以防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并冲击全球金融市场。此史上最大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其中4400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另外提供2500亿欧元。
根据这套机制,如再有欧元区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将可以参照救助希腊的类似条款申请获得资金支持。
美联储启动货币互换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5月11日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如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可能对美国银行业造成冲击。美联储计划从13日起,公布其与包括欧洲央行在内的其他国家央行货币互换协议的法定细节。
美联储计划从13日开始按周公布与其他国家央行货币互换的额度和各央行的未偿信贷总额,并将于每周公布各份货币互换安排的进展,将相关数据纳入美联储周度和月度统计数据。美联储同时发布了其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及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并表示与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的互换协议将在最终确定后公布。为遏制欧洲债务危机的全球蔓延之势,美联储9日宣布,恢复向上述5家央行提供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工具。
此前一些美国议员质疑,美联储向海外市场提供美元贷款的做法可能使美国纳税人的资产遭遇风险。对此,伯南克强调了通过重启货币互换来保护美国免受危机波及的必要性,他称货币互换协议仅是一种流动性工具,不是美国向外国提供的贷款。伯南克还称,其他国家央行将全数偿还美联储提供的美元资金。
欧元崩溃恐慌蔓延 民众抢购黄金
黄金往往被人们视为避险保值的资产之一,每当市场面临巨大风险时,投资者们都会投入黄金的怀抱。随着欧元日益陷入危机难以自拔,投资者们担心欧元最终走向崩溃,为此掀起一股抢购金币和金条的浪潮。
以铸造金币闻名的奥地利造币厂警告称,由于投资者们争相寻求欧元的安全天堂,他们储存的黄金已经告罄。瑞士银行也表示,由于对金币和金条需求激增,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多数购买者来自德国。世界三大贵金属精炼厂之一的瑞士Argor-Heraeus精炼厂估计,从2010年年初到现在,对小型金条和金币的需求已经上涨了10倍。瑞士银行的埃德尔-塔利说:“只要对欧洲的信心受到威胁,黄金需求就会继续上涨。”
世界黄金协会投资部董事总经理马库斯-古鲁布说,黄金购买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他说:“在德国,民眾对欧元的不信任是最强烈的。零售投资商们大量购买金币,显然他们对欧元深表担忧。”
美日主权债升至历史高点 全球债务危机初露苗头
尽管欧元区数个成员国高额的赤字近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日本庞大的债务余额及美国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都显示这两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渐走向低谷,甚至堪比欧元区情况最糟糕的几个国家。这不由令市场担忧,债务危机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数据显示,美国及日本2009财年的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均在接近10%的水平。欧元区16国和欧盟27国同期赤字占GDP比则在6.5%左右。其中,爱尔兰去年赤字最高,达GDP的14.3%,希腊为13.6%,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分别达到11.2%及9.4%。
分析认为,美欧日要把负债降到2007年危机发生前的较低水平,需在10年内实行财政节流。摩根大通指出,美国需要连续10年将基本预算盈余维持在相当于GDP的4%左右,才能将债务占比从2013年的101%降至2007年的62%。日本则需要连续10年将基本预算盈余维持在相当于GDP的近7%。
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旺则认为,“希腊敲了一记警钟,即全球经济仍存在风险。”
联合国最新报告预计今年亚太经济增长7%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5月6日在曼谷发布《亚太经济和社会调查》表明,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得益于该地区一些经济体的财政刺激方案,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预计今年,在中国经济增长9.5%和印度经济增长8.3%的带领下,亚太地区增幅可达7%。
报告说,2010年将是复杂多变的一年。日益增长的通胀压力,特别是食物价格的上涨,加上资产泡沫,给希望保持增长动力和维持金融稳定的政策制定者带来困难。在采取必要措施收紧货币政策以缓解通胀压力的同时,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在退出财政刺激计划方面保持谨慎态度,以利于经济复苏势头的稳固发展。
报告认为,要实现地区内所有经济体的持续长期发展,必须通过提升区域内贸易,扩大地区消费来平衡区域发展,为加快亚太市场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报告建议,运用货币调控的措施来缓解短期的资金流入,以免给本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带来资产泡沫、通胀和汇率升值等问题。
美股神秘暴跌原因仍无定论
美股5月6日神秘暴挫,究竟谁是元凶?起初市场将异动归咎于“胖手指”,据称有一交易员在下卖单时输入错误。但“胖手指”(交易中键盘输入错误)理论已经不是唯一的版本了。
日前评论人士和阴谋论者提出了其他许多版本,甚至提到了外星人。美国众议员坎乔斯基在电视上开玩笑地说:“我不想引起恐慌或惊悚,但这有很多的可能性,没准是网络攻击,没准是外星人入侵,也可能只是愚蠢的程序操作使然。”
美国道琼工业指数5月6日盘中一度神秘暴跌近1000点,迄今为止,事件原因尚无定论。在市场对于恐慌情绪最不具免疫力的当下,美国监管机构5月11日于众议院听证会上发言明志,发誓要以实际行动封堵监管漏洞,统一不同交易所之间的监管规则,并适应股票交易系统中新技术的应用来升级监管手段,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绩效研究 篇3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公众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关注,政府的环境管制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外部保障措施。不同学者围绕环境管制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具体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环境管制与企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早期的理论研究认为环境管制抑制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但波特的双赢观点提出以后,更多的文献是从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等方面分析环境管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问题[1],如金碚(2009)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政府的环境管制应该兼顾经济效率准则和社会效益准则的合理平衡,这样既有助于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目标,也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竞争力的长期提升[2]。傅京燕(2010)利用1996—2004年我国24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环境管制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呈“U”型关系[3]。其二,环境管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研究。由于各国(各地区)环境标准的不一,那么环境因素是否会成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因素,进而影响其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这方面的国外研究成果较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环保事业的重视,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研究结论不一。如陈刚(2009)研究认为,我国的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有明显的抑制作用[4];朱平芳等(2011)利用2003—2008年我国277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方城市是否为吸引FDI而在环境标准方面存在竞相降低的事实,研究显示,环境管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5]。其三,环境管制与生产效率、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白雪洁、宋莹(2009)从非管制、弱管制和强管制三个层次分析了我国环境管制政策对火电行业的效率影响,研究认为提升环境管制强度有利于火电行业整体的效率提升[6];张中元、赵国庆(2012)研究发现,提高我国环境管制的强度有利于国企技术进步,但对三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不利于私营企业的技术进步[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环境管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就业率、出口量等的影响(赵细康,2004;刘加林,2011;李钢等,2012)[8,9,10]。
