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是如何亡党的

苏共是如何亡党的（共3篇）

苏共是如何亡党的 篇1

苏共的变质是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2013年08月19日02:37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陈良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最近很忙。

正值苏联解体20年。10月18日，李慎明来到国家法官学院，给第二期全国高、中级法院副院长轮训班的学员们讲授《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前一个月左右，他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中国政治学会2011年年会上，也以同题做了学术报告。

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集中10多位院内外专家学者，用10年时间研究了“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国家级课题并最终得出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结论。

原因之争

东方早报：你是如何得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的？

李慎明：2006年，“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课题组制作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DVD党内教育参考片，以及今年3月课题组出版的专著《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都从8个方面对苏共内部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展开剖析。在这里，我重点谈一下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风、特权阶层和组织路线四个方面。

首先，谈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党的理论是通过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去贯彻到全党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联结党的理论与党的其他各项工作的船只与桥梁，理应引起全党特别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最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的口号。1986年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大众媒体批评苏联党政机关。他对新闻媒体说：“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所谓的“公开性”，再加上所谓的“民主化”，便成为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列宁的思潮汹涌成势。他们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

再说苏共的党风。这里说的“党风”主要是指以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为核心的大党风，当然，也包括党的一般的工作作风。

列宁与人民群众心连心。斯大林去世后，发现他仅有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工资的900卢布的存款。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一次他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苏共解散前，当时苏联科学院曾进行民意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苏共的特权阶层是苏共党内后期产生的一个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者群体，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也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起初，特权者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者的队伍日益扩大，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势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格·瓦·奥希波夫说：“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人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苏共的特权阶层，首先来源于官职。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与特权阶层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苏联社会中，一般大众自称“我们”，而把特权者称为“他们”。

当然，我在这里也强调，“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极小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特指，西方把当时苏共约有60万—70万名干部全部称为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共而刻意、恶意、歪曲的宣传。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人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苏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

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最后，我想谈一下苏共的组织路线，包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党的干部路线，以及党的监督机制。

列宁曾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当建立了这样一个组织之后，他又为这个组织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原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就任总书记之初，注意充分发扬民主。政治局开会时，他往往一言不发，叼着烟斗，围绕会议桌子转来转去，在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之后，他才最后发言并经会议作出决定。但后来他开始过分自信，甚至独断专行。

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形式上强调了“集体领导”，但只不过是由“一个人说了算”，改为“少数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更无从谈起。敢于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同样会受到打击迫害。南乌拉尔铁路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认为勃列日涅夫的相关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批评精神，过分地赞美和颂扬他的功绩就是个人崇拜，这位工程师就被开除了党籍。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公开批判“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取消了“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这一条文。戈尔巴乔夫是在所谓“民主化”口号的掩饰下用个人极端专制的办法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往往不听取别的委员的意见，甚至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上一两个小时，然后便作为党的指示或决定执行。1991年8月24日，没有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实质上就由他个人决定并宣布苏共中央的自行解散。

干部路线是组织路线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了我的忙。”此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阿谀奉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赫鲁晓夫的大儿子在战争中被俘，也和德国人有过合作。他请求斯大林免于刑事处理。后来赫鲁晓夫又让他提拔自己大儿子，斯大林不仅没有，而且严厉批评了他。

戈尔巴乔夫当政时，竭力揭露甚至夸大党内阴暗面，借用所谓的“改革”等各种名目，任人唯亲，搞干部队伍大换班。到1990年，在412名苏共中央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6.4%；在24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被更换的占91.7%；150个边疆区、州、直辖市的书记中，被更换的占92.5%。如此大规模地更换领导干部，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极端不稳定，同时也使许多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占据党的各级领导岗位，尤其是把反对他搞所谓“改革”亦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撤换下来，把支持他搞全盘西化的干部提拔了上去。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路线进一步造成了苏联党政军干部队伍思想上的空前混乱。苏共在干部路线上的严重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造成了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对苏共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冷漠，各级组织和整个干部队伍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便成为情理之中。至此苏共也就无力回天了。

东方早报：但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坚持“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观点，他们还提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苏共的问题放到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中去考察。你怎么看这个观点？李慎明：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完全正常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商量。我们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绝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甚至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苏联体制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对其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不应由已经去世的斯大林来完成。其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第四，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人，是人决定体制机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

