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

四书（共4篇）

四书 篇1

拜读郭齐勇先生的《“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 感触良多。他建议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我完全赞同。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是避免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化”的需要。“博物馆化”是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一个术语。列文森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虽然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于中国人的心灵里, 而且可以看得到, 有时还可以摸得到, 但这已不属于他们了。不属于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些东西没有很大的生命力, 在社会上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做博物馆化。这种博物馆化的历史现象和你现在碰到的生存问题之间, 有很大的距离。如果讲得露骨一点, 很多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 在研究中国文化中, 也把历史和文物完全对象化了, 就像研究埃及文物一样。考古发掘出来的宝物, 和我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关系, 尽管我可以做出很好的描述。我并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这个工作本身是学术, 有些最高的学术价值就体现其中。但是, 毫无疑问, 这种工作和具有生命力的反思并不一样。

“博物馆化”的儒家传统是没有现实生命力的。要让儒家传统恢复生命力, 有效的方法是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只有与现代人的生活融为一体, 其生命力才能真正焕发出来。

将“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是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需要。章太炎指出:了解本民族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 “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 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 则蔚然以兴矣, 不然, 徒知主义之可贵, 而不知民族之可爱, 吾恐其渐就萎黄矣。”培育和建构现代民族精神, 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那些与维护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思想、感情, 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近代以前, “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 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 1282年, 他在元大都 (今属北京) 英勇就义, 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唯其义尽, 所以仁至。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 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关于《汉英四书》的回忆 篇2

抗战时期，我在宁乡县私立沩滨初级中学读书，看到老师徐灼礼先生的书架上有一本《华英对照四书》，知道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的华英对照。心甚奇之，心甚爱之。

徐老师1900年出生，北京大学外语系学生，是林语堂、鲁迅、徐志摩的弟子。毕业后在中央社、《大公报》工作过。他自述：当时生活在“矛盾苦闷”之中，“不满现状而又随波浮沉，应世卑怯而又内怀傲慢”；抗战军兴，回到宁乡。时值沩滨中学初办，其兄徐鈺礼先生当校长，便聘他来教英文和国文。徐灼礼先生到沩滨中学以后深得师生爱戴，他虽然没有教我们班的课，但我心中对他甚为仰慕。

1950年3月，我在湖南省立一中高中毕业后回到沩滨中学教学，和徐老师同事一学期，第二学期他去了北京。他的那本《华英对照四书》给了他的姨妹姜国芬老师，姜老师日本留学生，曾是我的级任导师（现在称为班主任），于是我从姜老师的书架上取来细读。此书的原译者是James Legge，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由上海国际出版社出版。我经常将“四书”中的难句对照华英来读，能从比较中得到更透彻的解释，于是爱不释手。我后来到湖南师院读大学，并留校工作，这本书也不曾离开过身边。

1987年，我的儿子秦颖从华东师大读完西方史学史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回到湖南，到湖南出版社历史读物编辑室工作，后来他到了社科译文编辑室，我便建议他将此书再版。

二

当时湖南人民出版社一度被撤销，改为湖南出版社，译文室也面临被撤销的命运，何敢再版英汉著作！

后来经过反复争取，译文室被保留了下来，于是再版《华英对照四书》的建议有了一线生机。秦颖向社里正式提出了选题报告，在社一级的选题论证会上，对这个选题意见分歧很大。据秦颖说，会上熊治祁、杨实同志极力支持，尤其是熊治祁的话起到了左右局势的作用，终于得到通过。

湖南师大外语系刘重德教授住在我的楼上，与我过从甚密，秦颖常去请教。刘教授得知再版《华英对照四书》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并表示大力支持。出版社确定以理雅各译本为基础进行适当地校注，刘重德教授愿担任这本书校注工作，由于工程太大，他建议秦颖邀请南昌大学罗志野教授参与。

