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基副词翻译

张培基副词翻译（精选6篇）

张培基副词翻译 篇1

对翻译标准之一的通顺原则，有人认为指“译文文字流畅地道”。[1]有人认为指“译文的语言要通俗规范，力求译文朴实，清新，生动，没有牵强附会，文理不通或结构混乱的现象”。[2]作者认为是指译文语言自然流畅，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在张培基的英译散文中，通顺原则主要体现为：

1 用语规范，符合语法，无语病

不论原文，还是译文，这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张培基的英译散文中都是符合语法的正确语句。汉英两种语言的语法有很多不同之处，这里只提时态和谓语动词两个方面的差异。汉语中，只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态，而英语中的时态竟多达16种。汉语的一个句子中可以有多个动词而英语的一个句子里只能有一个谓语动词。因此，在汉英翻译中正确处理时态和谓语动词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如下文对例一的分析)。

2 词语搭配正确，地道自然

词语在组合关系上存在着习惯性连用和共现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词语搭配(collocation)，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语在一定长度的语言单位(短者为一词组，长者则达篇章)上，以较高的频率共现的。[3]例如中文一般说“开支票”，而不说“写支票”，“开”和“支票”之间的连用习以为常。英语亦如是。例如change one'smind的意义就等于change(改变)加上mind(心意)。如果把change one's mind改成alter one's mind，虽然alter与change字义类似，但是不符合语言使用的习惯，属于不适用的词语搭配。[4]因此，正确使用词语搭配是实现语言通顺的一个重要前提。结合上文提到的时态问题来分析例一，从具体译例中，看译者是怎样处理时态问题和正确使用词语搭配的。

例一[5]

我们谈到，…

We kept chatting until the party

例一中，“夜阑才散”意为：(1)在“夜阑”之前，“我们”一直在聊天，也就是聊天的动作一直在持续;(2)到“夜阑”的时候，“我们”散了，说明事情发生在过去。另外，原文中用了两个谓语动词，“谈”和“散”。在这一个例子中，同时出现了时态和谓语动词的矛盾。译者用了主从复合句，在主句用了过去进行时，在由“until”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中用了过去时。同时，把原文中的动词“谈”，放在主句中，用了“kept chatting”，把“散”放在从句中，用了短语“broke up”。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时态的问题，同时还化解了由动词个数引起的矛盾，真是一举两得。

再看词语搭配问题。在这个例句中，动词“break”和副词“up”的搭配使用。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中，“break up”(P194)的释义有6种，本文采用的释义为“to go awa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break”(P192)作为动词的释义有21种，与“break up”短语意义相近的释义为“to be damaged and separated into two or more parts,as a result of force;to damage sth.in this way”;“up”(P1944)作为副词的释义有12种，与“break up”短语意义相近的释义为“into pieces or parts”。[6]这刚好印证了上文的观点，即词语在结成词语搭配关系后的语义不完全是其成分意义之和，而是基于语义的总和上稍微起变化。当然，动词“break”也可以和其它的副词搭配，构成其它的短语比如“break in”、“break away”和“break out”等等。然而，本句中只有“break up”，才能正确表达原文的意思。

3 句式结构协调，音韵和谐

句式结构一致主要指句子间的对应关系，体现在语言顺序的一致性，肯定、否定的一致性，上下句字数的一致性。语言表达中，句式十分丰富，既有长短句，也有整散句等，句式统一，能前呼后应，保持语脉的贯通，语势的畅达。[7]

看例二，分析译者是如何做到句式结构一致的。

例二[8]

燕子去了，有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开的时候。

If swallows go away,they will come back .If willows wither,they will turn green .If peach blossoms fade,they will flower .

这个例子的汉语原文是包含了三个分句的一句话。形式上，每个分句的字数相等，结构一致，而且都用了两个谓语动词。内容上，每个分句都隐含着条件关系，即“如果……就……”，同时分句之间是并列关系。该例句译文中，译者使用了断句分译方法，把一句话中的三个分句处理成三个独立的句子，且都使用了“if”引导的条件句式，把原文分句的前一个谓语动词放在从句中，把后一个谓语动词放在主句中。这样不仅把原文隐含的条件关系显现出来，而且解决了上文提到的谓语动词的矛盾。

4 衔接自然，语义连贯，不突兀。

译文要通顺，语义就要连贯，而语义的连贯是通过衔接来实现的。语篇中的连接概念专指相邻句子(群)之间的连接关系。[9]看例三，来分析译者是怎样使用副词做到衔接自然，语义连贯的。

例三[10]

我虽爱买书，而对于书却不甚爱惜。读书的时候，常在书上把我认为要紧的处所标出。线装书大概用笔加圈，洋装书竟用红笔划粗粗的线。经我看过的书，统体干净的很少。

Much as I love books,I take little care of them.In doing my reading,I often mark out what I regard as important in a book.If it is a thread-bound Chinese book,I use a writing brush to draw small circles as markings.,I use a red pencil to draw heavy underlines.,the books I have read are rarely clean.

