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通用4篇）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篇1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

（六）经

四书——应该说，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它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当时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是公认的儒学经典，它原来并不是一本书，而是由《论语》《孟子》这两部书和《大学》《中庸》两篇文章合辑在一起的统称，由南宋大儒朱熹汇辑刊刻，从此广为流传，名声鹊起。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毋庸讳言，《四书》中也夹杂着一些先人的思想的局限，这些局限已成为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包袱，这无疑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此，我们应当抱着去莠存良、古为今用的科学态度去学习、加以适当的理解，将前人的智慧在现在的社会闪光。

《四书》之《大学》：《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前434）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四书》之《中庸》：《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之《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四书》之《孟子》：《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五经――－原为六经。《庄子》一书首先称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春秋为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六艺”。

其中《乐经》散失，只留存下来《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因此在汉朝，以此五本著作作为经典，称为《五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五经别名: 唐韩愈《进学解》:“《诗》正而葩。”后因称《诗经》为“葩经”。《书经》者,孔壁藏书也,又名壁经.易经,羲经相传伏羲始作八卦，故名“羲经”。《礼记》,.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因此名“戴经”.孔子删述春秋，绝笔于获麟。因此《春秋》叫“麟经”.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篇2

情和礼的关系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始终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 如郤缺“无礼不乐”说, 孔子“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及《毛诗序》“发乎情, 止于礼义”的命题等。又如郭店楚简《语丛一》说“礼因人情而为之。”《语丛二》说“礼生于情。”《性自命出》说“礼作于情。”等, 这一对范畴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内涵。在以孔孟旬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中, 音乐中情与礼的关系经历了由“中庸”到“仁”再到“礼”的一个演变, 但这一时期音乐的实质仍是以“礼”为本, 以“礼”节“情”。

一、古代“情”、“礼”的解读

关于“情”和“礼”的讨论, 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有不同解释。

情: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这是最早的情之界说。[1]对于情, 孔子、墨子都有一种态度, 但没有明确的理论。至庄子乃提出一种理论。除此之外, 许慎《说文解字》云“情, 人之阴气有欲者。”段玉裁注云:“董仲舒曰;情者, 人之欲也。欲之谓情, 情非制度不节。《礼记》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 不学而能。《左传》曰:民有好恶喜怒爱乐生与六气。《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 情生于阴以系念。”[2]

礼:子产“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经, 而民实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传胚说道:“礼, 经国家, 定社被, 序民人, 利后用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夫礼, 所以整民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夫礼, 国之纪也, 亲民之结也。”《国语·晋语》;晏婴也认为:“礼之可以为国也, 久矣, 与天地并。君令臣共, 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故慈妇听, 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3]

二、儒家“情”“礼”关系渊源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源流, 所以在探讨儒家“情”“礼”关系之前, 了解其思想来源是很有必要的。

先秦时期的人们对于感官享乐活动的追求仅停留在一般审美经验, 人们对“不平和”1美的追求往往把审美愉悦与生理快感混同在一起, 审美价值及审美活动的过程也只是人们对自身欲望的发泄与放纵。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先秦王公贵族和一般平民与贵族思想家们对美和审美活动的性质存在两种不中的看法。一是对美的一般感官愉悦而言 (表现为五官审美的纯感官享受) , 二是为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地位, 周成王和周公旦确立了礼乐制度, 致使贵族思想家阶层的言论无论出于自身审美观念, 还是出于维护礼乐制度本身, 其目的几乎全都在于遏制那种无休止的感官欲求, 以用于维护旧有的“雅乐”审美观念或维护旧有的统治秩序。对音乐美及审美过程只要求符合政治目的和伦理目的, 对音乐美及审美的价值判断在于如何实施对“情”“欲”的节制。[3]如郤缺“无礼不乐, 所由叛也。”季札“五声和, 八风平, 节有度, 守有序”、子产“奉五声”“制六志”、伶州鸠的“道之以中德”说等。这一思想被儒家所继承, 如孔子提出的“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就音乐与感情的关系而言, 他们和先秦思想家一样, 要求以“礼”为本, 以“礼”节“情”。