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体制机制要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这似乎不够公道。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篇2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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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列宁时期，政治局、书记处是在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授权下工作，斯大林则把这种权力授受关系倒过来，最后集全部权力于自身。列宁逝世前建议把 27人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至100人。因为具体操作者是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和组织局，反而给了他把大批拥护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取得对反对派绝对 优势的机会。列宁本意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措施，反而因为党内力量平衡被打破，加速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

其实，领导人之间，包括与列宁之间，就某个问题发生争论，甚至激烈争论，都不奇怪。这是每个对事业负责的共产党人的正常举动。而且，领袖的认识发展 也有一个过程。斯大林却把列宁神化为明察秋毫、一贯正确的导师，把自己塑造成始终与列宁站在一起的忠实战友和学生，而谁反对过列宁则成为重大罪名。

赫鲁晓夫（资料图/图）

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办法惊人相似：先是就事论事；接着上纲上线，扣上阶级倾向的帽子；继而揭历史疮疤，特别是把对方曾与列宁争论的情况都抖搂出来，说明他们一贯反对列宁；然后剥夺职权直至肉体消灭。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党内思想分歧和矛盾异常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哪些同阶级斗争有联系？哪些没有联系？即便有阶级立场问题，也要把思想和行为区分开。把党内正常争论夸大为路线斗争，进而归结为阶级斗争，滥用对敌斗争手段搞“以言获罪”，必然使理论探索无法进行，并导致个人崇拜的出现。既然不允许广大党员和干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地思考问题，既然全社会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思想，那么把这个人和这个人的思想神化就是绝对必要的。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赫鲁晓夫也是大权在握，随心所欲，包括对中央书记们也是居高临下、动辄训斥，甚至侮辱。在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主席团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这样诉说大家的怨气：“书记处做了大量工作，可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而赫鲁晓夫在最后申辩中也眼泪汪汪地说：“同志们，你们说了我这么多问题，可开会讨论时，你们谁也没有反对、谁也没有给我指出过来呀！”但在缺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谁又会斗胆和第一书记争长短是非呢。赫鲁晓夫最终还是扮演了斯大林的“掘墓人”与斯大林模式“守墓人”的双重角色。

勃烈日涅夫则是在不急不忙中，把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个调到中央，安插在重要岗位，形成苏共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帮派“第聂伯罗帮”。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平庸，能节节上升就在于对勃列日涅夫个人忠诚。包括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也被火箭式地提升为民航部长，后又成为中央委员和苏联空军主帅。他还提高了地方“一把手”对干部的决定权，后者也支持勃列日涅夫，双方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俄罗斯历史学家阿尔巴托夫说：“党内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能够产生和长期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权力的垄断，尤其是对干部分配、任命权力的垄断。历届领导人都看到了干部制度的弊端，但又都把任命制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使用。”

戈尔巴乔夫同样容不得不同意见。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他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讲话稿时，叶利钦为展示直言作风，挑了一通毛病，提了二十多条修改意见，尤其强调要警惕正在兴起的吹捧总书记的坏风气。戈尔巴乔夫当时反应失态，从没人敢这样当面公开批评他。中央委员们对这个破坏“规矩”的莽撞家伙也群情激愤。最激烈的是有名的民主“改革家”雅科夫列夫，称“叶利钦是从背后给了党一刀”，全会当场解除叶利钦各项职务。后来叶利钦写信要求保留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遭到戈尔巴乔夫拒绝。经受不了刺激的叶利钦用剪刀自杀未遂，次年1月被降职为苏联建委副主席。戈尔巴乔夫最喜欢讲“民主”，但当“民主”指向他时，却受不了。这样做的一个直接恶果，是大家亲眼看到他度量太小，以后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当他一意孤行的“改革”走入绝境，也无法通过党的集体智慧得到拯救。

斯大林以后所有领导人都搞个人专断，并非偶然，而是苏共领导体制的固有弊病。最讽刺的是：戈尔巴乔夫取消宪法第六条规定的“党的领导地位”、自毁苏共的万里长城时，依托的仍是苏共授予他的一言九鼎的总书记权力！他利用自己的提名权和最终拍板权，轻而易举地排除掉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持反对意见者，而启用雅列夫科夫一类从没有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支持自己。

