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

脱钩（共12篇）

脱钩 篇1

0 引言

水下机器人进行海中实验或作业时, 通常需要在码头或母船上对其进行吊放, 通过起重机械将其吊放到水面指定位置后进行释放, 之后水下机器人进行实验或作业[1]。使用传统的吊钩进行吊放和脱钩时, 需要有操作人员在水中近距离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脱钩操作, 这种人工脱钩方式不仅费时费力, 还给水中操作人员带来危险。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研究用于水下机器人释放和回收的水下自动脱钩装置。

陆上常用的自动脱钩装置主要有电控式和机械式两种。电控式自动脱钩装置在海水中应用时需要对其进行水密处理, 使得装置结构比较复杂[2], 并且在海水环境中工作容易出现漏电等问题。机械式自动脱钩装置大都采用弹簧蓄能, 多通过起吊物着地时载重的消失来实现自动脱钩[3,4,5]。这种脱钩方式无法对水下机器人的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的控制, 在脱钩时对水下机器人构成危险。

因此, 本文根据科研课题任务的要求, 研究一种机械式水下机器人用水中脱钩装置, 该装置无需人员在水中脱钩, 在岸上拉拽细绳即可进行自动脱钩。

1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本文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远距离进行操作以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对装置进行了构思与分析, 设计其总体结构, 研制小型原理样机并针对该装置实验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改进。

1.1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构思与分析

本文设计的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可由操作人员在岸上操作控制水下机器人在水中脱钩, 同时, 要求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根据这一设计要求, 对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了构思与分析。

根据自动脱钩装置需要人员在岸上远距离操作的特点, 首先确定了本装置的脱钩方式。该装置的脱钩方式是采用人拉拽脱钩装置上的细绳使脱钩装置从吊耳中脱开, 如图1所示。该装置是将细绳置于移动销的末端, 并将移动销插入销孔中将装置锁死, 通过拉拽细绳使移动销从销孔中脱出。这种拉拽细绳的脱钩方式能够实现远距离的脱钩操作。

为实现对脱钩的时间和位置进行控制, 设计时需要保证每次在拉拽细绳的同时装置完成脱钩的操作。本装置是将移动销插入转动扳手上的销孔中将装置锁死, 如图2所示。通过拉拽细绳使移动销从销孔中脱出, 此时挡块转轴便在扭簧的作用下发生翻转, 使支撑在挡块转轴上的挡块掉落, 从而实现自动脱钩。这样就能保证每次拉拽细绳的同时完成脱钩操作, 从而可以人为地控制脱钩的时间和位置, 保证了水下机器人脱钩的准确性。

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远距离进行操作以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经过上述的分析和论证, 完成了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设计。

1.2 脱钩装置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本文设计的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如图3所示。

脱钩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在对水下机器人起吊时用吊机吊钩吊起脱钩装置的吊耳, 并将脱钩装置对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缓慢放下, 当水下机器人的吊耳触碰到挡块10时, 会使挡块10带动挡块转轴12一起转动, 挡块继续向上转动直至不再接触吊耳时, 挡块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挡轴1上。此时吊耳便被锁入脱钩装置中, 可以进行起吊作业了。

1.挡轴2, 13.转动扳手3.移动销导向块4.弹簧5.移动销6.移动销盖7.钩体8.双向扭簧9.扭簧固定轴10.挡块11.扭簧12.挡块转轴

在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脱钩操作时, 只需站在岸边或母船上的人员通过拉动细绳带动移动销5从转动扳手2的销孔中脱出, 此时挡轴1会在扭簧11的扭转力作用下发生翻转, 并不再给挡块10以支撑力, 挡块10就在自身重力作用下下垂。此时就可以向上吊起自动脱钩装置, 挡块10也会随之从水下机器人的吊耳中脱开, 使得整个装置从吊耳中脱出。

1.3 脱钩装置的改进

1.3.1 双向扭簧的增加

在脱钩装置设计完成后, 研制了该装置的原理样机, 进行相关实验。在进行实验中发现脱钩装置在起吊吊耳时, 存在挡块还没来得及落下的时候就已经向后翻转掉落的问题, 导致脱钩装置无法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锁紧, 从而无法进行起吊。于是针对挡块向后翻转的问题, 该装置在挡块的后部增加了双向扭簧环节, 如图4所示。

通过增加双向扭簧环节使得挡块每次在有向后翻转的趋势时, 都会触碰到双向扭簧的下端, 此时双向扭簧便阻止了挡块向后的自由翻转。在水中自动脱钩装置中加入双向扭簧环节后, 经过实验发现该装置每次都能够顺利地将吊耳锁入其中, 改进了之前起吊吊耳的时候挡块会向后掉落的缺点。

1.3.2 挡轴的改进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挡轴在设计过程中发现虽然阶梯轴能够给挡块以支撑作用, 但其在脱钩释放过程中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 导致无法脱钩。于是针对这一问题, 便将挡轴在传统阶梯轴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将挡轴的中部做成了一个半轴, 如图5所示。

经过改进后的挡轴能够在其初始位置时有效地阻止挡块向下掉落, 对挡块起到限制作用;而当需要释放脱钩时, 挡轴就会在扭簧的作用下旋转90°, 于是此时挡轴就可以解除对挡块的阻挡, 使其脱出吊钩。

1.3.3 移动销盖开孔的改进

在对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不断的实验中, 发现细绳在移动销盖的开孔处磨损也比较严重。因为细绳在拉拽过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拉直状态, 而是与移动销盖的开孔处呈一定的夹角。所以细绳与移动销盖的开孔处接触的地方就会在每次拉拽的时候不停地磨损, 长期使用便会导致细绳断裂, 严重影响了水中脱钩装置的正常使用。于是, 针对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对移动销盖的开孔处也进行了改进, 将移动销盖开孔的出口处加工成了一个弧面, 如图6所示。

在改进后的结构中, 当每次拉拽细绳时, 细绳便会贴着圆弧面而向外伸展, 减小了绳与开孔处的磨损。在对移动销盖的开孔处进行改进后, 通过不断地拉拽细绳实验, 发现经过改进后的开孔可以大大减小与细绳的磨损, 延长了使用寿命, 同时拉拽细绳也变得更加轻便。

2 计算与校核

本文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工作环境选取了相应的材料, 并对弹簧进行了相关计算。又由于自动脱钩装置在起吊水下机器人的过程中承受着比较大的载荷, 为了保证装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所以还对其主要受力部件进行了强度校核。

2.1 材料的选取

由于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长期在海水等腐蚀性环境中使用, 所以该装置的材料选取316L不锈钢。316L的Mo含量使得该钢种拥有优异的抗点蚀能力, 其抗氯化物侵蚀的性能也更加优越[6]。同时, 316L不锈钢的力学性能也同样出色, 能够满足水下机器人在起吊过程中的受力要求。所以本装置最后确定使用316L不锈钢作为其主要零部件的材料。

2.2 弹簧的计算

本装置中压缩弹簧既需要给移动销提供一定的预紧力并且还要克服摩擦力等因素影响, 所以对其弹簧的劲度系数有一定的要求, 不能太小;但同时由于操作人员拉拽细绳时需要克服弹簧力, 为了使拉拽细绳比较轻便, 弹簧的劲度系数又不能过大。于是, 弹簧劲度系数的选取对于装置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以需要对弹簧进行计算与校核。

由于移动销盖的尺寸一定, 于是确定弹簧的高度为H0=35 mm。通过反复的计算和验证, 最后选取弹簧的参数为弹簧中径D=9 mm, 簧丝直径d=0.7 mm, 有效圈数n=15。弹簧劲度系数的计算公式为[7]

式中:G为弹簧的切变模量;D为弹簧中径;n为弹簧的有效圈数;d为弹簧的簧丝直径。

根据式 (1) 计算得到弹簧的劲度系数为k=79×103×0.74/ (8×15×94) ≈0.22 N/mm。

此时弹簧力的大小为F=kx=0.22×12.5=2.75 N。

此时, 弹簧既有足够的恢复力使移动销插入销孔中, 又能使拉拽细绳时的拉力不致于太大。此外, 为防止弹簧可能发生侧向弯曲而失去稳定性, 还需对弹簧的稳定性进行验算。一般规定, 对两端固定支承的弹簧, 要求b≤5.2, 验算弹簧的高径比为[7]

所以弹簧是稳定的。

2.3 强度校核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在起吊水下机器人的过程中承受着比较大的载荷, 所以需要对其主要受力部件进行强度校核, 以确定其安全性要求。本文采用了ANSYS软件对水中脱钩装置最为危险的挡块和挡轴进行了校核, 得出其等效应力云图, 并根据云图的最大应力验证了挡块和挡轴的强度满足要求。

2.3.1 挡块的校核

由于Pro/E具有很好的建模造型能力, 并且能够快速生成圆角等特征, 所以本文使用Pro/E完成对挡块的三维建模, 并将三维模型导入ANSYS软件中进行有限元分析[8]。完成挡块的模型导入后, 需选择其单元类型及网格划分方式。本文选用的单元模型为具有20个节点的186单元, 并采用了自由网格划分, 其共计10 533个单元, 17 643个节点。

划分完挡块网格后, 对挡块的X轴和Z轴施加约束, 施加载荷时假设起吊的水下机器人质量为1 t, 所以每个挂钩上承受的质量为500 kg。对挡块加载后得到其等效应力云图, 如图7所示。

挡块材料316L的条件屈服强度为205 MPa, 取其安全系数1.5, 则许用应力为136.7 MPa。从图7挡块的等效应力云图中可以看出, 挡块的最大等效应力值为67 MPa, 小于许用应力136.7MPa, 所以挡块的强度符合要求。

2.3.2 挡轴的校核

对挡轴的分析和校核与挡块相同。挡轴采用了具有8个节点的185单元, 自由网格划分, 其中共计28 198个单元, 5621个节点。

同样, 对挡轴划分完网格后, 再对其施加约束和载荷后得到其等效应力云图, 如图8所示。

同样, 挡轴材料316L的条件屈服强度为205 MPa, 取其安全系数1.5, 则许用应力为136.7 MPa。从图8挡轴的等效应力云图中可以看出, 挡轴的最大等效应力值为121 MPa, 同样小于许用应力136.7 MPa, 所以挡轴的强度符合要求。

3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研制的水下自动脱钩装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对自动脱钩装置分别进行了吊装实验和脱钩实验, 装置实物如图9所示。

对水下自动脱钩装置的吊装实验是将自动脱钩装置对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缓慢放下, 待自动脱钩装置的挡块落入吊耳中时完成吊装, 如图10所示。本文一共用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了30次吊装实验, 吊装成功30次。通过实验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能够很好地对水下机器人实现吊装。

