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共12篇）
十七年 篇1
“永远!我家的抽水机没办法抽水了, 你帮忙看看吧!”董店村的村民董建业对正在吃饭的董永远说。“行!”董永远说着, 把饭碗一推, 扛起梯子, 拎起工具包, 就跟着董建业走出了家门。这是董永远服务村民用电的一个剪影。
“用电有问题只要找他, 他就来!”
“他干电工后就很少停电了!”
问起董永远用电服务的情况时, 安徽省萧县白土镇董店村的村民纷纷点赞。
17年前, 董店村用电是由村委会 (以前叫大队) 管理。那时, 由于种种原因, 用电管理一度成为棘手难题, 电工更换如走马灯。“天越热, 越容易停电。”村民说, “一停电, 家中不能抽水, 吃饭都受到影响, 经常出现到处找水的现象。”该村村民董永远自告奋勇, 毛遂自荐任村电工, 并向大队表示一定要把困扰村民的停电难题解决掉, 为百姓尽心服务。“我干电工就图个不停电, 那时电工没工资, 只有很少的政策补贴。”董永远说。
努力化解停电难题
要扭转经常停电的状况, 需要的是实干和技能。董永远负责4个自然村、1 700余户的用电服务, 低压线路总长有20多千米。要保证用电正常, 电网是基础。于是, 他没事就沿着线路巡查, 清理树障, 调整三相线路负荷, 扶正歪斜的电杆。由于巡线频率太高, 以致有的村民误解, 问他:“你老是仰着脸看线, 是不是怕人家偷电?”董永远笑着回答:“我在看线路上有啥毛病没有呢!”董永远巡线时, 即使不是他管辖范围内的高压线路, 他也经常顺便查看, 把发现的树障、杆身歪斜等安全隐患及时告知有关责任部门, 以提前消除停电隐患。履职以来, 他每年巡线、义务服务群众行程都在一万余千米, 也因此更换了两辆摩托车。常年累月坚持巡查线路, 使他对线路情况了如指掌, 以至于哪个村一出事, 就能在5 min之内判断出故障所在。
一次, 群众告知董永远东张村停电, 当时天已经黑了, 外边正刮着风下着雨, 他稍作回想, 立即判断出问题可能出在该村一户村民家的石榴树上。因为他曾动员这家把石榴树刨掉或移走, 这家人觉得刨掉这么大的石榴树可惜, 又不舍得移走。虽然晴天不会出事, 可现在刮着大风, 又下着雨, 问题可能就来了。想到此, 他披上雨衣、背上工具包、骑上摩托车就直奔该处。走近一看, 果然发现风卷树枝扫在低压线上, 于是开展紧急处理, 前后仅20 min左右, 故障被消除, 用电恢复正常。在故障处理后, 董永远通过事实向这家人说明刨树的理由, 取得了用户理解, 不久主动把树移走了。
董永远管辖的几个台区, 大都位于山区, 受水位较低的影响, 家家都打了几十米的深井用电抽水, 这就很容易造成漏电现象的发生。若不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很可能会因一户漏电而导致一条或整个台区线路停电。为此, 董永远十分重视保护器的安装和运行。通过和群众广泛交流, 村民也积极安装, 家家都有了保护器, 一旦跳闸了, 群众也知道是自家的线路有毛病, 就找董永远排除故障, 避免了扩大停电范围。另一方面, 董永远对台区线路下树障清理得非常彻底, 使得台区总保护器保持可靠运行。
对群众用电上心才算优质服务
谈起董永远的服务, 群众都交口称赞。老百姓家里用电出了难题, 原本不是供电企业的职责, 因为按照有关法规, 谁的产权谁负责。可董永远说:“现在农村里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 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 妇女又不能爬高上低, 他们家里电路出了毛病, 他们除了找电工还能去找谁啊?”为了群众这最后的“一米”用电难题, 是选择守着生硬的条规, 还是服务群众不分内外, 董永远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对老百姓家里的用电上心才算优质服务!”董永远说。他的这一服务理念拉长了他的服务链条。
十几年来, 不论节假日, 还是工作时间以外, 董永远总是工具包不离身, 电话成为热线, 天天走东家, 跑西家, 风里来, 雨里去, 热心帮助村民解决用电难题。由于他管辖的台区线路十几年一直没有改造升级, 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 用电负荷早已翻了几倍, 群众家中的室内线及插座、刀开关等很多已不能匹配, 因此发生停电非常频繁。多年来, 董永远几乎每天都要为村民排除用电故障一两件, 有时两三件, 高温时节甚至七八件, 累计为村民解决用电难题已达上万件。
一天晚上10点多了, 董永远接到南张庄一个女孩的电话:“董师傅, 我家停电了, 我奶奶病了, 请您帮个忙来看看, 行吗?”董永远一边告诉她不要急、马上就去, 一边准备, 骑上摩托车就赶了过去。原来是这家的室外线和院内的桃树长期接触磨损漏电, 导致停电。在修复线路时, 树上掉下的“杨拉子” (杨树上一种蛰人的昆虫) 蛰得他奇痒难忍, 但他忍着奇痒, 坚持把电修好。修好后, 女孩和她的奶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17年来, 董永远这名普通农电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书写了一曲曲服务群众的赞歌。
(题头照片为董永远在向村民宣传用电政策)
十七年 篇2
（一）、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小说
1、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 1在十七年时期，○左倾思潮还没有发展演变到极致，它还没有像文革那样给文艺造成全面的破坏性伤害，这样就使得五四新文学的一些传统和精神还有生存和发2从现实的原因来看，小说和其他体裁比较，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展的空间。○的创作需要长期的体验、构思和思考，因此受政治的干扰要比其他体裁少。
2、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两个繁荣时期
在体裁上，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最兴盛的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小
150年代初期，以短篇小说的丰收为标志。○250说相对而言发展得比较薄弱。○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以长篇小说的丰收为标志。
3、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
(1)从题材上看，选取革命斗争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题材，广阔而深刻地反
1历史题材:a解放战争 ： 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长篇代表作：杜鹏程《保卫延安》、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短篇代表作：峻青《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百合花》 b抗日战争和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长篇代表作：孙犁《风云初记》、杨沫《青春之歌》、梁斌《红旗谱》、欧阳山《三家巷》；短篇代表作：王愿坚《七根火柴》、《党费》，孙犁《山地回忆》c抗美援朝战争：长篇代表作：杨朔《三千里江山》、陆柱国《上甘岭》；短篇代表作：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2现实题材：a.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长篇代表作：赵树理《三里湾》○、周立波《山乡巨变》，柳青《创业史》；短篇代表作：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静静的产院》、赵树理《实干家潘永福》、西戎《赖大嫂》b.反映工业建设的作品：长篇小说：周立波《铁水奔流》、周而复《上海的早晨》、草明《乘风破浪》；中篇小说：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c.干预现实，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触及人的灵魂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改选》、李准《灰色的帆蓬》d敢于突破禁区的作品：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在悬崖上》、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2）从人物塑造上看，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批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3）大胆地试验和开拓，从多方面探索文学表现的新领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风格。
4、十七年时期小说发展的教训
1十七年时期，文学受政治的干扰比较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批判了一批不该○批判的作家、作品。文学在主题、人物塑造、艺术手段等方面制定了一些不应有2十七年时期，文学界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上还不强，作家和理论界对的公式。○于中篇小说艺术技巧、文体形式上的研究和探索都不够充分。这些都影响了中篇
3就题材而言，小说艺术上的发展，也限制了本时期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范围狭窄，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态势。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得到特别的发
4在表现方法上，本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单展，其他题材则极度萧条。○一狭隘的特点。这自然严重影响了本时期小说创作艺术表现的丰富性，也限制了
5普遍充斥着廉价的乐观主义气息。作家们对于生活的深层思考。○
5、建国初期军事题材小说的特点
1作家不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和视角去描写战争，○而是全心全意地赞美
2战争形态使作家养成了“两军对阵”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
3英雄主义的思维模式，并支配了文学创作，产生了“二元对立”的艺术模式。○乐观主义的创作基调。
6、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
１作品选取了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上著名的延安保卫《保卫延安》的意义：○战为题材，第一次在较大规模上全景式地描写了整个战役的全过程，展示了历史
2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但在历史事件、的风貌。具有史诗般的特点。○时间、地点、结局等方向力求做得真切、翔实，而且作者正视了战争的残酷性，3在人物形象上，成功塑写到了流血牺牲，再现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消长。○造了周大勇、王老虎、李诚等英雄形象，同时，作品也塑造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形象。
7、杨沫及其《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一部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长篇小说，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带有“自叙传”的色彩。
1建国后大部分小说都是以战争时代、农村生活（1）《青春之歌》的思想价值：○和新生活为题材的，而《青春之歌》则是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和斗争为题材
2《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长篇小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时期的学生爱国运动为背景，通过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过程，真实历史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深刻地描写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日益觉醒与分化，3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进行探索，谱写了一曲革命青春的赞歌。○并给出了答案。
（2）林道静形象的塑造及其典型意义：《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林
1林道静由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而出道静的思想性格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到独立谋生的幻想破灭后投海自杀，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并相爱而同居，2林道静在感情上移恋卢嘉川走着个人反抗的道路。这是她成长的第一个阶段。○以及她与余永泽的最终决裂，构成了林道静成长的第二个阶段，即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革命人生的阶段。这反映了由个人反抗走向革命斗争3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的过程。○由革命青年逐渐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典型意义：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苦历程，说明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其生命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1以林道静为中心，组织情节结构，贯穿众多的（3）《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
2通过各种艺人物、复杂的事件和纷繁的生活场景，从而概括大量的社会内容。○术手段来塑造艺术形象，善于运用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典型性格，运用多方面
3对比手法，揭示人物的不同性格，善于运用人物肖像的描写来突出性格特点。○浓郁的抒情笔调。
8、柳青及其《创业史》（1）背景：《创业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
1梁生宝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雄形象。a.听党的话，对党对社（2）○会主义赤胆忠心，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b.大公无私、胸
2梁三老汉是当代文学画廊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典型怀开阔。c.勤劳谦逊、朴实。○性很高的艺术形象，他具有双重的性格特点，既有小生产者意识，又有勤劳、善
3三良、朴实的品质，是一个动摇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
1从题材选择和处理上看，作品选择了社会主义初建时（3）《创业史》的意义：○期最尖锐、最重大的题材——农业合作化的建立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点，从纵横两个方面落笔，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对现实作了史诗性的概括，既体现了时
2在人物塑造上，成功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个代的广度，又挖掘到了历史的深度。○具有超越意义的人物典型。
1以写人物见长，以各种人物鲜明的性格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4）艺术特点：○
2将宏大的结构与精细的描写、深刻的心理的矛盾冲突来结构全篇，吸引读者。○刻画，以及哲理性的议论结合起来，是《创业史》又一显著特色。
9、梁斌及其《红旗谱》
（1）主要人物：朱老忠的形象意义：承上启下，是当代文学中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的艺术典型。朱老忠的形象有力地概括了中国农民由自发反抗走向有组织斗争的历史过程。
1史诗气度--从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来看，（2）《红旗谱》的艺术成就：○《红旗谱》描写了农民革命斗争，他们的斗争道路、斗争方式，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2民族风格的探索--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重视文学的民族形式，借特色。○鉴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技巧，故事性强，故事相对独立，语言朴实、生动、通俗化、口语化，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3）《红旗谱》的不足：对革命者性格缺乏丰富性展示。性格扁平化抽象化，缺乏对人物性格变化过程的描写，性格发展过于突兀。
10、茹志鹃及其《百合花》（1）《百合花》的成功主要在于作家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人性化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1作者摆脱了“英雄”概念的束缚，体现出了人性化的风格。○2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善于通过侧面描写，心理活动以及典型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
1在选材上，不正面描写生活的大波大澜，而是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事件中，（2）○
