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

2024-07-08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精选3篇）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篇1

引言

在本文中,作者介绍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很多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以他的两部著(《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作为分界线把他的意义理论分成两个部分。这样的做法给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如果仔细的研读他的著作会发现对于意义理论的研究没有这么清晰的界限。本文仍以这两本著作为基础,但不会划分明显的时期界限。

一、逻辑指称论

逻辑指称论的主张主要是在写《逻辑哲学论》的时期提出来的。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对名称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谈的很少。相关的表述应属3.203:“名称表示对象,对象就是名称的意义”。他的这观点与罗素的一样,认为名称和对象之间是直接的对应关系,即指称关系。但与罗素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的最小单位是原子命题(这应该与他当时的逻辑原子论的哲学观点相关),而不是名称。在此基础上,维特根斯坦提出名称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正如《逻辑哲学论》3.22中写到的“在命题中名称代表个体”。由此可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强调语境了,或者说,有开始强调语境的倾向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意义理论不只是单纯的从逻辑的角度,他也开始意识到语境的作用,这与后维特根斯坦的功用论也相得益彰。

二、命题的意义

除此之外,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来阐述命题的意义。关于命题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图像论”的观点,这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基础所在。他认为,命题作为事态的语言图像而描述事态,命题是实在的图像,是我所设想的实在的模型。如《逻辑哲学论》3.221所说“一个命题只能说一件事物如何,而不能说一个事物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3.13中说“命题之中不包含它的意义,而或仅仅包含表述它的可能性”。即,命题的意义既不在于事实之中,也不在于命题自身之中。命题的意义就在命题与事实之间的描述关系。

三、维特根斯坦的功用论

维特根斯坦被普遍认为是功用论的主要创始者,但在他之前弗雷格已经阐述过类似的观点。其早期著作《算术的基础》中写道:“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词只有在命题之中才正真有意义”。弗雷格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功用论,也对维特根斯坦的指称论时期有影响,所以说,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前后是想联系的,不是对前期思想的突然抛弃,而是存在过度的。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从两个方面来讨论功用论。首先,他放弃了在《逻辑哲学论》中的逻辑指称论,接受弗雷格对名称的意义的解释,其实对弗雷格的这一观点,在《逻辑哲学论》时就已经开始接受了,在《逻辑哲学论》3.3中就写道“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名称才有意义”。随着维特根斯坦研究的深入,他后来认为命题也没有意义,只有语言游戏才具有意义,“语言游戏说”应运而生。这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确定语句的意义。他认为命名只是语言游戏的一种。他把“语言游戏”看做是意义的基本单位。维特根斯坦强调,要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语言,认为不要把语言看做孤立静止的描写符号,要看做体现生活的语言形式,强调语言活动的意义。

另外,功用论者还特别强调词或词组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功用或使用。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这一观点并给予了论证。他的提法为“工具论”,认为词好比工具,意义在于词的使用。他写道:“就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词的大多数情况—虽然不是全部情况—来说,可以给这个词下这样的定义: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维特根斯坦认为,对于语句的意义也是如此,也要把语句的用途、它要达到的目的、他所处的语境联系起来,才能正真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

总结

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伟大之处,无论是他前期提出的“逻辑指称论”还是起过度作用的“语境伦”及后期的“功用论”,直到现在都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即使存在着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但,我想说的是,正如在文中提到的我们不应把一个人的思想进行强制划分。既应看到其不同时期思想的不同,更应该看到其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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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篇2

