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分析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分析（精选8篇）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分析 篇1

案例一 宅基地买卖无效，卖方承担升值损失

案例二 拆迁安置房买卖合法

案例三共有房屋买卖无效，共有人赔偿买房部分房屋差价

案例四 拆迁安置房可以买卖

案例五 被拆迁人签了买卖合同又反悔，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判决驳回

案例一 宅基地买卖无效，卖方承担升值损失

[案情简介]：李永夫妇在南昌市有253平方米的农房一处。1995年3月，两人以该房作抵押借款，1999年11月，因无力归还典当行的借款，遂将该房以9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女工张燕，双方均履行了付款、交房义务。由于是农房，而张燕又非村民，所以一直办不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张燕购买房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主要用于自己居住和出租。2007年11月，李永夫妇向法院起诉，请求收回诉争房屋同时愿承担协议中的违约责任。2008年11月，法院认为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判决买卖合同无效，李永夫妇返还张燕购房款及维修费9万元，张燕将房屋返还。现张燕依据法院认定导致合同无效，李永夫妇负有主要责任为由，又到法院起诉，要求李永夫妇赔偿因其对房屋买卖协议的反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80万。

[法院判决]：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于1999年11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后，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该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导致合同无效，订立合同的双方均有过错责任。虽然李永夫妇是在向典当行抵押借款无力偿还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出卖自己的房屋，但其应当知道农房不能买卖，且又在房屋出售9年后，以买卖房屋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有悖诚信原则，故应承担主要责任。张燕在购房前不严格验证对方房屋产权情况，盲目购买亦负有次要责任。由于本案中买卖的房屋时间跨度较长，根据当地市场行情，存在房价上涨的因素，原、被告买卖的房屋存在升值价值，本案应将安置房折价处理。因此，根据当地市场行情，当地安置房市场价为每平方米3500元至4000元不等。可就低按3500元每平方米计算，本案中的房屋为砖混结构，故升值部分为78万元。对房屋升值部分，根据双方过错责任，按一定比

例进行赔偿或分割。因此，对本案中的房屋升值部分应按8∶2的比例进行分割，即张燕得62万余元。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李永夫妇赔偿张燕经济损失62万余元。

案例二 拆迁安置房买卖合法

案情简介：2008年1月，周女士(本案原告)与周某、华某夫妻（本案被告）二人签订《购房协议书》，约定将位于无锡市某镇一套拆迁安置房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周女士。协议签订当天，周女士即支付定金2万，后又支付12万房款。2008年11月3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将房价变更为36.5万元，同时周氏夫妻承诺在2008年12月30日前为周女士办理过户手续。后周女士多次催促周氏夫妻办理过户手续，但周氏夫妻一直推诿，故周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周氏夫妻继续履行合同并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争议焦点：讼争房屋性质及购房合同效力问题

对方观点：

被告认为讼争房屋是农民安置房并提供村委会证明，虽然涉案房屋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土地出让金并未缴纳，产权部门不予办理过户手续；根据“锡政办发（2005）150号”《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房建设交易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依法取得房屋土地权属证书的集体拆迁安置房上市交易前，应当依法办理上市交易审批手续，同时必须补交土地出让金和享受优惠的有关税费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易，故合同在客观上无法履行。另外购房协议书约定必须要我方提供主管部门或房产管理部门允许卖房的批文该购房协议书才生效，现因没有批文，故购房协议无效。

我方观点：（我方代理原告）

房屋的性质，应当以产权登记为准。本案讼争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并领取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根据权属证书的登记，所涉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终止年限为2074年2月22日，该房屋的土地使用权由无

锡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转让取得。不存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及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也不属于被告所提供的“锡政办发（2005）150号”文件所规定限制交易的房屋。被告未举证证明房屋因土地出让金未缴纳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事实，且土地出让金市房地产开发商与政府之间结算的问题，不影响讼争房屋的性质。被告认为协议附件约定卖方上级主管部门或房产主管部门允许卖方的批文为合同附近，合同因无批文而无效的说法亦是不合理的。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购房协议及购房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被告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按时办理好房屋过户手续。关于讼争房屋存在过户手续办理困难及补交相关费用的实际问题，但双方就此已在《购房协议书》第十一条“特别约定”及《补充协议》作了专门约定，确定周氏夫妻对该问题进行担保。因此，即便是被告主观之外的原因导致产权变更拖延，其仍应承担责任。

法院裁判：

法院确认讼争房屋转让款为36.5万元，该房屋的房产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齐全，标的物系合法。购房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故判决双方所签的购房协议及补充协议继续履行，被告周氏夫妻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上述房屋过户给周女士。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向相关部门了解，根据房屋所涉土地权证的登记，如确定土地性质为国有土地出让的，可以交易和办理过户手续。如果涉及拆迁等遗留问题难以办理产权过户的，凭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书及相关手续即可办理过户，故二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二审判决后，被告仍未履行，原告申请强制执行，该房屋被法院强制过户给原告。

案例三共有房屋买卖无效，共有人赔偿买房部分房屋差价

由于陈先生与刘女士的房屋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陈先生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另行购置房屋，为此，陈先生将房屋出卖人刘女士及其配偶魏先生，中介方北京鑫尊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尊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三方共同赔偿其房屋价值损失70万元。6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此起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引发的房屋价值损失赔偿纠纷案件。

陈先生诉称，2008年经鑫尊公司提供中介，他与刘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以110万元的价格购买刘女士名下的一处房屋。合同签订后，他向刘女士给付了首付款52万元并向鑫尊公司给付了中介费3万元，刘女士也如约交付了房屋。然而时过不久，刘女士的配偶魏先生却以刘女士未经允许私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法院支持了魏先生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刘女士及鑫尊公司将购房款、居间服务费等费用返还给了陈先生。但是，陈先生如另行购置同样状况的房屋，则需要支付高于原房价70万元的房价款，故陈先生提起诉讼，要求刘女士、魏先生、鑫尊公司赔偿其房屋差价损失70万元。

在庭审过程中，刘女士表示并不知道出卖房屋还需取得丈夫的同意，且陈先生及鑫尊公司也都没有就此进行过询问，因此自己不存在过错；而且房屋买卖合同里面约定了违约责任是总价款的10%，所以她不同意给付陈先生70万元的差价补偿款。魏先生表示对于妻子卖房毫不知情，陈先生不应该向自己主张赔偿款。鑫尊公司则认为作为中介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现在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是刘女士隐瞒事实所致，因此也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已生效判决书，陈先生与刘女士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对合同附件三房屋共有人情况一页的存在及所载内容，即核实是否存在共有人及共有人表示同意出售房屋的意思表示的规则是明知的，但双方均未按常理进行填写，故均存在主观过错。刘女士作为共有人魏先生的配偶，最有能力了解、掌控魏先生是否同意出售涉案房产的真实态度，最容易避免因魏先生拒绝出售涉案房屋导致合同无效后果的发生，且其作为出卖方，在买卖关系上占主动地位，故其对买卖关系被认定为无效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应为最大。鑫尊公司作为提供居间服务的专业机构，其应较普通人熟悉法律、法规的规定，但其忽视对