2在人物形象的塑挖掘出深刻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以小见大反映时代的面貌。○
3小说的情节比较单纯，故事性不强，但刻画造上，善于发掘普通人的心灵美。○
4语言朴素清新，优美生动，富于抒情。人物的细节却很丰富。○
11、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从小说在当时的客观效果来看，（1）如何评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积极2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干预现实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同时也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
12、宗璞及其《红豆》 《红豆》的思想价值：《红豆》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达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
1作者各自不同的出身背景，为作品定下了*《青春之歌》和《红豆》的不同：○不同的基调。前者洋溢着一种激情澎湃的气息，后者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伤美。2同样是描写主人公性格的成长和转变，但二者却有明显不同。在杨沫那里，林○道静的成长是自觉、坚定而又欣然的；而在宗璞那里，江玫的成长则是矛盾、痛苦而又惆怅的。
（二）、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诗歌
1、总体评价：在纵向上，和现代文学30年诗歌创作相比较，成就不高；在横向上，和同时期的小说、戏剧比较，成就不高。
2、诗人队伍：十七年时期，两类诗人共同支撑着诗坛：一类是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经过淘汰、选择和诗人自身的调整，陆续发表了新作，努力探索着如何表现新的生活，如郭沫若、臧克家、冯至、艾青、田间、何其芳、李季、阮章竞等；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等。
3、诗歌发展的几个时期：
（1）50年代前期a.主要内容：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伟大的胜利和刚刚开始的新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大量颂歌涌现，成为共和国诗坛上第一个澎湃的诗潮。如郭沫若的《新华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b.存在的问题：诗的题材、样式不够多样，很多诗作都是简单地配合政治运动、中心工作的；诗人对新生活的赞颂是热情乐观的，却不够深刻，对生活的困难和复杂矛盾一面缺乏深切把握；诗人的注意力大都转向对外部生活情景的描绘，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的揭示出现明显的空白；不少诗人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回避“自我”的加入，造成诗的艺术个性模糊的状况以及诗歌创作模式化。
（2）短暂的活跃期（1956年）艾青《大西洋》、《南美洲的旅行》、《养花人的梦》，流沙河《草木篇》，公刘《禽兽篇》，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3）1957年—1966年：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那个时代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给诗歌带来一些新的气息；但对民歌道路的过分强调，使诗的道路越走越窄，对所谓浪漫主义的强调，助长了诗歌虚夸不实的倾向。“大跃进”之后，诗歌作品数量繁多，但缺少应有的艺术个性。1958年到1959年，开展了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热烈讨论。1962年之后，政治抒情诗迅速发展成为诗歌主潮而独领风骚于60年代的诗坛。之后，诗歌发展道路越来越窄，对某种现成观念的阐释代替了对真实生活内容和感情世界的体验，片面强调诗要成为时代号角导致构思和形象上的雷同。诗的内容空泛、概念化，依靠所谓“豪言壮语”的渲染铺张，以至发展到伪造生活和感情，文化大革命是它的极
1革命精致。1957年—1966年诗歌创作特点：诗歌创作整体是狂热的、浮夸的.○神的抒发替代了现实变革的描绘,50年代诗歌的写实和叙事化倾向被扭转，诗的画面描写减少，抒情议论增多，革命的壮志豪情取代新生活的明丽图景而成为诗
2歌唱阶级斗争成为诗歌的主旋律。○3诗的意象、艺术手段歌的首要构成因素。○等发生变化。
1庞大的创作群体，构筑了一种阔大的诗风，形成4、十七年时期诗歌的成就：○
2十七年诗歌对群体和力的了以力和崇高为主、兼具绮丽与美的独特审美风格。○张扬，使诗突破了个人化的情思藩篱，达成了诗和时代的合流。
1由于对文艺和政治关系认识上的错误，大量的行政干
5、十七年诗歌的教训：○涉和简单、粗暴的政治批评，违背了诗歌的创作的艺术规律，破坏了艺术民主，束缚了诗人的头脑，在相当程度上扼杀了诗人的才华，这是十七年诗歌的突出教2诗歌本应有的真实性受到严重损害，训。○来自生活现实和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而十七年的诗歌却多以浮夸的狂热和虚假浪漫主义代替了真情实3流派的贫乏和风格的单一。○4诗歌体式的畸形化。○5诗美内涵的贫感的抒发。○乏单一。
5、政治抒情诗：诗人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概念以及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是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政治抒情诗经常使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体的诗歌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对所要表达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郭小川、贺敬之是政治抒情诗的主要代表。代表作品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贺敬之的《放声歌唱》、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等。“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诗体在50年代、60年代确立，形成了自己特别
1强调诗歌的工具职责。2选材上直接选取重大的政治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规范：○○3追求“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事件。○，成了政治抒情诗人4一般都采取5为获取宣传鼓动的效果，尊崇的信念。○“宏大叙事”的表意策略。○经常使用反复渲染、铺陈的手段，重视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的音乐感、对偶、排比和华辞丽句的形式。
6、郭小川的诗歌创作：
（1）50年代中期（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致
1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宣传鼓动的特点。诗人以政治宣青年公民》的艺术特点：○
2诗人采用了马雅可夫斯基楼梯体的传家的身影号召青年，迎合了读者的心声。○3诗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形式。○存在着议论多于描绘，思想多于形象的缺陷。
（2）50年代后期（1957年到1960年），是第二个阶段，郭小川进入到了他沉潜中的探索期。代表作品有：叙事诗《一个和八个》等以及抒情诗《致大海》、《望星空》。《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被称为“爱情三部曲”。（3）60年代前期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是郭小川在诗歌艺术上的探索时期。《林区三唱》（包括《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歌》）、《甘蔗林－青
1体现在思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郭小川的诗歌创作进入成熟期：○想上，不再为政治进行鼓动，而在历史和现实的循环交错中进行深刻的思索。如
2体现在艺术上，不只采用自由体、楼梯体的诗歌形式，《甘蔗林——青纱帐》。○尝试了各种艺术形式，他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新辞赋体，还创造了一种小令连缀体，比如《林区三唱》。（4）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团泊洼的秋天》
1往往从现实社会重大的政治问题出发选取题材，具（5）郭小川诗歌的特点：○
2呈现出浓烈的哲理倾向。○3重视诗歌形式的创造和革新。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7、新辞赋体是诗人郭小川吸收、改造、发展楚辞、汉赋中的有益因素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有人称为“郭小川体”。此种诗体便于表达开阔的内容，抒发热情、豪迈、磅礴、雄奇的情感。它以长句为基本句式，适于写政治性较强或所谓浩浩荡荡的内容；为了长句化短，不因为句子长而失去诗的节奏感，往往用标点符号隔开，有时还加上感叹词；采取了楚辞、汉赋的铺张、排比、复沓、对偶等手法。在抒情方式上，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取得了雄浑、热烈、色彩浓郁的艺术效果。代表诗作：《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
8、楼梯体诗歌：楼梯式的抒情诗体最早是前苏联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独特创造。郭小川和贺敬之在田间等解放区诗人已取得的创作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形式与韵律，将这种外来的抒情诗体最终改造成了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艺术形态。在运用“楼梯式”的诗体进行创作方面，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较早作出了成功的试验，以跳跃的句式和鼓点般的节奏，表现了高昂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宜于朗诵和宣传鼓动，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楼梯式的政治抒情诗体也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讨论和注意。但是，真正表现了楼梯式的政治抒情诗体的成熟形态和鲜明持征的，是贺敬之的《放声歌唱》和他以这种诗体创作的一系列其他作品。
9、贺敬之的诗歌创作
（1）一类是抒情短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等。另一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等。
1贺敬之善于捕捉重大的政治命题，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2）总体艺术风格：○
2贺敬之注意吸收民歌和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将政治议论抒情化，以情动人。○
3贺敬之通过想象、古诗的营养，又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夸张、幻想等手法，4在选材上，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贺敬之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三）、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散文 1、1949年至50年代中期为散文创作的第一个时期：
1是对“新时代”的歌颂，对当时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描述，（1）创作主题：○代表作品：柳青《王家斌》、臧克家《毛主席向着黄河笑》、李若冰《在柴达木盆2是表现朝鲜战争的英雄行为，代表作品：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刘白羽《朝鲜在战火中前进》，杨朔的《鸭绿江南北》。（2）创作风格：颂歌的基调，理想主义的精神。2、1956到1966年，为散文创作的第二个时期：
（1）散文创作的第一次复兴：50年代中期，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魏巍《我的老师》等等。
（2）散文创作的第二次复兴：60年代初期
1散文写作不再是一些作家偶尔涉及的样式，而（3）1961年被称为“散文年”○
2出现了一批体现当时创作水准的作品，形成了以此为专业的作家群。○一批有影响的散文集也在此时出版。代表作品：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茶花赋》、《荔枝蜜》、吴伯萧的《记一辆纺车》等。散文集：杨朔《东风第一枝》、秦牧的3因为存在着一个比较有利于散文生长的环《花城》、吴伯箫的《北极星》等。○
4在试图建立艺术个性的努力中，普遍重视境，所以散文创作的取材有了拓展。○从我国古典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取得借鉴。
1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2报告文学的涌动○3杂文的沉
3、十七年散文发展概述：○4史传文学的生长。浮○1视角背离，即散文家的视角与其所置身的现实之间背离。散
4、存在的问题：○文作者以虚幻的形式为自己建构了另一种非真的存在，对复杂多样的现实存在熟
2“非我化”视无睹或压抑自己内心的真诚呼唤。○，十七年的散文家用“政治的3“模式化”大我”代替了个人的“小我”。○。
5、杨朔及其散文
1内容模式，涉及到题材，杨朔的散（1）杨朔模式的含义大致包括两个方面：○文绝大多数都是政治抒情，在他的代表作里，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都服务于一
2形式模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突出政治。可以说，这是他的散文的内容模式。○式，涉及到体裁与创作方法。与内容相适应，杨朔散文的形式模式就是开头设悬念，中间善“转弯”，卒章显其“志”；利用“物—人—理”的三段式结构，大致是先布置一种景物，然后在这个场景中展开人物、故事，最后归结为一个政治道理。人、物、事都成了政治道理的注脚。所以，用开头设悬念，中间善“转弯”，卒章显其“志”的“物—人—理”三段式手法来表现政治内容，就是杨朔散文的模式。
1在散文的主题设置上，杨朔把表现“自我”置换成（2）杨朔散文创作特点：○
2杨朔的作品了表现“普通劳动者”开创了一种当代散文的“自我置换”模式。○
3讲究艺总是截取生活中最光明向上的片段，推出最符合政治宣传口径的结论。○4善于营造“诗的意境”5讲究艺术结构。○6杨朔散文用语精术构思的巧妙。○。○练晓畅，勾画人物简洁生动，显示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6、秦牧及其散文
（1）散文集《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长河浪花集》等。在散文创作上，他主张题材和表现形式多样化，散文知识化、艺术化等。
1知识性和思想性结合是秦牧散文的基本特色。2秦（2）秦牧散文的独特风格：○○牧的散文形散而神聚，诸多材料处处紧扣中心，杂而不乱，真正做到了形散而神3秦牧的散文语言流利酣畅、不散。○凝练生动，妙语如珠间流露出浓厚的情趣性，运用抑扬顿挫的音节和一连串的排比构成了声情并茂的语言气势，营造出亲切的氛围。缺憾：比如一些知识性材料在不同的篇目中反复使用，失去了新鲜感；围绕一个说理中心，过多地罗列材料，有时就会冗杂拖沓；以及强烈的政治意识，使一些作品说教意味浓重。
7、刘白羽及其散文（1）《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散文集：《红玛瑙集》
1注重题材的选择，热衷于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擅长景物的（2）独特风格：○
2现实生活场景和战争年代记忆描写，并在这种情境中自然地抒发自己的诗情。○3刘白羽散文的政治色彩比其他作家更为浓厚强烈。4刘白相交织的构思方式。○○羽强调作家以全部心灵的思想、感情投入生活、斗争中去，强调与时代紧密结合，5雄浑、豪放，是刘白羽散文的基使其成为战斗生活的号角、壮丽生活的赞歌。○6在语言上，本特征。○粗犷雄健、华美明快、善用铺排的句式来造成磅礴的气势，长于以绚丽的词汇来显示文采的焕发，留下了一个特定时代的鲜明印记。缺憾：他执著地强调散文是“壮丽生活的赞歌”、“战斗生活的号角”，把自己的散文创作完全纳入政治宣传的思维模式，太多的豪言壮语和政治议论削弱了思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
（四）、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戏剧
话剧、戏曲和歌剧是中国当代戏剧的三大主要剧体。A、戏曲
（1）第一次戏曲变革：1949年到1957年间，变革的主要内容和最后成果是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泊与祝英台》、昆曲《十五贯》等。
（2）第二次戏曲变革：1958年到1976年，这次变革的主要成就在于京剧现代戏的重大突破。成果：《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1出现了利用传统艺术形式反映现实生活（3）戏曲艺术的现代化改造的成就：○的现代戏剧。代表作品有：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豫剧《朝阳2产生了反映古代历史生活的新编历史剧。代表作：吴晗的京剧《海瑞罢沟》。○