三、“情”“礼”关系在儒家学派中的演变

儒家音乐观中“情”和“礼”的关系, 是以“礼”为本, 以“礼”节“情”的。但是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 “情”和“礼”的关系在孔子、孟子、荀子三家有所演变。孔子的“情”在“中庸”范围之内, 孟子的“情”在“仁”范围之内, 荀子的“情”在“礼”的范围之内。

孔子 (前551—前479) 思想精髓是“礼”“仁”及“中庸”。在孔子这里, “仁”是“爱人”, 是推己及人, 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它既是一种道德观念, 有是一种人生理想。[3]孔子的“礼”, 主要是指周代的礼仪制度。“礼”被周人奉为立国之本, 周文化被称为“礼文化”, 范围相当广泛。《礼记·经解》说;“故朝觐之礼, 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 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 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 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 所以明男女之别也。”[5]“中庸”是指折两用中而有主次之分, 是追求和谐统一, 恰到好处。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而“克己复礼”的要求也是仁的要求, 则是“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也就是说视、听、言、动乃至人的思想都必须受制于“礼”[3], 强调用“中庸”精神对音乐所表现的感情作有节制的审美, 他说:“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中庸之为德也, 甚至矣乎。”《论语·雍也》又说:“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 由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以“和”为“礼用之”, 要求“和”用礼之节达到“中庸”, 执两取中, 无过无不及。

孔子的“情”在“中庸”范围之内, 他的审美准则是“思无邪”“乐而不淫”。他说:“《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无邪”就是不违背于“礼”, “思无邪”就是非礼勿思, 思不出位, 要求“怨不越礼”[3]。“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关雎》, 是指音乐中的感情必须通过“礼”的节制, 使之快乐、忧伤都不过分, 这也正是孔子“中庸”思想的反映。他对于音乐中情感的肯定是有节制的, 要求通过“礼”和“仁”的节制达到“无过无不及”的情感状态。

儒家学派以孔孟荀三派为代表, “自孔子之死…..儒分为八”《韩非子·显学》, 其中主要是孟子、荀子两派[3]。他们分别从“仁”和“礼”两个不同侧面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提出性善论, 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 发展为“仁政”思想, 他的“情”在“仁”的范围之内;荀子提出性恶论, 继承了孔子“礼”的学说, 发展为以“礼”为主, “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 他的“情”在“礼”的范围之内。

孟子 (前372—前289) 继承孔子礼乐思想中的“仁”, 他的“情”在“仁”的范围之内。

孟子的“仁”是指上级对下级的爱护与关心, 下级对上级的拥护与尊重。他“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 (《公孙丑上》) 突破了孔子的局限, 提出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尽心下》) 的思想, 认为无仁无义子君是“一夫”, 人民可以起而推翻其统治, 故“闻诛一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下》) 主张普通人与帝王、圣人、“有同听”的听觉美感, 如“…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 (《告子上》) [3]

他继承春秋时期子产“乐有歌舞”之言, 把音乐歌舞与人的喜乐之情联系起来, 认为音乐是人的喜乐之情的表现。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作乐应该体现仁、义之德, 如“仁之实, 亲是也;义之实, 从兄是也……乐之实, 乐斯 (仁、义) 二者” (《高娄上》) , 这句话说明音乐所表现的只是对“仁、义”之德的喜乐之情。

因其性善论而主张推己及人, “与民同乐”。如“独乐乐”不如“与少乐乐”, “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今之乐犹古之乐”等, 强调无论古今, 娱乐的本质都在于和乐, 只有政和, 人和才能真正从娱乐中得到快乐。

荀子在孟子“音乐可以表达喜乐之情”思想的基础上, 提出“乐者, 乐也”《荀子·乐论》的明确命题。[3]但他继承了孔子“礼”的思想, 他的“情”在“礼”的范围之内。

荀子主张性恶论, 认为“人性之恶, 其善者伪也”, 认为人天生有“耳目之欲, 有好色声焉, 顺是, 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 “为了使政治得到治理, 他主张对人‘好声色’之欲的‘恶’进行引导, 使政治得到治理。荀子显然认为音乐是引导和治理这种“恶”的最好手段。

