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观后感

2024-10-02

《千年包公》观后感（通用10篇）

《千年包公》观后感篇1

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千年包公》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该片以清心直道、铁面无私、以民为本三集，再现了一个“有据可查”的北宋清官包拯(包公)的形象。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公初踏仕途时，曾以清心直道自勉;千年之后，包公清廉正义的形象传遍海内外，并继续影响着这个时代。

记者29日探访包公故里合肥，寻找包公文化遗留的痕迹，还原包公“清心直道”的一生。

雨后的包公祠寂静庄严。这座位于庐州护城河边的古建筑群历经500多年的风雨依然挺立。作为包公的出生地和任职地，包公对这里充满感情，而这里的百姓亦对包公充满敬仰。明代庐州知府宋鉴为纪念包公，在此修建了包公书院，故名包公祠。

走进包公祠，“包公孝肃公祠”的牌匾横挂在门额上。据包公祠工作人员介绍，“孝肃”是包公的谥号，包公为尽孝道，曾辞官十年，此为“孝”;包公一生铁面无私，惩处贪官污吏，闻者皆惮之，此为“肃”。“孝肃”亦是后世对包公的评价。

穿过一条古树围绕的石道，便是坐落在香花墩上的祠院。祠堂正中是一座包公坐像，包公身着官服，头戴乌纱，神态严肃凝重。记者看到，祠堂正上方有“色正芒寒”四字牌匾，四字是由清朝光绪年间湖广总督李翰章所题，李翰章是清代名臣李鸿章的哥哥。

事实上，包公的影响自古至今，李鸿章作为合肥人，亦深受其影响。据包公36代后裔、合肥市包公精神传承研究会会长包训安介绍，太平天国时期，包公祠因战火被毁，李鸿章踏访包公祠，看到自己少年读书时流连忘返的包公祠变成了一片废墟，心中充满着无限的惆怅，便筹白银2800两加以重建，并写下一篇《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刻石于祠后。

包公一生清廉，这与他的家庭教育和老师密不可分。据包训安介绍，包公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耳濡目染，饱读诗经礼易等儒家经典，年少时便“挺然若成人，不为呷戏”。出仕后清廉自守，凡事出于公义，不畏权贵，不避亲疏，不结朋党。

在合肥肥东县包公镇包公村，包公的后裔们生活于此。今年80岁的包公后人包先荣说，村里的人都为自己是包公后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每家每户都挂着包公的画像，而包公亲拟的家训更是族人始终牢记的警示：“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有关包公的民间故事、戏曲和小说众多，诸如《包公掷砚》和包公戏《陈州放粮》，墨黑如漆包公脸谱更成为戏曲中家喻户晓的形象。

在台湾，有历史悠久的包公庙海清宫，包公被当地民众供奉为“阎罗天子”;在新加坡，天圣坛是香火最盛的包公庙，包公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这是新加坡人祭拜包公的原因。

在合肥包公祠，包公每天得到海内外游人的景仰。在人们心里，千年包公依然“不老”。

《千年包公》观后感篇2

《包公戏研究》的突出特点, 是试图运用多种方法, 从多个角度, 对包公戏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诗文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系统性与科学性。在这方面,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早就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榜样。在《宋元戏曲考》中, 王国维从宋元戏曲发展的线索、元杂剧的渊源、时地、存亡、结构、文章等多个方面, 对元杂剧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研究。读完《宋元戏曲考》后, 关于元杂剧,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多维的、立体的、全面的, 而不是单一的、片面的、狭隘的。正是在科学性与系统性方面, 陈涛的《包公戏研究》做了很大的努力。本书从中国历史上的清官文化切入, 从历史上的包公其人谈起, 依次对包公戏剧目、包公戏中的包公形象、包公戏的结构特点、包公戏的语言特点、包公戏与包公评书话本的关系、包公戏的文化意蕴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显然, 作者的目标, 是对包公戏作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作者使用的方法, 不是所谓“焦点透视”, 而是“散点透视”。利用“散点透视”的方法, 作者试图对包公戏进行上下、左右、前后的“通观”, 将包公戏内涵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诠释出来。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思路。

