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作文：像野草一样生长

励志作文：像野草一样生长（通用2篇）

励志作文：像野草一样生长 篇1

像野草一样生活

虽然渺小但却不自卑，因为我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精神。

——题记

顽强和生生不息并驾齐驱的贯穿着整株植物，就像艳丽和芬香统领着万千鲜花一样，两者中缺失任何一个，都不能构成一种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

夏日，漫步在道路旁，无意间与被车轮碾压过的野草邂逅，他们既没有苍松的苍劲有力，也没有春光中小草的嫩绿。在炙热的阳光下，零零散散的叶片给人奄奄一息之感，看到这情景，我认为他只是苟延残喘，活不了几天，便不以为然地走开了。经过拐角处映入眼帘的即为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草坪。草坪中的野花密密匝匝的分布着，粉的、红的、白的像星星般。风过林梢，个个随风摇曳，蜂蝶乱舞，波涛般的芬芳席卷而来，一浪接一浪，此刻抬起头来是花香，低下头也是花香，正当我心血来潮想采摘一朵时，脚下的土地却毁了我的雅兴。龟裂的土地仿佛历经风霜后老人脸上的皱纹，那样的清晰明了。抬头五彩的鲜花自由歌唱，仿佛脚下是湿润蓬松的土地，我不禁心头一震，想到了什么。穿过拐角，又一次与那不起眼的野草相逢。低下头仔细看如同梦中初醒，发现了别样的天地，那一株株细小的生命在沟壑中发芽长大。那嫩绿的叶片，如贝壳般，又如蒲扇般，活泼小巧。可想要穿破黑暗，见到光明，还要经过无数次风吹雨打的历练，才能在狭隘的横梁间探出头来。他们紧密的挨着，活像情同手足的兄弟，同舟共济，共同汲取雨露的滋润，共同感受炙热的`阳光。

面对这一株株的野草，想到草坪的枝繁叶茂，心中并没有感到孤独的悲伤。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极力赞颂着悬崖之上的苍松，同样拼命地生长，却似乎一个是顽强，一个是挣扎。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肩上同样担负着如巨石般的压力，却还是拼命地向前冲，向上长，这是顽强还是挣扎？其实这是一种生活。谁的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重要的是你怎样去看待。学会生活，即使在再窄的缝隙里，也可恣意生长。

微风拂面，阳光正好，心中所有的忧虑都如烟雾般消散，释然的放空了身躯。所以像野草一样生活吧，在重压下，绽放着，是一种执着，更是一种热爱。

像野草一样生长的孩子 篇2

在贵州的贫困山区，因为山高水远、土地贫瘠，外出打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日益不容忽视。尽管政府携同社会多方努力，但留守儿童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真正解决这一难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是谁？”2014年10月的一天，贵州女孩宋明艳看见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进了自家大门，她不认识，走到奶奶身边这样问。

奶奶很意外，“他是你爸爸呀！’

“可是，看起来不像啊！”她记得的那个爸爸，没有眼前这个人这么多白发、这么黑、这么老，父女俩已经两年没见了。宋明艳今年13岁，从她五六岁记事起，爸爸就从来没有回家过年。

宋明艳只是毕节市16.4万名留守儿童中的一个，近几年，贵州毕节发生了数起留守儿童伤害事件。以残忍而决绝的方式，将留守儿童这个社会议题推至全国公众面前。

2012年11月，5个男孩在冷兩夜躲进垃圾箱生火取暖，却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他们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全都是留守儿童，2013年12月，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4月，小学生被教师强暴，至少涉及12名女生，最小者仅8岁，受害女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2015年6月，还是在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仅5岁。他们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则与他人生活，离家未归。7月17日，毕节又被曝出，一名中学生被多名同学强行拉出学校，遭13名学生围殴，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在众多偶然背后，毕节留守儿童之殇，究竟原因何在？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2009年12月7日，助学会第一次到毕节乃扒小学助学调查，我当时的感触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娃娃生娃娃，一代比一代差。”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原总干事石卿杰，曾在一篇助学行报告中这样写道。