相比之下,针对环境管制政策的实际环境绩效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多数文献是现状、问题及对策的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如王丽萍(2011)针对河南省环境污染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11];沈能(2012)对我国环境管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得出,环境管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的当期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污染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管制强度与环境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12]。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问题越发严重的背景下,环境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更先于经济增长。为此,本文以2004—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X0)为参考量,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作为比较量,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政府环境管制政策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论证。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综合政府环境管制和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数据统计,特选取如下指标(单位):
X1:国内生产总值能耗
X2:人均能源消耗量
X3: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X4:工业二氧化硫消除率
X5:工业烟尘消除率
X6:工业粉尘消除率
X7: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
X8: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X9: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亿元)
从以上指标来看,本文所选取的指标主要涉及能源消耗、工业三废的治理情况以及环境污染的投资治理情况这三大方面,通过这些指标我们可以间接了解政府在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变化趋势。各指标的初始数据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5—2011年)》的数据整理所得。
2环境绩效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多因素的统计分析方法,具体是用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之间的距离,即关联度来反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强弱或大小。具体过程如下[13]。
① 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各种因素。在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各级政府也始终把经济增长作为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所以在灰色关联度分析中,选取参考数列为国内生产总值,即指标X0,简记为:X0={X0(k)|k=1,2,3,…n},比较数列为X1-X9,反映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因素,简记为:Xi={Xi(k)|k=1,2,3,…n},i=1,2,3,…m。
② 对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后,由于各指标数据代表不同的物理意义,使得各指标数据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量纲不同给关联分析带来的不良影响,需要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有:初值化处理、均值化处理和标准化处理,其中,标准化处理是指所有数据减去该列的平均数,然后除以该数列的标准差,该方法的运用频率最高,本文也选择标准化处理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标准化参考数列为:
其他序列的标准化处理同此,本文不再一一说明。
③ 计算差数列,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差数列为:ΔXi(k)={|Xi(k)-Xo(k)|},i=1,2,…m,k=1,2,…n
④ 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最大值为:max(Δ)=max{ΔXi(k)},i=1,2,…m,k=1,2,…n
最小值为:min(Δ)=min{ΔXi(k)},i=1,2,…m,k=1,2,…n
观察绝对差值数据序列不难发现,数据之间存在较大的数量级差异,最大值为2.736426,最小值为0.004158,相差600多倍,因此,不能直接进行综合,还需要进行一次规范化处理。假设min{Δ}、max{Δ}分别为表2差值序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显然可以有:0≤min{Δ}≤Δxi(k)≤max{Δ},因此,下式成立:
越大,说明xi(k)和x0(k)两序列的变化态势差异越大,反之,则说明两序列变化态势的一致性越强。为了避免出现min{Δ}可能为0的情况,在实践中,可以将上式改进为:
其中:ξi(k)为关联系数,ρ为分辨系数,在(0,1)取值,ρ越小,分辨力越大。
⑤ 计算关联系数。
关联系数的计算方法:
在本文中的ρ取值为0.5,结果见表3。
⑥ 计算关联度。
由于关联系数是一个数列,具有较大分散性,
因此需要我们计算关联度,从而得出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见表4。
关联度为:
3结果分析
从以上灰色关联度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2004—201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治理情况存在以下关系。
①人均能源消耗量与GDP的关联度为0.941483,远远大于其他指标的关联度,这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能源消耗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从人均能源消耗量来看,“十一五”末的能源消耗量比“十五”末增加了60%,人均能源消耗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事实上,在我国现行的环境管制政策中,尚未针对人均能源消耗制定相应的管制措施。
②工业二氧化硫消除率、工业粉尘消除率、工业烟尘消除率与GDP的关联度依次为0.902194、0.884200和0.880929,这反映出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的排放治理比较重视,针对这些大气污染物的环境管制政策相对有效。特别是二氧化硫排放,“十一五”期间我国把降低二氧化硫排放作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在一些省市还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对二氧化硫的达标排放和有效处理。2010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0%,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达到97.9%,比2005年提高近20个百分点。此外,2010年与2005年相比,工业粉尘排放量减少50.75%,达标率提高16.3个百分点,达到91.4%;工业烟尘排放量减少29.88%,达标率提高7.7个百分点,达到90.6%。
