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精选12篇）
文革 篇1
最近看了于为民同志写的《范长江与河南》一文 (载本刊2011年11期 (上半月) ) 及王天定同志在我父亲去世前所在地拍摄的珍贵照片和报道, 也听说了当地领导同志和老乡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之情, 深受感动。这些天追思往事, 浮想联翩, 欲罢不能, 专写此文表达对父亲深切的悼念之情, 以飨读者。
我父亲1909年10月16日出生于四川内江, 1970年10月23日去世于河南确山, 去世时年仅61岁。他在新闻界工作时间最长, 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西线风云》等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他还是“青记”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就不多说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记协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新闻奖, 以表彰优秀的中青年新闻工作者。但不少同志都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 自从他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写什么文章, “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看法是:我父亲离开新闻工作岗位虽然很可惜, 但在他离开新闻界后到文教界尤其是到科技界工作的时期, 更鲜明地反映出他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 反映出他高尚的品格,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面前, 更表现出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一个大写的人, 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关于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在“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的序言中已经有了全面的论述, 我母亲沈谱也在这本书里有过很好的概括, 我只是根据个人的体会谈谈他最突出的特点。
父亲虽然只活了61岁, 但他一生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 以人民的利益为重, 一辈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青年时期他义无返顾投身革命, 17岁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因不满意国民党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而毅然放弃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文凭;1933年在北大读书时期, 他又参与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 到长城各口慰劳抗日军队;1935年7月, 他又以《大公报》旅行记者名义, 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的游记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对于增进人们对红军的正确了解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民族危难的年代里, 他总是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出现在形势最需要的地方, 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绥远、在西安、在延安、在西蒙、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徐州, 哪儿最需要, 哪儿就有父亲的身影, 他在抗日前线采访时, 经常深入第一线, 在枪林弹雨中, 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新闻报道。在父亲心目中,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父亲做事的原则。
父亲在1941年写的《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世界上很少人有像新闻记者这样有更多诱惑与压迫的。……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 在夹攻中奋斗, 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 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 本着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实在非常重要。”坚持真理,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这就是父亲做新闻记者的原则。
在科技界
父亲离开新闻界, 从他内心来讲是不愿意的, 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工作, 不但熟悉, 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组织有了新的安排之后, 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如何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呢?父亲仍然恪守他一贯做事的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以事业为重, 顾全大局, 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少人好心地问起他工作的变化时, 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服从组织嘛。”他默默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 跨入了自己原来不熟悉的领域, 从头学起, 他不仅不发牢骚, 顾全大局, 而且在科技界工作的10年中, 干一行, 爱一行, 钻一行, 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十分出色的答卷。
1952年离开人民日报之后, 先是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 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办公室分管文化教育工作) 。1956年开始到科技界工作, 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从1956年开始, 在他先后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职务期间,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 陈毅、聂荣臻二位副总理的主持下, 由父亲具体组织, 有几百名各种专业的科学家参加, 开始编制我国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他当时的秘书何志平说:“由于这是我国全面进行科学规划的第一次尝试, 没有先例, 缺乏借鉴与资料。长江同志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严谨的风格, 从零做起, 边干边学, 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终于在两年之内交出了出色的答卷。”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说:“虽然开始的秘书长是张劲夫副院长, 但他是兼职的, 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长江同志,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我国科技界从来没有做过的这项事业中, 团结众多科学大家, 同心协力,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随后, 他又协助郭老率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苏联待了98天, 听取苏联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 并争取他们的一些支持与合作,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的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点项目, 并在之后的科研和国家建设中, 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深远影响。”
1958年父亲和科技界其他干部一起共同促成了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的合并, 组建了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统一的中国科技界的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父亲担任副主席、党组书记。他顶住了当时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 保住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据周培源同志回忆, 在中国科协成立的初期, 有些人“对待知识分子不够公正和持有偏见”, “认为科协已经成立了, 学会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而不少科学家反对取消学会, 他们认为, 学会是科学家交流学术成果、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阵地, 取消学会, 科协将失去生命力。在这场争论中, 父亲坚持原则, 力排众议, 向中央汇报后支持了保留学会的观点。这对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协机关广大干部和所有的科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培源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至今, 中国科协的同志们, 仍没有忘记长江同志敢于坚持真理, 一身正气的优秀品质。”
章道义同志说:“在这之后, 他又提出了挂、靠、并、动四字方针, 使我国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仍然得以开展。1962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之后, 他又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 争取中央领导的支持, 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 解决了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 这些都在科技界深得人心, 也为科协和学会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我的印象中, 我们家的书柜里原来大多是政治书籍和文艺书籍, 可是在父亲到科技界工作之后, 忽然间书柜中多了好多书, 例如“小麦栽培学”、“水稻栽培学”、“棉花种植学”等, 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 这些书都摆在书柜中很醒目的位置, 后来才知道他在科委任副主任期间, 除分管科协工作外, 还分管农业与医学科研工作。这说明父亲在努力学习自己原来不熟悉的东西, 力争从外行变成内行。他还善于团结和关心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和他们交朋友, 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他在科协工作期间, 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开展了农村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如1963年在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的领导下, 在北京召开了有几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规划会议, 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规划;支持并上报了中国植保学会多位专家提出的紧急建议, 经聂副总理审阅后, 上报毛主席和周总理, 被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并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植保科学知识展览;依靠基层科协组织, 广泛建立了农村科学实验小组和科学实验队, 以试验田、种子田和样板田为基地, 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 (参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书中沈其益同志文章)
他提出并促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 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协和医院的长期合作。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白希清同志回忆:“长江同志经过反复研究, 提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应与原有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合并, 以广泛吸收和集中医学人才, 扩大研究规模, 从而为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长江同志为了调整好双方的关系, 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57年11月,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沈其震和我, 在长江同志的主持下, 与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领导见了面, 长江同志在会上耐心地说明双方合作的必要性, 使大家心悦诚服。原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教授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 但是长江同志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出发, 仍然主张由李宗恩教授担任新的医学科学院的院长, 由沈其震做副院长, 大家最后都接受了长江同志这个意见。事实证明, 两院合并有利于广泛团结医学界党内外知识分子, 共同发展新中国医学科学事业。”而且父亲在反右斗争刚开始不到半年就能提出让李宗恩教授担任院长, 真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和魄力。
1958年“大跃进”之后, 政治上总的气候比较“左”, 父亲当时也写过一些歌颂三面红旗的诗, 但是60年代初他曾回老家四川内江, 亲眼目睹了许多农民饿死或奄奄一息的悲惨景象, 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年困难时期, 对于日益严重的“浮夸风”, 父亲也是有所觉察的。据父亲的司机卜永麟回忆, 50年代末, 有一次父亲在高教部做报告, 谈及“浮夸风”问题, 他十分气愤地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 把10亩地的粮食都堆在1亩地上, 连缝儿都没有了, 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卜永麟同志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 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 但是对你不利。”父亲回答说:“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在科协工作期间, 经过他的努力, 在党中央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 北京科学会堂建立起来了, 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在这里顺利召开, 这次国际会议共有全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参加, 父亲是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副团长。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界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科学会议, 因此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会议由陈毅副总理亲自抓, 具体领导会议工作的三人小组由张劲夫、张致祥和父亲组成, 父亲作为科协党组书记, 日夜在一线操劳, 对会议顺利进行起了关键作用。
北京科学讨论会之后, 他先去山东禹城抓抗旱工作, 同时研究如何治理盐碱地问题, 后又到浙江诸暨搞“四清”。这是“文化大革命”前他深入基层时间比较长的两个地方。记得他下去蹲点时改了个名字叫“向东流”, 还是“长江”的意思, 不过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他“老向同志”。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到基层去不愿意麻烦下边的同志, 尽量低调一点儿。两次蹲点之后, “文化大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已经开始凸显了, 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预感, 可以说毫无思想准备, 还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1966年初, 父亲参加了科技界的福州会议, 这是一个关于农业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 有这样一个插曲。据中国科协原干部孔祥瑾同志回忆, 当时父亲召集科协书记处的同志开会, 谈福州会议的筹备工作, 人都到齐之后, 大家分别汇报了自己负责的工作内容。父亲听了汇报之后, 很长时间一言未发, 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蒙了, 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知一向健谈的长江同志为何忽然不说话了, 好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 父亲终于说了一句话:“可惜焦裕禄同志不在了。”与会同志这才悟出了父亲沉默的原因。接着, 父亲毫不客气地对所有的发言一一进行了批评, 认为这样一种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态度及低标准的工作汇报和焦裕禄同志相比差得太远, 要求他们下一番功夫调查情况之后再次开会研究, 不能草率了事。