魏先生相关意思表示的审核，且未能对买卖双方，尤其是买方的风险予以提示，因此其对于买卖关系被认定为无效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较陈先生重。陈先生作为买受人，未认真审核刘女士房屋共有人的情况，主观上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上述因素，法院确认刘女士按5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鑫尊公司按3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陈先生按20%的比例承担过错责任。最终法院依据评估结论判决刘女士赔偿陈先生房屋差价损失35万元，鑫尊公司赔偿陈先生房屋差价损失21万元，并驳回了陈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四 拆迁安置房可以买卖

近日，成都锦江法院审理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原告购买被告房屋后，被告反悔称所卖房屋是拆迁安置房，按拆迁协议规定不得进入房地产市场交易，所以双方的《购房协议》无效。那么，双方的《购房协议》是否有效呢？

锦江法院审理后认为，拆迁安置房在被拆迁人尚未取得产权的时候，从权属确定层面来看和“预售商品房”一样，虽也是“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但产权处于“可以期待”的状态，拆迁安置房在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时候，签订转让合同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最后锦江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应在房屋具备办理分户产权登记条件之日起2个月内为原告办理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

案例五 被拆迁人签了买卖合同又反悔，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判决驳回 中国江苏网讯：二手房买卖成交合同签订后，房主以房屋尚未申领产权证书为由，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而买方坚持合同有效，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遂发生纠纷。日前，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维持原判，驳回上诉”的二审判决，支持了房屋买方关于合同有效的诉求。

案件起因

两年前签订卖拆迁房合同一年前卖主单方面终止履行

2009年3月28日，戴某与徐某签订《定房协议书》，约定由徐某购买戴某位于昆山市陆家镇的一幢房屋（含附属的自行车库），其中房屋建筑面积 120.11平方米，自行车库面积9.74平方米，总价为30万元。同时双方约定，买方在签订合同后支付首付款10万元，交付房屋时再支付房款15万元，在房屋产权证过户后支付余款5万元。当日，戴某收取了徐某支付的定金1000元，并出具收据。同年 3月30日，双方签订《房屋买卖成交合同》，约定由徐某购买戴某的上述房屋，房屋价款及付款方式与定房协议书相同，双方还约定了违约条款，如一方违约应当赔偿另一方房屋总价60%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戴某当场收取徐某支付的10万元，并出具收据。

2010年6月1日，戴某向徐某发出1份《终止合同函》，称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因尚未申领产权证书，依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6款“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

（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之规定，要求终止房屋买卖合同，并向徐某退回已付房款。徐某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双方之前签订的购房合同有效，不同意终止履行合同。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于是戴某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案件一审 一审法院判定合同有效，驳回原告诉求

戴某请求法院判令终止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3月签订的房屋买卖成交合同，并要求退还被告方房款10万元。

昆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房屋买卖成交合同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对原告请求判令终止合同并退还房款的诉求，法院认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1年4月16日，昆山法院判决驳回了戴某的诉讼请求。

6月14日，戴某就一审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第6款规定，该房屋不准买卖，因此本案买卖合同无效，同时诉称争议房屋为上诉人与女儿共有，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

苏州中院经过审理认为上诉人戴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最终作出上述终审判决。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分析 篇2

关键词：买卖合同,风险负担,交付

一、风险负担的定义及一般规则

(一)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定义

买卖合同风险是指由于不可归责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损失, 风险负担是指该损失应由谁来负担。由含义中可以看出研究买卖合同风险的前提是首先买卖合同必须有效, 只有有效的合同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是风险的发生是因为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 根据我国民法的相关理论, “不可归责”包括三方面即是不可预见、不可抗力的事由、意外事件以及当事人以外第三人的事由所造成的标的物的毁损、灭失。

(二) 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

1. 合同成立主义

合同成立主义是指买卖合同成立之时, 标的物的风险就由卖方转移到了买方, 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原则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它的优点是能够促使买方尽快的取走标的物, 因为只要合同成立了, 标的物不管有没有交付, 就都已经转移给了买方, 对买方是不利的。但是这一优点也是缺点。因为合同成立后, 标的物的风险就转移了, 卖家就没有保证标的物不受毁损、灭失的义务了, 有可能就导致标的物出现毁损, 致使合同不能正常履行, 所以该原则在合同的稳定性上, 以及买方的利益维护上都有弊端。它没有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这两个概念, 合同虽然成立了但并不一定代表合同就生效了, 已经不适应当今复杂的市场经济了。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采取这一原则了。

2. 所有权主义

所有权主义, 是指标的物的风险由物的所有权发生转移时, 风险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它最早始于罗马法, 现在的英国法、法国法都使用该原则。它的优点是由于是所有权转移的时间来确定风险的转移, 所有权人做为标的物的所有人, 能更有效的保护标的物。但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有着明显的缺点, 各国对所有权转移的时间如何来确定不一致, 操作起来就不一致。一般像意大利是以买卖合同成立的时间确定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而德国则是以标的物交付的时间来确定为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3. 交付主义

交付主义, 是指标的物的风险是随着标的物的交付给买方时, 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早采用交付主义是《德国民法典》。它的优点为在于容易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 标的物一经交付, 不论所有权有没有转移, 但是只要给了买方, 那么风险就转移给买方了, 这样也有利于保护标的物, 而且万一发生纠纷了买卖双方也容易举证, 可以降低风险的损害。

(三) 我国买卖合同风险负担的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 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以看出, 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下, 我国采取的是交付主义。我国《合同法》的这项规定也是基于民法的公平原则。当然, 这是在当事人对于标的物意外损毁或灭失的风险没有明确规定或法律没有例外规定的情况下所采用的基本原则, 如果当事人有明确规定或法律有特殊规定时, 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及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的法治原则, 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明确规定来承担风险。

三、特种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

(一)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

分期付款买卖, 是指买受人一方将他应该支付的标的的总价款, 在一定期限内分次向出卖人支付的买卖合同。一般买受人至少分三次支付。当事人对所有权进行了约定保留, 在本质上该合同应该是附条件的买卖合同, 如果买受人不能够按照期限支付价款而且达到条件成就的程度, 买卖就能够被解除,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风险转移还是以在标的物交付时发生转移。

(二) 试验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

试验买卖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由买受人试验或者检验标的物, 以买受人承认标的物为条件的买卖。它不同于一般买卖的特点是:出卖人在合同生效前已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试验或者检验;合同以买受人的认可为生效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标的物已经进行了交付, 风险是不是移转了呢?我国合同法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理论上认为, 这种买卖是附条件的, 风险也应该附条件, 所以在买方承认之前风险还是由出卖人负担的。

(三) 样品买卖

样品买卖, 又称货样买卖, 是指按照一定样品制定的标的物的买卖。该买卖只是附加了要按照货样交付标的物的义务, 所以还是适用一般风险负担规则定, 风险从交付之时发生转移。

四、小结

综上所述, 我国采用交付主义, 确定买卖合同中风险负担, 有利于维护买卖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 减少买卖合同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 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并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李永军.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6.

