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矛盾纠纷

解决矛盾纠纷（共12篇）

解决矛盾纠纷 篇1

我国目前处在一个“结构”和“关系”发展相对复杂的阶段, 一些基层社会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基层社会矛盾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内容复合化、调处疑难化、矛盾易激化等等。这些现实告诉我们, 不可能单纯的靠司法途径来很好的解决这些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在基层社会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以应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新时期基层社会矛盾的类型及其原因分析

根据基层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我们可以把基层社会矛盾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间纠纷性质的公民个人或集体 (群体) 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平等主体之间矛盾。2007年江苏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比2003年增长26.13%。其中, 一审新收刑事案件增长32.58%;一审新收民事案件增长36.94%;一审新收行政案件增长18.04%。在民事案件中,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公司纠纷、保险合同纠纷、担保合同纠纷等案件增长迅猛。2007年江苏法院一审新收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比2003年增长82.26%, 公司纠纷案件增长228.74%,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增长554.46%, 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增长172.89%,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增长143.12%。在行政案件中, 资源类、环保类案件增长最为显著。第二类是公民个人或集体同基层政府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2007年, 江苏法院一审新收资源类行政案件比2003年增长43.20%, 一审新收环保类行政案件增长91.30%。2008年, 共收到向省政府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177件, 比2007年增长10.6%, 依法受理145件, 比上年增长11.5%。177件行政复议申请中, 涉及土地管理71件, 占40.11%, 同比下降5.33%;建设21件, 同比上升23.52%;民政15件, 同比上升25%;劳动和社会保障10件, 同比上升11.11%;公安8件, 同比上升14.28%;水利7件, 质量技术监督6件, 财政金融2件, 其他37件。

从当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成因来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 以及体制、机制、政策、法律、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应该说, 现阶段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及其所呈现的特点, 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 也是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急剧变革与转型的必然产物。

目前以诉讼为主导的矛盾纠纷体系在应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方面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我们要树立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新思路———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二、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

关于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 学界有两种看法, 一类将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为“多方面、多元化、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在此理念基础上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包括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支持此类观点的主要有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肖扬认为, 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也就是“人民调解与司法裁判良性互动的机制”。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理解是将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为诉讼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这种理解是以对美国的ADR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为研究基础的, 所谓ADR, 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 或者翻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对ADR比较早进行研究的学者范愉在《当代中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一文中明确地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刘晓芬在《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也明确地指出, 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是指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和机制的总称。

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一种创新解决机制, 笔者建议对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应作第一类解释。因为, 一是将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为“多方面、多元化、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我国当前着力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所谓和谐社会, 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类社会资源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衡的经纬交织的公民社会。二是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理解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不能全面理解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建立在ADR基础之上的, 这很容易造成在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机制的过程中直接借鉴国外ADR, 而忽略了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的特点, 这不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三是如果片面地将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诉讼以外的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容易将所谓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对立起来, 这样会削弱诉讼的价值和造成民众多诉讼价值的误解。所以, 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包括诉讼在内的司法解决方式, 也包括非诉讼解决方式, 既包括官方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 也包括民间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因此, 关于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这样理解, 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是一个社会中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共同存在, 所构成的一种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体系。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路径思考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一个以诉讼机制为核心和后盾, 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为依托和基础, 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自力救济并存的解纷机制。

(一) 完善诉讼制度, 提高司法效率

目前, 我国的诉讼程序相对单一和繁琐, 诉讼程序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笔者建议, 第一, 加强对简易程序的立法规范。使部分属于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案情简单的纠纷通过简易程序进行化解。第二, 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和繁简程度, 结合当事人的诉求, 可以设置多种可供选择的程序, 实现繁简案件的分流, 这样既可以减轻法院的负担, 也能最大限度地契合当事人的自身利益,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程序都要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不能妨碍当事人权利的行使。

(二) 进一步完善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目前, 除仲裁和行政复议外, 绝大多数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因为没有明确、详细的法律依据, 其操作缺乏规范性。因此,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加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制化将成为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点。具体来说, 第一, 明确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性。除了仲裁、劳动仲裁和行政复议之外, 民间调解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着很重要的部分。但是, 目前经由民间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力,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调解方式的效果。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的合同效力予以承认。此解释试图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笔者认为, 对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应当进一步加强, 当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时, 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申请执行, 对调解协议有异议的, 可以诉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在此要强调的是, 法院审查的是调解协议的形式, 而不涉及实体部分, 否则各种非诉讼调解机制形同虚设。第二, 大力完善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根据矛盾纠纷的种类、性质、数量、以及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自身的优缺点, 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 形成解决各种矛盾纠纷的网络格局。例如, 在证券、保险、期货、体育、医疗、建筑等行业设立专业的行业协会调解或者仲裁制度,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在专业方面的优势;对于涉及征地补偿安置、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税收等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 均可以建立相应的行政裁判调解制度等等。

(三) 理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 建立科学的衔接机制

非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一样属于程序的范畴, 它们同为社会主体提供程序正义的框架, 其宗旨是为当事人提供一种在公平程序中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现实生活中案件纷繁复杂、千奇百怪, 相应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也要求多样化, 才能针对不同的案件适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这就必然产生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如何衔接的问题。因此, 怎样处理好诉讼与非诉讼方式的衔接问题成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 诉讼内外的衔接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 理顺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诉讼可以不是解决纠纷的第一选择, 但是, 司法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诉讼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终方式, 也是最权威的方式。因此, 在整个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 诉讼应当在整个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在这样的前提下, 应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 化解基层社会矛盾, 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互动衔接。第二, 明确司法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审查范围。上文笔者曾经提到, 对于民间调解,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时, 另一方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申请执行, 对调解协议有异议的, 可以诉求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 法院审查的是调解协议的形式, 而不涉及实体部分。诉讼机制对非诉讼机制的支持与监督, 应以尊重前端处理结果为基点。因此, 法院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审查只能是程序上的、形式上的审查。第三, 加大司法ADR的发展。司法ADR是纠纷进入法院后的非审判解决方式, 由于有法院这种公共权力作为解决纠纷的主体, 使司法ADR有别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具有准司法的性质。这种程序简化、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的重要体现。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原有的诉讼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改革的基本趋势之一就是实行多元化的程序设计和运作, 以适应多层次的法律需求。在不断完善司法体制的同时, 充分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 构建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肖扬.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推动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中国司法.2007, 8.

[2].范愉.非诉讼程序 (ADR) 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3].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39.