罗志野教授回信，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并说：“关于校注部分不会发生问题的。前三书就请刘先生校注，这也是最重要部分，刘先生是名家，由他校注更为合适，孟子就由我来校注。以后遇到什么难解决的事，都请先征求刘先生意见，至于我这里不会有什么的。”（1991年5月19日回信）

《华英对照四书》再版时，改为《汉英四书》。我记得《汉英四书》出版之前秦颖常常忙到深夜（当时他住在家里）。在交印的前夕对我说：“爸爸，你是善于挑毛病的，你把这本书中文原文清样再看一遍，看能挑出什么毛病！”

我欣然同意，并开玩笑说：“我只看汉语原文和标点！但有一个条件：看出一个错别字要十元。”

他说：“你看了再说吧。”

于是我坐下来就看，一直看完才休息。此时壁上的挂钟已经指着凌晨二点。《汉英四书》的汉语原文大样，我未发现一个错误。第二天秦颖拿着大样高高兴兴地上班去了！

1992年4月，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漢英對照中國古典學術名著叢書”（照原书封面的繁体）第一本《漢英四書》就问世了，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可以说这种新的出版尝试就一炮打响了。

三

《汉英四書》第一版印了八千册，发行以后，很快售罄。湖南出版社便再接再厉，根据读者反馈的情况，对该书作了修订，将丛书名“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学术名著丛书”删掉“学术”二字；全书内容，加了白话译文：不仅是汉英对照”，还有文白对照。《汉英四书》的封面就改为“汉英对照、文白对照《四书》”，1994年出了第二版。于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样式成了中外古今三合一的形式了，开创了图书出版的一种新的形式。这一改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发了消息，《中华读书报》、《英语世界》发文推荐，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费乐仁博士来信索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来信赞扬，“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先生热情给汉英《四书》写序，这样就促使这套丛书的成长和发展。

钟叔河先生原是湖南出版社的老领导，他调出以后仍关心“母社”，在他为这套书所写的“序”中说：

秦颖同志准备出版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老实说，最初我有过一点担心，因为我不太明白它的读者究竟应该主要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而且既是古典名著，恐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如果要新译。不过，理雅各这本书我是一开头就赞成列题的，它在文化交流史和翻译史上的地位早已确定，……我以为，图书出版虽然不可能不是一块宣传阵地，但和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剧场、歌厅等等别的宣传阵地相比，总要有点不同，就是总要多一点文化气，多一点历史感，也就是说，出书不能只看时效，不能百分之百地跟着xx走。只要有文化历史的眼光，看准了哪些书通过了历史的筛选并将继续保持历史上的地位如理雅各的译述，即使经济效益差一点，一下子未必能多印，但一年两年印它三本五本，于江河日下时显示一点中流砥柱的形象，人们谈起时能竖一下大拇指，不言自明亦在其中了。秦颖同志还年轻，却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高兴。

最为令人敬佩的是萧乾先生。他为此书的出版奋力呼唤，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给此丛书责编者写了十多封信和文章来激励、谋划、推荐。

四

萧先生是著名记者和作家，时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在百忙中给一个青年编辑回这么多信，实在令人感动。下面略转述这些信的大意：

第一封信（1994年9月21日）是萧乾先生婉辞英译《史记》的请求后的回信。他说：“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又在译Ulysses（《尤利西斯》），所以不可能参加这一巨大工程。你何不找找杨宪益。”并且把杨先生在翻译方面的成就略作介绍，又把杨的地址和电话也告诉秦颖，还将另一位古典文学的译者胡志挥先生介绍给秦颖，嘱他“最好也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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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封信（1994年10月30日）是萧乾先生接到《周易》和《四书》两个三合一对照本的回信。他看到书上所列丛书第一辑的篇目（《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坛经》、《史记》、《楚辞》），萧先生热情地说：“从计划看，你们要把这批古籍都译成英文，这可是出版界的大事，也是英语界的大事。衷心祝愿你们获得成功。”

