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通用11篇）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篇1

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

中新网北京11月2日电(记者 张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阐述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经济形势和对外政策。习近平表示，这次会议以“读懂中国”为主题，有助于增进中外相互了解。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与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相连的，也是与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梦想相通的。要实现中国梦，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表示，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民生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习近平介绍说，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6%，第三季度达到7.8%。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我们对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抱有信心。中国不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及国际体系改革。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21世纪理事会主席、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贝格鲁恩治理研究会主席贝格鲁恩，英国前首相布朗，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分别发言。他们敬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积极作用，相信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发展。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中国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他们表示，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祝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更大成功。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篇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提出, 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其中, 以下四个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是“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 破解择校难题, 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二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三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四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部分提到, “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 优化学科布局, 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 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针对的都是教育的“老大难”问题:义务教育不均衡、择校热高烧不退、学生课业负担沉重、基础教育应试教育、教育行政化趋向严重、学术行政化与功利化。客观而言, 这些问题早在2009年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 就曾引起社会关注, 此后, 2010年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以下简称《纲要》) , 针对这些“老大难”问题, 均提到明确的改革思路。但遗憾的是, 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 《纲要》提到的这些改革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决定》提到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基本上都是对三年前颁布的《纲要》所提到的相关改革的重申。比如, 对于高考改革, 《纲要》提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就包括“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 政府宏观管理, 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 学生多次选择, 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试的办法, 探索实行社会化考试”。“完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考试由全国统一组织”。略微不同的是, 《决定》提到了“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 明确“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很显然, 这体现了国家坚定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 可眼下的问题是如何贯彻《决定》, 切实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在笔者看来, 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其一, 应把握改革的核心实质, 抓住教改的“牛鼻子”

《决定》提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这些设想的出发点是不错的, 即希望通过减少科目减轻学生负担, 不分文理科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 一年多考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但笔者看来, 如果这成为未来高考改革的重点, 恐难起到多大效果。高考改革必须以考试招生分离为核心, 如果不推进考试招生分离, 而只是在考试科目、考试形式上做改革调整, 将很难打破当前的应试教育体系, 切实缓解社会的考试焦虑。高考改革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牛鼻子”, 而考试招生分离又是高考改革的“牛鼻子”。

推进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 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需把目前已经尝试的90所高校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脱钩, 将自主招生移到统一高考之后, 并把统一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转为评价即可。在统一高考成绩公布之后, 大学可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 达到申请成绩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高校, 大学独立进行录取, 一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考试、招生方式, 就做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 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 同时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如果操作成熟, 就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改革考试。实行一年多考, 最终形成多次考试、多次选择、多次录取, 建立全新的多元评价体系。这种考试、招生方式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招生的方式, 已经运作多年, 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任何难题。

从目前的高考改革思路来看, 虽然再次提到了考试招生相对分离, 但是改革的落脚点可能还在考试改革, 包括统一考试、减少科目、一年多考, 这都是在不改变集中录取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这样的改革效果尚需观察。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过去20年的高考改革, 一直在高考科目上做文章, 从7门到6门, 再到3+X, 可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 原因在于高校在录取时还是按单一的分数从高低结合志愿投档录取。再就是, 推进一年多考, 须对应多次录取才有成效;否则, 多次考选择最好的一次成绩计入总分进行排序录取, 还是为一次集中录取服务, 非但不能减轻学生考试焦虑, 反而可能增加学生的考试焦虑。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院士管理制度改革中, 《决定》提出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被认为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亮点”之一。客观而言, 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来说, 这一改革确有进步意义, 会让当选院士感受到“淘汰”的压力, 也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但是, 这却不是触及根本的院士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院士制度的核心问题是院士利益化———院士本来是最高学术荣誉, 现在却与具体的经济利益和学术利益挂钩。某人当选院士之后, 这不但是单位的荣耀, 个人也可获得各种好处, 包括津贴、社会福利, 更重要的是学术话语权。从当选起, 院士就一直处在学术顶端, 是重大课题的当然负责人和各种评审的牵头人, 这导致院士评审、院士管理都存在严重问题, 如“跑要”公关现象、院士四处兼职、学术腐败等。有的院士非但没有起到学术表率作用, 反而败坏学术风气, 改革院士制度势在必行。“张曙光案”曝出行贿2000万用于“跑要”院士, 就折射出了当选院士极为可观的“双重”利益。