既然为思想划界必须要借助语言层面的划界来完成,在语言中要比在世界中更容易发现界定“可说”与“不可说”的依据。很明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界定“可说”与“不可说”就是在明确思想的界限,即明确语言的意义界限,这需要区分出有意义的表达(命题)与无意义的表达(伪命题)。因为,命题的界限恰恰构成了语言的界限,它可以通过命题的全体来确定(6.43)。命题之有意义就在于它们说了可说的东西,只有首先明确命题的界限才能明确可说之物的界限,进而明确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是如何界定命题与伪命题的?下面这句话具有很大的误导性:“除了能够被说的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不说任何东西”(6.53)。据此,人们很可能会接受上述第三种观点。可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通常理解下的自然科学的具体界限并不清晰,所以哲学才要为“自然科学的有争议的范围划界”(4.113)。在TLP中,有些通常的自然规律命题(例如因果律、最小作用原理、充足理由律等等)都被判定为没有意义,但是否只有这几个规律无意义,TLP中没有明确断言。此外,维特根斯坦还说过:“真命题的总和是全部自然科学”(4.11)。如果只有自然科学的命题有意义,那么有意义的表达就会局限于真命题。维特根斯坦显然不会接受这一点,理由有两个:第一,并非所有通常被接受为真的表达是真正的命题,例如重言式或逻辑真理;第二,假命题与伪命题不同,它们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借助第三种观点同样无法令我们准确把握维特根斯坦对“可说”与“不可说”的界定。

尽管如此,对“自然科学命题”的深度分析仍然具有启发意义。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命题的意义与它的真假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换言之,意义问题与真理问题在TLP中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这还不足以说明,维特根斯坦将命题之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作为界定“可说”和“不可说”的依据,但这确实向我们指出了进一步探究的方向。

二真之图像论与意义

在早期维特根斯坦那里,“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是沟通语言、逻辑以及世界的媒介,正是通过真之图像论,维特根斯坦将这三个层面联系起来。首先,TLP借助真概念很轻易就将语言和世界联系起来,因为真之承载者即命题是世界的图像,而真之制造者就是组成世界的事实。根据这种真理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4.01),因而“为了识别一个图像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必须将之与实在相比较”(2.223),比较的结果是:“与实在一致或不一致就构成了它的真或假”(2.222)。需要指出的是,图像论其实仅仅规定了基础命题的真之条件:具体而言,“一个基础命题是真的,则事态存在;如果一个基础命题是假的,则事态不存在”(4.25)。至于复合命题的真之条件,维特根斯坦则是借助真值表来说明的:“关于与基础命题的真之可能性的一致或不一致的表达表达了一个命题的真之条件。一个命题就是其真之条件的表达”(4.431),换言之,一个复合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它与构成它们的所有基础命题的真之可能性相一致。这容易令人联想到塔斯基的T-语句:“p”是真的,当且仅当p。当然,图像论与塔斯基的真之理论不同,其独特性恰恰是关于基础语句的“真”的说明。正是在对基础命题的真之条件的阐述中,维特根斯坦让我们看到了命题与事实、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4.001),而真命题的总和就是“对世界的完全描述或世界的完整图像”(4.26)。

图像论在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明确说:“命题的意义是它与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之可能性的一致和不一致”(4.2)。这意味着,命题的意义与真不同,它并不直接依赖于事态的确实存在,而是与其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相关,即与命题为真或为假的可能性相关。在其他地方,维特根斯坦还明确将意义解释为命题的真-假两极性(bi-polarity):“每个命题都有两极(对应于它为真的情况和为假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命题的意义”[9]93-94。这种两极性可追溯到命题所描画之事态的存在与不存在的两种可能性。由此不难看到,恰恰是图像论将意义与真以及世界联系起来。

如前所述,TLP没有确立世界的界限,没有明确哪些事实存在,因此图像论并未提供一种手段,借此我们可以根据命题的现实的真假来判定它是否有意义。不过,它确实向我们表明了,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借助“真”来思考“意义”的。用格洛克的话说,图像论“围绕着这样的理念,即语句由于真实地或虚假的摹画实在而有一个意义”[10]346。一个命题有意义就在于它能够为真或为假;而“命题之所以能够为真或为假,只是由于它是实在的一种图像”(4.06)。可见,命题之有意义取决于它的真-假两极性,而后者则取决于它是否为世界的图像。因此,通过图像论,维特根斯坦界定“可说”与“不可说”的依据显现出来:一个表达是否有意义就取决于它是不是世界的图像。可是这还不够清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决定了一个表达能够作为世界的图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我们导向了逻辑。