他看到的毕节山区家庭，四五个孩子是少的，七八个才算正常，有的女孩，自己都还是孩子，十三四岁就当了姆妈，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开展，如果上面来检查，村民们会，齐心协力，把来人轰出去。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毕节地区常住人口有653万人，是贵州省人口最多的地市。这意味着，在毕节近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需要养活约243人，而在这一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42人/平方公里。

吃饭的嘴多，偏偏毕节土地又极其贫瘠。这里山高坡陡、耕地面积小，加之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多是可溶性岩石，一旦遇到降水或流水就会被侵蚀，因此土层薄、肥力差，不利于农业生产，当地人将之戏称为“春种一大坡，秋收几小箩”。

毕节，因此具有中国贫困山村的几乎全部特征：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人口膨胀、教育落后、民智愚昧，在中国，贵州一直被看成是贫穷的“样板店”，而毕节地区又是整个贵州贫穷的“样板店”。

一方水土根本养不活这一方人。2010年，毕节常住人口中有七成以上生活在农村，每十一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石卿杰到过一些农村，看到很多农民连地都种不好。种农作物根要深植，但他们却将作物种在表皮上，或者因为山形的陡峭使得土壤流失严重，人们只能以玉米、洋芋和豆类植物为生，这些是村民数百年来的主食，在这里种1年五米，刨去自家口粮，1年收入不到2000元，村民缺水少电，挣扎在贫困线边缘。

然而，他们却少有抱怨，一副听天由命、理所当然的表情。“走访中，你能真实地感受到贫穷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硬伤。”石卿杰觉得难过，“人们缺乏向上的积极性和愿望，整体状态和精神面貌好像都在退化之中”。

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中直机關和民主党派开始定点帮扶，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也随之拉开序幕。

1996年，中共毕节地委、毕节地区行署专门召开了全区劳务输出工作会议，井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由地县（市）劳动部门每年向东南沿海一带有组织劳务输出2至3万人。2005年。政府又下发了类似发展“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意见和办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兴起，广东等沿海地区乡镇企业首先快速发展，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向沿海城市转移，对毕节来说，这无疑是解决那些养不活的人口、增加农民收入的最好办法。

有报道说，两百多名各族姑娘曾组成“贵州军团”、开到劳动力不足的广东东莞，还有当地人记得。当时政府在广东顺德、宝安等地都设立了类似接待处一样的机构，凡是过去打工的毕节人，在找到工作之前，可以免费供吃供住。

2010年7月，毕节地区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黄真，在普底乡石牛角村走访发现，367户人家中有100多户青壮年外出打工，以彝族白族为多。

毕节市政协曾发布一份调研报告，称“随着我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的逐年增加，劳动力转移在积极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我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报告通过数据分析：2005年毕节有119万多人外出务工，如按每人每年消耗200公斤粮食测算，可节约粮食23.8万吨：若按每亩地产粮300公斤计算，相当于再造良田79.63万亩。

事实上，由于外出打工收入增加，毕节不少农村家庭过去住的茅草房改建成了砖混平房、两层樓房。全市每天发往区外、省外的外出务工人员班车近20个班次，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

然而，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多，被留在家里的孩子也越多。

他选择带着妹妹离开这个世界

2015年6月9号晚11点40许。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撕碎了毕节市田坎乡卫生院的宁静。

“有个娃跳楼了，马上出车！”值班院长赵举章赶忙部署，医生白梅带着四个助手和担架就赶上了救护车。

几分钟后，赵举章接到第二个电话，“这个娃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可以放弃，不是跳楼，是自己喝了敌敌畏！楼上还有三姊妹也倒下了！”这让留守卫生院的赵举章非常震惊，他命令将三姊妹迅速送往卫生院，自己赶忙拿出洗胃的药品。

11点50分左右，赵举章接到第三个电话，“两个女娃子在救护车上就不行了！”赵举章安抚大家不要恐慌，在山区医院待了二十多年，他从未遇到这么“槽糕”的事情。

接近凌晨，卫生院的所有科室都亮起了灯，已无生命迹象的两个女孩依然还在接受心肺复苏。另一个孩于在接受洗胃和注射药物治疗。

时间定格在凌晨1点10分，这是山区一天中最冷的时候，卫生院放弃了对最后一个孩子的治疗。这4个孩子以集体服毒的方式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是13岁的张启刚，5岁的张启味。8岁的张启玉和10岁的张启秀。