近年, 针对院士当选年龄过大、终身制等问题, 舆论提出过年轻化、建立退出机制的建议。但其实, 如果院士只是学术头衔、学术荣誉, 不与学术利益挂钩, 年龄和终身制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学者符合当选的条件, 什么时候当选都可以, 因为当选之后, 他还是和其他学者一样平等进行学术研究, 没有学术特权。同时, 终身荣誉也没有问题, 因为只是荣誉而已。

之所以年龄成为一个问题, 是因为当选者拥有学术特权, 如果年龄大, 没有科研创造活力, 这令大家忧虑;而一直不退休, 更让早就度过学术黄金期的老学者一直占据学术舞台。在欧美等国, 院士就是学术荣誉, 与利益毫无关系, 甚至有的国家还要求院士缴纳会费, 于是不存在院士的年龄和终身制等问题, 科学院等机构因其学术声誉而获得尊重。

所以, 院士管理改革的关键是应该实行院士去利益化, 即取消院士的经济待遇和学术待遇, 将院士回归学术头衔和学术荣誉。这才能让科学院、工程院成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 而不是异化为利益共同体。

只有把握改革的实质推进改革, 才能让改革得以“深化”;否则, 改革就会因没有触及实质问题, 而难以对现实教育局面有所触动。

其二, 应针对推进改革的难点, 创新教改机制, 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节点

深化教育改革的每一项内容, 都需要政府部门转变发展教育的思维, 而怎样推进教育行政部门放权, 将是改革的攻坚战。

如前所述, 新一轮高考改革能否真正深入取决于是否切实推进考试招生分离, 而这也考验教育行政部门是否真正放权, 因为实行考试招生分离, 要求政府部门把考试组织权交给社会机构, 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 把考试选择权交给学生, 要建立全新的考试招生格局。这也是《纲要》颁布三年之后, 高考改革迟迟不见具体方案、没有实质性改革举措的根源所在。

另外, 《决定》还提到“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 政府向学校放权, 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与此同时, 学校内部也要最终实现行政向教育和学术放权, 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

在笔者看来, 上述这些改革不能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这会陷入“放权”的悖论, 而应该建立新的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地方人大讨论和审议教育改革的具体方案, 一方面广泛听取民意, 另一方面则监督政府部门依法放权推进改革, 否则, 改革就可能一直悬在空中难以落地。

包括院士管理制度改革, 也该寻求新的改革路径。从利益角度分析, 由科学院、工程院自身进行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 其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 只有发动全体教授、学者的力量, 按照学术共同体的属性, 重新制定科学院、工程院章程, 才是对院士管理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这样才能重树院士的学术声誉。

更重要的是, 虽然《决定》总体提出要到2020年见到改革的成效, 但对于具体的改革, 需要有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就拿“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来说, 如果不明确时间节点, “逐步”就可能变得遥遥无期。

事实上, 在《纲要》颁布之后的过去三年, 我国是有很多机会尝试取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的。比如, 新建的南方科技大学, 校长朱清时明确提到“去官化、去行政化”, 宣布学校内部行政人员将没有行政级别, 可随后深圳市委组织部出面为南科大公选局级副校长, 这也宣告“去官化、去行政化”遭遇重挫。对于一所全新举办的大学来说, 上级管理部门为何硬要套上级别, 耐人寻味。据说, 有级别才能吸引优秀人才, 按照这种逻辑, 大学将永远无法去行政化。

再比如, 我国从2011年年底就开始探索校长公选, 教育部选择了2所部属院校公开选拔校长。本来, 对于新选校长, 教育部是完全可以尝试不再设立级别的———对于“老人”来说, 已有级别再取消面临的阻力势必很大———可在所有“985”高校新任校长、党委书记的任命函和新闻宣传稿中, 都会特别强调指出副部级。试问, 这是在淡化行政级别, 还是在强化行政级别?