房屋工程合同管理问题分析 篇3

关键词：房屋建设；合同管理；项目工程；风险

在合同订立之后，合同的主体要按照合同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相关的全部的条款进行实施，也就是全面的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才能达到合同的客体所提出的目标。所以，在合同签订之后，合同的主体中的任何一方都应该在合同实施的过程中对其他方进行交底、纠正、检查、监督实施、总结等工作。我们把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谈判、交底、合同签订、履行、纠编、监督检查、结束总结等合同实施过程中的全部的环节的系统管理称为对合同的管理。在对合同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合同的主体中的任何一方都对合同中的内容负有管理以及监督履行义务的责任，并同时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

一、合同管理的主要内容

1、合同的主要内容。一个完备的有效的合同必须包含三个要素：合同的主体、合同的客体、合同的内容。合同的主体应该要表明企业的全称以及地址、企业的法人代表、联系方式等等能够说明企业的真实的情况。合同的客体就是指合同的双方都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对于时间的要求、质量的要求以及费用的要求等等。对于房屋建设工程施工的合同来说，合同的客体主要就是指合同中约定的双方为了同一栋房屋的完成。合同的内容要说明双方的义务和权力，主要是人员的安排以及签订合同的双方如果违约应该承担的责任、合同开始生效的时间、条件以及地点等。

房屋建设工程所涉及的合同的种类特别多，包括土地转让合同、地址勘察合同、项目咨询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委托监理合同、材料供应合同、委托检验合同、设备购买合同等等一个房地产建设项目的开始，就是由这些不同种类的合同的签订和管理的开始；当这些合同完结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工程结束的时候。所以房屋建设工程的合同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要把全部的过程都记录下来，这样可以方便以后的查询和总结的工作。

2、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及重要性。对于相关材料的了解，我们通常是以收集资料为主要的方式，以房屋建设工程项目为例，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对合作对方的了解。这个主要是对即将合作的对方的规模、近年来的营业额、管理的模式和水平、施工的技术、施工的设备以及机具等各个方面的了解。从以上方面可以客观的评价一个施工单位的信誉、经济实力、企业发展的前景以及履行约定的能力。对于一些信誉好，履行能力强，合作系数比较高的合作企业，对日后实现合同的目标可以奠定坚实的基础。

（2）了解合作方的财务状况。合作方的财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合作方的财务情况能够直接的反映出这个企业的真实的经营情况以及综合的实力，这是对于签订合同并履行约定的一个有力的后盾的支持。

（3）了解后期的服务。了解合作方的后期服务的质量对于合同的履行也是不能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所谓后期的服务主要是指保修、维修以及是否及时等会直接的影响其在社会中的信誉的一些因素，还包括后期的服務态度、产品质量的好坏等等。这些都是对于一个企业的信誉的客观体现。

（4）合同风险的分析。在了解以上的相关信息之后，我们就要根据一些以往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一个预测来对签订的合同所能产生的风险进行一个量化的分析，尤其是对质量、安全、人和国家的法律、地方的法规等各个可能会对合同的执行所产生的风险的评估，然后根据具体的分类来确定哪些是可以回避的风险。

二、合同管理的主要依据

1、以合同条款为根本的依据。主要是说把合同的谈判、订立、执行以及检查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项目的全过程中做到真正的有效的控制。从房屋建设的项目实施开始，就要开始合作方的情况作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选择合作的伙伴，也就能保证后期合同的履行。

2、关注法律法规以及市场的变化。这是合同管理中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依据。在合同签订以后，要及时的发现一些变化，这样就可以对一些风险进行预控。

三、结语

为了适应经济快速的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房建工程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人们对项目的管理越来越重视，但往往忽略项目管理中最基础的合同管理。合同是一个项目进行的依据，只有严格的按照合同来执行，才能保证企业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对合同的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就合同管理的内容以及依据做了简要的论述。希望项目管理人员可以在原有的管理體系的基础之上加强对合同的管理，以确保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推动我国房建工程的发展。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典案例 篇4

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二审法院判决合同部有效部分无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合同有效，我的当事人非常满意！（双方所签《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双方所签《协议》有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云高民再终字第32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兵(曾用名周斌)。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傅言城。

委托代理人：郜云，云南滇西北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原审第三人：杨永庆(系周兵之妻)。原审第三人：周杨(系周兵之子)。原审第三人：杨满丽(系周兵之女)。

申请再审人周兵与被申请人傅言城及原审第三人周杨、杨满丽、杨永庆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中民终字第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3月7日作出(2012)云高民申字第86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周兵及其委托代理人赵*、孙**，被申请人傅言城及其委托代理人郜云，原审第三人杨永庆、周杨、杨满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院再审查明如下法律事实：周兵(曾用名周斌)与妻子杨永庆、儿子周杨、女儿杨满丽共同拥有位于鹤庆县云鹤镇朝阳小区房产一院(原鹤韵酒楼)，并持有《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2010年7月26日，傅言城、周兵在周兵之妻杨永庆经营的“鹤韵食府”经协商签订了《售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甲方为周斌，乙方为傅言城，甲方将原老鹤韵酒楼及后面的整块地以360万元价款出售给乙方，乙方预付定金40万元，余款由乙方贷款到位后一次付清，此外，双方约定了房屋交付、过户、上税等内容;《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协议签字生效，如一方违约，赔偿对方违约金100万元。在协议上除甲乙双方签名外还加盖了鹤庆县鹤韵食府的印章。另查明，签订本《协议》时，周兵将涉诉房产的产权证书交给傅言诚查看，该房产证的房屋所有权人为周兵，共有人为杨永庆、杨满丽、周杨，而杨永庆、杨满丽当时均在食府内。在合同签订当天，傅言城预付了购房款40万元。2010年9月16日，傅言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理鹤庆支行贷款300万元。后，周兵以其家人不同意卖房为由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傅言城于2010年12月23日向鹤庆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兵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返还房屋预付款40万元。周兵则辩称其与傅言城所签《协议》无效，傅言城要求支付违约金没有法律依据，只同意退还傅言城40万元预付款及利息。一审中，法院依法追加了杨永庆、杨满丽、周杨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名第三人均称对周兵出售涉诉房产一事不知情，不同意卖房。一审法院认为：傅言城与周兵诉争的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在没有其他共有人授权的情况下，周兵以个人名义与傅言城签订了《售房协议》，直接侵犯了其他共有人的财产所有权，根据城市房地产属共同共有的，未经其他共有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的法律规定及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份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一般应认定无效的司法解释，认定该《协议》无效。同时认为，周斌的行为并不符合表见代理的主体特征，双方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因签订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周兵返还傅言城房屋预付款40万元，并从2010年7月2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5.31%支付年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周兵承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傅言城不服提起上诉。请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二审认为周兵可以代表其妻杨永庆处理涉诉房产，从而认定该《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即涉及夫妻双方的部分有效，涉及两个子女的部分无效。双方约定的100万元违约金的有效性也只及于周兵夫妻两人，应由周兵夫妻承担一半即50万元的违约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

