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钩研究论文

脱钩研究论文（精选10篇）

脱钩研究论文 篇1

0 引言

水下机器人进行海中实验或作业时, 通常需要在码头或母船上对其进行吊放, 通过起重机械将其吊放到水面指定位置后进行释放, 之后水下机器人进行实验或作业[1]。使用传统的吊钩进行吊放和脱钩时, 需要有操作人员在水中近距离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脱钩操作, 这种人工脱钩方式不仅费时费力, 还给水中操作人员带来危险。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研究用于水下机器人释放和回收的水下自动脱钩装置。

陆上常用的自动脱钩装置主要有电控式和机械式两种。电控式自动脱钩装置在海水中应用时需要对其进行水密处理, 使得装置结构比较复杂[2], 并且在海水环境中工作容易出现漏电等问题。机械式自动脱钩装置大都采用弹簧蓄能, 多通过起吊物着地时载重的消失来实现自动脱钩[3,4,5]。这种脱钩方式无法对水下机器人的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的控制, 在脱钩时对水下机器人构成危险。

因此, 本文根据科研课题任务的要求, 研究一种机械式水下机器人用水中脱钩装置, 该装置无需人员在水中脱钩, 在岸上拉拽细绳即可进行自动脱钩。

1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本文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远距离进行操作以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对装置进行了构思与分析, 设计其总体结构, 研制小型原理样机并针对该装置实验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改进。

1.1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构思与分析

本文设计的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可由操作人员在岸上操作控制水下机器人在水中脱钩, 同时, 要求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根据这一设计要求, 对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了构思与分析。

根据自动脱钩装置需要人员在岸上远距离操作的特点, 首先确定了本装置的脱钩方式。该装置的脱钩方式是采用人拉拽脱钩装置上的细绳使脱钩装置从吊耳中脱开, 如图1所示。该装置是将细绳置于移动销的末端, 并将移动销插入销孔中将装置锁死, 通过拉拽细绳使移动销从销孔中脱出。这种拉拽细绳的脱钩方式能够实现远距离的脱钩操作。

为实现对脱钩的时间和位置进行控制, 设计时需要保证每次在拉拽细绳的同时装置完成脱钩的操作。本装置是将移动销插入转动扳手上的销孔中将装置锁死, 如图2所示。通过拉拽细绳使移动销从销孔中脱出, 此时挡块转轴便在扭簧的作用下发生翻转, 使支撑在挡块转轴上的挡块掉落, 从而实现自动脱钩。这样就能保证每次拉拽细绳的同时完成脱钩操作, 从而可以人为地控制脱钩的时间和位置, 保证了水下机器人脱钩的准确性。

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远距离进行操作以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经过上述的分析和论证, 完成了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设计。

1.2 脱钩装置的结构组成及工作原理

本文设计的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如图3所示。

脱钩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在对水下机器人起吊时用吊机吊钩吊起脱钩装置的吊耳, 并将脱钩装置对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缓慢放下, 当水下机器人的吊耳触碰到挡块10时, 会使挡块10带动挡块转轴12一起转动, 挡块继续向上转动直至不再接触吊耳时, 挡块便在重力的作用下落在挡轴1上。此时吊耳便被锁入脱钩装置中, 可以进行起吊作业了。

1.挡轴2, 13.转动扳手3.移动销导向块4.弹簧5.移动销6.移动销盖7.钩体8.双向扭簧9.扭簧固定轴10.挡块11.扭簧12.挡块转轴

在对水下机器人进行脱钩操作时, 只需站在岸边或母船上的人员通过拉动细绳带动移动销5从转动扳手2的销孔中脱出, 此时挡轴1会在扭簧11的扭转力作用下发生翻转, 并不再给挡块10以支撑力, 挡块10就在自身重力作用下下垂。此时就可以向上吊起自动脱钩装置, 挡块10也会随之从水下机器人的吊耳中脱开, 使得整个装置从吊耳中脱出。

1.3 脱钩装置的改进

1.3.1 双向扭簧的增加

在脱钩装置设计完成后, 研制了该装置的原理样机, 进行相关实验。在进行实验中发现脱钩装置在起吊吊耳时, 存在挡块还没来得及落下的时候就已经向后翻转掉落的问题, 导致脱钩装置无法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锁紧, 从而无法进行起吊。于是针对挡块向后翻转的问题, 该装置在挡块的后部增加了双向扭簧环节, 如图4所示。

通过增加双向扭簧环节使得挡块每次在有向后翻转的趋势时, 都会触碰到双向扭簧的下端, 此时双向扭簧便阻止了挡块向后的自由翻转。在水中自动脱钩装置中加入双向扭簧环节后, 经过实验发现该装置每次都能够顺利地将吊耳锁入其中, 改进了之前起吊吊耳的时候挡块会向后掉落的缺点。

1.3.2 挡轴的改进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挡轴在设计过程中发现虽然阶梯轴能够给挡块以支撑作用, 但其在脱钩释放过程中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 导致无法脱钩。于是针对这一问题, 便将挡轴在传统阶梯轴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将挡轴的中部做成了一个半轴, 如图5所示。

经过改进后的挡轴能够在其初始位置时有效地阻止挡块向下掉落, 对挡块起到限制作用;而当需要释放脱钩时, 挡轴就会在扭簧的作用下旋转90°, 于是此时挡轴就可以解除对挡块的阻挡, 使其脱出吊钩。

1.3.3 移动销盖开孔的改进

在对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不断的实验中, 发现细绳在移动销盖的开孔处磨损也比较严重。因为细绳在拉拽过程中并不是处于完全拉直状态, 而是与移动销盖的开孔处呈一定的夹角。所以细绳与移动销盖的开孔处接触的地方就会在每次拉拽的时候不停地磨损, 长期使用便会导致细绳断裂, 严重影响了水中脱钩装置的正常使用。于是, 针对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对移动销盖的开孔处也进行了改进, 将移动销盖开孔的出口处加工成了一个弧面, 如图6所示。

在改进后的结构中, 当每次拉拽细绳时, 细绳便会贴着圆弧面而向外伸展, 减小了绳与开孔处的磨损。在对移动销盖的开孔处进行改进后, 通过不断地拉拽细绳实验, 发现经过改进后的开孔可以大大减小与细绳的磨损, 延长了使用寿命, 同时拉拽细绳也变得更加轻便。

2 计算与校核

本文根据水中自动脱钩装置的工作环境选取了相应的材料, 并对弹簧进行了相关计算。又由于自动脱钩装置在起吊水下机器人的过程中承受着比较大的载荷, 为了保证装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所以还对其主要受力部件进行了强度校核。

2.1 材料的选取

由于水中自动脱钩装置需要长期在海水等腐蚀性环境中使用, 所以该装置的材料选取316L不锈钢。316L的Mo含量使得该钢种拥有优异的抗点蚀能力, 其抗氯化物侵蚀的性能也更加优越[6]。同时, 316L不锈钢的力学性能也同样出色, 能够满足水下机器人在起吊过程中的受力要求。所以本装置最后确定使用316L不锈钢作为其主要零部件的材料。

2.2 弹簧的计算

本装置中压缩弹簧既需要给移动销提供一定的预紧力并且还要克服摩擦力等因素影响, 所以对其弹簧的劲度系数有一定的要求, 不能太小;但同时由于操作人员拉拽细绳时需要克服弹簧力, 为了使拉拽细绳比较轻便, 弹簧的劲度系数又不能过大。于是, 弹簧劲度系数的选取对于装置的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所以需要对弹簧进行计算与校核。

由于移动销盖的尺寸一定, 于是确定弹簧的高度为H0=35 mm。通过反复的计算和验证, 最后选取弹簧的参数为弹簧中径D=9 mm, 簧丝直径d=0.7 mm, 有效圈数n=15。弹簧劲度系数的计算公式为[7]

式中:G为弹簧的切变模量;D为弹簧中径;n为弹簧的有效圈数;d为弹簧的簧丝直径。

根据式 (1) 计算得到弹簧的劲度系数为k=79×103×0.74/ (8×15×94) ≈0.22 N/mm。

此时弹簧力的大小为F=kx=0.22×12.5=2.75 N。

此时, 弹簧既有足够的恢复力使移动销插入销孔中, 又能使拉拽细绳时的拉力不致于太大。此外, 为防止弹簧可能发生侧向弯曲而失去稳定性, 还需对弹簧的稳定性进行验算。一般规定, 对两端固定支承的弹簧, 要求b≤5.2, 验算弹簧的高径比为[7]

所以弹簧是稳定的。

2.3 强度校核

水中自动脱钩装置在起吊水下机器人的过程中承受着比较大的载荷, 所以需要对其主要受力部件进行强度校核, 以确定其安全性要求。本文采用了ANSYS软件对水中脱钩装置最为危险的挡块和挡轴进行了校核, 得出其等效应力云图, 并根据云图的最大应力验证了挡块和挡轴的强度满足要求。

2.3.1 挡块的校核

由于Pro/E具有很好的建模造型能力, 并且能够快速生成圆角等特征, 所以本文使用Pro/E完成对挡块的三维建模, 并将三维模型导入ANSYS软件中进行有限元分析[8]。完成挡块的模型导入后, 需选择其单元类型及网格划分方式。本文选用的单元模型为具有20个节点的186单元, 并采用了自由网格划分, 其共计10 533个单元, 17 643个节点。

划分完挡块网格后, 对挡块的X轴和Z轴施加约束, 施加载荷时假设起吊的水下机器人质量为1 t, 所以每个挂钩上承受的质量为500 kg。对挡块加载后得到其等效应力云图, 如图7所示。

挡块材料316L的条件屈服强度为205 MPa, 取其安全系数1.5, 则许用应力为136.7 MPa。从图7挡块的等效应力云图中可以看出, 挡块的最大等效应力值为67 MPa, 小于许用应力136.7MPa, 所以挡块的强度符合要求。

2.3.2 挡轴的校核

对挡轴的分析和校核与挡块相同。挡轴采用了具有8个节点的185单元, 自由网格划分, 其中共计28 198个单元, 5621个节点。

同样, 对挡轴划分完网格后, 再对其施加约束和载荷后得到其等效应力云图, 如图8所示。

同样, 挡轴材料316L的条件屈服强度为205 MPa, 取其安全系数1.5, 则许用应力为136.7 MPa。从图8挡轴的等效应力云图中可以看出, 挡轴的最大等效应力值为121 MPa, 同样小于许用应力136.7 MPa, 所以挡轴的强度符合要求。

3 实验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研制的水下自动脱钩装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对自动脱钩装置分别进行了吊装实验和脱钩实验, 装置实物如图9所示。

对水下自动脱钩装置的吊装实验是将自动脱钩装置对准水下机器人的吊耳缓慢放下, 待自动脱钩装置的挡块落入吊耳中时完成吊装, 如图10所示。本文一共用自动脱钩装置进行了30次吊装实验, 吊装成功30次。通过实验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能够很好地对水下机器人实现吊装。

对水下机器人完成吊装实验后, 为了验证脱钩装置能够实现远距离操作并能够人为地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控制, 又对其进行了自动脱钩实验。在进行实验时, 操作人员在距脱钩装置10 m远的地方拉拽细绳, 此时可以看到, 在拉拽细绳后装置的挡块也随即向下掉落, 脱钩装置也顺利地从吊耳中脱开, 完成了脱钩操作, 如图11所示。本文一共进行了50次脱钩实验, 并且成功脱钩50次, 成功率达到100%。通过实验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可以人为地在远距离进行操作, 并且每次拉拽细绳的同时脱钩装置都能从吊耳中脱开, 完成释放脱钩。实验结果验证了自动脱钩装置满足了远距离操作及能够对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控制的要求。