而此时，父亲张方其电话不通，母亲任希芬则已经消失了15个月。

张家兄妹所在的茨竹村，位于川贵边界的乌蒙山腹地，是毕节市最偏远的村寨，从毕节机场到茨竹村还有173公里，一路盘山，这里的村民依然以马为交通工具。

因为少地下水，每家都在屋顶建有水窖，简单沉淀后的雨水储存起来就成为冬夏干旱时节人畜饮水的救命稻草。庄稼则只能倚仗老天下雨。

2006年。张方其夫妇带着大儿子张启刚前往海南打王，随后陆续的生下了三姐妹，在海南生活期间张方其就开始打骂孩子，2011年。张方其夫妇回家盖新房，此后的4年，就在这所耗尽心血的新房里，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子、母亲对儿子、哥哥对妹妹、姐姐与妹妹的冲突持续不断。

积蓄花光以后。经济和生活上矛盾愈发尖锐，2012年，张方其认为在家种地无法维持生计，又外出打工。留下任希芬照看孩子，2013年，母亲也抛下了，兄妹，离开了张家。

今年3月后，13岁的张启刚独自带着三个妹妹在家生活，每天早上他五点多起床，喂猪，做早饭，喂5岁的小妹妹吃饭，然后步行走5公里路去上学：晚上6点放学后，回家继续给妹妹们做晚饭，喂猪，然后写作业。

直到6月，他选择带着妹妹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一年前，2014年7月，邻村也有三个孩子淹死在邻近的河里，孩子们的家里没有东西可吃，想渡河去亲戚家讨食物，就此失踪。家里人以为孩子离家出走，没有寻找，直到7天后，他们的遗体才被发现，之后，就像什么都投有发生过一样无声无息。

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对于毕节接二连三发生的留守儿童事故，陈锦庆并不觉得特別惊冴。因为无人照管，这些像野草一样生长的孩子们，常会发生安全事故，其中多数事故甚至没有机会被人知晓见诸报端。“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早上，宋明艳常常是不吃早餐的，现在正是挖新洋芋的时节，趁着没出太阳，爷爷奶奶一早就下地干活了，她要照顾3个妹妹起床、洗漱。带着她们走40分钟山路去学校，赶在八点正式上课前到达。

偶尔饿了，捡两个洋芋在火上烤一烤，就是一顿早饭了。

宋明艳上五年级了，在毕节市纳雍县王家寨镇糯克小学读书，糯克小学在纳雍县城东面，距离县城只有约8公里，常年修路、加上堵车，开车需要约1个小时，长这么大。宋明艳还没去过纳雍县城，最远只到过王家寨镇子上赶场。

在毕节地区，流传着一句“纳威赫，去不得”的俗语，竟思是毕节封闭落后，尤以纳雍、威宁、赫章这三县最穷，别人都不愿意把姑娘嫁进来。

宋明艳5岁时，爸爸妈妈就出门打王了。他们将一个刚出生的妹妹留下来，每隔一两年才回家一次，在生下4个女儿后，爸妈终于有了一个儿子，现在带在身边。剩下4个从6岁到13岁不等的女孩子们，则跟着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宋明艷13岁了，是大姐姐，承担起了半个家长的重任。每个周末，要洗一家人的衣服：每天下午放学后，第一个回家做饭，她还不会切肉，好在一周只吃一两次腊肉，其他时候都是大白菜、扁豆一类。

她还要帮爷爷奶奶搞玉米、种土豆，从五米地里经过，叶子不小心就会割伤胳膊和小腿，玉米成熟时，玉米秆比她还高，要跳一跳才搞得下，或者干脆将玉米秆踩平到地上，不时有青色、黑色的毛毛虫掉下来，她习惯了，不再害怕。

在她的班上，留守儿童占到一半以上，班主任左红。最头疼的是怎样和这些出门在外的家长们联络，有一次。左红打电话给一位家长，这位爸爸显然没耐心听她说什么，抢着回答：“没关系！老师，你打！你使劲打！投关系的！。”