“夫乐者, 乐也, 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 形于动静, 而人之道, 声音动静, 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 乐则不能无形, 形而不为道, 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 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 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 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论》[4]

由此可见, 荀子认为人有享受音乐的欲望, 放纵这种欲望社会就会混乱, 因而认为需要对这种欲望进行引导, 以便使社会免于乱而归于治, 而雅正之乐和礼仪一样, 正是进行引导的有效工具, 这一思想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的一条红线。[5]

基于此, 荀子主张“审一定和”“穷本极变”, 这个‘一’因为‘宫’, 审定‘宫’音以‘定和’是说的得通的。荀子所谓‘穷本极变, 乐之情也’之‘本’是指人之本性。‘变’既思想感情本性的种种变化, 是说音乐具有表达人的各种情感变化的功能, 而这些情感变化是需要礼乐正声加以引导, 引导的好便能往‘善’的方向发展, 引导的不好则往‘伪善’或‘恶’的方向发展。因此, 荀子主张‘以道制欲’的理由是, ‘君子’以钟鼓道志, 以琴瑟乐心…故乐行而志清, 礼修而行成, 耳目聪明, 血气和平, 移风易俗, 天下皆宁, 美善相乐。古曰:‘乐者, 乐也。’君子乐得其道, 小人乐得其欲, 以道制欲, 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 则惑而不乐。故乐者, 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 所以道德也。” (《荀子·乐论》) [5]

儒家这一礼乐思想在西汉武帝时代, 被刘德及毛苌等人所继承, 他们编写的《乐记》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此书比《荀子·乐论》更明确地认识音乐即是声音的艺术, 也是感情的艺术, 强调月中之情不能任其泛滥, 而要有德与礼的节制, 强调“乐者, 德之华也”“乐者, 所以象德也”、故提出“德音谓之乐”的命题。[3]西汉毛苌《毛诗序》提出“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命题对孔子、荀子、《乐记》的思想作了高度概括, 虽然重视音乐具有表情的因素, 但却明确规定音乐艺术中的感情必须符合礼仪。

综上所述, 儒家从孔子开始, 就音乐作为表情的艺术而言, 他们从根本上都必然要求抑制音乐中“情”的因素, 用“礼”限制“情”的自由抒发, 如叶明春在《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一书中所说“先秦以来, 儒家对音乐的美及审美的期盼从来没有真正从社会功能属性和政治属性中独立出来, 没能把对音乐的美和审美理直气壮的、或心怀坦荡的审美享受。”[5]但“情”在孔、孟、荀三派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实质经历了从“中庸”到“仁”再到“礼”的一个演变。

摘要：音乐中“情“和”礼“的关系, 早在孔子之前的先秦思想家们的言论中就有所涉及, 如郤缺“无礼不乐”说、季札“五声和, 八风平, 节有度, 守有序”、子产“奉五声”“制六志”等。这一观点在被后来的儒家所继承的同时也有所演变, 孔子的“情”在“中庸”范围之内;孟子的“情”在“仁”范围之内;荀子的“情”在“礼”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情礼关系,先秦,儒家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12.

[2]许慎[东汉].段玉裁[清]《说文解字段注》[M].成熟古籍出版社, 1981.p531.

[3]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9.

[4]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3.

[5]叶明春.《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7.8.

浅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篇3

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官逼民反，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说明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古代的刑法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儒家的思想对于现在的法律仍有很深的借鉴意义。在儒家思想中，通常把对人民百姓思想道德教育叫做“教化”，孔子本身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因此非常重视对民众道德素质的教化，在现代社会中刑法规定对罪犯处罚其实内在思想也是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目的在于对违法犯罪的人进行矫正和教化。近几年来，我国在法治方面都倡导“德治”的思想，但是追根溯源，和儒家的法治思想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并且提高人民的法治修养，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社会和谐发展。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 篇4

《论语》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也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书中从各个角度来论述仁义道德，内容丰富，举凡思想修养、行为举止、风俗礼仪、国家治理，可以说涉及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过阅读《论语》一书，让我初步了解了孔子的思想。书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意思是说：学了又时常温习和练习，不是很愉快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高兴的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恼怒，不也是一个有德的`君子吗?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一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