4 结语

针对目前水下机器人在起吊与释放过程中采用人工水中脱钩所带来的安全隐患以及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 本文研究了一种水下机器人用水下自动脱钩装置。并且针对该装置在起吊吊耳时存在的挡块向后翻转导致无法起吊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增加双向扭簧环节来限制挡块向后翻转的改进方法, 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改进方法的有效性;还针对该装置在脱钩过程中挡轴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进挡轴的结构形式的方法, 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改进方法的有效性;针对装置的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改进移动销盖开孔方式的方法, 实验结果验证了该改进方法能有效地减小细绳的磨损。此外, 还对水中脱钩装置的重要零部件进行了计算, 并对危险零件通过ANSYS进行了强度校核。本文通过使用水中脱钩装置对水下机器人进行不断地吊装和脱钩实验, 验证了该装置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摘要：目前水下机器人在起吊与释放过程中一般采用人工水中脱钩, 这不仅带来安全隐患, 同时也影响工作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 研究一种水下机器人用水下自动脱钩装置。传统的自动脱钩装置一般不能在远距离对水下机器人的脱钩时间和位置进行精确的控制, 文中研制的自动脱钩装置采用拉绳方式实现远距离自动脱钩, 并且针对该装置在起吊吊耳时存在挡块向后翻转导致无法起吊的问题, 提出增加双向扭簧环节来限制挡块向后翻转的改进方法;针对在脱钩过程中挡轴始终限制挡块向下掉落的问题, 改进了挡轴的结构形式;针对细绳磨损严重的问题, 改进了移动销盖的开孔方式。实验结果表明该装置操作方便、可靠性好、工作效率高。

关键词：水下机器人,起吊与释放,拉绳式,自动脱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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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机械设计手册编委会.机械设计手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

[8]郭培红, 张素梅.基于Solid Works和ANSYS的支架顶梁应力分析[J].矿山机械, 2013 (3) :28-31.

脱钩后，如何依法自治 篇2

避免“傻瓜”章程现象

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制度，既包括党和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顶层制度设计，也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内部自下而上推行的草根制度设计。外生法律制度以《行业协会商会法》为核心，既包括法律，也包括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内生法律制度以协会商会章程和自律规章制度为核心。

在行业协会商会实践中，千篇一律、似曾相识的“傻瓜”章程现象较为普遍而严重。许多行业协会商会中的僵局和争斗，实质上都源于章程条款的不完备、不科学、不严谨、不细腻、不周密、不公平，不具有可操作性、可诉性与可裁性。

行业协会商会章程的失灵现象，暴露出了许多协会商会尚未领悟协会商会自治的真谛和章程设计的极端重要性。章程的起草和完善应当遵循量体裁衣的设计准则，应当突出协会商会的个性，力戒东施效颦、刻舟求剑。

鼓励公平有序竞争

《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探索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在同一行政区域，允许存在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行业协会、商会”。一业一会的体制实际上会助长行业协会、商会的行政化与官本位化。相比之下，一业多会的体制有助于鼓励优秀的协会、商会脱颖而出，也有利于及时淘汰“软、懒、散”的协会、商会。

在市场经济中，协会、商会自生自灭，如同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既要鼓励协会商会的有序设立，也要确保其理性退出。协会商会退出机制包括解散、清算与终止三部曲。解散是指引起协会商会主体资格消灭的法律事实。包括自行解散（任意解散），也包括强制解散。清算制度的功能有二：一是立即停止协会商会的积极活动，二是及时了结既有法律关系，清理债权债务关系。清算程序终结后，协会商会才能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

协会商会之间的公平竞争有助于企业选择最能够发挥行业自律作用的协会商会。因此，既要反对老牌的大型协会商会以大欺小，滥用市场优势地位，也要反对新兴的小型协会商会实施虚假宣传等不公平竞争手段。

完善信用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

为遏制协会商会的道德滑坡与诚信失序现象、确保行业协会商会见贤思齐，必须完善信用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

首先，协会商会要自我加压，主动向会员和全社会做出诚信办会的承诺，自觉接受会员和社会监督。除了主动公开诚信承诺之外，协会商会还要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接受捐赠、政府委托职能和事项、政府采购服务等相关信息。

其次，要完善协会商会信用记录，建立综合信用评价制度。每个行业协会商会都要有伴随其生命周期的信用档案。协会商会公共信息平台负责建立信息公开网络系统，由登记管理机关对信息公开进行监管。

其三，信用评价结果要公示。信用评价结果只有及时准确地如实向全社会公布，才能惩恶扬善、传播正能量，才能让优秀的协会商会受到社会的褒奖，才能让缺乏法律与道德底线的协会商会寸步难行。

其四，要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信息公开和年度报告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协会商会应当定期将其年度工作报告报送登记管理机关，并同时向行业协会商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自觉接受公众的免费实时查询和监督。

其五，要建立失信制裁机制尤其是联合惩戒机制。在失信协会商会及其主要负责人在参与政府采购服务市场、申请财政资金支持及荣誉称号等方面建立一票否决制。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行业协会商会是社会团体法人，具备法人资格，应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行业协会商会要按照建立现代社会组织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清晰强调协会商会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和会员的法人财产权，协会商会能够以自己的财产独立对外实施民事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行业协会商会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除了制定中的《行业协会商会法》，还包括行业协会商会的章程。鉴于章程在协会商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要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健全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与监事会（监事）制度。

其三，行业协会商会要善于选贤任能，完善主要负责人问责机制。为促进协会商会治理的民主化，鼓励会员治会，预防主要负责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封建家长制现象。企业家担任理事长时，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本企业的个体利益与行业协会商会的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推行秘书长聘任制是为了吸引专业管理人才加盟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工作。法定代表人等主要负责人必须以临渊履深的心态认真履行职责，既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摇钱树”，也不能在工作岗位上浑浑噩噩，懈怠无为。

其四，积极稳妥地试行外部监事制度。为了充分激活协会商会内部治理机制，适度保持政府作为公益代表者对协会商会的监督力度。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有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进一步强化担当意识、责任意识与法治意识，《方案》确定的行业协会商会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目标、原则和具体规则才会落地生根。

脱钩研究论文 篇3

关键词：旅游发展,碳排放,脱钩研究,沿海区域

1引言

气候变化与资源环境危机已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应对全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的重要措施受到各国关注。当前中国处于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及其大量消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逐步增加,根据OECD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燃料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达79. 55亿t,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5. 38%[1],已成为世界碳排放大国。因此,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挑战, 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 — 45% 。通过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及增加森林碳汇等工作减少碳排放,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和湖北7省市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促进节能减排。2012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1年下降了5. 02%[2],减排工作取得进步。然而,要实现低碳化经济战略,进一步协调减排与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迅速发展,已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在降低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层面承担着一定的责任。为此,我国相继出台了《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导旅游集约低碳化和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学者对旅游业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量测度旅游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旅游交通部门碳排放以及减排措施研究等, 较少涉及到旅游碳排放与旅游发展的关系研究,而理清两者关系对推进旅游低碳化和循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东部沿海区域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与海南11个省( 市) , 依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沿海地区成为我国旅游经济实力雄厚和发展较为迅速的核心地带,2012年实现旅游总收入36434. 77亿元, 尤其在入境旅游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其旅游外汇总收入约占全国旅游外汇收入的80% 。同时,广东、辽宁、天津、上海、海南和其他沿海省份的部分城市作为低碳试点城市,开展了走绿色发展模式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选取中国沿海11省( 市) 作为研究区域, 构建脱钩模型,利用2003—2012年的数据定量测度各省( 市) 旅游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以期为实现旅游业的“无烟发展”和“十二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目标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旅游碳排放核算: 目前对旅游碳排放没有公认的标准核算方法,国外学者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实证法、 “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新西兰、瑞士等发达国家旅游统计系统较完善,因此对旅游业能耗和碳排放测算的研究较深入,成果丰富。我国对此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一系列成果。石培华、吴普采用“自下而上”法就旅游交通、住宿业和旅游活动三大主要部门初步估算了2008年中国旅游业能耗和碳排放[3]; 魏艳旭等对近30年中国旅游交通碳排放进行了估算,并利用截面数据分析旅游交通碳排放的地域差异[4]。 在省域层面,袁宇杰、蒋玉梅采用投入—产出法核算了2007年山东省旅游碳排放[5],陶玉国、张红霞估算了江苏省旅游能耗和碳排放[6]。综合来看,我国旅游碳排放核算多采用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数据,所得结果存在偏差。同时,由于旅游发展涉及住宿、交通、娱乐、工艺品生产等多个行业,具有综合性和关联性强的特点, “自下而上”法和其他统计方法并不能涵盖整个旅游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编制的《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在发达国家,其贡献率一般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90% 以上和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5% 。基于此,国内碳排放核算主要依据能源消费统计数据。本文在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法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合国家统计口径的旅游碳排放核算方法,核算沿海各省( 市) 旅游业相关部门能源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公式为:

式中,TC为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Eit为旅游业能源消耗量; Vi表示能源转换因子,参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给定的能源平均低热位值; Ci为燃料能源碳排放系数,为使核算结果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时便于各省市的数据比较,采用2011年颁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提供的单位燃料含碳量,其中热力按照原煤的碳排放系数进行折算,电力碳排放因子采用我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历年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NCit为非燃料能源碳含量; Oi表示能源氧化因子,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中的碳氧化率。

由于我国能源统计中并没有对旅游业的单独统计,因此需要从现有能源统计系统中剥离出旅游业能源消耗,即:

式中,Eij为第三产业各种能源终端消费量,根据能源统计年鉴中地区能源平衡统计口径,第三产业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及其他,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基本相符,并且旅游收入构成基本分为长途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乐、购物、邮电通讯、市内交通和其他9部分,与第三产业能源平衡统计分类相对应; Rt为各地区旅游发展系数, 即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

旅游发展与旅游碳排放脱钩模型构建: 脱钩又译为解耦,最初源于物理学领域,是指相互联系的两个物理量之间脱离关系,20世纪末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政策制定[7]。OECD将其应用到环境领域,定义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联系破裂。即在一定时期内,当环境压力的增长率低于经济驱动力的增长率时,脱钩发生; 当经济变量增长,环境变量保持稳定或下降时称之为绝对脱钩; 当两者都呈增长状态,但环境变量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时则为相对脱钩[8]。基于此,OECD选取了16个宏观层 面的脱钩指标和15个行业特定脱钩指标分析30个成员国1980—1998年的环境情况,结果表明SOX排放与GDP增长呈绝对脱钩关系[9],其他国外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将其应用到碳排放研究领域。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也开始用脱钩指标来研究我国建设用地变化[10,11]、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关系[12]以及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等内容[13,14,15],但是很少涉及旅游碳排放的脱钩研究。

目前脱钩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种: OECD脱钩指标模型和Tapio脱钩弹性模型。OECD脱钩指标模型依赖于环境变量与经济变量期初值与期末值的选择,不同的基期选择易导致计算结果的偏差。脱钩弹性模型是Tapio在研究欧洲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时提出的,缓解了OECD脱钩指标模型的计算敏感性,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提高了脱钩分析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因此,本文将恒等式与Tapio脱钩弹性指标相结合构建旅游碳排放脱钩分析模型,将脱钩状态划分为8种( 表1) ,并且进一步对旅游发展与碳排放的总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以便分析不同因子对脱钩指标的影响:

式中,e( TC,TI)为旅游碳排放与旅游收入的总脱钩弹性; 旅游能源消耗与旅游收入之间的弹性能够分析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构建旅游节能弹性,即e( TE,TI)测度旅游发展节能水平,其中旅游能耗将各种能源终端消费量按折标煤系数换算成标准煤; 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不同能源碳排放系数不同,构建旅游减排弹性指标,即e( TC,TE)来分析旅游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关系。综上所述,引入能源消费量作为中间变量,将总脱钩弹性指标分解为旅游节能弹性和旅游减排弹性,当弹性指标大于1,则对总脱钩弹性指标的上升起正向拉动作用,小于1则起反向作用。

注: 根据 Tapio 脱钩状态整理修改。

2.2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与可获得性,本文中能源消费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按照IPCC对能源的分类以及我国的实际统计口径,选取原煤、型煤、焦炭、焦炉煤气、其他煤气、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热力和电力13种能源的终端消费量对第三产业碳排放量进行核算; 经济数据来源于我国各省市统计年鉴,选取旅游总收入衡量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3实证结果分析

3.1旅游节能弹性

我们将收集和整理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我国沿海区域的旅游能源消耗量,并按照节能弹性计算式( 4) 进行核算,得出我国沿海区域旅游节能弹性指标值,见表2。

根据表2所示,沿海地区在2003—2012年旅游节能弹性值大部分小于0. 8,以弱脱钩为主,旅游收入的增长率大于旅游业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率,即各省市旅游发展中能源利用效率较高。从时间上来看,除2008年受“奥运会”影响、旅游收入增长率较低导致扩张负脱钩外,沿海区域自2006年后平均节能弹性为弱脱钩。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进行政策引导,将节能环保、合理利用资源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倡导旅游节能节水减排,节能弹性值整体呈降低趋势,脱钩状态改善。具体来看,在2005年前只有江苏、上海、福建处于节能弱脱钩区域; 2006年河北、天津、山东、江苏等大部分地区注重旅游企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节能弹性值落在弱脱钩区域,能源利用情况逐渐改善。然而,只有天津、上海、广东、海南个别年份节能弹性值为负,属于强脱钩,11省市仍在不同的时间存在增长连结状态,没有实现旅游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状态。而且旅游能耗仍以年均16. 34% 的速度增长,这也充分说明了实现旅游发展与能源消耗强脱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所以沿海区域在旅游发展中仍然需要注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3.2旅游减排弹性

根据式( 1) 、( 2) 核算我国沿海区域旅游碳排放, 进一步得到各地区的年均碳排放变化率( 图1) 。结果表明,近十年来沿海地区旅游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但仍小于旅游收入的增长率,说明旅游业节能减排措施对减少碳排放量起到一定作用,旅游发展所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受到能源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等因素的部分递减。具体来看,辽宁以24. 5% 的碳排放增长率居于首位,山东和广西紧随其后,天津、上海、广东碳排放增长率较低。这一趋势与旅游能源消耗变化率大致相同,反映出能源利用效率以及使用结构是旅游碳排放量差异的主要原因。

我们将旅游能耗和碳排放计算结果按照旅游减排弹性式( 5) 进行核算,得到各省市旅游节能弹性值,见表3。

总体上而言,与表2相比,我国沿海区域的旅游减排弹性值明显高于节能弹性值,说明沿海区域旅游碳减排技术效应不明显,对实现旅游与碳排放的脱钩发展作用有限。除上海有5年处于弱脱钩状态外,其余10个地区在2003—2012年有超过1 /2的旅游减排弹性值大于1,处于增长连结或扩张负脱钩状态,旅游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并未实现脱钩发展。沿海各省 ( 市) 旅游发展所依赖的能源结构没有明显区别,都亟需实行有效的减排措施。从时间演变上来看,我国沿海区域的减排弹性时高时低,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趋势, 说明近十年旅游发展所需的能源仍然主要是煤炭、石油等高排放能源,新能源使用尚显不足、发展缓慢,能源消费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旅游节能减排工作贡献有限。

3.3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

我们将中国沿海各省( 市) 旅游节能弹性e( TE,TI)和旅游减排弹性e( TC,TE)的计算结果代入脱钩弹性式 ( 5) ,计算得到沿海区域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结果( 图2、图3) 。图2中7个地区的总脱钩弹性值除个别年份外,整体上处于0—1的区间,以弱脱钩和增长连结为主,并且随着时间变化,各地区的脱钩弹性变化趋于平缓。从图3可见,辽宁、上海、广东与海南四省( 市) 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的年际变化较大,辽宁省除2005年处于扩张负脱钩外,其他年份旅游脱钩弹性值大于0且小于1. 2,属于弱脱钩或增长连结状态,2005年总脱钩弹性的扩张负脱钩则是由旅游节能弹性的扩张负脱钩所致。上海近十年来旅游脱钩变化形势趋于稳定,然而2008年却出现10. 208的脱钩弹性值,这主要是因为2008年旅游收入减少导致节能弹性出现衰退脱钩。广东在2005年、2006年脱钩弹性变化幅度较大,分别属于强脱钩和扩张负脱钩状态。与辽宁和上海不同,广东脱钩弹性的变化主要是由减排弹性的变化引起的,即减排技术效应是这一时期旅游与碳排放脱钩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后脱钩弹性维持稳定,数值在0—0. 8之间,呈弱脱钩发展状态。海南省与广东省变化趋势相近,2005年、 2006年的总脱钩弹性值分别为 - 2. 291和5. 501,主要由旅游能耗变化所致,即能源利用效率是影响海南这一时期旅游节能减排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沿海区域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弹性的时空变化趋势,本文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2003—2006年、2007—2009年、2010—2012年三个阶段,然后分别取三个阶段各地区的旅游节能弹性与减排弹性的平均值,计算得出总脱钩弹性,见图4。

在时间演变方面,山东与广东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山东脱钩弹性一直处于增长连结状态,广东脱钩弹性值则处于0. 4—0. 8范围内,属于弱脱钩状态; 辽宁和天津总脱钩弹性值均有上升,脱钩程度恶化; 江苏、浙江、广西和海南总脱钩弹性呈下降趋势,旅游与碳排放脱钩发展情况改善。其中,江苏和浙江由第一阶段的增长连结状态下降为第二、三阶段的弱脱钩状态,广西旅游脱钩弹性在第三阶段下降为弱脱钩状态,海南则由第一阶段的扩张负脱钩直接降为弱脱钩; 河北、上海和福建的总脱钩弹性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即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状态不稳定,脱钩程度在第二阶段开始改善,却在第三阶段产生恶化。

在空间格局方面,2003—2006年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程度区域差异较大,兼具强负脱钩、弱脱钩、增长连结和扩张负脱钩4种状态,但主要是以增长连结为主,脱钩程度最 差的地区 是海南 ( e( TC,TI)> 1. 2) ,最好的是天津( e( TC,TI)< 0) ,呈强脱钩状态,旅游收入增加而碳排放减少; 2007—2009年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区域差异缩小,空间分布较为分散,河北、天津、上海和福 建脱钩弹 性值较低 ( 0—0. 4) ,脱钩程度较高,山东和广西脱钩程度较低 ( 0. 8—1. 2) ; 2010—2012年沿海地区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仅存在弱脱钩和增长连结两种脱钩状态,并且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脱钩程度较低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的河北和山东,其他地区均为弱脱钩状态。总体而言,我国沿海地区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区域差异逐渐缩小,脱钩程度改善,处于弱脱钩的省( 市) 数量呈增加趋势,说明沿海区域在发展旅游的同时,愈加重视旅游业节能减排工作,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

3.4综合结果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沿海区域近十年旅游与碳排放脱钩发展的整体情况,取2003—2012年各省市旅游节能弹性与减排弹性的平均值,计算总脱钩弹性,得到沿海区域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弹性与脱钩状态( 表4) 。

根据表4,2003—2012年沿海11个省( 市) 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值均处于0—1范围内,呈弱脱钩和增长连结状态。其中,脱钩程度最高的是天津市, 脱钩弹性值仅为0. 108; 较差的是海南,脱钩弹性值高达0. 967。具体来说,按照旅游节能弹性、旅游减排弹性以及总脱钩弹性,可以将沿海区域划分为三类。辽宁、河北、山东、广西为一类,旅游节能弹性、减排弹性及总脱钩弹性皆为增长连结状态,在旅游发展的同时, 旅游能耗和碳排量也随之增加,能源低效使用和减排措施不力导致4个地区没有实现旅游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与辽宁、河北、山东不同的是,广西地处南方,旅游减排弹性值为1. 017,对旅游脱钩弹性值的上升起正向作用,减排技术效应低是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呈增长连结的主要原因。天津、江苏、上海、浙江、 福建和广东为第二类,总脱钩弹性为弱脱钩,旅游收入的增长率高于碳排放的增长率。具体分解来看,6个地区旅游收入与能源消耗实现弱脱钩发展,旅游节能弹性值均小于1,对旅游总脱钩弹性值的上升起负向作用; 然而旅游能耗与碳排放仍为增长连结状态,高能耗导致高碳排放,即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弹性的弱脱钩主要依靠旅游节能的低弹性值。海南省虽然总脱钩弹性为增长连结,但是其旅游减排弹性值最高,是唯一一个旅游减排弹性处于扩张负脱钩状态的地区。即碳排放增长率高于能源消耗的增长率,在海南省旅游快速发展的同时,旅游减排效应问题较突出。

4结论与建议

构建旅游碳排放脱钩模型研究中国沿海区域2003—2012年旅游发展与碳排放的关系,并且按照因果链分解,分别分析了旅游节能弹性、旅游减排弹性和总脱钩弹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化特征。在旅游节能弹性方面,沿海区域主要以弱脱钩为主,2005年之后整体脱钩状态改善。与旅游节能弹性相比,旅游减排弹性的总体状态较差,以增长连结和扩张负脱钩为主,时间维度上没有明显改善趋势。在旅游发展与碳排放总脱钩弹性方面,总体以弱脱钩和增长连结为主,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西年际变化幅度较小,辽宁、上海、广东和海南在个别年份波动幅度较大,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旅游脱钩程度改善。

计算沿海区域2003—2012年的总脱钩弹性平均值来分析各省( 市) 十年的总体发展情况,研究表明: 中国沿海区域旅游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弹性呈弱脱钩和增长连结状态。其中,辽宁、河北、山东、广西旅游节能弹性、旅游减排弹性和总脱钩弹性状态较差,皆为增长连结; 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和广东旅游与碳排放实现弱脱钩发展; 海南旅游减排脱钩程度最低,影响总脱钩弹性呈增长连结状态。

股市正进入与实体经济脱钩期 篇4

趋势一：全球经济陷入“死亡螺旋”

“危机后”实施的临时性政策刺激，正在面临“信心危机”——当刺激政策药效逐渐消退，经济状态依旧疲软的时刻，更多的人开始怀疑“政府，本身或许是问题的根源”。迅速积累的、庞大的国家债务，让每一名国民感到失望，这决定了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投向谁！即便非民主选举国家，民心所向的变化也会让政治家们感到恐惧。