解决矛盾纠纷 篇2

—XXX—

我县水库前期实物指标外业调查工作已全面结束，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留下了多起土地等矛盾纠纷未化解，主要表现为私人与私人之间、私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权属矛盾纠纷。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水库工程建设中涉及的土地等权属纠纷调处程序的设置存在局限性，导致了土地权属纠纷存在一定的难度，成为影响民生工程建设和移民稳定的热点问题。人民调解是我国现行法律的重要补充，充分运用人民调解将土地等权属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才能实现水库建设和移民稳定。

随着我县水库工作的开展，土地权属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成为制约水库建设的问题，同时也成为诱发移民不稳定因素的原因，水库工程建设工作中的矛盾纠纷如果处理不好，将演变成行政案件。因此要以乡村为主要力量，充分运用人民调解化解土地等权属矛盾纠纷，对于巩固我县水库工程前期调查成果，促进和谐赫章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当前土地权属矛盾纠纷存在的问题及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和现行法律对土地权属矛盾纠纷化解的局限性，导致土地权属矛盾纠纷化解难。主要表现在：

1、土地界限-1-

不清楚，土地承包证指定范围模糊，调查取证难。

2、由于大自然的力量，导致私人与私人之间在利用土地上出现混种、越界，私人与集体之间出现界限不清楚，土地界限混乱，集体与集体之间权属不明确，难于取证。

3、历史的原因，导致历史遗留问题难于解决。

4、当事人的权利长时间得不到保障，群众不满意，移民不稳定因素增多。

二、人民调解在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工作中的运用

人民调解的宗旨是既便民又要从源头上解决矛盾纠纷。

1、在调解工作的实践中，我们要深入调查、精心组织、适时引导、程序合法，为调解工作奠定基础。

2、精心组织。要充分听取当事人对问题的陈述，做到有倾诉就有倾听，对双方的证据材料进行当面质证，让当事人明确自身证据的优劣，找到双方争议的盲点。

3、适时引导。要掌握好调解节奏，在当事人明白争议存在盲区后，要适时引导当事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管当事人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都把它当做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要充分体现对人的尊重，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反复研讨，最后对当事人存在的小分歧就依据社会公德规范进行劝说，促使当事人在和谐的气氛中达成协议。

4、程序合法。程序合法必须贯穿于人民调解的全过程，只有程序合法才能体现调解工作的权威性。使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内容真实，不违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从而保障协

议的执行。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准司法文书，在核实无误后，应当面宣读。并告知双方当事人，若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后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从而终结土地矛盾纠纷的处理，实现就近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的预期目标。

三、强化人民调解的功能和作用

人民调解是以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进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切实消除纠纷的活动，是我国现行法律的重要补充。由于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不完善，调解水平较低，在群众中缺乏威性，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因此强化人民调解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显得重要。

一是强化调解协议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3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规定完善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让人民调解协议由准司法文书演变成正式司法文书。

二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人民调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

道防线”，加强人民调解队伍的建设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内容。人民调解机构要加大对调解员的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提高其法律政策水平、文化水平、调解工作技能和职业道水平，加强同基层司法所的联系，吸收基层司法所法律专业人士，不断补充新的血液。

浅谈中职生矛盾纠纷问题 篇3

一、中职生的特点

中职生年龄较小，在14-17岁左右，他们由于学业原因，没有升入高级中学，他们相当一部分自控能力差，自律性不好，由于学习成绩不好，长期承受老师和家长的过多指责，已经成绩优良的同学们的歧视，有部分学生由于家庭原因，来自单亲家庭或者贫困家庭，相对而言，他们更加缺乏关心爱护，长此以往很容易形成自卑抑郁心理，对外界反应偏慢，逐渐对学校对外界环境带有漠视、排斥、恐惧的情绪，因此这些学生在处理突发问题时十分欠缺有效的沟通方式，因此彼此间十分容易因为小事琐事一言不合就起冲突。

二、做好前期学生工作，如何有效避免冲突

辅导员应该通过新生开学前期的军训工作以及新生适应性教育充分和学生接触，多下寝室，充分和同学接触，减少距离感，师生之间的通过多次开展班会、团日活动，已经日常接触交流，使同学们互相认识，互相熟悉，从寝室开始，让寝室内有一个和谐融洽的氛围，鼓励他们互相之间多多交流，让大家打开心扉，使大家保持一个和睦融洽的关系，逐渐演变成为兄弟姐妹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大家有了

十分熟悉的了解和融洽的关系，以后遇到事情，遇到冲突，处理问题就不会那么容易冲动，这就是把学生的前期思想工作做好，这就大大降低了学生发生冲突的概率。

三、首先要深入细致的调查冲突的原因

学生们长时间在一块儿相处，虽然可能彼此熟悉，但冲突矛盾不可避免，而且还有别班外系的同学，稍微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产生冲突纠纷化解学生中的矛盾冲突，出现冲突时，我们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进行制止，避免情况恶化，同时安抚好学生情绪，让气氛缓和下来，让涉事同学保持冷静，告诉他们要相信老师，老师会秉公处理，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时候教师就要首先及时性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而不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更不能用老眼光来看人，胡乱猜疑，否则老师带有色眼镜看人，经常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委屈甚至伤害了一部分学生，增添学生的反感和厌恶心理。因此，班主任对于学生中发生的自己尚不知情的问题，要亲自进行全面系统、有计划地摸索底细。不能采用“我猜想……”、“我估计……”的方式去捕风捉影，而应该把事情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定。

四、正确处理和善待学生间冲突，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学生出现冲突并不全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学生互相熟悉了解的一个重要过程。所谓不打不相识，冲突得到妥善解决，双方握手言和，做好朋友，何乐而不为？通过解决冲突，使该生会深刻地认识到此事不该做和该怎样做，对他来说是成功的，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了。同时作为班主任对于学生间发生的冲突，不应心烦意乱，动则训斥，讽刺挖苦，甚至歧视、体罚，要“多用情，少用气”，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有时可进行“冷”处理。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不能克制自己的人，就是一台被损坏的机器。”采取巧妙地引导，把冲突当成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强化对事物意义的认识，促成对事物意义的建构。应冷静下来反思自身的工作，不能草率地采取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方法，甚至违背教育理念体罚学生。

五、培养宽容心理，化解矛盾冲突

常言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要向学生传递正能量，韩信尚且能忍胯下之辱，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此话不无道理，学生年轻血气方刚，既容易冲动，所以要多次告诫学生遇事一定要冷静，不要受到不理智的同学语言甚至动作上的干扰或者挑衅，从而一时冲动，而引发冲突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引起恶果。逐步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宽容心，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学生不妨尝试着主动向对方说一些宽容的话，诚挚、友善、宽容的话语，会抚平学生间的隔阂，这样从善意出发，多说一些宽容的话，往往能够触动对方心灵的最深处，从而使学生明白善恶是非。作为班主任应从学生实际出发，多找身边的实例，加强宣传教育，多引导学生，教育学生要有宽容之心，逐步减少、降低冲突的发生，构建和谐班级。

总之，我们一方面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对学生进行适应性教育，通过班级活动、团队训练等相关方式手段，使大家互相熟悉，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氛围，降低发生冲突纠纷的可能，另一方面在面对学生发生冲突时，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制止，并要采取妥善的方式，工作方法尽量人性化，细腻一些，以人为本，充分让学生体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彼此双方交换位置，换个角度看待冲突事件，做到心平气和，同时，最好能使学生自己意识到所犯的错误，如果学生意识不到，那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和应该怎样做，这个过程需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人情绪，应该在一个气氛轻松的环境下进行。帮助鼓励学生勇于承认冲突的过错，善于改正过错，尊重学生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他们冷静下来，引导他们互相“咽下一口气”，做到化干戈为玉帛。心平气和地思考发生冲突的全过程，主要想想自身存在哪些不足。再让学生汇报情况，让双方冷静思考，之后尽量让学生自主解决，最后教师对双方进行教育，并告诫全班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应该保持冷静，积极处理，避免发生冲突：最大限度使学生认识自身行为的不合理性，使他们切身体验，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做到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这就把矛盾冲突交冲突双方自己解决，做到了以人为本，使学生印象更为深刻。也可以很好的避免下次类似情况的发生，同时培养了学生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妥善化解学生矛盾努力构建和谐校园，程乐新《无线音乐·教育前沿》，2014