第三封信（1995年3月30日）是萧先生接到《楚辞》三合一本后的回信。他说：“你们在开创出版界一个新的方向，既普及了祖国名著，又提高了英语界水平，我目前在忙写《二战》，很想在《出版参考》上写一短文表扬一下，容我腾出手吧。”

第四封信（1995年5月3日），萧先生说：“拜读大著《论〈诗经〉的几个英译本》……结尾处谈到翻译本身也是一种创造，甚有同感。”又说：“这套书已陈列在我枕畔及书架上，我将随时捧读，因它既可为我在古典方面补课，又可学学翻译。日后如有领会，再为《读书》写一篇心得。”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萧先生谦虚和诚恳，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第五封信（1995年5月6日），萧先生说：“感谢你们寄来的《周易》、《诗经》、《孙子兵法》、《楚辞》及《老子》六种，不知这套书何时可以出齐？我想先在《英语世界》上介绍一下，对销售可有直接作用。如另有所成当即给《读书》。这套书不知将有港台版否？台湾一定会有出版社愿与你们合作。”

第六封信（1995年5月18日），萧先生说：“我赶写了一短介，已寄给（1）《光明日报》的《中华读书报》，及（2）商务的《英语世界》。我想再翻读一阵再考虑给《读书》写的问题。你真是位行家。这样的人才出版界不多。”萧乾先生在最后还勉励几句。

第七封信（1995年5月25日），萧先生告诉秦颖几个好消息，并给他巨大的鼓励。他说：“拙稿晌即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刊出，当复制后寄上。《英语世界》也已回信。他们发稿早，又有翻译过程，说九月可刊出。这种文章我常写不应再由贵社付酬。”“希望你们同伦敦的（如Profokein）及旧金山及纽约专售中国书的书店联系一下。另外是港台，因为你们这套书，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必有读者。”“出版口如有智者应给你们颁个奖。”

第八封信（1995年6月10日），秦颖在信中再次提出按照社里的惯例，凡为社里所出书写了评论的作者，社里要按照他所得的报酬再发给一份报酬。萧先生发火了，义正词严地批评了这种做法，叫他转给社领导看。这封信的内容这里应该从实招来，公之于众：

秦颖同志，接你信我很难过。我写过一些书报评论，但从未得过出版单位的分文，而你两次来信提此事，使我觉得有赏新闻已够丢人，够不健康的了，贵社还在提倡有赏评论。我认为切切不可这样。如果报刊上评论作者都接红包，我则今后再不看（更不写）评论了。

我是真心欣赏尊编的这套书，真心认为它们对在古典著作，在翻译，在中文需要补课的人们，是及时雨。我珍贵你们送我的这套书甚于我书架上许多出版社送我的许多新书。我是真心为了普及你们这套书而写评论的。不少出版社送我更多（有时全集达二十卷精装），但引不起我写评论的兴致。我的大学（燕京）毕业论文（《书评研究》）（八十年代《人民日报》重印过）。我主张书评（正如一切言论）应具独立性，独立才能客观，客观才有一读的价值。你们社出了许多受社会欢迎的好书，不需要用这种办法来推广。（请恕我直率）。所以我非但拒绝您社的酬劳，并且严肃建议废弃这种办法。这将在出版界带个很不好的，很不健康的头。一家出了那么多好书的出版社，不需要出此。

你反正要调广州了，我建议你把此信给您社领导看看。如我谈错了，请批驳。如果还有点道理，请考虑。

祝好

萧乾1996.6.10

秦颖看了此信以后，感到很歉疚，向萧乾先生作检讨，赔礼道歉。秦颖认为萧先生事先已表示却酬，就不应该再次坚持了。出版社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宣传促销的奖励政策并没有问题，错就错在自己错用了这种奖励，伤害了萧先生纯正的用心和感情。当然，萧先生的批评，也使秦颖感到高兴，因为这使人看到萧先生的评论是独立的、客观的，是对他工作成果最高的肯定和奖励。