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大忌, 是把印象式的鉴赏、评论, 混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清代的读书人喜欢读《红楼梦》, 很多人读完后便写一些读后感, 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妄加品评, 甲说林黛玉最可爱, 乙说薛宝钗最可爱, 丙说史湘云才是第一流人物, 聚讼纷纭, 争论不休。这样一些感想评论, 只能算是印象式的鉴赏, 谈不上研究。鉴赏是主观的、褊狭的, 基于一己之好恶。而研究是客观的、中立的, 基于严肃之分析比较。鉴赏的结果见仁见智, 难分高下, 而研究的结果却可以用客观的标准进行评判。读完某一部作品后, 便率尔操觚, 大放厥词, 是鉴赏、评论。针对不同的作品进行分析比较, 发现其联系与区别, 这才是研究。《包公戏研究》的一个成功之处, 是彻底超越了鉴赏、评论, 真正进入到了研究层次。本书的主体部分, 是对历代包公戏中包公形象的研究。作者运用文化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 在时代文化变迁和地域文化变迁的文化语境中, 深入考察包公形象演变的具体状貌, 总结其演变规律, 分析其文化背景, 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 是作者在综合比较、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严谨结论, 而不是即兴的鉴赏与评论。比如, 作者指出, 在元代杂剧中, 包公形象是生动活泼、风趣幽默、诙谐多变的, 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体现了下层的民间趣味。而明传奇中的包公形象, 除了渗透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外, 也渗透着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 如浓厚的忠君卫道思想, 这与明代戏曲作家社会地位的上升有关系。清代包公戏中, 包公逐渐成为忠臣贤相的代表, 包公审理的案件, 范围扩大至宫廷, 涉及皇帝及其宫妃, 包公一身维系着整个朝廷的安危, 这种变化与明朝末年以来宫廷斗争的日趋复杂与激烈密切相关。另外, 清代包公戏中, 包公对犯人频频使用酷刑, 意欲使其无法忍受, 不得不认罪招供,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的司法状况。时代差异之外, 作者还注意到包公形象的地域差异, 比如北方包公戏多选用包公与豪强对抗的题材, 南方包公戏则以讲述民间纷争为主, 北方包公戏中包公角色重要性高, 南方包公戏则主要以铺陈情节为主, 等等。凡此种种, 皆鞭辟入里, 发人深省。

在本书的研究中, 作者力图贯彻的一个原则是, 本着客观、忠实的态度, 将包公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尽量展示出来, 而不是相反, 把原本丰富、复杂的现象简单化、教条化。比如, 在论述包公形象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时, 作者指出:一方面, 包公形象是下层民众逆来顺受奴性思想的反映——既然对自己的力量缺乏自信, 奴化驯服思想难以摆脱, 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于是只好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清官廉吏身上, 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 盼望他们带来和平安宁;另一方面, 包公形象又凝聚着普通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向往与理解, 它告诉我们, 要建构一个司法公正的社会, 需要克服那些困难, 所有的包公戏都告诉我们, 一个清官, 要维护司法的公正, 他要克服的阻力不仅仅是权力、特权、金钱, 而且还包括人人都有的亲情, 清官难做, 但非如此就无从彰显清官的道德价值。作者还指出, 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形象, 一方面凝聚了封建时代下层民众的情感、想象、愿望, 另一方面也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期待。包公始终不渝与之斗争的皇亲国戚、权豪势要, 其享有的优厚的封建特权, 本来是封建制度所容许的, 但是无限扩大自己的特权, 任意剥夺他人的财产甚至生命, 又超出了封建制度本身所容许的范围, 危及到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 为封建社会正统的道德观念所不容, 因此像包公这样的清官同腐朽透顶的不法之徒的斗争,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秩序与破坏封建秩序的斗争, 这就是包公以至于所有清官的历史作用的实质, 也是包公以至于整个清官群体之所以既受到人民的热情赞扬, 又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根本原因。因此, 像包公这样一个清官形象, 实际是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合力塑造的一个人物, 它既不简单是下层民众的麻醉剂, 也不简单是上层统治者的安全阀。诸如此类的观点, 都非常辩证、全面, 富有启发性。