凯恩斯主义被纳税人终结，只是时间问题。财政政策“被迫”收紧，给脆弱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不免令人担忧。不过，完全放弃努力，却又是任何政治家无法做出的抉择，因此，无休止的谈判、结构化的政策，会令经济数据看上去陷入“下降螺旋”，而非猝死。

货币刺激，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最大问题是，刺激成本的上升会逐渐体现，通胀周期开始缩短，经济增长幅度开始收窄，各国央行如同吸食吗啡的瘾君子为了追求同等快感而不得不逐渐加大用量。

过量货币投放，可以恢复经济增长吗？这个问题没有共识。美联储认为“可以”，其他央行“不反对”或者被迫“弃权”。没有通胀预期，货币流通比率就会下降，经济活动就会减少，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尽管货币过量投放不一定能够促使经济出现持续性增长，但却可以做到维持实体经济基本稳定，虽然每一轮货币投放的力度必须加大。

相比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纪通胀”，眼下通缩造成的失业率上升更令货币决策者担忧。因此，量化宽松上各国央行的“一致性”体现得尤为明确。

凯恩斯主义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量化宽松则完成了“近期债务”向“远期债务”的转移（前提是以新增国家债务为抵押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美元）。本质上，它们都是财务技巧——将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债务从来没有消失，政策刺激的根本作用是“减轻负荷、争取时间”，只有真正的经济增长出现才能在未来对冲掉一部分债务。

不过，真正的经济增长不会来自任何政策刺激，政策刺激只能是作为“诱因”或“债务转移”；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创造性需求或替代性需求的持续出现（技术革命或战争）。“自发性复苏”何处会出现呢？没有人能够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结束，可以归功于罗斯福新政，但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创造需求”，也许结局会是另外一个答案。

如何甄别“自发性复苏”来临呢？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来发现，当游戏规则依然是“危机逻辑”——以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那么说明全球经济还没有走出衰退阴霾。阶段性的经济数据可能具有“欺骗性”，而游戏规则的变化则更为“诚实”。

趋势二：中国经济“减速换效率、减税换增长”

从长周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处于趋势性放缓。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乡劳动力转移红利的消退，带来了生产效率持续下滑。从短周期看，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黯淡，使得中国经济外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胀高悬以及房地产泡沫，抑制了长期政府主导下的内生增长。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使得“宽松货币拉动投资、财政刺激主导投向”这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临界点。

值得庆幸的是，当下“减速”已达成共识——在没有寻找到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之前，“减速”是最保险、最经济的选择。由此引发的失业率上升压力，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创造就业能力强的部分产业政策放宽来有所分流。减速不是目的，效率增长才是目标。这是所谓“调结构”的初衷。不过，“减速”同时，需要做一件事情——让“大政府模式”寿终正寝。否则，“减速”换不来效率。

主动减速，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四万亿”刺激政策；意味着不可能再依赖房地产投资来拉动GDP；意味着经济目标彻底转向效率增长。这等同于宣告“大政府模式”的终结。高投资、高税赋是过去十年“大政府模式”的经典特征。我们要观察“大政府模式”是否终结，投资增速、税赋比率的变化趋势将是实证。

政府职能的转换，是实现效率增长的唯一出路，是应对全球经济“死亡螺旋”的唯一办法。通过全方位减税，交出投资主导权，改善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不平衡，逆转财富循环方向，进而推动中国经济步入新周期——即减税换增长。

“政府并非我们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政府则恰恰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国家，“危机后”时期的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如果要继续坚持走“大政府模式”并非不可以，但必经地方债危机或房地产泡沫破灭——政策刺激一发力，房地产在产业链前端，泡沫化必然更上一层楼，随时可能捅破。所以，某种程度上，房地产泡沫是当下放弃“大政府模式”的现实原因。

趋势三：“危机模式”证明真实复苏还没有出现

丑陋的经济数据与金融市场的繁荣并存，存在即合理。有人称之“非理性”繁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周期不吻合，所以既有趋势脆弱且不可持续。我不同意上述带有“道德色彩”的教科书式观点。

趋利避险，是人性所归。资本的秉性一定是选择安全边际较高的区域。资本流向只是在说明——自发性复苏并没有真实出现，政府主导的人工复苏缺乏足够安全边际，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的趋势。因此，资本更愿意选择驻留在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

为了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而不断输入流动性，在过去四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三倍，中国广义货币年增长20%，欧央行提供了过万亿欧元的长期贷款……放眼望去，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铆足劲印刷货币，以维持实体经济平稳。

不过，“凯恩斯”也好，“量化”也罢，货币创造不等于需求创造。当经济不景气，需求不振，货币乘数下降，新增流动性只能暂时“平衡”货币流量，但无法改变实体经济中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的周期趋势。

相比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相对容易“创造”。接连不断的货币扩张计划，使得货币贬值预期上升，大量货币追逐有限资产的未来图景令投资人慌乱。金融资产的快速变现能力相对于固定资产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从投资人的选择，我们可以鉴别出当前经济所处周期——“危机逻辑”而非“复苏逻辑”——危机逻辑中，流动性数据是逻辑主线；复苏逻辑中，经济数据是逻辑主线。只有当自发性复苏出现，投资人预期影响下的资本流动才会逐步形成向实体经济转移的趋势。在此之前，货币扩张预期会支撑虚拟经济的阶段繁荣，与实体经济“脱钩”。

实体经济“空心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作为周期性现象，是证明经济尚未出现真实复苏的“论据”。当前金融市场的表现只能说明流动性状态，而并非经济晴雨表。投资人只会为各大央行货币政策的宽松紧缩投票，而漠视各国疲弱不堪的经济数据。

脱钩研究论文 篇5

目前, 有关碳排放的研究主要有基于能源消费的碳排放测算[4,5]、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6,7,8]、碳排放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9,10]、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协调性[11]、农业碳排放分析 (区域比较) [12,13]等。此外, 碳排放与土地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土地利用的视角研究碳排放可以对碳排放源进行分解并加以控制, 已有学者从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土地利用碳排放效率、区域土地利用与碳足迹、碳排放引导土地合理利用、城市碳循环与土地调控等[14,15,16]方面开展了研究。涉及到湖北省碳排放的研究多侧重单一碳排放源, 例如能源碳排放、农业碳排放、植被与土壤碳排放等, 缺少系统分析碳排放相关问题的研究。由前文可知, 湖北省能源消费逐年增加、产业间发展极不平衡, 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产业。在促进绿色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期, 研究湖北省的碳排放结构与时序特征对指导经济有序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湖北省碳排放的相关问题: (1) 建立基于IPCC清单的碳排放测算模型, 系统地测算湖北省人为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总量; (2) 按来源、产业、土地承载分解碳排放, 研究湖北省碳排放结构特征, 分析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对比不同产业的碳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 探讨各用地类型的碳排放强度, 促进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 (3) 分析湖北省碳排放时序特征, 构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总量脱钩分析模型, 测度研究时序内经济发展对能源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基于IPCC清单的碳排放总量测算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给出的《2006 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7] (下文简称《2006 年指南》) 是国际公认的核算温室气体的标准性文件。《2006 年指南》结合新能源、新材料、新科技等的利用对原有的指南进行了系统的更新与整合, 使用价值更高。根据《2006 年指南》和孙建卫[18]等关于中国碳排放量的核算研究, 化石能源消费是主要的碳排放源, 占总碳排放的75%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和董红敏[19]等关于农业源温室气体的研究, 农业源碳排放是仅次于能源消费的第二大碳源, 占总量的17%强;渠慎宁和杨丹辉[20]得出结论, 2001-2009 年间我国废弃物碳排放占总量的1.4%-2.3%;此外, 还有少量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导致的碳排放, 由于占总量较少且统计数据缺失, 暂不予考虑。参考《2006 年指南》对碳排放来源的分类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测算的碳排放源主要包括:能源消费、种植业、畜牧业和废弃物, 测算结果可达碳排放总量的93.4%-94.3%, 能满足研究要求。

1.1.1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

参考《2006年指南》关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核算公式和赵荣钦等[4]的研究成果, 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主要考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这三类能源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构成。此外还包含少量的生物质能、风能、核能等清洁型能源, 由于其他能源对碳排放影响较小且数据不易获得, 暂不予考虑。核算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公式如下[4]:

式中:E_C是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βi是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Energyi是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国内外开展能源碳排放系数研究的机构或学者主要有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国家计委能源所、美国能源部、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DOE/EIA等[4,21,22], 各机构给出的碳排放系数稍有区别, 如表1, 本研究选取较权威的几项碳排放系数并取其均值代入计算。

1.1.2种植业和畜牧业碳排放测算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结合我国及湖北省农业生产特点, 以《2006年指南》为基础, 参考田云等[12]基于投入视角的湖北省农地碳排放测算研究, 确定种植业碳排放源具体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稻田。由于农业机械动力相关的碳排放已在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中涵盖, 为避免重复, 不再涉及。农药等种植业生产要素碳排放系数参考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等机构和学者的研究成果[12]。稻田碳排放主要是水稻生产过程中的甲烷排放, 根据已有研究确定稻田甲烷排放系数[23,24,25], 结合湖北省稻田耕作特征及生长周期开展测算。畜牧业碳排放具体包括牲畜肠道发酵及粪便管理 (主要牲畜类别:牛、马、驴、骡、猪、羊) , 牲畜肠道发酵及粪便管理碳排放系数参考《2006年指南》第四卷第10章关于牲畜和粪便管理过程碳排放的相关论述。

1.1.3废弃物碳排放测算

根据《2006年指南》第五卷有关废弃物的分类研究, 废弃物温室气体排放源主要有四类:固体废弃物生物处理、废弃物的焚化与露天燃烧、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废水处理与排放, 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是废弃物处理中产生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根据IPCC提供的方法, 根据人口数、GDP (或其他经济数据) 和工业产值等按废弃物产生因子估算湖北省历年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数据, 包括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垃圾。根据《2006年指南》、渠慎宁和杨丹辉[20]选用一阶衰减法对研究时序内湖北省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置产生的甲烷量进行估算, 针对废弃物产生因子及其他系数参考《2006年指南》给出的缺省值[17,20,26]。

1.2 脱钩定义与脱钩分析模型

1.2.1脱钩理论与定义

脱钩原本用来描述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失去关联的状态, 上世纪末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脱钩概念引入环境与发展政策研究, 并逐步发展到农业、能源、土地等资源的研究[27]。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 一般意义的经济增长会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压力, 但通过技术革新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可以阻断这种联系, 即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甚至减少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 达到脱钩状态。Tapio脱钩指数模型综合相对变化和总量变化, 以时间尺度反映变量间研究时序内不同阶段的脱钩关系, 使得脱钩关系评价与分析更具准确性和客观性[28]。考虑到Tapio模型能够全面分析各指标全过程的动态脱钩变化, 且在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应用较成熟[4], 本研究借鉴Tapio的交通运输量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模型, 建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分析模型。以湖北省为研究实例, 探讨其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

1.2.2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模型

所谓脱钩弹性, 是指碳排放增加率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比值, 反映了碳排放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脱钩弹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ω 是脱钩弹性;EP是碳排放增长率, Cn是第n年的碳排放总量, △C是第n年比第n-1 年碳排放增加量;DP是经济增长率, GDPn是第n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GDP是第n年比第n-1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加量。根据弹性值、碳排放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不同, 可将脱钩状态分为弱脱钩、强脱钩、衰退性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扩张连接、衰退连接八类, 其中强脱钩和强负脱钩分别是最理想状态和最不利状态, 脱钩状态与脱钩等级划分方式如表2。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说明