一、撤销鹤庆县人民法院(2010)鹤民二初字第112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周兵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返还上诉人傅言城房屋预付款40万元;

三、被上诉人周兵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给上诉人傅言城违约金50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傅言城承担7400元，由周兵承担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傅言城和周兵各承担8700元。

二审判决后，周兵不服，向我院申请再审称，二审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错判，请求依法改判。

一、本案应适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非经权利人同意或者授权，任何形式的房屋买卖均是无效。

二、二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双方之间的协议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已经严重违反了民法通则、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三、二审法院判决由其承担违约金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申请人傅言城再审过程中答辩认为，周兵的再审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并请求判令周兵返还40万元购房预付定金并承担100万元的违约金。

一、双方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的内容是两个平等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上盖有“鹤韵食府”的印章，被申请人完全有理由相信此《协议》代表了周兵全家的意愿。

二、周兵一家的违约行为导致其经济损失300万元。包括：

1、40万元已付定金的利息及其投资收益;

2、向银行贷款300万元抵押物评估费用、贷款利息;

3、投资期间可得利益损失。

4、诉讼费用及往返的各种开支3万元。

三、周兵一家应当按《协议》向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另，再审中被申请人傅言城向本院提交了《指纹鉴定申请书》，认为双方所签《协议》上甲方;处有杨永庆的手印，只是该手印与周兵的手印有部分重叠，请求对《协议》上是否有杨永庆的手印进行指纹鉴定。

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是：

一、周兵与傅言城双方所签《协议》是否有效?

二、双方的过错及责任应如何认定和承担?本院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逐一评判如下：

一、双方所签《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双方所签《协议》有效。(一)从工商登记材料反映，涉诉房产“鹤韵酒楼”的经营形式为周兵等二人为经营者的家庭共同经营模式。双方签定《协议》的地点是在周兵之妻杨永庆经营的“鹤韵食府”，当时除傅言城与周兵二人外，杨永庆及杨满丽均在食府里。从再审中调取的“鹤韵食府”的工商登记材料反映，双方签订《协议》时，“鹤韵食府”也是以杨永庆为经营者的家庭经营模式，《协议》上盖有“鹤韵食府”的印章与傅言城主张的;其认为此印章代表了周兵全家的意愿;能够相互印证。(二)本案涉诉房屋的四名共有人是夫妻、父母子女的特殊身份关系，四人是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周杨及杨满丽作为儿女，在签订协议时虽都已成年，但还未独立生活(周杨当时在当兵，杨满丽当时在读大学)，其生活还依附其父母。(三)双方当事人签订《协议》并不是简单的突发行为，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协商议价的过程。《协议》的内容是两个平等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基于以上查明的事实，对傅言城;“确有理由相信周兵代表了全家人的意愿而出售涉诉房产”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傅言城虽然知道转让的涉诉房产为共有，但从本案的以上客观事实分析，傅言城确有理由相信周兵的处分是共有人的共同意思表示。据此，本院认为应认定周兵与傅言城双方所签《协议》有效。虽出卖人周兵最终不愿履行《协议》，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买卖协议的效力。关于傅言城提出的《指纹鉴定申请》，本院认为鉴定的结果与本案的事实认定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不需在再审过程中进行鉴定。

二、双方的过错及责任应如何认定和承担?双方签订《协议》后，周兵及三名第三人收取了傅言城支付的购房预付款，傅言城依《协议》约定贷款，贷款到位后周兵最终不同意出售涉诉房产。周兵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据此，周兵申请再审认为;其与傅言城所签《协议》无效，原审法院判决其承担违约金5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主张及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由周兵向傅方城支付50万元的违约金并无不当，50万元的违约金也足以弥补傅言城的损失，故对原审的实体判决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判适用法律及说理不当，再审应予纠正，但原审实体判决适当，再审予以维持。据此，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三条、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1)大中民终字第27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未能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的两年内向云南省鹤庆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包靖秋 审 判 员 吴立宏 代理审判员 高晶晶 二O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房屋买卖合同案例分析 篇5

一、案情：

1999年，程某欲将其座落在某市市区的自有房屋一栋（二层楼房）出售。个体户刘某闻讯后，主动上门洽谈买房。经过协商，程某与刘某于1999年4月12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规定：房价总共15万元，买方分三次给付：1999年4月18日前付4万元；1999年5月1日前付9万元，1999年6月20日支付剩余的2万元。卖方于第二次付款后交付第一层房屋，全款付清后交付第二层房屋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合同还规定，如果卖方将房屋又私自另卖给他人或者买方届时悔约，不买此房的，违约方需赔偿对方总房价的5％的违约金。同年4月17日，刘某支付房款4万元，4月28日支付9万元，程某依约将房屋第一层钥匙交与刘某，自己仍居住于二层房屋内。刘某遂将该房的一层进行了装修，准备做为个体经营的店面。1999年5月，该市新设一个经济开发区，因程某的房屋邻近开发区，某贸易公司遂与程某洽谈，愿一次性给付其房款17万元购买此房。程某同意，双方于1999年6月4日另行订立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于6月15日到房管机关依法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登记手续。6月20日，刘某依协议到程某家付剩余的2万元房款时，得知房子已被别人买走，即与程某发生争执。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第一个买卖合同有效，解除程某与刘某之间的购房合同。

二、对本案的不同观点

两个房屋买卖合同，哪一个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在讨论中形成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程某与刘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应当给予保护。因为根据民法理论，房屋是特定物，对特定物的买卖合同从双方达成协议时成立，本案中双方已经依约作出了部分履行，可见该合同已经生效，为保护先买者的优先权，应当保护程某与刘某之间的合同。某贸易公司明知程某已将房屋卖与刘某，仍与程某签订购房合同，办理过户手续，其主观上具有恶意，所以其与程某之间的购房合同应确定为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房屋是一种特殊的特定物，其买卖必须到房管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合同关系才生效。刘某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还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所以程某仍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可以将该房出卖给他人。刘某在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之前即对房屋进行装修，主观上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刘某无权要求程某履行一个未生效的合同，也无权要求解除贸易公司与程某的购房合同。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与程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但因程某的违约行为，导致了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刘某无法依约取得房屋所有权。刘某有权要求程某按约定实际履行合同，补办登记手续。但由于程某已将房屋登记过户给第三人，造成实际履行不能，所以刘某仅可就合同要求程某承担违约责任。