每当开学时整理学生的学籍，需要家长到场签字，毕节大方县对江镇白布学校的班主任陈穗庆发现，这些30岁至50岁的家长们，至少有一半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家长们大多希望学校能负起全部的教育和管理责任。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没办法了。”

陈德庆是数学老师，他发现自己的学生们极度缺乏逻辑推理和空间想象能力，比如，9年级了，一半以上学生还画不出一个正方体的形状，至于那些找出数字排列的规律、从三个方向判别一个物体的形状这类稍难一些的题，几乎是全军覆没。

他推测，父母不在身边，孩子们疏于管教，没能自小从游戏和生活中习得这些技能，除了看电视。孩子们的业余生活相当匱乏。如今，他常常在大街上遇见那些无人照管的孩子们，蹭着wifi玩手机。

12岁的李峰、10岁的李欣兄弟俩，已经独立生括三年了。一家名为“爱心纳雍”的公益组织一直支持着他们，每年由热心人士捐助房租i（300元，让他们住在乐治镇学校附近的一套平房里，潮气涌上地面。湿答答的，家具仅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张饭桌而已，

他们的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后误入歧途开始贩毒，被逮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至今还在监狱里。爷爷去了昆明捡垃圾，奶奶住在山里老屋照顾田地，每周下山一次看望兄弟俩，两个小男孩的家曾被小偷光顾过2次，小偷拿走米、油不说，还不忘捎走做饭的锅。

平时，兄弟俩自己做饭、洗衣、上下学，今年六一儿童节，他们给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在练习本上，弟弟写道：“儿童节我买：火炅（爆）米花二桶4元，买二个肉包、二个唐（糖）包，一瓶空（矿）泉水。”

晚上睡觉时，窗外一大群乌鸦在叫，弟弟害怕。忍不住给奶奶打电话，山上的奶奶只能安慰几句。到后来，弟弟蒙住耳朵，钻进被子里，这才睡着，辍学后在街上晃葛的小年轻们，非要到兄弟俩家里来吃饭，哥哥不肯，桩打了一顿，眉毛边的伤口至今末愈合。

空心的乡村

毕节学院大一学生、春晖社志愿者唐梅，每周都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去给毕节市郊区的一所山上小学上课。仅凭目测，她能将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分辨得八九不离十：留守儿童衣服脏乱一些。鼻涕、泥巴什么的都粘在身上，不会及时清理。

这所小学200多名学生，有一半是留守儿童，接触时间长了，她还发现，父母在家的孩子会自信、调皮一些，会翻围墙出去玩，与志愿者更容易亲近，父母不在家的，反而更听话、更安静。不愿意和陌生人沟通，整体处在卑微、关闭的状态。

第一次见面，志愿者们带了一些糖果和水果分给孩子们，她们蹲下来，和孩子平视，不料孩子们难以接受好意。有的往外跑、有的钻进桌子下面躲着，还有的不接、也不笑，只是呆呆站着。“如果会跑、会动，还只是害羞；如果呆着不动，其实是害怕与恐惧。有不安全感。”这位志愿者说。

与留守儿童交流并不容易，唐梅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起，拜访了一位之前认识、刚刚辍学的初一女生家，在一个多小时里，女孩不躲开，也不说话，提到上学时，女孩流了泪，但还是一言不发。

这些常年得不到父母照顾的孩子们，已习惯了自己忍受一切，有一次，一位志愿者上课时，意外发现一个小男孩的手指用破衣服简单压住，渗出了血迹，打开一看，竟是三只手指尖桩割断了，血肉模糊。

直到志愿者将男孩送到医院、联系爷爷奶奶，才发现老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其实，这是男孩前一天割猪草不小心割伤的、但他只对爷爷奶奶说，摔倒了，被钉子扎了一下。老人家们没有放在心上，回想起来才发现，“割断的瞬间、他都没有哭、没有闹”——这男孩8岁、是留守儿童。

在一次助学活动中，他们问六年级的同学，“有梦想的同学请举手！”全班只有三个孩子举手。再问其中一个孩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孩子回答況：“好好学习。出去打工。”志愿者愣住了，“你不想上大学吗？”孩子说：“打工就有钱。”