在这个例子的汉语原文中，四句话构成一个自然段。从语篇连贯来说，第一句话是过渡句承上启下，从前文的爱买书到下文的不爱惜书，有转折意义。第二句话紧接着写自己如何不爱惜书。第三句话进一步写自己不爱惜书的具体表现。另外，两个分句之间也形成一种对比，即看线装书时如何，而看洋装书时又如何;每个分句之内又隐含着条件关系，即如果是线装书就怎么看，如果是洋装书就怎么看。最后一句话写不爱惜书的结果。因为读书时不爱惜，所以统体干净的很少，这里隐含了一个因果关系，其中第二、三句构成原因，第四句是结果。

译文的翻译方法：第一句运用了正反译法。第二句巧妙地调整了语序。第三句使用了断句分译方法，把两个分句处理成两个句子。在对应的第一个句子中，使用“if”条件从句把原文隐含的条件关系显现出来。在处理原文两个分句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对应的第二个句子时，译者增加了副词“Otherwise”，而且原文的“洋装书”不见了。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中“Otherwise”(P1218)的解释有三种：1、used to state what the result would be if sth.did not happen or if the situation were different;2、apart from that;3、in a different way to the way mentioned;differently.[11]很显然，译者选用了第二种解释，即除了线装书外，其它书都是用红笔划线的。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洋装书”。洋装书旧指西式装订的书籍，装订线放在书皮里面。区别于线装书。从这个释义可以知道，正因为译者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才选择使用“otherwise”一词，把“洋装书”省略了。译者把第四句的两个分句用定语从句的形式处理成一个句子，但是之前加了“Consequently”一词，不仅把原文内隐的因果关系显现出来，而且在形式上起到了衔接的作用。

通过对以上译例的分析，可看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把自身的主观因素与原文的客观因素很好地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处理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难题，更好地应用翻译的通顺原则。

摘要：以张培基的英译散文中副词的翻译为例,分析译者是怎样遵从通顺的原则来处理和使用副词的。在汉英对照阅读的过程中,通过对比原文和译文的异同,分析译者使用的翻译方法,发现通顺原则在译文中体现在四个方面,而这些又都能在副词的处理和使用上得以体现。

关键词：翻译标准,通顺原则,张培基,汉英散文翻译,副词翻译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5.

[2]马丹.浅谈翻译之基本标准——忠实通顺[J].科技信息.

[3]韩卫春.词汇搭配和词汇意义[J].考试周刊,2009,下卷,(35):31-32.

[4]王博.汉英翻译中的词语搭配[J].英国教育,2009,(3):80-85.

[5]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13-15.

[6]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2005.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7]陈秀菊.浅谈句子衔接[J].阅读与欣赏.学术版:79-80.

[8]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73-75.

[9]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92.

[10]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35-37.

[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2005.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培基副词翻译 篇2

关键词：恋爱不是游戏；功能对等；文化；语义；结构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171-01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我国拥有很多优秀的散文作品，但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译者及学者对散文翻译的研究都远远落后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翻译研究。张培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在中国现代散文翻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译著在翻译界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由于多种翻译理论的应用而特别著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功能对等理论是尤金·奈达提出的翻译理论之一，强调产生与原文最对等的信息。

本文作者选取了收录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张培基翻译的卢隐的《恋爱不是游戏》，运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进行分析，希望本文对研究功能对等理论和中国散文翻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功能对等原则的体现

（一）文化上的功能对等。

中西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导致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准确传达出原文中的文化含义，但是译文最终是为读者服务的，因此根据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译文和原文对读者产生的反应需要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一致。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看张培基在翻译与文化相关词汇时的处理方式。

和尚最大的努力，是否认现世而求未来的涅槃，但他若不了解现世，他又怎能勘破现世，而跳出三界外呢？

《恋爱不是游戏》 （张培基，2007，p.192）

Buddhist monks exert every effort to renounce this life in favor of future nirvana. But， without a full knowledge of this life， how could they see through the vanity of human society and make a clean break with this mortal world？ Love Is Not a Game （张培基， 2007， p194）

中文中的“跳出三界外”来自佛教，是一个特有的佛教词汇，而解释“三界”是十分复杂的，因此张培基在翻译时，抛弃了原文所带有的文化含义，尽管从一定程度上，这个翻译失去了宗教的色彩，但是这样的译文更容易被目标读者接受，并且在原文读者和目标读者造成的反应是一致的。

（二）语义和结构上的功能对等。

奈达所强调的语义对等，指的是在翻译时将“意义”放在首位，但是由于文化价值的不同，两种语言之间很难出现完全的语义对等，但是译者在翻译时应该通过适当调整，使译文的语义尽可能与原文语义保持一致。

没有在浮沉的人海中，翻过筋斗的和尚，不能算善知识；没有受过恋爱洗礼的人生，不能算真人生。

《恋爱不是游戏》 （张培基，2007，p.192）

A Buddhist monk without having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the sea of morals will have no claim of true wisdom. Likewise， one who has never gone through the baptism of romantic love will have little genuine knowledge of life. Love Is Not a Game （张培基， 2007， p194）

首先，原文中“不能算善知识” 的内涵意义是指“不能称为真正的智者”，“不能算真人生”则指“没有对人生的感悟”，因此张培基在翻译时不再遵循原文的字面意义，而是译出其内涵语义；其次，原文的两句话在结构上时相似的，因此张培基在翻译时也采用的相似的结构来翻译，在作者看来，这种翻译在保证语义不改变的同时实现了结构上的功能对等。