对水下机器人完成吊装实验后, 为了验证脱钩装置能够实现远距离操作并能够人为地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控制, 又对其进行了自动脱钩实验。在进行实验时, 操作人员在距脱钩装置10 m远的地方拉拽细绳, 此时可以看到, 在拉拽细绳后装置的挡块也随即向下掉落, 脱钩装置也顺利地从吊耳中脱开, 完成了脱钩操作, 如图11所示。本文一共进行了50次脱钩实验, 并且成功脱钩50次, 成功率达到100%。通过实验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可以人为地在远距离进行操作, 并且每次拉拽细绳的同时脱钩装置都能从吊耳中脱开, 完成释放脱钩。实验结果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满足了远距离操作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4 结语

针对目前水下机器人在起吊与释放过程中采用人工水中脱钩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本文研究了一种水下机器人用水下自动脱钩装置。并且针对该装置在起吊吊耳时存在的挡块向后翻转导致无法起吊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增加双向扭簧环节来限制挡块向后翻转的改进方法, 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改进方法的有效性;还针对该装置在脱钩过程中挡轴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进挡轴的结构形式的方法, 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改进方法的有效性;针对装置的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进移动销盖开孔方式的方法,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改进方法能有效地减小细绳的磨损。此外, 还对水中脱钩装置的重要零部件进行了计算, 并对危险零件通过ANSYS进行了强度校核。本文通过使用水中脱钩装置对水下机器人进行不断地吊装和脱钩实验, 验证了该装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摘要：目前水下机器人在起吊与释放过程中一般采用人工水中脱钩, 这不仅带来安全隐患, 同时也影响工作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 研究一种水下机器人用水下自动脱钩装置。传统的自动脱钩装置一般不能在远距离对水下机器人的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的控制, 文中研制的自动脱钩装置采用拉绳方式实现远距离自动脱钩, 并且针对该装置在起吊吊耳时存在挡块向后翻转导致无法起吊的问题, 提出增加双向扭簧环节来限制挡块向后翻转的改进方法;针对在脱钩过程中挡轴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的问题, 改进了挡轴的结构形式;针对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改进了移动销盖的开孔方式。实验结果表明该装置操作方便、可靠性好、工作效率高。

关键词：水下机器人,起吊与释放,拉绳式,自动脱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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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鹏宏, 雷成龙.落锤机吊钩自动脱钩装置:CN204675624[P].2015-09-30.

[4]丁志强.自行挂脱钩装置的吊具[J].起重运输机械, 2015 (8) :13.

[5]费爱国, 姜南乔, 陆煜哲.一种自动脱钩装置:CN203715074[P], 201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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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培红, 张素梅.基于Solid Works和ANSYS的支架顶梁应力分析[J].矿山机械, 2013 (3) :28-31.

脱钩 篇2

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更是为了推开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大门，在政府、市场与行业协会之间求得善治

继今年7月《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发布之后，近日，民政部公布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试点名单。从清理公务员在行业协 会商会任职兼职，到取消行业协会行政级别和事业编制，作为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行业协会甩开去行政化的改革臂膀，无疑会将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改革推 向更深水域。

我国的行业协会诞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管理上实行民政机关登记、挂靠机关主管的双轨制。行会组织“半官半民”的色彩，确曾发挥过 统筹协调、管理有效等独特优势，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行业协会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的弊端也凸显出来。比如，不合理的审批事项和收 费项目在职能部门取消了，不久又在行业协会那里改头换面出现。又如，行业协会名义上为企业服务，实际往往只收钱不办事，而是热衷于行业评比，甚至出现“搭 车收费”“指定服务”“官员寻租”等隐性腐败问题。

有人说，行业协会“戴着行会的帽子，舞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供着官员兼职的位子”。这个说法形象揭示出行业协会的“不伦 不类”：作为非政府组织却带着政府性印记，作为非营利组织却又有营利冲动。不扭转行业协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不革除行业协会职能作为上的沉疴积弊，就不足 以彻底解决行业协会扮演“二级政府”和“红顶中介”的问题。掐断职能部门借行会商会“养人”“牟利”的畸形需求，才能让行业协会成为独立的市场治理主体。 更应递进一步追问：怎样才能让脱钩之后的行业协会契合市场经济的现实所需?行业协会并不是政府的管理工具，政府也不是行业协会的服务重心。行业协会 是居于政府与企业中间的沟通桥梁，担负着政府决策咨询、维护行业权益的责任，也是行业内的“服务员”，对会员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培训引导、协调国际贸易争 端等各类服务。行使好这些职能的前提，在于行业协会彻底摆脱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从属关系，真正回归角色本位。

这无疑是一场行会组织的“正名”之战。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不仅仅是为了打通简政放权的“任督二脉”，更是为了推开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大门，在政 府、市场与行业协会之间求得善治。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改革路径已经清晰，落地实施阶段还需用法治方式确定行业协会和商会的职能与权限，重构政府与行业协会的 关系，促使行业协会真正把那些“政府想干不能干，企业想干干不了”的事情做起来，当好政府和市场的帮手。

当外商在我们汽车知识产权引进时意欲将整车和发动机分开谈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向国家提出关键性的政策建议;当温州生产的打火机、眼镜、皮鞋在国外 遭

试想行业协会“脱钩”之后 篇3

本刊曾经做过调查，在UFI2013年认证的59个内地展会中，由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达到36个，约占总数的61%。由此可见行业协会在品牌展会主办方中的重要地位。此次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无论过程多么曲折复杂，无论会耗时多久，但是《方案》已出，改革势在必行，我们不妨试想，当改革全面启动乃至推进之后，协会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又将会给会展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脱钩后，协会的自主经营意识将增强，将更加重视会员的凝聚力与服务会员，办展也将一改过去的行政模式，更加市场化。虽然许多协会声称，协会办展不为盈利只为服务行业和会员，但是举办展会的确为协会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甚至成为部分协会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长期以来，某些行业协会尤其是强势的国字头协会，利用其在行业内的特殊地位在办展时使用行政招展的模式。在对一些行业协会采访中，当我们问到展会招商的问题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的展会不用招商，一个通知发下去企业都排着队来报名”。诚然，这里面有展会品牌影响力的号召，但恐怕也不能排除企业对于协会官方背景的顾忌。“一纸红文，参展者众”在协会办展中的客观存在虽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展览会的繁荣，但是这种带有行政命令色彩的发展模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从长远来看对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长期的通知式招展会使主办方形成高高在上的感觉，容易导致忽视服务展商和邀请专业观众，从而影响展会实效。“不用招展”的豪言壮语透露出的除了主办单位的自信之外，也反映了其服务意识的淡薄。长期以来协会被称为“二政府”，这也反映了民间对协会商会的抵触心理。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失去了政府这个可以乘凉的大树，必须走向市场，自然会重视企业，加强服务，这是我们乐见的。

然而问题是，协会脱钩之后，行业协会面临着会员吸引力和凝聚力受到挑战的问题如何破解。不可否认，一些企业加入协会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顾忌协会“红顶中介”的身份，当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之后，“红顶”身份被打破，企业的选择将更加自由。那么势必有些协会将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甚至一些凝聚力不强的协会将逐渐被市场逼退，这会实现协会商会的优胜劣汰，想必这也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但这也切实给行业协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脱钩之后，协会必须想方设法增强会员凝聚力，重视对会员的服务。当协会像企业重视客户一样重视会员时，才是真正的市场化。脱钩对会展业的影响在于，这么做不但不会削减行业协会参与展会主办的积极性和能力，反而会促使行业协会进一步深入展会运作领域，失去行政拨款的协会必然在市场中寻找“存在感”。

所谓行业协会的市场化就是要让协会摆脱事业单位乃至政府机关的自我认知，而是将自己当做企业去运作，这就是去行政化的意义。不过，去行政化不代表剥夺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因为这是行业协会存在的必要性之一。

我们说去行政化，去的是行政部门的职能和官僚式的作风，而不是去掉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职能。根据《方案》，我们可以看出，脱钩主要是脱五个方面：机构脱钩、职能脱钩、资产财务脱钩、人员管理脱钩以及党建外事脱钩。这五个脱钩主要在于增强协会的独立性，除了职能脱钩之外，其余四项均不涉及协会管理职能。而职能脱钩的规定是：行业协会商会由承担一定行政职能转变为依规承接政府委托或移交事项，规范职责分工关系。也就是说，协会商会脱钩后依然要承接政府的一些事务，只是形式上不再具备行政职能。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变财政支持方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政策手段支持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相关立法、政府规划、公共政策、行业标准和行业数据统计等事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指南制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第三方咨询评估、资质评定、国际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作用。这一点正是会展行业所需要的！我们经常听到业内人士抱怨行业标准不统一、法律法规不健全，呼吁加强标准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些都将是改革后的行业协会的重点工作内容。而中国会展业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导致许多问题多年来悬而未决，这次改革将是一个契机。

中国会展业协会的筹建工作已历时数年，每次都在即将见到曙光时幻灭，以至于许多业内人士对其成立已不报希望。中国展协的难产，缘于行政机制下各方协调难以平衡，《方案》的出台已表明中央对协会商会的明确态度，即要彻底与行政机关“划清界限”。因此，笔者以为，中国展协应该由业内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共同组建，企业推荐公选协会领导，在业务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企业化”运作。在互相扯皮的情况下，中国会展业协会的成立只能是遥遥无期。

此外，此次脱钩对会展行业的影响还体现在会展机构的变化上。方案明确规定，名称以“行业协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联合会”、“促进会”等字样为后缀，在民政部门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都在脱钩范围之内。那么也就意味着贸促会也在脱钩之列。地方许多会展主管部门（会展办或博览局等）都是与当地贸促会合署办公的，按照《方案》的要求，这些部门将与贸促会进行机构拆分，各自独立办公，若真如此，那么势必产生地方会展机构“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形成会展办、会展协会、贸促会三足鼎立、各管一摊的格局。这种变化，势必在各地会展业产生连锁反应。不过，在《方案》中还有一句，“个别承担特殊职能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另行制定改革办法。”至于“承担特殊职能”的个别协会是指哪些，《方案》并未明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想而知如全国妇联、青联、文联、学联、工商联、中国作协、中国贸促会这些地位特殊，级别较高（协会领导普遍在副部级以上，个别甚至为副国级领导人兼任）的协会的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另外，《方案》还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推荐公务员到协会任职兼职，离退休领导干部三年内也不得到协会兼职，这一点对会展业也有影响。我们知道，会展行业的协会商会（含贸促会）等的领导会由退休的政府部门（如商务部门）领导担任，按照这一规定，以后这种状况有可能会被打破。若真如此，对会展业未尝不是好事。这样，一些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专业人士将有可能在退休后进入行业协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领导机会更大。如果真能这样，对于推动协会和行业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毕竟他们更了解这个行业的现状和需求，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协会才能更专业！

水资源脱钩指数初探 篇4

中国水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处于匮乏的水平, 但单位水产值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 呈现南方多水, 西部缺水的特点, 与此同时, 国家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口号, 随着口号的提出, 建设大西北的步伐紧随其后, 近十年的开发建设, 西部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然而, 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环境问题的显现, 尤其对于水资源匮乏的西部, 其生态环境尤其令人堪忧。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 对自己的生活家园也多了一份关注, 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完善, 政府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环保政策, 证监会也出台了针对上市公司环保责任而制定的相关要求, 对于各项环保政策的提出及证监会的监督力度加大, 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有关?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及其与水资源的脱钩情况如何?