很多俄罗斯学者后来都曾提出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俄国在19世纪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时能出以列宁为代表的一批杰出革命家，后来几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平庸之辈？他们认为：问题就出在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上。谁当领导，就认为自己最高明，要用的就是能听他话的干部；谁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思想观点，就会遭清洗或“冷冻”。久而久之，在苏联就形成了一种只能培养唯唯诺诺、平平庸庸干部的制度，有胆有识者很难涌现出来。尤其当有的干部靠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也使苏共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

随着苏共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时，“最大危险”已在孕育中了。当叶利钦蛮横地禁止共产党活动，党的各级领导层和广大党员竟万马齐喑，无人挺身而出救党于危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制度的一个重大失败。

（向春/图）

“系千钧于一发”的恶果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在一个变化迅速、日新月异却又波诡云谲、危机四伏的世界上，一个大国大党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判断力，这是真正的“系千钧于一发”。

苏联解体后，人们常谈到：苏联建国的经济基础比中国要好得多，为什么苏共始终没能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共却能通过改革开放，创造历史的新辉煌呢？

其实90年前中共建党时，列宁已开始改革尝试。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怎么搞社会主义？谁都不清楚。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时，曾提出社会主义要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用直接劳动取代商品交换等设想，俄共便想从余粮征集制直接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过渡。由于付给农民的工业品还不到粮价的1/4，1921年春发生了穿着军装的农民——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叛乱被镇压下去，但曾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支柱的水兵起来暴动，使列宁受到极大震动。正是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恢复农贸市场，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雇工经营，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租赁中小国有企业等，几乎就是60年后我国城乡改革的预演，连细节都相似。

由于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取得很大成功。斯大林便认为，不用再“向资本主义退却”了。尽管列宁曾强调新经济政策至少坚持25年，但列宁死后不到5年，斯大林就予以废除，回到国有化和全盘集体化道路上来，结果农民杀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的马和牛，直接导致1930年代的大饥荒。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也遭遇种种曲折和非议，但邓小平等几代领导人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特别是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做到使改革进程不可逆转。

赫鲁晓夫执政11年，表面看年年出台新举措，岁岁有新招术，但主观随意性很大，包括贸然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和农业两个党委，造成严重混乱。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值勃列日涅夫晚期，他不愿再冒任何变动风险。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对储量丰富又是主要出口国的苏联来说，如同“天上掉下林妹妹”，更助长了不思进取心态。反正“不差钱”，缺什么就去国际市场买。最多时国内消费的三分之一粮食要靠进口，农业就不会真正发展了。当时正值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苏共也囿于传统意识形态，不愿“跟着西方跑”。在巨额石油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问题都被掩盖了，和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开了。

苏共在领导人个人选拔干部情况下，必然出现很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使看人“走眼”成为苏共领导共同的致命伤。斯大林从没有认为赫鲁晓夫多能干，最欣赏他农民式的憨厚及对自己无保留的热爱，后者曾创造在20分钟发言中歌颂斯大林32次的纪录。但斯大林做梦都不会想到，死后把他拉出列宁墓的就是赫鲁晓夫。

1964年4月27日，苏共中央隆重庆祝赫鲁晓夫70岁寿辰时，勃列日涅夫宣读了由所有苏共领导人集体签名的贺信，称赫鲁晓夫才度过自己一生的一半岁月，说他起码还能再活70年，也会“活得这么光辉，这么富有成果”。可到10月14日，他就被这些致贺信的人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相隔还不到半年。

密谋政治反过来又使领导者更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加剧了干部退化的恶性循环。戈尔巴乔夫能够成为苏共最后一任领导人，就与他任边疆区委书记时，经常盛情款待来此疗养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获得安德罗波夫赏识有关。因此，苏共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袖，本身就是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物。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是重症病人，但并非病入膏肓，只要对症下药，积极慎重地推进改革，还是有望治愈的。但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很多干部群众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意见和呼声置之不理，坚持按照自己的“新思维”，对苏共和苏联实施了一系列错误的大手术。而那些早已捞得盆满钵满、希望借机改换门庭、公开搞资本主义的腐败分子，关键时刻纷纷出手拔掉苏联这个重病者的输液、输血和输氧管，使后者死在手术台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邢广程总结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十大失误：“

