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2024-10-02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共8篇)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篇1

一、引言

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飓风的冲击, 澳大利亚仍在2011年创造了9177万美元的GDP。的确, 过去的二十年中, 澳大利亚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保持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这个过程中商业精英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 了解商业精英的类别、本质和他们充当的角色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对他们分析的结果往往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行政事业的完善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二、研究综述

事实上, 过去已经有很多学者以不同角度研究澳大利亚商业精英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决策和过程中充当的角色。Rawling (1937) , Campbell (1963) , Encel (1970) , Playford (1972) 和Wheelwright (1972) 关注于识别和分析澳大利亚家族产业对经济转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并且着重研究了商业精英和贸易协会及政治组织成员之间的联系。 Pakulski (1982) 也注意到了在商业领袖间频繁出现的亲属和姻亲关系, 以及他们的社会起源、教育背景, 还有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会员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 Encel (1961, 1970) 和Playford (1969, 1972) 受到Galbraith关于与新工业化国家的研究 (1968) , Milliband关于新资本主义的研究 (1972) 及Mill关于权力精英的研究 (1956, 1962) 的影响, 开发了另外一种研究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关系的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分析商业精英的社会背景和事业途径外, 还需要分析商业精英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支配性影响 (Higley, 1979:33;Pakulski, 1982:34) 。此外, 他们主张商业实体应该招聘已经卸任的政客出任董事会成员或者管理层职位。这会导致商业实体的管理高层对组织文化、政治文化及企业文化的重视。同时, 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另一种现象, 即:那些决定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民主力量正在逐步减少。并且这种情况显示了澳大利亚的权利控制正转向精英阶层, 但他们拥有的是执行权而不是统治权 (Connell, 1977) 。如果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澳大利亚的统治阶级和商业精英, 他们的权力体现在个人和集体对于资本和国家机器的控制上。

三、商业精英的教育水平和学科选择

在1975年, John Higley和Jan Pakulski评论:“精英们最区别于大众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的教育背景, 尤其是他们的大学教育 (Higley et al., 1979:83-84) ”。的确, 基于澳大利亚领导力研究 (ALS) , 55%的澳大利亚精英们至少有一个本科文凭。相比之下, 根据1973年ANU的社会流动性调查, 那时超过45岁的男人中只有3%的人具有本科文凭 (Higley et al., 1979:84) 。35年后,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比例已经急剧增加 (见表1) 。2010年, 91.0%的澳大利亚CEO至少有一个本科文凭。因此, 拥有学位已经是澳大利亚CEO的一种资质的表现。

将澳大利亚的数据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数据相比较, 明显可以看出更高级的教育背景已经成为任何地方高官招募的必须条件。Hartmann认为20世纪80年代, 同其他国家的高管相比, 德国高管有超出平均水平的教育背景, 他们国家超过90%的人具有使他们顺利进入大学的资格, 并且其中75%的人获得了大学学位 (Hartmann, 1996:43) 。此外, Windolf (1999) 报告了一种相似的趋势, 91%的德国工业企业的高管接受了大学教育, 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获得了大学学位 (Pohlmann, 2007:10) 。总体来讲, 更加清晰的是, 更高的教育背景在商业精英的招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表2中给出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学科背景数据, 大多数具有本科文凭的CEO持有商科和经济科学 (34.8%) , 工科 (26.1%) 和自然科学 (25.0%) 学位。仅有10.9%的高管来自文学或社会科学背景。同时, 3.3%的澳大利亚高管具有法律学习背景。相比之下, 对德国、法国和英国精英的研究将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学位放在了一个条目里。从表3我们能够归纳出大多数的澳大利亚CEO们持有理工类的学位 (51.1%) 。总的来说,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理工类学科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被夸大了 (Hartmann, 1996) 。

事实上, 将本文的发现同澳大利亚领导力研究 (ALS) 及商业精英和公司治理研究 (BECG) 发现做比较的结果, 强烈支持在澳大利亚CEO中持有理工类学位的比例被夸大的观点 (见表3) 。在1975年, 37%的商业精英具有文学或法律背景, 依次是商科和经济科学的毕业生 (30.4%) 及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的毕业生 (30.4%) 。到2010年, 有一个很明显向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学位转移的倾向。超过一半的CEO (51.1%) 是来自工程类或自然科学类的毕业生, 依次是来自商业或经济科学教育背景的毕业生 (34.8%) 。尽管商科毕业生从1975年以来增加了4.4%, 到达34.8%的水平, 它仍然处于远低于工程类和自然科学类毕业生的水平。在相同的时间区间内, 具有文学和法律学位且被招募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数量大量减少。在法国和英国, 在商业精英中, 理工类相似的学位也被夸大 (英国50.0%, 法国41.5%) 。

澳大利亚高管的高水平教育背景不仅仅反映在本科教育成就上。几乎3/4的澳大利亚CEO已经开始进行额外的或研究生学习。澳大利亚高管最常见的持有研究生毕业资格的硕士学位 (36.8%) , 紧接着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学士学位 (25.3%) , 一个荣誉学士学位 (20.0%) 和一个研究生证明或研究生文凭 (15.8%) 。很有趣的是62.8%的CEO都具备硕士学位。而大多数情况下, 澳大利亚的CEO们选择商业或经济类的研究生资格。尤其是有2/3左右的商业精英在攻读硕士学位时会选择MBA, 这反映了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管理培训模式。在欧洲, MBA在CEO中不是常见的选择。