三、笔者的观点

（一）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登记对于购房合同具有什么效力的问题。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已为各国民法所接受，但各国对登记的效力却有着不同的学说。一为成立要件主义，即物权变动如未进行登记，则确定的不发生变动的效力；一为对抗要件主义，即登记虽具有社会公信力，但并非物权变动的要件，未经登记的物权的变动在法律上也可有效成立，但只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我国的立法采纳了成立要件主义。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成立要件主义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这将不利于保护善意一方当事人在非因其自己的过错而未进行登记情况下的利益保护。学者们的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不应放在采纳何种学说更为合理上，因为无论学说合不合理，法官在执法过程中仍须按现行法的规定去判决，而不能脱离现行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而按学者们的理论学说去处理案件。[!--empirenews.page--] 我认为，分析本案的关键在于区分登记是应作为物权变动行为的生效要件，还是应作为买卖合同的生效要件来对待。这就涉及到对《合同法》第44条第二款规定的理解问题。《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对于这里“登记”的含义，法规并未明确，因此造成了实践当中对“登记”的涵义的理解各不一致。如本案这种情况，许多人即认为，产权变更的登记即是房屋买卖合同所必须具备的生效要件。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它混淆了合同行为本身的“登记”与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转移所有权的需要而进行的“登记”。这两种“登记”是不同的，前一种“登记”是合同这种债权行为生效的要件，是衡量那些法律作出特殊规定的合同行为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志；后一种“登记”则是一种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衡量合同的履行行为是否完成的标志。《合同法》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可见，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是买卖合同的实质内容，也是其履行的目的和结果。《合同法》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条规定的是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物权转移的公示方法，即原则上以交付为公示方法，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所以。前述的第二种“登记”应指该法条的但书中所包含的例外情况，即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以登记为要件，如果未登记，可以认为是合同义务的履行行为没有完成，或者可以认为这时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即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因为一方履行行为的瑕疵而落空了。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形成的第二种意见实际上即混淆了这两种“登记”的涵义，张冠李戴，将物权变动的“登记”适用于合同行为本身，以此作为合同是否生效的要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研究的是，房屋买卖合同本身是否属于那些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合同，即需要经《合同法》44条第2款所说的“登记”方可生效的合同呢？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研究一下两部法规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1983年12月17日，国务院国发[1983）194号通知颁布了《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1983年条例），其第二章《所有权登记》中的第6条规定：“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时，须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手续。”而其第三章《买卖》中的第9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其第12条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双方应当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参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私房评价标准议定价格，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从这一法规的规定来看，它明确地区分了“产权过户登记”与“买卖合同登记”手续，从其禁止“私买私卖”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规认为私下进行的房屋买卖行为本身就是无效的，合同本身须“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可见依此法规的规定，私房买卖合同本身也须办理一定手续方可生效。但是，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对此问题却有不同的规定。该法专设一章即第四章规定了房地产交易的有关法律问题。其中第35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五章的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此处的“权属登记”，即该法的第60条第三款的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定，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可见，这里要求的“登记”仅指产权登记，而非买卖合同本身的登记，该法未明确规定房屋转让行为须经房管部门同意方可成交，这与1983年条例的规定是不同的。[!--empirenews.page--] 问题在于这两部法律文件均未被明令废止，那么应当根据哪一部文件的规定处理案件呢？这首先应确定这两部法律的适用范围是否一致或有重合，如果二者完全不一致，则分别有效，不产生冲突，如果一致或有重合，则在一致或重合的部分就会产生适用哪一部法规的问题。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直辖市、市、镇和未设镇建制的县城，工矿区内的一切私有房屋。”1994年《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这两条规定分别确定了这两部法规的适用范围，二者的适用范围显然是不一致的，那么是否发生重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而根据1991年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的规定：“本办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因此，城市市区的私有房屋的土地也属国有土地范围内的建筑物，这两部法规的适用范围是有重合的。本案又恰好属于重合的部分。对此案究竟应适用哪一部法规？我认为应适用后者，即1994年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因为这两部法规，后者既是新法，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前者不仅是旧法，而且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所以应当依照后者的规定处理。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不属于法律有特殊登记要求方可生效的合同，因此房屋买卖合同的生效不应依《合同法》44条的第二款规定而应依该条的第一款规定处理，即：“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程某与刘某的房屋买卖合同自双方协商一致合同成立时即已生效了。至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行为均是对生效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二）对原告刘某的补救：

前面已经论述了刘某与程某之间合同是有效并且已经生效的合同，那么刘某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寻求补救呢？笔者认为刘某可以有两种选择：

1.刘某可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四）项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因为由于程某的违约行为致使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根本目的-房屋所有权的移转不能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所以刘某可以据此主张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97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刘某可以要求程某承担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责任。恢复原状，即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况。刘某为订立合同所花费的费用以及为装修一层房屋所支出的费用在合同未订立前均不会发生，因此这两部分费用均应由程某赔偿。这部分属于因恢复原状而发生的损害赔偿，程某应当赔付。

另外，在主张解除合同的同时，刘某还同时可以要求程某支付违约金，因为违约金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制裁违法行为，以担保债务履行。由于合同解除是因为程某的过错而造成的，对于这种过错行为，可以由支付违约金的办法来加以制裁。

2.刘某可坚持合同的效力，并基于程某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要确定程某应承担何种违约责任，首先应确定程某的违约形态。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形态可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大类，其中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包括：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和部分履行。程某的履行属于部分履行，即他只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如交付一层房屋的占有权，但未履行交付第二层及办理产权过户登记两项义务，由于这种部分履行造成了合同目的的落空，非违约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主张违约责任，如果刘某不选择解除合同，那么刘某可以主张哪些违约责任方式进行补救呢？[!--empirenews.page--] 《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1）关于继续履行的问题。由于本案的标的物房屋的所有权已因登记而转移给第三人，所以主张实际履行必须在程某能收回房屋所 有权的前提下才可行。程某能否取回所有权呢？这就需要讨论一下下面一项措施。

（2）关于采取补救措施的问题。从本案来看，由于交易对象是房屋这种特定物，唯一的补救措施即看能否主张贸易公司与程某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以使程某取回该房的所有权。法院审判中的第一种意见即主张贸易公司明知程某已将房屋卖与刘某仍与程某洽购并以高价买得该房，符合《合同法》52条第（二）项的规定，可将其合同确认为无效。我认为，恶意串通的前提是以故意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为目的的，贸易公司与程某缔结第二个合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合同中获取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而并非主要为损害刘某的利益。况且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明知他人对某一特定物享有债权仍然购买，是市场竞争中常见的现象，只要特定物所有权未转移之前，所有权人有权选择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交易对象，当然所有权人也同时应承担违背前一合同的违约责任。另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该特定物交给出价最高的买受人势必更能发挥出其更大的经济效用，所以，不应轻易认定这类交易行为无效。因此房屋的所有权已转移他人，这使得实际履行在事实上已不可能。