维特根斯坦强调:“每个图像同时也是一个逻辑图像”(2.182)。由TLP 2.18-2.2的诸断言可以看出,正是共同的逻辑形式使得图像与世界对应起来。这种对应也可称为“逻辑的同构(logical isomorphism)”[10]352。命题之所以能够作为世界的图像,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与世界是逻辑同构的,这也是TLP关于语言的核心论断[11]152。正是因为世界是由处于逻辑空间中的事实构成的,“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5.61),故而维特根斯坦才能断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世界的界限”(5.6)。既然命题就是具有逻辑形式的表达,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维特根斯坦感叹,哲学问题“都是由于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而提出来的”以及“只能在语言中划界”[1]3。

语言与世界在逻辑上是同构的,这是TLP的基本预设,是语言之能够作为世界图像的必要条件,当然也就成了命题之有意义的内在依据。既然世界的界限未被言明,那么把握维特根斯坦对“可说”与“不可说”、有意义与无意义、命题与伪命题的界定,就只能依靠我们对逻辑句法的考察。于是,明确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的逻辑”之涵义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三何谓“语言的逻辑”

人们一般不会否认,逻辑在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却常常会误解“语言的逻辑”在TLP中的确切所指[11]222。换言之,这里的“x”的值是名字,“fx”的值是命题。这种分析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对象解释的语义学需要预设的论域(世界)总是由对象构成的,而维特根斯坦在TLP中提供的真值函数语义学预设的论域(世界)则是由事实构成的。这种语义学的基础是图像论而非塔斯基的“满足”理论。于是,基础命题“fa”的真假并不在于“a”指称的对象是否满足谓词“f”,而直接取决于它是否与实在相一致。基于同样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在TLP中几乎不考虑“Φx”这样的开语句的语义值。这也使他对量词和变元的解释同塔斯基的语义学差别很大。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量词作为普遍性指号有两个特点:“一是它指示了一个元图像,二是它突出了常项”(5.522)。就第一点而言,普遍性命题本身不是实在的图像,但它的替换实例都是图像。量词指示了这些实例的存在。维特根斯坦谈到变元的时候说:“命题中不存在真正的变元。其中出现变元的被称为命题的那些符号实际上并不是命题而是命题模式。它们不会变成命题,除非我们用常项替换变元。……在逻辑书中,不应该出现变元,但只有普遍性命题可以正当地使用变元”[9]103,类似的观点在(3.315)中也得到表达。这里包含了两种方式可以使得“Φx”这样的开语句变成命题:用常项替换“x”或者加上量词。量词之所以是自变元,因为它能够使得一个开句子变成命题。给一个开语句加上量词与从它得到所有或一些替换实例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何量词能突出常项的原因。无论从句法上还是从语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关于量词和变元的讨论尽管奇怪,但并没有超出一阶谓词逻辑的范围。

总体而言,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的逻辑”大体上就是一阶谓词逻辑。如果就他所坚持的真值函数语义学而言,这种逻辑不过就是披着一阶谓词逻辑句法外衣的命题逻辑。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与通常的一阶谓词逻辑或命题逻辑还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首先,如前所述,这种逻辑只包含命题,而不包含开语句。其次,它也不包含等式命题。由于“a=b”以及“a=a”这样的表达说的是两个指号具有相同的意谓,它们关于意谓本身却没说任何东西(4.241),因此它们“没有意义”(5.5303),“是伪命题”(5.534)。最后,这种逻辑不是由公理以及推理规则构成的有意义的“理论”或“真理系统”,“逻辑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世界的反映”(6.13)。逻辑的重要性不再是通过证明得到各种“逻辑真理”,而是在于显示世界的逻辑结构。因此,在TLP中,“逻辑”本质上指的是关于逻辑形式即逻辑句法或语义结构的东西①。所谓“语言的逻辑”其实就是有限的一阶谓词逻辑句法。正是基于这种狭隘的逻辑观,维特根斯坦确定了命题的范围:“矛盾式是命题的外部界限,重言式是命题的无实质的中心点”(5.143)。处于重言式与矛盾式之间的是除等式命题以外的所有可真式命题,它们是合乎有限的一阶逻辑句法的表达,因而是真正有意义的表达。