二、脱钩理论的发展

脱钩指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研究所机构学者weizssacker在20世纪对全球经济发达国家提出的脱钩目标, 即将利用效率提高4~10倍, 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 并建立了脱钩评价指标。并根据脱钩指数值, 将资源消耗及废物排放与GDP的脱钩程度分为3个等级: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脱钩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农策与市场均衡的相互关系, 后来被引入了环境资源领域。现在脱钩指数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环境保护、能源和生态等领域。本文所希望探讨的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与当地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有联系, 而脱钩指数正是可用于衡量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关系的指标。没有直接用于微观层面的脱钩指数研究, 作者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 为脱钩指数在本文的运用奠定基础。研究脱钩问题的先行者是德国Wuppertal研究所的Weizs cker和SchmidtBleek, 他们在20世纪末就分别针对全球和发达国家提出了脱钩目标——全球和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在50年内分别提高4倍和10倍, 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陆钟武、王鹤鸣根据IGT方程和Ie GTX方程, 分别导出资源脱钩指数和排放脱钩指数, 并分成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 描绘出资源脱钩曲线图, 在对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和SO2描绘曲线图后, 得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很难达到较高的脱钩指数的结论。单位GDP环境负荷下降率与GDP年增长率的合理匹配,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

脱钩指数根据OECD相关报告, 以下概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一定时期内, 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者某环境指标恶化的速度或某种环境压力指标的变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则认为是相对脱钩或者弱脱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资源消耗总量在减少、环境质量在改善、环境压力在降低时, 则表现为强脱钩, 本文运用此概念构建脱钩指数公式为:

DI=EPIn/DFIn

其中, DI为脱钩指数, EPI为对应年度污水排放增长指数, DFI为对应年度GDP增长指数。当DI大于或等于1时, 表明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污染依赖程度很高, 经济增长要付出的环境代价较高, 即未发生脱钩, 处于耦合状态。当DI大于0且小于1时, 表明污水排放量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三、案例分析

以新疆为例, 探究其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脱钩程度。通过脱钩指数的定义, 可以根据水污染排放量与经济总产值的数据计算出新疆各年水资源脱钩指数, 首先以2004年为基期, 计算出各年度增长指数, 将各年度污水排放量增长指数除以GDP增长指数即可得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 结果如表1。 (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 新疆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GDP指数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增长, 水资源的消耗量逐渐增大, 同时污水排放量会相应增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消耗, 但是新疆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水资源污染为代价的?2005年水资源脱钩指数为0.9112, 在2006年有了较大的下降幅度, 下降至0.7758。通过表1可以看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在逐年下降, 下降幅度在不断增大, 自2008年以来, 脱钩指数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说明新疆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意识到了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 政府加大了环保力度, 提倡企业绿色生产, 各行各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 使得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高效, 新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水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 从而水资源的脱钩呈现出相对脱钩状态, 即新疆的经济增长对污染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渐下降, 在一定程度摆脱了依靠牺牲水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与我国提出的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离不开的, 国家提出的绿色生产,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深入各行各业, 环保部门的监督、企业污染行为的自我约束, 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使得新疆的经济发展朝着又好又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四、结论

新疆经济产业多元化, 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 需求压力导致资源压力, 资源压力加剧环境压力.目前我国面临继续出现扩张性复钩的危机, 以及未来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必须采用“节能优先, 效率为主”的能源政策,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 高耗水、高污染产业进行严查, 并帮助其向清洁高效绿色产业转型。经济增长与脱钩指数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因为研究范围和所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主要支柱产业以及政府政策、区域居民环保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水资源因其公共物品的特性, 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考虑的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就此出现环境的外部性。因此, 政府出台相关环保政策、规章制度等都会有利于水资源发生脱钩。脱钩指数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建立了一条可见的桥梁, 能够定量的刻画出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通过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可以为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建议, 为今后的相关脱钩理论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孙耀华, 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5.

[2]王鹤鸣, 岳强等.中国1998-2008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J].资源科学, 2011.9.

[3]张蕾, 陈雯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3.

脱钩 篇5

本报记者 朱剑红

《 人民日报 》（2015年07月09日 06 版）

上挂下联，协会商会衔接宏观与微观，“二政府”“红顶中介”多受诟病

一场呼吁已久的改革亮出真颜：《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终于出台，把人们的目光又聚到这个发挥着重要作用、却也频频遭受诟病的群体。

行业协会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反映。也就是说，它的数量多少以及运作方式等，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写照。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改革开放初期不足1000个，2013年已经发展到6万多个，基本形成了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行业协会商会体系。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衔接宏观和微观的作用，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企业微观经济运行中间“上挂下联”，犹如“传送带”和“分流器”。行业协会商会能做企业想要做，但靠单个企业做不到的事；能做市场需要做，却又无人牵头去做的事；能做政府想要做，却无精力去做的事。通过参与市场监管、市场诚信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攻关、慈善公益等行为和手段，行业协会商会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

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行业协会商会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化色彩较浓，政会难以分开，在经济生活中常常被批评为“二政府”“红顶中介”。很多行业协会是随着政府机构改革和专业部门撤销设立的，与政府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部分协会习惯于依靠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工作，一些业务主管部门也习惯用传统方式管理和直接指挥协会工作。协会自主性较为欠缺，影响了业务活动有效开展，并且容易使协会成为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延伸，难以真正代表和维护行业和企业的利益，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所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感慨道：“我们的行业协会商会经常被形容为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

其次是代表性不强，覆盖面较窄。我国行业协会从发展初期就本着跨部门、跨所有制、跨系统的“三跨”原则发展，但至今仍有很多行业协会的会员主要局限于原系统的企业。很多全国性行业协会对行业内企业的覆盖率不足50%，有的甚至低于10%，行业代表性较欠缺。

第三是自身结构不合理，难以发挥转方式、调结构的独特作用。行业协会发展状况，从纵向来看与行业本身的市场结构有关，从横向来看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但目前，纵向来看，有的行业已经萎缩，协会仍然存在；有的行业发展迅速，产业已然细化，却难以成立相应的协会。横向来看，我国行业协会发展整体上与各地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在区域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梯度减弱趋势，东南沿海地区的行业协会活跃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最后，行业协会还面临着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行为有待规范等问题。一些行业协会职能不充分，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一些行业协会人员老化，面临人才不足困难。由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一些行业协会难以正常开展活动，内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也不健全，行为不规范。有的借助行政主管部门的影响力向企业摊派会费，甚至热衷于评比表彰，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厘清行政机关与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实现“五脱钩五规范”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做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改革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改革方向，创新行业协会商会体制机制；二是坚持法制化、非营利原则，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行为；三是坚持服务发展、释放市场活力，增强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功能；四是坚持试点先行、分步稳妥推进，确保脱钩工作有序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孙凤仪表示，要彻底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必须从根本上切断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利益链条，剥离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身份依附。《方案》中的脱钩任务和措施正是沿着这一主线展开的。通过机构、职能、资产、人员和党建等管理事项五个方面的分离，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即“五脱钩五规范”。

一是机构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由双重审批转变为依法直接登记，行政机关由业务主管转变为综合监管，规范行政委托和监管关系。

二是职能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由承担一定行政职能转变为依规承接政府委托或移交事项，规范职责分工关系。

三是资产财务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办公用房、财务管理独立，财政资金由直接拨款逐步向政府购买服务转变，规范财产关系。

四是人员管理脱钩，人员由行政机关管理转变为用人独立和社会化管理，负责人由行政机关批准任命转变为按章程自主产生，规范用人关系。

五是党建、外事等事项脱钩，脱钩后仍要加强党的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按照原业务主管单位党的关系归口分别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领导，地方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依托各地党委组织部门和民政部门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统一领导，规范管理关系。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价说：“本次改革对协会商会内部治理问题做出明确回应，要求根据现代社会组织的管理运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改变原来‘官办、官管、官运作’的局面。”孙凤仪认为，行业协会商会与事业单位分离，从根本上切断了行业协会商会继续担任“二政府”和“红顶中介”的可能，同时促使行业协会商会增强自主性、自治性与自律性，将服务重心从政府转向企业、行业和市场。

脱钩不是脱管，政府与协会商会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

脱钩之后，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是什么关系？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脱钩不是脱管，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绝不是一脱了之、放任不管。改革要注重“先立后破”，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要健全综合监管体系，通过加快立法，使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方式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依法监管的现代治理方式；另一方面，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通过转变财政支持方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等政策手段支持行业协会商会转型发展，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相关立法、政府规划、公共政策、行业标准和行业数据统计等事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行业指南制定、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第三方咨询评估、资质评定、国际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作用。

这位负责人表示，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是为了更好发挥协会商会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应有作用。我国传统的政会不分、管办一体的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行业协会商会的手脚，阻碍了行业协会商会作用的充分发挥。脱钩改革使行业协会商会去除行政色彩，将服务重心从政府转向企业、行业和市场，通过提供指导、咨询、信息等服务，更好地为企业、行业提供智力支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引导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脱钩改革，更好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提质增效、企业创新转型中的独特优势和应有作用。同时，也可为其他社会组织的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篇6

关键词 经济增长;能源消耗;脱钩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035-03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07

20世纪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始将脱钩的概念引入到农业政策研究,并逐步拓展到环境等领域。近年来,台湾学者在参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能源与环境项目研究时将“Decoupling ”理解为脱钩,大陆学者目前开展脱钩的相关研究还较少,仅见于探讨生态环境指标和循环经济时提及。台湾学者李坚明等针对台湾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进行了研究;贺秀斌等则将其引入到大陆的农业生态环境评价领域[1],初步显示了其重要价值。中国大陆学者诸大建认为,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对照先进的“四倍数”理论,判断中国的脱钩现象是否形成,如果没有脱钩,则意味着循环经济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率,并以此提出了中国发展的C模式[2]。段宁等通过大量事实与数据初步验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总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脱钩后又于近年来重新“复钩”的重要事实,提出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表现形式是“上升式多峰”这一新理论,并进一步阐述了“上升式多峰”的观点、机理和驱动力,以及未来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性与迫切性[3]。陈百明和杜红亮应用脱钩理论与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占用与 GDP增长进行了研究[4]。周跃杰等根据脱钩理论与模型的基本思想,引入转移投入概念,建立了绿洲脱钩分析模型[5]。王明霞结合脱钩理论对构建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对策进行了研究[6];安文等运用脱钩理论进行了循环经济实践的国际比较及其科技基础研究[7]。综合上述可以看出,目前脱钩研究还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应用脱钩理论进行应用研究还很缺乏,尤其在探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关联方面的研究还很不足。本文基于脱钩指数,利用1990-2007年的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借此研究我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物质消耗的发展趋势。