继母儿女闹矛盾民调援手解纠纷 篇4

纠纷情况是这样的。新开街社区居民刘某于2002年10月娶了个老伴, 虽然双方都是再婚, 可婚后的时间里, 双方在生活上互相照顾, 感情很好。2003年, 刘某患上脑血栓下不了地, 生活不能自理, 老伴王某没有弃刘某于不顾, 将刘某照顾的很好, 每天护理的十分周到, 八年多的时间, 从没有过怨言, 邻居们也都说老头到晚年找了个好老伴。但天有不测风云, 刘某病情加重, 于2010年8月去世, 生老病死, 虽人之常情, 但王某与刘某儿女之间的矛盾也随之产生, 财产 (主要是丧葬费) 如何分配王某老人谁来赡养……问题多多, 矛盾多多, 双方据理力争, 互不谦让, 矛盾持续了3个月, 一直没有解决, 最终王某一纸状子告到了法院, 刘某的子女知道此事后十分愤怒, 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刘某的长子、长女处事比较稳妥, 看此矛盾在不断升级中, 自己又无法解决, 于是想到了新开街社区调解委员会, 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调解此矛盾。

新开街社区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张文慧、王丽荣等人初步了解情况后, 觉得应尽快调解此矛盾纠纷, 避免双方因争夺财产, 撕破脸后, 闹得满是风波不说, 还费时费力造成双方损失。为达到尽快让几个家庭恢复正常生活, 让王某老人达到老有所养的目标, 新开街社区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马上采用“寻根调解法”, 向双方当事人追根求源。一方面立即与王某取得联系, 向王某了解情况, 并了解其所需;另一方面, 迅速行动, 按提供的名单、地址、电话及时与刘某的其他儿女取得联系, 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走访了解, 希望当事人能统一思想, 尽快参加调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纠纷, 防止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情况。

可是事情并不一帆风顺。王某认为:刘某瘫在家中八年, 一直都是她在照顾, 没有功劳也应有苦劳, 刘某去世后, 她没有经济来源, 虽然不是亲生母亲但跟刘某有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四条“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和第二十七条“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 不得有虐待和歧视”之规定, 其子女应该给予她一些钱财养老。

刘某的5个儿女则认为:第一, 刘某去世后所有丧葬费用都是他们几个出的, 单位所报丧葬费自然应给他们几个, 在《继承法》第三条所列举的七款内容中也不包括丧葬费, 王某不应争抢此钱;第二, 根据《婚姻法》相关条文, 王某虽与刘某结婚但并不是他们亲生母亲, 王某与刘某结婚时子女们已经长大, 王某未对他们尽抚养义务, 所以他们也没有赡养的义务。

因此几人都不愿与对方对话, 都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此事。可是王某患有心脏病、糖尿病, 现在身体状况令人堪忧, 诉讼程序必耗时较多, 如何尽快解决此事, 让老人能够尽快安享晚年成了摆在调解员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她们决定“背对背调解法”将其“各个击破”, 调解员张文慧、王丽荣、袁凤伟、钮春霞、王静全部行动起来, 每人负责劝说一方。一次不行, 二次, 二次不行, 三次多次的电话与上门终于让王某和刘某的儿女看到了调解员解决此事的诚意和能力, 双方也终于同意召开家庭会议, 对此事进行协商。

为了使调解更具有说服力和法律效力, 新开街调委会的工作人员多次来到扎区第一法律服务所向关志强律师咨询常用的法律知识, 还借了法律书籍。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了使调解更具权威性、更有说服力, 调解员一次又一次的学习研究, 起早贪黑, 加班加点, 《婚姻法》和《继承法》那一部分法条都快被她们翻烂了。

2011年1月7日, 在新开街社区调委会的主持下双方终于坐到一起召开了家庭会议, 会上双方都坦诚相见, 直接说出自己的所需, 调解员采用了“求同调解法”, 坚持“求大同、存小异”, 多往“同”上靠拢, 在“同”上做文章;调解过程中“放大了共同点、抓住了关键点、找到了解决点”调解员不断向双方进行开导, 梳理矛盾。同时, 调解员分析双方各自的处境和特殊情况并将“丧葬费参照遗产处理, 配偶和子女都有继承权利”这一法规告知了本案所有当事人, 对他们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两者结合最终使各方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调解意见, 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如下:第一, 财产 (主要是丧葬费) 归刘某的儿女分配, 王某不得有异议。第二, 刘某的儿女要为王某申请遗属费, 以确保王某晚年正常生活。

至此一场赡养纠纷, 在调委会同志“情理兼顾、情法兼顾”的巧妙办法下顺利化解。

解决矛盾纠纷 篇5

调研报告

近期，按照市、县综治办通知要求，我镇抽调精干力量，结合农村实际，对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专题调研,对历年典型的矛盾纠纷进行分类剖析，研究处置方式和解决方法，探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形成报告如下:

一、加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的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各种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矛盾纠纷的主体、类型、诉求变得多元化，化解的思路、方法、途径也变得多元化起来。在矛盾纠纷越来越复杂化的今天，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打造平安稳定的生活氛围，提升公众安全感。邻里之间产生纠纷是正常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矛盾纠纷也会随之增多，但不能以此否定创建和谐社会的成就。只要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及时发现矛盾纠纷，做到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公正客观地帮助群众解决纠纷，使群众的矛盾化于无形，安居乐业，不断提升公众安全感和幸福指数。

二是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解除后顾之忧。发展是第一要务，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有把群众矛盾纠纷解决好了，促进社会稳定，才能解除发展的后顾之忧，实现群众团结一

致、凝心聚力，共同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不断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三是促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解决群众矛盾纠纷，也是当下政府由管理转向服务的重要内容，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结合实际，制定了各类行之有效，利于矛盾化解的制度和措施，促进了创建平安社会进程。在新的形势下，探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促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政法领域不断深入。

二、结合实际，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及解决机制 在农村地区，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内容上简单来说，主要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大类。民事纠纷如邻里纠纷、债务纠纷、婚姻纠纷、宅基地纠纷等，也包括如劳资纠纷、合同纠纷、财产受损而产生的经济纠纷，以及对他人造成人身伤害、交通事故等产生的一般性民事纠纷；行政纠纷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关不作为、越权行政、执法不公等违法行政行为或行政行为不合理所引发的，这类纠纷往往容易造成大量信访案件；刑事纠纷指触犯法律禁止性规定且由司法机关解决的纠纷，如侵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纠纷情形。

行政、刑事纠纷不是此次调研的重点，姑且不谈。针对日益繁杂的民事纠纷，镇村、政法部门都是广泛参与处置，但由于人员缺乏、经费难以保障，难以做到矛盾纠纷全覆盖。

目前，农村地区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选择还是调解。参与的第三方一般是个人或政府部门，在矛盾纠纷的开始阶段，个人多是找双方信任的有威望的人士参与，这些人包括双方长辈、好友或村干部，调解的依据是从情理出发，调解过程一般是当面论理或中间人传话，双方对于调解的结果往往易于接受，执行也容易到位，后遗症较少。如2013年一对年轻夫妻的离婚纠纷，就是请双方长辈参与调解成功的，镇村干部没有参与。矛盾纠纷在开始阶段没有很好解决，就会升级，并复杂化，这些对于个人调解不服、双方互不退让或属历史遗留的矛盾纠纷，一方或双方多会找相关政府部门，强烈要求按照自己的诉求解决问题。这些矛盾纠纷棘手而又容易走极端，对政府部门来说，由于日常工作繁忙，难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去耐心做工作，出于快刀斩乱麻的目的，在基本了解事情经过的基础上，容易做出符合法理的裁定，但是因为没有约束力，双方当场同意的结果经常被一方反悔，有时造成反复纠缠的结果。如2013年槐洲村两户刘姓村民因为房屋临界线的问题，一方认为对方茅房过界，推倒对方茅房，经村干部和综治办、派出所、法庭等部门七八次现场办公，根据房屋划线、历史等依据做出的调解，都被其中一方推翻。后来村委会出于化解矛盾的初衷，出资新建了茅房，才使纠缠一年多的矛盾纠纷停止。当矛盾纠纷经上述两种途径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走法律途径起诉就成为必