这件事反映了父亲在工作上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也同样要求自己的下级, 工作上力求做得更好。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半年多之后,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文化大革命”的四年 (对于父亲来讲只有四年, 因为1970年10月他就含冤去世了) 对于父亲是最严酷的考验, 也是父亲高尚人格最好的见证。近几年, 我曾专门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在一起被关押或一起在干校生活过的同志, 对于那段时间父亲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可以肯定地说, 父亲是在非常情况下被迫害致死的。而且他一直恪守着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坚持讲真话。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 他依然做到了不说一句假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1966年6月, 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 父亲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6月21日, 父亲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 单位里开始有大字报揭发父亲, 上纲上线, 说父亲写了“黑诗”。父亲有一首诗里有这样两句:“蠢人蠢事蠢主张, 自坏长城觉安康。”父亲说那是一首反修的诗, 指的是赫鲁晓夫, 造反派则说他是在影射谩骂毛主席。这罪名可大了。以后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 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十年代反共老手”等。尽管这样, 父亲还是努力去理解, 努力设法让自己“跟上运动的形势”。据司机卜永麟同志回忆:“有一天, 他说他要去科委, 我说:‘你别去, 那的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长江同志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 躲着群众不对, 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 让群众出出气, 他们的气就消了。’”父亲主观良好的愿望没有换来他期盼的结果, 很快他就“靠边站”, 被“停职反省”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然百分之百地相信“组织”, 他主动上交了他十几年的日记、笔记及有关资料, 甚至把他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祖国十年”的稿子也上交了, 想以诚心换取“组织”对他的了解, 坦然接受对他的审查。没想到这种老老实实合作的态度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虽然“专案组委托一位同志花了半年时间一天不落地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三面红旗’的言行”;“后来又找了一位年轻人查看了一遍, 果然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 但也没有找出什么足以把他打倒的要害”, “最终造反派从父亲自己提供的解放前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炮弹’, 把‘歌颂蒋委员长’这样的大帽子也扣到了他的头上”。父亲实在忍无可忍了, 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 他深信毛主席、周总理是了解自己的。1967年10月15日, 他也用大字报的形式, 公布了3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给他的几封亲笔信, 对自己的历史情况做了说明和解释, 开始奋起反击, 以期望使群众了解真相。没想到, 他的大字报却招来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批斗, 还把大标语都刷到家里去了。父亲无奈之下, 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静坐抗议。他的这种激烈的不妥协态度招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造反派”来人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给父亲的亲笔信;二、从此之后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 被关进了“牛棚”, 不让回家了。几乎与此同时, 我母亲沈谱也被隔离审查, 被造反派关进了单位的地下室里。
1968年, 军管小组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科协, 在查阅中国科协成立的批准文件时军管组领导发现毛泽东 (当时退居二线) 没有签字, 只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签字批准, 如获至宝, 在大会宣布“科协是刘邓黑司令部批准的!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此, 父亲在科协所做的一切, 就自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了, 他也成了“三反分子”。
重压之下, 父亲保持了高尚的人格。无论是个别审问还是大会批斗, 他从未卑躬屈膝, 从未说过一句违心的话, 没有诬陷任何其他同志, 没有签字画押去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用“造反派”对他的评价就是:“很不老实, 态度嚣张。”有一次, 父亲认为原科协一位干部×××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很不实事求是, 很愤怒, 当场骂他:“无耻!”父亲在科协“牛棚”被关押期间曾写过几份书面材料, 例如:1968年12月14日的“关于国际新闻社的情况”、“关于桂林国际新闻社的情况”, 1969年1月份还写了“我的自述”, 这些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几乎一字不改地收进后来出版的父亲的《新闻文集》和《纪念文集》之中, 说明父亲在高压之下始终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明明父亲是国统区记者中第一个向外界公开如实地报道红军长征和介绍延安真实情况的, 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著作30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点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张爱萍、张震等同志都做过充分的肯定。可是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 “造反派”居然说父亲是“特务”, 问他:“你写的东西为什么和红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你是在跟踪红军, 暴露红军的行踪。”听了这种“批判”, 父亲内心的痛苦和委屈是可想而知的。
据当时和父亲一起关押在机关“牛棚”中的王麦林同志回忆, 父亲曾对他说:“我将来出去后要到大学教‘资本论’去。”“九大”之后清理“牛棚”, 解放了一些干部, 科协的“牛棚”里只剩下王麦林和父亲两个人了。当军管会宣布其他人从“牛棚”里“解放”时, 有的同志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流泪了, 这是我所听说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落泪的一次。
据孔祥瑾同志回忆, 1968年, 军宣队进驻科协后, 曾办了一个学习班, 也组织人批判父亲。有一天晚上, 军宣队有人问父亲:“邓拓在北京写‘燕山夜话’, 你怎么就在海南写‘海南夜话’?”孔祥瑾说:“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长江顿了一下, 说:‘哎呀, 谁让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呀!’这句话对我震动很大, 到现在我还记得, 印象很深。这是感受, 一种思路的沟通, 我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这是父亲对“四人帮”一伙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有力反击!但在当时说这样的话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岁月里, 一向忠于党、相信组织的父亲很难理解“造反派们”咄咄逼人的无理纠缠, 性格直率、胸怀坦荡的父亲思想上对此十分反感。他在当时更无法了解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运动的内幕和灾难性的后果, 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成了批判对象, 甚至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 但并不是一个完人, 他自身也有不少缺点、弱点, 对人、对事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要他理解“文化大革命”, 这对于他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一年的干校生活
我父亲到底是怎么去世的?他在干校最后一年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这几年, 关于他的死, 也有不少人写文章加以猜测、评论。近几年我走访了一些目前还在世的和父亲在干校一起生活过的同志, 他们都很热情地给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信息, 使父亲最后一年的生活原貌大体上清晰地展现了出来。由于父亲去世至今已42年, 很多直接的当事人已经先后去世, 所以父亲去世的细节几乎已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没有任何人亲眼看见当时的真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父亲在当时是被迫害致死的。
据中国科协原干部章道义同志回忆, 父亲去干校是在1969年10月底或11月初。“由专案组派人送往干校的。”章道义同志是第一批下放的先遣队成员, “在先后辗转了河南罗山、湖南草市和河南确山三所干校并完成确山干校的秋种之后, 有一个短暂的回京休整时间”。休假完了集体返回干校时, 正好与我父亲同行。他回忆:“由于专案组只派了一个人, 要求我们路上帮助照护一下。于是一路上我们还说了几句话, 并同在确山县委招待所住了一宿, 当时他的情绪还是蛮好的。”“没想到到干校后, 仍然把他看作阶级敌人, 分配他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 每天干最脏的活, 从厕所里淘粪, 再倒到菜园的粪坑里”, “每天要来回担若干趟, 对于一个多年没有参加体力劳动、已60来岁的领导干部、我国新闻界的前辈来说, 是很折磨人的, 也是对他的一种羞辱。”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踏踏实实劳动, 取得了群众的谅解”。
可干校的某些主管领导却还不放过父亲, 继续给他施加压力。据李××回忆, “从1970年夏天开始专案组不断找他谈话, 核实材料, 时间长达两三个月。六七个人一块儿找他谈”, 但连他都承认:“长江实事求是, 从不瞎说。”王麦林同志回忆:“到干校后我们不关在一起了, 他仍被监督劳动, 让他挑粪, 他不说话, 人也消瘦了。干校吃得不好, 他当时的心情也不太好。”我们还保留有两张父亲在干校期间专案组转来的通知单, 因为父亲写给母亲的信已经被造反派们扣押了。第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4月7日, 内容:“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 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 内容:“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 专案组”。就这样, 父亲在干校与家人通信的自由也被剥夺了。这说明, 父亲在干校期间, 基本上与外界是隔离的, 他长期得不到外面的任何消息, 每天又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 思想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专案组成员车××回忆:“他去世前有了新的外调材料, 准备三天后开批斗会。”布置这件事时, 车××在场, 当时对父亲“施加了压力”。点到了所谓“材料”, 即:公安六条说的“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即算历史反革命”。专案组在这里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 把适用于解放战争年代的标准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时期, 显然是荒谬的。而父亲长期被隔离审查, 看不到什么文件, 外边的信息、情况都不知道, 很难辨别真伪。据章道义同志回忆:“那几天, 专案组从北京来到了干校, 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沿着他报道红军的路线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旧报纸和提审劳改犯及审查对象等所获得的一些‘证言证词’, 作为‘罪证’, 对他进行面对面的追问、逼供, 可能是造成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 从厕所挑粪出来, 和我正好走了一个对面, 我看他脸色非常不好, 铁青铁青的, 十分疲惫、心事重重的样子, 眼也不抬地往前迈, 心想他是不是病了?真想停下来问问他。但那时不能, 因为那几天, 专案组正在审问他, 以免某些‘极左’人士见了, 说他又在和什么人有什么接触, 使事情更加复杂化。没想到, 那天夜里就出事了。”
对于“真相”, 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某些细节虽然难以搞清, 但无论如何父亲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干校的头头们就是在他已经被迫害致死后还不放过他, 高昌瑞同志生前回忆, “他们连一口棺材都不给他做, 还是老红军许瑞红给他做了一口棺材”。据中国科协原干部齐仲同志提供的材料证明, 父亲去世后干校领导共召开过两次对他的“声讨大会”, 第一次是“1970年10月26日下午, 地点在木工棚, 大会横幅是:‘愤怒声讨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第二次是“1970年11月7日, 标语是:‘彻底清算反共老手、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长江滔天罪行大会’, 地点:确山县五七干校河北校舍的大院里”。
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 中央就通知被审查的部以上干部回京检查身体。也可以说, 当时他的死换来了一大批老干部待遇的改善。
从父亲去世到“四人帮”被粉碎, 又经过了整整六年的漫长时间。妈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长江他走了, 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长江的未竟事业, 长江留下的遗愿, 长江一生对我矢志不渝的爱情, 鼓舞着我继续战斗下去。生者不能只用眼泪悼念死者, 生者要用努力工作, 不懈地战斗, 去纪念死者, 这才是对忠魂最好的告慰。”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情绪影响了我们全家人, 我们始终没有消沉、没有绝望, 而是努力地工作, 而且不断地抗争。1972年10月11日, 我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送到了中南海西门传达室。1972年10月16日, 在父亲去世两年之后, 终于争取到毛主席对他的问题的直接过问 (最近在网上查毛选13卷最初主席批的是:“纪、汪酌处。”) , 后来科学院 (当时国家科委, 全国科协都合并到科学院) 给我们兄弟几人插队所在单位开的证明信上写的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这两句话。从此家中的境况才逐步得到了改善, 小军参了军, 小建上了大学, 我从农村调回了北京。并批准我们到河南为父亲办理后事。我和二弟东升到河南后, 在高昌瑞同志引领下, 在荒山野岭处找到了父亲遗骸, 在许昌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北京, 先存放在老山骨灰堂, 1975年8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次父亲的骨灰安葬仪式, 骨灰才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12月27日又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为父亲平反昭雪的追悼会。
关于父亲的去世, 目前虽然尚有疑点, 比如公安局的验尸报告中曾写他“后脑和前胸有擦伤”, 这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干校领导说他是“走资派”, 当地公安局也不会去细查, 这些细节也就很难完全搞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父亲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极特殊的背景下被迫害致死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4年的表现, 齐仲同志说“完全可以用‘英勇’两个字来形容”。他的高尚人格在那黑暗、残酷的环境里受到了考验, 得到了升华, 他不愧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那种环境下, 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 不说一句假话, 敢于向丑恶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中, 有千千万万和父亲一样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敢讲真话的好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了, 这种惨痛的教训应该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取, 绝不能再让“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所以我认为在河南确山建纪念馆是非常有意义的。
父亲一生, 无论在新闻战线工作, 或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 还是在科技界工作, 都恪守着他一贯做事做人的原则: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 时刻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 讲真话, 从不做违心的事, 一辈子廉洁奉公, 不谋私利, 保持着健全高尚的人格。这才是需要我们永远继承、永远发扬下去的。
文革 篇2
来源日期：2006-2-20 本站发布时间：2006-2-20 8:19:12 阅读量：1956次
原文：武斗的后台是谁？
文革中首都各高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始于北大，北大有组织的武斗始于1968年3月29日凌晨。1968年3月29日凌晨，用扎枪、柳条帽、黄色军棉袄统一装备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首领为聂元梓的密友高云鹏），切断31斋男生宿舍的电源，向睡梦中的井岗山兵团一派的学生发起武装突袭，在这幢南北长条的四层楼内，由北向南，逐屋、逐层地驱赶对立派学生。当时，井岗山兵团一派没有武斗队组织、没有武斗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根本无法抵御这种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有组织的突袭。手无寸铁而分散的井岗山派学生只能匆忙逃命，穿着单衣逃命者比比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们损失了全部衣物、书籍、生活用品和财产，在寒夜中茫然地挨冻，怎能不对这种屠杀和施暴者恨得咬牙切齿？化学系住二楼、三楼的人，实在来不及从楼道跑出去的人，有五六个人是从窗户跳出去的。天亮的时候，逃出31斋的学生都在寒风中瑟瑟。有趣的是，住31斋的“新北大公社”一派学生，居然没有一位胡里糊涂地出逃，大都在热被窝中安卧（当然，拿着补助、执行这次突袭任务的人不在此列）。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领袖一看，北大聂元梓一派发动武斗，大占便宜，并且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对于发动武斗的聂元梓和拥聂武装，根本不追究责任。清华大学的武斗局面，随之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如果说高云鹏为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是前台，则聂元梓就是后台。如果说聂元梓是前台，则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领导人谢富治就是后台。
忆北大文革旧事