摘要：历史上的包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历史上的包公与评书、演义、戏曲中的包公有何差异, 包公形象为何深入人心, 包公题材为何长盛不衰, 总共有多少种以包公为题材或涉及包公的戏曲、小说, 包公戏与包公小说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陈涛博士的新著《包公戏研究》给予全方位的解读。

千年包公观后感银行篇3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句歌词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这一方面体现着人民群众对包公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现代官员像包公一样为国为民的殷切期望。

5月24日单位通知全体党员于5月25日——27日晚观看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本以为和以前看的电视剧《包青天》一样呢，看了才知道是不一样的。纪录片《千年包公》依托丰富而详实的史料，以包公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写实手法再现了包公的一生，通过再现真实的包公故事，寻访包公精神的当代体现，让“铁面包公”有血有肉地走向观众，展示了包公的可贵、可敬、可亲之处。这使笔者联想到如今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新时期，党员同志需要继承和发扬包公什么精神?

第一，要营造家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而家风则是每一个人受教育的底色，时间越久，路越长，就越见其重要。和谐温暖的家庭，向上向美的家风，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精华，呈现着厚重的家庭文化积淀和生活智慧。良好的家风犹如无形的财富，支撑一个家庭栉风沐雨、走向辉煌。《清心直道》，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严格的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洁家风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包拯家训中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贼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大意是：包氏后世子孙有做官的，如果胡作非为，贪赃枉法，活着，不得再进家门;死了，不能葬入包家的祖坟。在封建社会制度时，不被族人认同，不得衣锦还乡，不能葬入祖坟大茔，是最严厉的惩罚。可见包公治家之威严，训子之严厉。严厉的家风也是一个家庭灵魂的延续，是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首先要向孩子们宣讲《孟母断织教子》、《岳母教子“精忠报国”》等这些优秀家教故事，引导广大民众从优秀家风家训中汲取培育道德的养分。

第二要不畏权贵。影视剧中，包公都是额头嵌着月牙的黑脸，很多包公庙里的.包公像也不例外，但是历史中一些书籍记述着包公其实是白脸，戏剧、影视剧中的包公，为什么要刻画成黑脸形象。《铁面无私》，在真实历史文献基础上用影视剧手法再现“七弹王逵”、“六弹张尧佐”与“断冷清案”等典型史迹，突出了包拯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敢言直谏、执法如山的可贵精神。当监察官和谏官五年半时间，包拯一共弹劾了61名各级官员，这是他一生重要而闪光的经历。包公以刚正不阿、伸张正义的公正形象而流芳千古，以至于让后人每每遇到秉公办事、为民做主的官员，老百姓大多会用“包青天”等之类言语进行称颂。作为一名合格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继承和发扬包公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无私精神。

第三要以民为本。包拯在以大无畏精神肃贪反庸的同时，又呕心沥血地深察民情为民请命，这类奏议占到全部奏议的1/3。《以民为本》，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展现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当时，赋税名目繁多，最普遍也最难使人应付的是折变、支移以及头子、仓耗。所谓“折变”，是将明文规定征收的物品，按官府临时需要折合成现钱或其他物品交纳。折来变去，官员们从中牟利，纳税人负担加重。包拯得知陈州五县的折变问题十分严重，立即上奏折《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疏》。同时，包拯发现淮南、江浙、荆湖等地同样存在折变问题。他心急如焚，连续四奏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包拯的这些奏议，反映的问题翔实有据，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爱民之心，跃然纸上。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他对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对百姓却心怀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来，百姓也把他放在心坎里。作为一名党员要立足岗位、廉洁奉公，尽职尽责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