第九封信（1995年6月19日），萧先生说“前者关于双重稿酬问题，我的话太鲁莽了，请勿见怪。”你看萧先生对年轻人是多么细致和爱护备至。萧先生告诉责任编辑秦颖他写的《三种愿望同时满足——介绍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一文已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又将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刊出，并将英文译稿寄秦颖，请秦过目后直接寄《英语世界》杂志编者。

第十封信（1996年5月31日）婉拒为莎士比亚全集写序。

第十一封信（1996年6月16日），萧先生建议：“除了经典名著之外，明清小说的对照本读者会不会更多些？如红楼或老残？”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多录了一点，一方面是表明这套“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的问世是社会催生的，另一方面是对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如此关心这套英汉对照丛书的出版的敬仰。

五

还应该对萧乾先生的推介文章略作述评。

萧乾先生给编者写了那么多信犹嫌不够，还要写评论公开向社会推荐，他的推介文章的题目是：《三种愿望同时满足——介绍“英汉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此文的头一段开宗明义就说：“我相信许多人都想就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补补课，倘若不但可以满足这一愿望，还能学学英语、学学翻译，那就更理想了。去年以来湖南出版社刊印的这套文白对照、英汉对照的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就颇能满足这一愿望。”这里指出三种愿望是：经、史、子集补课，学英语，学翻译。下面具体讲内容。这套丛书已出的就有《周易》、《尚书》、《诗经》、《四书》、《老子》、《孙子兵法》、《庄子》、《楚辞》等，都有文白对照，白话译文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这些原著都艰深难懂，译成白话就容易多了。英文译本的选择很严谨，译者如有不妥之处，校注者就加以纠正。有的译本还附有人名、地名、职官、典章制度的对照表，此书还有一个特色：大多加了索引，如《老子》中的“道”七十三处和“常”二十七处，这对读者以至研究者都极有裨益。书前还有一篇前言介绍原著的时代背景和艺术手法，都是通过现代观点甚至世界文学的角度来阐述的。总之，这是一套最实惠的好书，是值得推荐的。

萧先生的评介文章一出来，当然这套书便不胫而走了。

六

萧乾先生的这篇评介文章对这套丛书做了很高的评介，稍嫌不足的是对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提得不够高。

萧先生还提出一个期望，他在信中对秦颖说：“出版口如有智者应该给你们颁个奖。”（第七封信）

这个不足和期望，后来由《大中华文库》的总编辑杨牧之先生弥补了。1995年春，湖南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张光华、湖南出版社副社长尹飞舟、编辑室副主任秦颖到北京调研时，杨先生特别约请他们座谈。当秦颖汇报了汉英对照古典名著丛书的出版情况后，杨牧之先生很惊异，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与他正酝酿的《大中华文库》不谋而合，于是正式邀请湖南出版社参加新闻出版署的大中华文库的工作，同时希望原丛书停止出版。由于出版的惯性，加上《大中华文库》工程浩大，1998年初，熊治祁社长和尹飞舟副社长专程去北京，跟杨牧之先生汇报，并允诺将已组稿的近二十部书稿出版后淡出，然后全力投入到《大中华文库》编辑出版中。1999年第一辑十程出版，参与单位为外文出版社、湖南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其中《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五种为湖南出版社出版。之后，《大中华文库》出版队伍不断壮大，有十余家加入，已出版一百多种英汉对照本，还出版了多语种版本，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而贡献力量。

湖南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白对照、汉英对照三合一的丛书到停止出版时已经出版发行了十六种。

近年来《四书》研究与教育述评 篇3

一、《四书》走进中小学课堂

近年来, 全国各地中小学的四书教育逐渐呈现出燎原态势, 截止目前, 全国90%的中小学教授孔子的儒家文化。2005年9月底, 沈阳市皇姑区在宁山小学召开了国学教育现场会, 在全区中小学中正式开展国学传统文化教育。2013年9月, 两岸高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交流研讨会广州专场在华师附中举行, 内容以儒家经典《四书》为主。其中试点学校深圳科学中学的副校长赵爱军介绍, 新引进教材共计选入《论语》168章、《孟子》50章、《大学》4章以及《中庸》4章。上海有三所高中成为该教材的试点学校, 其中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称, 他早在1997年就开始四书教育, 且教学效果良好。