教育数据最后值得探讨的方面是, 澳大利亚的CEO中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较少。100名CEO中只有两人 (2.0%) 拥有博士学位。这与德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德国, 前100名的CEO中有82%取得了博士学位。很明显, 在澳大利亚博士学位对于商业精英的招募几乎是没有用处的 (Pohlmann, 2007: 8) 。

总体来说, 在过去的35年中取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数量显著增加。以2010年为样本, 几乎所有的CEO都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大学深造。他们的教育背景多数是理工类的学士学位和商业相关的硕士学位相结合。但是很少有人有博士学位。

四、结论

本文调查了澳大利亚商业精英的教育背景, 并将结果与一些英国、法国和德国商业精英研究相对比。同样地, 本文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情况, 为国际上现有的国际精英研究文献做出了贡献。在教育程度方面, 澳大利亚的商业精英在大体上都有很强的教育背景。有学历的CEO的比例自1975年以来有所增加, 但在1975年只有一半的精英有大学学位;到2010年, 只有一名CEO没有经历过大学教育。关于学科的选择, 看起来澳大利亚商业精英主要是由有理工类导向的本科学习, 辅以MBA或其他管理项目的学习经历。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很少有CEO拥有博士学位。当然, 由于分析数据的局限性, 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能在这里提及。当然, 衡量这一影响力在理论上具有挑战性, 并且远远超出了这里所涉及的范围。然而, 这项研究对于建立精英理论的核心诉求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群人数虽少但是非常有力的群体,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政治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要:商业精英在澳大利亚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因而对他们的个人特征分析很有意义。本文将澳大利亚行业高管和其他国家行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做对比, 发现澳大利亚商业精英都有很强的教育背景。此外, 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相比, 澳大利亚的高管很少拥有博士学位。

关键词:澳大利亚,商业精英,教育背景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篇2

它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几乎所有行业都可以来搭便车,VR购物,VR看房,VR旅游,VR婚恋……

在科幻作家刘慈欣看来,VR会引发一场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革命”,它将促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从现实世界迁徙到未来的虚幻世界中。

Facebook以20亿美元收购Oculus开启全球VR投资时代,中国市场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VR投资大国。越来越多不玩VR的人开始讨论VR,A股上市公司热炒VR概念,越来越多创业者开始通过VR融钱――有统计显示国内VR项目融资总额已高达10亿。

其实人们热爱VR跟热爱跑步背后逻辑是一样的,他们都融合了人类两个最基本的渴望――逃离恐惧和奔向美好,投资人希望逃离落伍恐惧,创业者希望拥抱未来。VR大潮来势汹汹,但就像巴菲特说的,“大潮过后,才知道谁在裸泳”。

对创业者而言,VR是一个坑?

近年来,科技行业有不少新概念被热炒,像LiFi、Google Glass、模块化手机、全息投影、可穿戴设备等,但不少都成了炮灰,那么VR会不会是一个坑?

昨天那一期深圳卫视的创投节目《合伙中国人》,其中的一个叫郑小霖的创业者带来了一个叫“VR play影院”的头戴式VR设备,出让1%的股份融资200万。这样的估值令导师之一的贝塔斯曼合伙人龙宇咋舌,随后节目中其他几位导师,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IDG资本熊晓鸽,58同城集团姚劲波,当当网李国庆也纷纷退出。

这样的结果可以预料,对于当前的国内创业者而言,VR确实是一个坑。

首先是VR本身的技术壁垒高,体验成本高,研发周期长。一个小白用户,从得知VR概念,到得到虚拟现实设备,再到熟悉设备,体验内容,在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门槛,如果没有很强的动力和吸引力,普通人很少会去主动尝试。而它本身的资金投入和研发周期也注定了创业者不适合入局,索尼的PSVR从布局立项到测试机面世就历经6年时间。

其次VR并不是刚需,而且用户体验不好。目前90%的VR设备会导致眩晕,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恍惚、失去方向感。用户可能宁愿斜靠在沙发上看电影也不会去使用笨拙的VR设备转来转去。

目前国内的VR设备推广沿袭的是智能手机行业的打法,目前国内市场上,已经有几百个不同形态的VR眼镜盒子产品,主流价格在一百到几百元之间。先用低价普及用户,比如以容易普及的VR产品价格低廉的眼镜盒子做前锋,但用户很难为体验粗糙的VR产品买单,这招可能不凑效了。

而现在VR创业的环境很像不久前的O2O,资本方其实是以创业者作为试错棋子,一旦时机成熟,资本方背后的巨头则可能会将平台、资本、技术、团队全力推进,呈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思维。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与技术优势的创业公司或将在巨头资本、技术、资源满载的战车疯狂推进下被碾压。

高盛有一份报告说,VR未来十年规模将超过电视,鼓舞人心,尤其是许多VR从业者都high了,但他们忽略了这份报告还有后半句:这个行业发酵远比想象中更慢。而创业者明显不适合做VR行业的老革命。

虽然在《合伙中国人》中熊晓鸽、徐小平都没有投资那个VR项目,但事实上他们像很多投资公司一样早就在VR领域提前卡位。

经历了60年代的探索,80年代的火爆,90年代的沉寂之后,去年,VR真正受到资本广泛关注是在去年的年末,在VR的分享会上,来的投资人比项目还多。

而这种商业跑赢技术其实是相当危险的,甚至这种急于市场化的行为可能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大量资本进入,让一些初创型公司快速融资,拿到钱之后不是推动技术的进步或者C端应用,而是急着市场化。资本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直接伤害真正的VR种子企业。