然选择。

三、在推进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经验教训

在推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比如镇村干部同时参与调解，现场办公，效率更高；在符合法理的情况下，调解尽量贴近双方诉求，可以较好地解决矛盾纠纷，避免后遗症。

在推进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教训也有。比如，各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缺少人员和经费保障；参与调解的干部培训不够，专业化程度不高，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还有法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不服判决或执行不到位，造成一方反复上访，就又产生了新的矛盾纠纷。

四、建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是确立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性思维。虽然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协商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并没有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统一协调、功能和程序互补衔接的有效机制。作为一种机制，必须要靠制度来保障，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同时，围绕司法搭建一个平台，发挥社会化的力量，利用民间组织、群众团体来参与调解，促进矛盾纠纷更好更快解决，又分担了基层干部维稳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多元化解决的方式。

二是积极推动立法，使各类纠纷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

则可循。现在有不少人、甚至是相当的干部把“调解”理解为一般的协调解决的意思，认为人民调解可以统揽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调解可以包医社会矛盾纠纷的百病。实际上，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是多元化的，一般就有司法、仲裁、沟通、协调、协商、调解等，而且这些解决方式在社会上都有所实践并积累了经验。现在的关键是，要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以规则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路径可走，有规则可循，科学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就十分有必要了，能够进一步突出司法体系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衔接。

解决矛盾纠纷 篇6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如何正确引导患者及其家属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个关键问题。首先，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对违法事件应依法严肃处理，决不姑息，以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其次，要加强新闻媒体对医疗纠纷的导向作用，加强法制宣传，引导人们用法律手段解决医疗纠纷；同时，要鼓励患者及家属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医疗纠纷，要使人们明白，现代的医学不是万能的，要客观的面对医疗结果。

医疗机构要用正确的态度处理医疗纠纷

医疗机构要加强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建设。医务人员要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坚决杜绝有悖于职业道德的行为，同时要加强人文关怀，以病人为中心，加强同患者的沟通能力，加强医生的责任感。

加强医护人员业务水平，规范医疗行为。①只有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才能使治疗过程符合科学的要求，避免出现医疗纠纷。②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遵守诊疗技术操作常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办公室自2001年9月1日起鉴定的88例医疗事故争议案中，有23例定为医疗事故，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是违反诊疗技术操作常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其中违反诊疗技术操作常规的有16例，违反规章制度的有7例^[1]。③医疗机构要加强医疗文献及相关资料的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医疗纠纷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后，医疗机构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要重视证据材料的收集，更好地为自己举证；因此，医疗机构只有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医疗文献及相关资料的管理，才能在发生医疗纠纷时拿出充分的证据，使医疗纠纷得到客观的处理。

医疗机构不要和患者或其家属盲目“私了”。根据《民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了医疗纠纷，可以协商解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私了”，但前提是医院确实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医院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或害怕患者无理取闹，无论自己是否有过错，简单地同患者或其家属进行“私了”，就会助长社会中一些不正常现象，不利于依法办事。

充分发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职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职能，使医学会成为医疗纠纷中联系患者及医疗机构的枢纽。但是，一些医疗纠纷中，患者及其家属不愿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还有一些患者及家属进行完市级、省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不服鉴定结果，要求到中华医学会进行鉴定；更有甚者，在中华医学会进行完鉴定后，依旧在医疗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扰乱秩序，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有确立医学会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的权威性，才能充分发挥医学会的鉴定职能，缓解医疗纠纷中医患之间的矛盾。

医学会所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缺乏权威性，主要原因有：①医学会和卫生行政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现在的医疗机构多为非营利性医院，是政府举办的，易使患者及其家属对鉴定结果产生不信任感。②医学会的职权范围过窄。在医疗纠纷中，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病历、化验单、各种医学影像等医学资料，《条例》中规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可以向双方当事人调查取证，但在实际工作中，医学会只是被动地接受医疗机构或患者提供的医学资料，其中很多材料的真实性不能保证，而医学会无权也无能力鉴别医学文献的真伪，使鉴定的时间被拖延，鉴定的结果也大打折扣。所以，医学会应该争取在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资料，并在医疗纠纷前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详细的调查，在对医疗资料真伪有争议时，可委托司法机构对医疗资料进行鉴别，以保证鉴定结果的真实性。③由于多数医疗纠纷都涉及到医学专业知识，而在一个省、市内，本专业的知名人士可能相互间都比较熟悉，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鉴定的结果，这种现象在大医院发生医疗纠纷时更常见。④鉴定专家缺少相关的法律知识。鉴定专家组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就是像法官审理案件一样，不仅要考虑到医疗技术上的问题，更要有缜密的逻辑分析、准确把握法律法规的内涵和主旨^[2]。

为了加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权威性，为了使医学会组织医鉴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很多医学会进行了尝试和探索：①有的医学会和法院联合制订了法院和医学会委托和受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统一规定；②一些医学会对法院委托的鉴定，请法院主审法官旁听鉴定会；③有的医学会与司法机关建立了多条沟通渠道，使鉴定更符合司法要求^[3]。

改变卫生行政部门职能

长期以来，卫生行政部门既办医院，又管医院，在这种制度下，医疗纠纷很难得到公平的解决，为此，新的《条例》规定由医学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医学会与卫生行政部门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卫生行政部门一定要给医疗机构及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独立依法处理医疗纠纷的权力，才能为彻底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创造有利条件，保证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卫生行政部门要引导医疗机构加强业务能力和道德规范教育，做到以预防为主，争取把可预防的医疗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卫生行政部门还要引导医疗机构同保险部门的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事故保险机制，使医疗机构发生医疗纠纷后，由保险公司出面协调、解决医疗纠纷，给予相应赔偿，从而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 李贤仁，王芳，刘海英，等.88例医疗事故鉴定案例分析.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12)：734-736.

2 王芳，刘海英，唱晓燕，等.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差异的分析及启示.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4，20(12)：728-731.

解决矛盾纠纷 篇7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解决矛盾纠纷 篇8

一、高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基本架构

(一) 高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目标———动态稳定

从词源学而言, 稳定就是稳固安定、没有变动之意。长期以来存在对稳定的极致追求, 以致出现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稳定的做法, 新的历史形势下, 学界和实务界对稳定的认识愈加多元化, “韧性稳定观” (1) 、“动态稳定观” (2) 的出现, 对稳定的认识更加全面。研究高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应当以科学稳定观为指引确定制度目标。

高校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目标应当是保障高校内部与外部的“动态稳定”, 而非“刚性稳定”、“静态稳定”、“绝对稳定”。“动态稳定”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及时地调动资源, 克服来自内、外的种种不稳定因素, 提升对社会变化的回应能力, 化解可能发生的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和分配危机, 从而达到动态的相对稳定协调状态, 这种稳定蕴涵的不是停滞而是发展, 不是僵化而是变革, 要求高校矛盾化解机制允许教师、学生通过合法的利益表达和有序参与途径释放其对高校现状的不满。