③固体废物利用率、工业废水的排放达标率与GDP的关联度分别为0.855998和0.840301,它们均小于上述三个大气污染物指标的关联度,这反映出国家对于固体废物和工业废水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很高。另外,固体废物和工业废水的处理难度比较大,特别是固体废物的处理,很多地区对于固体垃圾的处理一般是掩埋或者是焚烧,这样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处理效果也不好。在我国环保机构的监测中以及媒体舆论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废水乱排放的现象层出不穷,工业废水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大江大河,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从关联度指标来看,政府需要提高对固体废物与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
④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比重与GDP的关联度为0.806863,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总额与GDP的关联度为0.584864,这两项指标可以反映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实际投资水平和投资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等发达国家用于污染治理的费用占GDP的比重都在2%以上,且每年有14%左右的增长,相比之下,我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还比较低,2010年这一比重达到最高,也不过1.66%,且每年的实际投资支出不能保证持续增长,难以为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
4结论与建议
近些年,虽然我国政府已经陆续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环境管制措施,并将单位GDP能耗、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依然比较严重,“大生产、大消耗、大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今后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环境绩效并不令人满意,尤其表现为人均能源消耗持续增加,固体废弃物、废水等的循环利用水平较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仍然较低。这反映出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还需不断改进,此外,城市生活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为例,生活排放量近十年都没有明显的下降,因此,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生活产生的环境问题将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应在政策细节和执行力度上下足功夫,提高环境政策的实际运行绩效,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双重管制政策下碳减排效率 篇4
关键词：碳交易机制,碳税,双重管制,效率损失
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直接造成全球变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气候恶化, 直接和间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温室气体诱发全球气候变化及生态环境恶化已引起全球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各国政府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国内或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被赋予特定产权, 可以充当商品一样在碳排放市场进行转让、交换等交易活动。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碳排放交易量大约占到欧盟总体碳减排量的45%, 有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1]。
目前国内有些学者正在呼吁征收碳税和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等管制政策。欧盟各成员国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 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管制政策, 如碳排放交易机制、碳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不同碳减排管制政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不仅会影响碳减排效率, 也会影响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国外有些学者已经从事碳排放管制政策与市场效率的研究, 如Steven Sorrell, Jos Sijm (2003) 指出欧盟各成员国实施碳排放的多样化管制政策下, 各种管制之间相互作用及影响导致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各不同[1];Christoph Böhringer, Henrike Koschel, Ulf Moslener (2008) 从理论和数据验证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税双重管制会导致环境保护效率损失[2];Thomas Eichner, Rüdiger Pethig (2010) 指出碳 (能源) 税与碳交易机制双重管制会引发社会福利变化[3]。本文主要从理论上分析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税双重政府管制政策对碳减排效率损失的影响, 为政府决策者制定相关管制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1 碳减排效率损失
目前欧盟实施碳排放许可权总量上限与交易的管制政策, 即欧盟各成员国根据欧盟委员会颁布的规则, 为本国设置一个碳排放量的上限, 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的产业和企业, 并向这些企业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欧洲排放单位 (EUA) 。如果企业能够使其实际碳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碳排放许可量, 那么它就可以将剩余的碳排放权放到碳排放市场上出售, 获取额外的碳排放转让收益;反之, 它就必须到市场上购买碳排放权, 承担额外的环境成本, 否则, 将会受到政府重罚。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部分成员国如英国、德国、瑞典、芬兰及荷兰等国同时实施碳税或能源税的管制政策, 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此两种经纪工具被认为是以市场为基础实现碳排放责任有效分配和控制的激励手段。所谓碳税是根据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或排放二氧化碳量征收的一种产品消费税, 属于环境税的一种。乔晗, 李自然 (2010) 提出碳税效率指标和碳税强度指标评估碳税政策的实施效果, 但未指出碳税与碳交易机制的冲突问题会影响碳减排效率损失[4];Christoph Böhringer, Henrike Koschel, Ulf Moslener (2008) 只指出欧盟部分成员国实施碳税与碳交易双重管制政策会增加企业成本负担, 降低环境保护的效率及增加碳排放管制的执行成本, 尚未深入分析碳排放管制政策变化 (配额上限变化) 对碳排放市场及减排效率的影响。Alberto Montagnoli, Frans P.de Vries (2010) 运用方差比检验欧盟2005.06.27-2007.12.28和2008.01.26-2009.04两阶段碳排放市场效率, 第一阶段因碳排放市场发育不成熟及碳交易量较少, 碳市场效率较低;第二阶段碳排放市场因市场发育相对成熟, 交易量大及市场参与者较多, 碳市场效率较高[5]。
若某经济体欲建立国内碳排放市场, 现经济体实施总量上限的碳排放交易管制政策, 碳排放量上限为
1.1 碳减排效率
在碳交易机制下, 由于
1.2 碳减排效率损失
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企业i的边际成本MC (qi, ei) 增加至
现政府实施双重碳排放管制政策下, 部门A内企业因碳排放量超过政府设定的碳排放上限, 承担较重的成本负担, 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下降, 产量从qi2降低至qi3, 碳排放市场总需求量从
由此可见, 碳排放交易与碳税双重管制政策下, 碳排放价格及市场交易量都呈现下降趋势, 碳市场交易金额减少, 碳排放市场效率下降。碳排放价格下降, 低于碳减排边际成本c (e*) , 碳减排效率存在帕累托改进, 社会碳减排量减少, 因此政府双重管制下会降低碳减排效率。
2 碳排放量上限调整
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政府根据碳减排计划适当调整碳排放量上限, 以实现碳减排目标。若政府现将碳减排上限从
3 总结