而资本对于VR的狂热是因为人类已经有二三十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流量入口、流量出口、计算中心、社交、交互、医疗、教育等集合到一个产品中的技术,上一次出现时以苹果为代表的的手机、电脑系统。

但是风投对VR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得理性了。据不完全统计,从20初到上半年,VR行业投资案例已达95起,总投资规模接近40亿元。其中年全年投资案例为57起,投资规模为24亿元,硬件设备方面投资占比为53%,内容制作为36%,分发平台为11%。上半年投资案例为38起,投资规模为15.4亿元,硬件设备方面投资占比已降至29%,而内容制作和分发平台的投资分别上升至50%和21%。

不难发现,相比于2015年,资本对硬件青睐开始下降,这对改变低端硬件驱动市场前进的现状将产生不小的影响,从而使VR市场的发展趋于良性。

其实对于中国的创投圈来说,现在跟进VR其实是太早了,因为连实质性的基础突破都还没完成。行业标准和生态体系都没有,像VR这种行业比拼的是基础科学和路径、理论,可以说这是技术大咖的舞台。

资本追捧更多的是出于投资人的“局外人困境”,他们有着担心失去或错过什么的焦虑心情,他们最害怕的词是OUT,如果这种心情被同行的激进感染,就会出现跟风追投的状况。

联合收割机行业的二次革命 篇3

2011年1月7日,中国农机工业协会2010年年会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的年会,向来是低调举办,而广受企业的关注。与往届不同的是,此次参会的企业中,超过半数的人员是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或其配套企业负责人。

会议期间,在几个国内可称“著名”的联合收割机企业负责人的脸上,除了严肃,读不出任何多余的表情,和2009年年末那种喜悦劲头相比,显得十分沉闷。在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中,他们时而听报告,时而记录着什么,彼此距离很近,却没有任何交流。

直到中国农机工业协会理事长高元恩报告的中段,几个相邻而坐的企业负责人,才开始了“接耳相诉”,此时呈现在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显复杂。

“预计,2010年我国联合收割机总量将在13万~14万台,同比增长超过10%。”基于2010年1—11月的统计数据,以及对这个行业的谙熟,高元恩对2010年联合收割机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定下了如此基调。也正是这句话,让不少老牌联合收割机企业的负责人,坐立不安。

尽管不少企业已经知道市场上有一些新产品表现得非常活跃,但面对小麦联合收割机下滑接近40%的事实,高元恩的统计数据还是让不少企业感到意外。

会后,记者找到一位山东某联合收割机企业的负责人采访时,他告诉记者说,自己对这一统计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小麦联合收割机)行业下滑,但我们还是保持了小幅增长”。但记者还是从他的语气和神态中,读到了不少微妙的含义。

以新疆-2型为代表的传统小麦联合收割机正在沉寂,2010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幅度超过40%。“几乎所有做传统机型的企业,都在下滑。”此前,洛阳中收总经理雷雨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当时,记者在洛阳中收采访和参观,发现该公司停放的几乎全是玉米收获机。这家新疆-2型联合收割机的发明者,被业内冠以“(小麦机收)跨区作业神话缔造者”的企业,即便接手中国一拖“东方红”小麦联合收割机业务,仍旧将精力放在了玉米收获机领域。由此可见,传统型小麦联合收割机的秋天已经到来。

“小麦联合收割机有所下滑!”素有“跨区作业践行者”之称的福田雷沃重工,在刚刚结束的商务年会上,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桂民对福田雷沃重工传统机型的销售情况,下了一个简单而简洁的结论。

新疆-2型联合收割机的发明,引起了联合收割机行业的一场革命,自其诞生起,一直是联合收割机行业的“权重股”,其市场的好坏,直接反映出联合收割机行业的兴衰。然而,2010年的结果让人出乎意外,在2号机下滑超过40%的前提下,整个联合收割机行业竟然还有着超过10%的增长。

传统机型下滑在给谁让路

传统机型的下滑,预示着新机型的上升,才能吻合上升10%的数据。然而,记者手中拿到的一份行业数据统计结果,定会让不少业内人士对新机型的概念,有更新的认识。

业界认为最有可能迎来爆发的自走式玉米收获机,上升幅度并不大,总量在1万台左右;而以新型高效著称的半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更是出现了近30%的下滑,总量也在1万台左右;备受国家政策青睐的大喂入量联合收割机,在基数较小的前提下,也只是上升30%。

而联合收割机中,增量最大的是履带式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统计数据表明,在原有基数较大的情况下,履带式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增长超过60%,而这部分增量,几乎全部来自以双滚筒和纵向轴流为代表的两类新机型。

“从2009年开始,我们的产品就供不应求!”湖州星光总经理邵青尔告诉记者,湖州星光是国内双滚筒机型的首创者,技术力量和产品质量,都排在业界的前列。

2011年1月10日,在这个行业称为淡季的时候,记者走进了湖州星光公司。和大多数公司空置设备,或者慢条斯理的备货相比,该公司当时仍保持着每天出货30台联合收割机的记录。

“2010年,销量超过6 000台;2 0 1 1年,我们预计可销售1万台左右。”邵青尔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在新年度已经销售近1 500台。”