(二) 高校矛盾化解机制的构成要素

高校要达到“动态稳定”, 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各种保障稳定的机制, 依靠这些机制来消解不满情绪, 纠正处于偏离状态的心理和行为, 化解校内外冲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效能取决对矛盾纠纷的准确辨识以及高校矛盾化解能力, 即高校对常态矛盾纠纷的信息收集、纠纷化解和整体调控能力、效率。高校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强, 能够在高校人员情绪积累期及时发现、在矛盾发生期及时消弭、在纠纷发生期温和化解, 高校的矛盾纠纷会有效得到缓解;反之, 高校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弱, 高校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发展多数有渐进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基本经历潜在抱怨期、显在抱怨期、小规模爆发期和大规模爆发期几个阶段, 及时在辨识矛盾萌发的征兆, 在抱怨期发挥源头治理制度的功能, 效果和效率较高。

评价高校矛盾纠纷化解能力的要素包括:家庭困难学生、特殊个体助的比例与效果;教师、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矛盾纠纷预留经费;信息公开和沟通的速度和范围;意见收集反馈的速度和效果;师生的权利维护与权利诉求的反应速度、处理效果;高校的安全保卫措施效度。充分提高高校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力, 在矛盾纠纷的爆发期发挥动态协调制度的功能, 保证学校的动态平衡和稳定。

二、抱怨期:高校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

社会环境和个人状况是矛盾纠纷的产生和爆发的重要因素。调查发现, “因经济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教师之间的矛盾纠纷”、“师生之间的矛盾纠纷”等几类纠纷发生多数具有抱怨期。如果要实现高校的平稳有序, 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

(一) 矛盾纠纷预警评估制度

高校纠纷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 高校纠纷评估有利于高校稳定, 而高校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烈度较大的纠纷都有其发生的客观条件和前兆, 提前发现并通过组织建设、制度设计、应急措施减少其影响范围, 减弱烈度, 减低社会危害性。“如果在的萌芽阶段给予干预, 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社会的爆发” (3) 。其次, 高校纠纷评估有利于减低维稳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多数高校的纠纷化解工作侧重于事后治理, 而不重视事前预防, 进行高校纠纷评估是从高成本事后处理转变为低成本事前预防, 实现纠纷的源头治理, 提高纠纷化解工作的实效性。可以通过建立状态高校矛盾纠纷综合指数揭示高校矛盾纠纷状况和内在规律, 对高校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进行评估。

(二) 弱势群体支持制度

处于弱势中的学生和教师, 产生抱怨的几率相对较大, 必须关注学生、教师中弱势群体, 实现其的必要支持。因为经济贫困、心理脆弱的教师学生群体如果持续感受到被边缘化, 带来高校内部社会关系的断裂, 威胁到高校的持续稳定。当代中国, 国家层面在通过贷款、助学金、奖学金等不断完善对弱势学生的经济支持, 高校也通过勤工助学等机制给予学生经济支持, 这些经济支持机制的有效运转将一些矛盾消弭在萌芽阶段。但是心里支持还没有得到重视, 众多高校发生的矛盾表明, 弱势学生心理压力增大, 没有安全感, 常常苦闷、焦虑, 如果这种负面的心理能量不能及时地稀释或排放, 那么遭遇学业、生活、人际关系困境后, 就可能转化为剧烈的矛盾行为;反之, 在各种压力和困境面前, 如果个体能够得到及时帮助和支持, 那么学生就会获得归宿感、共存感和安全感, 缓解负面情绪, 就减少过激行为的风险。所以, 重视对高校脆弱学生群体的心理支持, 对维护高校稳定意义重大。

高校心理支持机制既要加强对学生负面情绪的化解, 也要重视培育学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公共精神的正向引导。负面情绪化解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高校专门心理卫生机构、教师、学生、家长、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组成的有机网络。高校专门心理卫生机构在学生个体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救援方面作用不可替代, 高校加快建设具备专业性人员的心理健康机构, 同时, 还应当鼓励学生的自我调节、互帮互助, 为心理脆弱群体及时提供生活帮助、心理救助与心理预防保健, 平衡情绪;这样, 就可以形成合力, 有效缓解高校张力, 维护高校稳定运行。培育学生对母校的认同感是化解学生与高校之间的矛盾重要途径。“认同指的是一种‘我们’的意识的形成, 对‘我们’有一种感情投入。” (4) 在高校发展中, 认同精神可以增强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任, 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增加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 减少误解, 平和化解矛盾。公共精神传承了共同体的普遍精神、价值观, 成为凝聚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高校作为共同体, 如果高校成员之间没有互信、互惠、团结、合作、理性、法治精神, 而是充满怀疑、猜忌和缺乏共识, 就没有高校的稳定运行。

(三) 信息传输畅通制度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 现代教育是信任教育。都说教育是个良心活, 只充分的信息交流, 才有真正的信任, 信息在现代社会扮演着“稳压器”的角色。如果高校的正规消息不畅通, 信息公开不落实, 信息严重不对称, 教师和学生缺乏知情权、参与权, 就可能导致关于学生学业获得、教师职业发展的各种小道消息甚至谣言盛行, 产生对高校的信任危机。因此, 畅通信息传输渠道, 提高高校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公开度, 减少教师、学生与公共权力之间的信息壁垒, 现在一些学校开展的校长面对面、校务信息公开、教代会重大问题征求意见、重大事项公示制度等做法, 是畅通信息传输通道重要制度。

三、爆发期:高校矛盾纠纷的动态化解

矛盾纠纷已经发生, 如果各个相关单位能够效率、公正地将矛盾纠纷化解, 就不会演化为危机。

(一) 健全不满情绪宣泄制度

调查显示, 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人们权利意识大幅度提高, 就会有教师和学生对高校的现状和改革产生不满, 引发现实矛盾和纠纷。宣泄机制可以使矛盾在萌发的初期及时化解, 避免过激的行为。“不平则鸣, 只有平了, 才能静下来。鸦雀无声有时比噪音更可怕, 因为鸦雀无声的背后, 往往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5) 当学生对宿舍、食堂代买、代购物品 (如被褥、书籍) 等高校经济行为不满, 对学籍管理、处分惩戒、招生毕业等高校教育行为不满, 如果高校提供表达诉求的经常化、制度化渠道, 可以防止了矛盾积聚, 避免了矛盾的总爆发。

(二) 开辟意见收集和反馈制度

如果高校表达机制狭窄单一, 那么就会造成矛盾纠纷累积;反之, 开辟多种经常化、制度化的意见收集和反馈制度, 让意见及时表达, 通过反馈机制使个体不满、排斥不断地得以稀释, 变张力为均衡。才能提高高校对教师和学生要求的快速回应能力, 实现高校与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意见收集与反馈也为高校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资源, 使高校能够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利益要求、意见和想法, 高校才能更科学的调整规则和做法, 调整不同的利益矛盾, 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三) 完善纠纷处置制度

调查发现因教育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矛盾频次也比较高, 其中的大部分继续发展为纠纷。近年来, 随着学生及家长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 这类矛盾纠纷增多, 矛盾主要表现学生抵触或排斥高校学籍管理、处分惩戒、招生毕业等, 纠纷则是学生认为高校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受教育权利, 进而向高校提出权利主张。这类纠纷属于行政纠纷, 因为高校是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教育管理职权。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 高校有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等。这类纠纷往往关系到学生的学业状况, 学业又是学生进入高校的首要目的, 所以这类纠纷一部分进入了行政诉讼程序;一部分以学生集体抗议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高风险社会中, 学生人身安全受到来自校内外各种因素威胁, 因人身关系高校与学生之间发生的矛盾频次也比较高。高校时有发生一些因自杀、暴病、失踪、意外等受伤和死亡的事件, 事件发生后高校与学生 (或家长) 发生补偿纠纷。事件对学生个体和家庭的影响很大, 同时法律对责任分担不是很明晰, 这类纠纷采用双方协商方式解决的较多;也有部分学生方对高校的人道主义补偿数额不满, 纠纷激化的情形。