有一种说法是, 学校如果取消行政级别, 将降低教育的地位, 这完全是歪理。教育的地位显然不能通过级别来体现, 行政级别的存在恰恰是矮化了教育, 既严重影响学校的独立性、自主性, 也使学校官场气氛浓郁。这种说法盛行, 暴露出管理者、办学者并不愿意真正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 而是想守住既得利益。即学校有行政级别,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 可为一些官员提供升迁的台阶 (正厅或副部, 当前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就空降而来) ;对于学校的领导来说, 则可一边是学者、一边是官员, 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通吃。

为此, 有必要明确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具体时间节点。既然已经意识到行政级别、官本位对学校办学的严重侵蚀, 既然已经做出决定, 要取消行政级别, 那还等什么呢?如果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 取消行政级别这类改革就会一拖再拖, 最后拖到不了了之。而且, 对于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的行政级别, 适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不然, 就会给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以拒绝取消的理由。

进一步说, 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应该有清晰的路线图, 这样才能让教改落地, 而不是一遇到阻力就打退堂鼓。

其三, 应健全教育问责机制, 加大教育问责力度

早在三年前国家颁布《纲要》时, 舆论就曾评论“亮点”多多, 与此同时, 舆论也很担心规划会成为“墙上规划”。而今担心差不多变成了现实, 三年时间已经过去, 实质性的教改却了了。现在《决定》再次重申改革的内容, 但愿这次能动真格, 真正深化推进, 以啃硬骨头的勇气去兑现改革的承诺。

如何兑现?除建立新的改革机制、明确改革路线图之外, 有必要加大教育问责力度。拿《决定》提到的“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来说, 其中义务教育不设重点校、重点班, 是2006年我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的内容, 也就是说, 这已经不再是改革的内容, 而属于依法治校的问题了。

《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按照这一规定, 如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还存在重点校、重点班, 就应该对当地政府和学校实施问责。可遗憾的是, 从这一法律颁布至今, 各地都还存在各种形式的重点班、重点校。有的地方虽称取消了重点班、重点校, 却出现了示范校、试验校、创新班, 只是换了一个“马甲”而已。对于这类现象, 却没有人被问责。

原因在于, 虽然该法也明确了问责, 可是却是上级政府部门问责下级政府, 同级政府部门问责教育部门, 问责结果可想而知。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条文尚且如此, 《纲要》《决定》有关这部分内容的意见能得到怎样的执行, 自然会令公众心有疑虑。

解惑三中全会改革路径 篇3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碰到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就是体制上的问题。

体制改革问题正在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够圆满地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是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

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由于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因而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在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在宏观经济方面则表现为资产负债率太高，当受到冲击时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

厉以宁：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就会越大，成本就会越高，而且难度就会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投资固然重要，但我们还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元的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贻害无穷的地步。

投资今后应着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

林毅夫：双轨制走到尽头

现在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双轨制带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寻租现象的普遍化和社会风气问题。

目前，在我国经济中仍然受双轨制影响较深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保护补贴：一是金融领域内，尤其是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上；二是资源价格方面，资源税费基本接近零；三是行业上的垄断，包括信息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等。

这种补贴的实质是牺牲一般家庭或是中小企业的利益，来换取大型企业的发展，财富分配不断向大型企业集中。富人和大企业的消费倾向都比较低，财富向这两个方向集中就会造成储蓄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

2012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100美元，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现在符合比较优势了，即现在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没有继续提供补贴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扳正。

许小年：改善民营企业生存环境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在恶化，他们的经营空间受到挤压，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需要尽快扭转、尽快改？变。