记者从湖州生力液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顾立峰处,得到了数据上的印证。生力液压目前为市场上大部分联合收割机配套高档液压元件。“2010年,增长38%;2011年,星光公司有望超过1万套配件。”顾立峰告诉记者,该公司为联合收割机配套的液压元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不减,主要得益于以湖州星光为代表的双滚筒机型的热销。

而以日本久保田和浙江艾格莱为代表的纵轴流收割机,也逐渐迎来了市场。2010年,艾格莱销售纵轴流机型接近3 000台,同比翻一番;久保田以往以出口为主的全喂入机型,在我国市场销售2 000多台,出口海外7 000多台。

据可靠消息称,2011年浙江艾格莱销量计划仍有增长,而久保田将目标产量定在了1.2万台以上。

以双滚筒和纵轴流为代表的两种新型收割机火了。以我国农机行业“集成创新”的能力,肯定会有不少企业纷纷上马。就如2007年,洛阳中收向市场大批量投入玉米联合收获机后,上马玉米收获机的企业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一样,2010年几乎所有联合收割机企业,对双滚筒或纵轴流机型都有所准备。

湖州另一家企业思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建造一个年产收割机5万台的生产基地。一个1万多m2的生产车间和一个2万多m2的装配车间,以及一幢办公大楼和一幢研发中心,已经在湖州市埭溪镇拔地而起。

“一期工程投入3 000多万,设备和研发中心将会陆续配置。”思达公司副总经理张新华告诉记者。张新华是收获机行业的一员老将,从技术到市场都比较谙熟。

面对如此的大手笔,这让与记者同行的联合收割机行业专家、中国农机工业协会收获分会秘书长陆庆惠,不由发出“思达很有潜力”的感慨。

虽然思达公司相关负责人没有明确将来生产何种产品,但从该公司目前的产品线和市场热点判断,应该脱离不了双滚筒和纵轴流这两种机型。

当然,尽管目前业内很少有思达公司如此大手笔的投入,但各企业对双滚筒和纵轴流机型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并对市场做出了乐观的判断。

新机型引发行业二次革命

对双滚筒和纵轴流这两种新机型最为乐观的,莫过于本刊主编刘振营,他认为这两种机型“完全有可能取代2号机和半喂入机型”。

如果这一预测成真,无疑可以将双滚筒和纵轴流机型看作联合收割机行业的一次技术革命;如果将新疆-2型机器引领我国小麦收获机械化,看作我国联合收割机行业的第一次技术革命,那以双滚筒和纵轴流为代表的履带式全喂入收割机,无疑就是我国联合收割机行业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而来自各方的反馈信息,都在证明着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2010年的“三夏”和以往2号机南征北战的状况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往不少浩荡的轮式机大军,被以装载着履带机的轻卡队伍取代。

“既可以收水稻,也可以收小麦。”星光公司总工程师张奋飞告诉记者,用收水稻的梳脱方式,是可以收小麦的,而用揉脱方式收小麦的机器,则无法用来收水稻。张奋飞是双滚筒机型研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他对这种新机型的前景做出了理性的分析。

张奋飞指出,无论从机器可靠性、作业效率还是效果来看,新机型的各种指标都遥遥领先,而价格仅比传统机型贵2万元/台左右,比品牌半喂入收割机要便宜3万~4万元/台。2010年半喂入机的下滑,实际上就是受全喂入新机型的冲击。

张奋飞具体分析到,和传统切流滚筒全喂入收割机相比,新机型能够脱粒、清选更加干净,节省更多的动力;和半喂入机相比,除了价格较低外,可靠性和效率都较高。此外,经过简单的调整,还可以收获诸如油菜等其他作物。一机多用,也是新机型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但是,对于新型全喂入机能否取代轮式机,张奋飞认为,关键点在于履带机的大范围转移问题,毕竟轻卡的成本不容小觑。

有关专家分析,2010年“三夏”之所以有那么多轻卡队伍加入跨区作业,一方面是因为新机型的作业收益高,另一方面,轻卡可以在农闲的时候用于短途运输。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新机型参与跨区作业,传统轮式机将在效率和性价比上败下阵来。这也是为什么有市场人士会得出“履带机可以取代(传统)轮式机”结论的原因。

按照这种说法,双滚筒或者纵轴流机型,除了可以投入超过3 000万hm2、目前刚刚超过50%水平的水稻机械化领域,而且还可以替代奋战在小麦机收第一线的、超过40万台保有量的2号机。如此以来,我国谷物综合机械化收获水平,又将有一次质的飞跃。如此,称这两种新机型引领行业的二次革命,一点也不为过。

发起者的顾虑与忠告

湖州星光生产的“星光至尊”双滚筒式全喂入收割机,是目前联合收割机里最热门的产品之一。“许多用户到公司来购买机器,指名就要星光至尊!”湖北省枣阳九隆农机公司总经理王林茂说:“2010年,几乎一直处于断货状态!”记者上网发现,“求购星光至尊”的信息,也是随处可见。

随着星光至尊的走热,行业同类机型也在不同的企业中“研发成功”。“直观性很强,很容易模仿。”陆庆惠说,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手段禁止这种行为,只能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保持行业领先,保证市场持续的需求。