因劳动关系高校与教师之间的矛盾纠纷在各高校的发生频次有较大差异, 用人机制和薪酬改革力度较大的高校矛盾较多, 转化为权利纠纷也较多;而用人机制和薪酬改革力度较温和的高校矛盾也比较多, 但是转化为权利纠纷的数量则较少。整体而言, 高校人员任用体制和薪酬改革力度比较温和, 大部分高校没有制度化的教师退出机制和收入差异较大的绩效工资制度, 由此引发的矛盾不突出, 纠纷数量不高, 现在主要是在教师的主动辞职和被动辞退过程中发生纠纷。高校作为事业单位, 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可以适用《劳动合同法》;但与具有事业编制的教师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与普通劳动关系, 也不同于国家机关与公务员关系。教师主动辞职和被动辞退均无明确的法律依据, 这类纠纷又关系着劳动关系的存在有否, 涉及教师的较大利益关系, 化解存在一定难度。

每个高校都有很多处理矛盾纠纷的方式和方法, 但由于纠纷的多样, 单独适用某类纠纷的解决办法特别繁杂和具体, 但都需要以公开、民主、沟通为处理原则。有条件的高校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心, 明确其权责, 即接受诉求表达, 进行矛盾调解、纠纷分流, 主要工作方式是召开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 相关部门有配合的义务, 按照高校矛盾程度、纠纷等级, 派相关级别的人员参加。具有机构和制度保障才能使高校矛盾纠纷的动态协调取吸收有益经验、取得最佳效果。

四、结语

源头治理、动态化解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才能使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 才可能减少纠纷, 及时化解矛盾, 果断处置冲突与对抗。纠纷未发生时, 重点工作进行评估、预警、制度建设, 纠纷发生后按照如下流程处置: (1) 纠纷发生:纠纷发生单位、汇总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中心, 进行纠纷的分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和纠纷解决机关、纠纷分流到纠纷解决机关、现有制度的问题反馈, 完善机制; (2) 纠纷恶化:启动纠纷应急处理程序、纠纷解决机关化解救份、现有制度的问题反馈, 完善机制。

注释

11 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 2012 (5) :25.

22 俞可平.动态稳定与和谐社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6 (3) :27.

33 张宗林.社会矛盾指数:一个民生问题的分析工具[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2 (2) :67.

44 孙立平.“社区、社会资本与社会发育”[J].学海, 2001 (4) .

解决矛盾纠纷 篇9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对策建议

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为我们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指明了方向。解决矛盾纠纷关键要抓“两头”。一是对已经形成的、现有矛盾纠纷的调处;二是对潜在的、初发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从整体上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1、建立周密的信息网络和调解组织体系,及时掌握信息,力争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首先,健全信息网络。以各级、各类调解组织为基础,在县级以下建立县、乡、村、组三级四层矛盾纠纷信息网络。配备专兼职调解员,尤其在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医疗机构等易发纠纷领域,努力获取预警性、内幕性纠纷信息。其次,汇总收集信息,组织纠纷调解工作人员定期进行信息交流、收集汇总。从省市到县、乡建立专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保证信息传递及时、高效。第三,准确分析信息。各类调解组织在收集信息的同时,都要进行分析评估。要从宏观、整体的层面,开展总体分析、分类分析、隐患分析、个案分析和深度分析,关注民生热点,跟踪隐患焦点,把握矛盾重点,准确预测发展趋势,提出预警性建议。第四,及时处置信息。在矛盾纠纷信息的全面收集、准确分析、预测预警的基础上,按照纠纷信息的普遍性、特殊性、潜在性、初发性、专业性、严重性、突发性进行分类,及时上报党委、政府,反馈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实现矛盾纠纷的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和早化解。

2、推进人民调解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建设。

人民调解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长期以来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从现实生活的外在因素看,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现实的困境,一是资金严重短缺,缺乏相应的奖励制度和补贴办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二是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影响调解质量与效率;三是人民调解员队伍不稳定,人员调整频繁,不能相对固定。针对以上问题,为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水平,国家应当设立专业机构,使人民调解向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方向转变。切实把熟悉法律法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水平高的人员充实到调解队伍中来,并对现有人员进行强化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以适应新时期调解工作的需要。不断加大硬件投入力度,配套完善奖励机制,为调解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断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二、配套机制,完善创新,确保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时效性。

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初始信息快速反应处置系统,确保早发现、早处置。建立纠纷排查、信息分析、快速反应、紧急调处、纠纷快报、责任追究等一系列制度。通过梳理,将可能引发民转刑犯罪和群体性事件的各类矛盾线索和涉及的重点人纳入视线,一旦出现纠纷,立即处理。二是着力把握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发展、变化规律,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不仅形成化解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的方式方法,而且形成调处企业改制、劳动争议、行政争议和医患纠纷等新型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形成各具特色的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方法体系。三是推动化解方法的创新。建立党政领导接访日制度、矛盾纠纷包干责任制、重大疑难纠纷承办机制,引进心理(法律)咨询、听证评价、民主恳谈等方式方法,提高调解成功率。四是研究矛盾纠纷的起始成因,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定期分析制度,促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

三、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诉讼前置作用。

由于社会矛盾呈现出主体和内容的多样化、成因复杂化等特点,使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上升,与法院审判力量有限的矛盾日益凸现,使审判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法院判决而引发上诉、申诉等案件的增加和执行难等问题,不旦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同时也使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公信度降低,使法院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人民调解作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更适合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体现了当事人自主、自由处理的权利。因此,实行部分民间纠纷诉讼前置,既有利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更好地发挥法院司法的功能,同时也有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增加其工作权威性。

解决矛盾纠纷 篇10

1 交通运输行业矛盾纠纷的类型及特点分析

1.1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发的矛盾纠纷

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 农民工工资、拖欠工程款, 工程建设在征地拆迁、水系、水利、道路、施工便道、环境保护等方面影响沿线群众利益, 工程质量事故、安全生产事故、治安案件、灾害事故等突发事件, 地方黑势力强买强卖强缆工程等, 这些方面引发的矛盾纠纷将比较突出。包括实施暴力阻工强揽工程引发的矛盾纠纷、欺行霸市强卖施工地材引发的矛盾纠纷、拖欠或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矛盾纠纷、工程施工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如果重视不够, 处理不及时, 很容易导致重大矛盾纠纷。

1.2 交通运输市场因诚信引发的矛盾纠纷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 交通运输市场诚信缺失、信用危机问题日益突出, 并将在一定时期内进一步凸显。公路运输方面客运班线、客运交通事故、物流利益、公路治超、绿色通道、城市客运、的士公交等;水路运输方面航道航线、安全生产、打击水路三无船舶、执法主体与客体之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新建工程和大中修工程中, 招投标、工程量变更、转包、分包等环节, 都需要尽快健全市场诚信体系。

1.3 就业和物质利益分配领域引发的矛盾纠纷

就业方面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在国际金额危机大环境下, 交通运输企业不断转轨、改革, 相关技术改造及多元化投资主体进程加快, 由此会导致以下问题:燃油税改革、逐步取消二级收费站导致人员转岗分流的问题;税费改革后取代“六费”的成品油消费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基数核定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倒闭或亏损造成失业或下岗人员增加;由劳动条件、经济报酬、环境污染、人身侵权等引发的矛盾增多;为适应市场竞争需要, 企业减员增效, 交通行业就业消化能力有限, 一批又一批职工子女进入就业年龄, 就业困难, 生活水平下降。