理胜写完这个题目后，我必须马上声明，我不是北大同人，与北大也没有任何工作或个人关系。北京大学刚刚庆祝过百年校庆，如日中天，光驶曰停。我不是不想沾这个光，而是实在没这个缘份。我没在北大读过一天书，听过一堂课。唯一在北大受过教育的机会是在1967年五月底，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时，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看过用金纸复制的聂元梓的大字报。现在很多以作为北大同人而自豪的专家学者，当时也曾为这张大字报实实在在地骄傲过好几年。当然，这张大字报也曾引发了大批冤案，把一大批北大师生迫害的家破人亡。文革前的北大，可以说是学派林立、名家荟萃。文革开始后，竟被称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多少名闻中外的学者教授不是被“抓王八”的极左派北大学生毒打至死，就是宁死不受辱，以死抗争。也许我久居海外，孤陋寡闻，除了季羡林老先生一篇“北大的监狱”外，我没见过一篇关于文革期间北大的文章。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号称有五千之众，北大的酷刑逼供、至死人命的冤假错案，十有八九出自“新北大公社”之手，这些“响当当、硬梆梆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我要写的，是1968年我被抓进北大的见闻。读者也许会奇怪，北大不是专政部门，我“一不是响马与贼寇、二不是歹人把城偷”，与北大无怨无仇，怎么会被抓进北大？这还要从北大的文革历史谈起。
1966年6月1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尽人皆知的文革英雄。押对了宝的聂老太欣喜若狂，企图趁热打铁，借北大这块中外闻名的金字招牌为自己树碑立传、名扬千古。这位“通天人物”趁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请毛为北大提词。毛泽东不忘聂元梓立下文革头功，亲笔手书“新北大”三个字。领到了“圣谕”后，聂老太骄横有加，一心想在北大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在铲平山头林立的群众组织后，成立了“新北大公社”，自任一把手，进一步夺得北大党委和校长的权，一统北大天下，人称北大的“老佛爷”、“太上皇”。这位“老佛爷”一心想做慈僖太后第二，在北大一手遮天，专制独裁，引起不少师生的不满，以致反对者势力日益壮大，反对者最终成立了对立派“井岗山兵团”。聂元梓当然不能容忍向她在北大绝对权威的挑战的行为，动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威胁对方，要不就搬出江青和中央文革压人。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经过观察和思考，认清了聂元梓的野心和水平，聂元梓的这种威胁和恐吓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是，反对派师生绝对没想到，一个欲置他们于死地的罪恶阴谋正在策划之中。据当时“新北大公社”散发的宣传材料声称，“新北大公社”成员大都是“根正苗红、三辈贫农”出身的“天生无产阶级左派”，而“井岗山兵团”多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和反动知识份子家庭，革命阶级就是要用武力镇压反革命余孽。实际情况是，很多有正义感的工农子弟由于不满聂元梓的倒行逆施而加入“井岗山兵团”。而“新北大公社”中的保聂派多是那些昧着良心卖身投靠以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小人。三十多年之后，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井岗山派的北大校友仍拒绝与当年“新北大公社”成员合影留念。
1968年3月28号后半夜，拿到“老佛爷”手谕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向睡梦中的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发起突然袭击，甚至连女生宿舍楼都未能幸免。很多人仅穿着内衣裤逃出宿舍，个人多年的积蓄丧失殆尽。
“新北大公社”战士每占领一座楼，立刻将书籍财物瓜分一空。
“井岗山兵团”师生被迫奋起还击，保住了28斋、36斋等6座宿舍楼，打退了“新北大公社”武斗队的轮番进攻，使聂元梓把“井岗山兵团”赶出校园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这之前，北京高校两派还只是在观点立场上互相攻击，顶多是辩论激烈时相互推打几下，从未出现过动用刀枪的大规模武斗。北大3•29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从此以后，各大学武斗迅速升级，清华、北外、京工、人大等校都出现了以武力把对立派赶出校区的现象，同窗之谊竟成为兵戎相见的生死仇敌。武斗中杀死对方学生的事件已不再是新闻了。武斗杀人，北大又一次走在北京高校的前面。
井岗山一派占据的六座楼只有37斋（文革后改称37楼）紧靠马路，校园围墙已被3.29凌晨夺路而逃的学生推倒，是唯一进出校园的通道。然而，各楼之间的通行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封锁，他们用整条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袭击行人，很多无辜的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井岗山派把学生宿舍的双层床排列起来，形成一条封闭走廊，勉强保证了楼间的行人安全。“老佛爷”聂元梓一心要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快，一计不成，又企图以停水断电将“井岗山兵团”逼出北大。3•29以后，绝大多数井岗山一派的师生因宿舍被对方强夺而离开北大，只有那些决心与聂元梓拼个鱼死网破的中坚份子留了下来。他们无路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为了生存，他们试图从马路边高压电网接电入37楼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色儿的矿工头盔、铁网面罩、薄钢板盔甲、两米长的无缝钢管扎枪，列队出战时，威风不减当年古罗马武士。反观井岗山队伍，头带白柳条帽（甚至是棉帽子外面套个硬纸盒）、手持七长八短的自来水水管做的扎枪、盔甲则是用布缝在一起的几层洋铁皮，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直如当年丐邦聚会，连他们自己看了都觉好笑。然而，就这么几百人，被数千人封锁围困、停水断电、绝粮断炊，居然寸土未失，坚守达四个月之久，扛到七月底8341军宣队进校。中国兵法中哀兵必胜的用兵之道，在北大武斗中再次得到验证。至于军宣队秉承上谕支持聂老太，继续迫害井岗山派则是后话。一位我认识的学生，长得象电影〈停战以后〉里香河县长班长儒，外号老班。坚守37楼四个月始终乐观自信，但后来竟被军宣队逼疯，跳楼而死。还有一个学生被迫害得无路可走而自杀。他躺在上层床上，把电灯里的两根电线绑在两只手腕上去拉电灯开关。没想到电流通过他的身体时，肌肉突然收缩，身体从床上摔了下来，拉断电线，才免于一死。
从西直门到颐和园的32路公共汽车（现332路）经过北大南大门和37斋，当时的32路是一辆SKODA大客车带一辆拖车。“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迫32路车停驶，摘下拖车、当作装甲车推着前进，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在拖车的掩护下向37斋逼近。可能是因为用力不均，拖车突然就地转圈，藏在车后的武斗队一下暴露在对方的大弹弓射程内。被一阵弹雨打得东躲西藏。此时，守楼学生把黄豆撒在马路上，“新北大公社”武斗队一个个滑得人仰马翻，狼狈不堪。井岗山“丐邦”乘胜出击，喊声震天，勇不可档，一鼓作气把“老佛爷”装备精良的“御林军”赶了回去。两个物理系学生趁机把路边一万一千伏高压线与楼内早已准备好的变压器及配电设备联接起来，恢复了供电。这以后，“新北大公社”多次组织武力强攻井岗山学生驻守的地盘，均无功而还。最后，他们采取封锁37楼出口的策略。企图以断绝粮食给养，困死饿死对立派楼里的师生。“新北大公社”日夜监视37楼出口，不许一人进出，抓捕所有出楼人员。
我就是这时被抓进北大的。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原来住30楼，3•28夜晚，在睡梦中被同寝室新北大派用扎枪赶了出去，连外衣都没来的及穿。这以后他只好住到37楼。为了不被赶出校园，他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加入保卫37楼的行列。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两派也在武斗，我在校无事可做，就到处收拣别人丢弃的武斗用品，如漆柳条帽的油漆，做面罩的铁网，破自行车内胎送到36楼装备“丐邦”。
有一天，我一大早就把收集到的物品送到北大，然后就和熟人聊天儿。没多久，“新北大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就宣读了“封锁37楼狗洞通令”，理由是要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文革时期，无论是定罪名，还是两派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夸张程度，比起李白诗中的“白发三千丈”也毫不逊色。在垃圾堆上烧两封信能说成“企图烧毁大楼”，打架流了鼻血叫“血洗”，改锥是“凶器”。
樊能廷是南京人，化学系63级学生，天生的乐天派，一开口则笑语连珠，令人捧腹。3•29武斗开始后，他被从31斋里赶出来，也住在37斋。一日聂元梓以校领导身份到37斋训话，樊能廷正在维修通电线路，听说老佛爷驾到，拿着改锥就跑去看热闹。当时聂元梓被人团团围住，樊能廷也凑上去起哄。一边嚷嚷，一边无意地挥舞手中的改锥。看到明晃晃的改锥，聂老太的保镖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立刻绷紧了，认定是阶级敌人要行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立刻发出通令，“捉拿刺杀聂元梓凶手樊能廷”。当时樊就住在37斋，仍然与平时一样，乐呵呵地说笑话。但我知道，他心里未必像他表面那么平静。
有一个叫刘伟的北大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身强力壮，是个运动员。一次在校外马路上被新北大派捉去，严刑拷打，竟被用钢鞭铁棒活活打死。他的同学为他办了一个遗物展览。我看的时候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樊能廷当然知道，如果他一但落到“新北大公社”这帮杀人狂手里，是很难活着出来的。“新北大公社”中“红五类”的心黑手狠，早在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就已名扬北京高校。他们批斗时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皮肉’，甚至‘制造冤魂’。那些老教授临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几个月前还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的莘莘学子，用直木棒把他们往死里打时竟毫不手软。虽然我与樊能廷仅有一面之交，但出于对他命运的担忧，三十多年来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和他当“刺客”的经历。
37斋位于北大南校门和海淀校门之间，马路对面是居民的院墙，无法穿行。行人必须经过这两个校门前才能离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37斋出口，向海淀方向走去。当我走近32路车海淀站时，一辆公共汽车正好进站。两个彪形大汉以为我要上车，从路旁一下冲到车门口。然而，我却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他俩看见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就不再假装过路行人，公开尾随而来。走到海淀校门对面的时候，二人突然扑向我，一人抓我一条胳膊，把我倒剪双臂一手卡着我的脖子，好像“走资派”挨斗时坐飞机的姿势，押进全国第一流学府的北大校园。过马路时，一个胖大和尚般的武斗队员（我敢肯定他是学生食堂的大师傅），哆嗦着一身肥肉跑来接应，以防有人来把我抢走。其实这完全是多此一举，井岗山的人早知道我会被抓，但我是外校人，不会把我怎么样。此时他们都在窗前观察我如何被抓，以便总结出反封锁的策略和办法，哪里会跑来救我。
我被押进海淀校门后，来到40楼前的一片空地，两名“捕头”把我交给一个戴头盔面罩、手持长枪的武士。此人两腿叉开、面孔上扬，极力想摆出一付威风神气的派头好给我个下马威。可惜的是他手中的长矛说明他只是个打前阵的马前卒。我告诉他我是外校来找人的，他厉声问我是否知道封锁36楼的通令，我说进了楼才听见，我还要回去吃午饭，他看我不象什么重要人物，就把我交给一个职工模样的中年妇女去审讯。她要我详细说明去36楼找谁，看见什么人。她还打电话到我所在大学核实我的身份。确认我不是井岗山派的人后，才让我走，但警告我不得再来。我环视周围，大约有几百人在待命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武斗是早有计划准备的行动。院里人虽多，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工作周到细致。虽然各路人马进进出出，但并不混乱。北大素以文科见长，没想到还培养出精通兵法的将帅之才，只可惜用的不是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从37楼出来，骑车朝中关村方向驶去。路过34楼时，有人向我扔砖头。我气不过，调转车头返回34楼下的小门和他们论理。他们没想到我会如此大胆，一下竟没有反应过来。当看清我只有一个人时，这四五个人一齐扑了过来，拳打脚踢。有一个人还脱下农村那种手工衲底的老山杠子鞋，披头盖脸地打来。我一面用自行车招挡，一面高喊，你们不问问什么人就动手，还讲不讲理，叫你们的头头来说话。其中一人听我话中有话，叫他们停手，询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来找同学的，并反问他，你在外校有没有同学同乡，如果你去外校找人，被人不问青红皂白打一顿，你什么感觉。他有些不好意思，说现在正在武斗，一个个都火气挺大的。别人挨了砖头跑还来不及呢，你到返回来了。天又黑，我们还以为你是井岗山派来偷袭捣乱的。看来，只要气候环境变化，最高学府里平时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也会变成蛮不讲理的打砸抢暴徒，而且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3•29以后，有些没参加任何派的学生依然去学生饭厅去吃饭，没想到新北大派竟派了武斗队把守饭厅，见了非公社派的人就打，不让吃饭。有两个学生看见情况不好，扭头就跑。被武士们追上用扎枪刺穿股动脉，尽管他们哀号求助多时，竟无一人上前，眼睁睁地看着流血过多而死。大学同窗，竟然操戈相见并下毒手杀人，北大是“始做俑者”。从此以后，井岗山派被剥夺了去食堂吃饭的权力，他们只好在楼内架起炉灶，用打烂的桌椅床架烧火，煮些干切面充饥。自从37楼出口被封锁后，粮食运不进来，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将就。那天被抓之前，我看见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姑娘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走进37楼，打开后里面是满满一袋切面。原来是一个学生的妹妹专程从广州赶来帮助姐姐渡难关。
8341部队进驻北大“支左”后，总算解了井岗山派的围。学生在37楼出口搭了一座牌楼，两边的对联是毛泽东手书的两句话：井岗山的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武斗期间曾在校内住过的井岗山派学生纷纷在门楼前摄影留念。我也凑热闹拍了一张手持语录的照片，而且保留至今。现在看起来，那付神气样实在是愚的可笑，但当时确实是很认真的。
前两年回国探亲，去颐和园回来路上经过北大，我特意在海淀下车，走到中关村。从海淀校门到南校门中间的宫廷园林般的的石砌围墙都已变成商店铺面，当年的“狗洞”早已踪迹全无了。唯有37楼三楼一个窗下还依稀可见用砖修补过的痕迹，那是为了接变压器拆的缺口。除了武斗时在37斋住过的几十个学生，没有人会知道为什么这面窗下有修补过的痕迹。回想当年在这里的经历，我面对37斋伫立良久。不过三十多年，北大红卫兵的残忍，老教授的惨死，武斗的疯狂，早已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师生，有谁知道这里曾发生过的武斗和北大的文革冤魂呢。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又有谁想得到当年进出这个校门的竟是顶盔带甲、手持长枪的武斗队。再过三十年，这些匆匆忙忙进出的年轻人也会成为历史，被后人忘却的，他们今天会想到这一点吗。
1989年有篇文章说，北京大学的威望是“五，四”运动建立起来的，象有某种遗传基因似的，七十年来，北大始终走在学生运动的前面。还有一位北大名人断言，如果中国所有的女人都是娼妓，所有的男人都是嫖客，剩下的一对罗米欧与朱莉叶，十有八九在北大。前一篇文章说，在社会进步的潮流中，北大始终走在前面。后一篇文章暗示，当社会堕落时，北大永远落在后面。这么一说，北大简直成了一方圣土，成了宁国府门前那两个石狮子。其实鲁迅先生对此早有评价。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内的一部份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文革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丑恶、最黑暗的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场运动中，北大不仅没落后，反而处处走在前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动北京高校第一次开杀戒的武斗，第一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以及“两个校，一张报，几个小丑嗷嗷叫”的样板经验。（引自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诗抄）。我知道，文革是北大一块难以启齿的疮疤，是北大历史上违莫如深的禁区，一直为北大同人所回避。不少当年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干将，因保“老佛爷”有功而留校工作，他们当然不愿揭自己的疮疤。然而，历史是绕不过去的，后人有权知道北大文革史实。我这篇文章只不过是引玉之砖，希望知内情的北大同人写出更多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我写这篇文章，并非与北大有怨有仇，也不是嫉妒北大的名声和北大同人的运气。我只是希望北大在文革中的这一段历史不要被遗忘。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一听到逆耳之言，就指言者因个人恩怨或嫉妒所为，因为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己度人，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有一次，我对某些国内精英的言行提出异议，他们竟说是因为我追过其中的女性被拒绝而在报复。岂不知那时我已在美国了，而且当年我交女朋友时，他们这辈尚在呀呀学语，排成队抓根绳子被托儿所阿姨牵着学走路。有了这段经历，我对这批好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小人格外提防，因而不得不事先作如下声明以堵住他们造谣的路子。
“文革”前的《学理论》 篇3
1959年2月5日，《学理论》创刊号、1959年第一期正式出版，32开本，印数50000册，成为了在全国地方创办最早的一份理论通俗刊物。创刊号上，除了刊发市委的决定，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撰写了发刊词表示祝贺。
《学理论》创办为哈市工农大众学理论，用理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时间全市上下，各行各业，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军营、医院、商店、街道学马列、学毛著理论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参加学习人数最多达120万多，长年坚持仅在市属企业的有7万多人，全市为10万人，年青人成为了学习小组的中坚和骨干。他们中间涌现和成长起来一大批骨干和标兵，陆续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文革中的华国锋 篇4
华国锋对“文化大革命”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不理解。1966年8月, 他正在北京出差, 奉令先回到长沙, 在省委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 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问题, 更没有提到两个司令部的问题, 他着重传达十六条中所提出的政策问题。
11月中旬, 华国锋累出了心脏病住到部队医院。军队的医院还算平静, 在医院住了20来天,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说不准地方的领导干部躲到军队里去, 要他们去见群众。其实谁都明白, 见群众就是挨斗、挨批,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华国锋不愿意牵连别人, 就从医院里出来。到韶山灌渠管理局待了几天, 那里也不安静, 不久, 华国锋又回到长沙, 造反派找不到华国锋, 就将他的夫人韩芝俊拉出去游街。
1966年年底, 中央号召反对经济主义, 华国锋因为主持省里的工作, 被挂上“反革命经济主义头子”的大牌子游街。华国锋气愤地说:“我搞什么经济主义?就是因为我是省委书记、副省长, 负责财贸, 造反派要钱、要物, 我没有批, 就给扣上这个帽子。和造反派有什么道理可讲?”