张奋飞也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对无法维权的无奈。“自己辛辛苦苦好多年研发出一款新产品,别人买去一台测绘,或者挖去一个技术人员,很快就可以上马新产品。”一位不愿具名的联合收割机专家指出:“一套图纸也就10多万元。”

眼下,有打算涉入双滚筒或者纵轴流机型的企业,用尽各种手段,意欲敲开这块新的市场。

“有的企业,直接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重新喷漆,粘上自己的logo,就拿去展示和鉴定了。”张新华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还在某大型国际展会上,看到国内知名企业拿着“改造过的产品”参展。

张奋飞指出,为了获得鉴定资格,也有不少企业直接购买竞争对手的机器,重新贴牌进行鉴定。

所以,双滚筒或者纵轴流机型,甚至是一夜之间被不同的企业“研发”出来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张奋飞的担忧也仅仅只是一个顾虑。确实,有一些企业推出的同类产品,占压了一部分市场,但那些企业的经营理念、技术能力和制造水平,均处于较低档次,生产的产品除了结构相似,性能和外观均无法和星光相比,用户的认可度较低,在日后的竞争格局中,定然会被市场淘汰出局。

“‘创新务实,求精做强’,这是星光能有今天的最好诠释。”邵青尔指着公司厂房上的8个大字激动地告诉记者。可以看出,在邵青尔心中,这8个字,便是星光发展的灵魂。

自星光成立以来的11年,公司的每一步发展,都在围绕着创新务实做文章,都在向着求精做强的目标迈进。首先将无级变速应用于联合收割机,双滚筒机型开发过程中先后8次改进,无一不透露着星光这个不大的公司创新务实的精神。这是星光成功的基础,也是业界企业发展的典范。

产品可以模仿,配套体系可以借用,设备和厂房可以建设,但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精神,是无法复制的。

“如果我们要做纵轴流机型,肯定会改进现有机型的缺陷,并加入新的元素。”张奋飞告诉记者,在加工设备不如外资的情况下,要分得纵轴流市场的一块蛋糕,创新必不可少。在张奋飞的眼中,国内企业只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创新能力是不输给外资企业的。这是张奋飞给行业的忠告,也是对自身发展的一种信心。

行业洗牌技术将是关键

双滚筒和纵轴流机型市场的走热,吸引了包括世界农机巨头约翰迪尔的注意,该公司已经打算向市场推出R40型纵轴流机型,日本洋马也在着手中国市场的推广研究工作;而国内企业中,我国最大的联合收割机生产企业福田雷沃重工,已经加快了纵轴流机型的研发和推广进度,而以生产半喂入为主的无锡联合收割机有限公司和常发锋陵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也开始转向双滚筒和纵轴流机型的生产。

据悉,在我国300多家联合收割机企业中,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在觊觎双滚筒或者纵轴流这块新兴市场。然而,专家指出,这轮竞争的赢家,除了资金实力和渠道建设外,技术创新能力将成为关键因素。

在经历了新疆-2的惨痛教训后,不少企业开始寻找自我保护的有效方式。当年,新疆-2型联合收割机完全社会化配套,被竞争对手迅速复制配套体系,很快将发明者——洛阳中收的前身新疆联合收割机厂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联合收割机的生产企业,关键零部件一定要自己生产。”高元恩告诫联合收割机企业,非关键零配件可以社会化生产,但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部件,如果社会化之后,可能会重蹈当年新疆-2机型的覆辙。

现在,不少企业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尽管双滚筒和纵轴流机型的结构很直观,但不少“复制者”却摔了跟头。

张新华向记者透露,2010年不少“组装”的纵轴流机器,最后都被用户退货了。而有些为了打市场的企业,自己无法生产有质量保障的机器,竟然从竞争对手的经销商处,批量购买了几十台机器,进行贴牌销售,为以后销售铺路。

企业纷纷上马新机型,产能势必迅速扩大。“现在产能已经过剩。”邵青尔明确地告诉记者,以后的竞争,产品才是关键。所谓产品,是指具有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机器。

“我们的机器,有很多专利技术。”张奋飞一边告诉记者,一边演示拨禾轮的改进。星光至尊的拨禾轮很特别,只可正转,不可倒转。这是对机器作业过程中一些缺陷的针对性改进,像这种改进,在星光至尊的身上,随处可见。

湖州星光的产品受欢迎,和其产品的技术含量密不可分。可以说,星光的产品,到处充满着智慧。而缺乏智慧的机器,是很难淘到用户欢心的。

“这和10年前的小麦机不同,现在的技术含量,已经到了很难复制的地步。”某正在上马纵轴流机型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很多企业,目前也只是做到‘貌合神离’。”

当年小麦机之所以很快被复制,一方面是因为配套体系完全外包,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拿去;另一方面,当时的技术含量低,复制起来比较容易,用户对机器的要求也低,只要可以正常工作就可以。“所以,那次行业洗牌,取胜的关键在于资金和渠道。”上述企业负责人分析道。

然而,以双滚筒和纵轴流为代表的新机型,无疑将引发行业的再次洗牌,而在这轮洗牌中,资金和渠道只是保证企业胜负的因素之一,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能力能否跟上市场的步伐,停滞不前将被市场淘汰,发展太慢,一样会出局。

延伸阅读:谁上半喂入谁找死?