1 脱钩指数分析

在OECD相关报告[8]的基础上,目前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概念有两种较为广泛认同的理解:1)在一定时期内,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某一环境质量指标恶化的速度、或某种环境压力指标变化的速度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时,就认为是出现了相对脱钩或弱脱钩;2)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总量在减少、或环境质量在改善、环境压力在降低时,则为绝对脱钩或强脱钩。然而,如何用简单的指标(尽管可以是多种指标)具体反映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的程度仍然是目前学术界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定义一个脱钩指数(Decoupling Index,简写为DI)来大致描述脱钩的状况。 脱钩指数(DI)是指一定时期内某种资源(例如碳石资源)消耗量变化的速度、或某种污染物(例如SO₂)排放量变化的速度与经济规模变化的速度(例如GDP增长率)的比。脱钩指数的计算公式如(1)所示。

DIn=EInGIn(1)

DIn:第n年脱钩指数;

EIn:第n年能源消耗指数;

GIn: 第n年GDP增长指数。

脱钩指数(DI)的意义可理解为[9]:

1)当DI ≥ 1时,就是能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量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或快于经济增速,即没有发生脱钩,或称为绝对挂钩。

2)当0

3)当DI=0时,说明能源消耗总量不变,但仍可维持经济增长;或者说,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污染物产生量不增加。

王崇梅: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3期2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况

为了剔除GDP与能源消耗的单位及数量级不同,更好的

表1 中国 GDP增长与能源消耗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hip in China GDP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年份YearsGDP1990年为基期Based on 1990,GDP 108 yuanGDP增长指数GDP growth indicator能源消费总量Energy consumption total,ten thousand

ton normal coal能源消耗指数Energy consumption indicator脱钩比率Decoupling ratio199018 667.81.0098 7031.001.00199120 385.21.09103 7831.050.96199222 718.71.22109 1701.110.91199325 892.21.39115 9931.180.85199429 289.81.57122 7371.240.79199532 482.01.74131 1761.330.76199635 730.21.91138 9481.410.74199739 053.02.09137 7981.400.67199842 095.92.26132 2141.340.59199945 288.12.43133 8311.360.56200049 096.32.63138 552.61.400.53200153 165.92.85143 199.21.450.51200258 019.53.11151 797.31.540.49200363 993.23.43174 990.31.770.52200470 246.93.76203 226.72.060.55200577 564.74.16224 6822.280.55200686 189.24.62246 2702.500.54200796 419.25.17265 4802.690.52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分析经济增长与能源脱钩的关系,本文将能源与GDP数据采用无量纲化处量。以1990年为例具体计算如公式(2)所示。

Nn=DnD1999×100(2)

D1990:1990年的原始数据;

Dn:第n年的原始数据;

Nn:第n年的指数数据;

表1是1990年到2007年中国GDP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为了更真实的反应这段时间中国GDP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剔除了这段时期因价格上涨而对GDP产生的影响。以1990年GDP为基期年GDP,以199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价格重新计算了历年的GDP。

3 结 论

图1表示的是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比率的跨年度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于表1的第6列。根据脱钩指数,1991-2007年各年脱钩比率如果等于1则是没有脱钩,大于1则是复钩,大于零小于1则是相对脱钩,小于0则是绝对脱钩。从图1中的脱钩比率趋势图中可以看到类似趋势,从1991年到2002年脱钩比

图1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比率

Fig.1 Decoupling ratio between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图2 中国GDP增长与能源消耗的总量关系

Fig.2 The to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GDP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率值都呈下降趋势,2002年以后则较为平稳。

图2是中国按可比价格的GDP与能源消耗的总量关系,由表1的第3列和第5列数据得到的。因为统计年鉴中历年GDP数据用的是当年价格,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把1990年的GDP值作为1,然后再乘以各年的经济增长率,得到可比价格的GDP增长率。中国统计数据中的能源消耗单位是万吨标准煤,不涉及价格因素,所以直接用各年的能源消耗量除以1990年的消耗量,得到以1990年能源消耗为1的能源消耗增长数据了。

从图2中可以看到,从1990年到2007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在增长,能源消耗总量也在增长,但增长幅度能源消耗总量远不比如经济增长总量,尤其1997年以后,经济呈现大幅度增长,所以,总体上处于相对脱钩状态。能源消费总量从时间上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到1995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处于缓慢增长趋势;1996到2000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基本保持稳定,其中1998年还出现了负增长,GDP与能源消耗出现绝对脱钩;2001年到2007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长较快。

(编辑:刘呈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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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诸大建,黄晓芬.循环经济与中国发展的C模式[J]. 环境保护,2005,(9):28-31. [Zhu Dajian,HuangXiaofen.Circular Economy and Chinese Development's C Model[J]. Environment Protection, 2005,(9):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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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跃志,吕光辉, 秦燕.天山北坡经济带绿洲生态经济脱钩分析[J].生态经济, 2007,(9):83-86.[Zhou Yuezhi, Lv Guanghui, Qin Ya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Economics Oasis Ecological Economics Decoupling Analysis[J].Ecological Economy, 2007,(9):83-86.]

[6]王明霞.脱钩理论在浙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的运用[J]. 林业经济, 2006,(12):40-43.[Wang Mingxia. Decoupling Theory Using in Zhejiang Recycling Economy Developing Model[J].Forestry Economics, 2006,(1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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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Economic Growth[R].Paris:OECD,2002.



Decoupling Analysis of China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ANG Chongmei1,2

(1.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Shandong 264005, 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 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22,China)

Abstract China's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in the medium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anging from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 to 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 But, the current dominant industry structureis still industry with large consumption of energy. Energy shortage,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 nd ecological damage are bottlenecks constrai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constr uct resource saving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society, Eleventh Five Year Plan clearly stated that by 2010, energy consumption the unit GDP o f was 20% lower than that in 2005and emissions of major pollutants was 10% lower than that in 2005. Research on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helps to build a resource savingsociety, and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The article expati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sing decoupling theory, based on decoupling index. The article analyzed historical data in 1990-2007 sa mples and conclude that some times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re in the absolute decoupling condition, and some times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are in the comparative decou pling condition in a certain stage.

一种实用型起重机吊钩防脱钩装置 篇7

1 现有吊钩防脱钩特点

图2为防脱钩装置, 是目前最为普遍的防脱钩装置。该装置首先将封板的轴铰接于吊钩的钩颈处, 然后靠弹簧的扭力将封板紧靠于吊钩, 达到防脱钩的作用。当需要取出索具时, 人为压下封板使封板与吊钩产生一定的间距, 将索具取出即可。这种防脱钩装置的优点是结构简单, 成本低廉, 但也存在一些缺点, 如当取出索具时要人为克服弹簧的扭力, 尤其是大吨位的吊钩, 比较费力[2] (见图1) 。

2 一种实用型吊钩防脱钩装置

1) 该装置采用重力杠杆原理, 以长杆的重力将封板与吊钩封闭, 正常情况下封板与吊钩是永远闭合的, 打开时只需逆时针方向克服长杆与封闭之间的重力差即可 (见第88页图3) 。这样打开封板的力远小于现有吊钩防脱钩装置克服弹簧的扭力。

2) 市场上的防脱钩封板多数采用1 mm的铁板冲压而成。由于起重机在使用过程中经常碰撞, 封板容易变形、脱落, 失去原有的作用。该实用型防脱钩装置采用2 mm的铁板, 不易变形, 而且封板与长杆之间互相独立, 需更换时只更换封板即可。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 经过改进的吊钩防脱钩装置, 结构简单, 制作方便, 又符合起重机吊钩的防脱钩要求。经过试验, 起重机使用单位反映效果良好, 强度高, 经久耐用, 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1]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TSG Q7015—2008起重机定期检验规则[S].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9.

脱钩 篇8

目前, 广大学者以脱钩分析工具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关系,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5]。在“脱钩”概念出现之前, 人们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主要是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入手的, 在研究方法上, 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方法仅能够识别经济增长速度与环境污染速度之间的关系, 难以有效识别环境与经济矛盾所处的具体阶段。而脱钩分析工具则能够在众多复杂的关系现象中识别环境矛盾的主要方面[5], 从而提供生态与经济脱钩的实时动态指标。为系统分析近10年来南京市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提出了实现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的对策措施, 以期对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脱钩分析工具

脱钩 (decoupling) 一词源于物理学领域, 表示具有相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在资源环境领域, 目前较为广泛引用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的脱钩概念, 即经济增长时物质消耗和环境污染并不同步增长, 而是略低甚至开始呈下降趋势。脱钩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压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其一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其二是对资源利用和环境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甚至还会减小。第一种关系称之为“耦合关系”, 第二种关系称之为“脱钩 (解耦) 关系”[6]。

芬兰未来研究中心教授 (Petri Tapio) 在一项有关交通与GDP脱钩分析中提出弹性分析方法[7],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的相关理论基础, 引入弹性概念构建脱钩指标, 提出了“脱

钩弹性”概念, 推动了脱钩指标体系的完善, 将脱钩指标细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三种状态。再根据不同脱钩弹性值, 即以某一弹性值作为脱钩状态界定, 进一步细分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增长负脱钩、增长连接、衰退负脱钩、衰退连接八种类型, 完善了脱钩体系。Tapio脱钩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与环境脱钩关系的最主要研究方法[5], 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在基期选择上的困境, 采用弹性模型动态地反映变量间脱钩关系, 公式如下

式 (1) 中, Rj为第j年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指数, ΔD为污染排放的变化率, ΔG为经济增长的变化率, Dj和D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污染排放量, Gj和Gi分别为考察期年末和年初经济增长量。