3为传统戏曲的改编创出官》，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孟超的昆剧《李慧娘》。○新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昆曲《十五贯》的成功改编。B、话剧
1以现实政治运动、（1）50年代前期：话剧创作的题材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工厂农村的斗争和生活情景为题材；代表作品有：杜印、刘相如、胡零创作的《在新事物面前》，夏衍的《考验》，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老舍的《龙须沟》、2以革命历史和朝鲜战争为题材。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曹禺的《明朗的天》。○。
（2）1956年－1957年 ：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56年春天，出现了“第四种剧本”的提法。这是双百方针在文艺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成果。代表作品有：岳野的《同甘共苦》、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
1突破 第四种剧本的显著特征及成就表现在：○“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
2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
（3）1958年－1966年：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出现了“历史剧”创作的热潮，代表作品有：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等。社会主义教育剧 ：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陈耘的《年青的一代》、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 C、新歌剧
（1）1945年问世的《白毛女》是我国新歌剧成型的标志。
1反映民主革命，（2）代表当代新歌剧成就的是大型歌剧的创作，其主要内容：○塑造一些英雄形象，代表作品有：《洪胡赤卫队》，《江姐》、《刘胡兰》等，以革2根据民间故事进行创作，如《刘三姐》命性著称。○，以浓郁地方特色著称。这些歌剧在社会产生了良好的教育作用，但是不能摆脱社会大趋势，成就不高，题材狭窄。
1《白毛女》式：在戏剧上倾向于话剧，歌唱、说白交替（3）两种艺术倾向：○
2《草原之歌》式在戏剧结出现，音乐结构则采用西洋歌剧与中国戏曲的结合。○构和音乐结构方面都接近西洋歌剧，说白极少而力求音乐的完整性、形象性和戏剧性。
1“反右”后作家们对历史剧的热衷。○2中（4）反右斗争后歌剧的兴盛原因：○
1情节结构倾向戏曲，具有传奇色彩。○2苏交恶后对民族新歌剧的重视。特点：○
3音乐大都以民歌或戏曲音调为基础。歌唱、说白、表演并重。○（5）田汉及其《关汉卿》
1戏中戏艺术构思○2话剧加唱○3悲剧的结尾。《关汉卿》的艺术特色：○（6）老舍《茶馆》
A、主题：老舍为《茶馆》确立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主题：以埋葬三个时代来歌1揭示从戊戌变法、颂新时代。○军阀混战到解放前夕三个时代将近半个世纪的社2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倾向和理想，会生活○使人们有认识旧社会的黑暗腐朽，进而去追求新的生活，热爱新的社会制度。
1《茶馆》独特的艺术构思：a.使用了“反描法”B、艺术特色：○。b.使用“侧面
2《茶馆》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纵横交错、透露法”。c.采用了“人像展览式”。○
六十七年返乡路 篇3
1942年5月18日，第200师通过细抹公路时遭遇伏击，戴安澜将军牺牲。部队由郑庭笈率领，经千辛万苦，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全师出国时是一个拥有1万余人的加强师，最终回到国内时仅剩2600余人，伤亡达75%以上。
据战后统计，穿越野人山的部队有3万余人葬身原始森林。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第一次远征背负着5万余生命的代价惨痛失败。
经乘国原是中国远征军的兵。他21岁时从老家逃荒出来，参加了远征军，就再也没有回去过。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开始轰炸南京，并逼近句容。当时，经乘国在靠近南京的土桥镇上一个地主家做长工。据他回忆，当时每天都有人在造反，街上兵荒马乱的。地主也恐慌，整天像丢了魂似的。一天，地主给了他们长工几个钱后，便把他们打发走了。经乘国离开地主家后无处可去，便跟着逃跑人流往南走。他爬火车，坐轮船，一个多月后来到了长沙。在长沙，经乘国先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了下来，然后出去找工作。那时，到处都是逃难的人，长沙属于后方，来避难的人特别多，经乘国没文化，根本找不到工作。半个月下来，他已身无分文，连讨口饭吃也越发艰难，街头常能看到饿死的人。有一天，他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流浪，突然看到一个门前站着长长的队伍，原来是在征兵，便走到队伍后面，结果竟被一个军官看中了。稀里糊涂地，经乘国成了中国远征军的兵。
入伍后，经乘国成了第四炮兵团的运输兵。经乘国还清楚地记得，远征军进入缅甸前，他经常和战友开车到云南西部的瑞丽市，从那里将缅甸运过来的物资再转运到昆明——他曾经也是这条战事物资运输路线中平凡且关键的一员。
当时，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华民国远征军。这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
远征军入缅后，先在同古保卫战中获得了胜利，歼敌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撤退，为远征军的后续部队赢得了时间，最后第200师全师安全转移。然而在随后的部署中，在西路方面，缅甸战场右路英军不断后撤，将中路平满纳地区的中国远征军右翼完全暴露给日军，东线方面由于中国军队兵力薄弱，阵地不断失守，第5军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
日军攻占密支那后，第5军军长杜聿明按蒋中正的命令向国内撤退。当时，杜聿明认为日军有可能从南北包围将远征军歼灭，从而下令第93师在右翼掩护，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领掩护阵地，同时命令各部队分路回国，自寻生路。
新38师师长孙立人没有听从杜聿明的命令，向西撤往了印度。杜聿明率领第5军直属部队和新22师，离开密瓦公路改道向西北方向追去，转打洛到新平阳，迷路的远征军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很多人因为饥饿、疾病死去，还有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而自杀。后来，一架美国飞机在野人山上空发现了这支军队，盟军随后空投了电台、粮食、药品，使得这支军队终于走出了野人山，由于预定回国路线所经的中缅国境已有大量日军把守，这支部队最后还是改道去了印度。
当年，经乘国跟着杜聿明的部队南征北战。他回忆道，跟随远征军到缅甸后，他负责往战场上运大炮，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倒是入缅前他在广西和云南向内地运输军用物资时，曾两次与死神交手。
当时，美国等国家给中国的物资，大多从越南运输到南宁再运往内地。经乘国第一次参加战斗，就是在越南到南宁的运输线上。起初，还比较安全，后来日本人发现后，不时派飞机从空中轰炸。一天，经乘国在运输途中，突然一个炸弹落下来，掉在马路边上的几十米处，巨大的冲击波将汽车掀翻。好在汽车没有起火爆炸，他才逃过一劫。
经乘国的第二次死里逃生是在瑞丽畹町。南宁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快切断越南到南宁的运输线。此时，中国不得不打通缅甸到云南的通道，确保物资运进来。而这条通道就是从缅甸腊戌到瑞丽畹町然后至昆明。经乘国从南宁回部队不久，就被抽到这条大动脉上继续开车。这条线上，由于有美国飞机保护，相对安全许多。但也是这种自以为安全，差点让经乘国丢了命。一次，他和战友在畹町到瑞丽的途中休息，突然空中出现几十架飞机。听到飞机声音时，部队正在厨房吃饭，都以为是美国飞机，也没当回事，有人还跑出来看，也就是这一看，有人发现飞机上丢了炸弹，立即大喊。大家飞快地冲出厨房，刚钻进对面房屋里的床底下，炸弹就在耳边响了。房屋轰隆倒塌，而厨房则成为废墟。此时，大家才知道是遇到了日本人的飞机。
在大撤退时期，经乘国却没有这么幸运，在混乱中流落在缅甸。这一留就是67年，经乘国每每感怀当年，眼睛里还闪着五味陈杂的泪光。当年他为国远征，运过炮、扛过枪，几度死里逃生，自豪为国家、为民族打过仗。他对第5军这支队伍有着独特的情感——这是他参军的第一支队伍，也是最后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也是最传奇的一支队伍，护过大西南，越过野人山，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支为国远征的队伍。
nlc202309031357
经乘国没赶上回国，在缅甸的这67年里，也一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过着。他一直不愿意加入缅甸籍，66年没办缅甸身份证。早年，政策原因使他无法归国，后来能回国了，又因经济拮据，回国之路仍举步维艰。在缅甸的日子，他怎么也不敢奢望将来还有机会回到家乡，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乡。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经乘国虽然已经在缅甸结婚生子，有了一个新家，孙子孙女已经出世——但他仍日日不忘祖国，哪怕在有生之年，只再看家乡的土地一眼。
从流落缅甸第二年，经乘国就想回老家江苏。他在帮人开车送货时，就问了人怎么走。对方告诉他先到昆明，然后去贵阳，再转道湖南、江西、安徽，才能回到南京。整个路费在当时要1万多。经乘国为了这个念想，开始拼命干活，准备存2万元就回去。
为了多挣钱，经乘国什么活都接。一次，一个生意人找到他，让他拉批大烟去中缅边境的九过。由于大烟是禁运品，很多人不敢接，他见雇主给的运费不薄，就答应了。经乘国想着跑完这趟差，存款差不多够2万了，就可以回江苏了。但经乘国没想到这趟运输不但没有让他赚到钱，还将他送进了监狱。快到九过时，他被军队查获，当时连人带车被扣下，随后被关了起来，处以罚款并坐牢6个月。出来后，经乘国一贫如洗，回乡梦不得不暂断。
直到38岁经乘国有了家庭，他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抚养孩子上。经乘国有2个儿子4个女儿，家庭负担特别重，有时挣点钱还不够孩子上学的，更别说攒钱回家了。二儿子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过早放弃学业，去马来西亚打工了。
经乘国含辛茹苦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他已年逾古稀。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有放弃回家的梦。为了挣钱，他不顾年岁已高，继续开着汽车修理厂。他干不了活，就雇了一个人，每当有车来修，他检查后，找到问题所在，就指挥那个人修。虽然收入微薄，但经乘国还是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但这种积攒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每年，几个孩子都要给两老寄点钱，不然，吃饭可能都困难。经乘国所住的房子还是他38岁结婚时买的，经过几次修葺后，如今已破败不堪，到处漏风漏雨，但老人却无多余的钱再修，更不敢奢想回国探亲了。
直到2009年，国内爱心人士组织老兵回国，经乘国思乡的心再次驿动。虽然爱心人士提供一定的费用，但回家费用依旧不够，远在美国打工的女儿得知父亲的情况后，及时寄来了10万元缅甸币（相当于650元人民币）。虽然钱不多，但已能让经乘国回国。就在这么拼拼凑凑下，2009年6月2日，老人经乘国终于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家乡江苏南京。
回家的那一天，经乘国特意挑了一件格子短袖衬衣，又戴上一顶白色鸭嘴兽帽子，他说这样精神些。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经乘国说起已经不太熟悉的汉语时，还带着几分句容口音。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他老泪纵横，声音哽咽。为国远征的兵，他回家的路，整整走了67年。
阎锡山:七十七年家国梦 篇4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中,阎锡山绝对是最值得研究与回味的人物之一。研究山西近代史,阎锡山更是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人物,他既是国民政府在山西的封疆大吏,同时又是行割据之实的乱世诸侯,从1911年太原起义到到1949年仓皇辞庙,对山西38的统治时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军阀。阎锡山的割据统治,客观上也为山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环境,使山西成为当时的“模范省”。
终极一生
有人曾这样评价这位民国枭雄的传奇人生
“阎锡山氏治晋,是以治一国之力治一省,宏微兼备,空前绝后。但在当时,世界大势已是美国绥靖而苏俄志在必得中国,山西之事决于俄美而不在中国更不在山西。阎无力扭转时间,地理奇迹终不敌时代悲剧。所以阎锡山晚年在台北自撰一联: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是军阀里的哲学家,他终极一生,力所能及,都在用自己的哲学体系管理山西省。他的哲学理论核心就是“中”。阎锡山曾与朱德聊哲学,朱德说:伯川兄,你的“中”的哲学其实就是居乎中,改成“惟中”好。阎锡山说:玉阶,事事“惟中”,怕就不是“中”了。
从辛亥山西新军打进首义门,到后来的“做好人,吃好饭”理论,到后来的“烘炉歌”“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再到后来惨烈的“太原五百完人”,阎锡山的理论体系一直支持着他的统治。
在中国台湾,很多人都知道太原却不知道山西,是因为国小的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太原五百完人》,讲1949年太原城破后,阎锡山的军政骨干或者自焚或者开枪互射自杀,约五百人集体“殉城”。后来,李敖先生戳穿了这个数字,认为言过其实,但他说过一句话: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言下之意,阎锡山带出来的人还是有些骨气的。
阎锡山晚年到了台湾,当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便辞去公职隐居在菁山草庐,后来住不惯想念山西老家,便建了几孔窑洞,自己住的取名“种能洞”,一直住到去世。去世时儿女都不在身边,他告诉老乡贾景德说,痛惜自己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并对身后事做如下安顿: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
最后的岁月,阎锡山也很清苦。生前有一卫士,去世后便是守墓人。在阳明山得庐冢一小座,修公路时还差点儿被推掉。
楼宇再高也望不见故乡,醋味再浓也掩不住乡愁……几十年大江大海,如今太原市内能看到的阎锡山遗迹已经不多了。有时候看徐崇寿等几位先生注解的《阎锡山日记》,感觉那个模范省精明的领袖并不遥远,只是好似一位几十年未归的乡人……
保境安民
阎锡山前后大约用过四任秘书,为了表示公允,晋北一个、晋中一个、晋南一个、外省一个。后来,徐崇寿早逝,原馥庭渡海,留在大陆的李蓼源先生就是目前少数健在的阎锡山随员,他是民国晋省的活字典,也是阎锡山的身边人。李蓼源先生总结阎锡山两个核心思想:第一就是保境安民。
保境安民,首先得有这个“境”,阎锡山是如何得到这个表里山河的“山西之境”呢?
事情得从陆钟琦说起。
清代后期的山西巡抚中,名人和能吏辈出。比如曾国荃、张之洞、刚毅、胡聘之、毓贤、岑春煊、丁宝铨等。有些因“文交惨案”下台,有些因山西教案罢黜,但都是些声名显赫的人物,陆钟琦与他们相比稍显平庸,但他却是大清朝山西的最后一名巡抚。
陆钟琦接任山西巡抚二十多日,一天夜里辗转难眠,他隐约觉得儿子陆光熙从北京匆匆赶来肯定有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以后,他官衣朝服地坐在大堂上,眼见着山西新军冲了进来,他厉声喝止,却已被乱枪击中……他心里明白,大清已被掘墓,在山西,掘墓人是姚以价、黄国梁和阎锡山。
山西辛亥革命,打死了巡抚陆钟琦父子,事后都督阎锡山说:“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 抹杀他们的人格!”遂厚葬之。陆钟琦的儿子陆光熙生女陆士嘉,陆士嘉是著名的流体力学家,也是音乐人高晓松的外婆。
山西首义成功后,姚以价出走,黄国梁因为是外省人,阎锡山就成了山西都督。
此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八年,通过村本政治和全力剿匪,山西基本没有出现像豫西、陕南等大规模的匪患,并修筑铁路推行义务教育提倡“做好人”,使山西成为全国的模范省。
这三十八年,前半段他通过中原大战等平衡势力稳固统治,后半段日本人侵华,他又承担起驱除外敌的责任。
承担起山西的责任是阎锡山一直强调的。他有五个儿子,三个早夭。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将去美国,临行前阎锡山说:“我负山西责任时,你祖父说我,要知道你负这么大的责任,我一定教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困难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脱离了平民精神,可以说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
1937年,日军从北方长驱直入,进入山西境内。阎锡山组织大同会战,失利后整顿军纪枪毙了李服膺。而后日本人经天镇、阳高南下忻口,阎锡山率领晋绥军与朱德的共军、卫立煌的中央军配合,予敌以重创,但依旧难改日军攻势,日军进逼山西省会太原。
日军抵达太原城下,太原会战已经接近尾声。阎锡山是撤退还是固守就成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可是撤退,又能撤到哪里去呢?