新型全喂入机器因其较高的性价比,极大地冲击了半喂入市场。根据数据显示,2010年半喂入收割机下滑幅度接近30%,而且还有继续下滑的趋势。据半喂入领军企业日本久保田官方数据披露,该公司2010年半喂入产品销售下滑接近12%,2011年的销售目标,也定在了同比下滑接近11%。

连行业领军企业都作出了下滑的预期,是不是半喂入真的进入了衰败期?

有极端观点表示,半喂入进入下降通道明显,会被全喂入机型取代,国内企业很有可能面对“谁上半喂入谁找死”的局面。

有关专家对上述说法表示赞同。如果单是从性价比和可靠性上来说,无论是双滚筒还是纵轴流机型,都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取代半喂入机型。

上述专家猜测,中国市场对新型全喂入收割机的需求,已经成熟。日本久保田之所以一直将中国作为全喂入机型的出口中转港,出口东南亚国家,是为延长其半喂入机型在中国的生命周期。

如果上述猜测属实,那对国内一大批在半喂入收割机行业苦苦挣扎的企业,无疑是当头一棒,而对那些意欲上马半喂入的企业,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但也有观点认为,“谁上半喂入谁找死”的观点太过武断,半喂入并非完全没有生存空间。首先,不少用户对外资半喂入品牌已经产生感情,如果没有极大的收益诱惑,不会轻易购买新机型;其次,半喂入在脱粒和清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还可以保留整秸秆。

当然,如果国产半喂入能够达到一定的质量水平,而价格依然保持现有水平,也会拥有不少的消费群体。毕竟,双滚筒或者纵轴流机型价格上还是比国产半喂入略高。但这样一来,一定会对那些对半喂入抱有高额利润幻想的企业极大的打击。

如果把传统履带式切流滚筒全喂入收割机比作当年的小麦背负机,那半喂入收割机就是约翰迪尔的3518CTS型联合收割机。

不管是双滚筒,还是纵轴流,都不可能完全把半喂入的空间占领。而半喂入的利润空间,则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上马半喂入的企业,不能严格控制成本、保证质量,可想而知,在以后的竞争环境中,必定是销量甚微、利润惨淡。到时候,真的会应了“谁上半喂入谁找死”的说法。

能源行业应助推中国能源革命 篇4

在新常态下, 中国石油能源消费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消费增速下降, 近几年各地大力发展高速铁路, 高铁陆续开通运营对公路客运分流比较明显, 导致公路客运行业用油需求减少, 2015—2016年又有多条铁路、城轨建成, 到2018年全国三纵三横高铁网及附属支线全面形成。二是中心城市汽车限购、限行、限外政策相继出台, 部分人群会取消购车计划, 降低汽油车辆出行或使用频率, 降低对油品的消费需求。三是各地推广水电、风、核等新能源, 市区公交、出租车油改电、油改气, 天然气等新能源供应量逐年大幅增加, 对油品消费产生挤压效应, 国内能源供应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四是受环保政策的推行以及企业的转型升级, 企业延迟复工、减产、外迁等导致用油需求减少, 车辆及工矿企业用油量将减少, 新增需求比重不断下降。

在2014年的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石油占35%、天然气占25%、煤炭占29%、核风水电占11%。但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 煤炭消费比重高达65%、石油为20%、天然气为5%、核风水电约10%。由于煤炭等传统能源占比过高, 为环保带来了沉重压力。基于此, “十三·五”时期, 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 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淘汰落后产能, 将成为能源行业的中心工作。

“十三·五”时期, 国家可能出台多项能源产业政策, 传统能源与新兴能源将出现大的变革。近期, 一些地方政府对新能源产业加大了扶持力度, 新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 已经开始影响到传统能源产品的销售。以广东为例, 目前深圳已有800台电动出租车运行, 2015年底前全市充电站将达到150座、充电桩达到20万个。预计到2015年底广东燃气汽车保有量将达11.8万辆, 到2020年达到17万辆。

控制传统能源消费, 大力发展新能源, 实现能源多元化发展, 应是“十三·五”能源行业的发展基调。“十三·五”时期, 国家宏观经济、能源政策、存量增量、国际油价、市场秩序、业内竞争将面临产业政策和行业运行分化格局, 国家的能源政策将有保有压, 以此推动能源革命。

能源行业应主动助推能源四个革命。能源消费革命, 主要是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 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能源供给革命, 就是要建立多元供应体系, 着力发展非煤能源, 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能源技术革命, 就是要带动产业升级, 以绿色低碳为方向, 分类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能源体制革命, 就是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 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 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 转变政府对能源的监管方式, 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 此外还要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大众化消费催生地板行业革命 篇5

地板企业发展不能当空中楼阁, 要迎合市场的需要。而现在地板市场中大大小小的企业又特别的多, 想要再这块蛋糕上分一杯羹又要有自己优势, 因此市场定位九十分的重要, 而中端的产品可塑性强, 风格多变, 能够满足大多数处于小康水平的中层消费的需求。

中国木地板网认为, 地板企业走终端化路线, 也并一定需要集中在大城市, 一线城市, 也要适当的放低要求, 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地区的市场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 与其与别人拼个你死我活, 不如暗度陈仓率先去抓住这些市场。

走大众化路线首先要明白的就是只要客户的需求, 终端消费水准的顾客一般有着自己的原则, 比如对地板谎报性能的重视, 对文化内涵的要求等等, 都不能够忽视掉。中国中产阶级在未来必将继续扩大, 谁抓住这块的市场就抓到了未来。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篇6