三、结语

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翻译强调的是读者的反应，在语言处理时，应该抛开形式注重内容，因此如果翻译过程中翻译过程中不能形式和内容兼顾时，译者可以灵活处理语言，对译文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实在的恋爱绝不是游戏，也绝不是堕落的人生所能体验出其价值的，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

《恋爱不是游戏》 （张培基，2007，p.192）

True love is not a game. Nor can its true value be appreciated by the morally degenerate. True love spurs one on to higher attainment. It embodies the supreme quality of selflessness， and is， above all， symbolic of beauty. Love Is Not a Game （张培基， 2007， p194）

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晰的看到“它具有引人向上的鞭策力，它也具有伟大无私的至上情操，它更是美丽的象征”是三个相似的并列短语，但是张培基在翻译时为了准确传达出原文的语义，他的译文并没有严格遵循和局限于原文的形式，而是通过适当的调整让译文更加通顺。但是，在作者看来，这句话或许有更合适的翻译，比如：True love spurs one on to higher attainment. It embodies the supreme quality of selflessness， and above all， symbol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auty. 这样的翻译同时保证了语义和结构的功能对等，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文的忠实。但是，整体上，张培基对《恋爱不是游戏》的翻译实现了译文和原文的功能对等。

从符号学翻译观看张培基散文翻译 篇3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谭载喜把翻译定义为一个有指导原则、衡量标准、操作规则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 它包括对语言意思的理解、转换、表达和检验四个步骤。从中可以发现, 翻译是围绕语言的“意思”而进行的。符号学认为意义是一种关系, 即符号与符号所标示东西之间的关系。单纯的符号学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只有把符号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 并借助于语言学、交际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 才能使符号学理论充分地运用于翻译研究。

1.1 西方符号学理论

现代语言学的始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他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 是一种符号系统, 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莫里斯也是符号学的开创者之一, 他继承了皮尔斯的思想, 在传统符号学理论研究基础上, 结合现代语用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 进一步对符号与语义关系做了研究。他对符号作了更加广泛的理解, 把符号说成是一切有所指的东西, 它不仅包括语言中的符号, 而且包括非语言符号。在他的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 (1938) 一书中他指出:语义的研究要从符号彼此间的形式关系和符号对解释者的关系着手。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 实质就是语言符号的三类意义, 即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索绪尔·皮尔斯以及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为将符号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引入翻译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 雅克布逊的翻译符号学思想

雅克布逊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 并将其运用于对语言和翻译的研究。他将翻译问题看作是符号的相互转换, 这里的符号既可以是有形的语言符号, 也可以是无形的非语言符号。他在谈翻译的语言问题时提出了阐释语言符号的三种方法:符号可以翻译成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符号, 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或是翻译成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 这三种翻译方法分别是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

语内翻译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或改变说法 (rewording) 是通过同一种语言中的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符号。也就是说, 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仍然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因此对一个词语做语内翻译时, 可以选用同义词或是迂回表示法。值得注意的是, 同义词不可能是完全的对等词。我国的文言文与白话文所用的语言符号都是汉字, 但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语言文字上留下了特殊的时代烙印, 现代人需要通过语内翻译更好地理解古人的语言。古英语与现代英语之间的转换亦是如此。

语际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就是通过另一种语言来解释语言符号,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符号与符号之间一般也没有完全的对等关系, 只有信息才可用来充分解释外来的符号和信息。任何两种互译的语言系统之间都存在着语义或句法层面的差异, 使得符号的转换不可能达到完全对等。两种符号系统互译的过程中, 人们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 而是用信息替代信息。因此, 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

符际翻译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或跨类翻译 (transmutation) , 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来解释语言符号。此时翻译语言与原文语言不再属于同一语言符号系统, 这类的翻译会涉及无形的非语言符号, 这种符号在具有一般符号系统特征的同时又具备了自身的独特性。比如语言符号能够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旋律等不同的形式来表达, 有时, 人们也能通过身体语言来传达意义, 并不仅仅局限于能够被看见、听见的语言符号系统。符际翻译把翻译的领域扩大到人类交流的方方面面。在广告、影视作品以及建筑艺术中, 都广泛地运用了符际翻译的理论, 与语言符号间进行符码转换的狭义的翻译不同, 这是一种广义的翻译。

2 张培基的散文翻译

“形散而神不散”是散文的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 散文在翻译过程中要求内容与风格并重, 而不能厚此薄彼。因此在散文的翻译中, 对于词汇选择的准确度、句式的完整度还是原文风格的还原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再现原散文的韵味不仅局限在文字层面, 还涉及原作所表现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张培基先生是中文散文英译的大家, 他对中英两种语言都有很深刻的研究。他的译作文笔精湛, 逻辑清晰, 能够妥善处理文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忠实原文而又不拘于原文, 在传达意义和神韵上均能与原文保持一致。张培基先生的译作将中国散文艺术的精髓带到了国外, 传播了传统文化。同时通过研读张培基先生的译作, 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也能够从另一种文化视角来审视古老的东方文化。

本文将就张培基先生散文翻译中对雅克布逊三种翻译方法的运用作具体阐述。

2.1 语内翻译

在散文的创作过程中, 作者有时会借用古时的诗词来抒发心中所想, 此时就会涉及古诗的翻译, 而译入语读者往往不能直接理解我国的古诗词, 在这种情况下, 语内翻译就显得十分重要。虽然语内翻译并没有在译作中直接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出来, 但这个在译者头脑中展开的翻译过程起到了帮助现代读者以及译入语读者顺利理解原文的作用, 这一心理层面内潜的翻译过程为接下来外显的翻译打下了基础。