为了实现碳减排目标, 各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管制政策, 如碳排放交易机制、碳税及新能源发展政策等, 这些政府管制政策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直接影响碳减排效率及政策实施效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碳排放交易机制与碳税双重管制政策下, 企业承担较重的成本负担, 努力应用碳减排技术降低碳减排量, 诱使碳排放市场需求量减少, 碳排放价格下降。碳排放价格低于社会碳减排边际成本, 社会碳减排量下降, 社会碳减排效率下降。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政府可以下调碳排放量上限, 企业增加碳排放量缺口, 碳排放市场需求量增加, 诱使碳排放价格上升, 社会碳减排量增加, 因此政府下调碳排放量上限可以增加社会碳减排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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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消费的最优替代政策 篇5
1978年以来, 我国开始进行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 按照自上而下、先易后难的原则, 通过解决一批、保留一批的方式, 初步建立了以市场竞争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改革动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还遗留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养老金多轨制等特殊制度。同时,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为解决或缓解矛盾, 在户籍等制度基础上, 又衍生出了一批如限制购车和购房、户籍教育、多轨医疗和养老等不合理的管制政策。一方面, 政府管制对解决或缓解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 管制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帕累托最优, 是否还存在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成为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课题。本文以政府管制汽车消费政策为分析重点, 试图寻求今后一个时期内资源配置最佳的消费政策。
1 政府管制和管制消费的介绍
管制, 也称为规制, 源于英语Regulation, 日本的植草益认为, 通常意义上的规制, 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1]。政府管制自古有之, 从古代的宵禁、路引、盐铁专营, 到近代的贸易保护、户籍、摇号、限行等, 大多采取相对简单易行, 但社会总效率较低的管制方式。理论界对政府管制的支持和反对从未停止, 如亚当斯密提出的“守夜人”理论[2], 认为政府要远离经济市场, 让社会和市场充分自由发展。从崇尚“黄老之学, 无为而治”的西汉政府到现代美国共和党倡导的“德州模式”, 都属于守夜人性质的小政府。新自由经济学代表人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 认为政府去努力解决外部干扰时, 结果常常是带来的坏处多于好处[3]。我国学者张维迎也认为, 政府要像戒毒一样戒掉政府管制[4]。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政府管制是对正常的市场运转失灵后的一种纠正, 当现实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不成立时, 借助管制手段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5]。我国学者曾国安也对政府管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对政府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管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他认为消费管制是政府经济管制的基本组成部分, 将消费管制界定为是政府对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进行的限制, 从消费主体、消费方式、消费行为、消费数量、消费价格等多个方面降低消费需求[6]。从改革开放以前的布票、肉票、米票到现在的住房限购、汽车限号、水电油气等公共产品涨价、香港限购奶粉等, 消费管制已经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消费者的生活中。
2 以北京汽车牌照摇号为例———管制消费的效益评估
近年来, 北上广三地为缓解交通拥堵, 先后出台了“牌照拍卖”、“牌照摇号”等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策预期目标,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以牺牲社会公平和行业发展为代价才达到的。本文以北京汽车牌照摇号为例, 分析管制消费的利与弊。
有利影响: (1) 减少交通拥堵。据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数据, 2011年北京净增机动车17.3万辆, 比2010年少增61.7万辆, 同比下降78.1%;2012年北京市净增机动车净增21.6万辆, 增幅仅为4.3%。两年净增39万辆, 不及2010年一半。另据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数据, , 2011年北京市交通拥堵指数下降12%, 早晚高峰平均速度提高13%, 拥堵路段和拥堵持续时间减少50%。[7] (2) 降低环境污染。据资料统计, 一辆轿车正常行驶一年, 排出的尾气将近3吨, 按照北京市两年少增加120万辆汽车计算, 减少了近360万吨尾气排放量。
不利影响: (1) 政策考虑不全面, 对消费者而言, 衣食住行均属于日常生活所必需, 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生存消费逐步向发展消费转变, 汽车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在城市规模日益扩大, 打车难打车贵, 公共交通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 购车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汽车牌照“摇号”, 限制新增汽车总量, 没有考虑消费者的日常需求, 如每个家庭都可能会有老人、有病人或接送孩子上学;限制本地户籍导致很多消费者去外地购车上牌照;以个人为单位而非以家庭为单位导致了很多弃号, 浪费社会资源;最后还产生了大量的寻租空间。 (2) 政策冲突不统筹。2008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我国出台了一批刺激消费的政策, 包括汽车下乡和汽车以旧换新以及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 极大激发了消费者购车热情。汽车销量从2008年的938万辆猛增到2009年的1364万辆, 2010年继续猛增到1806万辆。但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结束和退出, 加之北京开始限购, 产销两旺的汽车产业在快松油门的同时, 狠踩了一脚刹车, 汽车销量增速大幅回落, 2011年销售汽车1850.51万辆, 同比增长2.5%, 较2010年下降了29.9个百分点2012年销售汽车1930.64万辆, 仅增长4.3%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协会) 。同时, 购买自主品牌车型消费者大多以非京籍打工族为主, 限购后大多数打工族没有摇号资格;北京户籍消费者首次购车时, 更倾向选择一线合资品牌或高端车型;北京亚运村市场调查显示, 摇号政策实施半年后选择自主品牌的北京消费者从37.22%跌至不到9%, 而选择合资品牌的消费者则由37.22%上升到73.53%[8]。 (3) 政策凸显不公平。为人民服服务, 是我党的最高宗旨, 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应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为目标。但摇号政策, 显然是限制了一部分人民而为另外一部分人民做贡献, 没有买车的市民无法与已买车的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 不同城市的市民也无法享受拥有汽车的权利。同时, 治理国家靠摇号显示了政府管理水平的低下。
3 关于改进汽车消费管制政策的建议
“十二五”以来, 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发展环境, 国民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投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 居民消费增速小幅回落, 国际政局动荡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 迫切需要继续出台一批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扩大内需, 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方向转变。在此情况下, 汽车限购政策与当前国家整体宏观调控走向相悖, 与扩大消费政策相左, 不利于社会经济和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大禹治水堵不如疏”, 治水如此, 治国亦如此, 要因势利导, 尊重市场规律, 而不是仅仅通过单一的行政手段来强行抑制消费需求。从发达国家经验看, 很少通过限制汽车购买来治堵, 大多是通过道路资源的增加, 道路运行管理水平的改善及需求管理等方式[9]。对我国而言, 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创建服务型政府, 通过“四增四减”的措施来解决汽车消费与道路拥堵之间的矛盾。