我国交通、能源、建筑等行业的高速发展, 推动了重防腐漆技术的革命, 使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具有重要而广阔的发展前景。重防腐漆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涂料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识, 其技术难度大, 技术含量高, 涉及化学、物理、电子、生态、机械等多学科的知识交叉。重防腐漆的应用不仅包括高耐蚀树脂的合成, 新型、高效助剂及抗渗颜填料的开发, 还将结合先进施工工具的应用、施工维护技术、现场检测技术等。自1980年用于船舶涂料等重防腐体系中的天然腰果壳油环氧树脂涂料体系问世以来, 重防腐漆开始沿着高性能、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生物基涂料体系由于主要原料的可再生性符合重防腐漆的发展趋势, 必将成为重防腐漆未来研究的热点。目前其在国外已有一定的研究、应用实例, 国内还未见公开报道。鉴于苛刻的应用环境、恶劣的施工条件、优良的使用要求等的限制, 目前水性重防腐漆还不能完全取代溶剂型重防腐漆。

作为面漆来说, 主要是在保证保护机能的条件下, 进一步提高其装饰性和耐久性。二是开发高固体分和无溶剂防腐涂料系列。钻井、海洋平台及大型防腐工程中对超耐久防腐机能的涂料要求很迫切, 目前这块市场基本上被外商独资企业和进口产品占领。我国产品的主要在技术水平、经济实力、质量保证体系和产品信誉等综合实力与外商差距较大, 难以打入市场。为此, 首先应在技术开发方面下功夫, 尤其是开发无铅和无铬防锈颜料的底漆, 即以磷酸锌和三聚磷酸铝为主的防锈底漆。 (来源:中经网)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篇7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金融创新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构想

1、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

目前,国际上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表述,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基于新能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保罗.麦基里提出的基于智能制造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中认为,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里程碑,其动力可以概括为能源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共振引发的重大经济转型。18 世纪60 年代起,以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机的使用,与报刊、杂志等通信手段的结合,带来了拔地而起的工厂、密集的城市,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 世纪初,电话、无线电和电视等通信技术,与石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到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催生了城郊大片房地产业以及工业区的繁荣。21 世纪,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使全球产生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迅速过渡到全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并成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英国经济学家保罗·麦基里2012 年4 月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文中则指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 世纪后期制造业的“机械化”催生的“工厂制”,机器生产取代了家庭作坊式的手工制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 世纪初制造业的“自动化”所创造的“福特制”,流水生产线开创了规模化生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制造业的“数字化”,“大规模定制”将成为未来的主流生产方式。综合里夫金和麦基里的定义,可将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演变归纳为表1。

2、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综上所述,第三次工业革命,实质就是以数字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重大创新与融合为代表,从而导致工业、产业乃至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总体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五大特征。

第一,能源生产与使用变革。人类经济社会长期依赖的煤炭、石油等石化资源逐步进入枯竭期,需要在理念、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习惯等诸多方面转型,以开发和生产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

第二,生产力变革。生产系统将全面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快速成型或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设备,将颠覆“铸造毛坯、切削加工、组装成品”等一系列传统的、循序渐进的生产流程,通过数字化叠加的方式,在制造流程中将最终产品快速成型并以“打印”的方式生产。

第三,生产方式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方式是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化、个性化生产方式。

第四,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目前的生产组织方式以“集中生产、全球分销”为主要特征,运输成本高,信息搜寻与交易成本较大。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分散生产、就地销售”将成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主要特征。

第五,生活方式变革。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边生产、边消费的体验式消费和富有个性化的自给自足将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将给世界带来全方位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必将在市场环境、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巨大冲击,进而引发进一步的金融变革和创新。

1、对市场环境的影响

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依托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实现能源绿色化和高效使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以可再生能源和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兴产业调整。银行在对公司客户融资方面,将更加注重对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前景及产业风险等因素的研究与分析,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新型产业、小微企业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次,个人客户能通过互联网更为方便和灵活地获取诸如利率、汇率等金融市场信息数据,对于资金价格的偏好也更为敏感,资金转移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和快捷,这使得传统银行资金“蓄水池”作用将受到一定的影响,银行将可能面临存款不足、个贷减少等问题。

最后,新能源的广泛使用将使传统的石油、煤炭生产国实力渐衰,能源生产、供应和利用的地缘重心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将向那些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率先取得突破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倾斜。这些将会给银行融资业务的区域、国家政策带来变化和调整。

2、金融生态环境的变化

首先,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金融领域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传统的银行、金融监管机构等,电商、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汽车金融公司等构成的生态环境使得原来以银行为中心的生态金融模式变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生态金融模式,客户成为整个金融生态系统参与者的核心。

其次,客户需求的多样化及金融市场信息的互联互通,将使得银行的定价机制更为透明,价格竞争也更为激烈。银行客户能通过公开的金融市场信息对不同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价格和服务进行比较和选择,这一方面促使银行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迫使银行从分析客户需求和风险变化的行为规律入手,建立一套适应竞争市场需求的灵活定价机制。

最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引发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机构的职能将被重新定位,诸如银保、银证、银基等合作模式创新将不断涌现,各类金融业务之间甚至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边界也将逐渐模糊,市场风险也随之加大。