《千年包公》观后感800字篇4

按照县纪委的通知要求，我在中央电视台观看了电视纪录片《千年包公》，该片分《清心直道》、《铁面无私》、《以民为本》三级。观看后感触很多。当前，全局上下深入开展廉洁执法工作，恰似给全体公安民警加一道反腐的防护林。既提高了思想认识，又增强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热情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廉洁，一个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清正廉洁、务实为民的官员一直受人崇敬和爱戴，古有诸如包公、海瑞，今有诸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他们的形象深入民心，他们的故事久久传诵。掩卷沉思，留在胸中的不仅仅是一位位廉洁之士的高大形象，还有一股浩然正气。

对公安民警来说，如何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是否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对大家的严峻考验。公安工作有不少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如果将此当成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那最终将踏上不归路。公安队伍需要的是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的正直之警。做为政清廉的民警，还得在自律上把牢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加强学习，筑牢理想信念。在上层信仰上，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深入践行群众路线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筑牢廉洁根基。在现实细微层面，我们可学习身边先进人物的事迹，以此鞭策自己，查找差距，提升觉悟。

其次是要处理好自身的各种关系。在多元社会总少不了形形色色的诱惑，这正是公安民警所面临的考验，这种情形下，在提高道德修养的同时，坚持不受外物引诱，保持冷静头脑与淡泊心境，方可智明而勇猛。要自觉接受各种监督，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使个人利益在保证和发展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来实现，处理好与身边亲朋好友的关系，不教身边朋友以财色之诱拖下水，不教家中亲人恃你手中之权乱纪律，处理好奉献与索取的关系，真正体现出公安民警的气节。

最后是要加强自我约束意识。“勤生明、廉生威”的道理谁都懂，个人的廉洁主要来自自律，只有通过不断的廉政学习教育，才能未雨绸缪，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道阻且远。作为新时期的公安民警，要抵御住横流物欲，做清白之人，美节之士。

廉洁从警，是廉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从践行群众路线的高度，深刻领会廉洁的含义，严格遵守人民警察的行为规范，做到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扎实苦干求发展。我们作为国家公务员，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更应该以廉洁奉公为原则，以清廉纯洁的道德品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做勤政廉洁的排头兵，树立良好的民警形象。

城管千年包公观后感-观后感篇5

包拯知端州时，曾赋《书端州郡斋壁》一首以明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清心才能寡欲，进退不失其正，故谓“治本”。直道而行，光明坦荡，是其“身谋”。包拯本来不以诗作著称，但这首诗却写得正气堂堂，风骨凛然，实可视做包拯立身处事的宣言书，也是其始终不渝的行动指南。

包拯服丧期满，在京城听候派遣官职。当时的官场上，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甚盛，宰相吕夷简的官邸更是门庭若市。包拯和吕夷简有同乡之谊，吕夷简以为他一定会登门求见，却久等不至，后来才知道，包拯到吏部报到后，就直接到天长当知县去了，这让吕夷简很感了一阵意外。从此，包拯在仕途上就沿着这条直道走下去，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共计25年。

25年间，包拯从知县、知州、转运使，直到枢密副使，成为一名执政大臣，跻身于国家最高领导核心，全靠自己闻名朝野的政绩，当然，也离不开比较开明的仁宗皇帝的赏识与支持，正如他的门人张田在《孝肃包公奏议题辞》中所说：“愚谓非会仁宗皇帝至明上圣，有不可惑之聪，公欲必行其道于时，难矣乎!”

25年间，尤其任职台谏期间，包拯弹劾过不少官员，有时也不免因愤激而措词过当，忌恨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他依然在官场上破浪行舟，我行我素，甚至扮演了顶风船的角色，原因就在于自己如清水明镜，个人品格上白璧无瑕，连看不起他“素少学问”的欧阳修，也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赞美“拯性好刚，天姿峭直”，“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包拯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选拔官吏，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深深懂得“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其奏议中具名推荐的，便有孙甫、张环、吴奎、范祥、韩贽、张田、吴及、赵尚宽等人。需要强调的是，他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没有一个被推荐的人是出于个人关系，更不要说拉帮结派了。所以他才敢于在《请复韩贽等台官》中向仁宗保证：“或不如举，臣甘当同罪。”真称得上是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包拯一贯服从朝廷的调遣，当年被视为蛮荒之地的端州(今广东肇庆)，他也甘愿赴任，并做出了出色的政绩。除长子病故，要求回乡任职以便就近照顾家庭外，他从未向朝廷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那七封《求外任》的奏折，是对身为谏官而言不见采的抗议，不在此例。