1967年1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 省委工作瘫痪, 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宫、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华国锋提个书包, 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 到处接受批判, 挨斗, 做检查。
1967年1月, 中央决定湖南要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 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 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 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 华国锋不同意, 说:“我是当权派, 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 也不愿“亮相”。华国锋眼看两大派斗争越来越激烈, 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 闹得不可开交, 停了产, 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他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 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 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 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 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当权派。
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呼吁“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造反派头上。大字报则贴出来的当天, “工联”分别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 关到工厂。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 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时, 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 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剃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 造反派无法抓头发, 华国锋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周恩来打电话“要人”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 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 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6月14日凌晨3时, 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 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 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 限期送到北京来, 口气严厉, 不容置疑。几经周折, “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新中国成立后, 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周恩来很少去湖南, 1966年前华国锋只是到北京参加会议听过周恩来的报告, 并没有个别接触。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 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 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 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 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 他是自己站出来的, 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接替纪登奎, 抓财贸、农业
1971年2月, 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 周恩来同华国锋谈话, 说:“主席提名, 调你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任副组长, 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纪登奎调去管专案。李先念年纪大了, 你要协助他多做些工作。
随后,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了这项任命。正式下文是8个月后, 即“九一三”事件后。9月30日周恩来提议,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 中共中央发通知:“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在《人民日报》1971年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的代表团离京前往纽约》的报道中, 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送行的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里, 这是他第一次以中央、国务院机关负责干部的身份见报。
从中南海到史家胡同
国务院业务组是“文革”爆发后成立的。到1971年,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任命的16位副总理中, 柯庆施病逝, 林彪不参加国务院的会议;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等7位同志被打倒, 有的失去目由, 有的发配外地;1967年2月批判“二月逆流”, 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受到批判, 陈云、陈毅、谭震林被送到外地, 只有李先念、李富春工作;副总理谢富治1970年生病住院, 1972年3月病故。
为维持国务院正常工作, 维护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 1967年春, 周恩来提出设立国务院业务组。1967年九、十月间, 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机构。国务院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 副组长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
华国锋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1971年3月3日召开的全国棉、油、糖会议。华国锋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 总理坚持原则, 坚持‘抓革命, 促生产’, 尽一切可能纠正错误, 解决问题, 维护、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发展生产, 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想法。不能说我们进城几十年人民生活还那么困难, 还得不到大的改善。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牺牲的先烈, 对得起群众?”
华国锋让简报组的同志如实写出代表们反映的问题。有人认为“粮食不上纲, 心里就发慌。丢了棉油糖, 心里不着忙”, 结果“重粮轻棉不问油, 生产单一化”。群众对这种稻谷加稻草的状况很不满意, 批评说, “只顾粮上纲, 丢了一大帮”。代表们还反映有的地方出现一些瞎指挥、搞浮夸、搞平调的苗头。瞎指挥, 在生产上乱提口号, “要叫高粱断子绝孙, 坚决和红薯离婚, 把棉花送到山上, 实行小麦一派掌权”。也有个别地方把正当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
1971年3月28日, 周恩来接见了出席全国棉、油、糖会议代表。周恩来首先介绍了华国锋的经历, 并对他有一个简短的评语、表扬。他说:“这次会议是由华国锋同志主持的, 开得很好。我们特别请华国锋同志从湖南来北京主持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
纠正农业过左政策
大会结束后周恩来将华国锋留下, 开了22个省份的单子, 他说:“你是从地方来的。对全国情况不熟, 要到下面调查情况, 到各地熟悉情况。”
华国锋根据周恩来开出的名单, 首先南下广西, 到武鸣县。第二站到广东。第三站到福建。第四站是江西。第五站是浙江, 从慈溪、上虞到绍兴、桐庐、东阳。最后一站是上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华国锋看了17个县, 18个公社, 19个大队。7月底, 华国锋正准备离开上海北上, 突发阑尾炎住院。经周恩来批准在华东医院动手术, 术前检查时发现他患有糖尿病。手术后, 伤口还没有愈合, 正做引流, 他就开始写报告, 8月10日写完。报告是写给李先念、纪登奎并报周恩来的。
华国锋写完给李先念、纪登奎并报周恩来的报告, 周恩来打来电话:“你情况怎么样?能回来吗?有几个会要开, 是我主持。如身体不行, 就留在上海继续治疗。”
华国锋接到电话, 二话不说, 停止治疗回到北京, 参加国务院1971年8月12日召开的全国林业会议、8月16日召开的农业机械化会议。
回到北京,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了6省市之行的所见所闻, 反映了广东农民口粮标准低, 福建不重视多种经营, 江西瞎指挥, 浙江棉农口粮标准低, 上海乡镇企业搞得好, 等等。当时, 大家的想法是要缩小工农业剪刀差, 让农民得到实惠, 减轻农民的负担, 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华国锋的想法得到周恩来、李先念的支持, 他和农林部、商业部、财政部商量起草了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 提高油料、糖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降低化肥、农药等支援农业的产品和一些机械产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
第二个文件, 从1971年起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 超购加价的政策。
红歌记忆文革歌曲 篇5
红歌记忆文革歌曲
王明析：我的“红歌”记忆共识君按
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被歌声缠绕的记忆：红歌王明析1我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与“文革”同步。小学一年级还没有念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就迅速降临到务川这个边远小城。一段时间，十字街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吵吵嚷嚷，五颜六色的传单满天飞，天天都像在赶腊月场。街头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搞大辩论的，开斗争会的，无一不伴随着声嘶力竭的歌声。《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人们可能比较熟悉了，而另一些歌则很可能比较生疏。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句要重复一遍）。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本来是毛泽东对“革命”的解释或者定义，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个人理解，它怎么会变成一首歌来唱呢？事实上，它们的确是当时很流行的两首战歌。唱这类“语录歌”的几乎都是务川中学的学生。他们虽然派别有异，但都腰扎皮带，肩戴红卫兵袖章，手里捏着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一边齐声高唱，一边合着那念经似的干硬节奏，一下一下挥动着手臂，义愤填膺地怒视着对方。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那一派才是最最（重叠两个副词也是学习当时的时代语法）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红卫兵，所以唱的都是毛主席语录歌。他们有时对唱，有时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用那种响遏行云的歌声在气势上去压倒对方。我经常挤在十字街的人丛里看闹热。我那时好像忘了家里遭逢的不幸，或是那灾难还未降临？2与这些干硬的歌声相比，我那时更喜欢看十字街街头的文艺宣传表演。我印象中经常演出的队伍也来自务川中学。后来在实验学校教书的徐老师好像还是那支文艺宣传队的台柱之一。这当然是我的臆测，因为她总是出现在舞蹈队的中心，人又长得很漂亮。许多年后，我去实验学校“检查工作”，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几次想和她说起当年那个小男孩对她这个舞蹈美女的景仰，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现在想起来，她们当年的舞姿，一点儿都不婀娜多姿，手势和体态的变化很像是今天的某种广场舞。但她们当年唱的歌我却是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光辉，嘎啦呀吉诺诺，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啊~~~啊~~~~照到了雪山上，伊拉强巴诺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身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不知道当年为“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是些什么人，是否有几个比较出名的作曲家。一想起他们能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谱成一首歌来反反复复地唱，我有时就会禁不住胡思乱想。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干吼、干嚎了。5岁的小女孩举着两个小手，正在给参加会议的军代表们表演“忠字舞”这种歌的风格是否前有古人我不得而知，但它流风所致却深深影响到后来。“文革”中这类歌特别多，早期不说了，即使到“文革”末期，人心思静厌乱已是大势所趋时，只要我们打开收音机（包括每天的广播），依然可以经常听到下面这两首很吵人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车轮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后一首歌还稍讲道理，第一首歌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有一年看春晚，见一群大红大绿的男女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翻来覆去地就吼唱一句“咱们老百姓，今儿呀真高兴”，我就总是抑制不住要想起“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这首经典“嚎歌”。3回忆“文革”早期的歌，绝大多数都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火药味儿很浓。只有极少数歌的旋律优美动听。印象中，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属于这类特例。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这首词的特定内容不能谱写成“战歌”，否则，它仍有可能会被谱成“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首七律赌咒发誓式的念经腔调。那时歌颂毛泽东的歌多得不计其数，我至今能唱的不下二十余首，印象中较深的一首，上世纪90年代初好像被李玲玉翻唱过：“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尽情的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整整十年里，会对一个人出现那么多的颂歌。那完全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例如，每天早上的广播一开始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结束播音，放的都是《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然有人是“大救星”，怎么又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呢？我那时年幼，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那些大人呢？他们想过吗？或许想过，但谁又敢质疑这里面的荒谬？1966年文革时代解放军战士奉着毛语录游行痛定思痛，那真是很悲惨的十年，正史都谓之“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类颂歌忽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最著名的歌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着毛主席的恩情》，但它已经是这类颂歌的尾声了。4人的天性是喜欢歌声的，即使身处苦难的境地，也会有苦难者的歌，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可苦难年代留在我记忆里的歌，有时却没有苦难的味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想，“文革”开始那几年，我的家庭已遭逢巨大的不幸，我怎么还可能记得住那么多“红歌”？细想起来这是十分恐怖的：在“革命”的名义下，你的家人和你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变形，你对“红歌”居然还是如此的“情有独钟”。而且几十年过去了，它们的旋律和歌词还牢固地蜷缩在你记忆的仓储，你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不长记性的白痴？是非不辨的糊涂虫？历史的健忘者？记得在哪本书中曾看到过这样的记述：一些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某个欧洲音乐大师的某部作品，他们就会痛不欲生，赶紧远离。原因是当年在集中营里，纳粹就是一边播放着这个大师的作品，一边将他们这些犹太人往焚尸炉里赶。我知道，大师的音乐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纳粹。我现在很困惑的只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居然会让我一边生活在屈辱和苦难中，一边还熟记了那么多的“红歌”，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怀疑这些“红歌”的伪崇高和对基本生活常理的违背？记忆中，我的父母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唱这类“红歌”的，我父亲甚至从来没有用二胡拉过它们的任何一个乐句。而我有时兴致好，至今还会在无意识状态中哼一两句某首“红歌”的旋律。这是不是说，“红歌”传递的某种东西已经渗入我的骨髓？是不是这样呢？2011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文化广场，万余人挥舞红旗高唱红歌5我意识到文艺特殊的教化作用或者说“洗脑”功能是很迟的；当然，仅仅靠歌声要想达到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但歌声的潜移默化作用我认为绝不能小看。我很喜欢音乐，算得上大半个音乐爱好者，但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音乐人格”是分裂的。1979年，我师专毕业分到濯水二中教书，学校有一个刘姓老师，喜欢拉小提琴，虽然水平有限，但他敢在楼下住学生、楼上住教师的走廊上旁若无人地拉《何日君再来》就让我很佩服，因为这首歌有几句歌词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它本来是很人性的，但我居然觉得它颓废，有靡靡之音的味道；而这又不是受哪篇文章的影响，而是长期所受的“洗脑教育”潜移默化所致，现在想起真真是可怕。但我当时的确有些矛盾，我毕竟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啊！可是这首歌的旋律又是如此动听，极适合用小提琴来表现。而且我知道，我拉小提琴，效果要比这个刘老师好。怎么办呢？我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趁周末大部分学生离校之后，去学校池塘边的土山旁拉。现在想起那煞费苦心的一幕，真是矫情之举啊！如果有学生目睹，他日回忆这情景，真不知道会想些什么。
“文革”中的曹禺 篇6
“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总是写不好“认罪检查”
大约是在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一起进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要代表无产阶级占领这个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多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桥头堡”。当时有一副写给剧院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横批是“彻底砸烂”。
很快，在北京人艺院长曹禺住宅的大门上，也贴了一条大标语——
“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一天中午，曹禺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唯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胆颤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传达室看门人