根据Tapio定义的8种状态含义,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 可归纳为表1。

2 脱钩实证分析

2.1 研究区概况

南京市地处长江中下游东部苏、皖两省的交界处, 江苏省西南部, 地理位置在31°14'N~32°37'N, 118°22'E~119°14'E, 是江苏省省会, 长江三角洲的副主城市, 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南京市下辖11区, 全市总面积6 582.13 km2, 2012年末, 全市常住人口为816万, 地区生产总值为7 202亿元,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产业比重为1.9∶42.6∶55.5, 目前已形成以电子信息、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钢铁四大产业为支柱的工业产业结构体系, 重化工业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4.9%。2012年, 在工业总产值中, 石化和钢铁两大产业合计占比达41.4%, 两大产业耗煤占工业煤炭消耗总量54.6%, 两大产业排放的SO2占工业SO2排放总量的61.2%。南京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排放强度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均居于前列, 按照最新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评价, 2012年, 南京市空气优良天数为203 d, 大气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3~2012年《南京市统计年鉴》、《南京市环境统计》和《南京市环境质量报告书》。考虑评价因子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获取性, 并结合南京市特点, 研究中经济增长因子使用工业增加值而不使用文献中使用较多的GDP, 避免因经济增长被放大而导致工业污染物脱钩状态信息失真;支撑经济发展和影响大气环境污染的指标选取工业煤炭消费量, 大气环境污染因子选取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的排放浓度。由于氮氧化物“十一五”之前未列入环境统计, 而且氮氧化物排放量受工业产业和机动车排放双重影响, 因此本研究未将其纳入评价因子。

2.3 结果与分析

利用南京市近10年工业经济增长和大气环境污染统计数据, 根据式 (1) 和表1, 计算了工业经济增长分别相对工业燃煤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浓度的脱钩弹性指数, 如表2、表3、图1所示。

由表2、表3和图1可见, 近10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状态呈现以下特征。

(1)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只有强正脱钩 (A) 、增长弱脱钩 (B) 、增长连接 (D) 、增长强连接 (F) 四种情形, 说明近10年南京工业经济增长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平均增幅达14.8%, 未出现衰退现象, 表现出工业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2) 从各项大气环境污染因子脱钩状态来看:工业煤炭消费量2009年之前均为增长弱脱钩, 但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出现增长强连接和增长强连状态, 工业煤炭支撑工业经济增长明显, 可能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9年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 对全国各地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废气排放量2008年后出现增长连接和增长强连接, 2008年前均为增长弱脱钩;工业SO2排放量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若脱钩状态;工业烟尘排放量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2011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S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但在2004年和2006年出现增长强连接状态, 可能与SO2减排刚起步, 减排效果尚未显现;NO2浓度总体处于强正脱钩和增长弱脱钩状态。

(3) 从“十五”末 (2003~2005年) 、“十一五” (2006~2010年) 和“十二五”初 (2011~2012年) 三个时期来看, 南京工业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及污染物排放的脱钩状态评价显示,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可能的原因是“十一五”期间, 国家提出污染物减排的刚性要求, 南京市大力实施大气污染物的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 顺利完成了污染减排目标, SO2和COD排放总量分别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9.2%和17.2%。而“十五”期间, 南京市工业发展较为粗放, 污染控制水平较低, 尚未进行污染减排考核。进入“十二五”期间, 工业增加值持续攀升, 南京市提出煤炭总量控制战略目标, 要求到2015年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但是由于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赖较强, 导致近两年煤炭消费量居高不下, 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成与工业经济增长的脱钩。虽然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基本实现脱钩, 但是, 从横向对比来看, 2012年南京市空气优良率与15个副省级城市和4个直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5位;与13个省辖市比较, 南京处于第12位, 大气环境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3 结论与讨论

应用脱钩分析工具, 评价了2003~2012年南京市工业增长与工业煤炭消费量、废气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以及SO2、NO2浓度的脱钩弹性状态。结果显示, 近10年来, 南京市工业经济增长与SO2和工业烟尘污染排放和SO2、NO2浓度基本实现脱钩, 但与工业煤炭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尚未完全脱钩;从最近3个五年规划时期工业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来看, “十一五”时期最好, “十二五”时期次之, “十五”期间较差。

为了更好的实现南京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脱钩, 提出建议如下。

(1) 坚持走绿色、低碳、环保的产业发展之路,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环保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把化工、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作为提速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瞄准高端化、绿色化的产业定位, 在技术、节能、效益上, 在产品、市场、服务上, 在环保、安全、和谐上追求国内领先, 使南京逐步由生产基地向服务基地转型。

(2) 严控煤炭增量, 建立健全能源消耗强度与能源消费总量“双控”制度。建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 对煤炭消费总量增长较快的重点行业和企业进行预警调控。电力、钢铁、水泥不再新增产能, 不再批准新建增加煤炭用量的项目。实施区域集中供热, 关停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内的生活和工业锅炉, 推进集中供热覆盖范围外的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到2020年, 煤炭消费量控制在3240万吨以内, 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下降至50%。

(3) 大力实施蓝天计划。全面整治工业废气、工地扬尘、机动车尾气、三产油烟、秸秆焚烧等大气污染。加强工业废气污染治理, 对重点工业集中区, 采取集中治污、关停并转、搬迁置换、生态防护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坚持推行“绿色施工”标准, 大力提高道路机扫率, 实现扬尘的有效控制。深入治理机动车污染, 深化区域限行和高污车辆淘汰更新措施, 发展绿色公交和推广清洁燃料。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显著下降, 灰霾减少、蓝天增加、空气清新、群众满意的目标。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分析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 脱钩评价因子的选择以及脱钩状态的界定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大气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并非由GDP增长单一因素引起, 因此如何有效地量化剔除其他因素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不同脱钩临界值下, 同一时期的脱钩状态可能不一样, 具有相对性、动态性, 须合理界定脱钩弹性临界值, 划分脱钩状态。在今后的研究中, 需要精确确定大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 合理界定脱钩的不同状态及临界值, 以便更加科学测度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污染的脱钩状态及关系, 为使经济增长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双赢”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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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 篇9

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制定出了相关的政策和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三五”期间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15%、18%，完成对国际承诺的减排任务。尽管中国在能源消耗降低、能源效率提高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仍在上升(1)。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也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孙耀华、李忠民(2011)对1999—2008年各省区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10年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弱脱钩状态(2)。张晓燕（2014）基于脱钩理论对西北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能源消耗的GDP弹性与碳排放的GDP弹性的趋势基本一致，且大部分年份都属于弱脱钩(3)。郝丽（2014）根据IPCC提供的碳排放的计算方法，统计得出陕西省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不同产业的碳排放量，运用Tapio模型，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总体呈现出弱脱钩状态，第二产业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65%左右(4)。苗睿等（2014）分析1990—2012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程度，发现能源强度呈现倒“U”趋势，得出结论：要实现绝对脱钩，就要做到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5)。

云南省是全国首批低碳试点省份，虽然水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是由于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因此，对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需求将持续增加，从而将导致云南省碳排放量的不断上升。本文基于区域层面，通过对云南省1980—2014年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脱钩研究方法

脱钩的类型划分方法有很多，根据OECD的分类方法，可以把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分为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3种类型(图1)。其中，相对脱钩是指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是保持不变或是下降的；相对脱钩是指经济增长率和碳排放的增长率均为正值且碳排放的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形。

目前脱钩分析的基本模型主要有2种，分别为基于期初值和期末值的OECD脱钩模型和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Tapio脱钩分析模型。Tapio脱钩模型克服了OECD脱钩模型期初期末值选定的敏感性或极端性的数值而导致计算偏差，提高了脱钩关系测量精度的准确性。因此，该研究采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根据GDP增长变化（△GDP）、碳排放变化（△C）和能源消耗碳排放的GDP弹性三个指标，分析云南省2003—2014年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情况。计算方法为：

式中，E(E,GDP)为能源消费的GDP弹性，与能源利用率、能源结构等因素相关；E(C,E)为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与产业结构、减排技术生产效率有关；E(C,GDP)为能源消耗碳排放的GDP弹性，△GDP、△E、△C分别表示GDP增长率、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率、碳排放增长率。关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计算，本文采用的IPCC提出的计算方法。碳排放系数通过《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计算得出。

（二）数据处理

中国实行的是五年规划，因此本文以五年为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分析，选取了云南省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4年八年的相关数据。能源消费量、GDP等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年鉴》，其中生产总值是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

三、Tapio脱钩研究分析

云南省能源消耗碳排放量总体上是不断上升的，从1980年的2007.1705万t CO2增长到2010年的16367.4104万t CO2，但是在2014年下降为15720.0963万t CO2。在脱钩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除2000—2005年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的是未脱钩状态，即碳排放的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的幅度，其余年份均表现为相对脱钩，甚至2010—2014年呈现的是绝对脱钩状态（见表1、表2）。

注：生产总值以2005年为不变价格。

1980—2000年的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碳排放表现为相对脱钩状态，即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碳排放的增幅。改革开放以后，云南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1980—2000年，特别是“八五”期间，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碳排放脱钩最为显著，其碳排放的GDP弹性值为0.3796，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碳排放的增速。在这期间，云南省出台了相关政策，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促使产业结构升级，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指导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从而使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

2000—2005年碳排放的GDP弹性是1.4896，是1980—2010年期间出现的最大值。虽然经济增长率较上一时期增加了1.67%，达到了53.6%，但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却大幅度增长，能源消耗增长率较上一时期增加了42.54%，达到了73.69%，碳排放的增长率增加了54.42%，达到了79.84%，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呈现未脱钩状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2004年是云南省房地产业自99世博会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各月投资增幅（2月份除外）均超过35%，而建筑业是一个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导致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的急速增长，使得这几年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表现为未脱钩状态。

2005—2010年云南省的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出现相对脱钩，相较于2000—2005年，碳排放的GDP弹性大幅度降低，由弹性值1.4896下降到0.5077。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引导社会投资，促进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07年云南省政府出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促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为云南省的产业调整指明了方向。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造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的因素。2008年是奥运年，云南省政府响应国家号召，提倡绿色奥运，减少碳排放，与此同时，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云南旅游业通过宣传促销、区域合作、市场整治等措施，使2008年的旅游业总收入达到663.3亿元，成功跃上650亿元的新台阶。

2010—2014年，碳排放的GDP弹性是负值，呈现为绝对脱钩状态。在此期间，云南省政府出台措施：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促进煤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利用。推进“森林云南”建设，加强林业碳汇建设。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这些措施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绝对脱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证。虽然2014年的E(C,E)的数值是负值，即在这一年，能源消费总量依然是持续增长的，但碳排量却是下降的。经分析可知，是因为煤炭消费比例大幅度减少。由此可见，这几年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呈现绝对脱钩状态主要是因为政策调控和能源结构变化导致，但是在减排技术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效果。弹性值根据表2资料，绘制1980—2014年云南省GDP与能源碳排放脱钩弹性（图2），结合中间变量来分析。

从图2可发现，碳排放的GDP弹性与能源消费的GDP弹性总体上的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认为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脱钩造成的。这其中主要是依赖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个结论也对应了我们上面分析的结果，即云南省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碳排放呈现相对脱钩的原因。总体上来看，碳排放的能源消耗弹性是高于能源消耗碳排放的GDP弹性，除了2010—2014年碳排放的能源消费弹性值是负值，其余年份大致是在1.0左右，说明了碳减排技术还不是很高，这与云南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相关。

综合来看，云南省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促使二者呈现此状态的主要原因是能源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减排技术还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发展比较缓慢。