比如在梁秋实的《时间即生命》一文中写道:“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中的“子曰, 加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其意为“让我再多活几年, 活到五十岁时去学习《易经》, 就可以没有多大的过错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语内翻译的过程, 将古汉语转换成了现代汉语, 翻译也就得以顺利进行。张培基将这句话译为:Confucius says:“I shall be free of great faults if I can live lang enough to begin the study of Yi at the age of 50.”通过适当加字, 作者的原意得以如实传达。

同样地, 在巴金的《木匠老陈》一文中, 巴金写道:“老陈的店在这个时期遭到‘丘八’的光顾, 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 只剩下一个空铺子。”其中“丘八”这个词是旧时士兵的轻蔑称呼。散文的作者, 特别是现代的散文作家通常都非常善于用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 使得文学作品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在译文中, 张培基先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特点, 将这句翻译为soldiers looted Lao Chen’s shop until it was empty of everything.如此一来, 无论是原语读者还是译语读者在理解“丘八”这个带有深厚文化特色的词汇时, 都不会觉得晦涩难懂。

2.2 语际翻译

语际翻译是文本翻译最常见的形式, 翻译就是两个符号系统相互转换的过程。而在语际翻译中经常被讨论的就是“对等”的问题。文学作品, 特别是散文, 由于自身的特殊性, 对“对等”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2.2.1 词汇意义的对等

词汇是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词汇意义的结合成就了篇章的意义。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词汇意义的对等。正是对于每个词语意义都保持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 才使得张培基先生的译文成为经典的传世之作。

在鲁迅的《立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 合家高兴透顶了。在翻译时, 需要特别注意“一家人家”和“合家”两个词语的翻译。众所周知, 语言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汇, 译者需要在众多词汇中选择与原文情境最合适的词汇。关于“家”, 最常用的词汇就是household和family, 因此这里可以翻译成the whole household或the whole family。根据原文我们知道, 孩子应当降生在一个成员间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中, 因此family一词更为合适。而这里的“合家”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人, 也包括同门同户的人, 也包括街坊邻居, 那些非亲属的仆人等也应包含在这个“合家”的概念中, 因此在这里应使用household一词。综上所述, 张培基先生把这个句子译成:When a baby boy is born to a family, there is immense joy in the household.如此一来, 即便是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外国读者也能清晰地分辨出family与household之间的联系。

2.2.2 修辞意义的对等

在力求翻译“对等”的过程中, 句法形式上的对等常常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讨论的。散文中不同的修辞方式往往会起到不一样的效果。作者们独具匠心雕琢而成的文字在翻译过程中不应丢失其应有的艺术气息。

比如在许地山的《落花生》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几个姊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 动土的动土, 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个月, 居然收获了!

张培基先生的译文如下:That exhilarated us children and our servant girls as well, and we soon stared buying seeds, ploughing the land and watering the plants.We gathered in a good harvest just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在这句中存在着一个排比结构, 表现出“我们”说干就干, 急迫忙碌中又带有一丝喜悦的心情。张培基先生从英语使用者的思维习惯入手, 采用凝练的语言和适当的形式来表达原文, 对等但也不显得邋遢, 既能传达原文的意思又能使得译文读者感受到作者想要传达的心情。通过排比三个加“ing”的动词, 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孩子们风风火火劳动的现场, 从而达到了与原文中的排比相同的艺术效果。

2.3 符际翻译

在散文中通常会涉及社会文化层面的翻译, 只有深入了解两国的文化背景才能入木三分地表达作者的原意并使得原语和译语读者获得相同的感受。在张培基先生的英译散文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翻译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时, 从题目的翻译中就能感受到张培基先生对于文化层面翻译的重视。他将“差不多先生”译为Mr.About-the-Same, 而没有在标题中直译成Mr.Cha Buduo.为了避免外国读者只知其音不知其意, 误读作者的意思, 张培基先生选用了意译的翻译手法。胡适笔下的差不多先生并不是一个值得人们尊重的长者形象, 他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名字, 讽刺意味可见一斑。通篇的文字生动浅白, 读者能通过其言语便可见其人。在写到他死时, 胡适用了这样一句话:“不上一点钟, 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这里用了“一命呜呼”而不是“过世”或“与世长辞”这样的词, 显然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对于差不多先生的死持有怎样的态度。并不是惋惜与惆怅, 而是觉得大快人心, 差不多先生这类人如若在中华大地彻底消失, 那么中国面貌也将焕然一新。有了如此理解, 在翻译时若是用passed away或是died就只是传达了字面意思, 其深层态度的表达就有待加强。张培基先生将这个句子译为“Consequently, Mr.Cha Buduo kicked the bucket before an hour was out.”。由于在前文中对于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已有了解释, 因此这里用了直译, 外国读者通过前面文字的阅读想必对于这个人物已经有了认识。同时张先生巧妙地选用了kick the bucket这个俚语, 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差不多先生“一命呜呼”时的场景。

可见, 张培基先生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厚的中文功底, 对于英语国家的文化也颇有研究。所以才能完成如此生动流畅的作品。

3 总结

将符号学运用于翻译的研究, 为研究者们拓展了思路, 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该文从雅克布逊翻译三分法入手, 分析了张培基先生英译中国现代散文。可见, 这三种翻译方法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一个文本的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在头脑中完成语内翻译过程, 将原文中的语言符号转换成能够被现代人理解的符码, 并以书面的形式呈现出来, 进而完成语际翻译, 最后通过符际翻译的原则检验译文是否完整地呈现了原文中所包含的所有信息, 是否忽略了一种语言系统中特定的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因素。只有综合考虑了这三方面的因素的译文, 才是优秀的译文, 才能顺利地被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所接受, 消除由于文化造成的理解障碍, 保留中国现代散文的原汁原味, 从而帮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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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rris C W.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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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 (二)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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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熊辉.翻译符号系统的特征[J].符号与传媒, 2012 (2) :77-86.