后来，曹禺由于受到长期折磨，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他头上戴着一顶蓝布旧帽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上身是已经不干净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条肥大的短裤，脸上乐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卖力。他整天干这干那，跑前跑后，喊来喊去，累得满头、满身大汗淋淋，说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气，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在清晨走出家属宿舍大门扫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东边一条小胡同口上，站着一位老年妇女。起初他什么都没想。第二天他发现那位妇女又来了，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着自己这边看个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一天清晨，曹禺边扫地边大胆向那位妇女靠近，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异、感情不和而离婚的前妻郑秀女士。实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与郑秀早在1950年就离婚了，“文革”开始以后，郑秀一直通过两个女儿打听他的消息，心想，也许能与他见上一面。郑秀觉得此时此刻完全应该出现在前夫的面前，这样也许会使对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曹禺心里想的却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郑秀在内。于是，这时一种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说上几句话啊，可是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郑秀何尝不想走上去说几句话、问一声好呢，可她同样没有迈开脚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增加什么“罪状”。他们佯装是面对着陌生人，默默地对视了许久，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然后，曹禺急匆匆转身扫起地来，很快就走进了家属宿舍大院。郑秀走进东边那条小胡同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郑秀再也没有来看过曹禺。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后来，曹禺口头上少言寡语，行动上老老实实，可以说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曾经受到市革委会领导的当众表扬，说“曹禺改造得还不错”。具体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一碗的熬白菜，装在一个大茶缸子里捣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门边很快吃完。同时，他只吸一毛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吸就“放炮”，还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灵魂深处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如他在诗中所说，他的境况是，“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当时，曹禺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相当真诚地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想到——
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剧本，居然没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自己写《雷雨》是要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
自己写《日出》为什么不写共产党的诞生？只有共产党的出现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写《北京人》其实就是为那些腐朽的、没落的遗老遗少大唱挽歌；
自己写《原野》是在写一个年轻农民，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复仇主义的思想感情。
……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曹禺甚至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画像前，无限忏悔地流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实实向您请罪！向人民群众请罪！”。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发出文件，为曹禺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他在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
文革 篇7
“文革”十年是“政治压倒一切”的十年, 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政治运动”和以“斗资批修”为出发点的文化整风, 从根本上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 成为“自晚清起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的最低潮” (马士奎, 2003:65) 。与此同时, 随着《世界文学》、《翻译通报》等刊物停办, 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几乎空白。由于上述原因, 学界对该阶段的翻译史研究重视不够, 该时期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百花凋零”而一笔带过。目前, 对“文革”期间翻译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史学维度描述当时的翻译状况, 二是尝试从文化视域对当时的翻译实践进行粗线条勾勒, 三是结合一定翻译理论, 对某一具体的翻译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史料依据, 另一方面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尝试。本文拟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 对该时期的外国翻译文学进行描述性研究。
二、勒费维尔的翻译操控论
勒费维尔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受制于种种翻译规范, 这些规范有语言的, 有诗学的, 也有意识形态的。” (Lefevere, 2004a:39) 作为改写的翻译主要受三个因素的限制: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多面的, 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还包括规范我们行为的惯例、伦理道德及信仰等、它可能与译者所信奉的相符合, 也可能是赞助人强加给译者的。赞助人是指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 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他可以是个人、宗教团体、政党、出版社、权力机构或大众传媒如报纸, 杂志和电视公司等 (Lefevere, 2004a:17) 。作为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文学手段、文学类型、文学的基本模式, 人物原型及象征等;二是对某一社会系统中文学功能是什么或该是什么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要获得认同, 获得关注, 并在读者当中产生影响或共鸣, 它选择的主题就必须与特定的社会系统紧密相连 (Lefevere, 2004a:26) 。
一般而言, 翻译赞助人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总是与权力相互交织, 反映了一定社会需要的思维体系, 以及身处这一社会和阶级中个人的感知常态。在翻译领域, 诗学的社会功能与诗学范畴之外的意识形态相互交织, 共同规范着真实的翻译过程, 从而使翻译在文学系统诗学的构建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操控论与“文革”语境下的翻译文学
1. 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新中国成立后, 以国家民族存亡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特别是当时身处西方各大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中国, 更强烈地表达出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政治诉求。在积极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新历史语境下, 翻译也必然顺应这一要求, 成为服务于政治经济的新文化。1951年, 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上”, 沈志远明确指出, 人民政府把翻译工作作为庄严的政治任务来看待, 提出翻译工作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两大根本性任务———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孟昭毅、李载道, 2005:283) 。可以说, 翻译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一直是当时文艺界的主旋律。出于上述需要, 翻译工作也由原来的个人行为转变为有计划的、有制度的组织行为, 这为后来“文革”中翻译活动被赞助人全面操控奠定了制度基础。
1966年, 随着“文革”的到来, 党内政治集团出现分裂, 反封反帝、斗资批修、阶级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总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革”第一阶段 (1966—1971) , 主流意识形态过度注重政治斗争、盲目排外, 闭关锁国, 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停滞, 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发生严重分歧, 如“四人帮”集团认为当时的苏联已经变黑变修, 不能为我所用。相应的, 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仅没有英美文学的影子, 而且对苏联文学的译介也冷却下来。在第二阶段 (1972—1976) ,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 号召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中国被视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世界中心。这一时期的翻译出版明显好转, 不仅有大量译自苏联和亚非拉国家的文学作品, 而且有少数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有人统计, “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几乎都是在1971年后出现的, 共计22本, 其中1972—1973年出版10本, 1974年1本, 1975年7本, 1976年4本 (李晶, 2008:38) 。然而, 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还是西方文学, 在选材上的意识形态取向都十分明显, 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政治考虑”:一是顺应我国的外交时局。译介亚非拉国家的文学, 是因为中国成为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 反对美苏争霸, 继续保持和弱小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译介西方资本主义如美法文学,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向。二是有利于当权集团在党内的政治斗争, 目的在于通过揭露西方国家腐朽的阴暗面, 震慑党内的敌对势力, 强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
2. 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如前所述, 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 无论是个体的、机构的甚至政治集团的赞助人, 都对文学文化活动进行着下意识的操控, 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和出版, 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给译者一定津贴或职位, 另一方面决定着译作和译者的社会地位, 从而使翻译产品与赞助人的期待视野相符合。可以这样说, 赞助人时刻都在操控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在极权社会中, 这种操控尤为明显 (Lefevere, 2004a:15) 。
“文革”时期, 赞助人把对翻译的操控发挥到了极致, 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方面严防死守, 层层把关, 就连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也不放过, 如译作的行文方式、表达习惯、所用语言等也都有相应要求。谢天振曾这样描述“文革”赞助人对翻译的控制行为:“这只无形的手已经变成了一只有形的手。它从背后走到台前, 并且直接对文学翻译中的每一部 (篇) 作品进行非常直接和十分具体的干预和操控。”在这种情形下, 翻译赞助人就是当权政治集团, 他们主宰了话语权。这种主宰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翻译选材上有完全决定权;二是译者作为独立个人的主体性绝对丧失。
“文革”前期, “四人帮”集团的意识形态是反帝反封,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 因此其文艺方针就是对中外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认为这些都是封建思想残余, 是资产阶级文化, 必须与之决裂。1970年, 该集团又提出必须彻底批判古和洋的东西, 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进行改造, 使之为创造无产阶级文艺服务 (李晶, 2008:33) 。在赞助人的上述意识形态指引下, 从1966年到1971年五年间, 几乎没有一本外国翻译文学作品公开出版。后来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的恢复, 以及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外交方略, 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盲目排外的对外关系。这一时期的翻译, 多数是同中国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赞助人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也造成了作为主体性译者的被操控格局。勒费维尔说:“译者在处理与赞助人的关系时往往没有什么自由, 至少, 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翻译作品能够出版的话, 情况更是如此。” (Lefevere, 2004b:19) “文革”期间, 译者不仅在翻译问题上没有话语权, 无权决定什么该译、什么不该译, 甚至连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全。许多著名翻译家遭受了残酷的政治迫害, 关进“牛棚”或去“五七”干校劳动;广大翻译工作者, 个体性也早已不复存在, 往往寄生于某个机构组织中, 如“某某出版社编译室”、“某某翻译连”等, 在译作上没有署名权, 即便署名, 要么是“齐干”、“齐毅”, 要么是“某某工农兵学员”等之类完全模糊的概念。草婴在谈到当时的翻译情况时说:“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我家里那些书都没有留, 我不想再看到它们, 想起来很心痛。” (孟昭毅, 李载道, 2005:398)
3. 诗学观对翻译文学的操控
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 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占支配地位的‘诗学’。” (Lefevere, 2004b:125) 。也就是说, 翻译文学要树立怎样的思想观念, 翻译过程中使用何种文学话语, 其决策并非是自由随意的, 一方面必定受到赞助人意识形态的左右, 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权赞助人的诗学形态或当时主流的时代语言。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与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要么重合, 要么冲突, 在后一种情况下, 如果要出版译作, 译者个人的诗学观必须隐形, 让位于赞助人的诗学观。
建国以来, 中国文艺界一贯倡导文学文艺应为时局服务, 为政治服务。早在1942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方向。在文学批评中, 政治性第一, 艺术性第二。后来, 沈志远在全国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明确了翻译工作的政治性。到了“文革”时期, 文学批评领域内“政治标准第一”的指导方针使多数外国文学被打上了“封、资、修”的烙印。1966年2月, 林彪、江青等“文革”集团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达成了几点意见, 认为文艺工作要“破”要“立”, “破”的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 “立”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样板” (李晶, 2008:32) 。
在上述诗学观的影响下, “文革”前几年, 文艺界几乎没有公开发行出版的翻译作品, “革命样板戏”得到广泛发展。后来随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周恩来相继提出应繁荣文艺。在翻译方面, 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美等文学的译介才逐渐恢复起来。
赞助人诗学观不仅体现在文艺方针方面, 而且体现在具体的语言风格和对外国语言的运用问题上。茅盾把文学翻译提高到了艺术创造的水平上来, 重申了翻译标准的“信、达、雅”, 还探讨了译文的语言运用问题。他说:“翻译家和作家一样, 也应当从生活中去发掘适合的语汇, 或者提炼出新的词汇……但要从外国作品中去吸收新的语汇和表现方法, 必须是在本国语言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去吸收而加以融化。” (茅盾, 1984:507)
当时文艺界及上层官方的文艺政策为翻译活动指明了方向标:一方面, 在翻译文学的选材上首先要根据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和促进传播“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诗学观念, 译介一些与之相适应的外国文学。另一方面, 在翻译策略的应用和译文风格上, 译者应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 避免使用干巴巴的、拖泥带水的洋腔洋调。“文革”期间重译Evolution&Ethics一书时, 原文中的“struggle”和“competition”一词往往被译为“斗争”、“争斗”、“抗争”等。另外, 在译本的前言中还有编者的话, 说明译作的翻译动机和目的, 引导读者进行意识形态和诗学上的批判。
总之, “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的译介, 当权赞助人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严格控制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权, 强迫译者紧随“四人帮”的政治需要, 竭力宣扬“反帝, 斗资批修”的文革路线, 甚至在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方面也步步把关, 要求译作语言应面向群众, 通俗易懂, 大大降低了某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情趣。
四、结语
“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 即扫除文盲, 提高国民素质, 而是一场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 以反帝反殖民和斗资批修为主题的特殊政治运动 (李亚舒、黎难秋, 2000:540) , 必然交织着权力话语和政治斗争。作为一种文学活动, 翻译当然也无法避免。同以往任何翻译史相比, “文革”期间的翻译文学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从“看不见的手”变为“有形的手”, 直接干预翻译活动, 使公开出版的翻译文学演变成政治斗争工具;以“四人帮”为首的当权赞助人将其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强加于译者, 不但对译者的文本选择权和处理权严密操控, 而且粗暴践踏译者的人权和生存权, 使译者沦为完全“失语”的“翻译机器”;不仅如此, 甚至在文学系统内部的诗学观上, 赞助人也主宰了翻译的表达话语, 要求译者采用归化策略, 使用纯洁的、地道的祖国语言, 以便更好地为工农兵读者服务。也因此, 该时期的翻译文学成为中国翻译史上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个案:不但有助于了解“文革”中的翻译事业怎样艰难曲折地前行, 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文革”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摘要：“十年”文革的语境变量充满了政治角力和阶级革命。本文借助勒费维尔操控论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 描述在当权赞助人即“文革”集团的干预下, 以“反帝反封”和“斗资批修”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以及“革命性第一”的权力话语全面操控着翻译活动, 翻译文学因此沦为执政党党内不同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工具, 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文革”期间翻译文学,勒费维尔操控论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观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ew,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a.
[2]Lefevere Andrew (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b.
[3]李晶.当代中国翻译考察 (1966—1976) ——“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30-38.
[4]李亚舒, 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540.
[5]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 2003 (3) :65.
[6]孟昭毅, 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397-398.
[7]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A].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507.