四、结论和建议

1980—2014年期间，云南省的能源消耗总量和能源消耗碳排放量在不断增长，但是增长幅度是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耗碳排放的GDP弹性呈现不规则的变化趋势，在1980—2000年，弹性值是介于0～1之间，表现为相对脱钩状态；在2000—2005年之间达到最大值，出现了未脱钩的状态；在2005年之后，弹性值是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甚至在2010—2014年出现了绝对脱钩，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而在这期间，2014年的碳排放的能源消耗弹性是负值，说明减排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

通过上述的脱钩结果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建议：第一，云南省政府应加大对能源调整的规划，发挥云南省的地理优势，开发清洁能源。同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加强对能源碳排放的控制力度。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使产业升级。发展低耗能、低排放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文化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第三，把减排作为重中之重，发展低碳经济，建立低碳产业体系，把低碳意识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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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 篇10

目前, 有关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有基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测算[4,5]、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6,7,8]、碳排放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9,10]、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协调性[11]、农业碳排放分析 (区域比较) [12,13]等。此外, 碳排放与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土地利用的视角研究碳排放可以对碳排放源进行分解并加以控制, 已有学者从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区域土地利用与碳足迹、碳排放引导土地合理利用、城市碳循环与土地调控等[14,15,16]方面开展了研究。涉及到湖北省碳排放的研究多侧重单一碳排放源, 例如能源碳排放、农业碳排放、植被与土壤碳排放等, 缺少系统分析碳排放相关问题的研究。由前文可知, 湖北省能源消费逐年增加、产业间发展极不平衡, 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在促进绿色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期, 研究湖北省的碳排放结构与时序特征对指导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湖北省碳排放的相关问题: (1) 建立基于IPCC清单的碳排放测算模型, 系统地测算湖北省人为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2) 按来源、产业、土地承载分解碳排放, 研究湖北省碳排放结构特征, 分析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对比不同产业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 探讨各用地类型的碳排放强度, 促进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 (3) 分析湖北省碳排放时序特征, 构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总量脱钩分析模型, 测度研究时序内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基于IPCC清单的碳排放总量测算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给出的《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7] (下文简称《2006 年指南》) 是国际公认的核算温室气体的标准性文件。《2006 年指南》结合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等的利用对原有的指南进行了系统的更新与整合, 使用价值更高。根据《2006 年指南》和孙建卫[18]等关于中国碳排放量的核算研究, 化石能源消费是主要的碳排放源, 占总碳排放的75%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和董红敏[19]等关于农业源温室气体的研究, 农业源碳排放是仅次于能源消费的第二大碳源, 占总量的17%强;渠慎宁和杨丹辉[20]得出结论, 2001-2009 年间我国废弃物碳排放占总量的1.4%-2.3%;此外, 还有少量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导致的碳排放, 由于占总量较少且统计数据缺失, 暂不予考虑。参考《2006 年指南》对碳排放来源的分类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测算的碳排放源主要包括:能源消费、种植业、畜牧业和废弃物, 测算结果可达碳排放总量的93.4%-94.3%, 能满足研究要求。

1.1.1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

参考《2006年指南》关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算公式和赵荣钦等[4]的研究成果, 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主要考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这三类能源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构成。此外还包含少量的生物质能、风能、核能等清洁型能源, 由于其他能源对碳排放影响较小且数据不易获得, 暂不予考虑。核算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公式如下[4]:

式中:E_C是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βi是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nergyi是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国内外开展能源碳排放系数研究的机构或学者主要有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国家计委能源所、美国能源部、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DOE/EIA等[4,21,22], 各机构给出的碳排放系数稍有区别, 如表1, 本研究选取较权威的几项碳排放系数并取其均值代入计算。

1.1.2种植业和畜牧业碳排放测算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结合我国及湖北省农业生产特点, 以《2006年指南》为基础, 参考田云等[12]基于投入视角的湖北省农地碳排放测算研究, 确定种植业碳排放源具体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稻田。由于农业机械动力相关的碳排放已在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中涵盖, 为避免重复, 不再涉及。农药等种植业生产要素碳排放系数参考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等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12]。稻田碳排放主要是水稻生产过程中的甲烷排放, 根据已有研究确定稻田甲烷排放系数[23,24,25], 结合湖北省稻田耕作特征及生长周期开展测算。畜牧业碳排放具体包括牲畜肠道发酵及粪便管理 (主要牲畜类别:牛、马、驴、骡、猪、羊) , 牲畜肠道发酵及粪便管理碳排放系数参考《2006年指南》第四卷第10章关于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碳排放的相关论述。

1.1.3废弃物碳排放测算

根据《2006年指南》第五卷有关废弃物的分类研究, 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有四类:固体废弃物生物处理、废弃物的焚化与露天燃烧、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废水处理与排放, 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是废弃物处理中产生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根据IPCC提供的方法, 根据人口数、GDP (或其他经济数据) 和工业产值等按废弃物产生因子估算湖北省历年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数据, 包括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垃圾。根据《2006年指南》、渠慎宁和杨丹辉[20]选用一阶衰减法对研究时序内湖北省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置产生的甲烷量进行估算, 针对废弃物产生因子及其他系数参考《2006年指南》给出的缺省值[17,20,26]。

1.2 脱钩定义与脱钩分析模型

1.2.1脱钩理论与定义

脱钩原本用来描述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失去关联的状态, 上世纪末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脱钩概念引入环境与发展政策研究, 并逐步发展到农业、能源、土地等资源的研究[27]。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 一般意义的经济增长会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压力, 但通过技术革新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可以阻断这种联系,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甚至减少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 达到脱钩状态。Tapio脱钩指数模型综合相对变化和总量变化, 以时间尺度反映变量间研究时序内不同阶段的脱钩关系, 使得脱钩关系评价与分析更具准确性和客观性[28]。考虑到Tapio模型能够全面分析各指标全过程的动态脱钩变化, 且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应用较成熟[4], 本研究借鉴Tapio的交通运输量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模型, 建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模型。以湖北省为研究实例, 探讨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1.2.2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模型

所谓脱钩弹性, 是指碳排放增加率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比值, 反映了碳排放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脱钩弹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ω 是脱钩弹性;EP是碳排放增长率, Cn是第n年的碳排放总量, △C是第n年比第n-1 年碳排放增加量;DP是经济增长率, GDPn是第n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是第n年比第n-1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加量。根据弹性值、碳排放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不同, 可将脱钩状态分为弱脱钩、强脱钩、衰退性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连接八类, 其中强脱钩和强负脱钩分别是最理想状态和最不利状态, 脱钩状态与脱钩等级划分方式如表2。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1.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有能源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湖北省历年能源平衡表;种植业中涉及到化肥、农药、农膜、水稻种植面积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畜牧业生产中各类牲畜数量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湖北省各类牲畜年末存栏数量;废弃物排放中涉及到的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垃圾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其中2001年和2002年数据缺失, 结合2001年以前的数据运用插值法[29]补充完整;2011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缺失, 研究根据《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中关于用地结构调整计划预测2011年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均按2000年不变价格参与计算。

1.3.2处理说明

为分析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研究将碳排放分解为不同产业来源。具体而言, 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碳排放、农林牧渔业能耗碳排放;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能耗碳排放、工业废弃物碳排放;第三产业包括城市垃圾碳排放,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能耗碳排放,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能耗碳排放, 城市和乡村生活能耗碳排放。

参考张兰[21]的研究, 建立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排放对应关系, 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承载的碳排放效应。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对土地类型的界定和关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15], 承载碳排放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耕地、牧草地、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值得说明的是畜牧业按照牲畜饲料主要来源将碳排放分解至耕地和牧草地。各用地类型与本研究根据《2006 年指南》确定的碳排放源对应关系如表3。

2 结果与分析

2.1 湖北省碳排放结构特征

2011 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达9034.70 万t, 相当于33127.22 万t二氧化碳。在本研究限定的四类碳排放源中,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第一大来源, 排放量达8206.50 万t, 占总量的90.83%;第二大碳排放源是种植业, 排放量为542.15 万t, 占总量的6.01%;其次是畜牧业, 排放量为269.57 万t, 占总量的2.98%;废弃物碳排放量相对较少, 仅为16.48 万t, 约占总量的0.18%。《2006 年指南》指出全球范围内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一般贡献率在75%以上, 测算结果表明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占总量的比例远高于IPCC的给出值。因此, 湖北省未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依然较大, 能源结构、利用效率亟待调整和提高。

按三次产业分解碳排放的结果来看, 第一产业碳排放量为1075.88 万t, 占总量的11.91%;第二产业碳排放量为5891.47 万t, 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占总量的65.21%;第三产业碳排放量为2067.34 万t, 占总量的22.88%。2011 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19632.26 亿元, 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2.80% 、50.31%、36.89%, 与碳排放结构对比可知, 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消耗远高于其对GDP的贡献, 第三产业碳排放效率最高, 其利用碳排放量的22.88%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的36.89%, 可见第三产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明显低于第二产业。三次产业的碳排放强度 (即单位GDP的碳排放量) 分别为:0.38、0.53 和0.25t /万元, 第三产业碳排放强度最低, 即利用效率最高, 第一产业应在保证农产品供应的基础上不断改善经营环境和经营手段, 努力降低碳排放。

按用地类型将碳排放分解, 结果显示, 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是最大的碳排放用地类型, 排放量达6774.04 万t, 占总量的74.98%;第二大碳排放用地类型是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排放量达1020.67 万t, 占总量的11.30%;其次是耕地, 排放量达662.66万t, 占总量的7.34%;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牧草地排放量较少, 分别为428.27 万t和149.05 万t, 占总量的4.74%和1.65%。根据土地利用结构数据, 得到各用地类型的碳排放系数:耕地1.42 t/hm2、牧草地30.79 t/hm2、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29.92 t/hm2、农村居民点用地6.03 t/hm2、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23.23 t/hm2。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系数均是各类用地之首, 其单位面积碳排放是其他用地类型的数倍到数十倍。此外, 牧草地和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碳排放系数也较高, 但由于湖北省牧草地总量有限, 该类用地并不是主要的碳排放源, 排放量仅占总量的1.65%。由分析可知, 加强用地管制尤其控制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是从土地利用视角控制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2.2 湖北省碳排放时序变化特征

湖北省2001 年碳排放总量为3705.66 万t, 2010 年为7740.47 万t, 较2001 年增加108.88% (表4) , 同期GDP增长率为185.98%, 高于碳排放增加率。2001 至2010 年碳排放年平均增长率9.65%, 同期GDP平均增长率14.04%。十年间GDP与碳排放量增速均为正, GDP增速变化较为稳定 (图1) , 除少数年份小幅回落外均持续上升, 碳排放增速变化波动较大, 2005 年和2008 年出现大幅回落, 但整体趋势保持上升, 2010 年碳排放增速与GDP增速持平。高速增长的GDP带来较高水平的碳排放增加, 由趋势图和数据发现, 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 没有完全摆脱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