尽管如此, 传统文化在重新被推崇的过程中, 也有些学校做法引人深思, 甚至有形式主义之嫌。2006年2月, 《大河报》报道了关于上蔡县慧光文武学校搞封闭式教学, 让百余个孩子封闭学“国学”, 给老师行跪拜礼;同年12月, 郑州首家童学馆举办隆重的开馆仪式, 幼儿们恭敬地向孔子像行礼参拜, 随后摇头晃脑吟念诗文。看到这些现象, 有学者称《四书》教育“热”还处于“秀”的阶段, 是“虚热”。在这一问题上, 我赞成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的看法:讲《四书》, 应当有所扬弃, 到底它的精华在哪里, 优势在哪里?然后再结合当前国情、世情, 让学生从小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习生活习惯。因此, 可以将中小学的思想品德课程与《四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 因为《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 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而思想品德课程的教育目标和内容也是围绕这个主题的。

二、高校对《四书》教育研究

高校凭借其自身的优势, 成为开展和推广《四书》学教育最为重要的阵地。目前, 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四书》教育呈现出两个主流并行的态势, 一种是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 另一种我们也称之为大学通识教育。

高校培养国学专门人才的专业教育主要包括开设国学专业, 成立国学系或国学院,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已经出现断层危机的国学人才, 其教学内容必须要包含《四书》原著的学习研究。2005年,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解放后国内高校首个国学院。自从上世纪90年代, 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校中悄然进行。2005年, 中山大学院长甘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数十所大学参加的“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会议, 由此为起点, 《四书》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以成都大学为例, 2009年秋季学期, 该校开设了“国学经典导论”课, 教材头两章分别是孔子与《论语》、孟子与《孟子》;实践教学形式多样:组织课堂讨论, 辩论演讲, 省市博物馆参观等。

2011年底, 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广州联合举办“两岸三地高校《四书》教学研讨会”探讨, 清华大学院长陈来在闭幕会上总结了目前学者们关注的几个热点问题:第一是关于四书的合教和单书教学的状况, 即教材的问题。第二是关于课程的吸引力和教育氛围, 吸引力集中在四书教学方法和途径上。第三是关于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因为承担四书教学的老师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责任感和文化素养。总的来讲, 这几大问题是目前高校《四书》教育所关注的, 虽然大家没有统一结论, 但现阶段在教学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个是尽管课程的教材教法形式不同, 但在多样性后面应该是“殊途同本”, 另一个是承担四书教学的老师不仅要有丰厚的传统文化知识储备, 而且也要具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

三、《四书》教育的国际影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 中国已经在世界各个国家创办了孔子学院, 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全球首家孔子学院2004年11月21日在韩国首尔成立, 截至2013年9月, 全球已建立435所孔子学院和644个孔子课堂, 共计1079所, 分布在117个国家 (地区) 。2009年7月28日,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中美高层就两国重大战略和经济问题进行全面对话。开幕致辞时, 奥巴马引用了孟子的话“山径之蹊间, 介然用之而成路, 为间不用, 则茅塞之矣”来形容中美两国之间要为后代共同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以防止彼此之间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同年11月16日, 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 奥巴马谈到中美关系时, 又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温故而知新”。可见, 《四书》所含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 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 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 近年来《四书》教育在它发展的十多个春秋中, 虽有所收获, 但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此, 我们想强调, 儒家教育不是单纯的道德说教, 而是春风化雨, 儒家的教育方法, 绝不是今天的满堂灌, 而是以启发式为主,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孟子主张“以意逆志, 深造自得”;另外, 我们应该以泰然之心和辨证的态度对待《四书》教育, 在其重兴之初, 我们不宜绝对的否定其价值, 也不宜将它的地位抬得过高, 应理性地分析其价值, 去粗取精地吸收四书中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我们坚信, 只要秉持正确的观念, 投入积极的努力, 运用恰当的方法, 《四书》教育会持续的“热”下去, 那么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将指日可待。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我国出现了“道德沦丧”、“重利轻义”等问题, 基于此, 中国儒家文化重新受到青睐。近年教育工作者们都在积极探索《四书》教学工作,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本文将对近年来《四书》研究与教育进行概述, 主要从《四书》教学在中小学, 高校以及《四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梳理。