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最典型的例子是，据司马光《涑水纪闻》所载，他知庐州后，“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戳之，自是亲旧皆屏息”。横行霸道的官员为之收敛，堂舅犯法一视同仁，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包拯曾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发誓做“民之表”，曾留下家训，叮咛子孙务必将清正廉洁的家风一代代传下去：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包孝肃公家训》)

几十年间，除朝廷给予的俸禄外，包拯没有多吃多占过一分一厘。他知端州三年，端州盛产端砚，其前任均借进贡之机，贪腐多达数十倍于贡品之数的.端砚据为私有，除个人享用之外还馈送权贵，大搞不正之风。包拯却一改前规，下令制砚数量不得超过进贡之数，离任时“不持一砚归”，从此成为载誉史林的佳话。

这段佳话虽然载在《宋史》，其真实性如何本来亦无法完全确认。但有意思的是，上世纪70年代，安徽省博物馆在发掘包拯及其家族墓群时，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非端砚，这真不啻为这则历史佳话的可靠性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佐证。

嘉祐七年(公元1062)，包拯在枢密院处理政务时突然发病，自此卧床不起，一代名臣，与世长辞。

包拯精神产生在特定的地域、时代、社会、阶级中，但由于这种精神具有历史的先进性，有历史先进性的精神总是具有难以磨灭的光辉，所以，它就和大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超越了时空，乃至超越了阶级，称得上是历久而弥新了。

弹指一挥间，100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制度性的建设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但在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包拯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不论为官还是为民者的普遍敬仰。包拯及其包拯精神似乎并没有过时的迹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就是这种精神的回响，就是这种精神的光辉的闪耀。公明廉威、勤政为民，既是全社会的政治诉求，也是执政者需要再一次拾起的历史文化遗产。

《千年包公》观后感篇6

——观《千年包公》有感

《千年包公》分三集，分别是《清心直道》、《铁面无私》、《以民为本》。

为人之道——清心直道。所谓清心，指心地恬静，居心清正，少生欲念；直道，意为不偏不倚，公平公正。清心治本，直道处世。这是包公一生为人为官的座右铭。包拯39岁写下明志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作喜，草尽狐兔悲。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包公之所以有如此坚实的人格信仰，志存高远，全赖于“忠、孝、廉”的良好家风。所以树立良好家风极其重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一名公务员，我定当自觉修身，严于律己，时时以清心要求自己，行直道。

为官之道——铁面无私。从古至今，经过人们的神化和戏化，包公从白脸演变成了“黑脸”。民间流传“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体现了包公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的形象深入人心。包公认为：法者，乃国家之重器。任何人不得越法而妄为。法律必须是公正无私的体现，公是法的灵魂，只有去私才能做到执法公正。作为一名公务员，我将牢记“包弹”精神，秉承廉洁作风，本着公正之心，严格依法依规做好每一项工作。为民之道——以民为本。在《开封府题名记碑》上找不到包公的名字，原因是“独包孝肃公，姓名常为人所指，指痕甚深”。这恰恰体现了包公亲民、爱民、为民请命，心中有百姓，所以深得百姓喜爱。包公到哪里当官，就在哪里打井，反映了他做什么事情都先为方便百姓。他离开端州往别处上任时“不持一砚归”，并要求手下的人“再小的礼物，也不能动”。包公一生所断的案中，当属“断牛舌案”和“匿金案”为经典。这两件案得以迅速破案，不仅因为包公判案的智慧，而且还有赖于他对民情的了解。作为一名公务员，我必谨小慎微，矜于细行，心系群众，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切身处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包公观后感600字篇7

5月23日上午，廉政文化传播与建设创新暨“包公杯”经验与启示研讨会举行。会议通报了第四届“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名单。中央纪委宣传部正局级纪检监察专员阎群力，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董耀鹏，中国曲协副主席马小平;省纪委副书记车建军，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张志宏等出席会议。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黄群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汪学致致辞。相关领导、专家学者、曲艺演员和作者在会上作了交流研讨。