(1) 鼓励居民购车消费, 减少汽车消费管制。建议国家对汽车消费采取“限用不限买”的策略, 取消限购措施, 继续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以及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等绿色、低碳、环保的导向性刺激政策, 鼓励汽车消费;同时, 建立完善中心区和拥堵区进城收费和停车收费制度, 通过提高使用成本, 引导理性出行。 (2) 增加道路交通资源, 减少汽车消费瓶颈。借鉴日本东京“毛细血管式”道路建设经验, 在拓宽主干路的同时, 减少断头路, 增加辅助道路密度;在繁华市区取消人行横道和红绿灯, 建立“立交桥”、“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立体式交通设施, 实现人车分行;主城区建立潮汐式隔离带, 根据上下班高峰时间, 自动调整拥堵路段宽度, 提高道路利用效率。 (3) 提升道路管理水平, 减少政府拥堵因素。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以来, 狠抓作风建设, 先后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一批顺应民心、符合民意、反映民情的政策措施, 得到了基层广大百姓的欢迎, 取得了积极成效。如北京市全市范围的堵车大幅减少, 交通状况有明显好转。建议要继续加强国家党政机关作风建设, 减少政府公务车, 减少交通管制, 减少人为拥堵。 (4) 加强城市建设规划, 减少城市交通需求。在扩大城市面积的同时, 加强城市居住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的规划与建设,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 减少人员和车辆流通;加强城市轨道和道路交通枢纽的集散功能, 提高公共交通便利性和舒适性, 通过票价补贴等方式, 吸引更多消费者选择公共交通。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经济领域不断放开管制, 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引擎之一。但近年来, 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政府对微观经济体的消费行为限制及弊端也越来越多。本文从改进政府公共服务的角度出发, 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依据和管制消费的替代政策。
关键词：管制消费,汽车限购,摇号,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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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管制 篇6
1中国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发展变革
中国民航国内票价管理体制是伴随着中国民航的发展而发展的。
(1)第一阶段 :建国初期到1980年 ,民航业主要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政府管理,价格管理的形式还主要是国家定价。 2012年, 国务院召开关于研究民航运价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会议, 国家物价局和民航总局在国内航线运价管理上进行了分工, 公布票价及浮动幅度、 航空邮件价格由国家物价局管理, 折扣票价和省、自治区内航线公布票价以及货运价格由民航总局管理,允许航空公司票价可以上下浮动10%1。 票价管理的分工是市场推动的结果,也民航业价格改革跨出的第一步,步子虽不大但意义重大。
(2)第二阶段 :1997年 ,民航价格改革跨出了重要一步 ,国内航线折扣票价与公布票价并轨,并逐步探索“一种票价、多种折扣”的多级票价体系,拉开中国政府放松票价管制的改革序幕。 1999年1月 ,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发出 “关于加强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规定从1999年2月1日起,各航空公司票价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票价执行,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国内航线客票价格。 同时,还加强了对特殊优惠票价的管理,规范航空公司优惠客票的销售办法,除特殊批准的航线和特殊旅客外,一律按照全票价执行。
2000年5月15日 ,国家民航总局决定先期以海南联营航线为试点,实行旅游团队优惠票价的实验,在国内航线上推行收入联营,国内102条航线实行联营。 自同年10月1日起,放松对支线票价的管理,实行最高限价管理。 同年11月5日起,对国内航线实施“燃油加价”政策,同时建立票价与油价联动机制。2001年3月6日起 ,民航总局决定在北京 — 广州 、北京 — 深圳等条多家经营航线上试行多级票价体系。 同5月20日起,在海南联营航线试行多级票价体系2。
(3)第三阶段 :2002年11月 ,国家民航总局决定 ,取消航线联营,机票告别统一价格。 政府开始实行新的运价管理方式———宏观的幅度管理方式。 2002年6月10日起,民航总局决定对国内航线(港、澳航线除外)团体票价试行幅度管理,团体票价最低折扣率根据购票时限、航程性质、人数不同而有所区别,最大优惠幅度为30%,政府逐步推出“明折明扣”政策。
2004年4月20日 ,“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 ”正式实施。 根据方案规定,对国内机票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即以现行航空运输企业在境内执行的国内航线票价水平 (0.75元每客公里,不含燃油加价)作为基准价,允许航空运输企业在上浮不超过基准价的25%、下浮不超过基准价的45%范围内,自行制订具体票价种类、水平、适用条件,提前报民航总局、国家发改委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后执行。
(4)第四阶段 :近10年 ,进入放松管制阶段 。2014年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票价,由政府审批航线基准票价,改为由航空公司按照本通知附件2“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基准票价定价规则”规定自行制订、调整基准票价。 航空公司可继续以基准票价为基础,在上浮不超过25%、下浮不限的浮动范围内自主确定票价水平。 “通知”均取消票价下浮幅度的限制,无疑是将机票价格幅度从政府定价转为由市场经济决定,是将竞争引入航空运输领域的最好见证。 机票价格管制从自然垄断走向竞争垄断。
2国内航线票价管制政策混合扫描模型的引进
混合扫描模型是由埃齐奥尼提出来的一种试图将理性主义模型和渐进主义模型整合起来的综合模型。 混合扫描模型在概念上截取理性主义模型的政策视野,以充分考虑政策选择、激发政策创意并深入政策核心问题。 同时,截取渐进主义模型的政策落点,把政策的关注点集中在经过选择的政策方案及其评估上, 形成政策焦点,以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 无论是理性决策模式还是渐进决策模式都不尽完善, 混合扫描决策则因运用了两种摄像机而包括了上述两种方法的基本内容,“第一种是多角度摄像机,它能观察全部空间,只是观察不了细节;第二种摄像机对空间做深入、细微地观察,但不观察已经为多角度摄像机所观察了的地区。 ”3混合扫描决策模式既考虑了决策中的理性因素,即强调决策过程中的科学分析, 也看到了决策分析限于时间和资源带来的局限,所以又吸收了渐进决策的合理内容,不排斥渐进变迁和逐步调整。
3混合扫描模型:理性决策及渐进决策的比较分析
3.1航线票价管制政策的初衷是基于理性决策
我国民航运输业发展经历了很多变革, 机票价格是联系民航运输业供求双方的重要纽带。 一方面,机票价格具有配置民航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是民航运输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 另一方面,机票价格直接影响着民航运输业的利润和消费者福利,如何在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实现平衡, 是民航运输业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 所以,价格管制政策是政府支持发展民航运输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
我国国内航空票价进行了多次调整, 但仍不能与成本变化和市场供需相适应,其主要根源就是在于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 靠指令性计划管理,票价调整从提出到批准过程时间长,不能及时反映市场情况的变化。 从建国初期到政策实施,计划经济下的国家定价政策的探索,体现了政府在制订航线票价管制政策时, 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 更加结合了国际上民航运输业的发展规律, 以及中国民航发展的成本、国民收入水平及航空运输市场供求关系等,经历了全面的方案设计、调查测算及成本评估,部分航空公司进行了试点运行。 从1992年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提出,地方航空公司开始兴起,中国民航市场进入到“模拟竞争市场”时期。 政府管制放松的幅度较大,但价格管制政策基本维持。 政府部门对于政策目标的前瞻性、明确性、规范性、幅度性和可调整性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分析,召开听证会,吸取航空运输业实际运作分析的结果,兼顾民航运输产业经营发展和效益输出,使得建立在市场经济及成本核算基础上的价格管制政策呈现出理性特征。