太原以南,山西还有半幅河山。阎锡山的军政机构一度撤退出山西境内,居于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不久便回渡黄河,驻扎在山西吉县的克难坡。
1938年12月,阎锡山发表讲话:“我们今天军事上的失败,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腐败的结果,故为意中事,不必悲观,不必失望。只要我们从今天起,立定革命的意志,认清革命的途径,拿上革命的方法努力去干,前途胜利是我们的!”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失陷,屠城惨案震惊寰宇。阎锡山痛定思痛,坚定地提出了“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
此后抗战八年,他果然从未离开山西。
有一种说法流传甚久,就是说阎锡山善于在日本人、蒋介石和共产党三个鸡蛋上跳舞,长袖善舞,善于钻营。反而观之,便没有气节。
1942年,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与日本人亲自展开谈判,出发前他给参谋说:你带上手枪,如果日本人强迫我签字你就打死我,我绝不在这上面失掉我的节操!结果他跟日本人要了很多装备物资却半路跑了,气得日本人轰炸了克难坡。阎锡山是个商人统治者,保全山西是他的最大考虑,况且山西人在军事、政治上擅于盘算,也确实有晋商精明的作风。
我们今天游览太原文庙、平遥县衙等古迹时,经常能看到一方同样的碑刻,应该是过去放置在政府里的,叫做《阎锡山训令碑》,上面写着:“督军兼省长阎示: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为人群之大害, 依法律的手续非除了它不可”。说明:一、那时军阀并非都是傻大笨粗;二、贪官土棍人神共愤;三、即使是旧时代的枭雄也知道“依法律的手续”。
抗战爆发前,阎锡山用充足的时间进行了“山西自治运动”,实行“兵农合一”“乡村自治”。湘西王陈渠珍彼时也在搞保境安民,听闻山西搞得轰轰烈烈,便派人前去取经,学习回来后总结了五点:一是全力剿匪,安定民心;二是革新政治,实行自治;三是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四是清理囤积,广积钱粮;五是调遣官吏,惟才是用。
1925年,陶行知在考察义务教育时说: “ 自民国七年试办, 山西现在70%多的儿童已经在国民小学做学生了,而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的入学也惟20%多。”同年12月,他发表文章《时局变化中之义务教育》,得出结论:“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那个年代,义务教育是个巨大的工程。阎锡山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进,是因为他认为“受教育、当兵、纳税”是国民三大义务,所以他在山西最早搞义务教育。当时大同、定襄等县教育经费超过全部行政开支的半数,忻县更是高达61%。为防止学童辍学和流失,阎锡山还在太原和晋南增设督学警察,严令监管。他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五十七年的大变化 篇5
今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十七个年头，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国普通百性的家庭生活究竟发生了怎么样的巨大变化呢?我很想知道!于是，我做了一次社会调查。
首先，要找的具有发言权资格的前辈在哪儿呢?当我问起爸爸时，爸爸笑着告诉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嘛!”。哇!真巧啊!今天正好是10月1日国庆节，我拉着爸爸妈妈的手，高高兴兴地来到爷爷奶奶家。
在中午聚餐时，我挤坐在爷爷和奶奶中间，急切地向爷爷和奶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讲给我听：
我的爷爷奶奶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在湖北省武汉市参加革命工作的。当时他们都穿着青一色的淡蓝中山服，吃的粮油，都是定量供应的，疏菜品种也很很单一;居住的房屋是集体工棚，直到他们1951年8月结婚时，才从集体工棚里搬出来的，住进了普通的砖木结构的小平房。直到六十年代初期，我的爷爷奶奶响应了祖国的号召，主动申请加入了“支援大西北”的队伍里，来到了陕西省宝鸡市之后，才住进了砖瓦楼房的。搬入新居后，添置了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他们两个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这在当时，拥有自行车的家庭也是不多见的，绝大部分的人出门都是步行……。
五十七年的今天，我的爷爷奶奶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爷爷语重心长地说：“今天的新中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丰衣足食、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续的高速前进，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影响着全世界，我们因为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大河里没水小河就会干，我们每一个中国家庭也自然会跟随着祖国的强大，变得更加富裕、美满和幸福!”。
的确，爷爷奶奶家的衣柜里有许多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衣服;今天每日要吃的粮油早已不再像当年一样定量供应了，副食品也丰富多样，可让人们随心选购;农民伯伯采用了“大棚”种植技术，让我们能够随时吃上四季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爷爷奶奶已搬进现代化的“丽景花园”里，这里绿树成荫，每栋楼之间都有喷水池，周围还摆放有一圈五颜六色的鲜花，这里的空气新鲜宜人，不太象是居民住宅区，到很象是一个花园。爷爷家住的是一栋六层楼里的一层，房屋是混合结构的高层复式框架结构，共有五室两厅，面积大约有一百六十平方米，虽然是居住在一层，但阳光很充足。家里的电器可多啦!有电视机两台，一台是八十年代买的我小时候常看的“北京”牌20寸的彩色电视机，另一台是去年才买的三十四寸的“长虹”牌数字电视机，可以收看到一百多套数字电视节目，还有电冰箱和小冰柜各一台，录像机、VCD和DVD播放机各一台，全套数字组合音响共有八个喇叭，还有全自动洗衣机等等家用电器，今年夏天，爷爷家还买了一台电脑，也接入了宽带互联网成了“网迷”了，随时可以和远在武汉、杭州、南京的亲戚和老朋友进行视频聊天，既解决眼神不好而不愿写信的问题，又摆脱了寂寞。
虽然现在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尤其是行走不太方便了，但是他们出门可真不用发愁!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社区颁发的《寿星证》，凭证乘坐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是免费的。当然，要说五十七年来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化绝不仅仅只有这几个方面，还应有很多很多呢!……。
通过这次社会调查的前后对比，我才真正地认识到我国普通百性的家庭生活中衣食住行的进步，百姓的生活质量已经是空前的提高了。当然，今天祖国和家庭的繁荣昌盛、幸福美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努力奋斗了一生才换来的呀!
十七年：志梅进京话预防 篇6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林志梅抱回了荣誉，成为一张南京走向全国的预防名片。
從南京到北京，一千公里，坐高铁四小时，但为了这个跨度，她却一步一个脚印地足足走了十七个年头。
起点：社会认知
十七年前，预防不但不被众人理解，甚至在检察院也是被冷落的部门。当预防从反贪部门单列出来以后，林志梅就下定决心，“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有将工作开展下去的可能，就一定不轻言放弃。
谈起最初的时候，她说“其实当时让我选，我不一定选预防，但是领导决定让我做这项工作，我就一定要干好。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一直以来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是我所坚持的工作态度。”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几年的时间里，预防这门活终于在南京家喻户晓。
惩处和预防，一个都不能少。还在办案的时候，林志梅就深有体会。那时她参与办理了一宗挪用公款案，在找犯罪嫌疑人调查谈话时，对方起初不以为然，当得知自己的“借用”行为确已触犯法律时痛不欲生，他边用头撞墙边大声哭喊：“如果早知道这是犯罪，打死我也不会干哇！”那一幕场景让林志梅很是痛心。要防患于未然，防止干部倒下，预防人必须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宣传法律，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守法。
2001年，一场名为“金穗杯”的预防职务犯罪知识电视大赛在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拉开大幕，前后举行了16场。数据显示，仅11月1日晚的总决赛直播，有6000多名观众前往现场观看，收看高达100万人次。
后来，他们又组织排演了话剧《啊！娘亲》，4000张票被一抢而空，在南京城引起轰动。
此外，书画展、歌咏比赛、廉政家书征集、金陵廉史文化亲子游……一系列针对预防的活动被她和团队开展得有声有色。把预防理念送到了南京市的千家万户，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效：企业参与
十年的时间，可以让一棵小苗长成大树，也可以让一项工作开花结果。预防不光要用嘴说，还要有切实可行的抓手来逐项推展，工作十分繁琐具体。林志梅们在南京市扎扎实实地搞起了“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活动”。从2003年算起，一干就是十年。这个南京预防工作的老字号王牌产品，如今让全国的预防同行刮目相看。
林志梅给记者讲起她第一次去企业宣讲预防的难忘经历。那时她刚开始做预防工作，有一家商贸公司邀请她授课。因为心里没底，她提前准备好了可以讲两个小时的稿子。正式宣讲时，台下坐满了听众，她紧张极了。念稿时心跳加速，语速也随之加快。中途，她抬头一看，下面是黑压压的一片，当目光再回到讲稿上，怎么也找不到暂停的段落，只得把有的知识点重复了很多遍。没想到，台下的听众也很不给这位新人面子，马上喝倒彩，连声说“讲过了，讲过了”。结果之前充分准备好的稿子，两小时不到便念完了。那一次讲课，让林志梅深深意识到加强预防工作业务学习的重要性。
2007年以来，南京市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和“南京市法制教育宣讲团”，预访人和两个宣讲团分别走进机关、企业、高校，6年来做了3600余场宣讲，让34万人了解到职务犯罪的危害。现在，作为宣讲团成员之一的林志梅早已对讲课习以为常，脱稿讲课一小时、一天都不成问题。
2003年起，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在全市开展“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活动”。刚开始，这项活动只有七八百家单位肯参与，很多单位生怕会给自己的形象和经营带来负面效应。对此，林志梅和预防处的同志们从文件下发、申报、评比到最后的争创过程，认真负责，亲力亲为，针对积极性不高的单位、企业耐心地做了很多劝导工作，“我们搞预防就是把‘良方’送到‘患病’的单位、企业，不是为了堵大家的路，不是为了抓住案子不放，而是要分析‘患病’的原因。”经过一番耐心解释，到活动申报时，各单位、企业表现得十分踊跃。现在，申报单位已经发展至1200余家。
林志梅还讲过另一个故事。南京市有家效益一直很好的外贸公司，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和客户谈单大生意时一直不见底。有一次客户回访时，不经意间看到该公司悬挂着“无职务犯罪单位”的牌子，觉得敢这样承诺的企业，信誉应该有保证，结果双方顺利地签下了合同，而且银行也乐于贷款给取得这一荣誉的企业。许多企业对此触动很大，说：“原来党风廉政建设搞上去了，也是一种生产力啊。”或许，这就是“预防职务犯罪也是生产力”的 灵感之源吧！
如今，在南京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预防职务犯罪的理念已经生根发芽，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据记者了解，南京市国税局等行政单位将活动列入本单位业务考核范围之内，树立了“预防工作也是政绩”的观念，有效地推动了税务系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
梦想：全民加入
去年10月9日，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的号召下，南京市鼓楼区构建预防职务犯罪“人民防线”工作正式启动，意味着人民群众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江苏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步入崭新的阶段。
对于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林志梅解释说，随着现在制度建设力度的加大，体制机制漏洞诱发职务犯罪必然会逐渐减少，社会不良风气将逐步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办案实践也显示，行贿行为引发受贿犯罪，一人向多人行贿的现象越发常见。贪污贿赂行为日趋隐蔽化、复杂化、科技化，通过纪检监察和审计的常规工作发现线索的难度日趋加大。因此，预防工作必须改变单纯注重国家机关制度建设、公务人员思想教育“只抓一头”的工作模式。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和抵制职务犯罪行为上争取群众的支持，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
于是，林志梅带着她的团队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他们还调研走访部分知名民营企业，探索开展非公企业的预防工作机制、方法和途径，计划组建“非公企业预防协会”。
南京的预防工作终于打开了新的局面，闯出了自己的路子。对于已经形成，并被江苏、重庆等省市视为“脚本”的“南京经验”，林志梅说：“经验形成了，被别人借鉴，我们南京预防人闻之都很高兴，但预防的路还很长，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对于南京的预防经验，她说，“不能怕它被别人学走，要打开门来让别人学。预防工作只有大家都敞开大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有一个更高、更好的平台，才能被更加重视。”
正是这份对预防工作的执著，对“无职务犯罪”的无限期盼，让林志梅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坚守着。高检预防厅厅长宋寒松都不禁感叹：“一走进南京市人民检察院预防处（现已改处为局），就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种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嗷嗷叫’的精神。”是啊，“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这就是真抓实干的预防人品质的真实写照。
实践在变，预防的思路和方式也在变。十七年来，林志梅从不熟悉预防工作，到成为南京预防的领路人，再到检察预防条线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办知识大赛和论坛，到“争创无职务犯罪单位活动”，再到共同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的“人民防线”，江苏南京的预防人在一步步地践行着自己的清廉梦。作为检察预防人的杰出代表，林志梅和她的同事们将带着“两会”精神和全体人民的嘱托，在预防的道路上越走越实，越走越宽。有梦就有力量，期待续写新篇。
十七年时期长影工业题材影片扫描 篇7
“十七年”时期, 中国电影中的工业题材影片数量很大, 而且其中不乏优秀作品, 《六号门》《换了人间》《伟大的起点》《上海姑娘》《黄宝妹》《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春满人间》等, 都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影片。
这一时期, 长影的工业题材影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长影在创作初始, 就自觉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自觉地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 尤其把拍摄工业题材影片放在重要位置, 努力反映工人阶级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着力塑造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
一、工业题材影片的开山之作——《桥》