四TLP的“不可说”困境及其逻辑根源

维特根斯坦将“合乎‘语言的逻辑’(即有限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句法”作为界定“可说”与“不可说”、有意义与无意义、命题与伪命题的依据,这是否意味着他拒斥自然语言、偏好人工符号语言?实际上并非如此。斯托克霍夫分析说:“TLP提到语言时,它的意思是所有逻辑上可能的符号表达形式”,因而“同构于世界的‘语言’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既是单数的又是普遍的:它是一种语言,而不是许多语言,但这种单数语言是普遍的,他说这样的语言是任何形式的符号表示的本质”[14]。维特根斯坦在TLP中谈论的“语言”并不是指某种我们通常使用的特殊语言,而是指所有合乎“语言的逻辑”的句法的可能语言。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4.001)以及“自然语言的所有命题都有着完善的逻辑秩序”(5.5563)时,“命题”显然不必非得以人工符号化的语言来表达。只不过,如果一个表达要有意义,它必须合乎“语言的逻辑”的句法。传统哲学通常使用自然语言且“说出”了大量的伪命题。它们没有意义,并非因为它们借助自然语言,而是因为它们所要“说”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合“语言的逻辑”的句法。因此,在哲学中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表达相混杂这种问题并不仅仅是因自然语言而起,它也不会因使用了人工的符号语言(例如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而消失,至少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采用人工符号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8]108。维特根斯坦讨论的“说”既没有指向弗雷格、罗素的符号语言,也不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语言。事实上,只要合乎“语言的逻辑”的句法,自然语言的表达(除逻辑命题外)也可以有意义;要是不合,即便符号语言的表达也没有意义。

以这种“语言的逻辑”的句法作为意义的依据,TLP会将很多东西判定为“不可说”之物,把很多“理论”和“学说”判定为无意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唯我论)、伦理学、美学都属于此类。甚至在逻辑学的领域中,它也引发了严重的理论危机:关于逻辑本身的学说(语法学、语义学等元理论)、逻辑哲学、各种内涵逻辑(例如模态逻辑)、数学(包含等式的高阶逻辑)都是无意义的。有这么多的东西不可说、无意义,这看似很无情,但也很自然,因为要表达这些东西,显然需要一种超出“有限的一阶谓词逻辑”的句法的“语言”。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样的“语言”根本不是语言。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维特根斯坦在TLP的结尾会做出自我否定的断言:“我的命题通过下述方式而进行阐明:凡是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这些命题,爬上去并超越它们时,最后会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他必须在爬上这个梯子后扔掉它)”(6.54)。这意味着,TLP本身也不合“语言的逻辑”的句法,其所表达的东西也在“不可说”的范围之内。该断言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它导致TLP蕴涵悖论:如果TLP的命题(包括(6.54))是真的(因而有意义),则TLP的命题无意义(因而不是真的);如果它们无意义,则它们(尤其(6.54)断言自己没有意义)恰恰是真的[11]335。于是,TLP陷入了自毁的困境:既然它的“命题”(尤其是(6.54))都没有意义,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它们?维特根斯坦何以能够让我们爬上这个“梯子”?为了消除这些疑问,学者们对TLP做出了各种解读。尽管角度不同,但初衷是一致的,即为TLP的融贯性做辩护[1]3。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放弃了这种信念,作为意义之依据的“语言的逻辑”被代之以语言游戏的规则,即一种“生活的形式”[17]。有学者甚至指出,“生活的形式在后期作品中就像逻辑形式在[TLP]中一样起着实质的作用”[18]。意义之依据的这种迭代无疑能够挽救很多被TLP判为无意义但又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学说。但反过来看,维特根斯坦采取如此摆脱困境的做法似乎暗示着,他还坚持着那种狭隘的逻辑观。

五结论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篇3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语境