3.2航线票价管制政策呈现渐进趋势
随着我国的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民航票价管制政策经历了由计划价格转为双轨价格,进而走向市场价格,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政策完善过程,政策的改革一直延续至今,政策改革过程具有明晰的渐变现象。 票价管制政策始终遵循了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遵循了稳中求变的思路,任何政策改革都是在客观环境发展,即民航运输业发展的大环境下,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下,渐进地进行适当的微幅调整,以适应市场环境, 避免引起民航运输业经济性的损失及民航运输企业发展遇到成本高、收入低的风险。
政策的局部调整是建立在不断试错的经验和基础上。 例如, 1997年 “一种票价 ,多种折扣 ”的政策出台 ,本意是提高航空票价的灵活度, 然而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致使民航运量增长缓慢,各航空公司为了争夺客源,纷纷降价竞销,引起航空客运市场上的恶性竞争,并导致1998年全行业出现严重亏损。 为此,在1999年1月 ,国家计委和民航总局联合发出 “关于加强国内航线票价管理,制止低价竞销行为的通知”,这一价格管控政策的调整就是建立在理性分析原因的基础上, 政府发挥宏观调控和价格管制职能,对政策做出的局部调整。
4结论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驱动, 中国民航运输业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的深入,民航票价应与公路和水运一样逐步放开, 政府政策应加大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在价格管制方面加强制度和标准的制定,在长远的规划中形成规范有效、适应市场调整的制度体系。 同时,从微观上讲,应充分运用渐进完善模式,瞻前顾后地基于环境变化做出修正改进,放低管制约束,加强管理维度,从航线安全、国民经济、 产业发展等各个维度加强政策修订, 推动票价管制政策整体完善。 基于混合扫描模型的分析论证,发现在中国国内航线票价管制政策不断优化改革的过程中, 合理运用理性和渐进两种决策模式进行互补,并结合行业特征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这一研究将对未来政府对民航航线票价管理奠定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决策基础。
摘要：民航运输业已成为中国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民航也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性产业,国内票价管制也是国家支持和保障民航产业发展、调控民航运输业市场经济的重要杠杆,其政策也经历了系统规划、动态演变的过程。本文以国内航线票价管制政策为切入点,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从混合扫描决策模型角度对公共政策决策的特点进行分析,分析并探索了政府在航线票价管理方面的改革方向和措施。
政策管制 篇7
我国1998年实行房改停止了福利分房, 随着经济适用房的出台, 房地产市场得以充分激活并迅猛发展, 使房改后参加工作及以前未取得福利房的职工, 还有城镇化后的广大务工人员, 享受住房保障制度的待遇。今天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前的不足5平方米扩大到了25平方米。住房改革的成效不容置疑, 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功不可没。政府开发微利商品房, 并走市场化运作道路, 无疑是英明之举。
经济适用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福利房, 是微利商品房, 它的宗旨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 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房, 它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政府进行干预的必要性。2005年4月30日, 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 在第一条“强化规划调控, 改善住房供应结构”中强调, 住房建设要以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项目为主。第六条为“加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 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可见国家坚定执行并提高住房保障能力的决心。
在地方政府乃至中央部分部门看来, 建设经济适用房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拉动内需, 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做贡献。我们知道, 政府在经济适用房中给予的优惠实际上是政府解决城镇住房的投入, 是政府以低价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这种低价主要导源于三方面:限定开发商利润和最高售价、政府提供划拨土地、房地产开发流通过程享受的税费优惠。
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管制分析
《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赋予政府相关部门对经济适用房价格进行管制的权利和义务, 《办法》规定了经济适用房价格构成, 包括开发成本、税金以及利润, 经济适用房开发商可以获得的回报 (管理费和利润) 占开发成本中直接成本费用的比例不超过5%。具体来说可以将《办法》规定的管制方式分成两种不同类型:回报率管制即开发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不超过3%;最高限价管制即政府制定最高限价以及可能的上浮幅度, 而下浮幅度不限。政府的管制方式与市场环境决定了被管制企业行为、效率以及管制效果。
如图1所示, 假设无经济适用房等补贴政策时, 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是E点, 均衡价格为P0, 均衡数量为Q0;当政府实行了经济适用房的补贴政策时, 人为地规定了经济适用房的最高销售价格为P1 (一般情况下政府规定的最高售价低于均衡价格) 那么此时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额, 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而要填补这之间的差额就要靠政府的力量。
与其他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商品房不一样, 经济适用房其实是从福利分房到住房商品化的一种过渡, 但它沿用的是计划经济的思路, 通过控制成本进而来控制价格, 并采用计划调节的方式向社会供应, 这就绕开了市场, 使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
从政策方面来看, 我国政府限定经济适用房开发商的利润为3%, 对房地产开发商是不公平的。限定利润实际上要求开发商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本该由社会和政府承担的责任, 这显然有失公平。这就可能会造成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开发商可能丧失降低成本的积极性, 偷工减料影响建房的质量和效率;第二, 可能将同时开发的其他商品房的项目成本转移到经济适用房的建造成本上来;第三, 受到经济适用房冲击的商品房开发商和不能赚取目标利润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商联合向政府施压, 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三、地价优惠等补贴政策分析
在众多的补贴手段中, 政府提供行政划拨土地的地价优惠政策是最主要的降低开发企业成本的手段, 通常的做法是政府在对城市发展作出整体规划后, 确定用于开发中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地块, 以低价出售给住房生产者, 这相当于政府给消费者土地使用权补贴, 这种补贴方式使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虽然获得了一定年期的土地使用权和占有权, 但并没有明确将这部分土地产权补贴给家庭, 它与政府直接将补贴给消费者相比是低效率的。