1.3.1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有能源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湖北省历年能源平衡表;种植业中涉及到化肥、农药、农膜、水稻种植面积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畜牧业生产中各类牲畜数量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湖北省各类牲畜年末存栏数量;废弃物排放中涉及到的工业废弃物和城市固体垃圾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其中2001年和2002年数据缺失, 结合2001年以前的数据运用插值法[29]补充完整;2011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缺失, 研究根据《湖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 》中关于用地结构调整计划预测2011年湖北省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均按2000年不变价格参与计算。

1.3.2处理说明

为分析三次产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 研究将碳排放分解为不同产业来源。具体而言, 第一产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碳排放、农林牧渔业能耗碳排放;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能耗碳排放、工业废弃物碳排放;第三产业包括城市垃圾碳排放,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能耗碳排放,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能耗碳排放, 城市和乡村生活能耗碳排放。

参考张兰[21]的研究, 建立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排放对应关系, 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承载的碳排放效应。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对土地类型的界定和关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15], 承载碳排放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耕地、牧草地、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值得说明的是畜牧业按照牲畜饲料主要来源将碳排放分解至耕地和牧草地。各用地类型与本研究根据《2006 年指南》确定的碳排放源对应关系如表3。

2 结果与分析

2.1 湖北省碳排放结构特征

2011 年湖北省碳排放总量达9034.70 万t, 相当于33127.22 万t二氧化碳。在本研究限定的四类碳排放源中,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第一大来源, 排放量达8206.50 万t, 占总量的90.83%;第二大碳排放源是种植业, 排放量为542.15 万t, 占总量的6.01%;其次是畜牧业, 排放量为269.57 万t, 占总量的2.98%;废弃物碳排放量相对较少, 仅为16.48 万t, 约占总量的0.18%。《2006 年指南》指出全球范围内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一般贡献率在75%以上, 测算结果表明湖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占总量的比例远高于IPCC的给出值。因此, 湖北省未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依然较大, 能源结构、利用效率亟待调整和提高。

按三次产业分解碳排放的结果来看, 第一产业碳排放量为1075.88 万t, 占总量的11.91%;第二产业碳排放量为5891.47 万t, 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占总量的65.21%;第三产业碳排放量为2067.34 万t, 占总量的22.88%。2011 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19632.26 亿元, 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2.80% 、50.31%、36.89%, 与碳排放结构对比可知, 第二产业的碳排放消耗远高于其对GDP的贡献, 第三产业碳排放效率最高, 其利用碳排放量的22.88%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的36.89%, 可见第三产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明显低于第二产业。三次产业的碳排放强度 (即单位GDP的碳排放量) 分别为:0.38、0.53 和0.25t /万元, 第三产业碳排放强度最低, 即利用效率最高, 第一产业应在保证农产品供应的基础上不断改善经营环境和经营手段, 努力降低碳排放。

按用地类型将碳排放分解, 结果显示, 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是最大的碳排放用地类型, 排放量达6774.04 万t, 占总量的74.98%;第二大碳排放用地类型是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 排放量达1020.67 万t, 占总量的11.30%;其次是耕地, 排放量达662.66万t, 占总量的7.34%;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牧草地排放量较少, 分别为428.27 万t和149.05 万t, 占总量的4.74%和1.65%。根据土地利用结构数据, 得到各用地类型的碳排放系数:耕地1.42 t/hm2、牧草地30.79 t/hm2、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229.92 t/hm2、农村居民点用地6.03 t/hm2、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23.23 t/hm2。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系数均是各类用地之首, 其单位面积碳排放是其他用地类型的数倍到数十倍。此外, 牧草地和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碳排放系数也较高, 但由于湖北省牧草地总量有限, 该类用地并不是主要的碳排放源, 排放量仅占总量的1.65%。由分析可知, 加强用地管制尤其控制城镇工矿用地的扩张是从土地利用视角控制碳排放的有效途径。

2.2 湖北省碳排放时序变化特征

湖北省2001 年碳排放总量为3705.66 万t, 2010 年为7740.47 万t, 较2001 年增加108.88% (表4) , 同期GDP增长率为185.98%, 高于碳排放增加率。2001 至2010 年碳排放年平均增长率9.65%, 同期GDP平均增长率14.04%。十年间GDP与碳排放量增速均为正, GDP增速变化较为稳定 (图1) , 除少数年份小幅回落外均持续上升, 碳排放增速变化波动较大, 2005 年和2008 年出现大幅回落, 但整体趋势保持上升, 2010 年碳排放增速与GDP增速持平。高速增长的GDP带来较高水平的碳排放增加, 由趋势图和数据发现, 湖北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 没有完全摆脱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

能源消费一直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 除能源消费碳排放外, 其他碳排放源占总量的比例均呈逐年下降趋势。2001 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为3019.35万t, 2010 年增加到6950.83 万t, 增长130.21%, 年平均增长率为10.99%, 均高于碳排放总量的相关指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的提升, 能源消耗加速, 间接说明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一部分原因是能源的过度消耗。由于化石能源不可再生, 这种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注定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 湖北省未来经济发展只有努力走出原有的发展模式, 通过创新驱动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势头。

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缓慢增长, 畜牧业出现负增长。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十年增长率分别为26.31%、28.63%, 大幅低于碳排放总量的增长率。畜牧业碳排放减少7.78%, 湖北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畜牧业萎缩, 数据显示, 牛出栏数2001 年是416.9 万头, 2010 年减少至326.0 万头。种植业方面, 2010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 (748.90 万hm2) 较2001 年 (755.63 万hm2) 增长率仅为0.90%, 这与其碳排放的增长率出现较大偏差。

2.3 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

湖北省2001-2010 年十年内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类型主要以弱脱钩为主 (表5) , 即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碳排放也持续增加, 但其速度明显慢于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发展质量相对较高;2003年、2009 年、2010 年的脱钩状态为扩张连接, 即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均保持较快增速, 两者变化速度较为接近。2009 年后, 连续两年出现扩张连接状态, 由弱脱钩到扩张连接的状态转移说明这一阶段经济发展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和资源浪费, 近些年经济发展的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降低。

GDP增速在2007 年前均保持上升, 但2008 年和2009 年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2010 年又出现回升, 由2009 年的0.14 升至0.15 (表5) 。同期碳排放的增速一直保持上升状态, 从2008 年的0.06 至2010 年的0.15, 碳排放增速与经济增速的非一致性变化是造成脱钩状态转移的直接原因。

3 结论

(1) 研究时序内, 湖北省碳排放逐年增加, 且增速整体呈上升态势, 至2010 年接近GDP同期增速。从碳排放源看, 能源消费持续增加且增速高于碳排放总量变化水平, 是造成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废弃物和种植业碳排放变化幅度不大, 畜牧业碳排放有所降低。种植业播种面积与其碳排放呈现非一致的变化趋势, 结合十年间我国农业发展政策可以做出解释。2004 年后,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关注农业问题, 不断加大农业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 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生产资料投入逐年增加, 农药、化肥、农膜等过度使用不仅造成碳排放增加, 也容易造成较严重土壤污染, 降低农地质量。

(2) 湖北省碳排放结构中, 能源消费是最大的碳排放源, 占比逐年增加, 且远远超过IPCC给出的75%的最低水平, 一定程度上说明湖北省存在能源消费过度的现象。从产业结构看, 第二产业是主要碳排放源, 且利用效率较其他产业低, 资源在产业结构间的配置效率仍然较低。土地承载碳排放方面, 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碳排放量最高, 其次是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建设用地能源消耗较高, 几乎没有碳汇能力, 是生态系统中最主要的碳排放用地类型, 对碳平衡影响最大。

(3) 2001-2010 年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类型全部为弱脱钩或扩张连接,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具有较强联系, 经济发展仍未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基于脱钩状态特征, 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8 年, 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呈现弱脱钩, 经济发展质量较好;2009 年以后, 脱钩状态发生转变, 连续两年呈现扩张连接状态, 说明资源环境压力较大, 经济发展效率有所降低。2008 年以前, 湖北省抓住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 利用有限的资源消耗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2008 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致使湖北省经济增速放缓, 这是导致脱钩状态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 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及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也影响了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

4 讨论

本研究参考IPCC 《2006 年指南》基于能源消费、种植业、畜牧业、废弃物四类主要碳排放源对湖北省2001-2011 年的碳排放进行测算, 从三次产业、碳排放来源、土地利用类型三个方面分析2011年碳排放结构, 并着重探讨湖北省2001-2010 年十年间碳排放的时序特征, 对湖北省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深入研究, 所得结论对于引导湖北省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对于丰富碳排放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针对研究结论中发现的碳排放量过度、结构不合理、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 可从以下方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1) 提升第二产业的碳排放利用效率, 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企业,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大力推广清洁型能源; (2) 改善农业生产, 严格控制农业物质过量投入, 推广环保型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 控制碳排放来源, 减少土壤污染, 保持并提高土地质量。加强牲畜粪便管理, 科学处置牲畜粪便, 降低环境污染。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 立足各地实际大力发展林业、渔业等低碳环保型产业; (3) 加强土地用途管制,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张, 注重挖掘城市建设用地内部潜力, 优化建设用地布局, 增加绿化面积, 加强林地、牧草地等碳汇用地的保护, 提升生态系统的碳平衡能力; (4) 大力调整和优化产业机构, 合理配置资源, 优先发展碳排放效益较高的第三产业, 严格控制第二产业产能扩张, 缩减过度产能, 促进第一产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参考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的方法, 从产业、来源、土地承载三个方面分析湖北省2001-2010年碳排放结构, 测算其碳排放总量, 探讨碳排放的时序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 湖北省第二产业碳排放较高, 且产出效率低, 第三产业单位碳排放效益最高;能源消费碳排放占总量的90%以上, 占比远高于IPCC给出的参考值;城镇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碳排放占总量的74.98%, 碳排放强度为229.92 t/hm2。十年间湖北省碳排放量由3705.66万t增长到7740.47万t, 年平均增加9.65%。能源消费增长率高于碳排放增长率, 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动力, 畜牧业碳排放减少7.78%。湖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以弱脱钩和扩张连接为主, 2009年后出现由弱脱钩向扩张连接的状态转移, 近些年经济发展质量有所下降。因此, 湖北省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契机, 提高碳排放利用效率, 改进农业生产方式, 加强土地用途管制, 促进经济绿色增长。

脱钩研究论文 篇6

关键词：物流业,碳排放,因素分解,脱钩效应

在能源紧缺与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来降低碳排放。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承诺到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 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 —45% ,作为约束性指标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1]。2020年即将到来,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中国物流业发展快规模大,已经成为我国碳排放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理所应当担负起节能减排的重任。而京津冀作为继 “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也是物流业碳排放的主要地区之一,雾霾、PM2. 5 等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分析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量的驱动因素及其驱动程度,探讨物流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关系及其程度,对地区科学制定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相关文献回顾