据悉，由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共合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主办的第四届“包公杯”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终审结果已产生。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下，经过初审、复审、终审三轮遴选，最终产生一等作品2篇、二等作品4篇、三等作品8篇和优秀作品18篇。相关优秀作品还将于5月24日下午在合肥大剧院集中展演。

汪学致说，我们连续举办四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屡创征稿数量、曲种之最，在全国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向全国人民宣传了包公清廉文化，展示了合肥建设发展成就和廉洁、文明、高效的新风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弘扬正气、鞭挞腐朽，营造“尊廉崇廉倡廉” 的社会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包公观后感精选500字篇8

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说明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对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对百姓却心怀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来，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历史的依据，纵观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民为本，体恤民情。

民本思想是我国古代先贤提出的治国理念，历史源远流长，自从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来，“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将国家的命运与民心向背联系起来。儒家先哲提炼和升华了这种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学说。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如果“大本不固，则国家从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大缓吾民以安天下”。从这一理念出发，包拯经常深入民间，体察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并极力主张节省国家费用，要求减冗吏，减冗兵，减修建，省奢侈。包拯还将这一理念体现在立法上, 并落实在其司法、执法的实践中。他认为立法应当贯彻“公私利济”，“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的原则，并以此来修改旧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减轻灾害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田赋，对重灾区要罢除一切无名科率，减免百姓对官府的积欠，并开仓济贫等。

(二)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时，就写下一首“明志诗”，诗曰：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这也是包拯流转下来的唯一一首诗，可谓吉光片羽，却成为包拯一生为官做人的光辉写照。这首诗是写在包拯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郡守府第的墙壁上的，据《宋史》记载，端州因出产“端砚”而闻名天下，常要向宫中进贡。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机会额外索取，以赠权贵，数量有时超过进贡的数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严格按进贡数制作，自己不持一砚归。包拯死后，宋仁宗亲自到包拯家中参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饭食，虽贵，如初宦时”，更是感慨不已。当时朝廷对他的评价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在包拯《墓志铭》中称其“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白始及终，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欧阳修尽管与他政见有所不合，但对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赞佩，称其“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

包拯不光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亲属要求也是非常严厉的，他在晚年时立家规:“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家风》中就说到：“龙图懿范九州颂，孝肃家风万世传。”而对于自己亲属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绝不轻饶。包拯是庐州人，他在任庐州知府时，包氏家族的一些亲朋故旧以为可以仗势为所欲为, 结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饬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亲自审讯，重重地处罚了堂舅。京剧有一出传统戏《铡包勉》，就是依据包拯处罚亲友的史实所编。

(三)不畏权贵，严惩贪腐。

包拯痛恨贪官，他曾给宋仁宗上过《乞不用赃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贪官、赃官，要“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以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 ”[9]为了施行这一原则，包拯不惜犯颜直谏。当时,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屡受恩赏、加官晋爵，甚至于一日之间连授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四项官职，主管全国财政大权，他在任职期间，欺上瞒下，玩弄权术，鱼肉百姓。对此，包拯极力反对，曾三次上疏弹劫他，尽管宋仁宗执意庇护张尧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张所担任的官职，包拯也为此得罪宋仁宗被调离京城达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监察御使时，曾经连续参掉两个违法乱纪的高官。一个是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剥百姓，逼得人们逃入山洞。为此，包拯一连七次上奏弹劾他，迫使皇帝罢了王逵的官。另一个是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在任期间贩卖私盐一万多斤。