企业家的精神核心是创新，但这个创新和企业家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要想发挥企业创新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产权和财富的保护。否则，企业家就无法做长期打算，就不愿意再创新投资。

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愿意继续推进改革。官商勾结的经营方式对企业家来说风险非常高，因此，他们也希望在一个法制的环境中经营，而不愿去做政府公关，以获取企业经营所必需的资源。

新一届政府给出的关于改革的设想都是正确的，但这些设想如何落实？靠一支审批的笔去放权，靠一个干预经济的部门去取消审批制，听起来就很不现实。要想真正把改革落到实处，首先要做的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改革部门，它的手里不能有利益。

樊纲：主要问题是市场化不够

我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而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比如说腐败问题，产生腐败的基本原因就是旧体制下公权太多，公权的力量太大，导致腐败太容易，以致“法不治众”。

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导致市场和公权并存，公权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交易，将一直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之初不可能将原来的既得利益完全打破，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比如社保和医疗，都是因为最初既要照顾既得利益又要推进改革，结果将应该由市场做的事和由公共机构做的事混在一起，造成在过渡过程当中不伦不类的“杂种”体制。

因此，治理腐败首先的一个措施就是减少公权、缩小公权，这样才能减少人们利用公权谋私利的基本制度条件。

三中全会：中国改革逻辑 篇4

11月9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上，新一届领导集体将首次向外界全面阐释其施政理念和改革路线图。日前，多名高层领导人已在不同公开场合表示，此次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在这次“空前”的改革之前，中国已经探索了35年的“改革开放”之路。

这35年，一些历史性的节点永恒地记载史册。回顾35年历程，“三中全会”是观察中国“后30年”(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伟大变革的一扇窗口，是串起“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条主线。

历届三中全会，往往带有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烙印，体现出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特点。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外媒分析认为，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所选择的改革道路，或许将开启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谈话”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变革。

三中全会与它所改变的中国

纵观党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决策，多是在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可以说，35年来7个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与关键词的变化，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

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已成为“改革”的代名词，是观察中国“后30年”变革的历史线索。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共召开过的7次三中全会，“深化改革”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不变主题。这7次三中全会，有5次议题直接是与深化改革相关，2次则和农村改革与发展相关。

而尤为引人注目的，则是4次关系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全会，它们分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它们都具有纲领性意义和时代性色彩，分别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四个阶段，即改革的启动阶段、改革的展开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

最常被提及的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开了改革开放“新革命”的序幕，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

具体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和重大历史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一个伟大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改革特点在于逐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一种全新的体制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经济特区则是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标签，中国经济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力量。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曾说，这次全会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其伟大。

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则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改革开始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改革的展开阶段。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然而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各种弊端不断凸显。此时，农村改革的倒逼机制开始发力，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中国开始探索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有许多重大突破，现代企业开始萌芽，社会各阶层活力空前。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勾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自此，“市场”的力量正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强动力，并深刻改变了近20年的中国。

评价十四届三中全会，必然要联系到十四大，必然要联系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自从1978年中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改革充满曲折。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面临巨大困难。此时，邓小平拿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在1992年春天发出“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的呼声。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并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具体化，中国开始公开推进市场化进程。

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阶段。它始于1992年10月，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直到2002年10月。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较大，向纵深发展的势头也较强劲。其中，“92派”的崛起、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影响深远，深刻烙印在当代中国改革史上。

又过10年，即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为此后1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勾画出“蓝图”，同时也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思路。

与10年前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建立”改成“完善”。这次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是更加现代、更加人性化的执政理念，标志着最高决策层在国家发展战略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200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日益重视社会的发展。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20年后，中共首次面临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社会矛盾集中等现代化转型难题。中国领导人适时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目标，以此统一中共上下的执政理念，扭转单纯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建设的问题。在发展仍是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好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将是考验党执政能力和执政素质的重要课题。