《桥》是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影片。影片描写的是,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为修复被破坏了的桥梁, 东北某铁路工厂担负起在十五天内制造出修桥所需要的桥座和全部铆钉的任务。厂长依靠老工人梁日升和老侯头, 克服重重困难, 突破了修复炼钢炉等难关, 按期完成了制造桥座和铆钉的任务, 使大桥胜利通车, 支援了解放战争。这部影片内容丰富, 主题鲜明, 风格朴实, 手法简练。影片取材于现实, 塑造了新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角色群, 人物形象生动而真实:思想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的工人梁日升;曾受旧社会资本家剥削, 如今翻身做主人的工人老侯头, 都是新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以厂长为代表的革命领导干部形象、以席卜祥为代表的落后工人形象, 也在这部影片中得到多面呈现。影片表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创造性, 歌颂了工人阶级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虽然因拍摄时间短以及时代局限等因素, 使这部影片在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上还存在不足, 但作为一次全新的尝试, 这部影片在长影的发展史乃至中国电影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它是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 标志了中国电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该片第一次在银幕上表现了享受到和平、获得解放的中国工人阶级为缔造新中国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 标志了工业题材的出现和工业片类型的创立。”①
二、初期发展——《六号门》
继《桥》之后, 长影在“十七年”时期拍摄的工业题材影片包括《光芒万丈》《红旗歌》《高歌猛进》《在前进的道路上》《六号门》《英雄司机》《无穷的潜力》《换了人间》《我们是一代人》《万木春》《特快列车》《路考》等, 其中《六号门》《换了人间》《特快列车》等影片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跃进片”属于工业题材影片范畴, 如《水库上的歌声》《天下无难事》《东风》《服务员》《船厂追踪》《试航》等。
长影拍摄的大量工业题材影片, 内容十分丰富, 对各行各业都有所表现。如《光芒万丈》描写的是电力工人的故事, 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爱国精神。《红旗歌》表现的是纺纱厂工人解放前受资本家剥削, 在党的领导下对敌斗争, 及解放后工人由消极生产到积极生产的思想转变过程。《高歌猛进》《在前进的道路上》《英雄司机》《六号门》《无穷的潜力》《万木春》《路考》等影片则表现了机器厂、铁路运输、码头搬运、轧钢厂、林业、客运等各个行业工人阶级的英雄事迹。
《六号门》是一部反映搬运工人斗争历史的优秀影片, 描写的是码头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解放前, 六号门是恶霸马金龙的货场, 虽然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但六号门的码头搬运工人仍然生活在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之下, 马金龙剥削工人的劳动, 还拖欠工人的工资, 致使工人家家断炊。工人胡二扛着粮食晕倒了, 他的儿子铁球因拣粮食被马金龙的打手们活活摔死。工人们没有活路, 不得不起来斗争。在党的领导下, 工人们的自发斗争变成了自觉斗争, 最终迫使马金龙和给他撑腰的国民党官员妥协, 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 工人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座城市解放后, 马金龙父子不甘心失败, 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但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父子二人被群众批斗, 受到应有的惩罚。影片中, 搬运工人的形象真实、丰满, 罢工场面气势宏大, 工人与剥削阶级的斗争尖锐, 真实地表现了搬运工人勇敢、坚定的阶级立场。影片通过胡二的生活遭遇和命运变化, 表现了他遭受的沉重压迫和坚定的反抗精神, 表现了一个工人从自发斗争成长为自觉斗争的阶级战士的过程。
三、“跃进式”工业题材片
在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下, 全国各界的生产都在追求高指标、高速度, 电影界也不例外, 文化部电影局倡议全国电影工作者“鼓足干劲, 急起直追, 使电影事业相应地跃进, 以配合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与全国形势相一致, 长影在“大跃进”时期拍摄了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当前大跃进情况的影片”。但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 如采取写大字报的方式讨论剧本, 用打擂的办法确定生产数量和拍摄进度, 使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跃进片”中, 工业题材影片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些影片基本都是对政策的图解和对“大跃进”运动的宣传, 粗制滥造, 质量很差, 艺术成就低。到1958年年底, 长影完成“反映当前大跃进情况的影片”13部, 其中反映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就达5部之多。如《白手起家》表现的是某合金厂仅有一把勺子、两口锅、三个模子、四个工人, 竟白手起家建起了反射炉, 并且创造了炼出274种优质合金产品的奇迹;《红领巾的故事》描写一群少先队员在炼钢厂老工人的帮助下, 修起炼钢炉并炼出高质量的灰口铁的故事;《天下无难事》描写的是毫无经验的炼钢厂厂长敢想敢干, 终于用废铁炼钢成功, 并克服困难建起一座年产30万吨炼钢厂的故事;《宝山之歌》讲述的是一位县委副书记不信当地没矿的说法, 率领群众上山找矿, 终于找到含铁量高达70%的富矿的故事;《帅旗飘飘》描写了某县委书记带领群众普建高炉、大炼钢铁, 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的故事。这些影片将那个时代下“人有多大胆, 钢有多大产”的荒诞口号表现无遗。“跃进片”中还有一些表现各行各业脱离实际, 搞技术革新创造出奇迹的, 如《东风》《试航》《快马加鞭》《春雷》《新的一课》等, 分别表现了汽车、造船、化肥、造纸、炭黑等行业或工厂在当时口号下的蛮干风和浮夸风。还有一些影片表现农村“大跃进”景象的, 如《春水长流》《太阳刚刚出山》《神秧手》等。当时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脱离实际的蛮干风等不良作风, 在这些影片中一览无余。那些“人有多大胆, 钢有多大产”“大放卫星”等荒诞、可笑的口号, 成了“大跃进”时代的表征。长影拍摄的这些“跃进片”都是在追求高数量、高速度下抢拍出来的, 因而质量低下、粗制滥造, 缺乏艺术性, 对长影之后的创作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水库上的歌声》作为表现大跃进运动的影片,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具有一定的纪实性, 因而成为“跃进片”中相对有价值的一部。影片以修建十三陵水库为背景, 表现了在水库修建过程中, 人民群众震撼人心的劳动场面和汹涌澎湃的劳动热情。水库修建工程的宏伟气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规模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虽然“大跃进”后的1959年和1960年, 长影的影片生产仍然延续了高指标、高速度的作风, 但因为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还是完成了一批较优秀的影片, 《换了人间》就是这一时期工业题材影片中水平相对较高的作品。《换了人间》是根据柯夫的话剧《双婚记》改编的, 影片通过描写主人公魏秀兰在旧社会的悲苦遭遇和在新社会的幸福生活, 表现了煤矿工人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命运和生活面貌, 揭示了新旧时代深刻变化的主题。影片中魏秀兰的形象塑造得很完整, 尤其是她的思想变化, 在影片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旧社会里, 她命运悲苦, 安于天命而不敢抗争;新社会里, 她透过自己的心和眼睛, 看到了与往昔不同的全新生活, 这让她的内心燃起了希望。在工人们通过顽强拼搏克服了瓦斯威胁后, 她认识到了新旧时代的巨大差别。秀兰的这种思想成长过程, 在影片的下半部分表现得尤其充分。鲁万春正直、坚强、淳朴、热情的性格也在影片中得到较好的呈现, 作为煤矿工人的工人阶级形象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万木春》是长影第一部反映林业工人的影片, 也是表现“大跃进运动”中较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影片塑造了林业局长秦培德的高大形象, 表现了东北林区特有的壮观景色, 茫茫林海、参天的大树以及工人们在楞场劳动的场面, 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影片在情节安排和叙事模式上还不够完美, 如表现敌人破坏活动和副局长思想转变等内容上着墨过多, 使政治痕迹过于明显, 未能摆脱“先进教育落后”的模式等, 削弱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
《草原晨曲》描写了内蒙古草原解放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解放后, 包钢的蓬勃建设与发展强烈地震撼人心。这部影片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片, 而且至今仍被包钢作为“传统教育片”进行宣传和学习, 影片插曲《草原颂歌》也成为经典流传至今。
四、文革前——《特快列车》
文革前夕, 中国电影处境艰难, 长影的创作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65年全年完成故事片6部, 其中工业题材影片《特快列车》是质量较好的一部作品。《特快列车》是根据当时吉林铁路局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改编的。这部影片表现了铁路工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影片围绕“救人”这一线索展开:驻军某部林营长准备乘坐502次列车去江城开会, 路上看见一棵被狂风刮倒的大树倒在铁轨上, 他正想排除险情时被滚落的石头砸伤晕倒了。火车的轰鸣声使他苏醒过来, 他急中生智, 对天鸣枪使火车停了下来, 全体乘客得救了。但林营长伤势严重, 如果不能及时手术将有生命危险。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 502次列车的全体司乘人员和乘客, 为了抢救林营长, 发生了一系列感动人心的故事。当列车长裴兰英眼含热泪地宣读“七零二号命令, 五零二次普通列车即刻改为特快列车, 以线路允许的速度直达终点, 沿线各站必须积极为五零二次开辟‘绿接’”时, 人们内心的担忧和火一样的热情同时爆发出来,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影片情节紧张、节奏明快、镜头流畅、充满激情, 通过发生在狭窄车厢里的故事, 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影片中, 为抢救伤员, 列车长和全体工作人员的高度热情、乘客的关切之情和阶级友爱、沿线各站紧张的全体总动员以及铁路局领导的果断决定等情节设置, 反映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时代激情和时代精神, 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注释
“十七年”时期银幕上的工人形象 篇8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尤为突出地被放大,相对应的影片,如1959年电影《钢铁世家》。影片讲述了在上海解放前夕,钢铁工人孟广发一家三代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粉碎了敌人准备炸毁工厂的阴谋,迎来了人民解放军。上海解放后不久,其父孟昌泰遭到阶级敌人的毒手。其子孟大牛在进行快速冶炼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不接受当技术员的未婚妻刘桂兰的意见,结果出了事故。这时,刘桂兰的父亲刘贵山又来规劝,认为利用原有的设备技术条件不能搞快速炼钢。于是,孟广发要求组织上处分自己和儿子,不同意让儿子继续搞下去。经过党委马书记的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又坚定地支持儿子继续进行试验。在“大跃进”的夺钢战斗中,孟广发又帮助亲家刘贵山克服了保守思想,采用了快速炼钢的先进技术,保证了生产任务的提前完成。孟广发的女儿小翠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炼钢工人。
影片投射出了工人阶级的几个方面,第一,工人阶级领导并参加过保卫国家生产安全的政治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最朴实的本质写照;第二,解放后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斗争,维护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2 工人阶级的自立与自励
这一时期的电影也多用以小见大地手法歌颂着工人阶级在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骄人成绩的事迹,1962年影片《锦上添花》及1965年影片《青年鲁班》则是这类型的代表。《锦上添花》讲述了铁路业余学校的青年教员段志高怀着满腔热情,渠道偏远山区小桥车站去学习。小桥站全体员工艰苦朴素、勤勤恳恳,紧紧地团结在老站长的周围,与附近其他公社鱼水相帮,亲如一家。但段志高的“热情有余,经验不足”在工作中闯了不少小祸。这让即将退休的老站长看不过去。他决心要帮助这些年轻人提高生产经验,再安心退休。他多年来盼望能让车站和公社安上电灯。而年轻的新人早就暗地里筹划利用河水建立一个小发电站,段志高的来到,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和力量。老站长终于如愿以偿,当他亲眼看到由于年轻人的努力最终使车站和公社灯光齐明,而段志高又在他亲手培养下迅速成长起来以后,他安心退休了。《青年鲁班》则讲述了没有上过学的青年建筑工人李三辈出身贫苦,解放后,他决心努力工作,希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由于文化程度低,他在工作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因此,李三辈积极参加夜校,刻苦学习。大学毕业的工地技术员秦淑贞兼任夜校教员,开始她看不惯三辈这个笨拙的学生。不久她被三辈刻苦学习的态度感动,尤其在知道三辈过去的苦难经历后,秦淑贞深受教育,下决心要帮助三辈学好文化。三年后,李三辈的文化程度显著提高,在生产上取得优异成绩。为了实现改革木工技术中一项落后的工作方法“放大样”的愿望,三辈刻苦研究,反复试验。起初,由于他忽视了向老工人学习技术经验,改革失败了。后来,李三辈坚持不懈,成功地创造出代替传统的“放大样”的方法,并受到专家们的认可和赞许。这两部影片作为工人阶级自立与自励的影片来看,都将工人阶级勤恳学习,刻苦钻研的品质表达了出来。
将这两部影片对比来看,《锦上添花》中的段志高其实是城镇工人青年的一个缩影,他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素养,创新能干的个人素质,但投身到偏远农村就业时则暴露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时候就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特有的先进性、创造性来进行自我完善,将所学知识和聪明才智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去,在岗位上取得一定的业绩。而《青年鲁班》则走的是同《锦上添花》相反的视角,一个几乎从零学起的普通青年工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学习和生产中取得业绩。这两部影片实际上将新中国成立初期,两大不同类型或者说两大发展道路的青年工人缩影到了影片当中,可以使青年工人们对号入座,然后从影片投射出的信息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向观众传达出了“学”的概念。新一代的青年工人们需要向老一辈的技术工人们取经,老一辈们又需要肯定新一代青年工人们的创新能力。新中国创建初期,中国在不断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太多地方需要向社会主义大国学习和借鉴,同时也必须向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说不,在这样一种新旧交错、矛盾不断的时期中,新中国在不断肯定和否定中向前迈进,接受新式力量武装工人阶级,摒弃糟粕,夯实了社会主义道路。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站上了历史舞台,从各方面创造着历史,从百废待兴到励精图治,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和重视,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也详细记录着建设十余年间的中国工人的光辉形象,配合着新中国的建设,这一支主旋律在这一时期贯穿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十七年,工人形象,集体主义
参考文献
[1]冯妮.电影中的工人形象[J].中国企业家,2010(13).