（3）损害赔偿。经过前述论证，损害赔偿成为刘某的最终的选择。根据《合同法》113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的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损害赔偿的范围应是合同正常履行以后非违约方的应当可以得到的利益和因违约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利益损失之间的差额加上非违约方为履行合同义务而遭受的损失。在房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可得利益的计算应以房屋在合同正常履行后的市价价额减去合同约定价额后的差额。但是原告为装修所支出的费用不应包括在内，因为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这部分费用是原告必须支付的。至于刘某在买房后利用该房经营生意而可能带来的收益，由于并不是房屋买卖合同必然带来的利益，因此不能列入赔偿范围。另外，本案中原告还可以在要求赔偿损失的同时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因为合同中规定的违约金为总价款的5％，不属于《合同法》114条规定的于“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情况，法院应允许该违约金与损害赔偿并用。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例及分析 篇6

案情摘要：

1975年，我方某公司与荷兰某商号进行了化学产品C514的买卖洽谈，双方就此笔交易进行了多次来来往往的发盘及还盘，以下是双方来往函电的主要内容：

1)75、6、27发盘

你26日电报C514 200公吨，CIF鹿特丹每公吨人民币1950元，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立即装船，请即复。

2)75、7、2来电

你27日电C514 200公吨，我最后买主开始表示确实的兴趣，恐怕谈判时间较长，请求延长实盘有效期10天，如有可能请增加数量，降低作价，请电复。问候。

3)75、7、3去电

你2日电C514数量增至300公吨，有效期延至7月15日，请迳恰，尽快回复。 4)75、7、7来电

C514你3日电，感谢你的合作，请航空寄2公斤样品，请再次考虑减价并增加数量。问候。 5)75、7、10去电

你7日电C514 2公斤昨天已航邮，数量可供300公吨，最优惠价为人民币1900元，尽速回复。

6)75、7、14来电

你10日电C514样品仍未收到，因此请将300公吨人民币1900元的实盘，再次延长，预计在收到样品后需一周左右作出最后决定。

7)75、7、17去电

你14日电C514 300公吨，同意延至7月25日有效。

8)75、7、22来电

你17日电C514我接受300公吨，每公吨人民币1900元，CIF鹿特丹，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即期装船，按装船净重计算。除提供通常装船单据外，需供卫生检疫证明书、产地证、磅码单，(以中国口岸装船重量为基础)，需提供良好适合海洋运输的袋装。 9)75、7、24去电

你22日电歉，C514由于世界市场的变化，在收到你来电以前，我货已售出。致良好问候。 10)75、7、25来电

你24日电，悉C514 300公吨已售，对此我不能接受，你7月17日电已将该盘延至今天(25日)才到期。我坚持你已接受我方的订单。撤回一项有效期的实盘是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假如你欲略调高价格，我可再次向我的顾主商量，但不能保证有结果。望电复。 11)75、7、29去电

你25日电，前报300公吨C514，我确实已售出，深表歉意。但应你的请求，我尽最大努力又取得200公吨货源，并报你C515 200公吨每公吨人民币2650元，C&F欧洲主要口岸，九月份装船，7月31日复到有效。

12)75、7、30来电

你29日电C514不能接受，我被迫保留仲裁权利，可通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仲裁委员会或者荷兰C商品贸易协会或者通过其它相应有权的机构进行仲裁。我坚持我7月22日电已接受你方实盘。为了合作起见，我可同意300公吨延至8、9月装船代替即期装船，否则我索赔人民币232950元，根据你目前报价每公吨2650(C&F)和已成交价1900(C.I.F)的基础进行计算。

13)75、3、2去电

关于300公吨C514一事，在我7月17日电报中仅同意延长发盘的期限至7月25日，但并

未说该盘是Firm Offer 也未注明firm offer 字样。我们的老顾客都了解我们的习惯是凡国外的订单都需要以我方最后确认为准。考虑到我们双方过去和将来的友好贸易关系，我们于7月29日重新取得新货源，报你200公吨，每公吨人民币2650元。从你30日来电中惊悉，你提出了仲裁问题。我们仍然考虑按照适宜的价格报你200公吨，请电复你的友好意见。谢谢。

14)75、8、4来电

你8月2日电歉，不同意你的意见和理由。因我是7月22日接受电报是在你盘规定25日前有效的期限以内。十二万分地抱歉，必须按300公吨C514，每公吨人民币1900元CIF严格执行。为表示我方的良好愿望，可同意8、9月份装船。请立即电告合同号码我将开出信用证。如你不同意，要么由你执行合同，否则提交仲裁，以求得公证解决。请急电复或者通过北京电传答复，以免浪费时间。

15)75、8、9来电

我8月4日电未收到你方答复，请急复。

16)75、8、12去电

你8月4日电，我们考虑到双方友好得贸易关系，我决定出售300公吨C514每公吨人民币1900元CIF鹿特丹，其中200公吨9月份装船，其余100公吨10月份装船。不能提供产地证，包括为每袋75公斤单麻袋装，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函详。

17)75、8、13来电

你12日电C514我接受你的决定，同意200公吨9月份装船，100公吨10月份装船。请告合同号后即开信用证。我理解你的困难处境，鉴于双方友好关系，希望能在将来的交易中得到补偿。请求航邮一公斤装船样。问候。

问题：

一、我方发出的是否实盘?

二、合同有否成立?如成立，何时成立?

三、可以吸取的教训有哪些?

案件分析：

一、我方发出的是实盘，是要约。我方的发票有名称、数量、价格等交易条件，无保留条件，写明有效期，所以是实盘。

二、合同随着对方对我方要约的承诺而成立。合同在对方7月22日来电时成立。

三、从法律的角度说，对方在7月22日的承诺中附加了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对要约的非实质性变更，尽管不能改变承诺的有效性，但是，对发出要约者给予了拒绝的权利，如果当时我方能够用好这个机会，也许结局不会如此被动。

从业务的角度说，我方没有做好市场调研，在对方一再延长时间，增加数量时，我方没有敏锐地觉察到该产品的市场变化，以至于将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C514产品低价买给了对方，没有利用好商机，遭受了损失。

案例2：涉外合同的成立与有效性

北京某物资公司与韩国××商事会社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纠纷案

原告：北京××物资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

被告：韩国××商事会社(以下简称商事会社)

2月9日物资公司欲购吨苯乙烯，物资公司即向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询

价，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于192月14日以电话方式向物资公司报价，同日下午，物资公司以传真形式予以承诺。双方确定的具体条款如下：物资公司认购商事会社韩国产苯乙烯2000吨，规格ASTMD-2827-88，到货期为年4月10日至4月15日，价格为USD560/MT(每吨560美元)，CFR湛江，付款方式为L/C AT SIGHT(即期信用证)。 1996年2月29日，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给物资公司发来传真件，其主要内容是：因情况变化，已无法按原商定条款供货，建议物资公司购买另一批苯乙烯，价格为575美元/吨，到货时间为4月1日。