一、引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ing Wittgenstein 1889—1951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 他的前后期思想有着特别巨大的变化。前期以《逻辑哲学论》 (1922) 为代表, 讨论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一些问题, 但他也恪守自己在逻辑、语言及其哲学意义方面的独特准则, 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影响。后期以他去世后出版的《哲学研究》 (1953为代表, 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影响。前后都是同一个维特根斯坦, 但前后期思想却截然不同, 而且又分别对语言哲学的两个不同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在哲学史上是罕见而卓越的现象。本文从其后期的语言哲学主张入手, 对其后期思想进行简要分析, 并尝试探讨与语境的关联。

二、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

(一)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

据说, 维特根斯坦获得“语言游戏”这个概念, 是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场地看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足球比赛, 因而收到启发。他产生一种想法:我们的语言是在用语词进行游戏。在《哲学研究》中, 维特根斯坦像在后期的其他著作中一样, 并没有给出“语言游戏”的一个明确定义。他着眼于语言的使用, 把语言看作一种活动, 并把语言和游戏加以对比, 产生了“语言游戏”理论。这个理论是通过游戏了解语言, 说明语言在他看来, “语言游戏”不可定义, 只可描述。我们会向他描述一些游戏, 也许还会加上一句:“这个, 以及诸如此类的, 就叫‘游戏’。”[1] (P50) 维特根斯坦这样向我们描述:“孩子们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 “某种原始语言”, “跳皮筋时的唱词‘小皮球, 香蕉梨, 马兰开花二十一’”, “语言和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等相类似的事情就是语言游戏。[1] (P8)

维特根斯坦强调日常语言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动性, 详细讨论了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他说:“考察一下在下述例子和别的例子中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发命令和服从命令;描述一个物体的外观, 或者对它进行测量;用一种描述来构造一个对象 (一幅画) ;报告一件事;思索一件事……唱一段歌;猜谜;编笑话, 讲笑话;解应用数学题;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提问, 感谢, 咒骂, 问候, 请求。”[2]“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 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类型, 新的语言游戏, 我们可以说, 会产生出来, 而另一些则会变得陈旧, 被人遗忘。”[1] (P18)

在论述语词的使用的多样性方面,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命名事物, 然后我们可以谈论它们, 能在谈论中提到它们。好像正是由于命名的行动,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就已经产生了, 好像就只有一件叫做‘谈论事物’的事, 而事实上我们用句子做极为多样的事情, 只要想一下各种感叹词和它们完全不同的作用:‘水!滚开!哎呦!救命!好!不!’”维特根斯坦感慨:“我们面临的哲学困惑的最大根源之一:我们企图为一个名词找到一个实体。”[3]实际上, 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 由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 (使用, 功能) 决定。也就是说, 语言有意义就是语言具有能在游戏中使用这种功能或性质, 因此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 因此也就没有对应实体是否存在与意义之间的困难。

(二)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

在强调语言及其应用的多样性就如同游戏种类及其规则的多样性时,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有名的“家族相似”的论点, 并用它来否定一般及概括的可能性。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来表达相似形的特征, “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形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貌、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 等等”, 因此“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1] (P49) 语言游戏也是如此, 他举例说, 比如工匠和他的助手之间的语言, 工匠喊:“钻头!”“木板!”助手就将它们送过去;指挥官和士兵之间的语言, 如命令与接受服从, 等等。他指出, 语言表达式犹如“工具箱中的工具”, 有锤子、钳子、锯、钉、螺丝、胶壶、胶水等, 它们的用途各不相同, 但在每两种情况中都有某种相似性, 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也如此。结论是:没有一般性, 只有家族相似性。[5]

(三)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用法”