“文革”时期连环画的美学特点 篇8
“文革美术”是指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 被人们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场巨大灾难中出现的中国美术作品。“文革”连环画作为文革美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十年的时间有1500种连环画出版, 总印数7亿多册, 当时几乎人手一份, 成为那个年代不可替代的视觉符号。
二、“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是“文革”时期追求的艺术创作原则
1969年后, 智取威虎山剧组发表了《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 (《红旗》杂志1969年第11期) , 总结了其创作经验, 并把《文汇报》提出的“三个突出”简化为“三突出”, 将具体表述进一步修正为:“我们的经验是需要注意‘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至此, “三突出”的标准表述出炉, “三突出”的理论正式提出。“三突出”的提出使文艺创作者意识到文革时期的艺术创作需要寻求自己的规则、方式, 同时也使广大的艺术创作者得到怎样才能适应新的时代创作要求的信息, 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创作符合“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的艺术作品, “三突出”得到广泛的运用。
在那段政治狂热的年代里, 样板戏连环画如同样板戏一样, 总是能够给观众带来激昂、强烈的感染力, 这究竟是参与创作的画家或是表演人员的激情的体现, 还是形式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的缘故?我想表现形式也应该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 为了“三突出”艺术形式的实现, 艺术创作者们多使用特写的模式进行创作, 把主要英雄人物放在画面最显著的位置上, 注意面部表情、动作细节的刻画, 强烈凸显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所以, 很多连环画封面和内容都使用了这种模式。例如1971年7月, 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 邱少云连环画创作组编绘的《集体主义的英雄邱少云》, 封面使用油画的形式表现, 画面中心偏左的地方刻画着邱少云匍匐在地的形象, 左手紧握, 目光怒视着前方, 周围冒着浓烟, 面部表情的刻画尤为突出, 目光坚毅, 眉毛紧蹙, 仅是对其个人的描绘就能体现出我们所宣扬的革命主义精神。所以, 突出英雄人物的特写镜头的使用, 使画面的艺术形象更高大, 更能达到宣传的目的。1972年以后, 各地陆续有一些传统题材的连环画出版, 也有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传统连环画再版, 但无论是新出版的还是再版的此类连环画, 基本上都排除了作品中对善与美的赞扬主题, 而是集中地强调了阶级斗争, 如赵宏本与钱笑呆合作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 再版时新添了一些图画。这时不再突出原版中孙悟空的机智灵敏, 而是通过强化其形象, 重新塑造了一个高大、威武的孙悟空形象, 而白骨精的形象正如对阶级斗争中反面角色的塑造, 狡猾、丑陋、险恶。孙悟空这种形象的重塑, 虽然总体的画幅还是原版, 但是具有“文革”的时代性。至于新版的一些传统题材的作品, 其正面的人物形象普遍具有高大的特征, 而反面人物形象则被故意丑化。另外, 有些连环画颜色在使用上很具有当时的时代特征, 以接近年画的语言来表现主题, 其手法注重形象的细腻, 把笔墨线条依附于对结构和空间转折的处理上, 并运用对比鲜明的色彩以红色和深沉的黑色为主, 用暖红色的色调表达社会的蒸蒸日上和火红的人民生活。除了象征以外, 从视觉审美上, 观者也会收到红色视觉吸引的讯号。这种视觉符号的形成无疑是适合当时政治的绘画语言, 是当时社会的需求的视觉符号。从作品的审美和思想性特征来看, 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由于画家水平的不同, 部分作品在遵循“三突出”的同时,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 从而使这些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74年7月出版的戴敦邦绘制的《陈胜吴广》, 次年11月出版的《投降派宋江》, 都是此类难得的优秀连环画。
三、新型线描风格的运用
南朝谢赫“六法论”有“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美学观点, 在连环画中仍然遵循这一美学原则。“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在连环画里多是指对线条的要求, 其核心就是强调艺术要有活泼的生命感。旺绚秋从1947年即已开始连环画的创作, “文革”时已经是大家都熟知的连环画画家了。他的《映山红》反映的是一个赤脚医生自学成才的励志故事, 表现手法上依然使用的是线描, 画面构图布局, 除了重视传统绘画的疏密关系, 具有耐读耐看的特点外, 还把黑白的设计恰当地融入进去, 同时画面沿袭了中国画传统的绘画表现技法, 山水房屋表现出绘制者扎实的功底, 人物的线描的表现转折处多用方折的线条, 这种线条正与主人翁的坚韧性格特点相协调。
陈谷长1964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后便开始从事美术编辑工作, “文革”中他画了《新松屯的后代》、《牧马姑娘》等反映知青生活的连环画。相较于五六十年代严谨的线描造型的连环画, 陈谷长的连环画充分借鉴了传统写意人物的表现笔法, 用轻松灵活的线条和笔墨来造型, 形成了画面黑白对比强烈的效果。画家出于美术学院, 受到过系统的造型训练, 所以他的连环画能在写意的笔法中显示出写实的精神。在《新松屯的后代》中, 画家用短而直的线条来塑造人物, 造型简单明快, 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特点, 人物背景的刻画, 特别是山林树木的刻画, 线条粗壮有力又不失变化, 依稀可以看到潘天寿的影响。在文艺创作沉闷的“文革”期间, 陈谷长的连环画带给人们一种爽朗、松透的感觉。另外, 如顾炳鑫绘制的《向阳院的故事》、《英雄小八路》, 巧妙利用线条的疏密、繁简等变化, 组织成丰富生动的画面, 尤其是图画中各种树木、农作物、山石及其他场景的描绘, 深入细致而生动自然, 密密麻麻的树叶、农作物的线条和人物的空白形成鲜明的对比, 显示出一种节奏感, 引导人们视觉的跳跃, 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连环画《金光大道》是由陈惠冠等五位画家合作绘制, 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72年9月出版的一套四册长篇作品。其塑造了从旧社会到翻身做主人后, 依然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路线的英雄人物高大泉的形象。这套作品以线描为主, 结合黑白对比, 这种黑白对比的使用突破了原有的纯线的艺术魅力, 大胆使用个性鲜明体现个人艺术素质的表现语言, 有着质朴的绘画风格, 个性色彩厚重。我很陶醉和欣赏这种个性语言的抒发, 艺术符号的确立和使用, 体现绘者对艺术的个人见解和追求, 只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结合才能使艺术流传下去。令许多人难以忘记的《闪闪的红星》, 有江西人民出版社、天津人美版和黑龙江人民版等多个版本, 出版的时间也都集中在1973年。其中, 江西版本由陈水远、夕淋绘, 画风朴实、细致, 比较符合故事发生时的历史环境和气息;天津人美版署名为“北郊区文化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是典型的“文革”署名方式, 其画线条厚重, 人物造型严谨, 动作有英雄化的夸张;黑龙江人民版的绘画作者是扬沙和王純信, 两个人分别绘制了前后各60幅图画, 绘画用线与体面地表现相结合, 较之天津人美版的更显质朴, 人物造型坚硬挺拔, 尤其是背景的表现, 在略微的装饰性趣味中带有北地的凛冽气质。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 正面人物的面部的刻画除了浓眉圆眼之外, 在线条的趣味上也加入了版画的黑白理念, 线条正如人物性格一样刚劲有力, 而反面人物的刻画上则多是八字眉、三角眼, 人物的动作设计上也是体现出狼狈、猥琐的性格特点。此外, 在传统题材的绘制上, 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家, 如赵宏本、贺友直、顾炳鑫、刘旦宅、郑家声、王亦秋等, 在图画绘制的质量上少有可比者, 成为公认的“文革”连环画精品的代表。戴敦邦的《陈胜吴广》的绘制也是难得的优秀连环画。《投降派宋江》在营造大规模的作战场景上, 除人物密集的线条之外, 用大量的装饰性烟雾来营造气氛, 从线条上也有了大疏大密的组织关系, 使其更具有美学因素。1974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始皇》是由戴敦邦绘制的, 它所体现出来的绘画风格是我喜欢的类型之一。人物造型严谨, 线描和黑白关系结合起来, 这种黑白关系不是素描的光影黑白, 是与黑白木刻的手法相结合, 体现出作者独特的绘画语言。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在他的《对线描的几点体会》中论及连环画的线描艺术说“没有自己的主观意图, 只是如实地描绘对象, 不但不会有自己的艺术个性, 也不可能有形象的典型性”, 充分体现出线描对于连环画艺术的重要。
四、结语
“文革”时期的连环画受到很多限制,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 伟大的艺术家们创作出了很多感人、能引人共鸣的优秀作品。我们在研究其可肯定的地方的时候, 可以宽容点, 正是这一时期的探索尝试, 为改革开放后连环画的创作大放异彩提供了充分的借鉴和实践经验。很多现在很著名的画家就是在那个年代成长和磨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义上, “文革”时期的连环画成为新中国连环画发展中的重要篇章。
摘要：本文概括总结了“文革”时期连环画的美学特点, 其具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研究其艺术的同时会感受到当时的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能为今后的艺术创作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文革”,连环画,美学特点
参考文献
[1]鲁迅.“连环图画”辩护[A].南腔北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2]贺友直.对线描的几点体会[A].
文革画对当代视觉文化的启示 篇9
“符号学认为任何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与所指。能指是传达信息的载体;所指是指传达信息的内容和意义。因而符号学本身就具有两部分, 即形式与内容。”[2]文革画中的“红光亮”等创作原则从视觉角度来看, 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归为视觉趣味。这种趣味性是由当时最为时尚的视觉符号组成, 它集合了社会的、集体的、大众的视觉心理需求, 营造的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氛围。这些提供给观看者信息的媒介共同构筑起文革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 文革风格的视觉符号则可以视为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视觉资源, 当代创作者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对文革视觉文化进行再利用和再创作而产生新的视觉体验。毕竟文革视觉文化符号是那么具有时代性, 虽然这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不能成为当代艺术形式的潮流, 但作为多元视觉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说, 它还是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从符号去窥视文化, 发现对于绘画创造来说,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透过绘画符号本身去领会和理解符号的深层的文化意义以及作为人类文化的共同东西。”[3]
文革风格视觉符号在当代艺术领域中被某些创作者反复提取, 其意义并不倾向于对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进行反思, 而是要使其从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 跳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和重新达到审美愉悦。
通过分析文革画中的典型视觉形象, 来总结其视觉特点。从文革画构成形式上可以发现几乎多数画面中都有毛泽东的语录, 标准字体就是毛体。画页中常有毛泽东头像的出现, 另外比较常用的辅助图形是红太阳、向日葵、红宝书、红旗等。色彩运用方面以红色为标准色, 辅助色是绿色。这些公式化的, 图形语言充满了一一对应的符号指涉和象征意味。它们在遵循“红光亮”“三突出”“高大全”的创作原则上, 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视觉趣味和精神信息。事实上, 虽然现在看来文革期间“红色浪潮”近乎于癫狂, 是人民群众对未来大同世界的通俗幻象, 但在当时, 全国上下多数人是真实而又真诚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阳光感和幸福感。也只有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 才会形成这样一系列带有象征意味的、别具异格的视觉符号。戴维·戴希斯在《文学研究》中说到:“符号在这里的运用, 完全是指一种比说明包含更多意味的表现。……符号是敏感的人可以从中领悟到隐藏于其后的意义的东西。”[4]
文革画作为视觉媒体和当时的系列宣传品传达的视觉符号是一致, 在今天我们把这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元素称为“文革视觉识别系统”中的“文革视觉符号。”“‘文革视觉识别系统’是事后归纳总结出来的视觉集合模式, 是一种粗放型的意识形态视觉系统, 缺乏整体上精确的控制和规划, 利用视觉识别系统的模式来整理和分析文革视觉文化, 有助于用系统的观点来审视文革中传统绘画和大众视觉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文革的视觉文化早已突破了单一的以画种来区分的传统意义上的美术, 而演变为一种综合性的大众视觉艺术。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宣传品的发展呈现出如此突出的畸形态势。”[5]
文革视觉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视觉心理和趣味趋向, 仍有潜在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我们可以把这种回味, 看作是对时代的一种怀旧情结或叛逆心理, 它容易获得视觉和装饰趣味上的认同感和另类感。毕竟这段历史在中国人民的心理留下了太多痕迹, 不管是心灵的隐痛的还是信念的崩塌, 它的存在曾使万千大众狂热过, 颠疯过。另一方面是在视觉领域里, 它曾经是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最受欢迎的群众性的视觉运动。面对目前多元文化的时代语境, 它的偏执风格将与现代视觉文化形成很大的对立反差, 容易在视觉上赢得巨大的冲击效应。对于文革的体验是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具有的, 脱离政治色彩, 利用文革文化资源, 对文革风格视觉文化符号进行整合、解构、挪用、重组等表现手段来产生新的视觉效应, 也是当代视觉文化中的思路之一。
当代, 意图调动文革视觉元素的作品还是比较多的, 其中有很多艺术家通过文革视觉文化符号抒写自己的思想情感。
中国在利用文革视觉符号方面, 有波普新潮的出现, 认为“文革宣传画是地道的波普, 其中国特色在于政治上的极端实用性。”[6], 前卫艺术王广义是利用文革图形进行前卫艺术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波普”艺术家, 他的代表作“大批判”系列, 就是将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形象、红色趣味等文革视觉符号与西方经典商业品牌的标志组合在一起。另外, 1988年他还创作了5幅同样大小的油画作品《毛泽东》, 三幅黑格, 两幅红格。《毛泽东》是王广义理性主义的显现, 他以“以百倍的人文热情赋予《毛泽东》更多的人文内涵”, 加之纯粹的方格, 渗透着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强迫性压制。
罗卫东、罗卫国、罗卫兵的波普作品《罗式兄弟简历》, 就是将毛主席头像作为视觉符号, 进行重组, 产生了新的视觉体验。以及其21世纪初的试验性的作品, 以宣纸为材料, 在画面上表现的领袖的头像幻化成浮肿的“猪脸”, 它针锋相对的是中国的集权主义传统。又如:王能涛的绘画和图片作品中的高纯度颜色、人物形象戏剧化的夸张变形和瞬间亮相的程序模式, 顽固地把人们从面向未来的时代情绪拽入文革年代的社会主义理想里。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中国出现了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潮流。代表人王劲松以轻松的笔调和看似无趣的日常生活片段去调侃政治形象和符号, 营造了新的视觉感受。如《大合唱》利用了文革中的天安门、红旗、毛主席头像等图形符号以及文革气息很强的高纯度色调和画面中的空白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表现对时代的自嘲或自我精神的匮乏状态
早期中国行为艺术代表人物之一盛奇曾在1999年《北京-北京》这件行为艺术作品中把个人身体模糊化, 整个头部被红布包裹, 身着绿色军服, 下身裸露。将文革色彩符号红绿加入画面, 具有社会编码的象征性意义。此后, 他将自己残缺小拇指的左手, 手心上放着各类图片, 包括时政、国际、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事件, 处理成了类似宣传的招贴画, 隐喻地表现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有副作品就是残手托毛泽东头像的