(四)明察善断，制止冤案。

包拯在处理案件时非常重视逻辑推理等司法技术的应用，表现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据《宋史》记载，包拯颇善鞠狱，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长知县时就体现了出来。一天，有一农民的牛舌夜间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对那农民说，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割牛舌的人就会出来了。农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话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状告这农民私宰耕牛，包拯说：“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盗惊服，只得承认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认为,要实现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断各种诉讼案件，各级长官的选择就非常垂要。精选慎择是包拯一贯的主张，他极力反对县令和地方官吏的轻授轻任。在摆拔任用官员中他特别反对两种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赃滥之人。针对当时酷吏严刑造成许多冤狱的情况，包拯主张加强司法监察。他曾给宋仁宗上《请令提刑亲按罪人》的奏折，批评国家虽设“按刑之司”(类今检察院)，以纠郡县“刑罚冤滥”，然“大狱出入，未尝按问，细故增减，即务举劾”，是“小过必察，而大罪不诃”，提刑司见某郡县有未断之重罪，就“迁延引避”，“窃恐天下刑狱，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当时之所以出现大量冤狱的原因是：一是郡县长吏不得其人，“不辨虚实”，因偏听偏信、主观武断所造成;二是缘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贤、挟私报复或贪赃枉法所致。为防止和减少冤狱，他主张必须知人善任，“进用贤隽，斥去形迹之弊，以广公正之路，判忠佞，抑侥幸，察左右爱憎之说，延中外谠直之议，对关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议应委提刑司“亲往审问决断”，以此来保证狱案的明断。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现代启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包拯的清廉官德对当下的为政为官者，特别是对于我们身兼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惩治贪腐的检察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一)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培养清廉品质。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贪腐是最大的贪腐，司法活动的特殊地位对司法人员的清正廉洁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贪腐腐化成风的北宋社会中保持了清廉，才赢得了当时及后世民众的敬佩。作为检察官，必须按照“坚持执法为民，紧紧依靠人民，维护人民权益”的要求，切实践行执法为民的宗旨，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培养清正廉洁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检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气壮地直面社会上的一切肮脏和丑恶现象，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

(二)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案观念，提高专业素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问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在确保法律公正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完成宪法法律赋予的神圣使命，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依法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法律尊严和法制权威。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既是人民司法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也是广大检察干警必须树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为作为一种专业性较强的活动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伟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断案技能之上的。现阶段，坚持依法办案，维护公平正义，要求广大检察干警不仅能够熟练掌握法律知识，领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够洞察世事人情，科学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找准法律与个案之间的最佳契合点，从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胜败皆服”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执法行为，做到严于律己。清官和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台上的孪生兄弟，从这一角度辐射，这条启示是清官廉政思想的反面借鉴，因为今日中国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个民主和法制渐进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标迈进，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洁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者人人皆为清官。这就要求我们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务人员加强官德修养，更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国家-书记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不仅如此，作为身负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官，不但自己要严于律己、规范执法，更要约束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能“灯下黑”。这要求检察官不仅本人要带头遵守《检察官法》《廉政准则》等法律法规，还应要求“身边人”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以互相监督、互相促进。

四、结语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冤假错案集中出现，如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奸污案等，给我们的检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曹建明检察长强调要从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件和近期发现的冤假错案中进一步认真剖析和反思，切实做到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因此，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的大门之外。这要求我们的法律监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样坚持以民为本、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明察善断，才能切实制止冤假错案的出现。

包公案读后感篇9

包公审驴主要讲了穷人王五，有一匹驴，有一次它上小市镇上，卖东西回来一看，驴变了，于是他去报了案。包公把驴关起来让它不吃不喝三天。三天一过，包公把驴子放出来用板子打，然后驴跑出公堂到了一户人家。包公等人抓住了小偷把驴归还给王五。这个故事之中最精彩的是：包公让驴子带上驴套不吃不喝地关三天。所有的百姓都很奇怪，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包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三天过了，包公把驴放出来打，结果驴跑到一户人家终于抓住了小偷。

包公审石头主要讲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上街卖货物，卖完了以后，在一个石头上睡着了，醒来以后自己的钱都不见了。男孩十分伤心地哭了。包公问怎么了，男孩哭着说有人偷了他的钱。包公叫人把男孩坐的石头搬回祠堂。审问又是抽又是打，石头就是不说，于是，包公让所有人都投一文钱。最后有一个人的钱有油，包公立即就抓住了小偷。