2 交通运输行业矛盾纠纷预防处置对策

2.1 以“营造和谐稳定环境”为目标, 不断完善预防调处矛盾纠纷长效机制

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并结合实际工作, 发挥主观能动性, 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认真研究和探索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思路、新方法。成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 负责领导协调辖区内的日常矛盾排查调处和应急指挥工作, 大力提高矛盾调解队伍素质和调解工作质量。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 并按照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固化相关活动, 确保排查治理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同时, 要加强矛盾纠纷工作研究, 及时分析矛盾纠纷的苗头、倾向、原因、规律等, 做到心中有数, 掌握主动权, 拿出切实有力的措施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

2.2 以“落实社会保障政策”为手段, 筑牢预防调处矛盾纠纷的群众基础

关注并努力改善系统内部弱势群体民生问题, 落实社会保障政策, 积极遵照有关法规, 配合有关主管部门做好行业内的社会保障工作, 全力扩大就业。要妥善安置转岗分流人员, 保证其正常生活待遇;按照规定按时足额发职工工资和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依法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把长期聘用人员纳入社保范围;积极开展访贫问苦、关爱慰问等暖人心、聚人心的活动。同时, 要努力帮助交通系统下岗职工“零就业家庭”解决一人就业, 解决贫苦职工家庭的就业问题。要拓展“单位帮”、“他人带”以及“自己找”的模式, 在交通运输行业不断开辟新的就业渠道, 既为职工解决就业岗位, 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交通出行服务。

2.3以“深化法制道德教育”为抓手, 营造预防调处矛盾纠纷的良好氛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党和政府把依法治国提到了更高的高度, 加大了法制道德教育和诚信建设,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已经成为主旋律。结合交通运输系统实际, 要大力推进普法教育, 加强矛盾纠纷机制、形式和方法的创新, 不断增强工作实效性。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主体多, 涉及面广、要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和不同年龄段的职工, 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 在全行业营造法治环境。要不断完善交通建设领域的诚实信用管理体系, 加大对不讲信用行为的处罚, 加大诚信缺失的成本, 使失信者在交通运输市场尝到“恶有恶报”的恶果。

解决矛盾纠纷 篇11

关键词：农村矛盾 表现 成因 对策与措施

农村矛盾历来是影响农村稳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群众经济利益的磨擦、思想观念的碰撞等引发的矛盾更加复杂多样，如果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得当，就有可能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影响干群关系的融洽，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

近几年来，农村中的矛盾越来越多，而且复杂多样，但涉及最多，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干群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农民，其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逐步提高。他们越来越懂得保护自己，越来越懂得监督干部。作为村干部，本质上还是农民，整体素质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农村飞速发展的要求。其综合素质低,是造成当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2.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实施，对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村民直选和自治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矛盾和问题。

3.因违背伦理道德而产生的矛盾。这类纠纷大多表现在家庭纠纷上，如养老纠纷、经济纠纷、赌博纠纷、通信纠纷、闲话纠纷和婚姻纠纷。处理这类纠纷比较棘手，因为道德仅仅是一种行为规范，只具有约束力，无强制执行力。诸如此类的纠纷要介入司法程序解决还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增加了当事人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法律处理进程长、落实难，弄不好会酿成大祸。加之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此时便需要我们村干部灵活处理，找准引起纠纷的关键要害，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从而化解矛盾。

4.因违背政策原则、法律法规而出现的矛盾。这类纠纷事例特别多，我认为处理的关键就是要在矛盾初发时就做好排查调处工作，凡事都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千万不要因小失大使其酿成恶果，甚至造成违法犯罪。

5.因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引起的纠纷。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不断增多。不必讳言，总有些人因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用激化的方式解决，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成因

社会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1．因农民权益受损是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过低，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证，是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农民对产前、产中、产后各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但许多地方产业化经营发展缓慢，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造成农民意见较大，这些意见直接落在基层干部身上。

2.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使干群隔阂加深。有的基层干部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置若芒闻，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有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没有真正体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态度强硬，作风蛮横，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从而引发干群之间的矛盾，造成不好影响。

3.对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稳妥，引发上访事件。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工程建设征占地补偿、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有的基层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委会的财务、作风等方面问题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包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企业与驻地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协调不力，处理不当等等。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

4.农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与落后的社会管理而产生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已经成为生产和交换的主体，更加关注自己的投入和收益，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对待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各种通讯设备、新闻媒体的普及，使农民通过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法规，村民要求在村务上行使民主权利，直接选举和监督村干部，从而真正实现对村务的民主管理和决策。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本是件好事，但作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又制约了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成为导致干群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一些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时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影响个人利益就上访告状。二是行使民主权利随心所欲，使本来素质不高的候选人赚得了选票，当选为村干部，为新的干群矛盾埋下了隐患。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

要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和平安农村建设，应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努力提高管理和服务农村社会的能力。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加强村班子建设，提高村干部的整体素质。村干部作为基层干部，对于本乡、本村的社会情况、民情民意、现实矛盾以及可能出现的潜在矛盾，都了然于胸。他们素质的高低，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能力的大小，是能否正确处理和做好矛盾的疏导化解工作的关键。因此，疏导化解矛盾，必须要以加大提高村干部素质为重点，只有抓住了这个重点，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村矛盾的化解。

2.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党的农村政策要靠广大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领导的决策和工作意图要被群众所接受，只有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上级的政策和意图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使各种矛盾得以化解，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贯彻落实。

3.严格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代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严格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做好农村工作、化解农村矛盾的前提和保证。

4.掌握科学的方法，疏导、化解农村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村矛盾，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广大村干部做好新时期基层领导工作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做好疏导化解工作，一要从思想上正视矛盾，积极主动抓“苗头”。二要从全局上把握矛盾，集中力量抓“重头”。三要从客观上分析矛盾，实事求是抓“源头”。要四要从根本上认识矛盾，以人为本抓“头头”。

解决矛盾纠纷 篇12

1 医疗纠纷处理几种方式的利与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医疗纠纷的解决设定了3种可供选择的法律途径:自行和解、卫生部门调解和诉讼, 但现行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目前的医疗纠纷现状不太适应。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统计, 在北京各类医疗纠纷中, 通过行政程序、诉讼程序处理的纠纷不到总数的20%[1]。

1.1 自行和解机制的弊端

患方最愿意接受的是自行和解方式, 占了纠纷解决的绝大多数, 但是弊端不少。一是协商和解成了“和稀泥”;二是和解权威信较低, 纠纷容易反复;三是和解公平性较差, 患方认为自己医学专业知识缺乏, 难以与医方协商, 处于弱势, 而医方在“医闹”的逼迫下, 更是弱势, 双方都认为签下的协议不公平。有些通过“医闹”获得赔偿的还得给“医闹”分成, 因此, 医患双方都受损害, 当然, 医方是最大受害者, 作为医方, 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这种“胁迫式”自行和解的方式。

1.2 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机制的弊端

医方愿意接受的是卫生行政部门调解机制, 但弊端也不少。患方不愿意接受的原因:一是卫生行政部门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难以被患方认可;二是多数卫生行政部门不会主动介入, 特别是军队医院不直接隶属于卫生部门, 有了纠纷时, 医疗机构的上级更不会主动介入;三是卫生行政部门由于专于卫生专业知识, 疏于法律专业知识, 难免会发生处理医疗纠纷不严谨的情况。