“经济奇迹”与政治体制改革

范文网

“后30年”有一个醒目现象，即经济体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着一系列其他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时说：“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从未停止过多种层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说，中国近几十年几乎都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该如何解释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奇迹”?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执政党的内部制度建设来向前推进。换言之，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执政党体制的完善，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国的市场经济结构，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与之相适应，并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发展快的社会，在共识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难。因此，国内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显得极为重要。

现在的中国不用说与1949年相比，即使是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国家的财富积累、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还是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教育水平，均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堪称世界上最善于变革的政党。贯穿于历届三中全会的永恒主题便是“改革”。不止经济体制改革，始于邓小平时代的内部变革，延续至今。任期制、责任制、差额选举制等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进。以党内民主为例，中国地方官员选举的差额比例越来越大，竞争性成分越来越高;中共代表大会党代表选举差额比例、公开透明程度均在不断增加。甚至，中国执政党开始引入以党内民主方式产生高层领导人和重大决策的机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李成就认为，党内民主等内部建设不仅反映了中国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规则和新规范，而且还可能提供一个渐进的和可控的中国式民主的实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换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当然，中国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体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风风雨雨和执政党内部的经验教训，都将是改革的动力。

读懂中国，先要读懂中国改革的事实，与其中的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史上重要一笔

再过几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中国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会，本质上来讲，是期待中国改革，期待中国改革惠及更多的国内公众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被认为是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领导人全面阐释执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时点。此次三中全会是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召开的，无论这次三中全会将出台什么样的改革方案，都将为中国改革史写上至关重要的一笔。

事实上，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议题就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战略高度。一个异常明确的信号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今年适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周年，也是改革开放35周年，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财政、金融、价格、企业等改革都会走向深入，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

然而，与前几轮改革相比，这一轮改革的难度和阻力更大。对此，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容易改革的领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价更大的改革。与30多年前相比，历史环境已经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敌人是意识形态障碍，如今的改革难点主要是‘利益’障碍。”

跟35年前相比，当下的中国在经济上要发达得多，社会状况也复杂得多，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因此，人们期待的改革应该是大胆而审慎的改革，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英国《金融时报》所说，“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维持现状的人的强烈反对，从而破坏长期的改革事业。中国政府的谨慎或许反映了其经济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诚意。”

三中全会将对深化改革作总体部署 篇5

习近平同委员们一一握手，赞赏他们为促进中国经济管理教育事业和中外交流合作作出的积极贡献。习近平表示，你们作为世界知名企业家，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见解，我愿意听取你们的真知灼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主席、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大卫·鲁宾斯坦和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代表委员们发言。他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会见，介绍了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表示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充满期待，将继续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努力。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情况。习近平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经济增长及其他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之内，产业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中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表示，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改革进程。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创新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民生改革十大看点 篇6

一、人口计生政策重大调整：启动“单独二胎”

【百姓视角】媒体工作者小王看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向妻子“报喜”：“我们可以生二胎了！”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受访者大都支持这一政策调整。

【决定看点】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解读】“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民众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启动‘单独二胎’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

二、户改瞄准破除城乡壁垒，大小城市门槛“高低有别”

【百姓视角】北京朝阳区的“群租客”小黎回老家就业的想法更坚定了一些：“大城市很难落户，小城市可能机会更多！”北京市常住人口中，每３个人里就有１个是外来人口。

【决定看点】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解读】“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开，但又要防止一下挤破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松紧有别’的落户制度既能满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产业发展、增加活力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人满为患的现状。”

三、探索统考减少科目，高考打破“一考定终身”

【百姓视角】北京１０１中学高一学生小杨平时成绩不是很稳定，一向担心高考发挥失利的他对决定意见很期待：“机会越多，负担越小，希望越大！”

【决定看点】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解读】“决定内容一针扎到现行考试体制的弊端，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现状的需要，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说，“改革将高考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学校和学生选择权都会扩大。”

四、推进资源价改，民生必需品加大“人文关怀”

【百姓视角】西安市民张女士家去年天然气开销为９００多元，她担心资源价改后花销再加大。

【决定看点】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解读】“重点领域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保障稳定供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原所长周大地说，“但水、电、油、气等也属于民生必需品，加大对困难群众补贴，制定科学、公平、人性化的改革方案是本轮资源价格的应有之举。”