一、把脉失真。

二、战略失本。

三、理论失魂。

四、改革失稳。

五、高层失和。

六、用人失准。

七、对内失信。

八、对外失慎。

九、大局失控。

十、应对失狠。”当一个大党大国的改革，已经沦为他国喝彩声中的“戈氏单人秀”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不奇怪的。

心中没有人民者必被人民抛弃

党内外民主缺失、个人专断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脱离群众和腐败。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民主。但在苏共那里，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地位，很大程度上都被虚化了。党员的选举权被上级的任命权所取代；党员的选择权被少数人划定的名单所取代；党员的评议权、批评权被千篇一律的颂扬、吹捧所取代；党员保留自己不同意见的权利被思想一致的要求所取代。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导致各级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却不对党员负责；只在意领导意见，却可以无视党员群众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属于全党的“我们的事业”，必然在一般党员眼里变成与己无关的“你们的事业”。因此，在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出现的相互推诿、不负责任、敷衍了事、工作效率低等现象，有作风和管理机制问题；但从更深层次看，也是民主缺失的一种畸形表现形式。

同样，一些苏共领导人口中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却把人当作实现目标的工具，心中并没有装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没有他们的一般的需求、痛苦和欢乐，更没有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苏式社会主义更主要是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人民是否幸福安宁并不重要。于是，本应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演变成“以人为代价”的社会主义。

二战后，外敌威胁基本解除，为和美国争霸继续要求人民长期做出牺牲，群众难以接受。当然，如果大家同甘共苦、一起过紧日子，抵触情绪会小一些。可过度集权的必然发展，就是要为其领导基础——听话的下级提供更多利益和特权，以保证其“忠诚”。

于是，一方面，面向大众的消费品质量低劣，供应紧张。苏联老百姓每年用于排队购买食品和牙膏、手纸等日用品的时间，相当于1500万劳动者的全年工时。人民对苏共的感情和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捱的漫长等待中流失了，耗尽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不需排队，就可以很容易地从特供商店获得美味佳肴和进口商品，对群众的困窘缺乏亲身感受，也不会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紧迫感。有的还在酒足饭饱之余，批判老百姓向往丰富物质文化生活的“资产阶级思想”。

原苏联高级外交官舍普琴科曾这样描述这类领导干部：“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斗争；它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显然，这种言和行的高度脱节，对于苏共对党员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是带有颠覆性的。

还有，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当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变化，他的理想信念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列宁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一代共产党人的代表。斯大林受专制思想影响较多，但仍是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投机性更多一些，但与之接触过的西方政治家，对其信仰也没有怀疑。他会见西方领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们将埋葬你们”。到了勃列日涅夫，便发生质的变化。他曾私下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大谈特谈人类共同价值观了。

最后，当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私产时，绝对的权力必然走向绝对腐败。导致赫鲁晓夫垮台的最重要因素，是他提出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得罪了党内既得利益阶层。因此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予以废除。到1980年代初，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已表现到极致。两年四个月中，就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年迈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党员群众不止被刺疼了心，也对苏联的未来丧失信心。人们编政治笑话说，苏共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主持人宣布议程：

一、与会代表全体起立；

二、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

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

但也就是这同一时间，邓小平和中共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带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所说：“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

而苏共干部队伍的超级稳定，导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形成。勃列日涅夫对别人谈到当时的总理柯西金进行的经济改革时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背景就是柯西金试图触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遭到掌握资源支配大权的权贵阶层的强烈反弹。1968年，主张市场化改革的捷克“布拉格之春”被苏军镇压后，柯西金的改革就被淹没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声浪中。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共是想改革而方向上有问题的话，到了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共也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苏联解体5年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曾就“你怎么看苏联各个时期”做过一个民调，有61％的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最好。谈得最多的，是这个时期建了16亿平方米住房，80%的家庭分到新房，小汽车生产急剧增加。大家都有工作，比较富裕。还有低廉的物价、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

但问到是否可让国家回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去时，赞成者只有36％，反对者却占42％。人们对这个时期最反感的，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暴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社会公正受到严重破坏。权贵阶层不仅盘根错节，利益共享，而且不以享有规定特权为满足，还要合法非法地大肆侵吞、占有和挥霍国有资产，引起党员群众的不满和讥讽。