张培基副词翻译 篇4

The sun has feet too, edging away softly and stealthily…Thus the day flows away through the sink when I wash my hands;vanishes in the rice bowl when I have my meal;passes away quietly before the fixed gaze of my eyes when I am lost in reverie…

这样的文笔, 谁会想到是翻译的文体呢?其中第一句“太阳他有脚啊, 轻轻悄悄地挪移了”尤见功力, 颇能曲达原作的丰神韵致。“edging away”对译“挪移了”更是机巧, 足见张先生的一双慧眼能深刻洞悉字词的真正内涵, 一则明示了斜射进小屋的几缕阳光静悄悄向一侧移动;二则也暗示了青春时光易在蹉跎中稍纵即逝。一切都显得轻轻的、悄悄的, 独有一种细密无间的意境。而在别的译者, 往往只译出“挪移”的字面义。如有一种译文是这样的:

The sun has feet, look, he is treading on, lightly and furtively.

静静悄悄的氛围一下子叫“tread on”重重地踏上一脚, 整个意蕴都没了。

意义的复杂性在于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密不可分, 用词的不同常常能反映作者意思表达的细微之处, 翻译者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在译文里传达说话人的意图以及他表示意图时在口气和态度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张译最大的特点是辨义精确、表达丰富, 这是翻译朱自清散文所必不可少的。朱自清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乃至抗战、革命年代的散文名家, 擅用提炼的口语, 文笔娟秀, 缜密细腻, 感情真挚浓郁, 读来莞尔亲切。散文难译, 朱自清的散文尤其难译, 译界诸公常不敢贸然涉足。张先生学识渊博, 中英文的功底都很深厚, 屡屡能窥探朱文看似平淡, 实则深奥的蕴意, 表达的时候能恰到好处地再现原作的精神风貌。《匆匆》约作于1922年, 那时朱自清只有24岁, 虽涉世不深, 但文笔练达, 感情饱满, 语言质朴, 充满诗意。岁月流逝, 沧海桑田, 特殊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洋溢于笔端。为表达对逝去的青春的忧伤和无奈, 作者在不到600字的小文中竟用了20多个相近词汇来描述时光的离人而去。我们列出一个简洁的表格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些词语仅就其本义而言, 多半相似、相同或相近, 无甚或无太大区别。但若结合具体语境, 仔细一究, 却发现不少端倪, 它们中除个别是重复使用以示强调之外, 多数词之间都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同, 译成英语时, 绝不能随意找些英语词汇一套了之。请欣赏张译:

现举其中的一、二例分析一下。“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 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用“wear away”译“空虚”可谓是看透了每字每句的涵义, 所以译的时候才这样大胆, 绝不像有的译文生搬硬套, 斤斤于形似。如另外一位译者是这样译的:“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to spend, but I do feel my hands are getting empty.”意思固然无错, 句子也很工整, 但总觉得“get empty”比“wear away”来的那么生硬, 好像日子不是一天天消耗掉的, 而真的是可以牢牢攥在手里, 稍不留神又从手指缝里漏掉而空空如也似的。其实, 翻译就像作画, 越是囿于一笔一墨, 就越失之于神韵和意境。

再如, “Like a drop of water falling off a needle point into the ocean, my days are quietly dripping into the stream of time without leaving a trace.” (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 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张译如行云流水, 意到笔随, 自然流畅, 读来非常可爱, 不仅没有丝毫的翻译腔, 反而像是诗人的诗作, 韵味十足。谓予不信, 试比较另译:“Like a drop of water from the point of a needle disappearing into the ocean, my days are dripping into the stream of time, soundless, traceless.”这句译文结构工工整整, 意思不折不扣, 但干巴巴的, 只把原文硬搬过来译了了事, 除了意思说明白了, 好像其它东西 (可能就散文而言比意思更为重要) 如意境、风味等都没有传达出来。对读一下, 甚至会发现张译居然漏译了“没有声音” (soundless) 一义。但要是再把它塞进张译中, 就似乎再也不能感受到那种“一滴到底”的流畅无阻的节奏了。原来意义的表达正合了语言的节拍——张先生真是巧夺天工, 译得这样天衣无缝。再者, 张译动感十足, 整句译文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思路随着那一滴水悄无声息地飘逝在岁月的海洋里;而另外一译显得静了许多, 不足以传达时光流逝的律动, 当然也不能很好地呼应文章的主题。张先生在这里显示了他卓越的艺术家的手腕, 这样的妙译对于读者不啻于慷慨的馈赠, 因为它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

张译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擅用并多用习语。张先生早年曾致力于英汉语习语的系统研究, 造诣很深, 著有《习语汉译英研究》一书, 饮誉业界。他使用习语因之往往能得心应手, 并深意其趣, 好像俯拾即是, 任他信手拈来, 却又是极其熨帖, 地道的很。试看下面几个例子。

(1)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2) Counting up silently, I find that more than 8, 000 days have already slipped away through my fingers.