李准十七年影视文学创作研究概述 篇9
一个作家的创作必然会受到当时时代氛围的影响, 反思李准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时代情况。1958年到1964年, 正是我国社会生活纷繁变化的时候, 先是公社化的狂潮和大跃进的喧嚣, 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 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1962年以后, 又是声势浩大的大抓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这一切都给农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家还不可能将农村的这种残酷现实在作品中给予直接表达。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老百姓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也不允许他们直接表达。但一个有社会正义感的作家, 最少应该做到不唱浮泛廉价的颂歌, 不为社会粉饰太平。李准在直接批判和粉饰太平的夹缝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他虽没有直接切入农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矛盾, 对生活的阴暗面作某种深入的揭示, 但也没有走“写中心”、“写政策”、“赶任务”的道路, 而是“想在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上, 新的性格的形成上, 进行一些探索。” (3) 五十年代中期后, 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完成, 我国农村的生活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小农经济的基础已经解体, 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建立。在深入生活时, 李准兴奋的发现, 新的经济关系的建立带来了农村新的家庭结构和新型的家庭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传达农民精神世界的转变, 借助这种转变体现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进步, 这种创作追求, 既吻合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对文学作品的要求, 又规避了纯粹“写中心”、“写政策”的道路弊端, 李准将创作的视线集中到社会主义新人身上, 刻画他们的内心境界, 也与“文学是人学”的本质相符。所以这种文学策略, 使得李准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 创作出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
《老兵新传》是李准走上电影创作道路并成为小说、电影两栖作家的开始。李准曾说“我为什么学写起电影剧本来?因为电影观众多。我们的新农村, 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 而电影在这方面, 可以不受识字的限制, 可以在极大范围内和各阶层的观众接触。” (4) 《老兵新传》剧本讲述的是东北解放初期, 解放军营长战长河主动要求到北大荒办农场。他带着通信员和会计来到茫茫雪野, 展开战胜大自然的斗争。上级派来农学家赵松筠任副场长, 又到来一批青年学生。战长河认真学习文化知识, 团结并带领大家与恶劣的天气斗, 与荒芜的土地斗, 与各种错误思想斗, 还帮助老百姓打土匪, 夺回被抢走的粮食, 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终于在北大荒建立了第一个国营农场, 支援了前方的需要。至于是什么激发出作者的创作灵感, 作者在我怎样写《老兵新传》, 这样说到:“我首先考虑到像老战这样的人物, 他们的性格特征首先在于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 忘记个人的那种伟大献身精神和进取力量。“老兵新传”是反映一个老战士在我大军南下的解放初期, 去到北大荒为生产粮食开垦荒地而斗争的故事。因此, 我选择了这个故事。可以把这位老党员、老战士对人民事业的奋不顾身的精神, 把他顽强的革命事业和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理想, 较为充分地揭示出来。 (5) 在影片主人公战长河的身上, 作者给予了他北方农民独有的豪迈、坦诚、直率、积极的性格, 同时他又具备革命者崇高的精神信念和无私的道德品质, 于是一个农民出身的老兵形象便形象地屹立在新中国的电影屏幕上, 被电影史专家门誉为“新中国银幕上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 (6) 电影作品《老兵新传》获得的成功, 使得李准意识到要想创造一部感人的作品, 作品成功的关键是着重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同时注重刻画新人, 为其立传也成为此后创作的重心。作家为什么选择新人作为创作的重心, 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也是有着用心良苦的选择。
《老兵新传》之后, 李准以电影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文坛上。他陆续创作了小说《一串钥匙》、《三月里的春风》、《李双双小传》、《耕耘记》, 还以小说为基础, 创作了《小康人家》、《李双双》、《耕云播雨》、《龙马精神》等电影剧本。
电影《李双双》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李准根据自己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改编的电影剧作。从小说到电影, 作品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都有巨大的改进。《李双双小传》是李准的代表作, 创作了李双双这个农村新人的艺术典型。但是作品也具有比较大的不足, 李双双这位具有新时代精神涵养的劳动妇女, 李准却把她放到五六十年代公社化时期“左”倾冒进的“大办集体食堂”的社会主义运动中, 同时也多多少少地美化了“集体食堂”这一违反正常的经济规律、缺乏生命活力又给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很大损害的应该否定的现象, 因而作品印上了印记深厚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斑痕, 也严重损害了主人公的形象。1962年李准将小说《李双双》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时候, 将“大办集体食堂”的错误事件全部去除, 而且将主人公李双双放到五彩斑斓的农村日常生活中, 通过主人公在坚持按劳取酬和评工记分的原则性时表现出的大公无私的事迹, 通过农村日常生活中普遍的夫妇之间的矛盾以及感情的纠纷, 呈现出一位坦率、乐观、聪明、浑厚、泼辣锋利、心地善良、心直口快却不记仇、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得失的新型劳动妇女形象, 为新中国银幕增添了一位具有长久魅力的艺术典型。电影中的李双双作为女性形象也获得自身独具的美学生命。喜旺说李双双是“直性子, 有嘴没心”, 乡人说李双双是“心直口快, 热心肠”, 李双双自己也承认“人家说我嘴快”“我平时说话太冲”。看来李双双的确是民间那种快人快语的角色。这种性格多是热心肠、具侠义精神而且能干泼辣, 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容易称为劳动带头人。李双双是个“从小什么农活都学过的女性”, 她还能和男人一比高低:“她跳下水和二春抬起大石头, 蹚得水花飞溅, 小伙子们在拍手”, 男人这样称赞她:“喜旺, 你回家去看你老婆吧!今年哪, 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出了大力了。工分给你挣了一大堆, 村里人提起她, 没有一个说她不好的!”而正是通过劳动展现了女性强大的生存欲望和生存能力。对女性而言, 劳动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它首先让女性觉得自己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而不再是旁观者。李双双这样豪迈的对女同胞说:“怕什么, 我们也长着两只手”“它会长小麦, 也会长棉花。谁高贵谁不高贵, 谁能劳动谁就高贵, 自己做来的, 自己劳动来的。吃着气儿顺, 穿着也光彩”, 同时劳动也让女性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妇女能顶半边天”, 从此女同胞们不再接受男性的施舍和可怜, 而是堂堂正正的称为自己的主人, 并与男性并肩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影片中颠覆传统男性地位最好的证明就是喜旺在家庭中的、地位。尽管喜旺向外人一再炫耀自己管老婆的本事:“我们从来就是这样, 我说一不二。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典型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得到突出表现。但是, 李双双并不惧怕。而事实上喜旺面对快嘴老婆只有让步的份, 每当有大的家庭冲突, 他的选择只能是不断的逃避:“你在家当你的干部好了, 我出去赶我的大车, 我走以后, 哪怕你把人得罪完, 我眼不见心不乱, 与我喜旺无关。”在这男性无奈的宣言中我们看到一曲女性的欢歌, 她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了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平等地位, 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李双双》的创作风格体现了那个时代所鼓励的浪漫主义精神, 但作家在回避现实生活中严峻矛盾冲突的同时, 并没有像原小说那样去渲染错误的‘左’倾的政策精神, 也没有站在损害农民利益的错误路线上歌功颂德, 它歌颂的是普通老百姓中间的美好人性, 提倡的是敢于与社会上的自私行为, 这就是这部影片在今天还能使我们感动的艺术力量。” (7) 另外加上李准的影视作品独特的朴素别致的语言、富有幽默感的生活情趣和浓厚的乡村泥土气息, 使得电影《李双双》成为建国后十七年农村题材影视作品中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 即使在今天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重新触摸解读老艺术界李准十七年时期创作的这批影视作品, 可以鲜明看到作家剧作的一些特色, 从而给当下创作带来一些启示。首先作者非常注重故事性、情节性, 并在强烈的情节中塑造出一批相当丰满动人的新人形象。李准在《写电影剧本的一些体会》说到:“电影在篇幅上有较严格的要求, 不像小说可长可短, 比较起来, 小说的情节发展较缓慢, 表现的手段也较多, 矛盾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插进一段作者的抒情或者叙述描写;电影就不同, 它只能容纳那么多东西, 因此必须要有紧凑的情节, 矛盾冲突不能中断, 也不能发展太缓慢, 必须从头到尾紧紧吸引观众, 而且它用的都是‘精料’。” (8) “根据这一体会, 以后我在写电影剧本, 或选择短篇小说改编时, 总是要求故事性较强, 人物有交锋, 斗争有几个回合, 剧情有起承转合, 如果心理刻画较多, 戏剧性不强的小说我从来不选。” (9) 另外这些人物, 有的豪放粗犷, 具备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有的沉着文静, 有着细致的心计和坚强的毅力;有的活泼大胆, 有着大公无私、敢作敢为的性格, 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另外剧本创作中还十分注意语言和细节。语言朴素而精练, 富有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和浓郁的泥土气息, 同时剧作的细节不过点染数笔而人物却神采奕奕。
从1953年的《不能走那条路》开始步入文坛, 到1964年这12年的创作历程, 李准在特定时代的社会观念、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的影响下, 创作出一批成绩与局限共在的作品。返回历史现场, 李准的影视文学创作道路仍给我们留下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摘要：李准, 以文学家和影视家的双重身份介入建国后的文坛, 给我们带来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尤其他在影视创作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十七年特定时代的社会观念、文艺思想和文艺批评的影响下, 创作出一批成绩与局限共在的作品。返回历史现场, 触摸李准的影视文学创作, 找寻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李准,影视文学,概述,创作研究
注释
1冯牧.《在生活的激流中前进》, 《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第112页 (江苏师院中文系主编) 。
2谢永旺《李准新论·序言》,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1.
3李准.我喜爱农村新人——关于写《李双双》的几点感受[J].电影艺术, 1962.6.
4卜仲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3:106.
5卜仲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3:117-118.
6当代中国电影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03.
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M].1999.9:49.
8卜仲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3:89.