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 有两个基本命题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用法论”意义观。第1个是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第2个是不要问词的意义, 而要问词的用法。维氏在用第2个命题宣扬“用法论”的同时, 并不是在取消或消解意义概念, 因为他曾多次提及意义问题。譬如, 他说:“当一个词在语言中起的全部作用都很清楚时, 实指定义便说明了它的用法———即意义。”[6]“我们是怎样学会这个词 (例如‘善’) 的意义的?通过什么样的例子?在什么语言游戏中?那样, 你就会较容易地看出, 这个词一定有一个意义的家族。”[7]由此不难看出,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主张用法时, “依然承认语言是有意义的。他并不否定意义, 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观点上重新规定意义”。[8]其实, 维氏不是反对词有意义, 他不赞同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实体, 词的意义不是其所指, 假如追问意义是什么, 即预设了词是某种东西, 只有说出这种东西才能说出意义。从前述的分析我们也可看出, 他既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物质实体, 又不承认意义是某种精神实体。在他看来, 把词的意义看作是某种东西“是他前期所遇到的各种困难的一个根源, 也是传统形而上学错误的一个原因”。[9]为了摆脱他所遇到的种种困难, 维氏另辟蹊径, 明确指出, 语言的意义不是某种实体, 而是语言的性质和功能, 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然而, 有必要指出的是, “意义就是用法”确实容易给人造成某种误解, 即把意义等同于用法。实际上, 维氏的意思是说, 用法就是意义。[10]可以看出用法本身就是一种赋予意义的行为。

(四) 维特根斯坦与“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意义即用法”的理解离不开一个关键的概念:生活形式 (form of life) 。生活形式的概念在《语言哲学》中先后仅仅出现过5次[1] (P18, P19, P134, P273, P354) , 但却有着特别的意义, 它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观的基础。从广义上来说, 人类的生活形式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存环境的特殊方式”, [1] (P445) “语言行为是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存在物对于环境的反应的自然延伸”。[11] (P446) 维氏说:“命令、询问、讲述、聊天, 这些都和吃喝、走路、玩闹一样, 属于我们的自然历史。”[1] (P20) 狭义的生活形式是指“一定的民族一定的社会群体等的生活形式”, [11] (P447) 在这样意义上的生活形式是多样的, “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 (P13) 语言游戏是生活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 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1] (P19) 由于语言游戏与生活形式的联系, 语言的意义也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因此理解意义, 就要深入理解生活。[4]

三、语境的强调对当代语用学发展的贡献

维特根斯坦在19世纪就提出了语境的重要性, 并给予了重视, 为研究语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语言研究离不开语境, 要研究语言的某一具体现象, 不能独立地静态地研究, 而要将其具体特点与一定语境结合, 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研究语言, 语言是与人有关的一种生活形式, 要置于生活环境中去研究。同一语言现象, 因为出现的语境不同, 就会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12]

举一个身边的例子, 一次偶然听到两个同学的对话, A在楼上, B在楼下, B高喊A的名字, 并用河南方言说道:“帮我把我的水bei拿下来。”这个“水bei”是指哪种“水bei”呢?猜测当即就被楼上的A提了出来 (她也用河南方言) :“是写字的水bei还是喝水的水bei呢?” (在河南方言中某些地区, 发“笔”的音为“bei”) 楼下A答曰:“喝水的水杯。”楼上的B这才恍然大悟A是想让B把“喝水的杯子”捎到楼下。由此可以看出语词的意义的确决定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语境不同, 产生的表达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

四、不足之处

维特根斯坦重视在使用语言中理解语言是正确的, 但是它由此走向一般、否定概括则是片面的。强调语境在表达某种特定定义时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维特根斯坦却把这种作用理解得太绝对了, 他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意义的确定性。但是词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 因为一个词可以出现在无限的词组和句子中, 人们是不可能考察词的全部分布语境的。维特根斯坦在不确定中追求确定, 其根源就在于他的绝对意义论的语言观:词的意义总是确定的。[13]似乎语言的任何意义都必须通过语境来决定。事实上, 一个语词具有多少种相对比较固定的含义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多义词, 它们的各种涵义是能够被人们理解和解释的。因此这一点是维特根斯坦用法论意义观中的不足和缺陷, 是需要否定和批判的。

五、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 后期维特根斯坦倡导的“意义即用法”的观点是有其优点的, 但是也有其不足和缺陷。维特根斯坦用法论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研究中是有重大贡献的, 这特别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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