(3) However, I am taking it very much to heart:why should I be made to pass through this world for nothing at all?

恰当地使用习语会使译文显得地道, 可读性强;可读性强了, 译文的可接受性也会随之增强, 从而可大大提高译介的效果, 这其实也符合传播学的宗旨。有时, 为了营造原文所具有的特殊气氛, 或根本上就是把翻译当作一种创作, 张先生会偶尔干脆摆脱原文的束缚, 故意夸大本来的情形, 以期在精神实质上而不是形式内容上忠于原文。如, At the thought of this, sweat oozes from my forehead and tears trickle down my cheeks. (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此句“at the thought of this”是增译部分, 略去不析。“头涔涔”应是汗珠儿从 (额) 头上渗出来的意思, 远不及张译那样“ooze from my forehead”, 径直从额头流了下来;而“泪潸潸”也不比“trickle down my cheeks” (眼泪沿着双颊顺流而下) 更甚, 但这样的夸张 (或许唯有这样的夸张) 更能突出踟蹰徘徊中的青年偶然发现岁月蹉跎而流露出的无奈, 由于无奈而不安, 由于不安而惶惑, 又由于惶惑而止不住地泪如雨下了。另外有人译之为:“Already sweat is starting on my forehead, and tears welling up in my eyes.”意思忠实了许多, 但似乎失却了文学意味, 不能很好地再现其时其地其人所独有的意境。

翻译要做到滴水不漏, 无懈可击, 是不可能的。既然莎士比亚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张先生偶尔疏忽, 当然也是不足为怪的。如文中有“我掩着面叹息。”一句, 张先生的译文是, “I heave a sigh, my head buried in my hands.”“掩面”成了“埋头”, 照理讲, 张先生那样细心的人, 不会马虎到“指鹿为马”, 去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想来, 张先生定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他译得一时兴起, 忘了“翻译是戴着脚镣跳舞”, 总不如创作那般让人尽兴;也或许他又是为了夸张一下气氛, 但“埋着头叹息”不见得就比“掩着面叹息”程度更甚, 更显得懊恼和忧伤, 反倒让人觉得一种画蛇添足的多此一举。不过, 像张先生这样的精心结撰之作, 虽偶有纰漏, 不过是大醇中的小疵, 不足诟病。正因为是醇酒佳酿, 所以不能豪饮, 只能品茗, 一遍一遍地读, 一点一点地把玩, 方能尝尽它的馥郁芳香。

参考文献

[1]胡德香.张培基先生中译英艺术探[J].孝感学院学报, 2008 (4) :61-63.

[2]王佐良.词义·文体·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922-931.

张培基副词翻译 篇5

张培基教授是一代翻译大家, 尤其擅长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英译工作。 《英译现代中国散文选》是张培基先生众多翻译杰作之一, 其中囊括了几乎所有现代优秀散文, 这些优秀散文的英译版本给世界人民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传播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一、安德烈·勒弗维尔与文化操纵翻译

安德烈·勒弗维尔从事教师工作二十余载, 其间, 他边工作边潜心研究翻译, 取得硕果累累, 发表了大量译著和论著, 成为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核心人物, 主要理论著作有《诗歌翻译:七项策略和一个蓝图》, 《翻译历史文化读本》。 勒弗维尔认为:除了转换语言外, 翻译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文化互动的研究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 勒弗维尔提出翻译的三大制约因素为:意识形态、诗学和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

二、张培基与中国现代散文

与西方散文不同, 中国散文语言质朴, 表现形式自由, 融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十分注重保持“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 因此, 中国散文的英译过程伴随着巨大的挑战。 张培基先生凭借扎实的英语功底, 以通俗易懂的词汇、短小精悍的句子、恰当的翻译策略, 妥帖地处理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精准地传播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三、文化操纵翻译观下的译者主体性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换了原文的语言, 受到了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 译者翻译原作时会进行文化方面的改写, 因此, 翻译是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的, 在翻译活动进行之前, 译者心中已经有一定的目的, 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译者要进行选择, 所以译者不可能中立、客观地翻译原作。 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根据原作品进行的再创作, 译者“折射”, “改写”或“重写”了原作。 在此过程中, 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案例分析

中国现代散文主要依靠意境表达中心思想, 意境是以虚幻的景象表达客观事物, 因此, 中国现代散文总是如天边浮云一般, 让人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 英语散文通过对自然事物的描写, 达到抒发情感的目的。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现代散文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英语社会的意识形态, 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以便大多数读者都能体会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魅力。 笔者将从意识形态、诗学、社会文化三方面, 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因素对张培基先生翻译策略的影响。

1.意识形态。 勒弗维尔认为, 在译本的翻译过程中, 意识形态占据主要地位, 尤其是受众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翻译具有重大的影响。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中国现代散文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在叶圣陶先生的散文《我坐了木船》中, “假如遇见了, 把铺盖或者身上衣服带下去, 也是异常难处得事儿”被译为“Iwill be a real fix if they rob me of, say, my bedding or clothing.”。“in a fix”是英语中的固定短语, 意为“陷入困境”或“尴尬”;张培基先生将“异常难处得事”替换为成语“in a fix”, 传神的同时照顾到了英语受众的意识形态。