对物流领域碳排放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国外研究来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的研究。Lakshmanan TR等人对1970—1991 年美国交通运输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研究,发现运输距离的增加、人口增长以及产值增加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3]。Lu I J等人对1990—2002 年德国、日本、韩国等地公路运输车辆的碳排量进行研究,将其分解为排放系数的变化、车辆排量、汽车燃料结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等五个因素[4]。Timilsina. G. R等人研究了部分亚洲国家1980—2005 年运输部门碳排放情况,发现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能源强度是运输部门碳排放量增长的主要因素[5]。Tapio等人对1970—2001 年间欧洲的运输业经济增长与运输量之间的脱钩情况和芬兰的运输业脱钩情况进行了研究[6]。David Gray等研究了苏格兰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量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脱钩情况[7]。而国内对物流领域碳排放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比如,周叶,王道平,赵耀从省域层面对我国物流作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省域之间物流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存在着地域不平衡性[8]。刘龙政,潘照安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驱动力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了经济增长是促成物流产业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结论[9]。吴振信,石佳,王书平对北京能源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发现交通运输业对北京地区的能源碳排放影响不容忽视[10]。唐建荣,马洁纯,卢玲珠研究了东部物流产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其时间和空间演变趋势,得出能源效率技术锁定效应是阻碍东部物流业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主导因素[11]。

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在物流业碳排放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缺少从区域层面对物流业碳排放进行的研究; 其次,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碳排放驱动因素或脱钩效应的单独研究,缺少从整体角度对物流领域碳排放进行的研究。所以文章将进行以下拓展: 从京津冀区域角度,通过LMDI分解法对1998—012 年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的碳排放因素进行分解,找出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并确定其作用程度,进而对地区碳排放脱钩效应进行研究,为实现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的健康发展与碳减排的双赢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模型与数据

2. 1 物流业碳排放测算

中国物流业碳排放量目前没有直观数据,根据IPCC的研究成果,物流业碳排放量可以通过对能源消费进行折算加总求和得到[12],故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测算采用下述公式:

其中: Ct为第t年物流业碳排放总量,Eit为第t年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θi为第i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δi为第i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根据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的口径,文章以原煤、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6 种能源消费为基准来测算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各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1。

折标准煤参考系数单位: 天然气为千克标准煤/立方米,其余5 种能源均为千克标准煤/千克; 碳排放系数单位为吨碳/吨标准煤。

2. 2 LMDI分解模型

为了研究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需要进一步对碳排放的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常用的分解模型有Laspeyres分解模型和Divisia分解模型,其中改进的对数加权平均指数分解模型( LMDI) 具有全分解、无残差、乘法与加法分解一致性等优点,使用颇为广泛[13]。因此基于Ang等提出的LMDI分解法对物流业碳排放进行分解[14],LMDI分解如下:

其中: Cttot为t期物流业碳排放总量,Cit为t期物流业消耗的第i种能源碳的碳排放量,Eit为t期第i种能源的消费量,Et为t期物流业消耗的能源总量,Yt为t期物流业产值,Pt为t期从事物流活动的人数。令CEFi= Ci/ Ei,表示不同种类的单位能源所排放的碳量,即碳排放系数; ETEi= Ei/ E,表示第i种能源在物流业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即能源结构; EYSi= E / Y,表示物流业单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即能源效率; YPT = Y/P,表示人均GDP,即经济产出; PTS = P,表示从事物流行业的人数,即人口规模。进而,式( 2) 可写成:

物流业碳排放变化量可以表示为:

式中: △CCEF、△CETE、△CEYS、△CYPT、△CPTS分别表示能源碳排放因子效应( 碳排放系数) 、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经济产出效应、人口规模效应。由于各能源碳排放系数是固定的,因此碳排放因子效应△CCEF= 0,其他4 种效应的逐年分解方法如下:

2. 3 脱钩指数

LMDI分解模型可以对物流业碳排放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但不能具体衡量地区碳减排与物流产业发展的变化关系。而 “脱钩”是研究经济发展与物质能源消耗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提出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主要反映前两者的关系也就是驱动力和压力在同一时间段的变化情况[15]。地区减排努力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变能源结构等措施来减少碳排放,地区减排努力( )可以间接表示为:

基于OECD脱钩理论,在LMDI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如下脱钩指标:

其中: Dtot代表物流业脱钩效应; DETE代表能源结构的脱钩效应; DEYS代表能源效率的脱钩效应;DPTS代表人口规模的脱钩效应。

当Dtot≥1 时,存在强脱钩效应。

当0<Dtot<1时,存在弱脱钩效应。

当Dtot≤0时,不存在脱钩效应。

2. 4 数据来源及说明

目前的产业体系中并无 “物流业”,从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数据来看,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占据了物流业87% 以上的份额,可以代表物流业的整体发展[16],故文章把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数据作为物流业数据进行研究。为剔除京津冀地区物流业发展中价格变化的影响,物流业产值采用1997 年不变价计算。整理的京津冀物流业能源消费量、人口、产值以及碳排放量数据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京津冀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表格篇幅所限,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

3 模型计算结果分析

3. 1 物流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LMDI分解方法,将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的变化量分解为能源结构效应△CETE,人口规模效应△CPTS,能源效率效应△CEYS和经济产出效应△CYPS。具体的分解结果如表3、图1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表2数据计算得来,表格篇幅所限,仅列出部分年份数据,表中单位为万吨。

( 1) 能源结构效应: 从1998 年开始,京津冀各地区能源结构对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抑制效应,且抑制程度存在着区域差异。就北京而言,随着物流业能源结构的调整,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增加,因此北京地区能源结构效应抑制作用相对较显著; 对于天津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源消费虽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但能源的多元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 而河北以煤炭为主的的能源结构尚未改变,能源结构效应对减少碳排放的作用不大,所以河北的能源结构效应比天津北京要低。整体而言,多年来京津冀地区物流业以汽油、柴油和燃料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未得到明显改善,能源结构效应对物流业碳排放量影响有限。

( 2) 人口规模效应: 人口规模对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增长表现为拉动效应,但贡献率不高。这表明京津冀地区物流业从业人员的增加不会导致碳排放大幅度增加,其作用效果趋于平缓。原因是随着京津冀地区物流从业人数的增加,京津冀地区物流业规模也在扩大。在物流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运行等各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这些环节产生的碳排放要比人口规模增加产生的碳排放大得多,所以人口规模增加导致的碳排放增加不明显。

( 3) 能源效率效应: 能源效率对京津冀地区碳排放贡献有不同阶段有正有负。1998—2000 年,京津冀地区碳排放的能源效率为正值,这表明 “九五”期间京津冀地区能源效率并没有得到改善,物流业处于高排放、低效率状态,节能减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2000—2006 年,京津冀地区能源效率变为负值,但平均贡献率不高,这意味着在 “十五”期间京津冀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物流业开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运作模式过渡;2006—2012 年京津冀地区能源效率为负值,且贡献程度逐年增大,其抑制程度与产出效应拉动程度的差距逐渐减小,所以此期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尽管总量仍在增加,但碳排放增速明显减缓。

( 4) 经济产出效应: 从1998 年以来,经济产出效应一直表现为正向驱动作用,物流产业的发展对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程度最大,所以经济产出效应是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物流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碳排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经济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碳排放的增加:1998—2002 年,由于物流业发展未形成规模,整体水平较低,物流业经济发展导致的碳排放的增加不明显; 2003—2008 年,随着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经济产出导致的碳排放量快速增加; 2009—2012 年,经济产出碳排放增加速度较前期有所减缓。

总体来看,人口规模效应、经济产出效应为正值,人口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对物流业碳排放增加起到拉动作用; 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为负值,这表明能源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高对物流业碳排放增加起到抑制的作用。从各效应作用程度来看,经济产出效应的对碳排放的作用程度最大,其次是能源效率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作用程度最小。经济产出效应对拉动物流业碳排放的贡献率呈指数增长趋势,且其各阶段的贡献率均大于抑制因素的贡献率,导致物流业碳排放的持续增加。能源效率效应抑制作用日益凸显,且贡献程度逐年增大,所以近几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增速减缓。

3. 2 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分析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能发现经济产出是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驱动因子,而 “脱钩”可以分析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变化趋势的实质,更能体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所以此部分通过前文构建的脱钩指标来研究京津冀地区物流产业发展与碳减排的现状和实效,结果如表4 所示:

数据来源表3数据根据式(6)计算而来

由表4 可知,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从1998年以后均存在弱脱钩效应,即物流业产值增长的同时,物流业碳排放也在增加,但碳排放增加量要小于物流业产值的增长量,如2009—2012 年,碳排放平均增长率为4. 4% ,小于物流业产值增长率的15. 3% 。从三地脱钩指数平均值来看,北京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指数均值最高,为0. 305,这与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角色密不可分。其脱钩指数最高值为0. 562,与实现强脱钩仍有不小差距。天津与河北的碳排放脱钩指数均值分别为0. 195 和0. 175,两地差距正在缩小。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脱钩效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弱脱钩程度不同,可分为三个时期:1998—2002 年,脱钩指数逐年上升,表明地区减排努力导致的碳排放减少量与物流业经济产出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量差距越来越小。究其原因,由于申奥,北京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并实施新能源政策,清洁能源使用率增加,使得这一时期北京地区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两个因素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较大,进而带动京津冀地区碳排放脱钩指数上升。2003—2008 年,脱钩指数逐年下降,从经济产出量来看,2003 年以来物流业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高增长伴随着碳的高排放,使得物流产业发展产生的碳排放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各地区碳减排成效不显著,导致这一时期脱钩指数下降。2009 年以后,京津冀各地区开始逐渐重视物流业快速发展带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负面效应,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导致脱钩指数逐年上升。此时期脱钩显著地区主要为北京和天津,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节点城市,北京、天津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在能源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高方面起到了引导和表率作用; 河北物流业的节能减排有所效果,但仍然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存在着弱脱钩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与能源结构效应对总的脱钩指数贡献较大,而对脱钩程度强弱起决定作用的是能源效率效应。因为物流业的能源结构尚未发生显著改变,能源结构脱钩弹性波动较小,对脱钩影响不显著。所以,提高能源效率是京津冀地区物流业实现脱钩发展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减排虽有成效,但还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的步伐,与实现强脱钩还有一定差距。

4 结论

文章首先对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然后利用LMDI分解法对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并基于OECD脱钩理论计算了碳排放脱钩指数,对物流业碳排放的脱钩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 1) 京津冀地区物流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存在区域差异,且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1998—2002 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平稳增加,2003—2008 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快速增加,2009—2012 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量增速放缓。

( 2) 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物流业碳排放起到拉动作用,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效率效应对物流业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从各效应作用程度来看,经济产出效应的对碳排放的作用程度最大,其次是能源效率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作用程度最小。经济产出效应是导致京津冀物流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能源效率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驱动作用越来越凸显,所以近年来物流业碳排放量增幅减小。

( 3) 京津冀地区物流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弱脱钩效应,与实现强脱钩还有一定差距。能源效率效应对脱钩的贡献度最大,即能源效率的提高是京津冀实现弱脱钩的主要原因。

脱钩研究论文 篇7

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定义为经济财富增长的同时, 环境压力不随经济发展而上升。实现工业部门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的脱钩, 是我国目前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任务之一。因此能耗与GDP以及碳排放与GDP的脱钩研究已成为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两大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如赵一平等 (2006) 、王虹等 (2009) 、王崇梅 (2010) 对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王强等 (2010) 、李忠民, 庆东瑞 (2010) 、李忠民 (2010) 、李忠民, 韩翠翠, 姚宇 (2010) 、分别对碳排放的脱钩进行了研究, 区域选取集中在全国或者山西省。在国外脱钩分析中, 多把脱钩运用到了产业中, 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上, 并且多数脱钩分析深入交通运输业内部, 做到了更细致的脱钩分析, 如PetriTapio (2005) 对欧盟15国交通运输业中客运量和货运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分别作了脱钩分析;OleKveiborg和MogensFosgerau (2007) 对丹麦交通运输业中货运增长与经济增长间进行了脱钩分析;SteveSorrella等 (2009) 对UK交通运输业中货运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进行脱钩分析。