关键词：近年来,《四书》研究与教育,述评

参考文献

[1]吴晓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国学教育的意义[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2.

《四书》的读书笔记 篇4

穆 文，1983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其专栏“四书笔记”将以经典选读或以主题阐释的方式解读《四书》。

《四书》的读法

阅读《四书》，需要讲究方法。

关于《四书》的读法，历代学者研究甚多。《四书》体系的建立者，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四书》应当依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来读。

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这就好比建造房子应当先打好地基。《大学》包含的是为人为学的纲目。“大学”的意思，便是教人学做大人，为人为学要先立一个做“大人”的规模。做“大人”的规模是从“格致诚正”，一直到“修齐治平”。一个“大人”不仅体贴、理解天地万物，省察自己内心的每一个念头，而且心怀家国天下，更为重要的是，“大人”将万物、自身与天下贯通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大学》不仅展现了一个包括“万物――自我――他人”的阔大人生内容，而且厘清并指明了人生努力的目标与次第。所以，朱子强调，《四书》应当先读《大学》，可以把《大学》的内容作为一个构架，然后再将其他书填补进去。

次读《论语》，以立根本。《论语》是孔门诸弟子答问的记录，孔子的语默静动皆有记载，最为亲切可信。儒家思想的精义亦囊括其中。因此，次读《论语》，可以从中了解并体悟圣人中正平和之道。

次读《孟子》，以激其发越。《孟子》言：“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文气极为雄壮，如孟子其人，泰山乔岳。儒家以孔子发端，孟子畅其源流。朱子以《孟子》次《论语》，是在学者大根大本确立之后，激发其昂扬的志气。如《易・乾》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读《孟子》，以激其发越，即是期望通过阅读《孟子》来激发学者乾健不已的精神。

最后读《中庸》，以尽其精微。《中庸》一书难读，初学者未当理会。需要在其他三书都读完了，于其中道理都有所了悟之后再来读。朱子在《中庸章句》中称其为“孔门传授心法”，“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因此，《中庸》的道理非常精奥，要放在最后来研究。

《四书》的阅读次序，不仅包含了朱子对于《四书》内容的理解，而且也蕴涵了朱子自身立教教人的深意。关于《四书》具体的阅读原则与方法，朱子曾说：

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若如此说孟子时，不成说孟子，只是说“王子”也！

因此，阅读《四书》最重要的原则，便是要“将心比心”。读者需要用自己的心去体贴孔子、孟子的心。古人古书不会说话，如若任凭自己的私见、偏见去读，最后所得，也只是自己的私见、偏见而已。所以阅读《四书》首贵虚心，如此才能看出古人下字的用意，才能领略其精神妙处。

其次，阅读《四书》时，必须要做到“沉浸专一”，每一书都要熟读、精读，要做到“一书不完，不读另一书”。读《论语》时，如无《孟子》；读前一段，如无后一段。否则的话，读这里，又想那里，纷纷扰扰，无有终始。

第三，看《孟子》的时候，与读《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因此需要一字一句的去读，涵咏在心，仔细思索。《孟子》文章则是一大段一大段，首尾通贯，熟读则文义自见，不能象读《论语》时一样逐句逐字的理会。

第四，《四书》中圣人言语的意思一重又一重，需要深入去看。人们通常只看到第一重的表面意思，便不去追究第二重含义，只有看得到言语的缝罅处，深入进去思索，才能透彻其中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