2.诗学。 诗学, 即目标语文化的文化观。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巨大, 中文和英语之间不能进行对等翻译的词汇很多, 为了达到良好的翻译效果, 要选择意译的翻译技巧。

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朱自清的《背影》时, 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技巧处理文化的差异。“我身体平安, 惟膀子疼痛利害, 举箸提笔, 诸有不便, 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译为“I am all right except for a severe pain in my aim.I even have trouble using chopsticks or writing brushes.Perhaps it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大去”是文言文的表达, 意为“辞世”, 译者将其译为“depart this life”符合英语受众的文化观。

3.文化万象。 文化万象即社会文化。 中西文化之间差异巨大, 很多中国文化的常识, 在西方文化中根本不存在。

张培基先生把《为奴隶的母亲》中的片段“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 芒种的时节, 便帮人家插秧, 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 假如有五人在一个水田内, 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译为“Sometimes he also worked in the fields;early each summer, he turned farm-hand, transplanting rice for other people.As he had learned to transplant the seedlings in wonderfully straight rows, the peasants always asked him to help them.”。芒种是中国的24节气之一, 英语社会文化中根本没有这一概念, 张培基先生翻译时注意了这个问题, 采用了意译, 简洁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综上所述, 翻译过程中, 面对由意识形态、诗学和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翻译难题, 译者应发挥主动性解决翻译难题。 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给广大译者树立了典范, 值得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al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2]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4]严丽.从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看张培基散文英译[J].琼州学院学报, 2012.

张培基副词翻译 篇6

1“译者主体性”的讨论研究

1.1 定义与发展

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 像翻译的主体, 主体间性, 译者的角色, 翻译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等等问题都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其中, 译者主体性的定义就很受关注, 其概念包括多层内涵, 很多学者都给出自己的见解。

翻译的主体, 有人认为是译者, 有人认为除了译者还包括原作者、读者和接受环境等等。翻译界专家许钧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其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译作中体现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学者查明建、田雨指出,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学者屠国元、朱献珑提出比较全面的说法是, “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 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 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

与此同时, 多角度、多层次的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视角从西方引入国内, 如阐释学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理论等等。译者主体性的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

1.2“译者主体性”的构成因素

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包含多个方面, 其中最主要的是译者的翻译能力或翻译素质。译者的翻译素质同其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汉译英或英译汉都需要原文的理解力和译文的表达力。其次, 还需要翻译经验, 大量的翻译实践是必不可少的。第三, 译者主体性还包括译者的精神因素, 如性情气质, 人生目标, 道德修养, 心理素质以及工作态度等等。再次, 主体因素还体现在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上。这些因素都会不可避免地使译文与原文产生差异, 构成译者一定的主体性, 不论有无意识它都会存在的。

1.3“译者主体性”的能动表现

译者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与理解上。译者首先是读者, 必须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作品, 他首先要用自己先有的知识结构去对原文本进行再认识和理解。这一过程中, 每位译者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政治认同、文化背景, 这些因素是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差异, 进而影响着它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看到同一个原文本, 对其内容或者思想的理解不同, 认识也不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其次,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其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上。由于文化修养、意识形态、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影响, 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及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比如众所周知的归化异化策略, 若为了把本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译入语读者, 让西方人多了解中国, 译者多采用异化。若为了让西方读者轻松快速的理解译文, 译者多采用归化。还有直译、音译、意译、增减等多种翻译方法受不同翻译目的的指使都在选择应用的过程中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性。

再次, 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造性上。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特点, 文学翻译中很多地方并不是只靠直译就能译出来的, 这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到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了, 这种“创造性叛逆”有时会将许多翻译问题迎刃而解。

2 阐释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

2.1 阐释学与翻译阐释学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 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潮, 阐释学 (Hermeneutics) 在哲学和文化领域都引起了人们极大地兴趣, 它是一种探求理解的理论, 对所有事物意义的解释进行探索。阐释学注重研究“语言”和“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阐释学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都是具有某种“意义”的, 这个概念虽然抽象但是和世界万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 人的一切活动可以说都是为了探求某种“意义”。而发现这种“意义”就需要“理解”。“理解”或“解释”是人活动的必须方式, “意义”是人活动的价值体现, 这两个都将不可避免地以语言的形式存在着。最早该词的意思是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这些意愿是有意义的, 理解或解释贯穿其中。

阐释学的态度观点也对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阐释, 阐释语言的各种意义。施莱尔马赫和乔治·斯坦纳是阐释学翻译理论的著名代表。前者重点看翻译的过程, 将翻译与理解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 他认为出于原文本和原作者对译者产生某种程度的限制, 要让译者完全表达出原文本的意义几乎是做不到的。译者的任务是尽量缩短原作者与译入语读者的距离。他强调了文本理解和译者的重要性。乔治·斯坦纳提出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理解就是翻译。人类产生语言, 再去理解它, 这两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翻译的过程。每当我们作为接受者去理解他人发出的话语时, 都是在进行着一种对语言的翻译活动, 目的是为了明白其中含义。斯坦纳还认为理解是历史性的, 变化着的, 也是不易的, 要完全透彻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熟悉相关文化背景, 了解不同语言间的差异, 解释性地传递信息, 将语言障碍缩到最小。