如图1所示, 当交易成本为零时, 理论上政府要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需求需要补贴 (P0-P1) × (Q1-Q2) 。事实上, 由于政府补贴给消费者的土地产权并不明确, 交易成本增加, 消费者得到的补贴降低。这种低效率的直接补贴模糊了获取地租专有收入的对象, 造成大量的现场排队的混乱局面, 而且我国大部分城市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界定不明确, 由于我国许多城市没有全民收入统计, 难以划分城市居民的收入线, 有些地方规定购买经济适用房只需单位开具证明即可, 这种规定形同虚设, 滋生了“寻租”腐败, 经济适用房的范围被无限扩大, 使原本拥挤的住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补贴的效用降低, 一些边际效用较大的家庭却没享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 尽管政府出台了大量的规章制度来规范这些问题, 但这些过程是伴随着交易成本不断上升的。交易成本越高, 经济运行的效率越低。
四、完善我国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思考及建议
(一) 进行宏观政策的修正, 建立动态的调整机制。
在绝大多数居民买不起商品房的今天,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市场需要政府的干预, 政府应该考虑怎样改进安排制度, 以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市场效率, 抑制住房质量下降, 平衡住房供给,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首先, 明确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对中低收入家庭和经济适用房建筑的科学评价体系和动态监控体系。如杭州的经济适用房准购政策规定, 家庭年收入在4万元以下可以获得购买资格, 超过4万元只能购买商品房, 其他地区的政策与之大同小异, 但基本立足点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依据收入的高或低来界定购买资格。而对经济适用房的建筑面积、建设质量以及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标准设置和监控亦很薄弱。其次, 政府对市场应采取柔性干预, 尽量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作用。在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上, 的确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 为了体现社会公平, 社会要向他们提供特殊的福利, 就中国现行的住房市场来看, 政府在某些方面只需采取如住房补贴、规范住房市场、强化市场机制等柔性干预即可, 而不应该强加干预, 扰乱市场的正常秩序。再次, 加速住房主体与产权形式的统一。政府经济利益的过度介入使住房市场并不独立, 地租专有收入对象不明晰, 使住房交易主体的界定模糊, 权、责、利三者亦不清晰。最后, 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 尽快完善经济适用房政策。从立项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都要加大监管力度, 尽量减少不规范行为, 降低运行及监管成本。
(二) 完善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其他配套机制, 实现住房补贴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适用房政策发展的初步阶段, 该政策还存在诸多的不足, 需要其他相关机制的配套使用方可发挥其最大效用。第一, 廉租房制度的兼用。廉租房即由国家出资建设规格适当、设备齐全的住房, 以低廉的、可以接受的方式向住房弱势群体 (或家庭) 提供, 保证其住房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我国现行的住房补贴形式主要是廉租房制度, 这种以租金配租为主, 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的补贴制度能进一步缓解城市住房困难户的需要;第二, 信用机制的健全。从生产者来看, 获得了政府的补贴和优惠就应当实事求是地为居民提供相应的住房质量和设施;从消费者来看, 银行应提供更多的住宅金融业务, 改变经济适用房市场的单一支付方式;第三, 完善住房补贴的内在激励机制, 避免补贴资金的流失。有效的政策应该是激励居民们努力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 这同时也就是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而不是只靠政府的转移支付;第四, 借鉴一些国外的成功模式, 如政府或企业贴息贷款, 帮助中等收入家庭支付购房首付款, 以满足银行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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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管制 篇8
稀土常被人们誉为“新世纪高科技功能材料的宝库”,它无疑是当今世界发展高新技术极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2003—2010年,中国稀土氧化物年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95%以上,几乎是举一国之力,满足了全球对稀土矿产资源的需求。但时至今日,我国的稀土产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开采和分离冶炼的低端环节上,对于技术含量高的下游环节较少涉足,我国稀土矿的储量也在逐年减少。近年来,稀土企业的发展也倍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2009年下半年,工信部制定了《稀土工业产业发展政策》以及《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旨在从战略高度来对稀土行业进行调控,并为稀土出口划出了红线。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国家正在逐步减少稀土出口配额,2011年我国稀土出口配额的总数比2009年配额总数少了40%以上;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3月下发通知,决定自2011年4月1日起,统一调整稀土矿原矿资源税税额标准,此次上调相比于8年前上升了超过10倍;特别是《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各个部门同时加大了管理力度,对稀土行业及市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对稀土企业的固定成本、单价、变动成本以及销量等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稀土企业的经营风险及利润水平。
稀土产业管制政策仍处于变动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的宏观效应上,而政策的变化对微观主体---稀土企业的影响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以一个稀土企业为例,并用本-量-利模型来分析政策变化对稀土企业的影响,以及未来政策的变化又将对稀土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赣州DK稀土公司简介
DK稀土公司位于“稀土王国”江西赣州,具有明显的资源和区位优越。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多种稀土金属、稀土合金及磁性材料等系列产品的稀土企业,现拥有年产各类稀土金属约3800吨的生产能力,金属品种包括2N、2N5、3N、4N的单一稀土金属,并可根据客户需求生产各种规格的镝铁、镨钕、钕铁、镧铈等合金。拥有集稀土“分离--冶炼--应用--回收”为一体的较完整的产业链,也是目前国内冶炼、分离技术最先进的企业之一。
十几年来,公司依靠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可靠的产品质量、稳定的供货能力、灵活的经营方式、合理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产品长期出口至日本、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赢得了众多国内外客户一致的、长期的认可和信赖。公司肩负“让有限的稀土,创造无限的价值”的企业使命,致力于成为倍受尊重的公众化稀土企业集团。
三、DK稀土公司的本量利分析
(一)经营风险分析
分析企业盈利影响通用的方法是本-量-利分析,本文将利用本-量-利模型对DK稀土公司具代表性的合金产品分析。以下为DK稀土公司2008年-2010年的有关数据经整理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经过进一步地计算可知,DK稀土公司尽管产销量自2008年起逐年下降,但其盈亏临界销量(俗称的保本点)也同样逐年下降,2010年的保本点进一步下降尤为明显,由2009年的64吨下降至2010年的8吨,下降幅度远超上一年。以下用图形可以描述得更加清楚:
根据本-量-利模型进一步计算,可以推断如下结论:
(1)本-量-利模型的保本点受固定成本与单位边际贡献所驱动。即固定成本越大,保本点越高,反之亦然;单位边际贡献越大,保本点越低,反之亦然。相较2008年,2009年DK稀土公司的固定成本上升了19%,但由于2009年单位边际贡献上升了69%,因此导致DK公司的保本点由2008年的91吨下降至2009年64吨(下降幅度为30%),2010年DK公司的固定成本上升了58%,单位边际贡献呈几何级数增长(上升了1107%)。因此2010年DK公司的保本点“跳水”跌至8吨(下降幅度为87%)。
(2)盈亏临界作业率越高,则安全边际率越低,反之亦然,两者之和等于1。如上文所述,DK稀土公司的盈亏临界作业率由2008年的96%下降至2010年有14%,而相应地,安全边际率由2008年的4%上升至2010年86%。其中2010年的变动最为明显。导致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是盈亏临界销量与实际销量之间的比例下降,而安全边际销量与实际销量之间的比例上升所致。