摘要:俄国著名的历史画家瓦西里·苏里科夫 (1848-1916) 有一幅名画《女贵族莫罗佐娃》 (创作于1887年) , 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画面的女主人公坐在雪橇上, 带着铁链的右手高高举起, 食指和中指并列的指向天空, 作出旧礼仪派1划十字的姿势。周围旁观的人群或哭泣或坚毅的目送主人公远去。画面中的主人公就是女贵族莫罗佐娃。
关键词:女贵族;莫罗佐娃;礼仪
莫罗佐娃原名费奥多西娅·普罗科皮耶夫娜, 1632年出生于俄国波雅尔贵族索科夫宁家族。索科夫宁是一个很古老的家族, 和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的第一个妻子玛利娅出生的家族有亲戚关系。费奥多西娅的父亲是莫斯科市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皇后的随行官员。由于父母的信仰非常虔诚, 费奥多西娅深受影响。1649年, 17岁的费奥多西娅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波雅尔格列布·伊凡诺夫维奇·莫罗佐夫。莫罗佐夫家族在17世纪中期的俄国很有权势, 鲍里斯和格列布兄弟是俄国的富翁。鲍里斯是沙皇阿列克谢的老师, 在政府中任高官, 但死后无嗣。格列布的政治前途主要受哥哥影响, 但却靠自己的努力积累起了巨额财富。1650年, 费奥多西娅和格列布的儿子伊凡诞生了。1662年鲍里斯去世, 不久格列布也逝世了。按照遗嘱, 格列布和鲍里斯的财产都留给了伊凡·莫罗佐夫。由于
当时伊凡还未成年, 莫罗佐娃掌管了整个家族的财产。
莫罗佐娃与旧礼仪派领导人大司祭阿瓦库姆联系非常密切。1664年阿瓦库姆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时, 莫罗佐娃第一次遇到阿瓦库姆。阿瓦库姆对莫罗佐娃的第一印象特别好, 不久他和妻子在莫罗佐娃家中呆了好几个月。阿瓦库姆把莫罗佐娃和妹妹描述为自己圣洁的女儿。莫罗佐娃在阿瓦库姆的影响下, 加入了反尼康改革阵营, 为拒绝新仪式的神甫和信徒提供食宿。莫罗佐娃用自己的财富资助贫困者和包括阿瓦库姆家庭在内的旧礼仪派信徒。她在莫斯科的家成为各种宗教派别的避难所和宗教分裂派活动的温床, 为旧礼仪派思想的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1670年底, 莫罗佐娃在精神导师——旧礼仪派领导人, 修女梅拉尼娅的影响下, 成为一名信仰虔诚的修女。
1669年皇后玛利娅去世, 莫罗佐娃的厄运到来了。1671年1月, 沙皇阿列克谢举行第二次婚礼时, 身为一等贵族的莫罗佐娃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参加婚礼, 使沙皇大为恼火。随后沙皇多次派使者劝诫莫罗佐娃改变信仰, 但莫罗佐娃拒不妥协。这一年
招贴画, 他将文革符号重组在画面中, 产生了新的视觉语言, 暗含了艺术家主观切割历史整体性的意图。
总之, 文革视觉元素涉入当代视觉领域, 它迎合了猎奇, 怀旧, 反叛等多种复杂的审美情绪, 恰当的利用其元素特征, 采用重组、分割、解构、挪用等表现手法, 来诠释创作者内心的真实体验, 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力。也就是说作品要实实在在地有文化沉淀和思想时, 它才是有价值的, 简单而直白地搬抄或空洞地寻求新的视觉体验, 将是无意义的。正如别林斯基说过, “思想消融在情感里, 而情感也消融在思想里;从思想和情感的消融里才产生高度的艺术性。”[7]
11月的一个夜晚, 米哈伊尔修道院的大司祭约阿基姆在秘密事务部部长的陪同下来到莫罗佐娃家中。叶夫多卡娅也在姐姐家中。约阿基姆要求她们表决如何划十字, 如何祈祷。莫罗佐娃“按照古代圣父的传统伸出两个手指, 张开神圣的嘴唇唱到:‘耶稣基督啊, 上帝之子, 饶恕我们吧!我如此划十字, 如此祈祷。’”2莫罗佐娃和叶夫多卡娅被捕, 监禁在莫罗佐娃家的地窖中。第二天, 他们被带到米哈伊尔修道院接受审讯, 在审讯中她们仍坚持自己的信仰, 这使审讯人员大为恼怒, 他们甚至用伊凡来威胁莫罗佐娃。莫罗佐娃果断的回答道:“不要再提我的儿子。我已经向上帝承诺, 直到死也不会改变, 因为我是为上帝而生, 而不是为我儿子。”3几天后, 莫罗佐娃和叶夫多卡娅被送往不同的修道院监禁。玛利亚也被捕, 监禁在莫斯科。
莫罗佐娃监禁期间, 财产被没收, 儿子也去世了。1672年皮季里姆担任牧首后, 在米哈伊尔修道院对莫罗佐娃三人进行了审讯, 但三个女贵族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毫不动摇。皮季里姆对三人的顽固态度大为恼火, 他建议沙皇采取残酷的手段, 不久莫罗佐娃三人就受到了严厉的拷打。在波雅尔的求情下, 莫罗佐娃三人没有被处死, 而是被遣送到博罗夫斯克。在博罗夫斯克三个女贵族终于获准一起呆在阴暗的地牢中。地牢中的环境特别恶劣, 她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不过旧礼仪派信徒还能通过秘密的方式来拜访她们。但是1674年新牧首约阿基姆上台后, 三名女贵族的状况急转直下。秘密事务部多次派人来调查她们。1675年秋冬之交, 叶夫多卡娅、莫罗佐娃与玛利亚三人相继离开了人世。
莫罗佐娃三人的殉道,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旧礼仪把她们封为圣徒, 并创作了大量作品来歌颂赞美她们, 特别是莫罗佐娃。旧礼仪派信徒认为莫罗佐娃具有“男子气概”, 具有过人的勇气和不畏强暴, 坚决不与政府妥协, 承受各种折磨和牢狱之苦的精神。莫罗佐娃出身贵族, 为了追求信仰牺牲了自己的地位、财产甚至家庭, 至死不与改革后的教会和沙皇妥协。作为一名女性旧礼仪派, 莫罗佐娃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 激烈了一大批民众皈依旧信仰, 并为之殉难。一直以来, 莫罗佐娃受到俄国众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关注, 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俄国民众也把莫罗佐娃看做反抗权威和专制政府的榜样。
注释
1.旧礼仪派:俄国一个民间宗教派别。17世纪中期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实行教会改革, 一部分信徒拒不接受改革, 仍坚持俄罗斯古老信仰, 用两个手指划十字, 这部分人被政府称为“分裂派”, 即旧礼仪派。俄罗斯帝国时期, 旧礼仪派曾一度遭到政府镇压, 但仍顽强的生存下来, 为俄国的经济、文化和慈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Century Religious Life 2000年55页。
Century Religious Life 2000年57页。
摘要：在当代艺术领域中, 部分艺术家将眼光转向对文革画视觉符号的提取, 并大胆的运用挪移、拼贴、解构等手法将其呈现出来。他们的目的无疑是想把文革画从固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 跳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重新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从而达到另类的审美愉悦。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目前部分艺术家采取文革画风格来表现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并且试图从当代艺术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出现的意义。
关键词：视觉符号,文革风格,抒写方式
参考文献
[1]锻炼.21世纪末的艺术反思.[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5.P142.
[2]李铁燹.思维·文化·现代艺术.[M].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5.P138.
[3]李铁燹.思维·文化·现代艺术.[M].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1989.5.P142.
[4]吴风.艺术符号美学:苏珊·朗格符号美学研究.[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P49.
[5]张磊.文革视觉文化与文革风格视觉设计[J].艺术·生活.2006.3.P58.
[6]锻炼.21世纪末的艺术反思[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5.P143.
文革 篇10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公开已发表、出版的关于“文革”期间翻译活动的研究成果不多, 但业已揭开彼时翻译活动的面纱, 引导人们理性客观地看待当时的翻译现象。《“文革”十年间的中国翻译界》 (靳彪、赵秀明, 2000) 对“文革”期间翻译界的活动进行了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 (马士奎, 2007) 对“文革”期间大陆文学翻译 (包括中译外和外译中) 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研究;《中国翻译考察 (1966—1976) ———“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李晶, 2008) 则从翻译史角度进行研究, 完善了勒弗菲尔的意识形态操控论, 揭示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相作用关系。本文拟从福柯的权力话语论和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因素论出发, 基于翻译与意识形态间互相作用论 (李晶, 2008) , 对“文革”时期的非公开译作所带来的潜在效应进行考究, 探讨翻译活动在受制于权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同时对其造成的潜在冲击, 以更为肯定的方式对待这一期间的翻译活动, 尤其是非公开译作。
二、“皮书”的由来及特点
当时内部发行的非公开译作封皮颜色有白色、黄色、灰色、蓝色和绿色, 这些译本又被称为“皮书”, 那个年代为“皮书时代”。文学类“皮书”远比文学类公开译作要多, 来源国也相对较宽。由于译者的翻译策略、个体审美情趣的坚持, “皮书”的思想性、艺术性较高。
作家陈丹燕在她的作品《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记载关于《你到底要什么》时写道:“书里面写到了苏联青年对社会的失望和他们消沉的生活方式, 与我们的心情惊人地相似。只是他们比我们要奢侈一些, 显出了一些颓唐的美, 像落英。而我们粗陋的日子则更像是黄菜皮;《人世间》中简单的‘潮湿的芳香’蕴含了无量的情感, 给‘黄菜皮’般的日子赋予了点点斑斓, 这就是翻译带给人们的安慰。”
三、操控翻译活动的因素
福柯首次将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 提出了著名的权力话语论, 在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福柯所说的权力不是一个具体狭义的概念, 而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 其中有有形的, 即显形的权力, 如政府机构、法律条文等;也有无形的, 即隐性的权力, 如历史、宗教、意识形态、文化习俗、道德伦理等。
安德烈·勒菲弗尔是明确提出翻译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翻译学者之一。他在《翻译, 重写, 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指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所谓的“专业人士”, 包括批评家、评论者、教师、译者等。外因则是赞助人, 指那些拥有足以促进或窒息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权力的人和机构。赞助人通常感兴趣的是文学的意识形态, 而且他们也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 而文学家关心的是诗学。因而制约翻译过程的两大要素归根结底就是意识形态和诗学。勒菲弗尔还指出, 内因 (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 在外因 (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 所制定的参数内起作用。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翻译过程进行干预, 熟知赞助人意识形态的翻译家大多会在他们认为允许的范围内操纵他们的话语权力和技巧。
综合以上理论, 在翻译这个过程性活动中, 从决定翻译某作品开始, 到最终翻译成品的诞生, 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操控因素为以下两个。
(一)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赞助人。
在勒菲弗尔看来, 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就译者而言, 他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积极方式去选择拟译的文本, 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 去解决原文语言与“文化万象”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译者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 但在翻译委托人 (赞助人) 的强权下, 消极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
1966—1976年十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极端固化和呆板的。赞助人对译作的选材, 译者的确定, 翻译的组织和出版, 以及翻译方式等都按照主流意识形态严格操控。作品以哪种形态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赞助人和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文革”时期的内部译作即是为了满足享受信息特权的极少数人的需求而产生的。当时的“皮书”, 主要是使他们了解他国的社会状况, 是政治需要。这些因素证明了赞助人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译作的出版发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二) 译者自身。
正如上文提到的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控论, 译者自身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否, 决定了翻译过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逆从。“文革”期间从事翻译工作的基本都是极具科学、文学素养的学者, 如草婴、丰一吟、李俍民、任溶溶、荣如德、季羡林、丰子恺、查良铮、巴金、罗新璋、萧乾等。
译者在自己能掌握的话语圈内, 通过一定的翻译策略, 促使多批具有个性的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译本得以在“文革”后期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浮出水面, 如《罗摩衍那》, 丰子恺的“物语”系列———《竹取物语》、《伊势物语》和《落洼物语》, 查良铮的《唐·璜》, 等等。这些译作在“文革”结束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现在对读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些译作带有译者的强烈的主体性 (个性) , 带有译者的个人经历、情感、观念、动机等因素, 这些因素又会渗透到他们的翻译行为中。所以, “文革”时期的潜在译作的译者犹如“盗火者”一样把希望的隐忍号角声传递给中国读者, 这需要译者自身极具坚韧的热情, 智慧的翻译策略中具苦涩的挣扎。
四、内部译作的潜在效应
福柯的话语理论指出, 话语构成或者说话语实践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我们从来没有阐发过的经验———一种基础的文化代码, 决定着语言、观念、交换模式 (笔者认为这些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上文中提到的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控论也恰能证明翻译活动是不可能在真空进行的。
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可变的因素, 主流意识形态往往是“权位重”者所认可的, 和政治因素紧密关联, 而社会人是作为单个主体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在“文革”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里, 为了求生存, 个体会被迫迎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但个体往往蕴涵更为深厚的“话语力量”, 这种“话语力量”是时局、赞助人等权力的代表者无法阻止的, 体现在译本中就是原作者和译者的思想意识的再现, 这“力量”又会对当时读者的精神生活、审美情趣, 对群体的“非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巨大的潜在效应。
(一) 慰藉心灵, 启蒙思想。
以反文化而闻名的“文革”, 常常被喻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焚书坑儒”。通过上文的分析, 很显然这是一种不全面的错觉。就其全过程而言, “文革”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相互转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人倍增的读书欲望;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 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地汲取。这主要体现在当时悄然且冷静的“地下读书运动”中。