十七年 篇10
统观“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 在叙事主题的迭次变化中, 从剧作冲突和情节的展开中基本上可以归纳出三种基本叙事策略:第一, 用“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从而教育和启迪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在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更深层次上是阶级的差异, 在民族异同之上还有更高的阶级异同。汉族的阶级剥削和少数民族的剥削阶级与汉族的被剥削阶级和少数民族的被剥削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关系。第二, 用“国家意识”和“民族大家庭观念”替代“少数民族意识”, 强调党所领导的各民族共同的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可以争取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 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三, 在尊重少数民族信仰自由的前提下, 用“先进”与“落后”的分界线来消解许多根植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宗教文化、神话传说、巫术民俗的统治地位, 用以汉文化特色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教育少数民族人民反对封建迷信, 从而使这一题材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主题相联系。三种叙事策略的灵活运用, 成功的实现了政治话语命题向艺术形态的顺利转换。
“用‘阶级认同’替代‘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叙事策略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分析”和“阶级归类”的手法, 是整个“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叙事策略。许多影片通常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来消解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界限, 用“阶级归类”的方法来构建影片人物角色群体的“基本二元对立”。少数民族群众和主要由汉族构成的边防军 (或工作组) 构成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潜藏的敌特分子和敌人 (主要是汉族) 则构成影片的反面角色群体。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和边防军 (或工作组) 的共同对敌斗争来获得影片的叙事动力, 在叙事进程中建构和强化少数民族的阶级意识和国家意识。如在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中, 以黛乌 (于洋饰) 、蓝蒡 (孙景璐饰) 、噶瓦 (仲星火饰) 为代表的苗族和哈尼族群众与以汉族的区委书记 (冯奇饰) 、张连长 (吴漾饰) 为代表的边防军构成了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以李三 (梁山饰) 、特务司令 (方伯饰) 为代表的敌特分子构成了影片的反面形象群体。影片围绕境外国民党残匪军对边寨的“袭扰”与边防军民的机智巧妙的“反袭扰”斗争展开叙事, 敌我斗争成为推动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样, 在《神秘的旅伴》中, 彝族的小黎英 (王晓棠饰) 、朱林生 (刘增庆饰) 、瑶族的盘大妈 (许蓝饰) 与汉族的指导员 (黄世光饰) 、中队长 (徐连凯饰) 等构成了影片的正面形象群体, 魏福 (李颉饰) 、萧五 (田烈饰) 、神甫 (克里木江饰) 等敌特分子构成了影片的反面形象群体, 敌人偷运武器入境与我边防战士对之进行的侦查斗争成为推动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来源。同样相似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设置在《芦笙恋歌》、《两个巡逻兵》、《锡城的故事》中都有相似的体现。在这类影片叙事中, 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被淡化处理了, 阶级归类和阶级认同得到了强化。采用这种叙事策略的影片其政治含义是直观而单一的:汉族的工作组、边防军或党组织与少数民族群众是同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 汉族的剥削阶级是大家共同的阶级斗争对象, 汉族的边防军和工作组是少数民族新生活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由于少数民族政策特有的复杂性和政策性要求, 单纯的“阶级分析”策略所构成的基本“二元对立结构”尚不能准确有效地表述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因为当时党和中央政府在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时, 尚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来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来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因此, “一个受蒙蔽而最终经过教育达到觉悟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成为影片故事情节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剧作元素。这种转变不是人物性格的转变, 而是思想观念及政治抉择的转变。在《边寨烽火》《勐垅沙》《摩雅傣》《景颇姑娘》4部影片中就体现了这一叙事策略的运用。《勐垅沙》堪称这一叙事策略的代表性作品。首先影片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消解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界限, 用阶级归类的方法确立了影片剧作的基本二元对立结构:即勐垅沙的傣族头人布亢和美蒋特务刀爱玲同属反面形象, 解放军工作组与傣族同胞梅恩、帕曼则是正面形象。而开始受人挑拨与解放军作对, 后来被解放军的行为所感动而醒悟过来的猎人勒亨则是“处于转变中的形象”。头人布亢 (刘恒德饰) 在影片剧作的前半部分中阻止傣族群众接近工作组, 关押帅恩, 抬高粮价, 成为叙事中的反面形象。当他被刀爱玲所劫持而被解放军所解救时, 布亢这一人物便有了“醒悟”与“转变”的契机。影片的情节便成为“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表述。影片的政治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同属傣族的梅恩和勒亨与头人布亢分属不同的阶级, 刀爱玲虽是傣族, 却是代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美蒋特务;汉族的解放军工作组才是真正给傣族人民带来幸福的解放者。此外, 《边寨烽火》中的多隆、《摩雅傣》中的傣族头人帕沙, 《景颇姑娘》中黛诺的情人勒丁等皆是这种为体现党的“革命统一战线”而特意设计的人物角色, 成为影片表意系统中的固定符码。
尽管在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 神话、传说以及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巫术、礼仪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文化统治地位, 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但由于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相抵牾, 或与当时全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背道而驰, 因此, 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 “用以汉文化特色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无神论思想教育教育少数民族人民反对封建迷信。从而使这一题材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主题相联系”也就成为“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又一常用的叙事策略。影片《摩雅傣》便是此类叙事策略的典型代表。影片中解放前傣族妇女米汗因被诬为“琵琶鬼”而被驱逐离乡, 后来被当众活活烧死。解放后, 其女儿依来汗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一名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 (傣语中“摩雅”意为“医生”) 。通过米汗和伊莱汉母女两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不同的人生境遇来揭示傣族传统文化中“琵琶鬼迷信”的愚昧落后和对傣族妇女的残害。同时, 影片中还展现了僾尼族人把“双胞胎”视为“鬼胎”的传统习俗, 把生双胞胎的妇女驱逐离乡并把双胞胎杀死等传统习俗, 以此来教育傣族人民 (甚至整个少数民族人民) 应当摈弃传统巫术习俗的束缚, 现代的医疗技术才是真正能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医疗问题之所在。此外, 在《边寨烽火》“山寨议事”一场戏中, 当梅普山官召集景颇山寨的山民商议修建水库时, 恰逢一群乌鸦飞过山寨, 按景颇族的传统习俗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因此修建水库之事便被随之取消, 在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明看来显得愚昧而可笑;《景颇姑娘》中“开荒种田”一场戏,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景颇族原始而落后的“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这些情节的设置除了增添影片的奇观效果之外, 其隐含的教育意义在于:少数民族人民应当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 破除传统巫术迷信的束缚, 主动融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时代进步的主题中来。
作为“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唯一的喜剧电影, 《五朵金花》不像其他影片那样承载着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 反而通过其轻松的喜剧风格而在叙事策略上显得别具一格。与其他影片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得叙事动力不同, 《五朵金花》则是“以误会造成的戏剧张力来获得影片的叙事动力。”“误会常常是因为巧合造成的, 但在设计巧合时, 如果稍有疏漏, 就会弄巧成拙。《五朵金花》在这方面可谓精心、细微, 既使误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层层递进, 又合情合理, 无暇可击。”
上述几种叙事策略分别与不同的叙事主题相联系, 构成了“十七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几种基本叙事类型。这几种类型的影片, 作为党在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策略所演换成的基本文化视点, 成功地阐释和表达了党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起到了电影在当时所特有的作为党的政治宣传武器和工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梨野著:《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 (1949-1959) 》,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
[2]胡菊彬著:《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 (1949-1976)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年1月第1版。
[3]李显杰著:《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4]申致远、魏春桥:《“悲惨”的<阿诗玛>》, 《大众电影》, 2005.2
相识相知相托相依六十七年 篇11
我们家的一大特点是，几十年来从未争吵过。不论是夫妇间、父母与子女间、还是子女间，都没有争吵过。经常讨论问题，但从来不伤感情。有时我会想，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全家，都会依旧选择我们今生的夫妇和子女。我们家庭的感情基础是夫妇间的感情，而我们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六十七年的相识、相知、相托和相依。
相识于地下党
他叫我“钱”，我叫他“黄”，这是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我们一直保留到现在。说起来，我们俩成为夫妇，还起因于党组织的安排。
1941年秋，我在上海大同大学入党，当时我是土木系三年级学生，也是全校“女同学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他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中入党，毕业后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放弃报考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志愿，留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并成为当时大同另一全校性的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俩是在学生团体交往中认识的，当时互相并不知道是同志。如果有“一见倾心”的话，我对他最早的好印象是在有一天放学时，他在学校大楼的台阶下，我在台阶上，互相打招呼，他笑得那么灿烂，使我心里动了一下。我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事，因此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感受。但是他倒常常和儿女们谈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他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骑了一辆男式很高的自行车，从后面赶过他，并兴高采烈地回过头，挥手叫他：“黄曰騋！（他的本名）”他总是向孩子们形容我：“腿短，只够得上踩半圈，还‘单脱把’。”我也记得这事，那是因为他有自行车，我没有，那天一个男同学借给我车，去为班里办事，所以遇到他时向他“神气”一下，大概那是对他印象较深的一次。但因为没有党内关系，除了互相有些好感外，都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我和他在党内相识，完全是组织上的安排。当时，他在党内，也算是个“老党员”了，但很骄傲，又爱“较真”，常和领导他的“邱”发生争论。一次，谈到苏德战争中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时，邱说，那是因为在苏联军队中，98%都是党员。黄反驳他，决不可能98%是党员，邱不认错，两人闹翻了。在地下党时，一般都是单线领导，领导同志就是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对被领导同志有绝对的威信，显然，邱不可能再领导黄了。组织上决定由领导我的甘信孚去领导他。甘向我介绍了黄和邱争执的经过，说这人很骄傲，但据了解他对我还很赞赏，因此决定把他和我编为一个组，希望我协助做他的工作。确实，我们编成一个组后，工作很融洽。以后，组织决定，将当时全校三大团体（课余参观团、女同学联谊会和消费合作社）的党员负责人按党章编成一个党团，即：除黄和我外，再加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褚启元。以后，为了执行中央要求地下党组织执行“长期隐蔽埋伏”的方针，主动停止各学生团体的活动，不设立党团，党员原则上只在班内活动。大同的党总支下，成立各学院的分支（部），任命我为工学院分支书记，没有支委。分支下设党小组，都是单线领导，黄归我单线联系。1942年10月，由于大同党的一位外围群众被捕，组织考虑我们有被捕的危险，决定将张亦桦、马正信、陈如东、黄辛白和我紧急撤退，由已调离大同、负责上海到淮北解放区的“交通”褚启元带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去解放区的路上，马和陈一组，扮为夫妇（他们本来就是情侣）；黄和我扮为表兄妹，褚扮为黄家油坊的伙计，三人一组；张亦桦单独一人，坐火车去南京（她的大哥家）。送别我们时，甘笑着对我说，本来想叫你们也扮夫妻的，怕你扮不像，还是扮表兄妹吧。
因此，也可以说，上海地下党是我们俩的大媒。
相知于战争中
进入解放区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整风学习中的改造思想，农村贫苦生活的锻炼，以及战争的严峻考验，建立了共同的思想基础。
近年来看到，在有些文章中，对整风学习有负面印象，这和我们的感受大不相同。我们1942年撤退到解放区时，正值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之际。所谓“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中的教条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在全党发了有关整风的二十二个文件。我们一进入解放区，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文件，因为在上海，学习政治理论是非常困难的。为了避免影响上海的亲友，我们都决定改名。大家商量以“正”字“排行”，以自己最需要改造的主要缺点为名，以表示整风的决心。商定后，我第一个报名，因为我的缺点最明显:“个人英雄主义”，因此就改名“钱正英”。接着马正信报名，说他在上海检讨时，总认为自己缺乏自信，因此改名“马正信”。其他的同志对自己的主要缺点感觉不明显，还在冥思苦想。后来有人提出，如果五个人都这么排行，可能给人小宗派小团体的误解，还是另起名字吧。于是黄就用他原来的一个别名：“黄辛白”，张改名“张冰柯”（后又改为“张亦桦”），陈改名：“陈如东”。
我们进入解放区后，还没有分配工作，就遭遇日寇对淮北解放区的“扫荡”，这是淮北解放区经受的最大一次“扫荡”，在历史上称为“三十三天反扫荡”。师领导决定，将我们五人暂时编为一个班，随师政治部机关行动，迅速渡过洪泽湖，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新四军二师的防地淮南解放区。我们白天在驻地隐蔽，夜间行军。
反扫荡胜利后，我们暂时被分别分配到区党委和师的各直属机关任文化教员，使我们有一个从城市转到农村敌后游击环境的适应时期。1943年初，适应期满，正式分配工作。黄、张和我被分配到淮北解放区的一个边区县，泗五灵凤县（即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等四个县的边境地区）的县立中学工作。临行前，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同志代表组织和我们谈话。他教育我们，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定要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我们根据这个指示，走进中国农村，从1943年到1949年，在农村生活了六年，使我们的思想感情起了极大变化。
除了那次“扫荡”外，淮北解放区基本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对我们来说，主要的战争考验是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在那次战争中，黄和我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黄经受的考验远比我严峻。
我和黄在1943年冬泗五灵凤县中工作时期确定了恋爱关系。1944年春，我被调去修复当地的淮河大堤。1944年秋，调到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任水利科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调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的工程科长。当1946年内战风云初起时，眼看我们两人的工作地点越离越远，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停止恋爱关系，给他重新选择的自由。还没等到他的回信，我们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就中断了。以后我撤到山东，在华东军区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长，为部队修路架桥，后任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处长。1947年底调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回归水利工作。在军队工作时，虽然行动频繁，但由于我军掌握主动，基本上有惊无险。