2.2 乔治·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

乔治·斯坦纳进一步拓展阐释学翻译理论。他把翻译过程分四个步骤来完成: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首先是信赖, 斯坦纳认为, 在着手开始翻译之前, 译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原文本。不同的翻译目的指导译者选择不同的原文本, 不论怎样, 译者都要相信原文本存在可供人们交流的价值, 值得他翻译, 否则, 译者很容易将该文本放弃。一切理解活动必定从信任开始, 译者的信任程度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其次就是侵入, 指译者通过语言的外部表层, 深入到原文本的内部当中去, 要想对原文有深刻的认识理解, 就必须侵入进去。此时, 要提取出原文本的中心思想、核心意义以及精神韵味, 就需要译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了。再次便是吸收, 是说译者在解读原作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将个人的理解注入原文, 这时对原文本的意义吸收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是一种新的活力, 应力求最大限度再现原作的所有信息。这时, 译者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吸收的好坏。最后一步是补偿。就像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一样, 译者在前期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复制出原文本的意思或韵味, 翻译必定有所失衡, 这时就需要译者后期的补偿工作。好的译本, 基本能使原文本与译作在内容与形式上保持平衡, 能将原文本的精神意义自然流畅地传达给译语读者。

这四个阐释步骤是阐释学视角下对翻译过程的探讨, 以张培基先生英译胡适先生的散文《差不多先生传》为例, 该文将具体探讨以上四个步骤是怎样体现译者的主体性的。

3 张译《差不多先生传》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3.1 信赖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人学者, 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在中国动荡不安的年代, 胡适写过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 其中, 《差不多先生传》就是很受欢迎的一篇, 至今影响深刻。张培基先生是我国著名翻译家,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是他很出名的代表作之一。知识时代需要更多的中国翻译家来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 张培基先生就是一个翻译界的榜样。他英译过许多作品, 出于不同的目的, 在他选择原文本的时候也发挥了很大的主观能动性。例如, 就《差不多先生传》而言, 当他敲定原文本值得翻译, 原作的价值便得到提高, 他的译作让西方读者理解特殊时期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加深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这种译介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信赖”自然也就建立起来了。

3.2 侵入

侵入是从原文本语言文字的外表下深入到文章内部去解读, 译者对原文的认识理解都是一种攻击。不论是对原文本的含义, 原作者的用意还是文章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译者在去理解它们的同时总会或多或少带着自己的烙印。译者主体性在这种不可避免的侵入过程中也体现了出来。

例1:“他的名誉越传越远, 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译文:“His name has spread far and wide and become more and more celebrated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Innumberable people have come to follow his example, so that everybody has become a Mr.Cha Buduo.But lo, China will hence be a nation of lazybones!”

文中差不多先生反映出当时中国大部分人的心理, 懒惰, 麻痹, 不愿改变现状, 译者对于原文的写作背景, 作者的写作意图等等的了解, 就是一种侵入, 希望能把作者的讽刺意味翻译出来, 同时带有了自己一定的主观色彩, 比如“懒人国”译为“lazybones”, 懒到深入骨髓, 无疑加重了对国人麻痹心态的批判和讽刺。这些在翻译活动中都是一种有意无意的侵入行为。

3.3 吸收

对原文意义进行吸收, 给译文注入新的活力, 产出让译语读者身临其境的译作, 尽可能完整再现原作的所有信息是吸收的最佳结果。先前步骤取得的成果, 包括原文本的内容与形式, 都应移植归化到译文中去, 用译语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出原文本的精髓。这一过程中, 译者在选词造句、形式对等、文本风格等各方面都会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作用。

例2:“……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他说:‘陕西同山西, 不是差不多吗?’……”

译文:“...aren’t they about the same?...aren’t they about the same?...”

译者在此表现出了意义与形式上的吸收, 只要原文中出现“什么与什么不是差不多吗?”的相同问句, 译者都会用相同的译法, 这也是主体性的体现之一。

3.4 补偿

原文本在前几个步骤中被侵入被吸收, 受到破坏, 为了保持原文本与译作的基本平衡, 补偿手段便不可或缺。由于文化的差异, 张培基先生出于尽力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 常采用直译, 或加注的策略, 即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交流, 又不构成对原文本的过度损失, 寻求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平衡点。

例3:“他姓差, 名不多, 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

译文:“His surname is Cha and his given name, Buduo, which altogether mean‘About the same’.”

如果只是直译不加注释, 外国读者直至其音, 不知其意, 故在后面补充说明which altogether mean“About-the-same”.此时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了平衡原文与译文, 缩小两种文化的差异, 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出来了。

4 结论

作为翻译活动的主要执行者, 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主体性角色。有译者的成功翻译, 才会有作者与读者的沟通, 才会有不同文化的交流。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在前人研究译者的基础上加深对译者主体性的分析, 认为翻译过程有信赖、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 并且所有过程中译者主体性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文章借以张培基先生英译胡适的散文《差不多先生传》为例, 探析译者主体性在以上四阶段是如何具体发挥的, 并证明译者主体性对翻译具有深远影响力。同时, 须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多种因素限制, 并不是随心所欲的, 研究译者主体性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实践与思考。

参考文献

[1]Steiner, 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许钧.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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