能源消费一直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除能源消费碳排放外, 其他碳排放源占总量的比例均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 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为3019.35万t, 2010 年增加到6950.83 万t, 增长130.21%, 年平均增长率为10.99%, 均高于碳排放总量的相关指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的提升, 能源消耗加速, 间接说明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一部分原因是能源的过度消耗。由于化石能源不可再生, 这种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注定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湖北省未来经济发展只有努力走出原有的发展模式, 通过创新驱动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势头。

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缓慢增长, 畜牧业出现负增长。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十年增长率分别为26.31%、28.63%, 大幅低于碳排放总量的增长率。畜牧业碳排放减少7.78%, 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畜牧业萎缩, 数据显示, 牛出栏数2001 年是416.9 万头, 2010 年减少至326.0 万头。种植业方面, 2010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748.90 万hm2) 较2001 年 (755.63 万hm2) 增长率仅为0.90%, 这与其碳排放的增长率出现较大偏差。

2.3 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

湖北省2001-2010 年十年内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类型主要以弱脱钩为主 (表5) , 即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碳排放也持续增加, 但其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高;2003年、2009 年、2010 年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 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均保持较快增速, 两者变化速度较为接近。2009 年后, 连续两年出现扩张连接状态, 由弱脱钩到扩张连接的状态转移说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和资源浪费, 近些年经济发展的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

GDP增速在2007 年前均保持上升, 但2008 年和2009 年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2010 年又出现回升, 由2009 年的0.14 升至0.15 (表5) 。同期碳排放的增速一直保持上升状态, 从2008 年的0.06 至2010 年的0.15, 碳排放增速与经济增速的非一致性变化是造成脱钩状态转移的直接原因。

3 结论

(1) 研究时序内, 湖北省碳排放逐年增加, 且增速整体呈上升态势, 至2010 年接近GDP同期增速。从碳排放源看, 能源消费持续增加且增速高于碳排放总量变化水平, 是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变化幅度不大, 畜牧业碳排放有所降低。种植业播种面积与其碳排放呈现非一致的变化趋势, 结合十年间我国农业发展政策可以做出解释。2004 年后,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关注农业问题, 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资料投入逐年增加, 农药、化肥、农膜等过度使用不仅造成碳排放增加, 也容易造成较严重土壤污染, 降低农地质量。

(2) 湖北省碳排放结构中, 能源消费是最大的碳排放源, 占比逐年增加, 且远远超过IPCC给出的75%的最低水平, 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省存在能源消费过度的现象。从产业结构看, 第二产业是主要碳排放源, 且利用效率较其他产业低, 资源在产业结构间的配置效率仍然较低。土地承载碳排放方面, 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碳排放量最高, 其次是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建设用地能源消耗较高, 几乎没有碳汇能力, 是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碳排放用地类型, 对碳平衡影响最大。

(3) 2001-2010 年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类型全部为弱脱钩或扩张连接,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具有较强联系, 经济发展仍未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基于脱钩状态特征, 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8 年,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呈现弱脱钩, 经济发展质量较好;2009 年以后, 脱钩状态发生转变, 连续两年呈现扩张连接状态, 说明资源环境压力较大, 经济发展效率有所降低。2008 年以前, 湖北省抓住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 利用有限的资源消耗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2008 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致使湖北省经济增速放缓, 这是导致脱钩状态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及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影响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

4 讨论

本研究参考IPCC 《2006 年指南》基于能源消费、种植业、畜牧业、废弃物四类主要碳排放源对湖北省2001-2011 年的碳排放进行测算, 从三次产业、碳排放来源、土地利用类型三个方面分析2011年碳排放结构, 并着重探讨湖北省2001-2010 年十年间碳排放的时序特征, 对湖北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深入研究, 所得结论对于引导湖北省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对于丰富碳排放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针对研究结论中发现的碳排放量过度、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可从以下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1) 提升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利用效率, 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企业,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大力推广清洁型能源; (2) 改善农业生产, 严格控制农业物质过量投入, 推广环保型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 控制碳排放来源, 减少土壤污染, 保持并提高土地质量。加强牲畜粪便管理, 科学处置牲畜粪便, 降低环境污染。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 立足各地实际大力发展林业、渔业等低碳环保型产业; (3) 加强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 注重挖掘城市建设用地内部潜力, 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增加绿化面积, 加强林地、牧草地等碳汇用地的保护, 提升生态系统的碳平衡能力; (4) 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机构, 合理配置资源, 优先发展碳排放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 严格控制第二产业产能扩张, 缩减过度产能, 促进第一产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参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方法, 从产业、来源、土地承载三个方面分析湖北省2001-2010年碳排放结构, 测算其碳排放总量, 探讨碳排放的时序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 湖北省第二产业碳排放较高, 且产出效率低, 第三产业单位碳排放效益最高;能源消费碳排放占总量的90%以上, 占比远高于IPCC给出的参考值;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占总量的74.98%, 碳排放强度为229.92 t/hm2。十年间湖北省碳排放量由3705.66万t增长到7740.47万t, 年平均增加9.65%。能源消费增长率高于碳排放增长率, 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 畜牧业碳排放减少7.78%。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以弱脱钩和扩张连接为主, 2009年后出现由弱脱钩向扩张连接的状态转移, 近些年经济发展质量有所下降。因此, 湖北省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契机, 提高碳排放利用效率, 改进农业生产方式, 加强土地用途管制, 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尼克松为什么让美元和黄金脱钩？ 篇11

除了令其下台的“水门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还因为其任内的两个大手笔而名垂青史：一是访问中国，跨越太平洋拜访毛泽东；二是让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至今，这两件大事依然强烈的影响着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华盛顿8月15日讯——尼克松总统于今晚宣布今后美国停止将外国人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从而单方面改变了长达25年之久的国际货币机制。”这是1971年8月16日的《纽约时报》的重大消息。从手段的决绝与干脆上来说，这的确是一场“货币战争”，而且是闪电战——没有和任何盟友商量、没有经过议会辩论、没有透露任何口风。

尼克松的突然袭击并非没有一点先兆。1971年1月尼克松曾公开表示：“我现在是一位凯恩斯经济学的支持者。”作为一名1938年加入共和党，并且曾经当了两任共和党政府副总统的老党员，尼克松的表态近乎于“叛党”。就在两年前，尼克松还公开表态：“管制？天哪，不！那意味着定量配给、黑市、不公正的行政管理。我们绝不赞成管制。”但到了1971年，由于通货膨胀大幅上升，贸易逆差严重，股市低迷，尼克松彻底转变了态度。

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同盟国代表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战胜国经过几个月时间的艰难磋商，精心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美国总统的一个讲话——废掉了。

尼克松解释说：“确定汇率的正确方向以及关注国家公平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要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得保护美元，使其免受国际投资商的攻击。”这里的要表达的意思是：美元和黄金价格的挂钩影响了美国的就业，而利用固定汇率的投机行让美国吃了亏。

美国人对尼克松的突然之举，除了迷惑不解没有更激烈的反对，没有人看得清楚这一重大变化对美国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1933年3月9日，刚刚上任5天的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以拯救金融危机和防止美国黄金向欧洲流失的名义，推出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案》。该法案授予罗斯福管制、禁止金银出口或窖藏的权利，1933年4月5日，罗斯福要求所有人向银行交出金币、黄金券和金条兑并换成纸币或银行存款。任何私藏黄金者，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该法案直到1974年才被废止。也就是说，美国人手中根本没有合法的黄金储备，当然也就不关心黄金的价格和能不能兑换的闲篇了。

但尼克松“新的经济政策”却在美国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了一片混乱和惶惶不安。西欧各国外汇市场宣布停业一个星期，在8月23日重新开业时，市场仍然笼罩着一片疑惑的气氛，人们不知所措，不知道是该买入还是卖出美元。

“美元的神话破产了”，“美元已从货币宝座上摔了下来”，“尼克松不得人心的措施是他的绝望挣扎”，“美国的脓疮破了”，欧洲的报纸上充斥着这样愤怒的标题。西方各国政府、经济和金融界、学者一边倒的抨击美国为了摆脱其自身的危机而采取的这种损人利己的措施。

为了平息盟友们的愤怒，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尔克在尼克松发表讲话后奉命立即赶到伦敦和巴黎，对美国的突然袭击进行解释，希望他们接受美国的决定。

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彻底放弃了金本位制最后的一条尾巴，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浮动汇率粉墨登场。在此之后，美国继续享有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而不再承担相对应的责任，此后的世界经济如一条收起锚的大船，飘到哪儿算哪儿。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让美元和黄金脱钩，为的是让西方世界分担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高额负债。从20世纪50年初到70年初，朝鲜战争耗资达500多亿美元，越南战争则突破了5000亿美元。为了弥补巨大的军费开支，政府只能选择发行美元导致黄金储备剧减。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49年246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的90亿美元左右。此时法国的戴高乐趁火打劫，用外汇美元汇兑黄金现货并空运回法国。如果各国都这么干，美国的黄金储备将面临破产威胁。

尼克松的如意算盘是切断美元与黄金的联系，缓解黄金储备的压力，同时能让美联储摆脱黄金的镣铐放开手脚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实现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同时，美元贬值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此后，黄金的价格一路飙升。1972年8月15日后，每盎司黄金价格下跌为38美元。 1973年3月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都被迫采取浮动汇率体系。1973年5月每盎司黄金价格升至42.22美元，1980年1月 金价创出纪录高点每盎司850美元。之后的20年黄金进入下行通道，1999年8月金价跌至低点251.70美元，之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直线上升期。现在，黄金的价格走势再次强烈扰动着全世界投资者。

后来的事实说明，美元与黄金脱钩虽然赖掉了不少账，但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在实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21年中，尽管经济形势有起有落，但美国的平均失业率一直低于5%，年均通胀率不到2%。而彻底摆脱金本位制度之后，截至目前全球遭受了12次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虽然在数额上不断增长，但波动加大。

至今，仍有不少人因为人类脱离了金本位制度而痛心疾首。但即使最保守的学者也不再梦想金本位制有一天会回来。其实尽管黄金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财富的象征和保存手段，但金本位制仅仅是人类历史上为解决财富交换问题的阶段性制度。它在保持货币稳定的同时，限制了财富的流动，而财富的流动是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

当人们寻找到更好的保存并流通财富的方法时，金本位的退出自然而然。不幸的是，人们以为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通过国家信用来代替金本位。但事实的教训是，人类在这件事上显的急躁了些。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长期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的成熟制度便匆匆放弃了金本位，而且，永远回不去了。