1996年3月1日，物资公司给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发去传真称：“我方接受贵方USD575/MT,CFR湛江报价;我方将尽快拟好合同文本以供双方正式签约;请将ASTMD-2827-88项下之详细英文规格传给我们以便打印到合同文本上。”

当天，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给物资公司发来传真称：“我方已按下列条件拿到货物：品名，苯乙烯单体;原产地，韩国;质量，ASTMD-2827-88标准，数量，2000吨+-5%;价格，成本加运费中国湛江港船边交货价，每吨575美元;付款方式，即期信用证;交货期，1996年4月1日或左右到达湛江;昨天我方已通知你方，你方必须从4月1日起安排好岸边的储罐以便接货。我方将十分感谢你方对以上条件的书面确认。”当天，即1996年3月1日，物资公司给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发去另一份传真并称，“关于2000吨苯乙烯单体，感谢贵方3月1日FAX报价，现正式确认如下：品名，苯乙烯单体;规格，ASTMD-2827-88;数量，2000吨+-5%;产地，韩国;价格USD575/MT CFR ZHANGJING,CHINA(原文如此);到货期，1996年4月1日以后至1996年4月15日之前;付款方式，L/C ATSIGHT即期信用证;另请贵方尽速办妥下列事宜：(1)请将ASTMD-2827-88的详细英文规格列明FAX给我方，以便做合同时使用。(2)请尽力努力将到货期延到1996年4月8日??”

1996年3月5日，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给物资公司发来传真，其主要内容为：在3月1日下午北京时间4：40收到你方确认，但是北京时间与韩国时间有一个小时的时差，即你方的确认是在韩国时间5：40到达我处，由于没有在韩国工作时间5：30以前收到你方要求在4月1日左右供货的确认，这批货已经被卖掉了。

1996年3月6日，物资公司发传真给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称：“我司与湛江中美化工公司已签约定于4月中旬进货并加工聚苯乙烯，如届时原料不到，我司将赔偿工厂停工费、储罐轮空费等损失;现经我方努力，已找到一个货源：永晖公司供应价格6450元人民币/吨，按此价格计算，贵司应赔偿我司68.33万元人民币，折8.20万美元。

1996年3月6日，物资公司发传真给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称：“我司与湛江中美化工公司已签约定于4月中旬进货并加工聚苯乙烯，如届时原料不到，我司将赔偿工厂停工费、储罐轮空费等损失;现经我方努力，已找到一个货源：永晖公司供应价格6450元人民币/吨，按此价格计算，贵司应赔偿我司68.33万元人民币，折8.20万美元。

对于物资公司自1996年3月6日所发给商事会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的上述传真，商事会社均未予以正式答复。后物资公司曾就其损失的赔付问题与商事会社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物资公司遂起诉。

另外，物资公司与永晖公司于1996年3月8日签订买卖苯乙烯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原告物资公司诉称：原、被告之间在1996年2月14日已就买卖2000吨苯乙烯一事形成合同关系。因被告违约不能供货，双方就如何弥补此事进行过协商，但由于被告的原因，补救措施被告再次落空。被告商事会社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并非是新的要约，被告对此争议应承担全部责任。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195201.20元人民币，这笔损失包括：第一，因价格上涨后另行定货的损失为人民币961961.20元;第二，原告损失代理手续费人民币139944元;第三，原告应向进口委托方支付罚金人民币93296元;第四，原告因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35860元，以及翻译费、诉讼费等。

被告商事会社辩称，原告误将其3月1日向被告发出的新要约认定为是对被告要约的承诺，以为双方已达成购销合同，这完全是原告对合同和相关法律的错误认识或缺乏正确认识的结果。在双方并未达成生效合同的前提下，被告无任何违约责任可言，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存在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件处理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的问题：

原告物资公司于1996年2月14日发给被告商事会社的传真件，因具备承诺的要素，且原、被告双方也均予以认可，所以，该传真件是物资公司对商事会社此前有关要约的有效承诺，因此，原、被告之间于1996年2月14日就有关买卖2000吨苯乙烯一事，已协商一致，并确立了存在于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

关于本案当事人之间买卖合同的终止及是否有新的买卖合同产生的问题：

1.1996年2月29日，商事会社发给原告物资公司的传真件表明，商事会社在不能按约履行1996年2月14日其与物资公司确定的买卖合同时，试图经过协商与物资公司建立新的买卖合同关系，同时终止双方已确立的合同关系，从而免去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对于商事会社的这一期望，物资公司在3月1日发给商事会社的传真中已明确表示接受，并同时提出对于双方新确定的交货条件签订正式合同文本的要求。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1款“通过信件、电报、电传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时，签订确定书时，方为合同成立”的规定，在物资公司已明确提出需签订正式合同文本的要求后，正式合同文本尚未签订的情况下，依据中国法律，不能认为双方已就重新协商的供货条款确立了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合同。但是，根据《涉外经济合同法》第31条第(3)项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协商同意终止合同的，合同即告终止 。因此，在物资公司明确表示接受商事会社提出的新的交货条件后，物资公司与商事会社此前于1996年2月14日已经确立的买卖2000吨苯乙烯的合同关系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终止。

2.1996年3月1日，商事会社再次给物资公司发去传真件，从该传真件的内容看，符合要约的基本条件。因此，这份传真件属于一项新的要约。商事会社在这个要约中明确提出到货时间为1996年4月1日以后至1996年4月15日前，显然，物资公司明确表示排除了4月1日到货和4月1日以前到货的交货时间。因此，物资公司3月1日的这份传真件，并不构成一项有效的承诺，是对要约有实质性变更的承诺，构成新要约。所以，到此时为止，物资公司与商事会社之间并没有形成新的买卖合同关系

3.从1996年3月5日被告商事会社发给原告物资公司的传真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事会社误将物资公司1996年3月1日的传真认定为是对商事会社所发要约的“确认”，但如前所述，物资公司对于商事会社2月29日和3月1日传真件的答复，均不够成法律意义上的承诺。而商事会社以物资公司所发的确认传真到达商事会社时已超过韩国工作时间，货已被卖掉，进而使商事会社无法供货而不能承诺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商事会社于1996年3月1日所发要约中，并未明示承诺的期限。尽管商事会社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但客观上商事会社并未对物资公司1996年3月1日新要约予以承诺，因而，仍然不能认为在物资公司与商事会社之间已经产生了新的买卖合同关系。

案例3、没有特别约定情况下，买方付款与卖方交货义务的履行时间

【案情简介】

原告：日本国某株式会社

被告：福建省某进出口公司

1992年4月13日被告与原告签订92F-001成交确认书，由被告向原告提供花岗岩石料，交货期为5月底。5月下旬原告代表刘某到货场看货，由于时间紧迫未能逐块验货;5月22日，刘某发传真给被告，建议：“(1)如有信心，贵司就发货;(2)待仔细验货后，等下一航次发货。”被告考虑到取消航次会造成运费的损失，因此即装上船。