黄的情况和我完全不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还在泗五灵凤县中任教务主任。由于当地主要领导的工作失误，导致淮北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广大干部仓皇撤退，损失惨重。黄和县中的其他领导同志随军撤到运河东岸后，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九纵队政治部任秘书，历经种种艰难困苦，打回淮北。以后他被任命为江淮区党委联络科副科长，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敌军工作，并几次去上海，为我军采购电台和药品。有一次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在他的家人掩护下紧急转移，摆脱了追捕。1949年2月，调华东大学皖北分校任教务主任，重新回归教育工作。由于他工作出色，被皖北直属机关党委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49年春，平津解放，全国胜利已经在望，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我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去燕京、清华等大学，作了报告。妇代会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接着在京召开，黄作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得知我的情况。他随即写信给我，叙述了他在战争初期接到我的信以后的情况，最后说：“当初我在几十人中选择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选择了你。”我看到信后，非常感动。当时正巧要去开封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从开封乘火车经徐州、蚌埠，到达合肥时，已是黑夜了。站台非常荒凉，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和警卫员雇了两辆“黄包车”，找到合肥城里的妇联，经过老战友、当时的妇联主任吴光同志，找到了黄。他兴冲冲地赶到妇联，给我看我们的老朋友、当时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同志给他的字条：“茫茫大雪中，钱来了，你快去吧！”是啊，老朋友都为我们的重逢高兴！
共甘苦相托终生
1950年春，我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作，重回上海。不久，黄也从安徽省团委调到华东团委，这大概是组织上对我们的照顾。但是，谁也没想到，当年夏季，淮河发生严重水灾。1950年冬，中央决定在蚌埠成立淮河水利委员会，统筹豫、皖、苏三省的治淮工作，调我兼任淮委的工程部副部长，要求立即赴蚌。这样，他刚从安徽调到上海，而我却从上海调往安徽。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朋友们说我们是“八年抗战”。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婚姻仪式是非常简单的。我从蚌埠坐火车在9月7日早晨到达上海，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黄把我带去看他的宿舍，也就是我们的“新房”，那是一间朝南明亮的房间，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他的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我们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结婚用品。在街上想来想去，也没什么需买的，最后，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偶像，我们签名互赠，作为结婚纪念。晚上由我的大姐，请我们俩和我们的老朋友李叔明夫妇在她家里吃饭，然后就去华东团委，参加为我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但是，我们两人在自己的房里，还是认真回顾了我们感情成长的历史，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
结婚后没几天，我就赶回蚌埠。我们的共同生活，是在来往频繁的信件上体现的。
不久，他从华东团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从此，我们两人都确定了在建设新中国中的终生职业。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水利属于土木的范围；黄在大学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并不是教育。当年在淮北解放区的许多上海大学生，都曾分配到学校教书，其中不少还是教育专业的，但解放后终生做教育工作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想起来，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他的祖上就注意办教育，他的祖父在家乡创办“普通小学”，其立意就是要为普通老百姓办学，当时提倡的一些教育理念，还是很符合现代精神的。看来，他毕生从事于教育，还是有其渊源的。
1953年，我们先后调到北京，才真正组成了家庭。我们有三个孩子，看着孩子们逐渐成长，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时有他的母亲经常来北京主持家务，又有一位待我们如亲人的老保姆，我们俩基本没有家务负担。工作之余，冬天学溜冰，夏天学游泳，或者带孩子们去北海划船。溜冰后吃串冰糖葫芦，划船时捎带在湖岸的石头缝里捉螺蛳，真是其乐融融！至今，有的老同事还提起，时常遇到我们俩背着溜冰鞋在街上走，有很深印象。那几年，大概是我们一生最轻松的时光了。
“文革”以前，他的工作比较顺利，从交大调到高教部，任工业司副司长，以后任司长，1965年任高教部副部长。我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淮河中游遭遇涝灾，我受到责难，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淮河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我负责修建的润河集水闸被冲毁，中游的淮河大堤决口，我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后，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我疲于奔命。我自嘲地说，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不能再生孩子了。1958年中央确定“三主”的治水方针（小型为主，蓄水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称之为“无产阶级路线”），我在党内某些领导眼中，是“排（水）、大（型）、国（国家举办）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真是内外交困。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受到的冲击远比我大。中共北京市委被打倒后，国务院各部中，高教部首当其冲。当我们这些部的领导，还在勉强支撑工作时，高教部以蒋南翔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早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了。一天早晨，黄从床上坐起来，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次运动，来势这么猛，最后结局如何，很难预料。我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表态：“不管外边的大字报怎么样，我们互相都很清楚，我们是革命的。”以后，运动越来越升级，但不管他在外边受到什么样的侮辱，在家里总是保持着一贯的尊严。当时，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我们的两个大孩子，都无学可上了。大女儿在家潜心学画，二儿子无所事事，黄就让他到街上淘换各种零件，最后在他的指导下，组装成一个漂亮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我们俩把儿子女儿叫到一起，认认真真地学毛主席著作，包括毛主席诗词。在家里，他还经常宣传他的教育理念。虽然他在外边被打倒，在家里他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个革命的老师和爸爸。
从1966年他在高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被打倒，到1979年重新担任教育部副部长，整整十三年间，经过“蹲牛棚”、“干校劳动”、“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进党校，精神上的负担都是很重的。即使在北大工作期间，由于北大在“文革”中等特殊地位，他这个“革委会副主任”也是很不好当的。他的任务是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的指示，有一天，他私下对我说，开党委会时，一位教师谈到，学生的文化水平太低，很难制定教学计划，并举例说：“一个学生在1/2+1/3的算式后，答案写成=2/5。”而党委一位委员竟插话说：“对啊，不就是2/5吗？”他叹口气说“你说，这工作怎么做？！”邓小平同志复出任副总理后，他受教育部委托，带领一个“大学校长代表团”去欧美国家考察，当他们兴冲冲地回国时，第二天在北大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字报，就这样，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任凭风吹浪打，在家里，他还是我们的“教育部长”。
相依白首偕老
改革开放后，我们真正过上了好日子。在重回教育部领导岗位后，他为教育的现代化又做了不少事。但是，我们都渐渐地老了。尤其是他，受了十多年的熬煎，身体大不如前。
1988-1998年，我们同时进入第七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1998年后，他完全退出公职。我到2003年后，才完全退下，但仍为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咨询项目。我们两个都不上班了，可我每天还在我的书房里工作和学习。他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也不知忙的什么。”尽管有点抱怨，但他仍尽力支持我继续工作。他不止一次自豪地说：“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
去解放区时，组织上要我们俩扮表兄妹。长期以来，在生活上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关系。初入解放区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中，我比他们四人都小两岁，加上家里娇生惯养，生活能力远不如他们，行军中经常丢三落四，他一直注意照顾我。记得在1944年夏，我们一起参加区党委办的中学教师整风学习班，结束后我被留在淮北行署水利科工作，直到冬季才抽空回泗五灵凤县中搬取衣物。他已早早地请当地大嫂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使我十分惊喜。现在两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每逢出差，他都要叮嘱我的随行人员：“到了地点不要忘了打个电话回来，报个平安。” 在家里，我的生活用品都由他包揽，眼镜坏了，手表没电了，闹钟坏了，圆珠笔芯用完了……都交给他。
在家里，我们的日常生活：早晨起来后，一起去餐厅吃早饭，两人合作做牛奶麦片，我调制麦片粥，他负责热牛奶，两人配合密切。早餐后我为我们两人各泡一杯上好的绿茶，我在书房里工作，他在客厅看报，然后出去散步。中午只有我们两人在家，由服务员准备最简单的午餐，一周的菜单：周一菜饭，周二馄饨，周三雪里蕻肉丝面……午休后，我继续在书房工作，他看电视。到四点左右，他为我们两人各冲一杯香浓的咖啡，一般还外加一块饼干等小点心。我到客厅，坐在一张长桌前，和他一边吃一边闲聊。现在他的照片就挂在我的座位后面。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他就邀请我同看。有时他发现报章杂志有精彩文章，也介绍给我。有时我们买一个光盘在家看，去年此时，我们刚看完《集结号》，接着看《士兵突击》。晚餐我们全家聚餐，饭菜都是照顾孩子们的北方口味，好在我们俩南北都能适应。晚饭以后，对我们两人来说是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我们的爱好相同，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剧，一边看一边引发感慨和议论。看完《晚间新闻》后，他入房休息，我看一天的报纸。
我们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戚，在家里聚餐。每年长假，我们去故乡或名胜景点，游玩一番。他喜爱照相，每次回来，都精心地制作一本像册。他和我们的大女儿还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一年四季，室里院内，都保持郁郁葱葱。我和小外孙，只在其中研究蜗牛、喜鹊、蚂蚁、苍蝇的生活规律。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恬淡而有韵味，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的渐渐老去，正像一首歌：“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谁知……
回归大自然
在泪水中写下了这篇回忆。我现在只等尽完自己的社会责任后，有一天，随他回归大自然。在他晚年的时候，我知道他最希望的是，我和他一起充分地共享离休后的生活。但是我总感到，我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报到时，还有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需要抓紧处理，因此总想等两年再好好陪他。我知道我为他做的远不如他为我做的，总想到最后几年好好偿还他。谁知他一如既往，不希望为我和家人增加一点负担，突然地离开了我们……
我给子女们留下的遗言是：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回归大自然。过去读白居易的《长恨歌》，感觉文字挺美，可惜歌颂的对象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并不纯洁。但现在，不禁想借用他的诗句，只想改一个字：
十七年 篇12
“十七年文学”是指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的文学即1949 年至1966 年这个阶段的文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妇女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 妇女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解放了, 男女都一样”是那个时代的时髦话语, 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性拥有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和地位, 可以在地里劳作也可以和男性一样在革命中历练成为英雄。所以也就有了革命中的男女两性的共处。爱情是两性之间拥有的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然而在“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中, 女性的个人情感却无情地被转移了。在“革命加恋爱”模式中, 女性像男性一样参与革命, 保家卫国, 也像男性一样热爱革命, 为党的事业而拼搏。在革命中, 她们更多地因为爱男性才去参加革命, 在革命中与男性共同成长、共同进步, 但其中男性总是充当着她们革命成长路上的导师, 在革命成长的道路上给予思想和行动上的引导。而女性对革命的忠贞不渝必定是通过她爱的男性来实现, 男性将女性对革命的爱转移到他们身上。“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中这样的男女关系:爱情促成了革命, 革命又丰富了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
梁斌《红旗谱》[3]中严志和的两个儿子运涛与江涛都是革命中的先进分子。其中运涛的女朋友春兰是一个敢于反抗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农村女青年, 她从运涛的身上看到革命是让农民走向幸福的正确道路, 不顾别人的嘲笑而将“革命”二字写在蓝布褂上, 表示心向革命。春兰的此种行为在当时, 尤其是农村可谓是壮举。现在看来这件事情略显幼稚, 可“革命”在这对青年恋人心中的地位也略见一斑了。再看江涛和严萍的爱情:严萍向江涛提出想参加革命, 而她参加革命的直接原因就是江涛问严萍时得到的答案:“因为你革命……”这对青年因为爱着对方所以参加了对方爱着的革命, 在革命中作为男性的江涛给予了严萍更多的帮助, 他把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她, 并给她以革命的引导。严萍是作为江涛的“追随者”而存在, 在精神上始终依仗着男性, 最终使之成为男性话语权威下的一个符号。严萍的言行和思想都在模仿江涛, 甚至以江涛为标准, 严萍对江涛的认同是无条件的。在江涛的视野下, 严萍是一个虔诚的追随者,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模仿者。严萍在这里作为一个女性实际上始终是一个缺席者。严萍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男性的权威下, 以尾随者的身份而存在。
同样的命题在作为女性的杨沫作家《青春之歌》[4]中也一样存在。林道静也是一个追随男性革命者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的典型代表, 但在她成长过程中有两位男性是不可忽视的, 卢嘉川在林道静人生中是第一位革命导师, 也是林道静崇拜的对象。而卢嘉川在林道静的心目是党的象征。江华是她的爱人, 但她和江华的结合又有多少爱情在里面。当时由于组织的安排她到农村锻炼。江华是她合作的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民革命者。在她与江华合作期间, 江华很突然地就对林道静进行爱情表白, 而此时的林道静心想“这个坚强的、她仰慕已久的同志, 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心怀的人可不是他呀!”这里的爱情明显属于两性吸引的感情范畴, 但它不是革命者遵从的爱情选择。于是林道静迅速否定了自我的感情要求, 最终她选择了革命者江华。更重要的是她成了江华革命工作中的助手, 而江华则成了林道静前进的指路人。在她和江华之间几乎没有爱情, 林道静在很大程度上是陷入了父权崇拜的文化心理陷阱。林道静嫁给了一个对她来讲没有爱情可言的江华, 因为江华在革命中能帮助她成长, 可以让她成为成熟的革命者, 站在时代的潮头呼风唤雨, 像男性一样能成为英雄。
为什么这种追随者的角色常常由女性来充当呢?也许是传统文化的性别政治在作怪, 这充分说明女性在选择爱情时严重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且政治标准“革命者”是选择丈夫的第一标准, 也是唯一标准。女性选择丈夫是以政治标准“革命者”作为衡量男性的单一原则。宗璞《红豆》[5]江玫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抉择时她放弃了两情相悦的齐虹。原因很简单齐虹不喜欢革命而且也不支持她革命, 而她身上除了革命的热情之处, 还有作为革命者的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她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江玫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那个时代很多像江玫一样的女性在人生抉择时一旦遇到爱情与革命发生冲突时她们会放弃爱情而倾向于选择政治, 选择革命。男性是否革命成了女性选择的标准。
更具体地说, 在这个男权社会中, 男性是一切文化的中心, 在女性的爱情选择过程中, 性对象的选择不同直接关系着女性的社会权利、社会地位及其命运。这种选择对象的标准成了直接影响她们生活及其事业的政治标准、生活选择。如果说选择不同的男性带给了她们个性解放, 个性自由的话, 充其量也是男性给了她们选择的权力, 而真正的婚后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 则看男性是否给与她们及给与她们多少权利。当她们的性对象是革命者后, 可以说, 她们是幸运的, 她们总能获得外界及其男性的帮助;但同时她们又是不幸的, 因为这样她们总需要乞求并依赖于革命者的外力制约。这种模式下男性则是真理的化身, 传授真理的直接力量, 是政治话语权力的掌控者。革命语境中的男性仍具有主动性、充满理智、作为领导者的强势位置, 女性则是感性的、被动的、处处依赖男性的随从地位。她们对光明的渴望、对目标的追求、对真理的理解, 所有的对未来的理解都来自于男性革命者的引导、帮助。在成长过程中的所有的人生进步与转折几乎全都依靠男性的引导来完成。女性在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上, 男性不但是一个好的感情的依赖, 而且更扮演了“领导者”、“拯救者”的光荣角色。“领导/被领导”模式自古以来是最典型、最基本的两性关系模式, 也最能体现父权制文化中男性权威地位和女性附属地位。
参考文献
[1]程光炜.中国现代文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李雪华.言说与倾听——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性别审视[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2 (1) .
[3]梁斌.红旗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4]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