从以上文献的对比分析中不难发现, 国内学者在脱钩理论运用上缺乏深入到行业内产业上的脱钩研究。鉴于此, 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 依据行业能耗量排名和碳排放脱钩的典型性选出选取我国工业部门下电力、热的生产和供应业, 对行业碳排放与能耗脱钩、能耗与增加值脱钩、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进行了进行了定量研究。

二、脱钩理论概述

在环境经济学领域, 脱钩理论用于测度经济发展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分离度, 即经济发展的一种可持续与否的状态。脱钩理论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环境压力在经济发展之初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一同增长, 但会在以后某个特定的阶段出现反向变化,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压力下降的变动现象。脱钩理论的研究, 使人们相信物质消耗最终会不断降低, 未来物质资源保障与环境污染压力走势将会比较乐观。脱钩理论是测度各国各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理论基础, 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间进行脱钩分析, 对我国低碳化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测度了经济发展对气候压力产生的影响程度, 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研究方法

(一) 碳排放的计算

1. 碳排放系数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碳氧化率参考《2006年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并参考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能源研究所颁布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进行了修正 (表1) 。

2. 碳排放量计算公式

本文依据IPCC温室气体指导方针目录中有关碳排放量估算方法对碳排放进行计算:

式中, Ct为t时期碳排放总量 (104t) ;i为能源消费类型;ECi, t为t时期i类能源消费总量 (104t) , efi为燃料i中的含碳量, Oi为碳的氧化率 (表1) 。

(二) Tapio脱钩测度方法

1. 脱钩弹性计算公式

环境压力EP与经济驱动力DF的脱钩弹性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环境压力变量、经济增长率变量在t年的增长率。

2. 脱钩状态的划分

脱钩状态根据脱钩弹性的数值和X轴与Y轴变量的增长率正负共同判断出, 见下图。

四、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各类能源消耗量、总能源消耗量和增加值分别采自2000-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为剔除历年价格因素影响, 各年份增加值按2000年价格进行了不变价格处理。

(二) 电力、热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状况研究

碳排放与能耗、能耗与增加值、碳排放与增加值 (sectorgrowth) 的脱钩弹性e (CO2, EC) 、e (EC, CG) 、e (CO2, CG) 代入公式 (2) 计算出, 见表2。

由表2知, 电力、热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与增加值和能耗与增加值绝大多数年份实现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脱钩, 但碳排放与能耗绝大多数年份仍处于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扩张负脱钩状态。能耗与增加值脱钩的可持续发展进度大于碳排放与能耗脱钩的可持续发展进度, 说明目前实现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的较大阻力是碳排放与能耗脱钩状况的可持续发展进度较低。煤炭增长率大于总能耗增长率, 使煤炭在总能耗中比重增加, 能源结构恶化是导致碳排放未与能耗脱钩状况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距大规模商业化推广还有较大差距的现实背景下, 加大煤炭用量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加大低碳排放系数能源尤其是非化石能源的比重, 是推进碳排放与能耗的脱钩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状况迈进的措施。

五、结语

我国更好发展低碳经济, 一方面必须继续实施节能战略, 着重发展清洁煤技术 (燃烧中减排技术) 。作为煤炭消费大国,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实现我国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推进煤气化净化技术、系统集成技术和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的研发应用。另一方面“减排”环节更值得关注, 一是长期实施能源结构多元化战略, 控制并降低煤炭用量, 增加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比重, 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低碳或无碳能源 (燃烧前的碳减排技术) 。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当前开发与应用潜力较大的是生物质能源。二是碳捕集、封存利用技术 (燃烧后的碳减排技术) 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加快推进百万吨碳捕集项目、二氧化碳驱油及碳捕集技术的工业化。

摘要：基于Tapio脱钩模型, 对2000-2008年间我国工业部门下电力、热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与能耗脱钩、能耗与增加值脱钩、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电力、热的生产和供应业能耗与增加值脱钩的可持续发展进度大于碳排放与能耗脱钩的可持续发展进度, 说明目前实现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的较大阻力是碳排放与能耗脱钩状况的可持续发展进度较低。应加大煤炭用量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加大低碳排放系数能源优其是非化石能源的比重, 以推进碳排放与能耗的脱钩。

关键词：碳排放,脱钩,Tapio模型,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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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虹, 王建强, 赵涛.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环境的“脱钩”“复钩”轨迹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09 (17) :113-115

[3]王崇梅.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0 (3) :35-37

[4]王强, 伍世代, 李婷婷.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变动关联特征及其Tapio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经济转型的分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4)

[5]李忠民, 庆东瑞.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脱钩实证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0 (2) :67-72

[6]李忠民, 姚宇, 庆东瑞.产业发展、GDP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 2010 (11) :108-111

[7]李忠民, 韩翠翠, 姚宇.产业低碳化弹性脱钩因素影响力分析—以山西省建筑业为例[J].经济与管理, 2010 (9)

脱钩研究论文 篇8

1.1 理论研究背景

西方科研工作者在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关系时, 提出了脱钩 (decoupling) 理论。脱钩主要被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速率不同步的过程, 与藕合 (coupling) 是个相对的过程。经济合作组织 (OECD) 把脱钩定义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 相对脱钩就是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快于物质消耗的速度, 而绝对脱钩是经济增长的同时, 物质消耗不变或者减少[1]。脱钩理论在引入国内后, 很多国内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时, 在方法上从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转移到脱钩分析上来。脱钩分析能清晰地掌握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速度间的关系, 有效识别环境与经济矛盾的核心问题及其阶段。在脱钩理论在我国开始引入初期, 有学者就认为脱钩理论的分析应用将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 解决环境与经济的矛盾产生深远影响[2]。

近年来, 脱钩 (Decoupling) 理论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利用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评估中。彭佳雯等通过构建经济与能源碳排放脱钩分析模型, 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3]。汪奎等将脱钩概念引入到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 评价脱钩程度的强脱钩实现程度系数[4]。张蕾等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进行了脱钩时空分析, 并分析提出了环境污染的影响要素[5]。刘怡君等运用脱钩弹性分析模型评价了我国经济100强城市GDP增长与能耗的脱钩关系[6]。刘爱东等研究了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的脱钩关系, 分析提出了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7]。随着脱钩理论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宽, 脱钩分析的尺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宽和加深。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资源能源消耗高、效率低,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发展阶段。脱钩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分析中的广泛应用, 对掌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 分析矛盾的现状和的影响因素, 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研究区域背景

甘肃省位于我国西部地区黄河中上游,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甘肃地广人稀, 国土面积42.59万km2, 占中国4.72%, 人口约2593万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省份之一,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带动下, 甘肃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0年甘肃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052亿元, 到2013年, 增长到6268亿元, 年均增长率在16%以上。

甘肃因自然和人文的因素, 水资源严重匮乏, 是全国最干旱的省份之一。据统计, 甘肃多年平均年自产水资源总量289.3亿m3, 人均水资源1077m3, 仅占全国人均的1/2。长期以来, 水资源短缺、水土环境恶化一直是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 甘肃迎来了东中部产业转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系列发展机遇。而甘肃势必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水资源利用效率低、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尝试运用脱钩理论及其分析方法, 以甘肃省为研究区域, 研究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关系。在具体研究时, 将工业和农业两大经济社会主要用水部门单独列出, 进行脱钩分析, 具体研究水资源与甘肃的农业、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以期甘肃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分析中, OECD提出的脱钩指数分析法[8]、Tapio提出的脱钩弹性分析法[9]、陆钟武在IGT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的脱钩指数法[10]以及王崇梅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关系时提出的脱钩指数法[11], 是当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几种脱钩分析研究方法。各种研究方法有其不同的测量原理和测量精度, 在进行脱钩分析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根据研究需要加以合理应用[12]。本文应用王崇梅在提出的脱钩指数DI (Decoupling Index) 为研究方法。这种脱钩分析方法简明实用, 能直观地显示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关系与脱钩趋势,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In———第n年的脱钩指数;

WIn———第n年的用水量变化指数;

EIn———第n年的经济增长指数;

TWn———第n年的总用水量;

TW0———计算基准年的总用水量;

TEn———第n年的经济增长总量;

TE0———基准年的经济增长总量。

计算出脱钩指数, 当DIn≥1时, 表示水资源的消耗速度要快于或等于经济增长速度, 即存在“挂钩”现象, 其值越大, 挂钩程度越深;当DIn在 (0, 1) 之间时, 表示水资源的消耗速度要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即存在脱钩现象, 其值越接近0, 脱钩程度越深, 如图1所示。

3 计算分析

工业和农业是经济生产中用水量最大的两个部门, 在计算时选取总用水量对应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用水量对应农业增加值、工业用水量对应工业增加值三组数据分别进行脱钩指数的计算和分析, 可以分析研究甘肃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消耗在产业内部的脱钩情况与脱钩形势。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 利用平减指数法将GDP、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换算成2002年的不变价, 本文中的计算均采用调整后的数据。将三组数据带入脱钩指数计算公式得出甘肃省2003-2013年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指数。 (见表1)

由表1可知, 自2004年起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就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脱钩指数小于1且不断降低。到2013年, 甘肃省经济增长与总用水量、农业生产与农业用水、工业生产与工业用水的脱钩指数分别为:0.33、0.59、0.23。从脱钩指数可以看出, 10年来甘肃工业发展与工业用水脱钩最为显著, 工业用水脱钩关系要明显优于农业。如图2所示。

甘肃GDP增长指数2004年为1.12, 到2013年增长到2.97, 总用水变化指数基本保持不变, 这表明在近10年, 甘肃省的GDP (实际) 增长了297%, 而全社会的总用水量基本保持不变。农业增长指数2004年为1.06, 到2013年增长到1.74, 农业总用水量也基本保持不变 (部分年有微弱的增加或减少) 。工业增长指数2004年为1.12, 到2014年增长到3.45, 工业用水指数2004年为0.98, 到2014年减小到0.80, 这表明十年来, 甘肃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345% (实际) , 且工业用水减少了近20%。

表1和图2反映了甘肃省10年来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关系。脱钩指数不断下降, 反映出了经济的增长速度要快于水资源利用的变化速度。但这是以2003年为基准, 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的。将表1中的数据带入脱钩指数公式, 以上一年为基准, 重新计算, 以研究甘肃省10年来各年相比上一年的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关系 (见表2) 。

由表2可知, 以上一年为基准年, 10年间甘肃各年份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2004-2013年, 总脱钩指数保持在0.90左右, 农业脱钩指数在0.92~0.98之间浮动, 工业脱钩指数在0.71~0.97之间浮动。工业发展与用水脱钩是最为显著的, 但其波动较大, 2012年的脱钩关系最优, 2011年脱钩关系最差。农业发展与农业用水的脱钩态势较为严峻, 农业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工业和总的经济增长要慢, 且农业用水的变化不大。2013年、2007的农业脱钩指数达到0.98, 基本处于相对脱钩和挂钩的边缘, 如图3所示。