有位苏联人家中总是被偷，很郁闷地问邻居：“什么时候我们家的东西才能不被偷？”邻居说：“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会被偷了。”“为什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被偷光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寓意是很深的。尽管人们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富裕了，但相对剥夺感更强烈了。而叶利钦以反腐败、反特权旗手的面目出现，便成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前兆。

叶利钦在坦克上演讲（资料图/图）

苏共可以给中共镜鉴

因此，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际，反思中共兴党、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对比中，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论断，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观后感 篇3

单位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原本以为又会受到一场思想洗礼，但很遗憾，放的却是《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真的是一个烂片，浪费了我半天时间。

《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主体思想是两个：

1、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几个野心家“背叛了党和人民”，使得苏共亡党亡国；

2、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错误是政治多党制、经济私有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两个主题思想都是肤浅的。

纪录片将戈尔巴乔夫作为批判的重点，说他是野心家，说他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出卖了党和人民。纪录片批判叶利钦的阴谋，指责“休克疗法”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灾难。等等。

但是有些问题，纪录片始终没有回答，或者说不愿意去回答：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个失去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人，能够成为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既然，戈尔巴乔夫是背叛者，叶利钦是阴谋家，但为什么，当叶利钦宣布推出共产党的时候，却被选举成为俄罗斯总统？权贵掌握国家资本，是苏联解体时才有的现象吗？那些接受纪录片采访的所谓前苏共政治局高官们，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又在做什么？

这些问题，《苏共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去回答。不从制度方面找原因，却把历史的过错（何况是否是过错还难说呢）推到一两个人的身上，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不符合现实，是不公正的。煌煌满清，其兴也勃焉，但在灭亡之时，也是摧枯拉朽，转瞬即火灭灰冷，民众倒也都接受甚至乐见这一结局。只有一些遗老遗少如丧考妣，把罪责完全推到袁世凯、孙中山等几个人头上，却对满清灭亡的历史、制度原因视而不见，或者他们根本没有发现这些原因的能力。苏共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大党，一夜间解散了，苏联人民却很“情绪稳定”，这已经说明了民心所向。如果把苏共亡党的原因只是推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身上，我们和那些昏庸的满清遗老遗少又有什么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给我们要摒弃英雄史观，对待历史要秉持辩证的、唯物的立场，这一点我们要时刻牢记在心。

这个纪录片在开篇就讲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同中国的“改革”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从整个纪录片的结构上看，是针对中国日前有些人提出的“政治多党制、经济私有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问题而设计的，现实意义非常明显，不得不引人类比和联想。

我注意到，中科院的一些知名教授都是这部纪录片的顾问，这更加令人感觉奇怪，按理，他们对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比我们认识得更加深刻，但为什么却推出这样肤浅的纪录片呢？是偶然不慎，是故意如此，还是其他原因？

杨柳：以史为鉴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亡国20周年祭》观后感

近期，我办组织观看了《苏共亡党亡国20周年祭》纪录片，该片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倾听并记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场剧变及其后果的诉说，全景式地展现了苏共亡党及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揭示了苏共执政70多年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的深刻历史教训,让我们更深刻体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深刻认识了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强政治意识

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拥有85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加入其中。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趋利性和差异性也必然反映到党内来。理想信念的淡漠，价值观念的多元，已经十分明显，在是与非、荣与辱、优与劣、利与弊、得与失等等方面的评价尺度上也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这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一些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四化的信心，对人民群众的信用。党的执政能力与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密切相联；同时，党的执政能力又是具体的、实在的，它与8500万党员的素质、形象紧密相连。每一位党员就是构成执政能力的“细胞”，只有一个个这样的“细胞”康健，执政能力才能提高。

因此，我们应从这样的视角看待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的侵蚀，时刻谨言慎行，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以历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化党的纪律约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群众路线

我们要按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坚决反对“四风”，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必须践行宗旨，乐于奉献。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干部贪腐，脱离群众，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最后历史证明一个腐朽的政党是必将被人民所抛弃的。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真正在与广大群众的交心交友中增进对群众的理解和与群众的血肉感情。从财政监督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讲，就是要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及执行国家重大财税政策的有关情况，听取一线群众有关国家财税政策改革的意见建议，了解基层群众的具体诉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三、珍惜和平与安定，积极进取奋斗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只有国泰民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历史和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最彻底、代表中国最广泛阶层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政党。当前我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好、社会变化最大、人民最有幸福感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