1.3 诉讼机制的弊端

医方最愿意接受的是诉讼机制, 因为其最能体现公平, 并且具有公权力, 但诉讼机制中的一系列问题, 患方难以接受:一是多数患方无法承受巨额的诉讼费;二是严格遵循事实, 依据判定, 忽略患方心理感受, 而且, 最终判定还是要依靠专业鉴定, 更多的是医学会的鉴定;三是诉讼过程漫长, 使患方在没有准确结果的情况下耗费人力和精力;四是医疗纠纷审理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混乱。

2 医疗纠纷调解的几种模式

2.1 中国大陆模式

由于以上三种方式, 都存在不少弊端, 而且, 医患关系有激化的趋势, 为有效解决医患纠纷, 中立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应运而生。

2.1.1天津模式——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调解

2006年12月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成立, 该中心是天津仲裁委员会下设的一个分支机构。仲裁委聘任医学、法学专家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这些仲裁员、调解员都是兼职的, 与仲裁机构也没有隶属关系。发生纠纷的医患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将纠纷提交调解中心调解, 调解中心受理后, 由当事人选择或者委托调解中心主任指定的调解员依法解决纠纷。天津模式的特点:一是实行“一裁终局”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 仲裁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或者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能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也不能上诉, 即所谓“一裁终局”;二是专业化程度低。

2.1.2宁波温州模式——理赔处理机制加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于2008年3月1日起施行, 其最主要的做法是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两大机制。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 发生医疗纠纷后, 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患方索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 由调委会、理赔处理中心共同负责处理。

2.1.3上海模式——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2006年4月, 上海普陀区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发生纠纷后, 医患双方可向调委会提出申请, 调委会受理立案后, 由医学专家和律师进行医学技术评估和法律服务, 之后, 再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医疗机构、患者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 也可由调委会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

2.1.4南昌模式

南昌市也出台了《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其方法与上海模式基本相似。

2.2 中国台湾模式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医疗纠纷处理的立法动向也体现了强化利用非诉讼程序解决医疗纠纷, 维持医患关系和谐, 抑制诉讼的价值趋向[2]。2000年2月, 台湾行政院通过了《医疗纠纷处理法 (草案) 》, 将调解强制, 仲裁任意确定为医疗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 以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进而有助于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3]。

2.3 国外模式

2.3.1美国模式

20世纪70年代, 美国部分州鉴于医疗过失诉讼案件的爆炸性增长, 正式接受《美国统一仲裁法案》, 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当事人除诉讼外还可通过包括仲裁在内的其他非诉讼方式解决医疗过失纠纷;1997年, 美国实施“正当程序议定书”计划, 以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的广泛运用。根据报告的调查, 医疗纠纷主要还是通过调解和仲裁得到解决, 其中85%左右的争端的解决是采用了调解这一方式[4]。

2.3.2德国模式

德国各州的医师协会和保险公司合作成立了即时解决医疗纠纷的仲裁机构, 替代德国法院处理了为数众多的医疗纠纷, 从调解民事纠纷的角度来处理医疗纠纷。德国模式的特点: (1) 专业性强, 专家小组中必定有一名医师与涉嫌造成事故的医师从事相同的专业; (2) 办公费用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支出; (3) 调解意见无法律效力[5]。

2.3.3日本模式

1973年, 日本医学协会创建了“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为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庭外调解机制。医学协会作为一个团体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 作为总承包人对已参加保险的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负有赔偿责任。日本模式的特点: (l) 匿名制, 所有提交给理事会和索赔评审委员会的材料都是匿名方式; (2) 及时性, 自接到诉讼到解决索赔平均所用时间在3~12个月内; (3) 运行费用低, 医学协会所雇佣的医学专家的佣金低; (4) 权力制衡, 医师协会下设调查委员会和鉴定委员会, 均由医学专家和律师组成, 两个机构分立是为了避免片面性。

2.3.4新加坡模式

1997年, 新加坡成立调解中心, 鼓励通过调解化解医疗纠纷。除接受医患双方提出的调解请求外, 调解中心还受理法院转介过来的医疗纠纷案, 调解成功率很高。新加坡模式的特点: (1) 调解不公开; (2) 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就具有约束力; (3) 收费低。

3 讨论

3.1 将医院从矛盾的焦点中解脱出来

医疗纠纷发生后, 绝大多数患方选择所谓的“和解”, 因此要有调解方, 而调解方必须是中立的第三方;因为赔偿在医方, 而鉴定的专家或多或少和医方有牵扯, 所以第三方难以绝对中立。如果将医方从矛盾中解脱出来, 即医方买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纠纷的赔偿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 医方不直接承担赔偿了, 医院作为矛盾双方的“盾”不存在了, 自然将医方从医疗纠纷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了。医方不直接承担赔偿, 割断了医方与鉴定专家可能发生的联系, 这样的中立第三方才能被患方认可。从国内几个城市的模式来看, 天津、浙江、上海都采取了医疗机构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中立第三方进行调解的模式, 都取得了明显效果, 说明这种模式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

3.2 强制推行购买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办医院, 就难免会发生医疗纠纷。购买医疗责任险, 无论和解的方式、调解的方式还是诉讼的方式, 都有必要强制推广。建议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强制推行, 就像交强险一样。

医院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 对医方来说, 赔多赔少不用担心, 医院领导不会被纠缠到纠纷当中去, 更关心的是医疗鉴定的准确性, 对于防范医疗差错和事故更为有利, 对责任人的处理也有依据可循;对于患方, 不必担心鉴定或调解专家的偏袒, 因为直接赔偿与医方无关, 鉴定或调解专家偏袒医院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小。

由江西省医学会主导、江西省卫生厅推动的医疗责任保险项目正在江西二级以上医院强制推行。卫生厅负责保险公司的推介和招标, 每个医疗机构保险的项目分为主险 (即医疗责任险, 必须投保) 和附加险 (自愿投保) 。每个医院的保险金额通过评估医院的医务人员数量、年住院人数、门急诊人数等指标确定, 理赔依据为医院自行调解的纠纷协议书、南昌市医调中心的调解协议书及法院的判决书, 其中医院自行调解的, 保险公司按赔偿额的50%进行理赔。江西省医学会监督、指导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的工作, 组织联席工作会议, 解决项目运行难题。

3.3 加强舆论宣传引导

好的政策需要媒体的宣传引导, 一是引导政府作为;二是引导患方选择合理的诉求方式;三是进行舆论监督。和谐的社会环境需要媒体引导, 没有任何国家, 也没有任何医院不发生医疗纠纷, 这是事实, 医学还有许多难题没能攻克, 因此媒体要引导大众认同这一事实。世界上只有专家, 没有全才, 隔行如隔山, 媒体记者对医学知识毋庸置疑也是欠缺的, 媒体报道要慎重, 要做和谐社会的倡导者。

摘要：医疗纠纷的实质就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矛盾的焦点为是否赔偿和赔偿额度的问题。由于赔偿方是医方, 而医疗事故鉴定、第三方调解等均需要与医院关系密切的人员参与, 导致患者的严重不信任, 进而引起“医闹”等不良事件的发生。医疗责任保险转移了赔偿人, 赔偿与医方的关系明显减少, 是将医方从医疗纠纷矛盾中解脱出来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医疗纠纷,医患矛盾

参考文献

[1]章成斌, 陆斌生.医疗纠纷宁波解法的利弊浅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1, 28 (4) :270-272.

[2]张海滨.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医疗纠纷ADR[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3, 19 (3) :153-155.

[3]Harold TK.Minimizing medical litigation[J].Med Pract Manage, 2006, 21 (5) :257-261.

[4]吴光明.医疗争议之仲裁——兼评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J].月旦法学杂志, 2008, 160 (9) :17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