3、银行经营管理的冲击

一是客户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传统的电子客服只能记录客户的基本信息,处理结构化数据。而现在,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银行综合运用客户的文本、视频、图片、日志、地理位置信息等各种结构和非结构性数据,精准洞察客户的需求,从而使得银行在提供服务和定价等方面更有主动性,并能更有效地发现潜在客户或者对客户流失做出预警。此外,借助于互联网技术,银行不仅可以亲自为客户定制金融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开放应用程序接口,允许客户自己或者第三方机构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二是产品创新能力的迫切需求。一方面,移动支付诸如银联快捷支付或支付宝打破了传统支付业务的时间、空间限制,需尽快对传统银行的支付方式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债券融资及股权融资这些互联网融资新模式在原来银行不太关注的领域,例如小微企业、个人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传统的银行产品将带来不小的影响。

三是风险控制能力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网络的共享性、开放性使得网络黑客和犯罪分子更加活跃,银行网络的攻击者更多,攻击范围增大。网络金融中的核心数据,需要更有力的风险保障;另一方面,网络金融产品和网络金融交易技术都仍在探索过程中,缺乏必要充足的法律规范和约束,产品和技术的稳定性、适用性和安全性等也缺乏足够的保障。

四、银行业的应对思考与建议

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银行业一方面要密切跟踪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动态和趋势,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规划,并做好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另一方面则要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探索建立金融创新模式,推动我国在新一代产业革命中占据主动。

1、加快助推业务创新

一是在新能源、网络技术等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加大力度支持行业内领军企业发展,并培育扶持一批技术领先、成长性强、市场前景好的中小企业。二是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创新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服务体系。通过对标准化产品的灵活组合和拆分,创造出能够适应不同客户、不同时间、不同渠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构建“社交型”客户关系管理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整合内外部、多格式、多粒度、跨渠道的客户数据,实现对客户信息、交易行为、消费偏好等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精准识别客户需求和行为方式,提升客户服务的前瞻性、精确性和针对性。三是加快推动网络支付、网络融资、网络理财等业务产品创新。在网络支付方面,创新虚拟支付、授权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支付模式;在网络融资方面,逐步建立互联网融资融券流程服务平台;在网络理财方面,在电子渠道加载理财、债券、外汇、基金等产品线,打造线上综合财富管理平台。

2、主动增强组织创新

一是主动应变,以竞合思维寻求与电商、第三方支付平台、电信运营商等的跨界合作,加快在移动金融、社交网络、网络融资平台等领域的战略布局,成为新的金融生态系统中协作共赢的一份子。二是要打破自下而上的银行层级管理架构,构建开放的、扁平化的创新平台,使基层员工的创新和创意能够直接到达总部或分行的研发中心,并可以通过适当的筛选和孵化机制,转化成现实的产品投向市场。三是发掘和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在员工招聘和培养上要加强对金融专业人才的科技知识培训以及科技专业人才的金融业务培训。

3、充分重视风险创新

一是增强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全面看待当前网络技术进步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及诱因,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二是选择先进的网络技术,不断提高金融网络的技术性能,构筑完整的风险防范机制,同时强化金融网络系统的风险评估,安全策略实施,运行控制、事后监督等功能,构筑全方位、立体式的风险防控体系。三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客户的特征、嗜好、行为方式、状态等进行量化分析,提升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和精准性,进一步提升风险预警和防范水平。

4、努力寻求运营创新

维多利亚的行业革命 篇8

由萨伏威 (西安) 导航技术有限公司主办的“精密GPS惯导轨道检测系统项目研讨会”于2013年1月20日下午在北京金色夏日商务酒店二层会议室召开。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处长王德智, 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教授邵立勤,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常红星,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英杰、副研究员卢文龙, 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剑,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杂志社副主编陈家忠等20位领导、专家出席了会议。

“精密GPS惯导轨道检测系统项目”系德籍华人、萨伏威 (西安) 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云飞博士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发的专利技术, 2012年1月, 此项技术获得国家的发明专利 (专利号:201010230227.7) 。

韩云飞博士为与会领导和专家作了题为《精密GPS惯导轨道检测系统项目》学术报告。韩博士在学术报告中说, 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测量与测绘技术的进步, 虽然上个世纪末的GPS技术为测量与测绘行业带来长足的发展, 但是特别在21世纪的今天, 随着越来越多高铁建设和投入使用, 对各种测量、测绘、检测与监测技术和设备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速度慢、精度低、工作繁琐、劳动量大、成本高、效率低、可靠性差等是目前各种轨道检测设备所共有的缺陷。

萨伏威 (西安) 导航技术有限公司打破在测量行业中传统的观念, 树立全新的测量思想, 模仿人脑智能思维方式, 用形状代替位置对线路进行描述和测量,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线路测量理论和方法, 同时, 成功地将高精度航空导航技术运用到轨道检测与检测行业中, 发明了一套新的轨道检测设备——精密GPS惯导轨道检测系统。

GPS惯导轨道检测系统突破了传统测量设备测量精度与速度成反比的定律, 实现了高精度与高速度的结合, 具有速度越高, 精度也就越高的特点。实现了在时速20千米的条件下, 以0.1毫米的精度检测轨道的几何不平顺。新检测设备具有精度高、速度快、功能全、抗干扰、可靠性强、操作简单的优点, 其综合指标是同类产品的十几倍乃至数十倍。

因此可以说, 此项技术的发明与应用, 将会在未来的测量测绘行业中引发的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与会专家对于这个项目, 认为具有创新、实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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