货到日本后，原告的客户发现存在质量缺陷，提出索赔。被告予以认可，并许诺在今后的贸易中逐步给予赔偿。

1992年8月5日，双方签订92F-012成交确认书，分三批装运，付款方式为信用证。第一批履行时，被告告知原告，货物因故缺少4块，原告收货后，经清点短少6块。原告立即告知被告短货的具体编号和数量。在第二批货履行时，原告告知被告，因故无法及时开出信用证，要求改为电汇付款，被告同意后，将货物装船发运。货到日本后，双方就先交提单或先付款无法协商一致。最后，被告将货物降价出售，共计损失15，850美元。

另外，双方签订的数份合同均为带佣合同。

【审判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买卖花岗岩石料合同系有效经济合同，92FL-001合同的质量问题，被告已在电传中承认，现对赔偿数额提出异议，但缺乏应有的证据。92FL-012合同第一批货，被告在主动提出货物短少问题后，对方电传短少货物的数量和编号后，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认可。92FL-012号合同第二批货的结算方式，经双方同意由信用证改为电汇，因而失去了银行对履行合同的监督，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适用公平原则，即买、卖双方所承担的义务是同等的。由于92FL-012合同第二、三批货未有履行，收取佣金缺乏依据。现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承担92FL-001合同项下货物质量不合格所致损失。

2、被告赔偿原告92FL-012合同第一批货的货物短少损失。

3、92FL-012合同第二批货损失15，850美元由双方各半承担。

【案情评析】

本案涉及的问题较多，现详细分析如下：

关于92FL-001合同项下货物的质量问题：在外贸业务中，检验货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果买方不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对货物进行检验，就会丧失主张货物与合同不符的权利。在本案中，原告代表刘某到货场看货，但未能详细验货，于是建议：“(1)如有信心，贵司就发货;(2)待仔细验货后，等下一航次发货。”可见，原告此时并没有放弃检验货物的权利，而被告的发货行为也默认了原告的做法。

但货到日本后，原告并未尽快检验，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8条第一款，“买方必须在按情况切实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由于原告已将货物转售，因此可以认为原告因错过检验期而丧失主张货物不符合同的权利。但是，原告对被告提出索赔后，被告予以认可。因此，被告再在法庭上对赔偿数额提出异议就没有法律依据了。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的法律解析 篇7

一、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的概述

房屋居间合同是房屋居间人为委托人在房屋转让、抵押、租赁等活动中提供订立合同的信息、咨询或提供代理或策划的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房屋居间合同的特征:一是房屋居间合同以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为目的。在合同中居间人是为委托人提供信息服务的。二是房屋居间人在合同关系中处于介绍人的地位。居间人只需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中介服务行为, 而不是委托人的代理人或当事人一方。三是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具有诺成性、双务性和不要式性。四是房屋买卖合同具有有偿性。居间人提供服务后, 委托人要支付约定的报酬。

二、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房屋买卖二手市场入行门槛低, 造成大量谋求短期利益的中小型中介公司给市场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 房屋居间活动中缺乏完善的行业自律体制, 致使一些房屋经纪机构片面追求利润, 不讲职业道德, 不顾法律规定, 运用各种手段欺诈和胁迫客户, 严重损害了房屋居间行业的声誉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只有合同法等几部法律规定, 法律制度不健全, 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出现许多漏洞。

(二)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在实务中的问题。

1.各方当事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商事活动中经常会发生法律无法预测到的新变化, 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诚实信用原则发挥了作用。虽说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 但是因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及惩罚制度而被大多数人忽视。在房屋买卖居间法律关系中, “居间人关于订约事项, 应就其所知, 据实报告于各当事人。”在实践中, 委托人或买受人常常为了能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房子或买到心中理想的房子而隐瞒一些重要事实。例如委托人可能隐瞒该房子是共有房子或者是已经抵押的房子。

2.居间人从事“行纪人”的行为。居间人与代理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根据委托的需求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或者是达成交易。在居间合同中居间人只是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是促成合同订立的媒介服务, 居间人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在实践中, 一些不良中介公司常利用居间合同掩盖行纪的目的, 利用居间合同获取房屋买卖的差价。这样以居间为名行行纪之实的行为无疑给委托人和买受人都造成了经济损失。

3.居间合同中的“跳单”。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居间人在促成买卖合同成立时, 可以取得事先约定的报酬。如果没能促成买卖合同成立, 则只能要求委托人支付必要的费用。事实上居间报酬比必要费用高很多, 委托人与买受人恶意串通不达成买卖合同以达到不支付报酬的目的, 这就是“跳单”情况。这样的行为对居间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如果居间人想通过起诉维权时, 又要提供证据证明“跳单”行为, 这对居间人极为不利。

三、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

(一) 建立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房屋买卖交易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效率。实务中, 居间人要披露的信息很多。实践中不是说委托人没有尽到如实告知义务而免除了居间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居间人作为房屋买卖中介的专业人士, 应主动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并向委托人汇报, 这样不仅可以保障自身权利, 还能更好地履行合同。

(二) 明确禁止居间人从事行纪业务。

前文提到一些非法中介以居间为名行行纪之实, 这样的行为在法律是上绝对禁止。这些非法中介利用自身搜集到的信息以较低的价钱买下委托人的房屋后以高价售出赚取差价, 这样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也破坏了房屋买卖市场秩序, 应严格禁止。

(三) 完善报酬制度和赔偿制度。

关于居间人报酬取得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如果房屋买卖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 居间人仅取得支出的必要费用。要判断居间人取得报酬与否, 不能单纯地看当事人是否达成合意, 还要看合同是否能有效地履行。存在“跳单”情况下, 就不能以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为前提取得报酬来约束居间人, 因为这种行为是买卖双方的故意欺诈致使合同不能有效成立, 这种情况应该排除在外。在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居间人是强势的一方当事人, 常出现居间人利用强势地位损害委托人权利的情况, 法律对这种情况的赔偿问题规定不明规, 应加强针对不同情况下赔偿问题规定, 这有助于房屋买卖市场秩序的建立。

四、结语

买卖房屋未过户 合同是否有效 篇8

分歧：对于本案涉及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能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林某购买房屋后未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原告诉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林某已支付购房款，被告李某亦将其所有的房屋产权证明交给了原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已发生法律效力，且该房屋买卖协议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因此，合同合法有效。原告林某诉请于法无据，应予以驳回。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房屋买卖后，双方当事人不到有关部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引发的纠纷比较常见，正确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能生效，在一審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由上述规定可知，房屋买卖合同只是进行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证明文件，法律规定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所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不以登记为有效要件。换言之，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只是不能转移房屋所有权，并不能说明房屋买卖合同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