五、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农房农地能抵押能担保

【百姓视角】安徽淮南市凤台县农民殷孝英近日很高兴，因为由政府部门的人来对她的农房进行测绘及估价，告诉她这个房子在银行能值几十万元。老人家说把房子卖了就去城里和孩子们相聚。

【决定看点】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解读】“决定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平等发展权问题、市场经济核心的产权问题，使我国城乡统筹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显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六、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租、卖哪个更划算？

【百姓视角】家住北京宣武门的孙女士有三套房子，其中两套是１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看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的消息，她心里打起算盘：“是租出去合适还是卖了少交点税金划算？”

【决定看点】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解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全会的提法意味着对整体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对于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可能涉及到一揽子的增减调节，而不仅仅是房产税一项。”

七、社保改革新探索：渐进式延迟退休

【百姓视角】临近花甲的老干部意气风发：“还想多干几年！”５０多岁的普通职工却“不想再干了！”多个网络调查显示，“一线工人盼退与领导干部盼延”的意见争议比较突出。

【决定看点】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渐进式’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中国国情；既是应对老龄化的措施，又能缓解养老金压力。以前提‘研究’，这次明确为‘研究制定’，体现了改革的决心，意味着延迟退休进入到实质操作层面。”

八、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契约服务关系”是亮点

【百姓视角】６９岁的北京居民老王家门口就有一个社区医院，但每次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如果这种‘契约’关系能像家庭医生一样，再多些人文关怀，那就不用再去挤大医院了。”

【决定看点】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解读】“这次改革特别关注加强基层医疗力量，切中了医疗资源‘头重脚轻’的结构弊病。”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说，“契约制度一旦建立，医生便要负责相关家庭的病史、健康教育、慢性病预防、大病早期发现等事务。像家庭医生一样的保健、诊疗在未来是可期的。

九、营造创业环境，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百姓视角】北京语言大学应届毕业生小张和几位同学想开办一家翻译公司，但十几万元的启动资金却难住了他们：“希望创业基金能帮忙渡过难关，圆大家的创业梦。”

【决定看点】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

【解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决定强调了政府责任，着力破除“拼爹”等就业不公平制度障碍，更大范围地促进社会向上流动。高校毕业生是创业的生力军，整合高校就业创业基金将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帮扶体系，有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十、废除劳教制度，司法保障重大进步

【百姓视角】“假设：一个犯人，犯罪轻微、证据不足，可能因一纸行政命令就劳教一年。而如果证据充分，他可能只需要判半年，这本身就不公平。”一位法律专家说。现在，这种不公平可以破除了。

【决定看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篇7

2013年11月1日李克强在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的演讲中说: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 着力突破深层次障碍, 推进结构改革, 大家关心的财政、金融、价格、企业等改革, 都会不断走向深入。同时, 李克强总理强调了开放对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他说, “开放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 开放能够促进和带动改革。”最近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实验区正式启动, 通过简政放权等诸多措施来推进改革开放, 这从一个侧面再次显示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11月1—3日, 以“读懂中国”为主题的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等主办, 现任会长郑必坚是“中国和平崛起”论的提出者,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校长。据消息人士对大智慧通讯社透露, 郑必坚参加了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

三中全会将力推五项改革 篇8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边界，释放经济活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并不是不要监管，而是改变管理方式，从事前审批改变为事后监管，对于参与竞争并限制社会参与的经济性审批，包括投资领域、社会事业领域以及违背法治精神的“红头文件”领域的审批，要逐渐放开；而对于关系公众利益的事项，如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消费安全以及公共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政府设定标准，加强监管。同时可大力发展行业自律组织，把一部分现在政府承担的行业管理职能交由社会组织管理。