这场悄然的“运动”中的译本给对当时处于精神荒芜饥渴状态的读者们来说如久旱中的甘霖 (那些非公开的“外国文学译本像奶粉, 中国翻译家是奶瓶, 我们在喝”) , 这些内部译作及后来出版的潜在译作极大地慰藉了“黄菜皮”般干涸的心灵, “成为孕育、萌发青年一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养素”。
“文革”初期以后, 几乎所有人文社科类和文艺类书籍都被禁绝了。当红卫兵们结束了疯狂魔怔的革命冷却下来后, 发现自己精神的空虚、知识的贫弱, 便如饥似渴地找书读。但由于环境的限制, 他们只能偷偷地阅读这些西方“禁书”, 在密友间互相交换书的同时, 也在交换心得。当时震撼世人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使得读者们狂热到极致的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 有人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在路上》, 因为他们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自身很相近。所以在亲历过“文革”的极度残酷甚至虚伪之后, 这些书籍成为他们的思想启蒙和精神食粮。
在中国现代史上, 很难找出另一个历史时期像“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样如此大规模地、百折不挠地去找书、读书。任何禁令和风暴都无法阻隔他们对书的拥抱。书, 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一种不惜用生命去偷盗的“天火”。“皮书时代”的非公开译作如希望的“天火”般, 启智了读者的思想, 使他们逐渐转变对政治的看法, 开始更理性地思考现实和未来的命运。
(二) 提升品位, “沟通”世界。
“文革”期间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风格确是铿锵有力, 但读起来全无美感。如:“活到老, 革命干到老。‘小车不倒只管推’, 干!干!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这种语言在常态社会里刚劲有力, 感叹号使人精神振奋, 但在充斥着劫难的年代, 这种铿锵用词却如“疯癫的症候话语” ([美]艾莉森·利·布朗, 2002) , 过多的感叹号使人发慌, 用躁腾的内心看本就疯癫的社会更为喧嚣。
“皮书年代”的非公开译作可以说是极端政治意识形态与译者自身的诗学观, 抑或是审美个性相冲突的结果, 专业的文学素养使得译者们在翻译时坚持自己的个性, 译本的字里行间自会渗透较高的艺术性、思想性, 从而提升了读者的审美品位。如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周希克说:“白皮书我在印象中看过《落角》, 是母亲从出版社拿回来的, 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看的, 我已经不记得了, 甚至也不记得故事, 只是还记得它的译文, 那是相当清新流畅的译文, 比现在许多翻译者要出色得多, 能看出来出自当时的翻译好手。说起来, 是像草婴的那种清新的文风。在那样的年代读到, 心里觉得很愉快, 大概也是因为这样, 我才记得优美的译文。”这样通过对“皮书”的阅读, 他们被熏染出高雅的审美情趣。
“文革”十年间, 中国处于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皮书”变成了当时人们与世界“沟通”的渠道。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 他们看到了现实舞台上政治阴暗;读《杜鲁门回忆录》, 他们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读《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多的西方领导人的传记与理论著作, 他们感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并不那么面目狰狞, 相反, 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
(三) 冲击主流, 消解桎梏。
了解过世界, 再洞察周身, 译本的目标受众很容易发现自己身处的社会有多么疯癫。“疯癫的症候话语与那些清晰症候 (各个时期的症候变化很大) 的疯癫者的关系是, 他们被当代, 以及这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理性话语所割裂、战据、扭曲和救治” ([美]艾莉森·利·布朗, 2002) 。拿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皮书”的读者和福柯笔下的“疯癫症候话语”的操持者与“清晰症候的疯癫者”类比, 不难发现, “文革”十年间, 读者逐渐从“疯癫症候话语”的操持者转变为理性的“疯癫者”。在具有启蒙思想作用的“皮书”的滋养下, 这些理性的“疯癫者”用他们理性的思维对当时“疯癫症候”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对于正处在觉醒中的受众群体来说, 看了这样的译本还不从国家体制上去怀疑, 去思考问题, 已经不可能了 (周谷生, 1996) 。阅读“皮书”最终使读者们冲破了先前强输进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 看到了一缕明晰之光, 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
译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译本在译入语环境里的第一位读者, 最先了解和最能理解原作者的表达意图, 虽被迫接受选材, 但在翻译中依旧坚持自己的诗学观和审美趣味。翻译家们通过译本影响甚至是挽救了彼时读者的疯狂的思想意识, 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精神痛楚予以消解, 同时还催生出日后许多文化精英、国学大师 (巴金、季羡林等) , 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做了铺垫。
回望过去, 虽然当时代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行为决策给后人带来许多近乎恐惧绝望的回忆, 但仍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这一时期以“皮书”为代表的非公开文学类译作的翻译活动正是如此。在权力意识形态操控的同时, 翻译活动因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带来反操控的效果, 使得社会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而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美]艾莉森.利.布朗.福柯[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3]许均.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4]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 (1966—1976)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5]李晶.中国翻译考察 (1966—1976) “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6]马新国.西方文论史 (第3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7]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8]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9]五七干校研究资料汇编.干革命的学校[N].人民日报, 1969-09-02.
[10]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 2003, (3) .
文革“二二一”事件解密 篇11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
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
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
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祝同志们好！”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
（据《炎黄春秋》王辉/文）
文革 篇12
所谓“文革”资料,一般系指1966 至1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版的各类宣传品集合,如油印小报、传单、期刊、小册子、图片、资料集、宣传画、大字报等,是我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和文化遗产。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这些“文革”资料填补了“文革”期间文献收藏的断层,又具有史料尤其是地方史料的意义,既保证了文献的历史连续性也保证了区域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笔者曾对浙江省内的公共图书馆收藏“文革”资料情况进行调查,由于“文革”资料出版的特殊性,各馆所收藏的资料大多是缺期不完整的,保存条件不好引起的资料污损、破烂等情况也不利于读者翻阅。“文革”资料多为民间自发印刷,纸质普遍较差,不宜保存,有些馆的“文革”资料已到了损毁的边缘。为抢救和长期保存这部分珍贵的资料,联合开发各馆所藏为数不多的“文革”资料,将各馆不完整的“文革”资料整合成全省范围相对完整的“文革”资料,将“文革”资料数字化并建立“文革”资料全文数据库是非常必要的。
二“、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内容
“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可采用如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导航资源库、网络开发利用、知识地图等多种形式,资源数字化采取循序渐进、梯级开发的战略,数据库形式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步进行[1]61。
书目数据库是“文革”资料数据库系统的基础,它对原始信息在形式和基本内容上进行控制,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满足用户查检“文革”资料书目信息的要求,是促进资源共享、实现馆际互借的前提。全文数据库是最为普遍的数据库形式,一般是对纸质文献进行扫描或采集已有的数字化文献进行再加工生成,包括文本和图像资料。目前各馆所藏的“文革”资料以纸质文献为主,均已临界破损边缘,将其全文数字化是迫在眉睫的工作。
多媒体数据库包括了音频、视频等资料,在前两个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有关“文革”时期音频、视频的收集、整理、建库工作,也可有意识地采访经历“文革”的老人,以口述历史等方式收集声音、影像,充实多媒体数据库。网络资源开发利用、知识导航,数据挖掘、关联数据等也可应用于“文革”资料数据库,以充实、丰富和完善数据库内容和功能。
三“、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实现
1.系统规划和组织。建设“文革”资料数据库涉及数据库的内容、类型和存储方式的选择、实施的著录标准和技术标准、设备的软硬件配置、计算机专业人才配备、后期维护、经费落实与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而建设全省范围的“文革”资料数据库更需要跨系统、跨市区协调组织、统一规划和管理,以防各馆各自为政,自主开发建库,造成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浪费[2]36。省级公共图书馆是一省的文化信息中心,是地区性图书馆间合作与协调的组织者,省馆或省级相关行业协会应担负起省内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共建共享协调职责,制定相应规划,形成一定的共建共享机制[2]35。建议可以依托每年开展的浙江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地方特色资源库项目申报工作,由省馆联合市级馆牵头,借鉴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经验,以项目的形式统一进行全省范围内的“文革”资料全文数据库建设。
2.数据库设计和实施。在共建共享、统一标准的机制下,“文革”资料数据库建设可采取循序渐进、梯级开发的战略,设计具体实施方案,如制定包括收录范围、基本框架、主要栏目、文献导航、分步实施计划等内容的总体方案。同时,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必须遵从当前通行或主流的标准和规范,为资源共享、跨平台检索、异构数据库互操作、元数据复用等打好基础。在具体数据库实施方面,可购买成型的数字化产品,如清华同方的专业数据库制作管理系统(TPI)就是一套基于网络平台上用于知识仓库创建、生产、管理、维护和发布的工具软件系统[3]63。其他如北京托尔思中文全文检索系统(TRS)、北大方正的方正德塞以及快威、中数创新、杭州麦达等众多数据库管理系统,在标准和功能上都能很好满足当前建设数据库的需求,这些管理系统均技术成熟并具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管理系统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不采用通用格式都有自定义格式,因此在选择产品时需要充分考虑到数据库建设的后续发展,或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自主开发基于通用格式和标准的数据库开发、管理系统。设计分步建设数据库的方案,可以采取由易及难的方式,以书目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知识导航库的顺序逐步建设。如书目数据库建设在现有的浙江省图书馆文献采编中心的依托下,只需统一著录标准即可顺利进行。而全文数据库的建设可与书目数据库并行,在统一的标准下,目前的很多数据库软件管理系统可将MARC数据转换成其他格式的元数据,并由编目人员自行增加标引或自定义标引,非常方便。书目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是目前“文革”资料数据库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可继续多媒体数据库建设及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知识地图、知识导航库的建设,拓展“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内容和功能。
3.“文革”资料数据库框架简构。(1)“文革”资料数据库项目平台的记录和资源,遵从由浅入深、从简到繁的原则,采取“静态知识”和“动态图谱”两种形式进行,在实践中摸索规律提高数字化技术。“文革”资料数据库项目将最终实现容纳各类型“文革”资料的数字化资源平台,成为文化共享工程建设中的资源基石。(2)“文革”资料数据库的资源建构是以两个维度来作为整合依据。第一个纬度资源主要以各馆现有“文革”纸质文献为项目一期的建设资源,第二个纬度资源主要以项目二期各馆收集、征集的音频、视频等资料数字化为基础。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将一期资源与二期内容有机整合为一体,实现资源统一访问、统一管理、统一呈现等,最终以独立网站的模式展现给读者应用。(3)在平台设计与功能方面,首先确立统一检索平台的检索功能,应包括高级检索、综合检索、检索结果筛选、资源类型专业检索、全文检索、书内检索等。其次确定资源平台的总体设计风格与色调,整体设计应烘托出“文革”资料历史厚重感。再次确立平台的首页设计、各栏目的页面设计、类目级别及各项描述信息。(4)在资源加工与流程方面,以符合国际标准格式的原则,将各类型文献资源数字化,再进行深度数据加工和加密处理后在平台上安全发布。资源数字化加工系统需要实现格式转换、数据标引、分类、发布等功能流程管理。(5)实现知识关联功能。平台跨越单本书、单种资源的物理界限,通过对关键字段进行标引,除显示直接检索结果外,具有相关性的内容、文章、数据之间可以相互链接,从内容层面整合多种异构资源,并对其他相关资源库中的内容进行关联,扩展检索范围,便于用户在相关“文革”资料研究课题上纵向与横向上加深研究深度。
4.“文革”资料数据库的特殊性。由于“文革”资料有其特殊性,现阶段建设“文革”资料数据库主要以保存濒临破损的纸质文献、区域内共建共享及供相关学者、专家研究之用为目的。因此,尽管数字资源具有开放、便捷、远程利用等特点,考虑到“文革”资料数据库不同于其他专题数据库,在开放性上应予以限制,如仅在馆内或局域网发布并设定相关查阅权限。以上仅就“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建设提出了粗浅的构想,在具体实施时可参照国内相对成熟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方案及经验,也可参照国外图书馆“文革”资料数据库的一些做法,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数字档案(1966—1976)”库,将全文数据库建设和书目数据库建设结合并行,在书目数据中加入相关链接字段,读者通过书目数据的浏览可以同时获得原件的相关信息和数字化的全文信息[4]。
浙江省“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建设需要图书馆联合档案等各部门共同建设,图书馆界可以先行搭建数据库平台,以期待各相关部门和研究人员的加入。
摘要：文章阐述了建设浙江省“文革”资料数据库的意义,提出了构建浙江省“文革”资料数据库的具体规划、步骤、内容和方案。
关键词：“文革”资料,数据库,建设
参考文献
[1]黄晓斌.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建设策略[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9(1).
[2]陈曼.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研究[EB/OL].http://10.103.169.63/kcms/detail/detail.aspx?recid=&File Name=1013306434.nh&Db Name=CMFDLAST2013&Db Code=CMFD&uid=WEFu RVNXbj RBUFl V
[3]李珂.地方特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的数字转换[J].贵图学刊,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