(3)利润还是呈逐年递增态势。因为安全边际的持续上升,所以,尽管单位边际率的变动有所反复(边际贡献率由2008年的50%下降至2009年的40%,而后上升至2010年的76%),但DK稀土公司的利润还是呈逐年递增态势,其中由于2010年由于安全边际和单位边际贡献率都大幅度飙升,2010年的利润也大幅度飙升。
(4)价格的变动会导致利润更大幅度的同向变动。通过观察DK稀土公司的相关数据,DK稀土公司的实际销量、固定成本、单位变动成本都产生了不利于利润提高变动趋势,只有DK公司的单价上升产生对利润上升有下正面影响的变动,尤其是2010年的单价上升幅度达540%,而对应当年的利润上升幅度达14090%,充分反映价格对利润的杠杆效应。
(二)影响因素敏感性分析
根据上述关系式整理表可得DK稀土2009年至2010年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
由上表的数据可知,相较2009年而言,DK稀土公司2010年各驱动因素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均有所降低,因此,在表面上,DK稀土公司的经营风险在2010年有所降低。
那么,DK稀土公司经营风险降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各个影响息税前利润的驱动因素中,单价与销量对息税前利润的变动有正向的影响,而单位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对息税前利润的变动有反向的影响。考察2008年至2010年DK稀土公司的数据可知,只有单价变动产生对息税前利润的增长有正向的影响(2009年增长111%),而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的变动对息税利润的增长产生反向的影响(2009年分别增长153%,下降27%和上升19%)。在各个影响息税前利润的驱动因素此消彼长的情况下,2009年DK稀土公司的息税前利润上升了113.12%。下面将以上判断投射至DK稀土公司的敏感系数分析中。
首先,DK稀土公司2009年的固定成本总额比之2008年增长了19%,但2010年的固定成本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不升反降,原因在于尽管DK稀土公司的2009年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的变动对息税利润的增长产生反向的影响,但由于单价的上升,从而导致DK稀土公司2009年的息税前利润上升了113%。,因此,2009年固定成本总额与息税前利润之间不成比例增长,导致DK稀土公司2010年固定成本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下降(按绝对值计算)。其次,尽管2009年DK稀土公司的销量下降27%,但由于单位变动成本上升153%,导致变动成本总额上升了84%,但价格的上升,从而驱动息税前利润上升113%,由于2009年变动成本总额与息税前利润之间不成比例增长,致DK稀土公司2010年单位变动成本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下降(按绝对值计算)。再次,尽管2009年DK稀土公司的销量下降27%,但由于DK稀土公司2009年的单价与单位变动成本同时上升,从而导致单位边际贡献上升,另边际贡献总额上升了23%,但由于价格的上升,从而驱动息税前利润上升113%,致使DK稀土公司2009年变动成本总额与息税前利润之间不成比例增长,从而另2010年销量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下降。最后,DK稀土公司在2009年的销售收入上升了53%,但由于2009年DK稀土公司的息税前利润也上升113%,两者上升幅度不同步,因此,2010年DK稀土公司的单价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下降了。通过对2010年各个敏感系数的分析可知,DK稀土公司各个的驱动因素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价的上升。
通过对影响DK稀土公司利润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DK稀土公司的2009年经营风险在表面上有所下降,是因为DK稀土公司在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都产生对利润上升不利的变动影响的情况下,单价上升导致DK稀土公司的保本点、盈亏临界作业率下降和安全边际率的上升,并且在单价上升的影响下,各驱动因素对息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均出现下降的趋势。由于2010年DK稀土公司由于单价继续上升,并且上升幅度更惊人,而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继续发生不利于息税前利润上升的变动趋势,可以想见,2010年DK稀土公司经营风险在表面上还是继续下降的。
但就此断言,DK稀土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实质性下降,那就未免有些偏颇,因为,如果DK稀土公司的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和固定成本的变动趋势是因为DK稀土公司加大技术投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等因素所致,那么这是一种经营风险的实质性下降,但由于未能获取DK稀土公司的成本明细项目,因此,还不能从DK稀土公司企业内部得出有关DK稀土公司的经营风险有所下降的结论。
四、稀土管制政策的变化对稀土企业利润的影响分析
在本-量-利模型中,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固定成本是对息税前利润的自变量,息税前利润是因变量。但更广阔的,走出企业的范围的相对宏观领域,如现行的稀土管制政策的变化,单价、单位变动成本、销量及至固定成本都是可能受驱动的因变量,进而将这种影响传导至本-量-利模型中的息税前利润。
近年来,国家对稀土行业实行了很多管制政策,对整个稀土行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2011年和2012年是稀土政策的频繁变动时期,整个稀土行业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进行了积极应对。预计2012年及其以后,稀土价格经过剧烈的波动后会趋向保持平稳,目前稀土价格比2010年高出20%;国家减少了出口配额;也限制了产量,在2010年基础上减少了一半;资源税的增加及人力成本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稀土企业产品的变动成本,即变动成本估计提高了5%;但由于稀土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固定成本在一定程度保持以前的规模。当价格下降,管制政策没有新变化的情况下,产量、变动成本及固定成本在短期内将不会有明显变化,因此,2012年的利润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经计算可知,2012年以后,DK稀土公司的加权平均单价由2010年的96万元/吨下降2012年41万元/吨。单价的急剧下降首先导致单位边际贡献由2010年的73万元急剧下降至17万元。由于固定成本没有变化,单位边际贡献的急剧下降直接结果是保本点较之2010年大幅上升至36吨,已经超过2012年当年的实际销量。毫无疑问,实际销量低于保本点,必然会出现盈亏临界作业率大于100%,而安全边际率小于0的情况,其盈亏临界作业率和安全边际率分别120%和-20%,而安全边际率小于0,则意味着即便是边际贡献率再高,也会出现亏损。利润因安全边际由正数为负,利润也由2010年的3799万元变为2012年的-1,012万元。
五、小结
通过对赣州DK稀土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价格对稀土企业的利润影响最大,并且价格对企业息税前利润的平均敏感系数也是最高的。在稀土管制政策变动的背景下,赣州DK稀土公司通过提高产量来提高边际贡献总额来抵减固定成本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控制固定成本的投资尤为重要;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不断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速生产工艺创新,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还要注重创新人才的培养,充实企业人才宝库。要加大研发无污染的新工艺新技术,提高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标本兼治,优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努力将企业办成一个文明的、绿色的现代化企业。
摘要：本量利分析是目前比较常用也比较成熟的分析利润影响的方法。基于稀土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的管制政策来对其进行调控,这就必然会对稀土企业的固定成本、单价、变动成本以及销量等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本文以赣州DK稀土公司为例,运用本量利分析及敏感性分析对其近年来政策变化前后的财务状况进行具体分析,并指出价格对利润的杠杆效应最为明显。
关键词：本量利分析,政策变化,经营风险,盈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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