加快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改革，将国企改革过渡到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于电信、电网、石油化工、金融等一般竞争性行业，可以自由流动的国有资本参股，不再干预企业的经营，也不追求决定性的控股。对于水、电、燃气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制定行业标准，鼓励各类资本进入，可采取授权经营等方式运作。对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领域，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领域，可以国有企业形式存在。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可用于弥补公共服务支出的缺口，如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缺口、农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产生的支出缺口等。

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推进金融改革。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当前主要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能的步骤是先放开大额、长期存款利率管制，后放开小额和短期利率管制，短期央行可能引入市场化定价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实现金融机构退出制度；（3）改变目前的刚性兑付，实现真正的风险自担。二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参考温州金融改革的做法，引导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依法设立创投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三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中国理想的多层次证券市场架构应当是：主板蓝筹市场、创业板市场、现代场外交易市场、分散的柜台市场，各层次市场间分工明确，相互衔接，构成一个体系健全的“梯级市场”。四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逐渐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通过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和非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逐步放宽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汇兑限制和业务限制、加快外汇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充分反映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的一般原则是“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短期安排（1-3年）上，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上，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上，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

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投融资体制改革上，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融资方面，除了通过传统的贷款、信托等方式外，鼓励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转让产权或经营权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财税体制改革上，一要坚持分税制的大方向，减少财政层级，落实省以下分税制。通过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改革，除少数边远地区外，把五级财政框架调减为三级，实现财政层级扁平化。二是事权上收，这可以集中在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边境事务、海域管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方面。三是推动税收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营改增和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的征收等方面。通过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地方税体系，将财产行为类有关税收作为地方税体系的重要内容，不断增加地方税收收入。四是推进财政预算体制的公开透明，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制。把预算内外资金、各种基金、各项事业收入等所有政府性财政收支，全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中。赋予地方人大审批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权力等。

地方债务问题上，一方面降低行政性支出，压缩三公消费，制止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对地方债务管理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地方举借债务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二是对地方举借债务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事业建设债务以政府为主体，以后用公共财政收入来偿还，收益性项目债务加强管理，用取得的收益来还债。三是将地方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形成以地方债券为主体、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新增债务。

进一步深化要素价格改革和土地流转体制改革。在要素价格改革上，未来推进的重点领域应集中在水、电、燃、油、运等领域。水价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稳步推进包括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在内的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完善水价的计价方式，特别是继续推进居民用水的阶梯式水价制度；大范围推广在一些城市已经形成的自来水厂的成本公开制度。电价改革，包括在发电环节实行“三试点一放开”，在输配电环节逐步开展按“成本加收益”办法核定电网输配电价的试点，在售电环节继续优化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交叉补贴。运价改革的重点是铁路货运价格改革，预计未来将从政府定价过渡至政府指导价，由政府设立最高限价，放开下限，允许企业自由浮动。

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的招拍挂制度，提高城镇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存量商业用地升级改造、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在保留现有征地制度的前提下，缩小征地范围，由原用途补偿改为公平补偿；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强化对农村耕地、林地等各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在确权的前提下，建立土地交易平台，引导土地有序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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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改革 篇9

全会并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提出要按实际情况来发展经济，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经济理论，洋跃进方针被否决，取代之的是的改造开放政策。邓小平指出，“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1]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公民经济的基本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和中华国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被称为是“新时代的遵义会议”。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篇10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学校：红河学院

院系：工学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大突破、新起点，其所产生的预期效应，可能会超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效应，而且一些改革举措，超越一些固有的“条条框框”。

本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堪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二是，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均为党领导下的组织机构，在机构建设方面的力度非上两届可比。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和紧迫问题作出系统改革部署。全会的改革目标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全会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深化改革主要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个体制的改革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制度的改革。

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治体制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文化体制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社会体制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生态文明

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对此次会议评价报道

预计中国新领导层的改革可能包括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让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和服务，从而实现再平衡，将城镇化作为下一个重要经济增长驱动力，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创新能力。——美国《华尔街日报》