研究两种基准年下甘肃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指数及其变化趋势, 可以发现, 以2003年为基准下的总脱钩指数不断减小且减小的速率在变缓, 而以上一年为基准下的总脱钩指数保持在0.89~0.90之间保持平稳。虽然总体上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但是这种状态是建立在经济相对稳定增长以及用水量不变或者微弱变化的基础上。因此, 当前甘肃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态势不容乐观, 处于一种相对较弱的脱钩状态, 其脱钩状态不稳定, 很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的变缓或者用水量的变化导致挂钩。甘肃的工业发展和工业用水在近年来呈现出较优的脱钩关系。工业有了快速稳定的增长, 而用水量有近20%的下降。这表明, 甘肃的工业发展在工业节水和用水效率方面有了显著提升。农业生产和农业用水脱钩关系最为严峻。农业用水占甘肃总用水量的75%以上, 农业用水量在近10多年来几乎保持不变, 而农业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加强农业节水, 提高农业产出, 改善农业脱钩关系, 才能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脱钩理论对甘肃省近10年间的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进行了脱钩分析和研究, 得到如下结论: (1) 2003-2013年, 甘肃省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但整体脱钩态势不容乐观; (2) 工业发展与工业用水脱钩关系要优于农业, 农业发展增速缓慢, 农业用水量近十年来基本保持不变。工业较优的脱钩关系一定程度上显现甘肃工业循环经济取得的成果; (3)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降低农业用水量, 是提升改善甘肃整体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脱钩关系的有效途径。农业较差的脱钩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甘肃整体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的脱钩关系。

依据研究结论, 为了进一步改善甘肃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利用间的脱钩关系, 实现经济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着力改善农村用水环境, 改进粗放的灌溉和水资源管理模式, 大力推行农业节水技术, 合理配置农业用水资源;深度发展节水农业、现代农业,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 增加农业产出;二是继续大力发展工业循环经济, 加强工业节水和工业清洁生产监督与管理;加强工业用水基础设施建设, 保障投资企业以及新兴工业园区用水;三是积极调整经济用水结构, 逐步完善水资源综合管理, 推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计划用水, 科学用水。四是加强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宣传, 强化全社会节水护水意识, 推进甘肃节水型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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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宁, 段宁.”脱钩”评价模式及其对循环经济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14 (6)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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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蕾, 陈雯, 陈晓, 等.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时空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SI) :275-279.

[6]刘怡君, 王丽, 牛文元.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 (1)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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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apio P.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Degrees of De coupl 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1970 and 2001[J].Transport Policy, 2005, 12 (2) :137-151.

[10]陆钟武, 王鹤鸣, 岳强.脱钩指数:资源消耗、废物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定量表达[J].资源科学, 2011, 33 (1) :2-9.

[11]王崇梅.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0 (6) :35-37.

脱钩后的中国足协还需要扶持 篇9

中国足协的改革踏上新征途时，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将其扶上马、送一程，使其能够承载起中国足球崛起的使命。

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体制脱钩后，依然面临着挑战。

全社会需对改革达成共识

此一轮改革是全面体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重要战略举措，足协的脱钩是对其力量的加强而非削弱！全社会对此应当达成共识。

中国足协从国家体育总局系列里脱钩出来，承担着凝聚社会资源、整合力量、吸引人才、规划中国足球发展、组织实施中国足球崛起具体执行等重任……这是缔造中国足球辉煌的里程碑事件。如果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是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听取各相关部门、专家意见，借鉴国外成功的发展足球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而推出的中国足球发展的宏伟蓝图，那么对足协改革的全面启动，则为中国足球的崛起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年近80岁的中国体育界元老、国际排联终身名誉主席魏纪中认为，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是历史必然趋势。新的中国足协工作团队，必须转变思想。脱钩后，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这次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人的思想观念。光有好的体制不够，还要有合适的人去执行。不是体制一改，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上海上港俱乐部总经理隋国扬表示：“我在体制内、外都工作过，感觉到不少人谈及目前足球发展比较讲市场机制，举国体制谈得少，我觉得还是要靠举国体制来夯实基础。举国体制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大氛围；市场机制则用来激发活力，创造公平诚信的环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足球高效运转的体制和机制，还需要在实践中磨合。

调动人的积极性

再好的改革思想和构想，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和团队完成。

此次中国足协的改革，完全推翻原有的体系重构不切实际，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实践加以培养和传承。原来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储备了相当优秀的一批专业人才。原有的体制和机制，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分配机制也不够科学合理，不干事或少干事、人浮于事的机关作风，未能得到解决。

中国足球要想崛起于世界之林，构建亚洲甚至全球最好的职业联赛体系、校园足球体系、青少年培养体系、社区草根足球体系，需要吸引各类人才加盟其中，需要高效运转的体制和机制，而依靠原有的体育系统无法整合各个资源，这一切都需要素质出色、执行力强的优秀团队来完成。

欧迅体育副总裁姚振彦认为，尽管中国足协很多时候被诟病，但他们仍然吸纳和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专业人才。在失去了原有体制的保护后，如何留住这些人，并激发他们的主动性，需要各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研究和解决。另外，中国足协的改革和地方足协的改革需要同步进行。此次对脱钩后的足协如何监督和考核，需要建立起能够实际操作的监管体系，对于我国今后其他体育单项协会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这些新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高效解决。

多项手段破解资金难题

中国足球事业的体量庞大，涉及领域广泛，需要的资金量庞大。钱的问题，仅靠改革后的中国足协一家来完成，注定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资深体育营销专家、北京奥林匹克俱乐部总经理王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此次足协改革将极大地激发这个行业的生产力。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世界职业化程度最好的运动项目，是中国红红火火的体育产业王冠上的钻石。

王奇认为，将市场的还给市场，将政府的交给政府。例如具备着巨大市场前景的中超职业联赛，完全可以交给市场，政府给予宏观和行业指导，进行服务、规范和监管。从目前的影响力和发展前景来看，中超完全具备打造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职业联赛之一，如果相关方面在投融资体制等方面对其松绑的话，中超将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市值做到千亿元以上，在全球形成极强的中国品牌效应。职业联赛的收益还可以按一定比例适当反哺青少年足球、社区足球等。

校园足球的普及和推广，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足球项目可极大地提升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培养其团队意识等。可采取政府采购为主，依托包括中国足协在内的有实力展开专项服务的团队和机构来完成，同时也可以其庞大的体量吸引社会公益赞助和适量商业化动作加以解决。

水资源脱钩指数初探 篇10

中国水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还处于匮乏的水平, 但单位水产值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均, 呈现南方多水, 西部缺水的特点, 与此同时, 国家在大力提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口号, 随着口号的提出, 建设大西北的步伐紧随其后, 近十年的开发建设, 西部的经济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然而, 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导致环境问题的显现, 尤其对于水资源匮乏的西部, 其生态环境尤其令人堪忧。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 对自己的生活家园也多了一份关注, 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逐渐完善, 政府也积极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环保政策, 证监会也出台了针对上市公司环保责任而制定的相关要求, 对于各项环保政策的提出及证监会的监督力度加大, 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程度有关?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是否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及其与水资源的脱钩情况如何?

二、脱钩理论的发展

脱钩指数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研究所机构学者weizssacker在20世纪对全球经济发达国家提出的脱钩目标, 即将利用效率提高4~10倍, 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 并建立了脱钩评价指标。并根据脱钩指数值, 将资源消耗及废物排放与GDP的脱钩程度分为3个等级: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脱钩理论最早被运用于农策与市场均衡的相互关系, 后来被引入了环境资源领域。现在脱钩指数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环境保护、能源和生态等领域。本文所希望探讨的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否与当地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依赖程度有联系, 而脱钩指数正是可用于衡量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关系的指标。没有直接用于微观层面的脱钩指数研究, 作者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 为脱钩指数在本文的运用奠定基础。研究脱钩问题的先行者是德国Wuppertal研究所的Weizs cker和SchmidtBleek, 他们在20世纪末就分别针对全球和发达国家提出了脱钩目标——全球和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效率在50年内分别提高4倍和10倍, 以实现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陆钟武、王鹤鸣根据IGT方程和Ie GTX方程, 分别导出资源脱钩指数和排放脱钩指数, 并分成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和未脱钩, 描绘出资源脱钩曲线图, 在对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和SO2描绘曲线图后, 得出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很难达到较高的脱钩指数的结论。单位GDP环境负荷下降率与GDP年增长率的合理匹配, 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

脱钩指数根据OECD相关报告, 以下概念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在一定时期内, 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者某环境指标恶化的速度或某种环境压力指标的变化速度小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则认为是相对脱钩或者弱脱钩;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资源消耗总量在减少、环境质量在改善、环境压力在降低时, 则表现为强脱钩, 本文运用此概念构建脱钩指数公式为:

DI=EPIn/DFIn

其中, DI为脱钩指数, EPI为对应年度污水排放增长指数, DFI为对应年度GDP增长指数。当DI大于或等于1时, 表明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污染依赖程度很高, 经济增长要付出的环境代价较高, 即未发生脱钩, 处于耦合状态。当DI大于0且小于1时, 表明污水排放量增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 处于相对脱钩的状态。

三、案例分析

以新疆为例, 探究其经济发展与水资源的脱钩程度。通过脱钩指数的定义, 可以根据水污染排放量与经济总产值的数据计算出新疆各年水资源脱钩指数, 首先以2004年为基期, 计算出各年度增长指数, 将各年度污水排放量增长指数除以GDP增长指数即可得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 结果如表1。 (表1)

通过表1可以看出, 新疆污水排放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GDP指数也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随着经济的增长, 水资源的消耗量逐渐增大, 同时污水排放量会相应增大,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水资源的消耗, 但是新疆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以水资源污染为代价的?2005年水资源脱钩指数为0.9112, 在2006年有了较大的下降幅度, 下降至0.7758。通过表1可以看出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在逐年下降, 下降幅度在不断增大, 自2008年以来, 脱钩指数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这说明新疆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意识到了水资源环境的重要性, 政府加大了环保力度, 提倡企业绿色生产, 各行各业对环境的日益重视, 使得水资源的利用更加合理高效, 新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水资源的保护与高效利用, 从而水资源的脱钩呈现出相对脱钩状态, 即新疆的经济增长对污染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渐下降, 在一定程度摆脱了依靠牺牲水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这与我国提出的经济转变发展方式是离不开的, 国家提出的绿色生产,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深入各行各业, 环保部门的监督、企业污染行为的自我约束, 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 使得新疆的经济发展朝着又好又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迈进。

四、结论

新疆经济产业多元化, 以消耗环境资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 需求压力导致资源压力, 资源压力加剧环境压力.目前我国面临继续出现扩张性复钩的危机, 以及未来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必须采用“节能优先, 效率为主”的能源政策, 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扶持, 高耗水、高污染产业进行严查, 并帮助其向清洁高效绿色产业转型。经济增长与脱钩指数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因为研究范围和所研究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 主要支柱产业以及政府政策、区域居民环保意识等多种因素影响。水资源因其公共物品的特性, 经济社会中的理性人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考虑的是如何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就此出现环境的外部性。因此, 政府出台相关环保政策、规章制度等都会有利于水资源发生脱钩。脱钩指数为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建立了一条可见的桥梁, 能够定量的刻画出环境与经济之间相互依托的关系。通过水资源的脱钩指数可以为当地水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建议, 为今后的相关脱钩理论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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