不过，当志愿者问到：“想走出大山的同学请举手！”这时，全班都举了手。

2015年7月初，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委员会专家委员徐光兴，带领着14人的心理辅导团队来到毕节市纳雍县，对一些乡镇的小学失依儿童进行心理辅导。

失依儿童是指那些父母因死亡、失踪等种种原因无法继续抚养，成为“事实孤儿”的孩子。他们大多生活在毕节大山深处，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其他亲戚勉强度日，他们与留守儿童有不同，也有交集有些孩子先是留守，后来因为父母出事而失去依靠。

徐光興教授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毕节了。2013年夏天，他来到纳雍，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对有精神创伤的孩子的分析量表，针对失依儿童的特征倣了修订。在入户时请孩子和监护人一同填写，通过分析，他发现，约有53.85%的孩子需要长期心理辅导，如不及时治疗，心理创伤会伴随其终身；10%左右需要紧急心理救援，否则可能形成仇恨社会、反社会或麻木不仁的心理。

有一个项目是画画，以“房、树、人”为主题，每个孩子拿到一张A4纸、一套彩色画笔和黑色铅笔，这其实是一项简单的心理测验，从房屋与人的位置、距离等，可以看出受测者与家庭的关系，投射出个人的心理状态。

参与这个项目的博士生祖燕飞发现，在孩子的画中，有的房子没有门，窗户上布满栅栏，很多画上根本投有人，或者人很小，“这说明孩子没有归属感，处在封闭、压抑的状态”。有人物的，多是爷爷奶奶等老人家，没有爸爸妈妈。

初次见面。这些孩子们不抬头看人。不说话，没有表情，伹在画上，出现了代表兵器，利器的食人花、小刀，还有尖顶的松树，这些是攻击性的心理暗示，也意味着孩子们有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愿望。

徐光兴教授的团队们设计了多个游戏，走“T台”、小小音乐会、折纸、心愿卡等等，活动刚开始时，孩子们的画大多零乱无章，全用黑色，连女孩裙子也是黑的，活动结束后再画一张，孩子们笔下开始有了色彩，有了彩虹，人物和树木更多了。

祖燕飞是第一次来到贵州山区，有一个孩子让她印象深刻。这个男孩忌讳谈起父母，甚至有些仇恨，会和家人说“不要和我提起那个人”。“事实上，家庭的温暖、依恋关系，让孩子感到长期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祖燕飞说。

他们一行人曾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孩，背着一只几乎能将自己装进去的大箩筐去割草。女孩脸上、脖子都是黑黑的，穿着一套棉衣却鼻涕直流，徐光兴上前将女孩脸上的泥巴擦了擦，女孩当即哭了出来。

他记挂着这个女孩，今年夏天却没有再碰到——可能嫁人了。可能出外打工了，这个山区女孩的命运更为迷茫不可知，两年前走访的另一户家庭，哥哥打架斗殴，被抓进了监狱，还没有放出来。

2015年6月，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后。毕节市开始在各小学下发《毕节市在校（园）留守儿童关爱联系卡》，要求将每个留守儿童的父母亲情况、委托监护人详细登记、还特别注明了学校“帮扶”教师、乡镇“帮扶”工作人员，要求所在村（居）委会支书或主任、村民组负责人共同签名。

然而。出门在外的父母们并不会因此回家，毕节的一些农村。只有老人与孩子留下，爱心纳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李军，有一次去农村入户调查，正巧遇上村里老人去世办丧事，他发现，抬棺的8个人中有好几个妇女，抬累了，上前替换的劳力还是妇女，

设有男人抬棺，放在以前是要被人耻笑的。李军这才深刻感觉到：“原来农村已经很空了。”

与此同时，劳务经济已成为毕节市的五大优势产业与支柱产业之一。至2015年，毕节的净流出人口已达182万人，全国排名第六。2015年4月，《毕节日报》报道称，据毕节人社部门初步统计，务工收入已占农村劳动力年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毕节市外出务工人员年创收可达270亿元——在2014年、毕节全市的财政总收入也不过35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