中国人比美国人更早的以为自己找到了金本位的替代方式。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其发行的货币叫做“人民币”。这是一种和另外一种黄色的物品——解放区的小米价格直接挂钩的货币。之后“小米本位制”逐渐过渡到了最彻底的“政府信用本位”——比美国早走了20多年。

半年之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7年之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一年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美之间从全面的敌对关系，逐渐成为最紧密的贸易伙伴。

当年，尼克松曾在北京引用毛泽东的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其实，这是全世界领袖的心里话——只争朝夕。

脱钩 篇12

1文献综述

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引发环境恶化,使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的相关研究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而对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研究则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国际上采用脱钩 ( Decoupling) 指标来表示经济增长与物质能源消耗变化的不同步性,反映了经济增长与物质能源消耗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关系。脱钩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具有同步性,但随着经济增长到了一定阶段,环境污染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且在某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实现了脱钩。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受评主体以及不同的环境指标对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运用脱钩理论分析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有:Tapio[1]对欧洲1970 - 2001年交通业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情况进行了研究,并系统地阐述了脱钩指标体系。Climent F和Pardo A[2]分析了2004 - 2009年巴西的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国外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有Juknys R、Lu IJ和Lin Sue等。国内相关的研究近年才刚刚兴起,研究分不同层次对中国整体、区域以及具体的省份展开,彭佳雯、黄贤金[3]通过构建经济与能源碳排放脱钩分析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以及空间演变趋势。肖宏伟、易丹辉、周明勇[4]则从区域的角度,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我国“十五”与“十一五”两个时期的区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弹性。杨嵘、常烜钰[5]运用脱钩理论对西部地区1995 - 2010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特征进行了分析。王蓉、邢俊玲[6]则立足于陕西省,利用Tapio脱钩模型,测算了陕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敏感性以及脱钩关系变化趋势。张小平、郭灵巧[7]应用Tapio模型,对甘肃省的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岳立、李飞[8]以甘肃为例,利用脱钩理论分析了西部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关系。

综上所述,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即两者的脱钩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数研究从区域或整体层次上展开研究,而对特定地区层次上,如某省份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为此,本研究基于江西省1995 - 2012年的统计数据,在测算江西省能源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对江西省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进行分析,为江西政府制定相关能源政策、促进碳减排,建设和谐、秀美江西提供参考。

2脱钩关系模型的构建与数据说明

2. 1脱钩关系模型的构建

目前,脱钩分析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期初值与期未值的OECD脱钩指数方法,另一种是基于Tapio脱钩弹性系数变化的脱钩状态分析法。OECD脱钩指数法主要是描述环境压力状态与驱动动变化的关系,计算公式如 ( 1) 。

式 ( 1) 中,η为脱钩指数,EP为环境压力变量 ( 如碳排放) ,DF为经济驱动力变量 ( 如GDP) ,t1 ,t0分别为期未值与期初值。脱钩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 - ∞ ,1],当处于 ( - ∞ ,0] 时,表示处于连接状态; 当脱钩指数在 ( 0,1] 时,则认为处于脱钩状态。同时,脱钩状态也可以进一步分为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Tapio进一步发展了OECD的脱钩理论,利用脱钩弹性对脱钩关系的级别进一步细化,其计算公式如下 ( 2) 。

φ为脱钩弹性,CO2为二氧化碳排放,GDP为经济驱动力,即经济增长。两者变化的程度差异会引起弹性变化,显示出多种情况,Tapio设定了3个弹性临界值0、0. 8、1. 2,清晰地表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 ( 见表1) 。

OECD脱钩指数法与Tapio脱钩弹性指数法相比较而言,OECD脱钩指数法的脱钩指标侧重于整体年份上的分析,容易观察其持续变化过程,但对于基期年选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不同的基期会有不同的脱钩状态,结果并不非常稳健。Tapio脱钩弹性指数法则侧重个体年份上的分析,可以比较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别,可以有效地避免OECD脱钩指数法对于基期选择的随意性,从而更为科学地测算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状态。因此,本研究也采用Tapio脱钩弹性指数法分析江西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

2. 2数据说明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对二氧化碳相关的统计数据,大多数研究中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都是基于IPCC提供的测算方法来进行测算。本研究也利用IPCC的碳排放测算方法,同时参考郭炳南、魏润卿、程贵孙的研究,测算江西省1995 - 20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O2表示估算的各种能源消耗所排放二氧化碳总量; i表示煤、石油、天然气; ECi表示各种能源的消费量; NCVi表示平均低位发热量; CCi表示碳含量,代表单位热量含碳水平; COFi表示氧化因子,指能源燃烧时的碳氧化率,44与22分别指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NCVi、CCi、COFi3项相乘得到碳排放系数,本研究用δi来表示,进而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碳排放系数的3. 67倍 ( 44 /12) 。借鉴各种研究机构对碳排放系数的测算结果,本研究取各研究单位核算的均值 ( 见表2) 。

煤炭、石油、天然气 等各种能 源消耗数 据、GDP数据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1996 - 2013年《江西省统计年鉴》,为了保持数据的平稳性,以1995年基期,对GDP数据进行价格平整。

3实证分析

3. 1 1995 - 2012年江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基本发展态势

注: 资料来源 《2013 年江西统计年鉴》; GDP 按当年价格计算; 二氧化碳排放按 IPCC ( 2006) 测算方法而得

表3中实际GDP是由名义GDP除以GDP平减指数而得,二氧化碳排放量则是根据公式 ( 3) 估算得到的。从上表3可以看出,1995 - 2012年,江西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加,由1995年的1 170亿元提高到2012年的10 369亿元,17年间增加了7. 86倍。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省能源消费量也不断增加,并呈持续增长的态势,由1995年的2 392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7 233万吨,其间只有在1998年有小幅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上也是呈现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5 624万吨,经历1996年、1997年、1998年的小幅下降后,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16 133万吨。二氧化碳在1995 - 2012年间只增长了2倍,增长幅度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这说明江西省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不高。

从图1可以出看,实际GDP、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在17年间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5—2001年,在这6年间,除1998年各项指标有所下降外,处于一个缓慢增长的态势; 第二阶段为2002—2012年,以2002为临界点,江西省GDP增长速度猛然加快,而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也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红利”作用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由于2003年新一届政府的产生,政府对经济的刺激政策不断出台,加快了经济发展。

3. 2脱钩状态分析

利用Tapio脱钩模型,根据江西省1995 - 2012年间的实际GDP与二氧化碳排放资料,计算出1996- 2012年江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指标值,并依据Tapio对脱钩状态的界定对其进行划分 ( 见表4) 。

从表4可以看出,1996 - 2012年间,江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情况,除2000年、2002年、2003年以及2005年为扩张负脱钩与扩张连接之外,其余各年份都处于脱钩状态,只是脱钩程度不同。这说明江西省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多数年份得到了控制,但各年份呈现不同的脱钩状态。

1996年、1997年、1998年,江西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7. 86% 、1. 43% 、11. 72% ,但二氧化碳排放呈现负增长的状态,分别为 - 9. 8% 、 - 3. 9% 、- 4. 11% ,这使得3年间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别为 - 1. 25、 - 2. 74、 - 0. 35,达到了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佳状态,实现了二者的强脱钩。之后,经历了1999年的弱脱钩后,2000年、2002年与2003年二氧化碳排放速度急剧上升,表现为扩张负脱钩与扩张连接状态。2006—2011年间,江西省经济增长除2009年之外都维持两位数增长,而同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速度除2011年外,均在10% 以下,呈现出弱脱钩的状态。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为13. 63% ,而二氧化碳排放增速自1999年正增长之后,首次小幅度下降,实现负增长,因此,2012年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实现了可喜的强脱钩。

从图2可以清楚地看出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状态演进趋势,总体特征表现为“强脱钩—扩张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强脱钩”交替的不平稳状态。这一方面说明江西省经济发展较落后,产业结构层次低,能源利用效率也不高,碳减排技术落后,使得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强脱钩年份较少; 另一方面也与江西的能源消费结构有关,在石油、煤炭、天然气3种能源中,江西对煤炭的依赖度远高于其他两种能源,而煤炭又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同时,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加之国家对新能源利用的鼓励政策,江西省的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江西省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脱钩状态趋势是从弱脱钩向强脱钩转变。考虑到江西属于中部地区落后的农业大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还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在长期时间将保持弱脱钩状态,还可能呈现强脱钩与弱脱钩交替的发展状态。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IPCC测算法测定了江西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额,并基于Tapio脱钩模型测算了1995 2012年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脱钩状态,研究表明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呈现“强脱钩—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弱脱钩”等状态交替变化的显著特征。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这与国际经济形势、政府的发展战略以及江西的省情密切联系。从国际形势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大量的外资进入江西以及江西的工业产品贸易额急剧增长,使江西经济增长速度在两位数以上。从国内形势看,江西政府的换届,新一届政府政策对江西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国际国内的双重因素使得江西在2002年前后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呈现扩张负脱钩状态。2006年之后,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进入弱脱钩状态,并且在这种状态下维持一段时间,脱钩指数有所波动,这说明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脱钩关系同时具有缓慢发展性与渐近性的特点。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路径依赖性,江西地处中部省份,工业基础比较差,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承接来自于沿海的产业转移,因此产业结构固化,升级困难,且江西能源结构比较单一,煤炭消费量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然占了70% 的消费份额。

江西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和谐秀美江西,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强脱钩,同时也为我国政府实现在2020年人均GDP的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 的目标作出贡献。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低碳产业。未来江西要实现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关键在于实现产业结构的低碳化发展,当前正是江西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不能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着力减少工业中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的比例,走新型工业化之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坚持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主要依靠投资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上来,把经济增长的目标从数量追求型转变为质量追求型,切实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文化产业以及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产业。

( 2) 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突破发展低碳经济的融资瓶颈。江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落后、资金缺乏,尤其是发展低碳经济所需要的相关技术、设备缺乏,制约了江西发展低碳经济的步伐。外商直接投资除了资本雄厚之外,还给当地企业带来了技术与管理经验。江西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引进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直接提升江西生产技术的层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政府需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如债券、上市等为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实现低碳生产募集资金,解决企业融资难题。

( 3) 发展低碳消费,改革消费理念。加快实现消费者传统消费理念的转变,积极引导消费理念向低碳消费转型,提倡低碳、合理、环保的消费方式,摒弃奢侈消费、超前消费等非理性消费。同时,加大低碳消费的宣传,培养消费者科学、合理、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让真正的低碳消费走入千家万户。只有消费理念得到了彻底转变,才会带动生产环境企业对绿色与低碳生产的需要,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江西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强脱钩,进而使得江西早日建成环境友好型的小康社会。

摘要：运用1995—201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IPCC(2006)测算方法估计江西省能源碳排放总量,通过构建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数模型实证分析江西省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省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不稳定的脱钩状态,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等状态交替出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江西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变化的原因并对江西发展低碳经济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