三中全会改革方案 篇11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务院国资委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抓紧修改和完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第三，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重点落实好两项任务。一是加快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资委将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改革的重头戏来抓。国资委将按照六个原则推进实施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第一，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第二，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将降低国有股权的比例。第三，大力支持各种非公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中。第四，国有企业通过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一方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运行机制。我们不仅仅是要吸引社会资本来发展，更要把着力点放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内部运行机制上。第五，在具体实施中，实行一企一策，分类进行研究，分类提出措施，不搞一刀切。第六，改革要统筹安排，系统推进，稳妥操作，强化公开透明和规范运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主要采取以下四种形式。第一，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采用国有独资的形式。第二，涉及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可以保持国有绝对控股。第三，涉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的重要国有企业，可以保持国有相对控股。第四，国有资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的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参股的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

实际上，国资委成立以来，一直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引入民间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国有企业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现在，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引入非公资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占到总企业户数的52%。截至2012年底，中央企业及其子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53%。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681户，上市公司中非国有股权的比例已经超过60%。

目前，国资委正在研究制定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实行企业员工持股的具体实施办法。实行企业员工直接持股，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措施，对于将来更好地形成资本持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是个很好的办法。下一步我们将根据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情况，根据将来的情况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定，一并加以考虑。

《决定》提出，要合理确定并且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还有业务消费。国资委将坚决按照中央精神来贯彻落实。下一步，国资委主要抓三点。第一，建立健全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的绩效、风险、责任等方面确定薪酬的制度，不断完善企业薪酬激励约束机制，结合企业的功能定位、经营管理特点和企业负责人选任的方式，探索建立与企业管理人员分类管理相适应、与选任方式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第二，对市场化聘任的企业管理人员，研究建立市场化的薪酬协商机制，以适应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需要。第三，研究制定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企业负责人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的规范管理。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点是抓好五项工作。一是积极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二是抓紧研究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三是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五是推进国有资本优化配置，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三中全会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还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我们对此有三个方面的理解。

第一，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更加突出了出资人代表的性质，更加突出了国有资本的运作，更加强调从出资人的角度来加强监管。今后我们的各级国资委主要是以产权管理为纽带，依法通过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围绕“管好资本”这四个字落实出资人的职责，不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不干预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第二，党的十六大做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十几年过去，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表明，十六大确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正确的、成功的。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用了“完善”两个字，就表明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要继续坚持，同时对现行体制不完善的地方也要抓紧完善。第三，国资委所监管的企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企业，都是由国资委来履行出资人职责。

组建或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举措，是落实三中全会“以管资本为主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以产业资本投资为主，着力培育产业竞争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开展股权运营，改善国有资本的分布结构和质量效益，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所出资企业更加强调以资本为纽带的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更加突出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和管理手段。在投资管理、公司治理、职业经理人管理、管控模式、考核分配等方面，都会更加市场化，充分体现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目前，国资委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推进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包括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条件、标准等。我们将按照稳妥推进、分类实施的原则，首先在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开展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开。将来有可能的是，有些中央企业集团所属的子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完成之后，具备条件的这些中央企业集团可以转化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另外，根据国有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情况，我们也可能会新设一些类似国新公司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三中全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对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非常有利。国资委非常重视分类监管问题，正在对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将尽快出台。目前，国资委正积极探索完善中央企业分类考核的办法。

一是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的基础上，区分企业不同的业务性质，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的政策，准备对中央企业的业务按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进行区分并以此为依据实施分类考核。

二是在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

三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引进结合分步推进、分类实施。

2007年国资委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逐步提高。现在我们正在配合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提出2014年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再提高一定上缴比例的具体实施方案。今后我们将根据中央企业改革的进程和企业效益的状况，有差别、分步骤地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最终实现2020年提高到30%。通过公共财政的统一安排，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下一步，地方会出台一些国资国企改革的措施。上海已经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20条。因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是统一所有、分级代表，意味着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办法。各地出台的具体落实措施，一要根据中央三中全会确定的精神，二要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在这种前提下来研究出台具体措施，对下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会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